柴智慧[1]2014年在《农业保险的农户收入效应、信息不对称风险》文中认为近年来,农业保险作为一种被WTO“绿箱政策”所允许的可分散风险、弥补损失的非价格农业保护工具,日益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10个“一号文件”均提出要加大对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逐步建立健全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特别是自2007年起中央财政开始按照WTO协议中有关政府可在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以支持本国农业发展的要求提供保费补贴,我国农业保险呈现出蓬勃快速的发展趋势。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保费补贴的首批试点地区之一,农业保险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自2007年到2012年,内蒙古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4.33亿元增加到19.21亿元,增长3.44倍；各级政府保费补贴从3.37亿元增加到17.38亿元,增长4.16倍,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无疑是内蒙古农业保险蓬勃快速发展的重要推手。然而,大量的财政保费补贴资金是否可以实现农业保险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现行的农业保险在开展中是否存在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不仅是对中国特色农业保险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也是为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甚至整个中国的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综合运用微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以内蒙古六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为研究对象,对该项支农惠农政策的福利效应和运营风险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以试图解答两个研究问题：(1)农业保险是否具有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若有,则其政策效应是否己真正落实到受益主体农户身上?目前,影响农业保险政策效应发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其形成原因又是什么?(2)在现行的农业保险制度下,农业保险在开展中是否存在运营风险,或者说,行为主体是否存在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行为?如果存在,如何规避?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陈述如下：内容一：农业保险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研究。从理论上看,农业保险可以降低农户收入波动,具有减轻农业风险、弥补因灾损失、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然而,基于微观农户样本数据,本文分别采用倍差模型、匹配模型和匹配倍差模型对农业保险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内蒙古现行“低保障、广覆盖、低保费、低赔偿”的农业保险制度下,该项支农惠农政策尚难以发挥其稳定农户收入的福利效应。内容二：农业保险中“协议”理赔的成因研究。研究发现：“协议”理赔是影响农业保险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真正落实到受益主体农户身上的直接因素之一。内蒙古农业保险开展中“协议”理赔模式的产生既是政府、农户、保险公司叁方行为主体由于地位不对等而导致的各自利益低水平均衡的结果,更是叁方利益相关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所做出的现实选择,具体表现在农户的效用最大化与其弱势群体地位的不一致,政府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让位于保持政策持续和社会稳定,保险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与其基层组织体系建设的不匹配。内容叁：农业保险中叁方行为主体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研究发现：在内蒙古现行的农业保险制度下,农户、政府、保险公司叁方行为主体均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其中,农户的道德风险问题可分为农户事前消极防损与事后怠于减损的不积极行为和农户事前骗保与事后骗赔的保险欺诈行为两类。叁方利益主体均存在道德风险问题的现实原因是投保农户的认知偏差和侥幸心理,保险公司的利益驱使和机会主义,政府部门的认知误区与监管缺位；同时,道德风险不仅会使保险公司的业务拓展受挫,而且会造成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资金流失。然而,基于农户视角的实证检验却发现,无论是在种植业保险市场还是在养殖业保险市场,在内蒙古现行“低保障、广覆盖、低保费、低赔偿”的农业保险制度下,投保农户均不存在事前消极防损和事后怠于减损即事前与事后的不积极行为的道德风险问题,但存在事前骗保与事后骗赔等属于保险欺诈范畴的道德风险问题。内容四：农业保险中农户逆向选择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农业保险市场中农户逆向选择的产生机理是投保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风险差异的客观存在和保险公司根据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平均损失概率厘定保险费率；深层根源则是农业保险标的的特殊性,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不足以及部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存在偏差。如果农户的逆向选择行为非常严重,则会导致农业保险市场的风险累积和供求失衡。另外,基于微观农户视角,采用非参数分析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对农户在内蒙古现行“低保障、广覆盖、低保费、低赔偿”的农业保险政策实施中是否存在逆向选择行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农户确实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但其并不严重；原因可能是目前内蒙古农业保险理赔中“协议”赔付的广泛存在和政府对农户的大规模保费补贴。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本研究对农业保险中“协议”理赔的概念、表现、后果及其成因给予系统论述,同时对农户、政府和保险公司叁方行为主体道德风险和农户逆向选择的形成机理及其危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消除“协议理赔”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可以完善农业保险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其次,在实证研究方面,本研究应用农户层面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业保险是否具有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识别现行农业保险制度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风险,研究结果可以为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评价农业保险的政策效应和判断农业保险的运营风险提供更为稳健的、可靠的决策依据。
秦海旺[2]2012年在《内蒙古农业保险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保险的大力发展，对于提高农业抵御灾害事故能力，保证农业和粮食生产安全，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完善我国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以国内外相关农业保险理论为基础，调查研究内蒙古农业保险的变迁的历史轨迹，实地调查分析内蒙古农业保险的农户需求，横向和纵向分析内蒙古农业保险现状，探析制约内蒙古农业保险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完善内蒙古农业保险的具体对策，为内蒙古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产值，服务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决策参考。本文阐述了农业保险研究的背景及现实意义，提出了农业保险发展的技术路线，思路与方法。概述了农业保险的相关概念、功能与作用。回顾了内蒙古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以实证调查为基础对内蒙古农业保险的农户需求进行了调查分析，为内蒙古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提供现实依据。本文分别以美国、日本、菲律宾和法国四个国家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进行分析，系统从各个不同国家农业保险发展背景、发展历程、运行模式的变迁、主要做法和现有农业模式经营特点进行分析。结合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及相关理论基础，通过以下创新性路径对内蒙古农业保险的发展予以分析和研究：从内蒙古农业保险横向和纵向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和现存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对内蒙古农户农业风险偏好实证分析，运用农业保险分摊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基本意向和投保意愿进行前后对比，得出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的风险的规避程度不断增强，对保障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地区的农民2005年和2010年数据对比分析农户对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种类变化、对农业自然灾害损失程度估计变化，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266户调查问卷得出影响农户对农业保险满意程度的因素；结合近年内蒙古农业保险监管实践和基层调研所获，通过对内蒙古农业保险发展的路径进行梳理，提出了对改进自治区农业保险制度发展进行模式转换和政策调整，即农业保险应当采取以下两种经营模式：一是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直营模式，二是政府主导下的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模式。两种模式都需要作社会动员，网络和宣传起很大的作用。
高炜[3]2004年在《内蒙古农业保险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是国家保证农业稳定发展的一项重要保护措施。内蒙古农业保险自1985年恢复试办以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然发展迟缓，农业保险保障服务远远落后于农业生产的需求和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研究内蒙古农业保险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内蒙古农业保险发展的战略环境既存在机会也存在风险，影响因素主要有：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特征、农业资源状况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损失的保障状况、法规和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入世及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内蒙古农业保险发展的战略条件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主要有：农业保险的自身特点、内蒙古农业保险的发展状况、经营模式的探索及运行的主要矛盾。内蒙古农业保险发展战略的选择，就是要以内蒙古自身条件为基础，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内蒙古当前形势下发展农业保险要以地方政府为依托，最终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内蒙古农业保险发展的战略方案包括：积极创造条件，为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打好基础；确立完善的内蒙古农业保险发展体系；争取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扶持力度；内蒙古农业保险发展的产品策略、营销策略、特定经营策略和专业技术策略。
刘玉春[4]2014年在《金融效率视角下的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研究》文中提出加快科学发展,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是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要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的目标,需要全社会多方面的支持与配合,更需要一个良好和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强有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在满足农业、农村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促进农村生产力的提高,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还不能完全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领域并没有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支持,―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在农村金融领域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反思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目标和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取向,基于金融效率视角构建以政策导向和市场化运作为基本原则的农村金融体系对于促进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突破了以农村金融风险和农村金融功能为视角的传统研究范式,基于金融效率视角紧紧围绕―构建高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证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问题,在具体研究中不纠结于―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这一问题,在肯定农村金融的促进作用前提下,着眼于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等宏观角度来探讨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农村金融促进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模式。论文在把握国内外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现代金融发展的主要理论和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流派,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发现农村金融一直是服从和服务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外生品,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战略长期被轻视和忽视,农村金融机构被撤并,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导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恶化,农村金融出现了严重的功能缺失与服务缺位。在此基础上,论文运用全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从作用机理和实证计量两方面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因果关系,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和对农民收入的拉动作用。基于协整理论构建了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多变量VAR模型,并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法分析了叁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关联性和影响程度。这既是对以往农村金融发展政策和农村金融改革效果的一次全面总结和评价,又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效的金融供给对于农村地区的的经济增长、人民增收和区域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亟需一个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来动员资金并促进农村资本形成以有效解决日益紧迫的―叁农‖难题。基于效率视角来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现有农村金融体系功能,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促进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
伊莉娜[5]2012年在《中俄农业保险制度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业保险的发展。发达国家以此来保障农民收入稳定,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手段。而发展中国家则将农业保险作为稳定粮食供给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农业保险政策,其粮食的供给就会成大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农业保险是国家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救济、农业贷款、农产品价格保护、国民福利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支持农业生产,稳定农民收入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农业保险的作用不容忽视,这是经营农业保险取得成功的思想基础。现在对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农业保险的现代化和高效管理是一个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俄罗斯拥有世界人口的2%,世界淡水的9%和9%的世界耕地。有大约2.55万农业生产者,农民超过28.5万和2.28万个私人农场。在俄罗斯的农业保险市场的容量是10至12亿万卢布,虽然市场潜力的50-60亿万卢布。俄罗斯希望加入世贸组织,因此特别重要的是这个研究的相关性。
徐慧[6]2014年在《中国人保财险内蒙古分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保险市场是目前保险学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作为一种新兴产品,如何经营发展更能适合我国的国情,已成为众多学者争相研究的课题。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农业保险的代办机构,其业务发展及经营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本论文在目前农业保险市场发展的背景下,翻阅大量参考文献,参考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以内蒙古人保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实地了解理清内蒙古人保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在梳理其现状的基础上,利用第一手数据,采用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分析方法,分析出人保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为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对发展现状及经营效益的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内蒙古人保公司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最终为公司未来农业保险业务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徐全忠[7]2013年在《主体功能区视阈下内蒙古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关系国民经济安全与发展,其可持续发展事关农业现代化进程,事关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国家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不但是国家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业经济发展地带。内蒙古在我国历史上是农牧业大省,有着悠久的游牧历史和得天独厚的发展农牧业的自然地理条件,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乳类、肉类商品供应基地。本文从主体功能区视角,结合农业生态学、可持续农业理论,立足于内蒙古农业发展现状,一方面深化主体功能区与可持续农业理论研究,强化其实践应用,另一方面提升内蒙古农业空间开发综合效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首先,丰富了主体功能区理论,厘清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义,阐述了主体功能区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机理。首先,从主体功能区提出的历史渊源出发,阐述了我国空间经济战略演变历程以及主体功能区出台过程,论证了主体功能区的基本内涵、特征、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区域政策体系。其次,探寻可持续农业的学理基础,从可持续农业的内涵、目标、原则及其评价把握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义。最后,从限制开发区域与农业主产区间的关联关系、主体功能区与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间内在的相关性角度阐述了主体功能区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其次,指出了新时期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揭示并验证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与农业空间开发综合效率的关联。全面系统分析内蒙古农业发展现状后,对新时期内蒙古农业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进行了论述,并对内蒙古可持续农业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进行了梳理阐述。通过对内蒙古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农业空间开发综合效率评价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验证并揭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与农业空间开发综合效率的内在一致性。最后,提出主体功能区视角下完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从农业发展定位、可持续农业发展目标到优化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再到完善内蒙古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较为系统的给出主体功能区视角下完善内蒙古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的政策建议。
赵羽[8]2015年在《需求抑制、供给抑制：转型期的农村金融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部门间的相互博弈日趋明显,越是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越容易陷入金融抑制和经济停滞的泥潭,而我国农村地区基础薄弱、发展落后、“叁农”问题突出、资本资源配置效率低、融资制度安排不合理,更为农村金融抑制的产生提供了便利条件。金融抑制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和制约的辩证关系,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更应优先发展金融业,通过实现农村落后地区资本的合理配置来打破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怪圈,农村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供给先行的原则保证涉农贷款需求,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实现“叁农”发展的资本积累,农村金融机构也要提高服务质量、加快自身改革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本研究是基于对内蒙古农牧区的调查展开的,欠发达的北疆区域正处在城镇化转型时期,对于农村金融来说既有发展机遇又面临着挑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资金需求量的增加会更加明显,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也对农村金融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资金贫血”问题依然突出,农村有效需求难以甄别,城镇化的发展战略要求农村金融克服困难,充分发挥城镇化转型所需资金配置的功能。当前,内蒙古农牧区金融面临着来自于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农村金融发展受到了抑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农村金融改革与深化,一方面加强政策性支农力度的提升,另一方面放宽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实施县域金融机构可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目的都是为了增强农村金融市场活力,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的局面。但是,这种改革的效果很不明显,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问题丛丛,例如：农村金融组织吸收的储蓄存款“偏农离农”现象依然严峻,抽水机式的将资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造成农户和农村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增加,金融市场的供给不畅迫使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有效金融需求流产；农村金融机构缺乏创新性,金融产品较为单一,农村金融信贷技术的缺乏等等。本文研究发现转型期的农牧民金融需求具有小额性、分层性、零散性、多样性、民生性和非农产业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正好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客户选择标准是相悖的,严格的客户甄别使低质的农牧户需求受到正规金融的排挤,另外,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和农村主体有效需求乏力是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在面临制度或经济转型的良好发展机遇时,要深入剖析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因地制宜地搭建适合于区域特征的农村金融架构的建议,针对我区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提出构建以农业发展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农业保险为主的适应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多层次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并且要加快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化进程,使其真正成为农村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与正规金融一道为“叁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张旭光[9]2016年在《奶牛保险的减损效果及对养殖户行为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奶牛保险作为一种分散奶牛养殖风险和养殖损失的非价格保护工具,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我国自2008年开始正式实施政府保费补贴的奶牛保险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保险手段建立疫病和自然灾害的风险防范机制,减少养殖户灾后损失,稳定养殖户收入,调节并促进养殖户的养殖行为,保障原料奶的稳定供给。然而,奶牛保险政策的减损效果究竟如何?奶牛保险政策的实施对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行奶牛保险政策还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在我国奶牛保险政策发展初期和当前奶牛养殖业迫切需要一种有效风险分散工具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选取我国主要的奶牛养殖区域—内蒙古自治区作为研究区域,在当前“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低保障、广覆盖”的农业保险制度下,基于内蒙古奶牛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从奶牛保险政策的实际减损效果和对养殖户生产行为影响两方面,评价与检验现行奶牛保险政策是否具有稳定养殖户奶牛养殖收入和保障原料奶供给的功能,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结合国外奶牛保险发展特点,从奶牛保险制度设计、保险产品创新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奶牛保险政策体系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对应的结论如下：(1)养殖户对奶牛保险政策减损作用的主观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本文基于养殖户的调研数据,运用比较分析法研究考察不同特征的养殖户对当前奶牛保险政策减损作用的主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应用有序Logit模型识别影响养殖户奶牛保险减损作用评价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养殖户对现行奶牛保险政策减损作用的整体评价较高,但不同个人特征、经营特征和风险特征的养殖户所表现出的主观评价具有明显差异性；养殖户是否为管理人员、有无贷款、奶牛养殖规模大小、奶牛死亡比例以及养殖户对奶牛保险保障水平的认知是影响其奶牛保险减损作用评价的显着因素；养殖户的受教育水平、奶牛养殖年限和奶牛养殖收入对其评价奶牛保险减损作用的影响不显着。(2)奶牛保险减损效果的客观实证检验。从理论上看,政府财政支持的奶牛保险政策具有降低和分散养殖户奶牛养殖死亡损失的作用。然而,基于微观养殖户数据,应用倍差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模型对奶牛保险的实际减损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当前只针对“保险合同内约定的奶牛死亡事故”,按“低保障、广覆盖”的原则,进行“奶牛生理价值损失”赔付的奶牛保险政策,尚难以显着降低参保养殖户的奶牛死亡损失,现行奶牛保险政策所发挥的客观减损作用有限。(3)奶牛保险对养殖户养殖规模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奶牛保险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养殖户奶牛养殖行为的比较优势,激励养殖户扩大奶牛养殖资源投入,增大奶牛养殖数量,促进奶牛养殖规模化发展。为准确估计奶牛保险政策对养殖户奶牛养殖规模决策行为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应用普通线性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奶牛保险政策是否会影响养殖户的养殖决策行为。结果显示,奶牛保险政策对养殖户奶牛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另外,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养殖户是否存在贷款、每头奶牛的饲料投入和牛奶平均市场售价对养殖户奶牛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养殖户的年龄和是否有其他收入对养殖户奶牛养殖规模的扩大产生了显着负向影响。(4)奶牛保险对养殖户风险防控要素投入的影响研究。养殖户的风险防控要素投入行为是养殖户生产行为的又一重要表现。从理论上看,养殖户在参加奶牛保险后,考虑到保险的损失支付功能,可能会减少风险防控要素的投入量。然而,进一步应用OLS模型和TEM模型两阶段回归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现行奶牛保险政策对养殖户风险防控要素投入的影响并不显着,即养殖户参加奶牛保险后,并不存在消极进行风险防控,降低养殖风险防控物质资本投入的道德风险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本文从奶牛保险减损效果及奶牛保险对养殖户生产行为影响角度,对奶牛保险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基于内蒙古奶牛养殖户的调研数据,进一步对当前奶牛保险政策的实际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研究内容极大丰富了目前国内奶牛保险相关实证研究；第二,本文根据内蒙古现行奶牛保险制度特点及奶牛养殖实际,获得一些新的发现：由于奶牛保险政策在“保险责任范围”、“保险保障水平”等环节设计存在的局限性,当前奶牛保险政策所发挥的客观减损作用有限,但作为国家目前稳定实施的一项支农惠农政策,奶牛保险政策有助于增强养殖者从事奶牛养殖的信心,并且,养殖户参加奶牛保险后,并不存在消极进行风险防控的奶牛养殖行为。上述研究发现,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与了解我国目前奶牛保险政策的本质,有利于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奶牛保险政策提供正确的决策支持。
顾莉丽[10]2012年在《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创造了以世界9%左右的耕地、6%左右的淡水,养活占世界20%左右人口的奇迹。虽然中国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还不稳固,随着惠农政策边际效应的递减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形式的变化,中国粮食生产情况还不容乐观。粮食主产区是中国商品粮生产的核心区域,对确保国家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旦粮食主产区出现问题,就会直接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这种变化是自然、经济、科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乃至在未来都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从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与粮食安全相结合的视角切入,揭示中国粮食主产区历史演变的特点与原因,探讨粮食主产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工业化进程中基于比较利益的粮农种粮行为选择,探索在粮农收入构成中粮食收入不断下降情况下,农户投资粮食生产的动力机制,为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建立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共分为八章,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为本文的导论。阐明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评述,界定论文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围,并对本文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阐述。第二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从分析中国粮食主产区演变的历史进程入手,概括总结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化的特征,实证研究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探寻带来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生产格局和流通格局两个方面。从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变迁看,全国粮食生产区域由南方持续向北方转移,由东部、西部逐渐向中部推进,其中东南沿海区粮食生产急剧萎缩,东北区和黄淮海区形成了全国粮食增长中心,粮食主产区的边界明显地呈现出缩小趋势。从中国粮食流通格局变迁看,伴随着粮食调运由计划调拨到市场调节的变化,中国粮食流向流量发生了由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的转变。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变化表现出显着特点：第一,粮食主产区在空间上相对集中；第二,粮食生产与人口分布的地域分异加剧；第叁,粮食主产区向经济滞后区域集中；第四,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加大。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变化是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而发生的,这种变化的形成包含着复杂而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多重原因。第一,种粮比较效益相对低下是粮食主产区萎缩的基本原因；第二,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区域差异性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重要原因；第叁,人地矛盾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客观原因；第四,社会需求拉动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市场动因；第五,农业科技进步为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提供了推动力。第叁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差异分析。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目前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区域经济差异进行综合评价。其次,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分别从粮食生产能力和商品化程度两个方面对粮食主产区的内部差异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内部各省(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呈现出梯度特征,其中江苏、山东、辽宁和河北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粮食主产区平均水平,其它9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粮食主产区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其粮食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值得关注的是四川、湖北两省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粮食商品化程度显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叁省(区),其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倍以上,说明我国主要的商品粮输出省份粮食生产的稳定性极差。第四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面临的问题。目前,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主要面临着粮食主产区利益流失、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粮食流通体系不顺畅、土地经营规模狭小粮农种粮行为的工业化“效应”凸显等问题。第五章为工业化进程中农户种粮行为实证分析。结合研究目的,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根据实地调研情况,首先运用VAR模型以浙江省为例分析工业化进程中农户的“轻粮”行为。其次运用Logistic模型以吉林省为例分析工业化进程中粮食主产区农户种粮意愿的影响因素。最后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选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与其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据此对未来种粮行为进行预期。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农户而言,相对收益的变化是影响种粮行为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户种粮行为具有负效应,即在工业化充分发展的条件下,随着土地外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农民种粮积极性将明显下降。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前期阶段的农户而言,种粮决策者的年龄、种粮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粮食价格、农资价格、种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粮食补贴政策等因素都会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影响。其中种粮决策者的年龄、粮食价格、种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种粮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农资价格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负向影响。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农户还是处于工业化中前期阶段的农户,相对收益的变化对其种粮行为均有重要影响。通过预测得出：当粮食主产区农户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下降到1/5时,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占其总支出的比重只有1/10左右,说明在这一“时刻”,农民不再关心土地的收益甚至会发生弃耕行为。第六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粮食主产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因此有必要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政策进行回顾、梳理和评价,提出调整与优化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的措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国家围绕生产要素、生产主体和产品市场从资源保障、物质装备、科技支撑、生产经营、收入支持、风险抗御、加工转化和市场调控等方面搭建起了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现阶段,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无论在政策内涵上,抑或是在外延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和发展。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与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相比,仍存在政策补贴标准偏低,支持力度不够；政策利益主体多元化,执行成本较高；政策功能不强,支持体系不健全；配套政策不利于调动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政策忽视了粮食主产区经济的全面发展等问题。为了促进粮食生产长远稳定发展,构建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必须建立稳定而长效的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扩大政策支持范围,转变政策支持方式。第七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预期。要实现粮食主产区的健康发展,必须结合粮食主产区发展的现实和未来的需要,科学确定粮食主产区的战略定位,制定粮食主产区的发展目标,明确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为此必须要强化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要素基础,不断加强自然基础要素,增加人工投入要素,提升效率要素等。第八章为本文的结论与建议部分。在对论文研究结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本论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次分析国家、地方政府、农民经济利益及其行为相互影响关系,从多视角探讨粮食主产区变迁问题。从综合经济实力、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商品化程度等角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目前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内部差异进行分析,以期对未来粮食主产区的发展定位提供理论依据。以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民兼业化程度的提高,粮食生产的商品意义和收入意义越来越淡化,粮食主产区农民会演化成较严重的“轻粮”行为为背景,探讨未来如何调动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从学术价值、理论意义看,这是基于新的视角关于粮食主产区确保粮食安全研究的理论探索。从实践意义看,本论文对巩固和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粮食主产区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农业保险的农户收入效应、信息不对称风险[D]. 柴智慧.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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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蒙古农业保险发展战略研究[D]. 高炜. 内蒙古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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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人保财险内蒙古分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发展研究[D]. 徐慧.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4
[7]. 主体功能区视阈下内蒙古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徐全忠. 武汉理工大学. 2013
[8]. 需求抑制、供给抑制：转型期的农村金融研究[D]. 赵羽. 中国农业大学. 2015
[9]. 奶牛保险的减损效果及对养殖户行为的影响[D]. 张旭光.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6
[10]. 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研究[D]. 顾莉丽. 吉林农业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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