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智华[1]2017年在《毛泽东实践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主观见之客观的活动。毛泽东实践观是毛泽东对实践问题的哲学理解,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在中国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系统化的主要标志。主要包括对实践的概念、基本形式、特征以及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毛泽东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中国传统知行观相结合的产物,从而具有了双重的文化性格,同时又深深扎根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之中,从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同时,毛泽东实践观形成、传播,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实践观有着丰富的内涵,同时具有自身的理论特点,特别是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认识的总过程和总规律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本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分析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重点难点与创新点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等等。第二部分探讨毛泽东实践观的理论来源问题。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同时,吸取了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又深受湘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毛泽东实践观。第叁部分主要探讨毛泽东实践观形成的历史条件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毛泽东实践观形成的影响,以及中国革命复杂环境下又为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提供重要历史条件。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毛泽东的很多着作中,都闪烁着毛泽东关于实践观思想的光芒,而《实践论》是毛泽东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哲学着作之一,它的诞生标志着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第五部分论述毛泽东实践观的主要内容以及特点。毛泽东实践观的内容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根据地建设、军事斗争的着作中已经初见雏形。在《实践论》中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表达了出来,并在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发展。第六部分探讨毛泽东实践观的当代价值。毛泽东实践观所蕴藏的哲学道理,特别是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以及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在当代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所在,是我们必须坚持和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同时,必须坚持用辩证的认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特别在个人的实践中必须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吴亚南[2]2015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观研究》文中提出实践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特征的概念,从哲学层面讲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和历史性的价值创造活动,这种对象化的价值创造活动是主体与客体、理论与现实、感性与理性、能动性与受动性、限定性与超越性关系辩证统一的历史性活动,其根本目标就是不断推动社会向和谐良善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人类主体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的过程就是批评主体以文学为中介与客观现实世界展开对话、施加影响的历史过程。可以说,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近现代中国国情、具体文艺活动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生成与建构出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观内涵也就是在这种历史演进中不断得到拓展、深化和具体化的,最终表现出它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除导论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五章来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思想内涵、形态特征。第一章围绕实践范畴对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实践观与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了历史性的考察。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真正把实践概念纳入哲学思考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自身构成目的的行为,它是以行为自身为目的,主要是指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亚里士多德之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都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实践的理论。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实践观,使人的实践与存在论问题联结了起来,将实践活动提升到人的存在论意义的高度。简言之,西方实践观的发展历史,既具有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也有它问题框架不断经历转换的复杂演变过程,即实践与存在、实践与自由、实践与理性、实践与理论、实践与主体,这些基本概念的问题演变历史。只有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实践哲学那里才真正解开了实践的本质之谜,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变革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哲学形态的根本变革,即实现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变；二是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即从理论的思维方式向实践的思维方式转向；叁是哲学本体论的革命性转换,即从实践的认识论到实践的生存论转向。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内涵可以从叁个维度来探讨,一是实践是主客体的双向建构活动,二是从辩证唯物论角度明确实践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优先性地位,叁是实践的价值维度,重视个体的伦理关怀。正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马克思所建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确立了实践的本体论地位,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理论哲学思维,是对传统哲学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其理论目标就是通过哲学的世界化、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把人从奴役的社会处境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有重要阐发。第二章探讨马克思实践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质内涵的生成。从时间上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表现为一种作家本位的启蒙实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体现出重视无产阶级大众的过渡性实践思想特点,这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初步确立。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之后,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形成了人民本位实践观,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思想体系的成熟。从话语逻辑的实践特征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表现出对阶级感情话语、革命伦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强调。在话语的形态表现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突出实践指导意味的政策性话语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思想的形成不仅是在历史的实践选择中形成了以人民本位实践观为代表的历史形态,而且在自身的理论逻辑建构过程中形成了强调实践的认识论、关注实践主体问题、重视实践的政治伦理问题等叁个方面的理论形态特征。第叁章研究实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认识论特征的关系。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接受和理解主要是在认识论领域当中来理解的,从而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认识论范式。这种实践认识论批评范式突出为中国革命服务的现实问题意识,关注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对革命实践的推动作用,重视文学研究上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结合,强调文学活动的主客体相互影响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并将文学主体的问题重心放在为人民大众这个集体性的历史主体上来。毛泽东的《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标志着实践认识论批评范式的形成。以实践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认识论范式,又集中表现在文艺观上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文学批评模式。正是在能动的革命反映论旗帜下,我们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以实践为问题指向的理论形态结构,呈现出重视实践主体,强调意识形态的实践性质,突出动态能动的生活实践观,以及彰显实践智慧的文艺政策批评等理论观点,并在艺术创作上推崇革命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但是应该客观地看到,反映论批评模式在具体实践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运用存在片面的地方。这样在实践认识论视野下,辩证的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对反映论批评模式的一种理论调整。可以说认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体系建构不可缺少的环节。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认识论范式存在经验化的倾向。通过反思反映论批评模式,建立以实践生存论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认识论体系,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路径选择。第四章主要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当中的实践主体论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体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了求得革命的胜利确立了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革命实践主体观,这个革命的实践主体观既继承了五四启蒙运动的个性主体意识,又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特点发展了这一主体意识,建立了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集体性主体观。从启蒙主体到人民大众主体的构建,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主体观在中国的历史问题语境中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性内涵。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现实,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历史阶段这个中国现实语境中,把握艺术生产主体的基本内涵。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体论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艺术生产主体应该仍然是以人民大众主体为核心内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形成了以人民大众主体为核心内容的实践主体观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这一主体观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对个体的价值缺乏足够的重视,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没有充分的肯定。新实践美学将生存论观点引入实践的理解,拓展了实践的内涵,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实践观内涵的认识,对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体论内涵也具有重要启发。第五章主要从实践的政治伦理维度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问题。从实践的政治伦理方面来看,政治伦理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有的价值尺度,它的基本内涵和终极关怀就是通过人的政治实践趋向良善正义的社会秩序和实现人的有德性的圆满生活。由于中国的革命文化语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淡化了政治伦理本体层面的构建。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通过重视作家的思想改造、革命伦理意识、道德修养以及注重个体责任与人民性的价值尺度等方面,表现出它在政治伦理层面有其独特的民族性特征。但是同时也应客观看到,革命年代的战争文化思维又使政治伦理的正义关切和终极关怀偏重于直接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极左政治的泛滥酿成政治对文学的绑架与利用,损害了文学的独立性和本有的审美超越性价值。今天我们从马克思实践观角度重审文学的政治维度,反思我们既有的理论传统、历史经验,就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视域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伦理价值,伸张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价值本体的正义诉求和终极人文关怀。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将文学看作是人民大众主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政治伦理活动。实践的逻辑是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系列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内在本质联系的前提,因此构建当代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是在哲学基础上坚守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始终围绕中国在社会革命、政治经济改革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文艺问题展开对话,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术语范畴、问题框架、研究对象的中国化、具体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继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与自身历史传统、其他文艺批评流派展开互动对话,从而超越了五四抽象的“人的文学”观,构建了以人民为本位的人民文学实践观,形成了以文艺大众化为主要载体的文艺实践模式,最终在本体层面上通过对“人的文学”命题的不断反思和对话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范式变革,为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和价值视野。
冯雯[3]2017年在《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实践观的继承与发展》文中指出自古至今,实践观一直是中西方思想界的一个重点话题,很多哲学家都曾对其做出专门探讨,从而构成了中西方不同的实践观传统。毛泽东从幼年时期开始阅读传统哲学方面的书籍,中国传统实践观已经在他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毛泽东在革命实践活动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法清算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最终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实践观的扬弃,从而使得实践观成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对传统实践观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传统、如何重塑文化自信提供了有益启示。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在绪论中,首先交代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梳理了研究现状、阐明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及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了毛泽东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实践观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及主观条件,尤其指出在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创了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实践观,并进而影响到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实践观的批判性继承。在第叁部分中,集中阐述毛泽东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实践观的内容,分别从实践主体、实践内容、认识来源、认识过程以及认识检验标准等方面进行深度剖析,并结合毛泽东在实践观上的思想转换经历,揭示出毛泽东扬弃传统实践观的具体表现。第四部分对毛泽东扬弃中国传统实践观的当代价值进行探讨,我们认为这种价值主要表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叁个方面。
吴敏[4]2017年在《实践观视域下道德评价标准的探讨》文中认为道德评价标准是道德评价的衡量依据,在伦理学发展中拥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关于什么是道德评价标准,伦理学界学者们一直存在意见分歧。由于存在道德评价标准模糊、错误等问题,导致时有道德评价失范和道德败坏现象发生,阻碍社会道德发展。是以,道德评价标准的探讨,关系到对其理论内涵的把握,及新时期社会道德的发展。厘清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研究视域,探讨基于实践观研究道德评价标准。通过阐释传统伦理学道义论、功利论、德性论道德评价标准存在的片面化、对立化和绝对化问题,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内涵与优越性;进一步分析实践观视域下探索道德评价标准,不仅符合当代伦理学与时俱进、多元融合的发展方向,而且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实践内容、实践主体需求、实践与认识密切相关的内在规定。论证实践观有利于克服传统道德评价标准存在的问题,并探索坚持实践观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张莎莎[5]2017年在《国内毛泽东实践观研究述评》文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哲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实践观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多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研究毛泽东实践观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实践观的思想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在当今来深化毛泽东实践观,探索毛泽东实践观深层次的哲学意蕴,对于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毛泽东实践观的研究不能全面否定或者肯定,而是要正确认识,才能发挥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的能动作用,最终有效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彭定权[6]2016年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新思考》文中研究表明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标准”)这一命题明确确立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和阐释存在着诸多争议和分歧。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确立“实践标准”的哲学依据并未形成共识,尤其是未能真正地从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决定的真理观的层面来理解和阐释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本文通过对人们在理解“实践标准”上形成的流行见解的分析认为,流行见解对“实践标准”的理解和诠释仅仅是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为前提的,而并不是以“实践的观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为前提的。尽管流行见解的前提可以从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着作中找到文献依据,但是却片面地理解和把握了列宁、毛泽东的观点。实际上,列宁、毛泽东以及邓小平等经典作家是在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真理观的基础上,提出和阐释“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一见解,并由此提出和阐释“实践标准”的。简言之,马克思的实践观是确立和阐释“实践标准”的最终哲学依据。因此,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观对“实践标准”作出新的思考和阐释,仍然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对该课题做了初步探究:(一)分析“实践标准”的流行见解及其主要缺陷。“实践标准”的流行见解主要体现在传统教科书的理解中,把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仅仅看作认识论层面的真理观,把实践观点仅仅看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进而只是在认识论层面理解“实践标准”,这是“实践标准”的流行见解的主要缺陷。(二)对“实践标准”的哲学依据的深层追问。流行见解将“实践标准”的哲学依据主要归结为列宁、毛泽东的真理观,尤其是列宁和毛泽东关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及其在此基础上作出“实践标准”的相关论断。这里面其实隐藏着对列宁、毛泽东的实践观及其决定的真理观以及“实践标准”论断的片面把握的缺陷,即离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基于特定问题背景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提出的相关论断的错误。其实,列宁、毛泽东等后继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于解决时代、民族的具体问题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阐释并提出相关论断的。他们关于“实践标准”的论断,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为依据的。马克思的实践观表明,实践的观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因此,只有基于马克思的实践观对列宁、毛泽东关于“实践标准”的论断作出阐释和理解,或者说,只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观也作为理解和阐释“实践标准”的最终哲学依据,才能科学准确地揭示“实践标准”的基本内涵。(叁)基于马克思实践观对“实践标准”的基本内涵作出新的阐释。在对马克思实践观作出新阐释的基础上对“实践标准”的基本内涵作出较为全面系统的阐释。基于马克思实践观理解真理的内涵和特性,真理在本性上是实践的,真理的实践本性决定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基于马克思实践观理解“实践标准”的内涵,才能准确全面地阐释出“实践标准”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方法论等维度的丰富内涵;“实践标准”的主要内容是真善美的统一。(四)阐明基于马克思实践观重释“实践标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主要在于: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基地上纠正“实践标准”理解上的错误,拓展“实践标准”的本体论、价值论、历史观和方法论等维度的内涵,推进对“实践标准”的理论阐释;现实意义在于: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对“实践标准”的分析和阐释提供新指引;为人们在现实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运用“实践标准”提供新视野。
白冰[7]2017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实践观研究》文中指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弱小走向强大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成熟期、政治路线的形成期、党建的壮大期。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是在这一阶段得已形成。实践观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的哲学总结,也是在中国具体历史国情条件下产生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实践观是毛泽东对实践哲学的深刻认识,其中包括了对实践概念、作用,实践的形式及特点的认识。同时,作为马克思的追随者,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对实践哲学的认识,将实践概念纳入到唯物认识论中去理解,探讨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进而从认识论的高度概括了认识发展过程中的总规律。这些问题的讨论使得毛泽东实践观变得更加系统化、完整化。从毛泽东实践观的根源上来看,有中国传统知行学说的精华,也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深厚理论,这也体现了毛泽东立足中国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特征。纵向上看,毛泽东实践哲学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才得以形成。本文通过分析、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实践观形成的条件,系统地考察这一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探索出其实践观的内在特质,从而总结出延安时期毛泽东实践观对于当代社会的现实启示。我们对于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应该从它形成的条件入手,这样才能够对具体问题有更透彻地认识。因此,对于延安时期毛泽东实践观的研究,本文首先从其形成条件出发,宏观上把握延安时期所处的国内外背景,而中国传统知行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以及当时革命具体问题构成了毛泽东实践观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本文希望能够深入地、多维度地对延安时期毛泽东实践观进行讨论。因此,从以下几个维度对延安时期毛泽东实践观进行把握:“知行关系”是其核心内容,实事求是是其思想精髓,群众路线是其实践形态,而为人民服务则是其价值取向。通过对延安时期毛泽东实践观的基本内涵进行深入而细致地分析,进而总结出其基本特征。本文第四部分,对延安时期毛泽东实践观指导下的两件具体实践运动进行了阐述,一件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整风运动,一件是解决革命生存问题的大生产运动。最后一部分,对延安时期毛泽东实践观的历史贡献进行梳理,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帮助。
陈迎[8]2013年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实践观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全面、科学的把握与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关键就在于对马克思实践观的正确解读。自1978年在我国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后,这既成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发展的逻辑起点。30多年来,对实践和实践观问题的研究的不断深化,不仅推动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而且也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重要动力。本文主要通过对哲学史上实践观的梳理,对立足于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论述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实践活动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是人之为人的现实活动,是实现双重生命与双重世界否定性统一的基础,只有在实践基础上才能实现生存论意义上的生命自由。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实现了对传统哲学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批判与超越,建立了崭新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是马克思实现哲学史上伟大革命的关键之点,是解答“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把握对我们当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高米米, 杨权利[9]2017年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文中认为马克思哲学离不开实践,哲学的发展更离不开实践观的支撑。正确剖析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才能深入、全面地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才能更为深入地探究人、自然、社会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更好地指导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本文在梳理前人实践观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联系我国发展实际,将马克思实践观真正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
孙广敬[10]2017年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角下新型城镇化研究》文中认为城镇化发展问题事关我国国民经济的协调与稳定,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事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当前,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对城镇化也提出新的要求,新型城镇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互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最终实现和谐发展。虽然我国城镇化在统筹城乡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着地成就,但生态环境破坏、城乡差距扩大、土地资源浪费等现象也普遍存在,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城镇化发展关系的探讨,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律的道路,从而提高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故本人在进行撰写论文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指导,结合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发展状况,在经历了查询、收集与整理,最后进行总结和归纳等步骤后,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及其发展,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以期探索出科学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中国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蓝图。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实践观研究[D]. 陆智华. 广西师范大学. 2017
[2].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观研究[D]. 吴亚南.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3]. 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实践观的继承与发展[D]. 冯雯. 西南石油大学. 2017
[4]. 实践观视域下道德评价标准的探讨[D]. 吴敏.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5]. 国内毛泽东实践观研究述评[J]. 张莎莎. 学理论. 2017
[6].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新思考[D]. 彭定权. 西南大学. 2016
[7]. 延安时期毛泽东实践观研究[D]. 白冰. 西安理工大学. 2017
[8].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研究[D]. 陈迎. 海南大学. 2013
[9].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J]. 高米米, 杨权利.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7
[10].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角下新型城镇化研究[D]. 孙广敬. 武汉纺织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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