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京[1]2015年在《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的中学生作为一个新“群体”登上了教育历史的舞台,他们生动活跃地演绎出一幅充满无限活力的景图。这一时期,他们成为时尚潮流的引领者、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民众教育的启蒙者、进步思想的践行者。可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时代变迁的进程。学生生活史是教育生活史的重要构成,通过全方面、多层次、多视角呈现中学生的生活样态,力图实现以小见大,管窥整体教育状况的效果。中学生生活史的研究价值,一方面可以还原原生态的教育景貌,另一方面则为当今深化教育改革提供些许的历史镜鉴。导论部分重点探讨了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并对相关概念做了简要介绍,同时勾勒出“学生生活史”及“中学教育”等主题的学术史脉和研究现状,阐明了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试图对全文做出宏观性概述。第一章“近代历史变迁中的中学生”,从教育制度变革及文化变迁的视角,探源与呈现中学教育的萌芽、定制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文化变迁过程中,中学生生活的迹象转变,进而发现政治、文化与教育的互联、互约、互进的复杂关系。第二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学习生活”,学习生活是学校生活的主要内容,学生课堂的学离不开教师的教,力图从丰富多样的学习内容及灵动多彩的教学方法,展示课堂学习的原动态。学生的自主学习主要集中在图书馆、自习室内,有的则自寻“光源”之地。中学生面临着临时考试、日常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等多重考验。不同学生对待考试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为争夺荣誉而发奋,有的则抱有六十分主义。为了应对多种考试,便出现了开夜车、罢考、作弊等现象。此外,从“升学与就业”的问题介入,深入揭示并分析了中学生受到的社会抵拒和约束。第叁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物质生活”,首先从宏观上呈现中学生的经济生活,既有富贵子弟的华奢,也有贫寒子弟的窘迫。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而言,除了紧衣缩食之外,则通过争获各种奖励资助、勤工俭学完成学业。中学生除了在校着整齐划一的校服之外,有的则勇于尝试新式装扮,甚至引领着时尚界潮流。学生在校既可自办伙食,成立膳食委员会,亦可自购菜蔬亲自烹食,还可以通过自带、叫外卖等途径改善伙食。因办学水平不一,导致学生居住环境良莠不齐,但他们都要受到管理制度的各种规约。第四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情感生活”,主要分析了师生之间的亦师亦友之情,以及因教员水平、学校管理等因素而爆发的分庭抗争型的师生情感,同时亦有相互冷漠的平淡授受关系。学生之间既有互帮互爱型,亦有因利益冲突而生的矛盾竞争型。民国时期中学生的婚恋观开始转变,自由恋爱的观念开始萌发。自由爱恋不仅表现在异性间的爱慕,也有同性以及师生间的爱恋。此外,学生经常产生异乡人的家乡思及胸怀国家的爱国情。第五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课外活动”,重点考察了争相设立的各种文体社团、学术社团、学生自治会等多样社团；各种增广见闻的游历参观、提高生活技能的社会体验；以及回报社会的各种社会奔走和提高民智的文化教育。除此之外,为了调剂多彩生活,学生们经常聆听各种学术报告、演讲,以及寻逐各种消遣烦闷的娱乐活动。第六章,“民国时期中学生及其生活与社会变迁”,民国时期的中学生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群体,他们成为唤醒民众的先锋军、震荡社会结构的新鲜力量以及革命运动的主体。同时,他们成为开社会风气之先的前驱者,其生活方式影响了社会生活潮流,加速了女性解放的步伐,演绎出生机盎然的学校风貌以及净化了社会风气。余论部分,主要对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进行历史审视,分析中学生上演历史幕剧的动因。同时,对学生生活史的研究做了几点尝试性的理论思考,以期为今后学生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些许的借鉴。
王博[2]2013年在《清末民初教育期刊对教学变革的影响之研究（1901-1922）》文中提出清末民初时期的教育,处于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大汇合、大变革的交错点。新式学堂产生以前,教学主要是在各类官学、私塾和书院里进行。在广大民间私塾,课程内容主要是初等程度的读书和识字,教材主要是“叁百千”；而在官学和书院里,所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讲究的是所谓义理、考据、词章之学。这些学校名目不同,教育对象也各有所别,但实际上都不过是科举的附庸；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教学组织形式主要是个别教学。新式学堂产生以后,特别是清末推行新政后,普通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班级授课制建立起来了,近代中小学课程体系建立起来了,教学方法彻底革新了,作为中国第一本专业教育期刊《教育世界》,是如何记录、探讨、推动这些开创性变革举措的出台和完善?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民主、自由、个性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不断涌现的教育期刊《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又在整个教学变革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产生了什么作用?它们凭借什么样的策略来推动教学变革不断往纵深方向发展?这些,就是本研究所要探究和回答的核心问题。除引言、结语外,本文共分六章进行阐析和论述。第一章,分析了清末教育期刊产生的历史条件,阐述了中国第一本教育期刊《教育世界》创刊的动因、由来以及罗振玉、王国维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从办刊数量、主体、种类叁个方面对清末民初教育期刊群的形成及态势做了一个大致扫描。第二章,集中探讨了清末民初教育期刊与教学变革的思想蕴育。教学变革的发生发展总有它的思想动因和理论指导,而且这种观念上的引领又是多种思想元素碰撞交融、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特点,在新旧教育理论交汇冲突、各种教育思潮风云际会的清末民初,显得尤为突出。本章主要在教育期刊助推教育理论的传播、教育思潮的勃兴、教学目的的变革等方面作出深入分析,并兼以个案研究,描述了教育期刊在教学变革的思想蕴育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第叁章,集中探讨了教育期刊与现代课程制度的逐步确立。课程是教学活动的内容,教学是课程实施的主要方式。本章从课程制度演变的视角,探讨清末民初教育期刊是如何关注、推动中小学课程改造的,它们在现代课程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中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第四章,集中探讨了教育期刊与教科书的现代转型。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本章主要从教科书的价值选择、编撰创新、营销推介叁个方面,再现清末民初教育期刊在中小学教科书的现代转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第五章,集中探讨了教育期刊与教学实验的蓬勃开展。教学实验的渐次展开,是清末民初时期一道独特的文化教育景观。教学实验既探讨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的推陈出新,又促进了教学观念的与时俱进。近代教育期刊以其独到的观察视角和独特的传播平台,深度介入了分团教学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教学实验的起步、推广以及成果运用的每一个阶段,成为各种教学实验在中国试行的舆论先声和推进加速器。第六章,在前文基础上,尝试对教育期刊在教学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采取的策略进行提炼概括,并试图对其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作出比较客观和理性的评判。
李银慧[3]2013年在《中国近代中学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自清末颁布“壬寅学制”到新中国成立前的40多年里,我国中学教育从萌生、发展到变革不断地演进。在这个进程中,我国的教育家尤其是中学教育家对学制改革、教育目的、分科与选课以及训育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在实践中积极地探索。他们的努力加快了中学教育的发展,使得中学教育制度渐趋完善,也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中学教育思想。为了更好地继承我国近代中学教育思想的遗产,充分挖掘其蕴含的时代价值,有必要从教育思想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阐释、分析和总结。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国近代中学教育思想发展演变的历程,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当下中学教育问题的症结和矛盾之所在,对于深化和巩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改革应当有所裨益。全文包括导论、正文五章以及结语部分。导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缘由、基本术语界定、文献综述以及研究思路与方法。正文部分共五章。第一章论述了我国近代中学教育思想产生的前奏。我国近代中学教育思想的演进流变,既是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借鉴与融合,又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扬弃与继承。这个过程是不断地进行甄别、选择、调适以及变化的。西学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传统教育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早期教会中学的设立为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的元素,传统教育的转型为中学教育思想产生提供了土壤,普通中学在中国的萌生使中学教育的确立最终得以制度化。第二章至第五章是按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论述了民初至“五四”运动前夕、“五四”运动至国民政府成立前、国民政府前期以及国民政府后期的中学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中学教育史上,教育界人士围绕中学教育的目的与宗旨、中学分科选科制、中学学制年限、中学训育目的、中学训育标准、中学训教合一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细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学教育目的与宗旨,即关于民初中学校设立旨趣、国民政府时期中学教育是否兼顾升学与就业、以及战时中学教育的目标和特质等问题的讨论；二是中学学制改革问题,学制作为整个教育体系中的纲领,规定着各级各类学校的组织编制、课程设置以及其他学校制度,因而也是整个学校系统得以展开的旨归,我国自从清末壬寅学制实施以来,中学制度几度变迁,年限长短也时有伸缩,课程内容实行文理分科或两科合设,因此,在整个近代中学教育史上,学术界和思想界围绕中学分科与选科制、中学学制年限、战后中学学制民主化等问题的论争迭起；叁是中学训育基本理论以及训教合一的问题。上世纪20年代初对中学训育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对中学训育基本理论有了一些普遍的认识,如对中学训育的目的、中学训育的原则、中学训育的方法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国民政府时期,训育讨论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即“训教合一”与“训教分离”的论争,虽然在国民政府前期训育研究相对淡化,对训育问题的讨论有过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这一主题的讨论,从理论上讲,在国民政府前期乃至到国民政府后期,“训教合一”一直是中学教育界面临破解的一个难题,虽然对“训教合一”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其在实施过程当中,往往会因为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偏于狭义和消极,使得训育实施的效果并不显着,这也就是为什么对“训教合一”虽已了有一致认识,但却从未停止对其的讨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部分,在通观全文内容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我国近代中学教育的发展演变历程,从中挖掘我国近代教育思想遗产的时代价值。
杨文海[4]2011年在《壬戌学制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制度学研究方法,全面分析制度构建的轨迹与全景。对制度建立的背景、制度设计的主体与推动力量、制度的博弈过程、文本体系与内容、舆论评析、专家评议、制度安排、局部试点、实施方略与实践、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校友群体的情感与回忆等进行考察和论证。力求勾勒、梳理出壬戌学制的基本脉络和近代学制体系形成的动态过程,努力探索近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构建适应中国国情,并符合世界教育潮流的近代学制,是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为之奋斗的目标。从1902年至1922年,从民族危机严重的晚清,到资产阶级共和国之奠立,乃至军阀割据混战的民国“弱政府”时期,伴随着动荡、剧烈的制度变迁,历经1902年壬寅学制、1904年癸卯学制、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1922壬戌学制等近代四个学制的嬗变。最终由壬戌学制之构建完成了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转型,同时实现了由模仿日本,向师法美国的全面转变。昭示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学制体系建设,以及自清末以来的教育近代化改革的基本完成。其“六叁叁制”的主体架构经受了历史的长期校验而延续至今,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适应力。值得关注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格局之中,教育界形成了流派纷呈、思潮迭起、生机勃勃的多元文化生态。封建传统文化的解体,西方现代文明传输与熏陶,军阀战争和政治动荡,各派政治力量彼此消长,为文化教育领域创造了了一个难得的自由生长空间。这一时期,教育思潮如浪如涛,教育运动风起云涌,教育改革全面展开,教育家开始崭露头角,并涌现了杰出的教育家群体,成为壬戌学制建构之主力。从壬戌学制产生的整个过程来看,它是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率先提出草案、多次酝酿、反复讨论、审慎研究、多方博弈,形成决议并通过的,并最终作为民间力量强有力地推动了北洋政府颁布实施。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此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实为促成1922年的壬戌学制最突出的力量。壬戌学制可谓凝聚了中国教育界的智慧、远见与历史使命感。与以往叁部学制相比,壬戌学制从指导原则、整体架构、基本内容、课程标准来看,均有着明显的进步和独特的长处。它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教育界破旧立新、锐意革新,向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制度学习,同时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个综合性成果。壬戌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深刻反映了我国教育界努力探索新教育道路的艰苦尝试和不懈努力,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确立。新学制草案公布后,随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热烈议论和巨大反响。教育界人士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教育改革热潮中,他们纷纷开会讨论新学制并撰文评论。一时间意见纷呈,评论如潮。同时各省区教育会更是身体力行,在全国掀起了研究、探讨学制改革的高潮。这实际上既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学制改革大宣传,又是一次行之有效、影响深远的学制草案大诊断。由此,改旧制、定新制遂日益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大事。伴随着学制改革的热烈讨论,学制改革实践方兴未艾。各地以新学制草案为指导大纲,进行了探索、试点工作。广州执信中学率先试办“六叁叁制”,南开中学推行中学“叁叁制”,便是各地试点新学制中影响较大者,在全国掀起了学制改革的热潮。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设立学制改组委员会,筹划学制改革事宜,推行选课制和学分制。这些教育改革实践为壬戌学制的最终制订提供了坚实的依据。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诸多学校纷纷探索、实践学制改革。通过延聘名师、创新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探索民主治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努力构建新型的学校教育体系,形成了别样的特色和个性。在壬戌学制的促进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活力进发,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构筑了多样化、生机蓬勃的教育格局。为中国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小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造就出一大批科学文化领域的杰出人才。
赵燕[5]2016年在《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文中提出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儿童文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借鉴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梳理了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发展线索,即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独立性起步,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激进式发展,再到反思期和深化期。在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杂志》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始终关注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并以近40年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了其发展历程。为此,本研究的目标是:首先以一部《教育杂志》期刊的起伏演变为缩影,从中获得有关儿童文学的地位与作用、教育价值、课程、教材、教法、教师等丰富的史料;然后以教育活动史的视角,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确立了学术视野下移、微观化的研究取向,探寻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为儿童文学教育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由此而形成的研究内容与论点如下:首先,通过对《教育杂志》在办刊过程中的历史评介,分析了《教育杂志》作为儿童文学教育发展一个典型缩影在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中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凸显出它以非官方的形式记录的历史资源,推动了儿童文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深入开展。与此同时,考察了《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对日本现代教育思潮、欧美进步主义儿童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儿童观的演变、各种课程、教材和教学法的推广等做了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从而形成全部研究的基本理论格调。其次,以《教育杂志》及其史料为基本来源,对儿童文学课程、教材、教法和师资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一是在课程方面,分析《教育杂志》中公布的儿童文学的课程标准,掌握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儿童文学教育的相关政策导向,同时梳理了儿童文学课程分阶段的实施情况与争论经过,以《教育杂志》为窗口全面展现了官方和民众对儿童文学教育课程的关注点。二是20世纪二叁十年代,"儿童文学化"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也引发了诸多论争。《教育杂志》以详实的史料忠实地记录了五次有关儿童文学教材论争的过程,认真审视这些争论观点,对现今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的比重问题亦有启示。叁是教育杂志》从民初、五四到国家本位时期,儿童文学教学法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国人通过大量的新式教学实验,摸索与寻找适宜于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儿童文学教学方法,以此推动儿童文学理念在中国的深入开展。四是探讨了《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的师资问题,具体措施有加强师培、制定俸给标准和优待条件以及改善教学环境和提升教师的修养等;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以连载于《教育杂志》中的教育小说《倪焕之》为例,讨论了小学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进行了深入的追溯,探讨了有关儿童文学"新"与"旧"的争论、渐进式的发展以及本体性的问题等,从而得出相关的历史观点是,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应形成了一种互动式关系,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郭伟[6]2003年在《关于中学人格教育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格教育问题已成为全球教育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展人格教育，是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使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需要。学校人格教育，正是着眼于对青少年一代健康人格的塑造和建构中华民族的新文明，意义重大而深远。本文秉承“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运用文献资料查阅、教育调查等研究方法，较为全面地对我国中学如何实施人格教育加以深入探讨。文中通过对人格教育问题的历史回顾，当今国际社会对人格问题的关注，中学人格教育面对的现实叁方面的探讨，阐明了在我国中学实施人格教育的重要性。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中学人格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原则。从转变学校管理方式、构建中学人格教育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中学人格教育课外活动模式、构建中学人格教育学生管理模式四个方面重点探索了符合时代发展和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的人格教育途径。文中还探讨了学校如何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展心理健康咨询，创设优良育人环境，凝聚校内外教育合力，共育一代健康新人。目的是通过上述问题的探讨，为我国中学实施人格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王荷英[7]2017年在《北洋政府时期不同教育宗旨下的学校体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体育是教育现代化乃至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现代化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学校体育属于教育范畴,是狭义层面体育的代名词。教育宗旨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反映,是教育的指挥棒,更直接指导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北洋政府时期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存在两个具有实际效力的教育宗旨,第一个是1912年9月2日由教育部颁布的军国民教育宗旨,第二个教育宗旨是1919年由教育调查会提出的健全人格教育宗旨。不同教育宗旨对学校体育的目标定位不同,教育宗旨中渗透着制定者对于学校体育的希冀,学校体育围绕教育宗旨展开活动。本文以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为研究方法,收集了来自历史档案、数字图书馆、人物专辑、教育论着、资料汇编、报刊杂志、工具书等方面的大量资料,选取与本研究相关的资料进行了梳理与归纳。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消化与吸收,确立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即以北洋政府时期不同教育宗旨下的学校体育为研究对象。针对两个具有实际效力教育宗旨产生的社会背景、思想背景、教育背景进行探讨,归纳教育宗旨的核心理念及其对学校体育的目标指向。再就教育宗旨对学校体育的制度层面、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影响进行具体研究,最后通过学校体育课、课外诸运动、学校卫生开展的具体案例来进行验证。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五点:1、北洋政府时期学校体育是近代学校体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阶段,是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对于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来说,北洋时期16年的积累为其后的国民政府时期提供了基础,包括制度、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学校体育基础。2、北洋政府时期学校体育的发展与该时期教育宗旨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宗旨是政府在某一历史阶段为实现国家发展任务而对教育事业提出的指导方针,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育宗旨必然形成紧密的联系。从尚武精神的培养到健全人格的养成,学校体育由关注群体向关注个人发展转变,向现代学校体育所追求的目标靠拢。3、军国民教育宗旨是北洋政府时期具有实际效力的第一个教育宗旨,它指导着一段时间内学校体育的开展,具有局限性。它的形成有着较为特殊的时代背景,外侮内患的时局将尚武推向历史舞台。它的颁布同军国民教育思想占据社会发展的主流有关。4、健全人格教育宗旨是北洋政府时期具有实际效力的第二个教育宗旨,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它的颁布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盛行有关。它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时至今日,依然是学校体育所遵循的重要理念之一。5、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宗旨变化影响下的学校体育发展道路,为我们今天学校体育的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启示。北洋政府时期颁布的教育宗旨,它只是强调了一个总的学校体育发展方向,在具体的实践推动层面,它则留给各地区、甚至各学校较大的选择空间和发展自主权,以便使教育宗旨能更好地符合各地发展的实际需要。北洋政府时期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既是中国学校体育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也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从早期单一枯燥的兵操教育内容,到后来课堂内保留兵操教育的内容,课余活动则增加了丰富多彩的西方球类和田径运动,从而实行学校体育的双轨制;再到后来全面模仿美国的学校体育形式,同时增加了学校卫生的内容。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终于完成了历史的蜕变,进入了现代行列。北洋政府时期教育宗旨与学校体育发展的关系给我们带来的历史启示,它对于指导我国当下学校体育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慕欣茹[8]2014年在《我国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塑造研究》文中指出近些年来，关于青少年人格健康的问题逐渐成为青少年问题研究的重点。根据青少年的年龄特点以及所成长的主要环境，本文将青少年健康人格与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联系。青少年健康人格教育贯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它是矫正青少年人格缺陷的需要，是现代社会开展素质教育、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面对教育体制的弊端，面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面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一些问题，青少年的人格状况出现了各种危机和缺陷。因此，青少年健康人格教育已经成为我国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本文从总体上根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了当代青少年的人格状况，剖析了青少年的人格缺陷及其成因，表述了人格教育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性，探究了塑造青少年健康人格教育的正确理念。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相关概念的介绍。主要从人格的内涵、健康人格的内涵与标准进行阐述。关于人格的内涵，学术界众说纷纭，到目前为止仍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对于人格的词源，很多学者表示一致，基本达成共识。本部分分别从西方心理学和我国文化两个角度出发，对人格的内涵做了具体的阐述。在此基础之上，详细介绍了构成人格的五要素。说到人格，往往离不开健康人格的问题。健康人格问题是众学者多年来探究的重点话题，本文从人格心理学家的观点入手，介绍了部分人格心理学家对健康人格的解释。然后又落实到具体的国家研究领域，介绍了美国心理学界、精神分析学界的部分学者对健康人格的解释。为了丰富理论观点，又阐述了马克思的健康人格论。最后基于以上众学者的论述得出我对健康人格概念的理解，然后又进一步阐述了达到健康人格的标准。第二部分是对青少年人格不健康的表现及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格教育的重要性的论述。关于青少年人格不健康的表现，本文一共列举了四小点，分别是：生理发展变化急剧，心理发展紊乱不定；思想意识简单，情感控制力较弱；自我认知能力较差，人际交往能力低下；道德素质偏低，法制观念淡薄。接着，展开了对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格教育的重要性的论述。此部分先简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格教育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列举了人格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两个重要性，分别是：人格教育贯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人格教育充实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第叁部分是对目前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格教育上的不足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此部分是基于第二部分中的人格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性，然后又结合了现实问题，仔细剖析了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格教育上的不足。对此我总结了两点，分别是：对人格教育的认识不足；对人格教育的实施力度不够。问题的存在一定有其原因，本文针对这个问题，认真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我将这部分内容分成了两层。一是从宏观层面上的阐述，二是从微观层面上阐述。宏观层面的论述主要包括我国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和社会变革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两点。微观层面的论述包括中学政治课程建设不利于人格教育；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和内容存在问题；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负面影响；青少年学生自身的问题。第四部分列举了在当代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具体措施。结合当代中学教育的具体实际，学校的教学工作、教学管理、教学内容中对人格的教育不是很突出，效果不太明显。因此，加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塑造已成为必然趋势。这部分主要从四大点进行了阐述，分别是：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前提，塑造青少年健康人格；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为辅助，塑造青少年健康人格；以合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团队为后盾，塑造青少年健康人格；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塑造青少年健康人格。具体来说，每一大点又有更为具体的内容。第一点包括优化校园自然环境；构建和谐的校园人际环境；丰富校园文化环境和加强校风建设。第二点包括明确心理健康教育的模式和注重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第叁点包括建立一支合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骨干队伍和实现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第四点包括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认知学习和情感教育的统一；实现知识与价值的融合，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和重视自我概念，突出道德品质的培养。
张雪莹[9]2015年在《林砺儒中学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林砺儒(1889-1977),我国近现代着名的教育家。林砺儒的一生都奋斗在教育战线上,在教育领域的多个方面都有着精深的研究和革新的实践,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着述,特别是在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造诣尤深。在长期中学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林砺儒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学教育思想,为我国中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值得我们发掘、学习和继承。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林砺儒的主要中学教育思想进行一些发掘、梳理和探讨。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以及结语叁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由研究缘由及意义、研究现状及述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重难点四部分组成。正文第一部分,主要对林砺儒中学教育思想形成的渊源以及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为下文的论述作铺垫。正文第二部分,对林砺儒中学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剖析。①他提出“理想的中学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这是其中学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将“全人格的教育”作为中学教育的目的。②关于新学制改革和中学课程观课程,林砺儒主张实行“六叁叁”制,在北师大附中进行了着名的“六叁叁”学制改革。林砺儒的中学课程观,主要体现在课程制定与教材编写两方面,他强调在进行课程制定和教材编写时,必须满足学生学习能力发展需求、社会需求和学术本身需求,同时强调课程与教材应不断革新,与时俱进。③林砺儒的中学师资观,重视师资培养,关心教师待遇,强调教师的权力与义务并举。④林砺儒的中学学校管理观,他认为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引导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主张采用民主自治的管理风格,让校园形成宽松、创新的良好风气。正文第叁部分,对林砺儒中学教育思想进行简要评价,并评述其思想对当今中学教育发展的启示。结语部分,总结林砺儒中学教育思想的概况。
赵颖霞[10]2016年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历史嬗变研究》文中提出国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国学教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鸦片战争后,受西方教育文化及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中国教育开启了近代化历程,传统国学教育成为了变革的对象和内容。而中小学国学教育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嬗动也发生了重要改革,传统的修身教育演变为公民教育,读经讲经转变为国文、国语教育。以教师讲解为主的讲读背诵转变为“儿童本位”的形象化教育形式。晚清,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改革派,面对晚清传统国学教育的危机,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改革策略。“中”即“中学”,实际上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西则是指“西学”即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中体西用”改革策略的提出,表明洋务派已感知传统国学教育的危机,并试图以固守传统,模仿改良的方式解决危机。而清政府则于清末厉行“新政”改革,虽然依然奉行固守传统、模仿改良的“中体西用”指导原则,但已尝试以西学教育模式改革传统国学教育。废除科举制,建构了包括中小学在内的近代学制,将教育的近代化改革扩展至基础教育层面;中小学实行分科教育,中国教育史上国学教育首次被课程化,被分设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历史、地理等科目。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儿童国学教育虽然失去了传统的综合教育模式,但通过不同的国学教育科目被继续传承。民国初期,基于“国体初更,百事务新”的思想倾向,各种西方教育思潮,尤其是欧美教育思潮开始逐渐深入影响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与发展。在中小学教育领域,随着民国政府宣布清朝学部所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等激进改革措施的出台,中小学国学教育由固守传统、模仿改良,迅速转向摒弃传统、激进转型。修身教育转变为公民道德教育,国文教育取代读经讲经,中小学国学教育发生了实质性变革。1915年至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近现代教育的新进程,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迎合了中国教育变革的现实需求并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小学国学教育强调以儿童兴趣、儿童社会生活、儿童活动为中心,公民科取代修身科,国文科演变为国语科并成为中小学国学教育的核心。抗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教育的统一管理和控制,在叁民主义教育宗旨指导下,国民道德教育成为了中小学国学教育的主旋律。公民教育强调国民道德观念的培育和行为的养成,强调培养儿童互助团结的精神,养成儿童爱国爱群观念;国民道德教育也成为了中小学国语教育的核心内容,“孙中山先生的故事”、“中华”、“游中山陵记”、“黄花冈”、“游泰山记”、“林则徐”、“孔庙和孔林”等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小学国语课本中普遍的内容。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教育的统一管理与控制,确立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宗旨,并制定了“叁育并进;文武合一;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以及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之精粹,以立民族自信”的教育方针。教育方针的调整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权危机的特殊时期,尤其注重突出加强中小学的政治教育、民族意识和精神教育及传统文化教育,政治教育、民族意识和精神教育及传统文化教育成为这一时期中小学国学教育的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基于战时的特殊状况,着重强调抗战、民族精神教育以及教育与根据地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小学国学教育形式生动活泼,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由已知到未知等儿童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内容与根据地抗日和生产、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突出抗日教育和生产劳动、生活等实践教育。同时,基于抗战的需要,抗日根据地的中小学国学教育也将传播革命真理,激发中小学民族、爱国意识和人民革命的情怀放在重要地位,呈现教育性与实践性、政治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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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壬戌学制研究[D]. 杨文海. 南京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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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中学人格教育之研究[D]. 郭伟.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7]. 北洋政府时期不同教育宗旨下的学校体育研究[D]. 王荷英. 苏州大学. 2017
[8]. 我国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塑造研究[D]. 慕欣茹.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9]. 林砺儒中学教育思想研究[D]. 张雪莹. 西南大学. 2015
[10]. 晚清民国时期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历史嬗变研究[D]. 赵颖霞. 河北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