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遗传生态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生态学,种群,贵德,多样性,大别山,基因,哈佛大学。
遗传生态学论文文献综述
许伊娜[1]（2017）在《遗传与变异:哈佛大学的世界一流之路——基于高等教育生态学的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哈佛大学建立于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以培养牧师为初衷,以剑桥大学为蓝本。从阿什比高等教育生态学理论的观点来看,哈佛大学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办学模式与美国英属殖民地的特殊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哈佛大学守住了剑桥大学的形式和自由精神,在管理与环境的变化中寻求突破,在"守"与"变"中借助杰出校长的领导实现了自我生长,并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大学。哈佛大学模式移植的范式,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提供经验与借鉴。(本文来源于《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7年02期）
张凯龙[2]（2017）在《贵南沙蜥种群生态学及种群遗传分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贵南沙蜥(Phrynocephalus guinanensis)依据与其它沙蜥的形态差异被命名为一新种,它仅分布于青海省贵南县的一片沙漠中,近期分子系统分类学研究认为它应归属贵德沙蜥(Phrynocephalus putjatia)。贵南沙蜥和贵德沙蜥体色表形差异显着,分布区邻近又不重迭,栖息地植被环境特征也存在显着差异。本文应用种群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了贵南沙蜥种群增长,微环境巢址选择与植被特征及昆虫食物资源的关系,并从种群遗传学与系统分类学角度研究了贵南沙蜥与贵德沙蜥MC1R基因及ddRAD-seq分子遗传标记的种群遗传分化,旨在探索MC1R基因对贵南沙蜥体色分化的作用,进一步研究确认贵南沙蜥与贵德沙蜥的演化历史与系统发育关系。具体研究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1)贵南沙蜥洞穴空间分布与食物资源分布特征的关系采用3条样线共150个陷阱研究贵南沙蜥在草地与沙地交界线两侧的活动洞穴空间分布特征与潜在可利用食物资源多样性,并分析洞穴空间分布特征与食物种类以及数量分布的关系。研究共捕获1236个食物个体,隶属于2纲10目26科42种,包括7目21科37种978个昆虫纲个体以及3目5科5种258个蜘蛛纲个体;其中在草地上采集的有2纲9目22科37种570个,在沙地上采集的有2纲9目21科33种666个。草地可利用食物资源的Shannon-Wiener、Simpson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指数均大于沙地,表明草地的食物资源较丰富且分布均匀。研究表明贵南沙蜥在沙地环境活动洞穴数量较多,且离交界线越近洞穴分布数量越多;草地生境活动洞穴空间分布与离交界线距离无相关性,相对沙地数量较少且空间上分布较均匀。草地样方捕获的食物种类和数量以及沙地样方捕获的昆虫数量都与离分界线的距离无关,但沙地上食物种类与离分界线的距离呈高度负相关。我们研究表明贵南沙蜥沙地活动洞穴空间分布与食物种类分布特征显着相关。(2)贵南沙蜥种群生长、存活、性比以及两性异形研究采用标记重捕方法,于2014年至2016年,对贵南沙蜥发育过程中的死亡率、性比、两性异形以及个体生长率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贵南沙蜥研究种群的成体雌雄比例约为2.8:1,雌性幼体存活率(38%)远比雄性高(8%),而雌性亚成体的存活率(37%)比雄性(75%)低;雌性幼体的平均期望生命高于雄性,而其亚成体的平均期望生命低于雄性。幼体阶段和亚成体阶段,雌雄体型特征无显着差异;成体阶段,雄性的尾长和头宽均显着大于雌性。幼体发育为亚成体阶段,雌雄生长率无差异;亚成体发育为成体阶段,雌雄间只有头长的生长率有差异。贵南沙蜥所有量度特征从幼体到亚成体阶段的个体生长率均值较亚成体到成体阶段大,但是生长率均值只有雌性的尾长、头宽、腹长、腹宽以及雄性的体长的生长率差异显着。(3)贵南沙蜥与贵德沙蜥的体色变异与MC1R基因的进化研究首次克隆测定了贵德沙蜥与贵南沙蜥MC1R基因的全长CDS序列,并开展MC1R基因的以上两种种群地理变异与进化研究。结果表明研究采用的10个贵德沙蜥种群51个样本与7个贵南沙蜥种群25个样本中的MC1R基因全长序列有942个核苷酸,共存在41个核苷酸与8个氨基酸变异位点。Fisher精确统计检验表明,MC1R蛋白序列第28位氨基酸残基位点的不同氨基酸残基(Arg,Gln)频率分布,在贵南沙蜥与贵德沙蜥两大群体分布差异统计显着(P=0.004),但样本体色与对应基因型并非完全对应。两群体的MC1R基因遗传分化并不明显。MC1R基因型网络图显示了贵德沙蜥与贵南沙蜥之间的MC1R基因没有显着分歧,我们研究结果证实贵德沙蜥与贵南沙蜥MC1R基因的特定位点变异与两群体体色变异统计显着相关,但其突变并不能完全解释两个群体的体色差异,两个群体的体色可能受多种遗传因素调控,存在其他的机制。(4)基于MAXENT的贵南沙蜥与贵德沙蜥潜在地理分布预测研究根据实地调查和查阅文献得到的贵南沙蜥9个种群分布数据和贵德沙蜥19个分布数据,引入19个气候变量和海拔变量,利用MAXENT生态位模型对贵南沙蜥和贵德沙蜥潜在分布地进行预测。研究表明贵南沙蜥适宜栖息地(P>0.5)主要集中于青海,甘肃以及四川叁省交界处;而贵德沙蜥适宜栖息地(P>0.5)主要集中于青海省的东北部以及甘肃省的中部一小片地区。贵南沙蜥的潜在分布区域与贵德沙蜥潜在分布区相交接,但基本互不重迭,这与实际分布范围较为相符。从历史分布来看,末次间冰期以来贵德沙蜥与贵南沙蜥种群扩增与青藏高原沙漠演化有关,而末次盛冰期和全新世中期贵南沙蜥和贵德沙蜥的潜在分布范围与现今分布范围相近。预测模型取得的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的AUC值均大于0.9,表明本研究获得的预测模型准确度较高。MAXENT模型的Jackknife检验表明海拔(36.2%)和昼夜温差月均值(20.9%)是影响贵南沙蜥模型预测的主要因素,海拔(50.3%)和最干季度降水量(24.9%)是影响贵德沙蜥模型预测的主要因素,两者略有差异。(5)基于ddRAD-seq技术的贵南沙蜥与贵德沙蜥种群分化研究通过双酶切的限制性酶切位点相关的DNA测序技术(dd RAD-seq)对形态上有分歧的贵南沙蜥7个种群18个样本和贵德沙蜥10个种群25个样本进行种群遗传分化分析。结果得到了20361个等位基因位点。Cross-validation验证结果表明,在保留前2个主成分时有最好的预测结果。集群数量分析结果显示,集群数为3时,达到最低的贝叶斯信息标准值。主成分判别分析(DAPC)结果表明17个种群可分为3个群体。贵德沙蜥的青海湖盆地一个群体;位于共和盆地东部和贵德县的两个贵德沙蜥种群跟贵南沙蜥聚为一支,共和盆地东部一种群样本和贵南沙蜥分布区南部一种群的一个贵德沙蜥样本被证实为具有贵德沙蜥的线粒体基因型与青海沙蜥的核基因型。种群样本聚类研究结果不支持贵南沙蜥为一系统分类有效种。(本文来源于《中国计量大学》期刊2017-06-01）
苏敏[3]（2017）在《我国日光蜂两个不同遗传支系间生物生态学特性差异》一文中研究指出苹果绵蚜蚜小蜂(日光蜂)原产于北美洲东部,是苹果绵蚜重要的专性寄生蜂,控害能力强,先后被引种到51个国家和地区,对苹果绵蚜种群动态的调控产生了显着的成效。日光蜂于1942年由日本引种到中国辽宁省大连市,1955年由前苏联引种到山东青岛,现已分布于中国大多数的苹果产区。苹果绵蚜是国内外重要的检验检疫害虫,原产于美国,自19世纪初以来,苹果绵蚜已经扩散危害到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苹果绵蚜于20世纪初首次传入到山东和辽宁地区,1930年由美国传入云南,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危害。本项目组前期研究发现,我国日光蜂存在两个不同的遗传支系,为明确两遗传支系日光蜂在生物学特性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以不同遗传支系日光蜂在不同地区的生理生态特性差异为重点,应用生态学手段研究不同遗传支系日光蜂控害能力、繁殖能力以及低温适应性差异。主要结果总结如下:1、当寄主为山东地区苹果绵蚜时,山东支系日光蜂控害能力(a/Th = 2.447)高于辽宁支系(a/Th= 1.278);搜索参数(Q)和相互干扰参数(m),均是山东支系(0.112,0.242)显着高于辽宁支系(0.076,0.173)。山东支系日光蜂产卵量、寿命(64.44± 10.44粒、雌虫16.26±1.04天、雄虫13.54±0.75天)均显着高于辽宁支系(30.67±4.02粒、雌虫9.34±0.67天、雄虫7.64±0.48天)。寄生行为方面,山东支系日光蜂产卵时间(山东86.61s,辽宁61.38s)更长。山东支系日光蜂的发育始点温度(9.82 ±1.44℃)低于辽宁支系日光蜂(10.72±0.24℃),而山东支系日光蜂的有效积温(126.45±16.81日度)大于辽宁支系(107.99±3.44日度)。2、两遗传支系日光蜂越冬幼虫抗寒能力方面,辽宁支系日光蜂过冷却点(-27.66℃)与冰点(-27.17℃)都低于山东支系日光蜂(-26.04℃、-25.54℃),且辽宁支系日光蜂越冬幼虫体内海藻糖(7.57μg/头)与蛋白质含量(10.1 1μg/头)均显着高于山东支系(5.73μg/头、8.05μg/头)。3、当寄主为河北地区苹果绵蚜时,山东支系日光蜂在发育始点温度、有效积温、产卵量、寿命等方面没有表现明显差异,但山东支系日光蜂搜索寄主所用时间显着长于辽宁支系,而休息时间显着短于辽宁支系,在日光蜂密度为3、4、5对时,山东支系日光蜂寻找效应显着高于辽宁支系,山东支系日光蜂对苹果绵蚜的瞬间攻击率a(0.0946)高于辽宁支系日光蜂(0.0713),山东支系日光蜂对苹果绵蚜的控制能力a/Th(0.543)比辽宁支系日光蜂(0.382)强,搜索参数Q(0.073)高于辽宁支系(0.038),因此以河北苹果绵蚜为寄主,山东支系日光蜂在生态适应性并不比辽宁支系日光蜂差,而在控害能力方面仍强于辽宁支系日光蜂。综上所述,山东支系日光蜂在生态适应性及控害能力方面是一优于辽宁支系的优秀蜂种,可以进一步筛选驯化,用于苹果绵蚜的生物防治中。(本文来源于《青岛农业大学》期刊2017-06-01）
李琦[4]（2017）在《麦田雀麦生物生态学特性与遗传多样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雀麦(Bromus japonicus)是小麦田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对生态位的要求不严格,年降水量为150-560mm的地区均可生长,并且与小麦同期生长,难以区分,能与小麦竞争光、水分、营养物质和空间等自然资源,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已成为我国小麦田难以根除的恶性杂草之一,目前已广泛分布于安徽、河北、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危害程度越来越严重,并呈迅速蔓延之势。杂草生物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是杂草治理系统的基础,本研究以麦田杂草雀麦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了外界环境因素对雀麦种子萌发及出苗的影响;测定了雀麦在田间的发生动态、与小麦的竞争关系及其防除经济阈值;筛选出了对雀麦有较强化感抑制作用的小麦品种;研究了采自山东、北京、江苏、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8省雀麦种群之间的遗传多样性;并预测了雀麦的潜在分布区域,本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1.雀麦是一种典型的越冬性杂草,在5-30℃的温度范围内,种子的萌发率均大于98%,最适萌发温度在25℃-30℃之间;雀麦种子的萌发不受光照条件影响,属于光周期不敏感类型;雀麦种子萌发对酸碱度有着广泛的适应性,在pH值5.0-10.0的条件下,种子均能萌发且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对水分胁迫与盐胁迫都不敏感,即使在低水势或高盐的恶劣环境下,仍有部分种子可以萌发;处于土壤表面时,雀麦出苗率最高,随着埋藏深度的增加,出苗率逐渐下降,大于6cm后,雀麦则不能出苗。2.雀麦在冬小麦田有两个出苗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此时周平均气温在11.9-14.4℃之间,出苗量占总出苗量的85.3%;第二个出苗高峰期为3月下旬至4月上旬,周平均气温回升至10℃左右,此时出苗量占总出苗量的14.7%。11月上旬,小麦先进入冬前分蘖期,中旬左右,雀麦开始分蘖,直至12月上旬;翌年3月上旬,雀麦与小麦进入春季分蘖期,直至3月末;其分蘖能力强于小麦。雀麦与小麦在株高、鲜重等方面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冬前增长缓慢,翌年3月下旬,随着外界温度的升高,雀麦的株高和鲜重开始快速增长。3.在雀麦密度试验中,雀麦的密度与小麦的穗密度呈负相关,随着雀麦密度的增加,小麦每平方米的有效穗数逐渐减少。雀麦密度从0增加到640株/m~2,小麦穗密度则从557.8降至358.7穗/m~2;此外,雀麦对小麦的穗粒数、千粒重都有轻微影响。结果表明,雀麦对小麦产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其穗密度来实现的,当雀麦密度为640株/m~2时,小麦的产量损失率为36.73%。氟唑磺隆是一种对雀麦特效的药剂。雀麦防除的经济阈值为4-5株/m~2。4.从来源于黄淮海冬小麦种植区的42个小麦品种中筛选出了郑麦379、郑麦9023、周麦22、郯麦98这4个品种,这些品种不仅对雀麦有较强的化感抑制作用,同时受雀麦的化感抑制作用也最弱。5.采用ISSR分子标记方法,用12条引物对雀麦24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雀麦不同种群的多态位点百分率P为2.83%-47.17%,总的多态位点百分率P为95.28%,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雀麦种群总基因遗传多样性Ht=0.2125,种群内基因遗传多样性Hs=0.0730,遗传分化系数Gst=0.6562,表明雀麦种群之间具有较高水平的遗传分化,分子变异分析(AMOVA)结果进一步揭示了遗传变异主要发生在种群间(63.72%),而不是种群内(36.28%)。雀麦种群间遗传距离的变化范围是0.0401-0.3524,平均值为0.1717,大于同一物种内种群间的平均遗传距离(0.05),也表明雀麦种群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遗传多样性。雀麦种群间的基因流(Nm=0.2619)较小,有限的基因流可能是导致种群间遗传分化的原因之一。UPGMA聚类分析可以将24个种群分为四大类,地理位置相近的雀麦种群大致聚类到了一起,说明种群的地理位置与遗传关系具有一定的相关性。6.对cpDNA的trnT-trnL与atpI-atpH序列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合并序列全长1226bp,共有9个变异位点,占总位点数的0.73%,共鉴定出15种单倍型(H1-H15),整个种群单倍型多样性为0.717,核昔酸多样性为0.00137,表明雀麦的遗传多样性比较丰富;雀麦种群内遗传多样性低(H_S=0.486),而总的遗传多样性高(H_T=0.727),表明雀麦具有高水平的遗传分化,种群间存在着限制性基因流;分子变异分析(AMOVA)结果表明大部分的遗传变异主要发生在种群间(52.7%);居群间的遗传分化系数Nst(0.517)显着大于Gst(0.332),表明遗传距离相近的单倍型之间存在明显的亲缘地理结构;通过对单倍型网络图的分析,15个单倍型可以明显的分为两组,分别以单倍型H2和H5为中心,初步明确了所采集雀麦种群中的起源中心-甘肃地区,同时确定了雀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路径:自西向东传播。7.雀麦在全球的高风险分布区域主要包括:欧洲的中部、中东、西亚、非洲西北部、美国大部分地区、中国的黄淮海流域及西南零星地区、朝鲜半岛南部及日本;在中国的高风险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平原(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河北南部)、关中平原(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宁夏及甘肃南部),长江中下游平原(浙江、江西中北部部分地区)、成都平原(四川中西部)、贵州中北部、湖南、新疆西南零星地区。中风险分布区域则是高风险区域向周边地区的扩张、延伸。综上所述,本研究首次探究了不同环境因子对我国麦田恶性杂草雀麦种子萌发和出苗的影响,明确了雀麦在冬小麦田的发生动态,确定了雀麦防除的经济阈值为4-5株/m~2;同时筛选出了4个对雀麦有较强化感抑制作用的小麦品种-郑麦379、郑麦9023、周麦22、郯麦98。ISSR分子标记结果表明雀麦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不同地理种群间具有较高水平的遗传分化,且遗传变异主要发生在种群间,种群间的基因流较小;谱系地理学研究初步明确了雀麦种群的起源中心与在中国传播扩散路径。此外,运用MaxEnt模型预测了雀麦在世界及中国的潜在分布区域。(本文来源于《山东农业大学》期刊2017-04-01）
王旭歌[5]（2016）在《长湖短颌鲚种群生态学及遗传多样性》一文中研究指出长湖作为湖北省第叁大湖泊和江汉平原四湖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调蓄、灌溉、供水、旅游、渔业、航运等多种功能,也是维持江汉平原乃至长江中游地区生态平衡的重要湿地生态系统。湖内港汊较多,水草茂盛,鱼、虾、贝类资源甚为丰富。但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的过度捕捞现象严重,围栏/围网养殖、废水排放等因素导致水质污染加剧,致使近年来湖内水产资源损失较为严重。短颌鲚是长湖的一种小型经济鱼类,既以小型鱼、虾为食,同时又作为大型肉食性鱼类和江豚的饵料,在食物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关于长湖短颌鲚还没有相关的研究,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本文研究了长湖短颌鲚的年龄与生长、繁殖特性、种群动态评估及长江中下游地理群体的遗传多样性等方面。论文主要结果如下:1.年龄与生长:鳞片和耳石均可用于鉴定短颌鲚年龄,年轮特征明显。两者鉴定年龄的吻合度达到75.8%。比较而言,耳石是短颌鲚年龄鉴定的最合适材料。长湖短颌鲚群体体长范围为102.00-326.00 mm,体重范围为3.36-120.10 g。其优势体长集中在131-246 mm,占群体总数的89.77%。优势体重范围3.36-32.55 g,占群体总数的88.94%。短颌鲚体长与体重呈幂函数关系,关系式为:W=6.29*10-6L2.855(n=479,R2=0.959,P<0.01)。Von Bertalanffy生长方程为:Lt=332.86[1-e-0.213(t+1.775)],Wt=99.94[1-e-0.213(t+1.775)]2.855。拐点年龄为3.15龄。2.繁殖特性:长湖短颌鲚种群雌雄比为1.29:1。最小性成熟个体,体长为126mm,体重为6.66g,年龄为1龄。统计15尾Ⅳ期雌鱼的怀卵量,其体长范围为126-226mm,体重范围为6.66-33.82g。绝对繁殖力为5761-19766粒,相对繁殖力为428.08-547.22粒/g。3.种群动态:长湖短颌鲚总死亡系数(Z)为0.635/年;自然状态下死亡系数(M)为0.457/年;捕捞状态下的死亡系数(F)为0.178/年;长湖短颌鲚的开发率(E)为0.552/年。在生态资源管理中,短颌鲚年生物量为2425.5657kg。长湖短颌鲚属于r-选择生活史类型鱼类。4.遗传多样性:长湖群体、巢湖群体、洞庭湖群体、鄱阳湖群体4个短颌鲚地理群体,采用于分析的1236 bp D-loop序列中共有108个变异位点,54个简约信息位点。98个个体中共计66个单倍型,单倍型多样性指数0.981和核苷酸多样性指数0.0098显示4个地理种群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群体大小稳定。4个地理群体短颌鲚遗传分化指数(FST)为0.23301,呈现中度分化水平,主要表现为巢湖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中等分化水平。根据遗传距离构建的系统发育树结果也呈现相似的结果,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文来源于《上海海洋大学》期刊2016-05-23）
高恶斌,董一鸣[6]（2016）在《噬藻体遗传多样性及其分子生态学研究现状与展望》一文中研究指出噬藻体是水体微生物群落中的重要活性成分,广泛存在于海洋及淡水环境中,对蓝藻种群结构与多样性以及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开展水环境中噬藻体遗传多样性研究将有助于噬藻体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从分子生态学角度,论文对噬藻体遗传多样性研究的分子基础与分子标记等进行了综述,并简要概述了相关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及其应用状况。从分子生态学与噬藻体多样性研究相结合的层面,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本文来源于《生态科学》期刊2016年02期）
项小燕[7]（2015）在《极小种群大别山五针松种群生态学及遗传多样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大别山五针松(Pinus dabeshanensis C.Y.Cheng&Y.W.Law)隶属于松科(Pinaceae)松属(Pinus),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仅局限分布在大别山地区。本文利用种群生态学和遗传学的方法,从群落物种多样性、区系特点、种群数量动态、种内和种间竞争、种群生殖力调查、转录组测序及微卫星引物开发、种群遗传多样性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以期为该濒危植物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 大别山五针松群落物种多性及区系特点大别山五针松分布区的群落内,共有维管植物72科141属218种。其中,蕨类植物4科4属6种,裸子植物3科3属4种,被子植物65科134属208种。蔷薇科、樟科、菊科、杜鹃花科、豆科和禾本科等科为优势科。区系分析显示,该群落区系起源古老,地理成分复杂,68个科中,世界分布、热带分布和温带分布的科分别有21、32和15个,显示由热带向温带过渡的特性。137个属中,热带成分共40属,占总属数(不包括15个世界广布属)的32.79%;温带成分共有82属,占总属数的67.21%,并以北温带为主。群落垂直结构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3层,其中,Margalef指数、Simpson指数和Shannon-Wiener指数均以灌木层最大,其次是乔木层,草本层最低。灌木层与草本层的Pielou指数相近,且均大于乔木层。2 大别山五针松种群数量动态用空间序列代替时间的方法分析种群结构,编制种群特定时间生命表,绘制死亡率曲线和消失率曲线,并用4个生存函数进行种群的生存分析;同时结合谱分析方法,分析了大别山五针松种群数量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大别山五针松种群数量少,结构存在波动性。幼苗阶段个体较丰富,幼树阶段个体较少,种群趋于衰退。生命表和存活曲线表明,大别山五针松存活曲线介于Deevey Ⅱ和Deevey Ⅲ型之间,种群死亡率和消失率曲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第5龄级出现峰值。4个生存函数曲线表明,大别山五针松具有前期快速减少、中期稳定和后期衰退的特点。谱分析显示,大别山五针松种群动态除受基波影响外,还具有明显的小周期波动。3 大别山五针松种内、种间竞争关系用Hegyi单木竞争模型分析了大别山五针松的种内和种间竞争强度。结果表明,竞争主要来自种间。使大别山五针松受压的植物主要有短柄袍、黄山松、满山红和茅栗等。大别山五针松在胸径小于25 cm之前,受到的竞争压力较大;当胸径大于25 cm后,竞争强度变化不明显,竞争强度与胸径符合幂函数关系(CI=AD-B)。4 大别山五针松种群生殖力大小生殖力调查表明,自然种群种子的败育率为61.08%,饱满种子的活力为100%;栽培种群种子的败育率高达89.88%,饱满种子的活力为89.76%。低温冷藏更有利于种子活力的保存。种子可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萌发,且室温储藏的种子萌发率比低温冷藏的要高;破壳处理有利于种子吸胀但对种子萌发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自然种群种子萌发率显着高于栽培种群。5 大别山五针松的转录组测序及微卫星引物开发通过Illumina HiSeq~(TM) 2000测序平台,对大别山五针松针叶进行转录组测序。从所获得的unigene中共检测到SSR 1966个,平均每23.08 kb含一个SSR位点。SSR序列中最丰富的重复基元为叁核苷酸,其次是二核苷酸、单核苷酸、六核苷酸、五核苷酸和四核苷酸,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1.60%、23.25%、21.41%、7.83%、4.43%和1.53%。叁核苷酸和二核苷酸中最丰富的基元类型分别是AGC/CTG和AT/AT。基于2-6核苷酸重复序列,共成功设计出引物431对。随机挑选82对扩增,共获得19对多态性引物,这些引物在24个个体中共检测到57个等位基因,平均每个位点的等位基因数NA=3.0个。引物的预期杂合度和观测杂合度范围分别为0-0.958和0.082-0.759,PIC值变化范围为0.077-0.707,平均值为0.389。6 大别山五针松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13对EST-SSR引物在233个个体中共检测到50个等位基因数,平均每个位点3.85个,自然种群和栽培种群的预期杂合度H_E分别为0.458和0.423,观察杂合度HO分别为0.481和0.510,表明大别山五针松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属于中等水平。当代基因流和历史基因流均显示种群间存在较大基因流,种群间遗传分化极小(F_(ST)=0.028)。MSVAR分析表明,有效种群从古代的大约10~4-10~5株下降至现在的102-103株,种群大小发生变化的时间大约在10000年前。基于BOTTLENECK软件和TPM及SMM两种模型检测结果显示,在TPM模型下,2个自然种群可能经历了近期的瓶颈效应。STRUCTURE聚类分析显示,自然种群和栽培种群被分为两组。其中,栽培种群主要含1个基因池,而自然种群包含2个。3个自然种群均含有稀有等位基因,而栽培种群没有,表示栽培种群不足以代表自然种群所包含的遗传信息。更新世气候的回升可能是导致种群大小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7大别山五针松的濒危机制与保护策略鉴于上述研究,大别山五针松的濒危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导致:1)种群结实率低、种子败育率高,导致种群生殖力较低;2)幼苗死亡率高,难以向幼树转化;3)种群竞争力弱,在竞争中处于劣势;4)小种群效应导致近交衰退现象严重,难以抵御各类风险。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保护策略:1)就地保护,适当间伐杂木,为幼苗、幼树的生长提供光、营养等资源,促使幼苗形成幼树;同时减少生存竞争压力;2)人工控制授粉,提高种子品质;3)保护大王沟的3个种群,尤其注意保护含稀有等位基因的个体;4)从自然种群采集种子,并多采集大王沟1和大王沟3种群及含有稀有等位基因个体的种子,人工育苗扩大种群。(本文来源于《安徽师范大学》期刊2015-10-01）
师一粟,陈晨[8]（2014）在《空间自相关分析在遗传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进展》一文中研究指出空间自相关分析是一种用于测量某一变量在研究范围内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即各研究取样点间该变量值的相似性随着空间距离的缩小而变化的统计学方法[1]。该分析方法具有强大的统计效力,能够准确地剖析种群内空间遗传结构,并能结合传统遗传学模型对小尺度范围内基因流进行精确估计,因此,该分析方法已成为遗传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除介绍空间自相关分析在遗传生态学领域中的发展外,同时也对该方法在生物遗传多样性保护与遗传生态理论研究中的实际应用进行了归纳,并提出了问题与展望。(本文来源于《河南科技》期刊2014年18期）
许崇任,刘恩山,范六民,佟向军[9]（2014）在《第22届国际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试题 理论B-3·遗传与进化、生态学、生物系统学》一文中研究指出理论B整套试题总分:120分,时间:150 min每个问题可以有1个或1个以上的正确答案(每题3分)遗传与进化B32.小鼠的皮毛颜色有黑色、棕色和白色,颜色由基因B和C 2种等位基因的相互作用来决定,基因B和C位于不同的常染色体上。B和b分别控制黑色素和棕色素的合成。只有在显性基因C的存在下,黑色素和棕色素才会分布于毛皮上。对于BbCc(本文来源于《生物学通报》期刊2014年05期）
郭玲[10]（2014）在《大熊猫肠道病毒生态学调查及部分病毒的遗传进化与大熊猫源CPV的分离鉴定》一文中研究指出大熊猫病毒性传染病作为大熊猫的重要疾病之一,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病毒性传染病中肠道疾病对大熊猫种群危害较大。由于物种限制,对大熊猫肠道易感病毒性疾病的系统性研究还是空白。本研究选取对大熊猫威胁较大的5种易感肠道病毒,即犬瘟热病毒、犬细小病毒、犬冠状病毒、轮状病毒和犬腺病毒作为研究对象,建立其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并用该方法调查不同地区、不同饲养方式以及不同年份的大熊猫携带肠道病毒的情况；对调查为阳性的部分病毒变异基因进行克隆测序,使用生物信息学软件进行分析,研究其遗传变异趋势；采用细胞培养法,对部分阳性样本进行病毒分离,得到大熊猫源病毒株。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大熊猫易感肠道病毒分子检测方法建立根据GenBank中收录的大熊猫易感的4种肠道病毒保守基因序列,设计4对特异性引物,建立了大熊猫易感肠道病毒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运用所建立的方法对病毒疫苗株进行扩增,成功扩增出目标条带,特异性试验表明其特异性好,敏感性试验表明其敏感性较高,重复性和稳定性试验表明检测结果准确可靠。研究结果表明,所建立的方法可用于大熊猫易感肠道病毒的临床诊断和实验研究。2.大熊猫肠道病毒的生态学调查应用所建立的4种检测方法和实验室原已建立好的大熊猫源轮状病毒检测方法对收集于2011年至2013年期间来自于岷山、邛崃、相岭山系的野生大熊猫及四川地区圈养大熊猫的188份大熊猫材料,进行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共检出CDV阳性8份,CPV阳性19份,CCV阳性1份,CAV阳性2份,RV阳性13份。调查结果显示,野生大熊猫的肠道疾病种类数量及感染率低于圈养大熊猫；2011和2012年期间大熊猫感染肠道病原种类数量低于2013年；大熊猫肠道病原种类及感染率在5个不同地区的差异较大,本实验的研究数据丰富了大熊猫肠道病毒生态学的内容。3.大熊猫源部分肠道病毒的遗传变异分析分别扩增大熊猫源犬瘟热病毒H基因和细小病毒VP2基因,并进行克隆测序,同时从GenBank下载标准株序列,进行序列比对并构建遗传进化树进行分析,确定其基因型。对CDV H基因潜在天冬酰胺糖基化位点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大熊猫源犬瘟热病毒糖基化位点出现变异,属于Asia-1基因型；对大熊猫源细小病毒进行遗传变异分析,结果表明在其VP2基因的第370位氨基酸位点发生变异,属于New-CPV-2a基因型。4.大熊猫源部分肠道病毒的分离鉴定对大熊猫细小病毒检测为阳性的样品进行病毒的分离培养及鉴定,结果显示,该病毒可在MDCK细胞上生长并出现明显的细胞病变。并用CPV检测引物进行验证,测序并提交NCBI上进行比对,其与犬细小病毒相应序列相似性均大于98%,证明该病毒为大熊猫源犬细小病毒。(本文来源于《四川农业大学》期刊2014-05-01）
遗传生态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贵南沙蜥(Phrynocephalus guinanensis)依据与其它沙蜥的形态差异被命名为一新种,它仅分布于青海省贵南县的一片沙漠中,近期分子系统分类学研究认为它应归属贵德沙蜥(Phrynocephalus putjatia)。贵南沙蜥和贵德沙蜥体色表形差异显着,分布区邻近又不重迭,栖息地植被环境特征也存在显着差异。本文应用种群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了贵南沙蜥种群增长,微环境巢址选择与植被特征及昆虫食物资源的关系,并从种群遗传学与系统分类学角度研究了贵南沙蜥与贵德沙蜥MC1R基因及ddRAD-seq分子遗传标记的种群遗传分化,旨在探索MC1R基因对贵南沙蜥体色分化的作用,进一步研究确认贵南沙蜥与贵德沙蜥的演化历史与系统发育关系。具体研究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1)贵南沙蜥洞穴空间分布与食物资源分布特征的关系采用3条样线共150个陷阱研究贵南沙蜥在草地与沙地交界线两侧的活动洞穴空间分布特征与潜在可利用食物资源多样性,并分析洞穴空间分布特征与食物种类以及数量分布的关系。研究共捕获1236个食物个体,隶属于2纲10目26科42种,包括7目21科37种978个昆虫纲个体以及3目5科5种258个蜘蛛纲个体;其中在草地上采集的有2纲9目22科37种570个,在沙地上采集的有2纲9目21科33种666个。草地可利用食物资源的Shannon-Wiener、Simpson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指数均大于沙地,表明草地的食物资源较丰富且分布均匀。研究表明贵南沙蜥在沙地环境活动洞穴数量较多,且离交界线越近洞穴分布数量越多;草地生境活动洞穴空间分布与离交界线距离无相关性,相对沙地数量较少且空间上分布较均匀。草地样方捕获的食物种类和数量以及沙地样方捕获的昆虫数量都与离分界线的距离无关,但沙地上食物种类与离分界线的距离呈高度负相关。我们研究表明贵南沙蜥沙地活动洞穴空间分布与食物种类分布特征显着相关。(2)贵南沙蜥种群生长、存活、性比以及两性异形研究采用标记重捕方法,于2014年至2016年,对贵南沙蜥发育过程中的死亡率、性比、两性异形以及个体生长率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贵南沙蜥研究种群的成体雌雄比例约为2.8:1,雌性幼体存活率(38%)远比雄性高(8%),而雌性亚成体的存活率(37%)比雄性(75%)低;雌性幼体的平均期望生命高于雄性,而其亚成体的平均期望生命低于雄性。幼体阶段和亚成体阶段,雌雄体型特征无显着差异;成体阶段,雄性的尾长和头宽均显着大于雌性。幼体发育为亚成体阶段,雌雄生长率无差异;亚成体发育为成体阶段,雌雄间只有头长的生长率有差异。贵南沙蜥所有量度特征从幼体到亚成体阶段的个体生长率均值较亚成体到成体阶段大,但是生长率均值只有雌性的尾长、头宽、腹长、腹宽以及雄性的体长的生长率差异显着。(3)贵南沙蜥与贵德沙蜥的体色变异与MC1R基因的进化研究首次克隆测定了贵德沙蜥与贵南沙蜥MC1R基因的全长CDS序列,并开展MC1R基因的以上两种种群地理变异与进化研究。结果表明研究采用的10个贵德沙蜥种群51个样本与7个贵南沙蜥种群25个样本中的MC1R基因全长序列有942个核苷酸,共存在41个核苷酸与8个氨基酸变异位点。Fisher精确统计检验表明,MC1R蛋白序列第28位氨基酸残基位点的不同氨基酸残基(Arg,Gln)频率分布,在贵南沙蜥与贵德沙蜥两大群体分布差异统计显着(P=0.004),但样本体色与对应基因型并非完全对应。两群体的MC1R基因遗传分化并不明显。MC1R基因型网络图显示了贵德沙蜥与贵南沙蜥之间的MC1R基因没有显着分歧,我们研究结果证实贵德沙蜥与贵南沙蜥MC1R基因的特定位点变异与两群体体色变异统计显着相关,但其突变并不能完全解释两个群体的体色差异,两个群体的体色可能受多种遗传因素调控,存在其他的机制。(4)基于MAXENT的贵南沙蜥与贵德沙蜥潜在地理分布预测研究根据实地调查和查阅文献得到的贵南沙蜥9个种群分布数据和贵德沙蜥19个分布数据,引入19个气候变量和海拔变量,利用MAXENT生态位模型对贵南沙蜥和贵德沙蜥潜在分布地进行预测。研究表明贵南沙蜥适宜栖息地(P>0.5)主要集中于青海,甘肃以及四川叁省交界处;而贵德沙蜥适宜栖息地(P>0.5)主要集中于青海省的东北部以及甘肃省的中部一小片地区。贵南沙蜥的潜在分布区域与贵德沙蜥潜在分布区相交接,但基本互不重迭,这与实际分布范围较为相符。从历史分布来看,末次间冰期以来贵德沙蜥与贵南沙蜥种群扩增与青藏高原沙漠演化有关,而末次盛冰期和全新世中期贵南沙蜥和贵德沙蜥的潜在分布范围与现今分布范围相近。预测模型取得的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的AUC值均大于0.9,表明本研究获得的预测模型准确度较高。MAXENT模型的Jackknife检验表明海拔(36.2%)和昼夜温差月均值(20.9%)是影响贵南沙蜥模型预测的主要因素,海拔(50.3%)和最干季度降水量(24.9%)是影响贵德沙蜥模型预测的主要因素,两者略有差异。(5)基于ddRAD-seq技术的贵南沙蜥与贵德沙蜥种群分化研究通过双酶切的限制性酶切位点相关的DNA测序技术(dd RAD-seq)对形态上有分歧的贵南沙蜥7个种群18个样本和贵德沙蜥10个种群25个样本进行种群遗传分化分析。结果得到了20361个等位基因位点。Cross-validation验证结果表明,在保留前2个主成分时有最好的预测结果。集群数量分析结果显示,集群数为3时,达到最低的贝叶斯信息标准值。主成分判别分析(DAPC)结果表明17个种群可分为3个群体。贵德沙蜥的青海湖盆地一个群体;位于共和盆地东部和贵德县的两个贵德沙蜥种群跟贵南沙蜥聚为一支,共和盆地东部一种群样本和贵南沙蜥分布区南部一种群的一个贵德沙蜥样本被证实为具有贵德沙蜥的线粒体基因型与青海沙蜥的核基因型。种群样本聚类研究结果不支持贵南沙蜥为一系统分类有效种。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遗传生态学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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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敏.我国日光蜂两个不同遗传支系间生物生态学特性差异[D].青岛农业大学.2017
[4].李琦.麦田雀麦生物生态学特性与遗传多样性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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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知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