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1]2003年在《商务印书馆馆办期刊研究》文中认为商务印书馆是我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最悠久的文化出版机构，他在中国走向现代启蒙——维新变法的前一年——1897年的2月11日创建于上海。作为我国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主要出版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着作和新式教科书。在出书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期刊的出版。自1903年创办第一份刊物《绣像小说》起，至1948年解放前夕，商务印书馆总共创办了21种刊物，非商务自办而由商务代为发行的期刊为50种以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期刊群。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期刊“不但属于它那个时代，还属于今天，属于未来，它们，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坐标。” [1]本文主要通过对商务期刊的调查研究，以历史分析、举例、对比的方法进行论证。从期刊史与出版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商务印书馆20世纪初创办的期刊进行梳理、了解其创刊、发展的过程。并对商务印书馆如何创办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期刊群以及他们如何应时而变进行了研究，给当前出版社办期刊提供一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本人先后对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资料室及河南大学图书馆的原始资料进行搜集，在此基础上系统列出商务印书馆创办的21种期刊以及索引号，然后对期刊产生的背景进行探讨，得知商务印书馆的期刊群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产生的。接着对商务创办的刊物进行个案剖析，多角度、分层次地论证商务印书馆创办、改革期刊的具体方法和措施。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商务印书馆创办了如此长寿的期刊群，是因为刊物紧扣时代脉搏，不断革新，不仅适时的更换主编，而且对刊物从里到外、从理念到版式都进行改革。最后，从以上分析和大量文献、数据中总结出商务印书馆在办期刊方面的五点成功之处：(1)商务一直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主线，与时俱进；(2)刊物的成功和领导人的眼光、判断力有很大的关系；商务汇集了一批优秀且实力强劲的人才；(3)严格遵守在商言商方针；(4)独特的营销策划；(5)充分利用出版社办期刊的优越之处。综上所述，出版社办期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如果想让期刊寿命延长并且呈良好态势发展下去，就要充分利用出版社的优势，紧扣时代脉搏，凝聚有才之人。以史鉴今，本文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商务印书馆创办期刊的经验能给当前出版社办期刊予以应有的启发和借鉴。
王莉[2]2015年在《《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广告研究》文中认为清末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小书局、书馆林立,同时这也带来了出版行业的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各大出版机构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从提升书刊质量,到加快出版速度、网罗各路人才等等,其中,通过广告宣传来增强自身影响力也是当时许多出版机构所采用的竞争手段之一。作为民国出版业翘楚的商务印书馆,在广告宣传之上投入的精力与财力也颇为可观。除了在《申报》、《新闻报》等大型商业报纸之上进行了大量广告投放外,商务印书馆更是将其馆办期刊作为了广告投放的主要阵地,而《东方杂志》便是其中之一。《东方杂志》自创刊首期起便开始刊载商务印书馆的广告,直至停刊,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见证了商务印书馆的成长与变迁。本文将基于第一手史料,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对《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广告进行研究。文章主要分为了四部分,第一章主要对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主要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二章则是对《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广告整体面貌的呈现,并借此来探析1949年以前商务印书馆的经营情况;第叁章是对《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广告的广告策略进行的分析;第四章则研究了《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广告对商务印书馆自身以及近代社会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赖静[3]2014年在《商务印书馆与清末民初小说》文中研究指明商务印书馆顺应时代潮流而诞生、崛起、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晚清民初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晚清民初正是小说观念急剧变革、小说译作大量涌现的时期，在印刷技术传入中国的东风下，诞生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乘着这股浪潮，大量出版、翻译小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作为一家以扶助教育、弘扬文化为己任的商业机构，商务印书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超越了本身存在的意义，上升为文化机构，并在集聚小说人才、培育小说作者群体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论文主体分为五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缘起、选题的原因和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以及对于商务印书馆历史、主要情况的简单罗列。第一章从时代背景、出版技术、特殊地域以及办馆理念四个方面对商务印书馆进行了详细论证。第二章主要是分析整理商务印书馆出版刊载的小说情况。根据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的状况分为叁个小节，首先搜罗商务印书馆刊载小说的几类杂志，分别对杂志刊登小说的状况进行介绍，其次根据现有资料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单行本小说情况进行较为详尽的罗列，最后是商务印书馆所出的小说丛书的介绍。第叁章是从编辑者和着译者的角度，对商务印书馆的小说编译力量与主要作者、翻译者群体进行了搜集和分析，从小说编译者到小说着作者和翻译者，以及商务印书馆与有名小说家的交游状况进行了考证，并发现了《小说月报》独有的首创，通过开办小说俱乐部吸引读者群，促使读者转为作者的有趣案例。第四章主要从小说的发行和宣传角度，对商务印书馆的小说发行状况进行了罗列。包括多样且丰富的广告宣传、完善的发行网络等共同还原商务印书馆小说大量发行、受到读者欢迎的历史状况。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时期大量出版小说，创办小说杂志，大量在期刊上登载小说，在当时同时期的书局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商务印书馆在20年代形成的独特的文学集聚作用，聚拢了一批当时的优秀文人和文学团体，超越了民营企业的意义，决定了它在晚清民初小说的出版中具备重要的意义。
刘青霞[4]2013年在《《儿童世界》编辑和经营特征探析》文中指出近年来,学界悄然兴起了对民国时期的书报刊出版现象进行研究的热潮,这与国内报刊业转制改革有一定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动摇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教育思想,特别是当时文化界、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重视对儿童的教育,使“儿童本位”的观念深刻影响了儿童读物的出版,促进了儿童读物的发展,并且这一影响也延续至今。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创办的《儿童世界》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第一本儿童刊物。本文以《儿童世界》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儿童世界》在编辑和经营方面的所作所为,探索其成功的经验。通过分析,我们得知：虽然《儿童世界》历时较短,但它称得上“中国儿童报刊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是新文化运动儿童观的转变和儿童地位提高的一种表现。《儿童世界》贴近儿童、努力适应儿童心理的做法延续至今,值得后人学习。针对目前我国儿童刊物内容同质化、成人化及单调化现状,本论文探讨了《儿童世界》的编辑和经营特征,试图从中提炼与挖掘儿童期刊办刊的规律性经验,总结出《儿童世界》给当代儿童期刊出版的启示。本论文从《儿童世界》的创刊入手,将《儿童世界》放在时代背景之下,试图从历史层面来揭示其创刊与发展的有利因素。文章主要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儿童读物出版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资源和精神、首任主编郑振铎的个人因素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作为早期儿童期刊的成功者,《儿童世界》在编辑出版方面也有其特殊的方式。本论文将编辑出版学的研究理论与《儿童世界》的出版实际相结合,归纳总结出它最明显的四条编辑特征：“对儿童负责”的编辑理念、内容和题材多样、善于培养儿童作家队伍、大胆追求创新,并对这四点展开了详细的讨论分析。《儿童世界》远销海外,其经营方式也有可取之处。本文查阅了相关资料,综合商务印书馆的图书期刊经营方式,总结出《儿童世界》经营活动的叁条特征：通过父母走进儿童内心世界的经营理念、经营内容上推陈出新、搭上商务印书馆产业链的顺风车。在前文的基础上本文综合了《儿童世界》的编辑和经营特征,结合当下儿童期刊的出版现状,总结出《儿童世界》给当今儿童期刊经营管理的启示,主要从注重提升编辑的自我素质、把品牌特色作为儿童期刊的极致经营、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叁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童彤[5]2014年在《商务印书馆与近代设计教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近代设计教育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后,是在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被机械化生产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流碰撞的背景下诞生的。这意味着近代设计教育肩负着振兴实业、寻求中西文化融合等使命。从洋务运动到民国成立,设计教育经历了由官方主导向民间自发办学这种自上而下的变化,各类型的设计教育机构层出不穷,学科设置和教学内容也日趋科学,符合社会实际需求。本文以商务印书馆为切入点,研究这一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文化机构开展设计教育的经过,及对中国近代设计教育产生的影响。商务印书馆设计教育的诞生有着当时切实存在的商业需求,人们的思想意识已经发生变化,同时设计教育也开始发展,而商务印书馆属于清末民初最早兴办的本土民间设计教育机构之一。从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和机构设置看,商务的印刷厂背景及产业化经营理念使商务特别注重革新和钻研印刷技术,而商务的品牌意识、人才观念及主创者的教育理想直接导致了其对于设计教育的重视。印刷技术和设计相关机构的并重成为商务印书馆展开设计教育的硬件基础。商务印书馆在内部设计教育方面,除了注重绘画基本功、设计技术及适合商业这叁个重点外,在新人训练方面创制了练习生制度,是为近代企业设计教育的典范。在对外的设计教育方面,商务除了在出版方面积极推进一般民众、儿童及设计专科学校的艺术教育外,还充分利用其社会地位和资源,参与美术展、设计展、艺术教育展及设计协会的活动或宣传,从而全方位地推动近代设计职业化及专科教育的发展。最后,论文以“人”为视角,列举了一些出版、教育、美术设计等领域对近代设计教育有卓越贡献的设计英才。通过介绍他们在商务印书馆的成长之路及由此对日后事业产生的影响,来论证商务印书馆的设计教育成果及其衍生影响力。商务印书馆以“致力于教育”的创立宗旨和独到的培养人才方式,尽其所能地培养本馆设计人才培养、普及大众美育、促进专科设计教育。它为近代设计教育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王嘉琪[6]2017年在《宣传、推广及营销：《出版周刊》研究（1934-1937）》文中研究表明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一个多世纪以来,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竭力传承中华文化,积极传播海外新知,其历经劫难又不断重生,创造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辉煌。商务印书馆在近代文化传播与出版各类书籍方面作出很大贡献。而期刊因其出版周期短、读者群体广成为研究新闻出版史的重要文献载体。《出版周刊》作为商务印书馆自办自宣本馆出版物的期刊,向读者提供馆内主要出版物的信息。在二十世纪叁十年代,读者对出版物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之时,《出版周刊》在宣传、推广及营销商务印书馆本馆出版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出版周刊》创刊于1924年,主编李伯嘉。1934年进行改版,增加"读书指导" "印刷常识" "本馆着作人索引" "本馆着作人履历"等栏目。"七七事变"后,商务印书馆迁至长沙,《出版周刊》改名为《出版月刊》,另计期数出版。1941年8月,此杂志停刊。本文以1934年改版后的《出版周刊》为研究对象,从图书宣传、图书推广及图书营销叁个方面探究《出版周刊》的出版价值与史学价值。本文包含六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当前学界对商务印书馆及《出版周刊》的研究现状。第一章从宏观上分析商务印书馆与《出版周刊》的关系,商务印书馆是民国出版业的翘楚,《出版周刊》是商务进行自我宣介的刊物,其主要栏目设置及内容、主编等值得研究。商务印书馆与《出版周刊》,二者相得益彰、实现双赢。第二章以《出版周刊》的图书宣传为主线,探究《出版周刊》两大栏目"本周出版新书""本周重版书"在图书宣传方面发挥的作用。通过统计1934-1937年《出版周刊》中"本周出版新书" "本周重版书"两大栏目的图书出版情况,阐述其所用的图书分类法、栏目内容及宣传方式与栏目的发展历程及出版情况。第叁章以《出版周刊》中图书推广为中心,以"读书指导""读物介绍"两大栏目为例,通过统计1934-1937年《出版周刊》"读书指导""读物介绍"栏目的内容分类,阐述其栏目特点以及图书推广的方式。第四章以《出版周刊》的图书营销为主题,研究对象为《出版周刊》中形式多样的广告。通过统计1934-1937年《出版周刊》在版图书销售广告、图书预约广告、图书廉价广告及相关经营广告的广告数量及类别,分析四种广告在《出版周刊》中所占的比例,从而研究《出版周刊》的图书营销策略。本文主要探讨了《出版周刊》在宣传、推广及营销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方面的意义。"以史为鉴,方知得失",商务印书馆以"出版"为手段,以传播知识文化为目标,将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进行有机统一。当下,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激烈碰撞,出版机构一方面要赚取利润,另一方面也要勇于担负起社会文化重任。鉴于此,当下出版业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思考。
苏晓珍[7]2015年在《《出版周刊》（1924-1937）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二叁十年代,随着国内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社面临向读者推销产品的任务。《出版周刊》作为商务印书馆自办自宣刊物诞生,主要提供馆内出版信息。之后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进步,社会对读书的需求日益提升,读者不仅需要购买书籍,还需要掌握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和读书指导,读书出版类杂志正当其时。《出版周刊》顺应社会发展形势,改版增设文化服务栏目,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成为这一类集出版信息、读书指导为一体的读书出版类期刊的首发和代表。根据《出版周刊》的性质,研究从其整体概况、商业性、文化性和历史性四个方面展开。《出版周刊》于1924年1月创刊,1941年7月停刊,随着商务印书馆的起伏兴衰两度停刊又两度复刊,前后历时17年。主编李伯嘉重视文化,关注世界,认为出版通过文化保存和文化传播推进文化建设,因此周刊广告注重对文化内涵的呈现;将中国出版放入世界体系考察,视野开阔,对世界局势与出版的关系认识深刻。低廉的价格和广泛的发行,在扩大周刊市场占有率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作为一份读书出版类的大众期刊,《出版周刊》具备鲜明的商业性和文化性双重属性。《出版周刊》上的商业性内容主要指的是种类繁多的信息广告、预售广告、折扣广告、文化广告和其他反映商务多元经营的文体广告。广告以出版物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为诉求;语言短促凝练,便于记忆;表现形式图文结合,灵活多样;版面安排疏密有致,节奏自然;在宣传上注重时机的选择。《出版周刊》上的文化服务性内容,以读书方法指导、印刷知识介绍为代表。这类内容以服务读者、促进文化发展为标的;主题选择切合实际;语言规范,专业性强;作者专业素养高;社会影响大。这一类内容,在宣传商务印书馆产品的同时树立起商务印书馆的文化企业形象。因此,《出版周刊》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作为商务印书馆自宣刊物,《出版周刊》实现了其对母馆的产品宣传和品牌建设目的;为之后出版类期刊的大量出现开辟了道路;有力地倡导了社会上的读书风气;为出版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以出版专业期刊的身份昭示出版理论的早期自觉。《出版周刊》以其最接近事实发生时间的记录使得登载于其上的出版信息具有高度的可信性,以这些信息为基础,研究者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策略、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与社会文化的深入互涉。处于民国初期书业竞争激烈环境中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为发展本馆事物所采取的出版方针、宣传策略、经营模式等,也将为当今出版企业应对转企改制,迎接市场竞争提供有益借鉴。
杨曦[8]2016年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业促进中学英语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语在中国作为一种语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但作为一门学校课程的发展历程却仅有短短百年的时间。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中学堂章程》中规定,英语课程被正式列入学制。中华民国建立后,虽然政府废止了清末的教育制度,颁布了符合中华民国宗旨的课程标准,但英语课程被保留了下来,并作为必修课在中学校中占有重要地位。本选题以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业促进中学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其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和观点概括如下：为了促进中学英语教育更好地发展,培养更多的英语人才,学校将目光聚焦在了教科书的选择上。教科书作为英语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活动中起着引导和指挥的作用,学生通过教师对教科书内容的讲解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英语知识体系,为毕业后的升学和工作带来双重益处。当时教育部虽制定了英语课程标准,规定了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但并未对中学英语教科书的版本作出统一规定。这给教育出版业提供了较大的发挥空间,出版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而在清末就颇有名气的商务印书馆凭借着丰富的人才资源、独到的经营宗旨和高质量的出版物频频打败竞争对手,成为教育出版业的领导者和风向标。但中学英语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是坎坷的,由于教育资源不足、教学方法不当、教科书选材不贴合实际等原因,民国时期中学英语教育的实际效果与理想目标相距甚远,商务印书馆实施一系列举措旨在为中学英语教育的发展保驾护航。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已任,于1902年成立编译所,广纳人才,下设英文部,组织专人编写英语教科书和杂志。这些优秀的教科书编写人员时刻关注世界范围内的英语教育发展潮流,根据当时最新趋势和社会需要编写教科书。随着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学英语教育的形式也开始发生转变。通过分析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教科书可知：教学形式由翻译法变为直接法；教科书选材也由“重文”转变成“重语”,尤其注重语言在生活中的实用性,对英语教员的教学水平提出更多要求。除出版英语教科书外,商务印书馆还创办教育类和英语类杂志以辅助中学英语教育的发展。《教育杂志》为学者讨论教育界热点话题提供平台,他们对中学英语教育的发展状态和未来走向展开激烈讨论,争论热点主要集中在叁个方面：英语课程是否应为必修、英语教学法改革和英语教员的师资训练问题。无论是赫赫有名的英语专家还是默默无闻的英语教员可各抒已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对当时中学英语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英语类杂志更是对中学英语教学起补充作用,增加了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此外,商务还开办了英文函授科,目的在扩大英语学习群体,服务于社会。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为当今教育出版机构树立了榜样,只有不断提高编辑队伍水平,不断适应学校教学改革和社会需求,开辟出更多创新型发展道路,才能在促进学校教育发展的过程中立足于行业之首。
刘洋[9]2015年在《商务印书馆(1897-1949)对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商务印书馆对于中国出版业意义之大、影响之深远实属罕见。在20世纪上半叶波诡云谲的时代语境下,商务印书馆充分展现了一个民营出版企业的韧性与魄力,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一个庞大的出版帝国,执出版界牛耳数十载屹立不倒。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钩沉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寻觅到对出版文化最初的希冀与热忱,更能在这一丰富的历史载体中汲取恒久的智慧与启示。
雷丽莎[10]2012年在《商务印书馆对民国文献传播的影响》文中指出本文依据美国学者H·拉斯维尔于1948年提出的“5W”模式,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发行活动分解成文献传播的过程。在这个角度下,商务印书馆就是文献传播活动的发起人,传播内容的“把关人”和发出者,它不仅决定着文献传播活动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文献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并从根本上决定着文献传播活动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在第二章,分别从商务印书馆这个盈利性的民营出版机构本身、以“昌明教育”为平生志向的出版家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文献加工部门等叁个不同层面的“把关人”出发,分析商务印书馆如何对源头信息加以甄选和控制,以满足甚至引导接受者的需要,最终达到盈利和传播的双重目的。本文的第叁章研究商务印书馆文献传播的内容,也就是文献传播者“把关”之后要传递给接受者的文献信息,文献信息包涵外在信息和内在信息两个层面。本文将商务印书馆通过出版传播的内在信息按学科分类,分成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文学和史地等四类；将外在信息按形态分类,分成图书和期刊两个大类。第四章针对文献传播的渠道展开。所有的文献信息必须进入流通渠道,才能到达接受者手中,发挥传播的特性。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所有编印出版的图书和期刊,也必须进入传播渠道,才能达到获取利润和传播知识的目的。本文将商务印书馆文献传播的渠道分为市场渠道和非市场渠道。市场渠道就是商务印书馆设在各地的分馆,消费者需要直接消费才能获得出版物；非市场渠道是社会上的公共机构,如图书馆,消费者不需要直接消费就可以使用出版物。第五章主要研究文献的接受者。文献的接受者是传播过程的重要因素,他不仅是文献传播内容的消费者,也是传播效果的反馈者。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所面对的读者群除了文人、知识分子,还包括新学堂的学生、儿童、图书馆的读者、都市读者和一般民众。第六章研究文献传播活动的最后一环——文献传播的效果。通过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分析商务印书馆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文献传播活动的影响。第七章总结商务印书馆对民国文献传播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商务印书馆馆办期刊研究[D]. 刘兰. 河南大学. 2003
[2]. 《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广告研究[D]. 王莉. 河北大学. 2015
[3]. 商务印书馆与清末民初小说[D]. 赖静.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4]. 《儿童世界》编辑和经营特征探析[D]. 刘青霞.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5]. 商务印书馆与近代设计教育[D]. 童彤. 浙江工业大学. 2014
[6]. 宣传、推广及营销：《出版周刊》研究（1934-1937）[D]. 王嘉琪. 安徽大学. 2017
[7]. 《出版周刊》（1924-1937）研究[D]. 苏晓珍. 河南大学. 2015
[8].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业促进中学英语教育发展研究[D]. 杨曦.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9]. 商务印书馆(1897-1949)对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启示[J]. 刘洋. 浙江社会科学. 2015
[10]. 商务印书馆对民国文献传播的影响[D]. 雷丽莎. 郑州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