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治要素及其作用机制

论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治要素及其作用机制

栾锦红[1]2003年在《论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治要素及其作用机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将进一步融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之中。但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如政企不分、党政不分、政资不分等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到经济制度的创新,也涉及到诸多深层次的政治制度创新和社会制度创新。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治要素及其作用机制,从而寻求解决国企问题的政治途径和相应的政治决策: 第一部分: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背景 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是当代国际性潮流。这一国际大潮的强大作用,给各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入世为关系到国家经济基础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国企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市场条件,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压力。 第二部分:国企改革面临的政治问题 国企改革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是政企分开和政企关系重构问题。政企关系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而政企分开又是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我国政企不分造成的体制弊端主要有:政企不分,使政府难以公正对待各类企业,承担起公共管理者的角色;由于政府为企业设置过多的目标,降低了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企业法人财产不落实,政府承担着无限责任。 第叁部分:搞活国企的政治因素与对策分析 国企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它涉及到国企内外方方面面的诸多政治因素。国企改革要见成效,就要充分重视这些政治因素,并采取适宜的措施安排和处理这些政治关系。这并非国企改革的权宜之计,而是重塑国有企业,增强企业活力,将国企推向国际市场的必由之路。 首先,改革国企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这包括,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建立科学、高效和运转灵活的领导管理体制;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健全以产权为核心、员工民主管理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 其次,实现企业民主管理,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要强化企业的职代会职能,充实职代会力量,扩大职代会职权,使它成为职工民主管理企业的实体:拓宽职代会的参与领域,增强职代会的参与力度;给予职代会较大的监督权。 第叁,加强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发挥国企党组和党员作用。 第四,坚持国企员工的主人翁地位不动摇。 第五,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是国有企业发展的持续驱动力。 最后,强化企业监督约束机制,健全企业民主监督体系。

邓沛琦[2]2015年在《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混合所有”、“混合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于1993年十四届叁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党的文件中先后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突破所有制界线,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大改组和大转型的产物,它是多元化产权投资主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样化经营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经营模式和经济形态,在我国20多年实践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截止2012年底,从全国整体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我国500强企业的80%。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为122.9万个,占企业登记总数的15%,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其税收贡献比占47%。其中,央企及其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有少数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占比达到了80%。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叁期迭加”的“新常态”下,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十八届叁中全会重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战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主体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其基本表现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联营等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和深化完善叁个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国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与产权市场的发育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根据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辨证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寓于混合经济之中,是混合经济的基础。而混合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事实上,从世界潮流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投资主体之间的经济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混合日新月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先后告别单一所有制而共同走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虽然各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特色不同,但是混合所有制以适应各国经济发展转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市场经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律,以及第叁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等共同作用下促使了世界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数百年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后发展到在国家干预下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二战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英国开始实行国有和私有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由此出现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和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特征各不相同,因而有其借鉴与启示,但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调整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活力不足、经营机制不灵活以及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为主线,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为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必须继承和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视角与路径。在新的时期,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关于混的分类、混的模式、混的时机等问题亟需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法、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法,并更加注重经验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形成了一套全面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根据全文研究,提炼出创新点,并提出研究展望。第二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首先综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及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进行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辨析。最后,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叁章为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及模式。首先,探讨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主要探讨国有化、私有化、中间道路、“大社会”等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总结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分析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与模式。首先,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其次,总结归纳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及特征。第五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思想演进及模式定性比较。综述了英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两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比较,包括宏观运行情况、微观操作、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安排等方面。第六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首先,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以进一步考察中英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基础环境与现状进行评价。最后,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首先,归纳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的启示。而后,运用路径依赖分析,通过构建路径的锁定与突破模型,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发展现状,构建出我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升级模型与范式框架。最后,基于启示与改革的路径突破、升级与范式,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陈晓晨[3]2018年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国企领导干部是促进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有力保障,是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领导核心,是实现现代化企业制度完善的骨干支撑。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紧密结合当下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总体趋势,对国企领导干部自身的综合道德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加强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不仅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国有企业现实工作紧密结合的重要体现。本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研究的相关概念进行详细分析与阐述,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说明。通过梳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过程来总结以往教育经验。并针对当前我国国企领导干部道德与道德教育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目标与原则,内容与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并对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实现机制进行探索与说明。全文由导论、正文六章和结论构成,具体内容如下:导论部分旨在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进行阐述,并系统总结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进一步分析当前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与短板,为深入探索研究指明方向,并对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点做重要说明。第一章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相关概念进行分析。首先从国有企业的定义与特性入手分析其重要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进而引述国企领导干部的身份特性及其重要作用。其次分别对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内涵进行阐述分析,进而对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定义进行概括说明。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以进一步明确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特性与重要功能。第二章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历程进行分析。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教育思想的确立和特色进行说明,并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分别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关于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理论进行梳理,为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其次,通过分析改革开放、经济体制变化以来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实践历程,并总结其基本经验,为本文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第叁章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及道德教育的现状与问题成因进行分析。首先对国企领导干部道德的基本现状进行分析,并从经济、文化、制度、自身及教育五个方面探讨了国企领导干部道德失范的诱因。其次,通过调查国有企业开展道德教育工作的具体情况,正视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其原因,为后续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工作改进提供方向。第四章对新时代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面对的新变化和新要求进行分析。本章通过分析当代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包括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和自身环境叁个方面的变化,详细说明环境变化对国企领导干部道德的影响,针对负面影响对道德教育提出新的要求。第五章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原则、内容和方法进行分析。首先,明确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总体目标及基本原则,为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导向。其次,在把握思想政治导向的同时,确定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大体包括:责任教育、诚信教育、廉洁教育、作风教育、党纪国法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再次,提出了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应采用的基本方法,包括: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示范教育与警示教育相结合,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相结合,自我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第六章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实现机制进行分析。首先,对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实现的驱动力即教育客体的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提出科学认识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的关系,加强道德他律规范国企领导干部从业行为,强化道德自律提升国企领导干部道德修养。其次,对道德教育实现的重要保障即构建长效机制进行论述。提出从完善领导机制、监督机制、评价机制、人才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加强道德教育机制建设。再次,拓展道德教育传播途径,加强国企道德文化建设,明确企业道德文化建设与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弘扬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发挥其教育功能、约束功能、规范功能与凝聚功能,进一步提高国企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结论部分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如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不同环境变化对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影响及新要求,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实现途径进行了强调,突出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鼓励将道德教育工作渗透到国企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中以提高教育实效。

薛璟[4]2018年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柱,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做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分析科学把握,有助于为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清除思想障碍,探寻行之有效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优越性,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本文首先进行基本概念梳理,对新时代以及新时代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明晰了新时代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要求。继而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关于企业改革的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我国学界相关理论成果中汲取理论资源,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中找寻理论镜鉴。接着对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探索进行总结与归纳。梳理了我国国有企业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从政府附属物走向独立市场经济主体,从经济效益低下到逐步壮大走向世界舞台所走过的艰辛探索历程,吸取对当前国企改革的有益指导。文章的第二章,对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从机遇与挑战并存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包括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动力转化、创新发展、主要矛盾转变等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也存在着世界经济低迷、国内经济发展“叁期迭加”,产品竞争力弱等多重挑战。由此更加明确了国有企业作为巩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的第叁章,是对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历程和基本经验的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要会议和发布的重要文件为研究脉络,梳理不同年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走过的历程与不同阶段具备的时代特征,并且就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国有企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新发展作出的新要求进行详细分析,展现了新时代下党和国家将会以更大的改革决心和勇气,推动国有企业向着更高层次和更大目标迈进。通过对国有企业发展历程的梳理,为下一阶段继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总结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文章的第四章,首先对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成就的评判标准进行了明确,继而对近年来国有企业发展所取得的优越成就和亟待解决的矛盾与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就问题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剖析,有利于更加精准地认识当前的不足之处,及时总结得失成败是继续深化国企改革的必经之路。文章的第五章,针对新时代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应坚持的原则与实践路径,即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国企改革实际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与企业管理相融合,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一致,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局部调整与全局规划相统一,坚持企业自主与政府监管相协调,坚持制度保障与法律规范相适应的原则,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确保国有企业正确的改革方向,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改革突破口,加快探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新举措,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继续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理念,通过自主创新研发壮大国有企业实力,加快推动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同时注重完善国企改革相关法律法规,加快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把改革的每一环节建设紧紧相扣。结语是要进一步提升和归纳。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引下,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要有更加坚定的改革决心和理论勇气推动国有企业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浴火重生。

焦晨洋[5]2018年在《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十二五”以来,宏观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增高,企业效益下滑。为稳定经济增速,减轻企业负担,国家适时推出以“营改增”为代表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在短期内导致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十二五”时期,我国财政收入增速由2011年的24.8%降至2016年的4.5%[1]。与此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肩负重任,民生支出大幅增加。在减收增支的矛盾和压力下,维持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加大。“2013—2016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从1.2万亿元升至2.18万亿元,赤字率从2.1%提高到约3%”[2]。财政赤字风险和收支压力继续加大,势必影响财政国家治理基础和支柱作用的发挥。面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增大的局面,国企作为国家经济资源的储备力量理应给与财政大力支持。但近年来,尽管我国政企分配关系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确立了“税利并存,税后利润上缴”的改革方向,但我国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改革完善整体进展缓慢,大量本应上缴利润的国企游离于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实施范围之外,上缴企业数量还不到国企总量的2%,以金融、文化和地方国企的问题最为突出。国企利润上缴财政运行状况呈现出规模过小、比例过低、增长过慢、缺乏制度刚性等问题。规范的政企分配制度的缺失,导致国企不但不能有力壮大财政实力,还滋生出企业效率低下、过度投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为社会舆论所诟病。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关系着企业发展和财政职能的实现,成为党和国家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推动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和工具。2007年以来,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生产关系调整完善的要求,我国国企利润上缴在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这种进步是基于建国以来我国政企分配关系调整完善的经验积累和重要启示,还没有完全上升到的理性认识层面,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的政企分配关系理论和科学合理的制度。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研究力度。我国现阶段关于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政企分配关系理论和实践虽然发挥了积极的作但用还存在局限。目前,相关研究过于依赖借鉴西方利润分配理论,单纯的将国企利润上缴视为一项微观层面的企业利润分配行为来研究,却未能将国企利润上缴视为一项政企分配制度,研究其在我国社会生产关系总体中所处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即相关研究缺乏在国有企业“公共性”和“营利性”之间的平衡。在此背景下,关注和加强国企利润上缴的“公共性”与“营利性”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围绕国企利润上缴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主题,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理论基础和构建政企分配关系的理论框架。综合上述分析,国企利润上缴在宏观层面的“必要性”和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可行性”的相关研究,在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实施范围、提升利润上缴水平充实国家财政收入,推动国企领域相关改革、规范政企分配关系、建立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在理论方面有叁个方面:首先有利于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相关研究的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其次对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和政企分配关系理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再次改进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可行性”和上缴比例的实证研究方法。在实践方面的意义有四个方面:第一,有利于促进党中央政企分配政策的贯彻落实;第二、有利于巩固和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支柱作用;第叁、有利于推动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转型升级;第四,有利于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完善。在上述研究背景和研究目标的指引下,本文围绕国企利润上缴财政这一研究主题,从“公共性”的角度研究其在宏观制度层面的“必要性”,从“营利性”的角度研究其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可行性”。本文综合采用规范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进了包括文献综述、基础理论分析、历史现状分析、“必要性”和“可行性”理论论证与检验、外国情况比较借鉴及政策建议等一系列研究工作,并从中得出了一系列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结论。具体来讲,相关研究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在理论依据方面,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为指导论证指出,国企利润上缴财制度与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关系相适应,并可以通过转换经营目标、完善企业产权配置结构、改善企业公司治理叁大要素,促进国企节约内部交易成本,提升自身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为研究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宏观“必要性”和微观“可行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在现实依据方面,本文首先介绍和分析了我国政企分配关系调整、完善的历史过程,并指出具有制度刚性的国企利润上缴制度是我国政企分配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接下来本文介绍了我国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的现状、问题,并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制度原因和体制原因,上述内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为后续研究和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了现实依据。基于以上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本文理论研究的核心部分采用规范性分析的方法,分别从宏观制度层面和微观企业层面论证研究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方面,从完善我国政企分配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叁个方面,论证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在宏观制度层面具有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推动国企建立“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优化国企产权配置结构、完善国企公司治理叁个方面,论证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在降低国企交易成本、提升国企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方面的微观“可行性”。为了增强本文理论研究的可靠性和指导实践的能力,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建模分析了国企利润上缴水平与国企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之间的抛物线型相互变动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说明,抛物线顶点对应的比例为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的理论最优值,在达到该值以前,提高利润上缴比例确实能够起到提升国企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的作用。因此实证研究从数据上检验和佐证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具有微观可行性的结论,且相关测算结果支持将国企利润上缴的比例提升至十八届叁中全会要求的30%的水平。此外,分行业测算结果显示,集中度越高、盈利能力越高、所处发展阶段越靠后的行业,适用的国企利润上缴最优比例约高,反之则越低。基于规范性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论和相关测算结果,本章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政策建议。在提升国企利润上缴比例方面,近期目标是按照十八届叁中全会要求,将国企上缴利润占国企利润总额的比例提升至30%,远期目标是逐步将该比例提升至40%以上;分档目标方面,应在现行“分类定档”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行业分类和上缴档次,上调各档次上的比例,逐步取消免缴档次,将适用于利润上缴能力较强的、集中度较高的、投资相对饱和的传统行业的最高档次上调至50%以上。为进一步完善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和相关工作,本文还针对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在运行、制度层面与体制环境层面的问题,一一对应的提出了细化的对策。本文在进行上述研究的过程中,主要的创新点有以下叁个方面:第一,建立了分析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的新框架。目前,我国关于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研究在“公共性”和“营利性”之间缺乏平衡。相关研究主要是参考和借鉴西方业已成熟的股利理论,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单纯第归为企业利润分配的“营利性”问题来研究,却忽视了其作为我国政企分配关系领域一项经济制度而具有的“公共性”一面。影响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相关研究分析框架的完整性,也进一步影响了相关理论的有效性和指导实践的能力。在这一方面,本文兼顾国企利润上缴的“公共性”和“营利性”,选取和借鉴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性质、产权、公司治理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围绕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研究。既研究国企利润上缴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生产关系调整完善方面的作用,又研究其在提升国企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方面的作用,从而创新性地建立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研究系统完整、有机统一的分析框架体系。第二,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性证据。此前,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该不该缴”的问题展开的,对于“缴多少”的问题涉及较少,更缺乏将上述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在“该不该缴”的问题上,相关研究倾向于借鉴不同的西方股利理论进行分析,就该问题的理论依据难以达成共识,产生了激烈争论,并难以得出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削弱了相关研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和指导实践能力的普遍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得出“应该上缴”的结论,在“缴多少”的问题上,只能结合现行政策给出笼统的建议,缺乏实证研究支持。针对上述问题,在研究国企利润上缴微观层面“可行性”问题时,首先注意了从西方利润分配理论的源头(即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基于企业性质理论、产权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建立了内在有机统一的研究分析框架,指导规范性分析得出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另一方面,在规范性分析结论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不但验证了国企利润上缴对于企业提升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初步测定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合理比例,为国企利润上缴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可行性”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性证据,也为提升国企利润上缴比例提供了数据支持。第叁,提出国企利润上缴比重提高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成本的新观点。对于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持保留意见或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经济资源的流失,会加重企业负担,增加企业运行成本,尤其是当前国企运行在制度性交易、税费、社保、流通、能源、融资等方面成本高企的情况下,为了适应国企“降成本”的需要,应暂缓执行国企利润上缴。本文通过规范性分析发现,国企利润上缴财政不仅具有宏观制度层面的“必要性”,尤其是具有微观企业层面的“可行性”,能够降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提升企业效益,并且在实证研究中进一步得到印证。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目前“降成本”的政策措施多是从宏观层面着手降低企业运行的外部成本,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和政策效应的逐步兑现,政策效应将进入边际递减阶段。下一步应该侧重于企业内部的降成本,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有利于从内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对冲外部政策效应的边际递减,从而达到国企“降成本”目标的实现。

陈氏月琴(TRAN, THI, NGUYET, CAM)[6]2016年在《越南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研究》文中提出越南国有企业改革是越南的经济改革工作中重要的问题,而企业产权改革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越南自1986年开展改革至今已叁十年,在新的经济政策扶持下,越南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不少成就,但企业的效率仍然很低,其原因在于产权结构复杂,权、责、利不明确,管理权限不清楚等。若要促进越南国有企业的发展,必须先处理好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越南国有企业产权制度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主导,采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和博弈论等方法,分析了越南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以及产权改革现状,探讨越南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明确提出越南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就是明确产权,实行股份制改革。本文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陈述本文的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理论。首先介绍了产权的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产权的定义,明确产权的概念与功能;其次介绍了公有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理论,并通过文献综述,为后面研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叁章越南改革开放以来产权改革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本章从始于1986年越南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入手,分析了改革开始至今国有企业产权的方向和步骤,探究了越南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发现了国有企业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指出,国有企业产权所存在的问题在于过于集权,产权分配不合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过多,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创造性和灵活性的丧失。同时,从政府、企业管理者、购买者、企业员工与寻租者五主体分析了产权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越南国企产权改革中行为主体的博弈分析。本章以上述五个行为主体为对象,对产权改革中所涉及的利益分配进行分析,针对产权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分析了产权转让中政府、购买者与寻租者的叁方博弈,并就职工岗位和待遇合理安排等问题对产权改制中政府、企业与职工叁方建立相应的博弈模型,基于模型分析了产权改革五个主体在改革中的博弈关系。第五章越南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制度创新。本章着重讨论越南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讨论了产权改革的目标、制度设计等问题,并归纳、总结国有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指出越南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越南现阶段发展状况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第六章结论与展望。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目前适合越南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办法就实行所有制多样化,政府协助国有企业成为私人资本企业是必要且可行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通过股份制度来吸引国内外私人资产,调整企业财产结构和所有权结构,改变政府在国有企业从唯一所有者转成多元所有者的结构也是必要且可行的,这些改革的目的旨在增强国家经济的竞争力,促进越南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第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必须要转换,使之具有实际的自主权,但是要保留所有者的基本权利;此一原则对于建设一个有效的国家所有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国家所有权的机制改革才能得以成功,同时也可以建设一个既现代又有效的国家所有机制。第叁,国有企业的财政机制要转换,既要确保所有者的权、责、利,又要确保企业的自主财政和资金积累,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这样才能确保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确保增值并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第四,对国有企业重新安排是决定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减少国家100%资本的企业,进行股份化、卖出、承包、出租等,实现公司化,发展母子公司模型,建立并发展经济集团骨干企业。这是越南国有企业改革重要的主导思想,旨在提高国有企业效益,创造一个各种股份制企业之间合作与竞争的良好环境。最后,虽然越南国有企业的数量、规模与经营范围的正在减少,非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但国有企业仍有发挥其作用的领域,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厘清国有和民营企业的领域和轻重,这也是世界各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黎瑶[7]2016年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民营企业权益的法律保障》文中指出本文从经济法的角度,分析和阐明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强调民营企业权益保障的法理基础和理论思路,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改革中民企权益保障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借鉴部分国家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一些有益于我国民企权益保护的具体建议。由此,文章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民营企业权益保护的法理基础,通过对二者的法理基础特别是经济法理的论述,得出了二者存在互相作用、互为促进的辩证关系,从而为在混改中强调民企权益的保护找到理论支点。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整个过程中,民企权益保护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并对其中会对民企权益造成的侵害进行了具体分析,突出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第叁部分通过国企与市场、政府与市场两个关系的中外对比,分析出我国市场理念以及混改思路中的误区,得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并通过对国外国企改革经验的进一步讨论,为我国混改思维的转变,以及民营企业权益保护关键性问题的突破找到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做法。第四部分在上述分析与探索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着重从法制建设和完善的角度,按照突破民企权益保护的主要障碍、加强民企权益的法律保护、完善民企的权益救济制度的顺序,针对民企权益保护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兼具有效性和可行性的建议。

孙宇欣[8]2018年在《经济新常态下国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体系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同吉林省企业职工座谈时,习近平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新时期内,在我国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中,国有企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国有企业是承担新历史使命的先锋队,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进行培育。在我国经济工作中,政治工作发挥着生命线的作用,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更是如此,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总结出的重要结论,也是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的重要结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对于团结与带领全党与全国人民前进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成发挥着重要保证作用。在国有企业发展中,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对其具有指引和导向作用,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神动力。与此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平竞争、关爱员工、节约资源等方面也具有其他工作所不可比拟的优势,是促进企业员工团结一致的重要保证。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全球的席卷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在我国确立,国有企业改革也随之持续推进,在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国有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与新问题,一些国有企业对企业经济效益与企业规模发展过分重视,忽视甚至放弃对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导致国企职工思想问题频发。面对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国有企业必须正确认识国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使国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新常态相一致,更好地保障国企员工自身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促进国企做大做强。本论文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一是对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阐述,并分析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现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等;二是经济新常态与国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相关概念进行概述,并探讨了经济新常态与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关联;叁是经济新常态下国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四是阐述经济新常态下国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措施,对国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对策进行探讨;五是总结概括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论。对经济新常态下国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研究,从个体维度看,有助于提升国企职工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国企职工全面发展;从社会维度看,有助于为国企改革与茁壮成长提供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对整个社会稳定发展有重要作用。对于国企职工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学术界虽然已取得初步成果,但研究还不够深入,较少涉及具体的创新对策,因此希望通过本论文撰写,为经济新常态下国企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课题研究作出一点贡献。

张正清[9]2006年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研究(1978-200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国有企业开始踏上产权制度改革的道路。但国企效益低下,亏损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第叁次大争论刚落下帷幕,国企究竟该如何改革,成为关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笔者通过研究国企产权改革的历史和现实,对当代国企产权改革进行反思,指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存在的弊病;并从以往的经验中得出国企改革必须从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建设两个方面着手,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氛围。

颜世杰[10]2008年在《胜利石油管理局电力管理总公司多种经营企业改制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的彻底改革业已步入深水区。近几年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在主辅分离、减员增效、改制分流等内部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这些改革的成效已经初步显现。实践证明,改制分流可以实现减员增效,盘活部分存量资产,同时,参加改制的职工没有失去工作岗位,减轻了社会就业压力,是一项兼顾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要改革措施。因此,关注和重视改制分流、减员增效的方式,选择适当的方法,对保证改制单位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保证油田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取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对改制分流、减员增效相关政策、理论基础的分析,结合胜利石油管理局电力管理总公司多种经营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改制分流、减员增效应注意的问题,设计出改制方案。本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其次界定了改制分流、减员增效的内涵及定义,并且指出了改制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依据、理论基础,改制应注意的问题,最后提出改制的方案。

参考文献:

[1]. 论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治要素及其作用机制[D]. 栾锦红.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2].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D]. 邓沛琦. 武汉大学. 2015

[3].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企领导干部道德教育研究[D]. 陈晓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8

[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问题研究[D]. 薛璟. 山东大学. 2018

[5]. 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制度研究[D]. 焦晨洋.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8

[6]. 越南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研究[D]. 陈氏月琴(TRAN, THI, NGUYET, CAM). 昆明理工大学. 2016

[7]. 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民营企业权益的法律保障[D]. 黎瑶. 贵州大学. 2016

[8]. 经济新常态下国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D]. 孙宇欣. 吉林大学. 2018

[9].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研究(1978-2005)[D]. 张正清.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10]. 胜利石油管理局电力管理总公司多种经营企业改制研究[D]. 颜世杰. 中国石油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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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治要素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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