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楠[1]2004年在《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文中研究说明纵观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演进历程，可以说经历了引进、消化、发展几个不同阶段。自1952年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半个世纪来，我国在引进原苏联高度集中型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根据自身的国情，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国家体育行政管理体制；不同的训练层次建有不同训练组织，构成了目标统一、层层链接、体系完整的举国体育管理体制，为我国体育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组织保障作用。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旧有的政府管办体育的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 国家体育部门在几十年的改革和探索中，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着力依托社会，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全面推进运动项目管理协会化，社会化。与此同时，原有单一隶属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训练组织模式逐渐被打破，各种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相继产生，部门(行业)、企业、大专院校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等等纷纷加入到体育发展事业中来，形成了我国以政府为管理主体向着多元化方向演变的局面。 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主体由单一模式向着多元化方向演进既是体育走向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最终实现体育协会管理实体化，培育和开发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然而，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其影响因素又有哪些，从世界各国体育管理模式中我们又受到哪些启示，这类问题一直未能够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文以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为研究对象，主要剖析了其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评价了不同时期其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分析了造成各阶段变迁的各种因素和特征，并结合世界各国体育管理模式和征询一些专家的意见来探讨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今后的发展和改革。国内关于我国体育行政管理体制的研究也十分薄弱，尚未见专题的、系统研究成果，本课题研究将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
许永刚[2]2004年在《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竞技体育发展，由计划经济条件下单纯的专业运动，逐步在向职业化转变，这是制度变化的需要，也是竞技运动职业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制度建设时代”建设时代的到来、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竞技体育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在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上，其趋势主要表现在：目前世界上实行职业化的国家已达40多个。现在，一直坚持业余原则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对部分项目的职业选手解禁，刺激了更多的有条件实行职业化的国家走上职业化道路。我国由于受体制、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竞技运动职业化相对于发达国家落后了很多。鉴于我国国情，我国大部分竞技项目还没有能从原有体制向职业化体制转换过来，这就使我国建设21世纪体育工程的重任落在两种制度上。在这样一个竞技体育发展的大环境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认为中国的“举国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必须进行改革；“全运会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该取缔等，一切都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进行运作。 任何一个国家，都反对实行“行政垄断”，因为“垄断”带来的是“寻租”、“腐败”，是对市场竞争的扼杀。而在我国的市场垄断，一般是通过经济性市场垄断与行政性市场垄断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对于经济性市场垄断，理论界已经进行了细致深入地研究与探讨；相对而言，人们对于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分析却明显滞后，特别是对于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而恰恰就是行政性垄断问题，是目前我国市场竞争制度有效发育与健康发展必须进行认真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其垄断形式主要是行政性垄断。可以这么说，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史，就是政府垄断史(或称“行政垄断”史)。没有政府(或行政)垄断，中国的竞技体育不可能走到今天。换句话说，没有“举国体制”、“全运制度”，就没有中国竞技体育的辉煌。 新中国竞技体育诞生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土壤，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也就必然成为中国竞技体育成长、发展的根本依赖及参照。适应于中国社会经济调控模式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竞技体育实施国家调控下的发展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国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这些特殊国情，就更有必要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的模式。现实也表明，中国的竞技体育，就是“政府主导型”的竞技体育。 在转轨期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都会设法为它们在新的经济失序中谋取尽可能有利的位置。任何一种制度道路的选择，是各种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相对势力及其“合力”，制度变革道路的差异，主要是由不同经济中的社会利益结构的差别、利益集团之间权力结构的差别以及社会偏好结构的差别所造成的。目前，对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影响较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常常借助公共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利益的经济性利益集团，如具有垄中文提要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断地位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各个地方的企业(俱乐部)。 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一种“垄断”形式，这种体制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与我国计划经济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将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有效的体制。但是;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际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世界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趋势，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竞技体育的产业化、市场化、职业化与社会化上。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就是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创新与变迁，使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因此，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优势是“举国体制”，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一种“垄断创新”，“全运会制度”是中国竞技体育“垄断创新”的载体。 20世纪中后期，在推进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进程中，国家力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就是政府力量推动的结果。我国成功的市场经济变迁、竞技体育体制的变迁都是政府以行政手段成功推动的结果。在此，只是说明政府使用的手段是行政手段，并不改变其参与制度变迁的目的，并不否认政府作为一个制度变迁主体的经济性，它仍然是一个追求制度变迁潜在收益的主体。推动制度变革是比较既有制度下的成本、收益与推行新制度的成本，又有收益后的理性选择.以行政手段推动市场化进程，将比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确立的时间更短、相对收益更大。中国的改革，是从1 978年开始的，而中国的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是从1 993年才开始启动，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相差了15年，但是，中国竞技体育改革的成效却是巨大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进入世界“叁强”就是一个很
范存生[3]2007年在《转型期体育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竞技体育成绩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体育改革也稳步前进,但是影响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产权与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中国竞技体育健康成长。自建国以来,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一直采用“举国体制”,它是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约束下,将有限的人、财、物集中投在少数几个奥运会运动项目和少数优秀运动员身上,旨在实现“奥运争光”国家体育战略的一种重要的训练和管理体制。实践证明,这种“举国体制”确实使得我国竞技体育在短短几十年间一跃跨入了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的行列。应该说,中国在竞技体育上所取得这些优异成绩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举国体制”。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原来在计划经济土壤中成长发展的举国体制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和碰撞,政府统包统揽全面管理体育事务的做法一再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举国体制”的弊端也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逐步显露出来,其中运动员产权不清、商业开发缺乏有效的市场管理与运做能力,尤其是在奖金分配、利润分成等方面因运动员缺乏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地位,使得运动员与国家矛盾与纠纷不断,直接影响运动员正常的训练和比赛,同时也如同双刃剑一样伤及国家体育产业发展。现代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变换的过程,变迁的动因是寻求高效率的制度。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就是一个效率更高的制度对一种相对低效率制度的替代过程和交换过程,是相关制度主体为了获取潜在利润,所采取的克服种种障碍,变更旧制度,创建新制度,并通过渐进或激进等方式完成一个制度变迁过程。①无疑,我国的竞技体育体制——举国体制也正面临转型期制度变迁的关键阶段。即从一种低效率、僵化的计划体制向高效率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与训练体制转变,并在体育社会化、市场化中不断完善、自我创新。在这些变革的制度中,体育产权制度是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核心制度,而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地位确立及其相应的产权权益的制度保障则更能反映未来中国体育制度变迁的效率与效用。基于对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本研究以制度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产权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做为理论分析基础,深入研究国内外人力资本产权最新理论和发展趋势,从宏观角度分析转型期我国经济制度变迁趋势、政府在制度变迁的作用与功能,以及利益集团与个人之间的行为博异与制度均衡,并提出体育产权改革方向和创新目标。同时从微观角度详细考察运动员人力资本在不同时期所体现的产权特征和实践特点,并以此为逻辑起点,通过实证研究分析运动员在运动成绩所属关系、运动员转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奥运冠军进行商业开发时出现的矛盾与纠纷等体育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发现我国体育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地位的缺失和产权模糊是运动员与国家产生一切问题的根源。对此,提出解决问题的实现路径及对策。即构建过渡性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双产权”模式,及其相应的产权界定、交易与保护机制和制度安排。具体内容如下:首先,从宏观角度,本文首先详细分析了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举国体制产生的历史渊源、历史功绩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化条件下所面临的改革压力与客观要求。同时运用制度经济学,转型经济理论以及国家理论等理论分析工具来论证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未来改革动力、改革方向以及改革目标。本文通过建立宏观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地分析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改革所须的宏观制度环境与适用条件,并作为内生变量用于本文研究之中。其次,在微观框架分析中,本文分析了人力资本产权概念、特征、功能、交易、保护等理论内涵;然后分析了产权界定与产权交易的关系、交易特征、交易费用等基本理论问题。最后尝试分析了人力资本产权保护的实现机制,包括人力资本的计量与评价、不同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委托代理机构的作用和实现条件等。说明建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重要性、逻辑性及复杂性等理论问题,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做好理论铺垫。第叁,从现有的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实践出发,逐步剖析了我国运动员在体育的不同层面所面对的困惑与窘境。如运动员成绩产权的界定与所属关系、运动员转会出现的产权界定与价格计量等问题,以及运动员(奥运冠军)在产权保护方面所遇到的与国家(教练员、项目管理中心等)矛盾与冲突,提示建立一个新型的适于体育发展的运动员产权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四,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提出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创新,应依据国家经济发展体制、体育发展战略、现代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发展规律和趋势等。重点分析了政府的目标函数对运动员产权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和影响,并根据产权制度变革“路径依赖和制度构建”分析模式来分析转型经济条件下我国体育体制未来改革特征和发展趋势,并提出新时期体育人力资本产权创新目标。即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变迁路径(创新)应该是从单一的国有产权向过渡式双产权(多元产权)渐进式发展。在经过一定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之后,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向着界定清晰、效率最高的单一自然人产权方向变迁,并同时出现各种产权形式在同一时期内共存、共享的局面。最后,结合国内国际现实,提出建立新型体育人力资本产权保护与实现机制。本文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产权股权化机制对运动员收入与分配制度的影响;其次,通过产权契约和委托代理机制来提高新型产权制度的有效性和管理效果;第叁,从构建“运动员协会”机构来保障运动员有效地行使自己的产权权益出发,提出平衡国家-运动员协会-中介机构叁方制衡机制,是保证新型双产权制度有效实现的制度保障,并以此真正达到对运动员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总之,本论文的基本结论是,转轨时期我国体育人力资本制度的创新不应仅仅从竞技体育制度本身进行量身定做,而应该基于我国总体经济制度的发展背景,认真分析和考察转型期经济变化特点以及变化趋势;应借鉴我国渐进式改革发展模式和经验,从单一国有运动员产权向双产权(或多元化)过度性产权发展。然后根据国家经济和政治改革速度和效果,结合体育经济、体育产业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市场化进程等客观情况,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向单一自然人清晰产权进行渐进式过度;或者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创造机会,让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运动员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培养,使产权多元化,即国有产权、多元产权以及私有产权共存的局面。在确保奥运争光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上,适时加大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改革力度,并建立国家——运动员协会——中介机构叁方制衡机制,保证投资者权益和热情,使我国竞技体育在新的产权体制下更加健康的向前发展。
何强[4]2008年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历史审视》文中认为1978年至今,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整整30个春秋。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改革进行回顾、总结和必要的审视,是重新认识改革、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基于此目的,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对比分析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进行历史的审视。主要观点如下:1、计划经济时期,依据快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参与国际体坛竞争的目标任务,在资源约束下,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遵循社会化的指导思想,重点通过原有体制结构的强化和功能的调整,完善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体制和运行机制。2、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技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目标指导下,改革重点从体制的改革和机制的转化入手,通过对原有体制的结构性变革,开始了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体制的改革实践。3、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下,为确保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一方面,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展开;另一方面,依据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全面调整现有体制利益格局,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4、30年来,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落实“奥运战略”展开,为实现“为国争光”战略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依据不断变化的时代要求,适时进行修正,使改革目标顺应了社会总体改革要求,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在改革实践中,对“金牌”的过分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体育事业整体性结构性矛盾,同时导致改革实践偏离既定的目标设计。5、在进一步深化改革过程中,以金牌为导向的竞技体育目标模式和评价标准使得改革对原有体制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同时加之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导致进一步深化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面临着目标定位不清、改革动力不足、实际工作重心偏离体制改革等不利因素影响。在改革实践中,对职业化,尤其是足球职业化、协会实体化以及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培养体制改革的认识也直接影响了深化改革的进程和走向。6、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建议首先从观念入手,以科学发展观取代单纯金牌观,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政府管理体制、事业单位体制、民主法制等领域改革步伐,为深化改革提供有利环境。在改革实践中,应明确战略部署、分步推进改革;重点以职业化改革、协会实体化改革以及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培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全面带动和推进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汪流[5]2008年在《我国体育社团改革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建国后形成的国家与社会合一的“总体性社会”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分化和功能重组。形成新时期有利于体育事业发展的组织架构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的改革要求,意味着我国体育组织体系结构必须要有根本性的变革。体育社团能否真正从政府机构中分离出来,建立布局合理、结构优化、运行协调、体制健全的体育组织架构,事关今后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体育社团的生成、运作、组织模式等进行分析,在与西方发达国家体育社团进行若干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体育社团改革与发展的应然途径与方向。主要结论:1、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育架构已初见雏形。但无论是各组织的职能分配还是内部的运行机制将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深化体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2、社团管理制度的“分级管理”把社团人为地分割为各自孤立的、不同层次的个体,体育社团以地域性社会资源瓜分框架为依托,导致我国体育社团会员制联系薄弱。3、我国体育社团改革呈现出势能结构差异的特点。4、我国体育社团具有自治社团或独立法人的外观,但实质是政府在运作,从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组织形式与实际运作逻辑的背离。5、体育社团“形同质异”的运作逻辑,表明其不符合社团法人治理结构的一般运作常规,因而面临社会合法性危机。6、体育社团与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组织模式安排有悖于政社分开的根本原则。7、建立合作型领导关系是我国体育社团与政府关系发展的基本方向。8、我国体育社团改革与发展路径的选择不是主观的、孤立的,而是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进而反映到政府与社团关系的调整相联动的。9、体育社团改革,在观念上必须破除政府万能的习惯思维,实现政府权力由“全能”到“有限”;必须改变政府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促进政府与社团合理分工。10、作为综合性社团,体育总会是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主体,应当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有代表性的、有组织能力的调节型体育社团组织。政府有责任帮助体育总会树立在会员、企业中的信用和威信,尽快让体育总会的职责和权力合法化、合理化。从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推进政府体育机构改革、进一步完善体育社团的制度法律环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张新萍[6]2006年在《对2008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改革走向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革，经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分化带来的困惑与阵痛，中国体育走过了二十多年坎坷曲折的改革与发展之路。在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国体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的体育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冲突愈发明显，各种矛盾一触即发，中国体育面临着严峻的改革形势!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无疑是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但举办奥运会对中国体育改革却兼具抑制与促进作用。从短期看，举办奥运会使体育改革趋于保守，减缓进程，但从长远看，北京奥运会将成为2008年后中国体育改革的重要契机，引发中国体育更深入、更彻底地改革。如何利用这一契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世纪的头二十年内突破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瓶颈，通过体制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育体制，实现中国体育改革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为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无疑是当前体育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以体育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范式为理论基础，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方法论，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体育改革历程全面回顾，深刻分析体育发展中的核心问题，阐释北京奥运会与中国体育发展的关系，世界体育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体育改革的影响，并借鉴前奥运会举办国的经验，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分析。最后，将时间特征、事件影响和经济社会背景综合分析，推断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从观念到行为，从理论到实践，从体制到机制，从竞技体育到全民健身，从总体规模到各子系统间的深刻变化，对2008年后中国体育改革走向进行全面阐释，并依据公共选择理论提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改革推进策略，为新时期体育改革的深化提供理论参考。 本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体育的改革与发展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广泛、密不可分的关系；政府对体育的定位决定着体育发展的重点和方向，社会发展促使人们体育观念、体育需求的变化是推动体育改革的间接动力。 2．中国体育改革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努
张慧峰[7]2010年在《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比较分析及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动因、过程和方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叁方面：一是竞技体育发展目标取向的调整；二是竞技体育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叁是存在新的潜在利益的竞技体育制度非均衡状态。2.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竞技体育的制度变迁经历了叁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92年)是制度重建与国家主导强化阶段。制度变迁的结果是竞技水平迅速提高,原国家体委的领导权得以强化。但是，推动竞技体育社会化的目标却被忽略。第二阶段(1992-2001年)是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阶段。制度变迁的结果是竞技水平快速提升,但是协会实体化没有真正实现,职业化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第叁阶段(2001年至今)是坚持并完善举国体制阶段。制度变迁的结果是北京奥运会任务圆满完成,但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竞技体育制度的建立没有太大进展。3.从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规模看,属于局部制度变迁；从制度变迁速度看,属于渐进式制度变迁；从制度变迁主体看,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对“举国体制”的路径依赖,而且在职业化改革和协会实体化改革中也存在着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原因是：金牌至上观念的影响：体育管理部门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中国竞技体育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矛盾冲突。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应是国家与社会共同管理竞技体育的结合型制度。政府主要是实行宏观管理,即制定政策和发挥协调监督的职能；社会体育组织负责微观层面的体育事务与具体操作。2.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组织创新是建立与政府组织系统并列的社会组织系统,实行政府组织系统与社会组织系统两条线管理。3.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的方式选择应该是中央政府强制型推进、整体渐进式推进和局部激进式推进相结合的方式,以实现中国竞技体育从政府管理型竞技体育制度向政府与社会共同管理的结合型制度转变。4.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内容创新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建立多元化训练体系；二是建立多元化赛事体系；叁是完善运动员保障制度。
孙越[8]2012年在《中国体育管理专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体育管理产生于体育运动实践的需求。经过近百年发展,体育管理形成了趋向完整的专业体系。在体育飞速发展的21世纪初叶,总结历史经验,理性认识体育管理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数理统计、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体育管理专业发展的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根据体育管理专业发展史研究,将我国体育管理发展历程分为：体育管理伴生阶段、体育管理扩散阶段,体育管理萌芽阶段、体育管理呼吁建设阶段、体育管理形成与发展阶段。2.体育管理专业教育形成了公共事业管理、旅游管理、体育产业管理叁个专业和学士、硕士、博士叁个层次,体现出与体育管理实践、地区人才需求相协调的特征。与国外相比，我国体育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尚不合理,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亟需改善,人才培养在不同地区和地域存在着或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的问题。3.我国体育管理学术成果不断增多,研究主题集中于行政管理和宏观管理,但缺少对重大问题研究的学术精品。学术研究理论与方法不尽科学深入严细,学术组织较少,学术队伍结构不合理，高水平学术研究交流缺乏,学术活动不足。4.体育管理专业的影响因素分为历史因素(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科学技术和全球化)和逻辑因素(理论体系、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其相应权重为：科学研究(24.03%)、体育(20.79%)、理论体系(20.27%)、经济(11.66%)、政治(8.79%)、专业教育(5.7%)、科学技术(3.23%)、文化(3.19%)、全球化(2.34%)。根据上述推论,本文提出建议：第一,重点加强体育管理科学研究工作,紧密结合我国体育事业,完善体育管理理论体系,深化体育管理分支学科研究,合理利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以及科学技术因素的有利影响,发展体育管理专业。第二,加强体育管理专业教育,科学设置专业,提高专业质量,优化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挥专业交叉优势,大力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第叁,整合体育管理专业研究队伍,完善体育管理学术组织体系,加强体育管理学术交流,繁荣体育管理学术研究,进而不断改善和优化中国体育管理专业,为建设体育强国战略服务。
叶楠[9]2009年在《我国体育市场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催生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并使之成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由于我国体育产业起步晚、规模小,其发展规模和速度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其发展空间和潜在市场却是巨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市场发展的走向。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办体育的体制,目前体育市场本身发育不成熟,市场体系体制不完备,极大的制约了体育产业的有序发展。体育市场发展的研究虽然已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理论与方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整体化的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本文沿着体育市场发展的文献综述——体育市场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体育市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国内外体育市场发展的比较研究——我国体育市场体系的构建——我国体育市场发展模式的优化——体育市场发展能力的FAHP综合评价模型——我国体育市场发展路径的选择这一逻辑主线,将常规的研究方法与特殊的研究方法结合运用,力求对我国体育市场发展有关问题进行多学科、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本研究的内容结构框架大体上包括这样几个大的部分：首先在“国内外研究综述”中除对当前体育市场的国内外研究及其主要观点进行介绍和归纳外,对几个与本研究紧密联系的基本概念加以辩析,并将“体育市场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作为专门的一部分,对与本研究密切相关、在论述中将藉以指导的几个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阐释,为本研究作整体的理论铺垫。第叁和第四章在全面论述和分析影响体育市场发展因素的基础上,比较研究国内外体育市场的发展,概括国外体育市场发展的基本模式和特点,进而通过国内外不同体制下体育市场发展的比较制度经济学分析,得出发展我国体育市场的若干启示。第五章接着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提出发展体育市场的核心问题：我国体育市场体系的构建,对体育市场的组织管理体系、类型结构体系、法制体系、基本保障体系进行系统研究。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对前面几章理论论述和实证分析作出全面评价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与建议。其中,第六章的内容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联系我国体育市场发展的实际,提出我国体育市场发展模式的优化,包括体育消费需求与供给动态均衡发展、体育市场类型结构合理发展、加强体育市场主体经营模式优化发展、体育市场环境与监管模式优化发展。第七章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引入了数学建模的形式,运用现代运筹学中的层次分析法,结合多级模糊评判,建立了体育市场发展FAHP综合评价模型,并运用这个模型以山东省体育市场发展为实际案例进行了具体评价分析。第八章从体育市场发展路径选择的发生机理和体育市场发展的制度变迁方式选择,提出我国体育市场发展路径合理选择的对策。最后是全文总结、主要创新点及研究展望。
邹新娴[10]2013年在《我国反兴奋剂管理体制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要完成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需要解决制约体育科学发展的各方面因素,这其中也包括阻碍体育健康发展的兴奋剂问题,构建合理、高效的反兴奋剂管理体制是反兴奋剂管理达到目标的重要前提。本文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在综合借鉴公共管理、制度变迁及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反兴奋剂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系统梳理了我国反兴奋剂管理体制演变历程,深入分析了我国反兴奋剂管理体制演变的动力机制及存在问题,并在借鉴国外反兴奋剂机构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反兴奋剂管理体制的创新路径,以期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一定的借鉴。本研究主要结论：结论一：我国反兴奋剂管理体制的演变,经历了起步、初创、强化和完善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国内外反兴奋剂斗争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体育行政和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入,现己初步建立互动、高效、协作、权责相对分明的管理体制,反兴奋剂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结论二：根据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反兴奋剂管理体制的演变具有因应性、强制性、渐进性和时滞性等4个主要特征。结论叁：自上世纪60年代初至今,国外的反兴奋剂管理体制经历了从自主管理到共同管理的演变过程,建立了政府和体育组织共同管理、以独立的反兴奋剂机构为主导、其他相关方各负其责的组织结构。其制度变迁的特征表现为从主动式到被动式,制度供求的特征表现为从非均衡到均衡。在制度安排上,完善了包括基本制度、核心制度和具体制度叁个层次的制度结构；实现了建立权力分立、相互制衡的管理体制和反兴奋剂机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等制度创新。结论四：价值理念、现实诉求和政府制度供给是我国反兴奋剂管理体制演变的叁个主要动力。虽然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政府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价值理念和现实诉求在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中也不可或缺。结论五：政府体育主管部门与反兴奋剂中心的职能有待进一步分离,现行反兴奋剂法规、规章与国家法律体系有待进一步对接,多部门综合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是当前我国反兴奋剂管理体制优化与创新的现实障碍。结论六：在内部管理体制上建立反兴奋剂中心的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外部管理体制上推行以问责制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制度,是当前我国反兴奋剂管理体制优化与创新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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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D]. 许永刚. 苏州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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