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对华决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美国,日本,中美关系,外交,政策,钓鱼岛,中美。
对华决策论文文献综述
岳圣淞[1]（2019）在《政治修辞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1993-2018）：决策视角下的话语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受到国内政治、双边关系和国际政治等因素影响。此外,决策方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作为决策主体,决策方在认知和界定情势方面掌握主动权,无论是何种可能影响政策最终走向的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方主观认知的判断、筛选、认知和过滤,才能最终以特定的形式在政策中被呈现出来。政策的本质是话语,为了在政策中体现主观认知和偏好,进而影响政策的走向,决策方需要以特定的方式操纵政策话语,精心设计和选择叙述的框架,综合运用话语资源,对政治受众采取有针对性、系统性的政治说服,以阐释其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才能实现最终的政策成功。这种话语层面的战略就是政治修辞。以往的政策研究大多采取理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关注客观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行为体特别是决策方主观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可能影响。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政治修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修辞性政治分析的理论框架,提出以政治修辞为路径的对外政策话语分析模式,选取1993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作为案例,从话语角度解读了其调整转型过程及其背后动因:决策方根据对情势的主观认知和界定,在话语层面上综合运用设定议题、框定主体、建构情境、组织叙述等手段,从构建对华政策的情境入手,塑造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感知、建构中国的身份、确立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再以此为支点,逐步扩展对华政策的话语体系,最后与相关的政策建议整合,形成完整的对华政策合法化逻辑。具体来说,在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中,作为话语战略实施的政治修辞主要分为叁个步骤:第一,情境塑造。作为政策制定的起点,决策者需要结合其个人认知,对所面临的客观情势进行综合研判,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叙述,目的是让特定的受众群体感知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为接下来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做铺垫;第二,身份标签。基于情境塑造,决策者需要具体指出造成这一情境的施动者,即政策将要实施的对象。通过提出一个具象化的身份表达,决策者在这一阶段需要完成对“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定位,并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即“他者”如何造成了当前的紧张局势,对“自我”利益产生了何种影响;第叁,政策解释。在这一阶段,决策者需要进一步说明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对当前情势予以应对才是合理合法的,也就是具体政策的阐释。至此,决策者通过对话语的操纵和主观化的表达,完成了整个政策逻辑的阐释,并将其输出给特定的受众群体。政治修辞反映出决策方在特定情势下的决策逻辑和思维方式,是其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手段,也是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在对外政策分析中引入政治修辞的分析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理论方面,以政治修辞为核心的话语研究主张从决策者主观出发,探知主观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影响,有助于弥补当前理性主义主导的政策分析方式的不足,更有助于加深对特定政策本质的理解。现实意义上,以全新的路径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深层次动机,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参考;同时,对外政策领域的政治修辞研究也可以促进中国对如何采取一定的话语战略提升对外政策的制定水平、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的思考。(本文来源于《外交学院》期刊2019-05-27）
柳玲[2]（2018）在《二战后日本智库建设及对华决策作用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二战后,日本智库由最初借鉴美国经验逐步充实发展。政策性强、与政府关系密切、有独特的影响路径是日本智库的特点。当前日本外交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使智库可以通过直接影响首相的方式去影响决策,同时,智库通过与媒体通力合作将调研成果公之于众形成民意、主持各种规模的国际交流活动、参加政府组织的恳谈会、全民公开讨论等路径对政府施加影响并实行政策提案,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起到咨政建言的作用。(本文来源于《日本学研究》期刊2018年02期）
周琪[3]（2019）在《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及其决策环境》一文中研究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并称为"修正主义的竞争者",认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担忧。这些判断是当前美国两党形成的对华新共识。在美国看来,国家安全竞争正在广泛渗入经济和商业之中,中美最重要的竞争领域是高科技;在国家的支持下,中国可能取得高科技发展的优势,因此美国必须提前予以制止。特朗普用反全球化和"美国优先"的方法来解决美国当前的问题,造成美国内外政策的转变,亦使中美合作领域变得极为狭窄,合作的一面在下降,竞争的一面在急剧上升。尽管中美关系还没有滑落到"新冷战"和"脱钩",但已经处于一个转折点,不可能回到以往了。因为美国认定,中国已经是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中国的崛起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两党建制派都强调:美国必须改变思维,接受并适应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现实,同时调整自身的战略和策略,以继续稳固其全球领导地位。鉴于当前美国国内的主流看法和决策环境,如果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方法得当,在竞争中维持比以往较低水平的、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还是可能的。(本文来源于《世界经济与政治》期刊2019年03期）
李梅,张勇[4]（2018）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视阈下的日本对华外交政策调整——以“购岛”决策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野田执政时期的"购岛"事件,是中日关系中的典型案例之一。这一重大外交决策发生在美国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以及中日国力逆转等国际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之下。其实质是日本在战略转型及对华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以"中国威胁论"为潜在语意迎合国内保守化情绪与主张,主动打破中日间业已达成的重要谅解与共识的政策决定。其结果恶化了中日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地区矛盾。在解读"购岛"决策时,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本文来源于《日本研究》期刊2018年04期）
陈长伟,牛大勇[5]（2018）在《冷战僵持年代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考察冷战僵持年代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本文认为,约翰逊政府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存在信息处理资源相对不足、中国问题专家地位偏低、决策层级脱节等特点,使得辅助决策层和基层职业外交官、政策分析家所提之建议不能及时准确地到达核心决策层。在能与总统直接对话的高级中国问题专家缺位的情况下,辅助决策层中国问题专家的政策建议容易受到地位更高的苏联问题专家的左右与压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变革。(本文来源于《美国研究》期刊2018年04期）
郭循春[6]（2018）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地位与“二元外交”》一文中研究指出日本陆军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情报丰富、流程明晰,表现出很强大的决策能力,因而在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发言权。20世纪20年代,由于对华外交理念的差异,日本陆军和外务省在对华决策方面产生了不少矛盾,双方的博弈经历了叁个阶段,并在1924年到1927年达到了对华"二元外交"的最高峰。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二元外交"的本质是外务省在"宪政常道"的背景下对日本传统军国主义外交的"二元化"。这一特点明确地体现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顽固性。(本文来源于《世界历史》期刊2018年01期）
刘耀文[7]（2017）在《论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利益集团是指非党派的、有组织的、为某一或某些共同利益而从事政治活动的团体。自美国建国之初,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就是美国政治中一个显着的特征。当今世界,美国是利益集团最多、对政府决策影响最大的国家。要想系统地了解美国政治,除了关注政党、政府和舆论,还需要了解利益集团的情况;要想更好地了解美国内外政策,除了关注行政、立法机构,也要了解利益集团的发展态势。本文通过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这一主线,解读了美国政府决策的运作过程,阐释了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策略和路径,揭示了美国政治以利益为核心这一本质,评析了利益集团在美国中的角色和作用。首先,论文第一章详细地描述了利益集团的定义,说明了利益集团、政党、非组织团体的区别,接着介绍了利益集团的四大分类,主要侧重于经济类利益集团和追求政治及社会权利的利益集团;第二叁章是论文的主干,为了避免文字的乏味性以及更明晰地说明问题,第二章用大量数据和表格详细揭露了利益集团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动机、策略及路径;第叁章选择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决策为例,将经济、贸易知识与政治文化研究相结合,在具体展现保护性利益集团通过哪些途径、使用哪些策略和方法影响政府对华汇率决策的同时,较全面地展现了该研究主题的实用价值。结论部分,作者结合案例中的情况,对通篇加以总结,得出了以下结论: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与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多数情况下,利益集团代表美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精英;利益集团更多的是有利于美国民主的发展而不是危害之。(本文来源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期刊2017-05-01）
段世德[8]（2016）在《从美国对华贸易看经济决策中的智库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叁位一体"的贸易决策机制,为美国智库在对华贸易决策中发挥影响创造了条件,也为智库的发展壮大创造了空间。通过智库,我们可以从源头上跟踪美国对华贸易决策的形成与趋势,明了信息沟通与交流对智库判断所施加的正面影响,看出美国利用智库引导和解对华贸易的分歧,从而营造有利的对华贸易决策环境,改善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成功做法,培育中国特色的智库,发挥智库的独特作用,向世界表达中国的贸易利益诉求,促进外国的贸易决策多元包容,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的贸易利益。(本文来源于《湖北行政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4期）
陈儒彦[9]（2016）在《布鲁金斯学会及其对美国对华决策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布鲁金斯学会及其对美国对华决策的影响》以布鲁金斯学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发展历程、运行机制以及对华研究的总结归纳,探讨其在美国政府对华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文章试图通过对布鲁金斯学会这一极具代表性的美国智库的研究,引起我们对智库在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过程、中美关系中作用的重视,增进对美国对华决策进程的理解,提供一种解读中美关系变化规律的新视角。文章第一部分就智库作为专业研究机构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宏观分析,指出智库在这一过程中,对美国政府决策的权力内层、第二层及外层施加影响的模式,及提供新思想、出任政府职务、提供沟通平台、开展公众教育等主要影响路径。第二部分从布鲁金斯学会的发展沿革、组织架构、筹资机制、研究领域等方面对学会进行了全面详尽的介绍,突出了布鲁金斯学会的定位与特色;并从整体排名、与政府、国会、媒体关系、研究成果等角度阐述了学会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与公共影响。第叁部分具体论述和分析布鲁金斯学会的对华研究。首先从整体上对布鲁金斯学会的对华研究概况做一梳理,阐述了其主要涉华研究机构的历史、成就与特色;其次着重总结了其主要智囊贝德、卜睿哲、李侃如、何汉理、李成等人的对华政策主张。第四部分就冷战后布鲁金斯学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本章分析了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与特点,指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实行的是既遏制又接触的政策;指出了布鲁金斯学会影响美国对华决策的主要议题,并据此阐述了冷战后该学会在美国对华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其施加影响的主要途径。结语部分对本文的一些重要观点进行了总结。(本文来源于《外交学院》期刊2016-05-26）
董顺擘[10]（2016）在《一部探寻日本对华决策思想源流的力作——读田庆立《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一文中研究指出中日复交40余年来,基于地缘战略、历史积怨以及岛屿争端等原因,两国关系经常处于错综复杂的状态。深入研究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关键变量——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揭示这一群体如何认知和定位中国,又如何制定既合作又斗争的对华政策,有助于深刻理解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府对华决策背后的观念动因。目前,中国学界更侧重中日关系与日本对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研究中关于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总体认识及其如何影响日本对华决策等课题尚无(本文来源于《东北亚学刊》期刊2016年01期）
对华决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二战后,日本智库由最初借鉴美国经验逐步充实发展。政策性强、与政府关系密切、有独特的影响路径是日本智库的特点。当前日本外交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使智库可以通过直接影响首相的方式去影响决策,同时,智库通过与媒体通力合作将调研成果公之于众形成民意、主持各种规模的国际交流活动、参加政府组织的恳谈会、全民公开讨论等路径对政府施加影响并实行政策提案,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起到咨政建言的作用。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对华决策论文参考文献
[1].岳圣淞.政治修辞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1993-2018）：决策视角下的话语研究[D].外交学院.2019
[2].柳玲.二战后日本智库建设及对华决策作用分析[J].日本学研究.2018
[3].周琪.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及其决策环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4].李梅,张勇.新古典现实主义视阈下的日本对华外交政策调整——以“购岛”决策为中心的考察[J].日本研究.2018
[5].陈长伟,牛大勇.冷战僵持年代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的探讨[J].美国研究.2018
[6].郭循春.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地位与“二元外交”[J].世界历史.2018
[7].刘耀文.论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
[8].段世德.从美国对华贸易看经济决策中的智库作用[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6
[9].陈儒彦.布鲁金斯学会及其对美国对华决策的影响[D].外交学院.2016
[10].董顺擘.一部探寻日本对华决策思想源流的力作——读田庆立《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J].东北亚学刊.2016
论文知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