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万新[1]2011年在《城与乡：俗世生存的审美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重要的作家,王安忆一向追求叙事风格的多变。从《长恨歌》开始,王安忆便热衷于对俗世生存的细致书写,也更加自觉地表明自己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感性追求。本论文立足于王安忆继《长恨歌》之后的所有小说,以“俗世生存”为切入点,分别从城市和乡村两个视域,论述了其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丰饶的俗世生存镜像。与此同时,本论文分别从俗世生存的精致、“此岸”的世界与“彼岸”的境界、创作主体的自我超越等叁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王安忆笔下的这种俗世生活所隐含的、极为丰富的审美内涵,推演了创作主体内在的艺术观念与审美理想。在叙事策略和形式表达上,王安忆后期小说普遍采用了一种散板式的叙事结构、舒缓的叙事节奏和细密的语言风格。这种形式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王安忆笔下俗世生存的审美质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最后,本论文还对王安忆后期小说创作所表现出来的诸种审美局限,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总结。
余琼[2]2016年在《19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以来,大批女性作家"浮出历史地表",以其出色的创作实践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不可小觑的生力军。其中,一些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频繁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取得了相当成绩。显然,"女性作家"与"乡土叙事"这两个要素在此一时期中国文坛的同时凸显,并非仅是偶然事件。作为一股渐露锋芒而又具有某种鲜明群体特征与积极文化诉求的创作潮流,它的存在恰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端口:本文着意以新时期文化语境为基点,以男性乡土叙事为参照,从"性别"之维切入乡土书写,考察"女性"与"乡土"结合后所呈现的诗学特质。同时,还以"乡土"之"点"察女性文学之"面",探究它对于女性文学的补充、丰富、拓展之功。如此,这就牵涉到对女性乡土叙事的生成背景、文化立场、主题倾向以及审美艺术等多维度的综合考察。具体到行文布局,全文共计七章,可分为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叁大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解决选题缘由、基本概念、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等相关性问题的阐述与厘清。重点在于从宏观角度对新时期以来女性乡土叙事的整体特征及文坛影响进行把握,指出其对乡土文学及女性文学的双维度意义,以及对其研究现状进行扫描与概述。第二章探究女性乡土叙事景观的生成。从现实背景、作家动因以及文学情境等叁个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与男性作家相较,女性作家最重要的叙事新质要属因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女性经验与女性意识呈现,而新时期以来"乡土中国"的现实情境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传播的适逢提供了此一时期的创作契机。无论是因时代际会结缘乡土的"知青",还是情系故土的"地之女",抑或是出于乡土审美性需求的"新生代",她们以或无意或自觉的女性意识构筑乡土叙事"越轨的笔致",从而实现与男性乡土叙事的汇流与分延。接下来,在上述"外部力量"的梳理基础上,论文将正式进入到文本的"内部研究"。将分别通过柔化历史、欲望探求、成长关注、审美艺境等四个章节的具体剖析与论述,概括出女性乡土叙事独特丰厚富有异质性的美学内涵与诗学贡献,从整体上把握其对女性叙事传统与乡土叙事传统的延承与突围。第叁章论述女性作家在历史言说上的特殊审美发声方式。在此题域,"日常"历史观与女性主义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共振",女性作家以边缘视角与性别意识作为一种有效的叙述策略和言说特征展开历史重构。其中,"日常历史"叙事旨在走出男性宏大历史叙事的偏执,而对人性的多维透视与执着言说则旨在揭蔽历史图景中个体的生存世相与生命本真。同时,她们还倾心于运用温情笔触营造一种温厚与宽恕的品格,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期在大自然的哺育中返归到一种"诗意的栖居"。第四章考察女性作家基于性别立场对欲望话语的重构及其意义。这里采取狭义的"欲望"概念,即意指关乎身体的欲望,围绕着身体、性爱、孕育等方面展开论述。指明其意义除却对以男性为创作及言说主体的乡土欲望书写的共鸣,更在于基于性别立场对于女性长期作为欲望客体的叙事反拨,呈现出与男性欲望叙事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第五章针对女性成长类型及问题的内部聚焦。女性作家对于乡村女性的成长发现,经由生理发育层面延至心灵成熟层面,再深入到精神建构层面的叙事建构,其要旨在于对长期处于被盲视状态、潜藏于乡土叙事之中的隐性主题——女性成长进行去蔽。她们以女性视角对留守乡村女性、进城乡村女性以及下乡知青女性等叁种成长主体类型的成长历程及困境展开观照与反思,指出乡村女性由于身处农村文化荒原语境及深陷男权中心意识桎梏,其成长之途长期面临的"主体镜象的绝对匮乏"这一重要而基本的事实。第六章从乡土叙事艺术性方面的审美特色着手,分析其所呈现的诗性品格,同时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可以说,新时期女性乡土叙事承续了"五四"新文化以来对乡土中国的浪漫主义抒情书写传统,而这种诗化风格艺术特征的营造主要借助于语言和意象的诗意运用。同时,女性作家尽管在文体上多向古典传统致敬,但这并不妨碍其对西方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借鉴。其中,尤以向西方现代派绘画的技法借用与融合为表征,体现出高度的诗画同构意识。此外,就可能存在的艺术缺陷问题,则主要指出其中最具普遍性、也最为代表性的两点,即自我"重复"和逻辑"失真"现象。最后一章是结语部分,侧重于在上述主体部分的总述及分论基础上力图将女性乡土叙事放置在文学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意义观照,旨在肯定其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所取得的丰赡硕果之时亦指出其限度并寄予展望,提示着女性乡土叙事值得期待的话语前景。
周莹[3]2016年在《1990年代女作家的孤独书写》文中研究表明1990年代女作家的创作一般分为两大类：以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她们以书写女性个体经验为中心；以王安忆、方方等为主的公共写作,她们以描写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联为主要内容。这种约定俗成的认识无疑遮蔽了她们创作的共通性。笔者以1990年代女作家对孤独的书写为切入点,试图从女主人公的孤独状态出发,阐述女作家运用哪些叙述艺术向读者传达出孤独的感受,再从微观的修辞方法上揭示出“形式”的孤独感。通过对叙事艺术、技巧修辞的研究,揭示孤独书写的思想内涵,阐明孤独书写的意义和价值。
裴艳艳[4]2007年在《王安忆小说主题研究》文中提出王安忆的名字对当代文学研究者不会陌生。因为她是中国当代文坛重要作家之一,她的文学创作始自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贯穿于新时期以来的各个阶段,至今仍然笔耕不辍,算来已有30年的创作历程。她在小说、散文、剧本及小说理论等诸方面都有涉猎和建树,作品数量颇丰,尤以小说创作为着。对于她小说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热点,这是事实。目前研究界对于王安忆小说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局限于对王安忆小说进行单篇、数篇解读,或者对王安忆小说创作历程的单阶段、数阶段进行归纳,而缺乏对王安忆小说创作历程的整体研究。本文主要采用描述的写法,紧扣王安忆小说文本,按照王安忆小说发表的时间顺序,即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通过细读文本的方式,先找出贯穿王安忆小说创作历程的四类题材,然后归纳出王安忆小说的叁个主题,旨在对王安忆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梳理,以期对王安忆小说有一个比较客观而全面的认识。全文除引言、结语、附录外,共分四章。引言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王安忆的文学创作情况进行总体统计,意在说明研究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必要性;交代王安忆文学创作的研究现状和不足,指出整体研究王安忆小说的难度;对王安忆小说整体研究的总体构思和研究方法进行说明。正文从四个方面对王安忆小说整体创作进行描述。第一章主要对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历程进行整体描述。本章按照王安忆小说创作的时间顺序,结合王安忆的自身经历,把王安忆整体小说进行题材分类,依次分为青少年题材、右派·知青·文革题材、文工团·音乐题材、城市生活四类题材。因为这四类题材具有贯穿王安忆整体小说创作的特点,所以按照王安忆小说发表的时间顺序,分别对四类题材小说进行整体描述,从而整体呈现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主要风貌。第二章主要对王安忆小说的性别主题进行描述。本章对王安忆小说性别主题的描述,按照王安忆小说发表的时间线索,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以两性关系中的爱情、婚姻、性爱叁个层次为出发点,分别对这叁个层次不同时期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爱情内涵、婚姻内涵、性爱内涵进行整体描述,以客观展示出不同时期王安忆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多样两性关系内涵。第叁章主要对王安忆小说的民族主题进行描述。本章对王安忆小说民族主题的描述,以王安忆小说不同时期体现出的民族内涵为线索,依次分别进行描述。具体来讲,王安忆小说中所体现出对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呈现出一个逐步开阔的过程,这个过程分别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对于个体存在的探究与思考;80年代中期对于本土封闭环境下民族传统文化的思考;自90年代以来到21世纪初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民族之间问题的思考。本章即从这叁个层次出发,分别描述它们在不同时期所体现出来的内涵。第四章主要对王安忆小说的地域主题进行描述。本章对王安忆小说地域主题的描述,重点以王安忆对城市形象自觉书写的代表作和高峰作《长恨歌》为例,描述出王安忆对特定历史时期上海这个城市的理解和认识在小说中所构建出来的地域特征。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对于上海城市特征的建构体现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城市历史的变迁特征中,而这个历史时期上海地域特征的变迁通过女主人公王琦瑶四十年的日常生活史的变化体现出来。因此,本章从《长恨歌》的叁部叙事时间结构出发,依次对小说文本中20世纪40年代中期-末期、40年代末期-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里王琦瑶日常生活变化所体现出来的上海地域特征分别进行描述。结语部分通过对王安忆小说的整体归纳和概括,指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特色,以及之于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并且针对本文及有关王安忆文学创作中的其它研究问题,提出继续探讨的可开拓空间。附录部分主要对王安忆的经历、小说刊载情况、作品出版情况、研究王安忆文学创作的资料,依次分为王安忆年表、王安忆小说初刊目录、王安忆作品出版目录、王安忆研究资料汇编这四个方面进行统计整理,以期整体显示有关王安忆的创作与研究状况,并希冀对王安忆文学创作研究有所帮助。
倪燕[5]2016年在《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弄堂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海,集现代、时尚、摩登于一体的城市,在这里上演着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放眼望去,许多作品都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安忆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是一个丰富且独特的存在。谈及上海,离不开对建筑的考究——上海的弄堂建筑。弄堂建筑,是中国南方城市特有的建筑形式,从弄堂的布局中可以看出,弄堂里人物的生活状态以及体现出的弄堂精神。从王安忆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的精神源自弄堂,弄堂的真情实感只有女性可以传达。王安忆是弄堂生活持久的关注者,她通过对弄堂生活的细腻描写,以弄堂的人物为载体,提取弄堂生活的精神要义,给我们展示了与都市相容的别样弄堂文化。王安忆以其在弄堂生活的独特经验及细致观察,将琐细与日常的家常生活融于人的情感中,给予弄堂最为真实的美感。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男性似乎只是生活中的调味剂,两性在弄堂里是和谐共生的。上海弄堂的精神依托于都市文化的发展,她是精打细算又极有分寸的,上海弄堂的精神体现了弄堂生态的自然规律。论文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概述了王安忆作品的上海弄堂文化研究的相关背景以及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意义及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从上海弄堂文化的整体概观来阐述上海弄堂的环境、习俗、人物以及上海弄堂的精神。第叁部分通过王安忆具体的作品来分析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弄堂,从王安忆的“弄堂”里走出的人物的真情实感,从而在弄堂的文化空间里找到自我的生存空间。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从上海弄堂文化的变迁谈及上海弄堂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中的呈现方式,从而突出王安忆作品对弄堂文化独特的思考和艺术呈现。最后为结语,王安忆作品中的弄堂文化的展现虽然是最为日常的,但正是因为这种日常性,使弄堂文化成为我们可感可知可触可及的一种文化现象。王安忆作品的创作以女性人物为主体,城市背景又是融于女性生活的,从而突出上海弄堂的精神要义。
肖晶[6]2012年在《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书写》文中研究说明上海作为中国富有传奇色彩的城市,吸引了诸多作家的目光,而有关上海题材的小说作品更是层出不穷。王安忆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常青树,是一个丰富且独特的存在,作品从《长恨歌》到《富萍》,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对上海弄堂生活的细致描绘再到对上海移民生存状态的热切关注,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对上海进行着书写。本论文主要是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书写：一、绪论。这部分主要对选题的研究现状做了分析,并将文章主脉、理论方法以及新颖观点进行了简单的阐述；二、以长篇小说《长恨歌》为例,论述了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镜像。这部分首先阐述了王安忆对上海的寻找与发现,再通过对上海弄堂和上海女人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上海镜像的分析,从而阐释出其审美价值；叁、以长篇小说《富萍》为例,论述了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移民。这部分首先对上海移民做概念上的界定并对移民形象进行分类,其次通过城市性格的认同与差异以及城市心态的内化与外现两方面的分析对移民文化内涵进行阐释,最后得出移民文化的社会价值；四、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独特价值。这部分阐述了王安忆的个人经历对其上海书写的影响,不仅是对海派文学的继承与创新,还体现了热切的人文关怀；五、结语。王安忆是一位坚持人文精神的作家,在文坛叁十余年的创作中始终坚守着作家应有的使命感,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反思与批判,她的上海书写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意识以及蓬勃的生命力,还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对生活寄予了美好的祝愿。
景欢欢[7]2016年在《论王安忆小说中的情爱书写》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通过对王安忆小说中情爱书写的解读,来论述她小说中情爱书写的主要内容、文学价值,在追溯情爱书写产生的原因的同时,论述了作家小说中情爱书写的时代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作家的小说带给读者不同的情感体验,有青涩朦胧的青春之恋,有狂热的不管不顾的或者充满利益观念的情感,也有站在时代高度上的理性回顾,塑造了许多充满理性的人物形象。第一章论述作家八十年代初期小说中情爱书写的主要内容,即对年轻男女之间纯朴爱情的描写。这一时期,作家在小说中对男女的婚姻观展开初步的探寻,揭示了婚姻中女性对男性的依附。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多来自作家的生活经验,把作家真实的情感经历与小说中人物的情感相互联系起来,表达了作家对婚姻本质问题的看法。一是女性在婚姻中过度依靠男性,失去自我的独立地位;二是女性开始出现觉醒意识,用智慧维护婚姻。小说中的情爱书写顺应当时文坛上的感伤浪漫主义思潮,表达了作家内心的感伤情怀,同时还表现出对理想主义情爱的追寻。第二章论述作家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的小说中对人性中本真欲望的关注。小说中情爱书写主要表现出对男女之间狂热欲望的书写。这一时期情爱书写的文学价值是挑战了传统情爱观对婚外恋和婚姻之外的性爱的认识。揭示人物在情爱中灵魂领域的升华,以及通过作家对人物独特的塑造来表达作家对情爱观念的深度认知。在人道主义文学的影响下王安忆小说中的爱情书写开始转向对人性的深层次关注,出现对性爱的描写。同时,顺应文学思潮的发展方向,开始关注女性人性深处的真实欲望,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物以及欲望冲击之下的情与爱。作家小说中的情爱书写还受到外国文化和西方经典着作的影响。第叁章论述作家九十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小说中理性情感的回归和对情爱观念的重新审视。揭示女性面对情感问题的勇敢和独立,对女性情感结局给予终极关怀。这一时期情爱书写的当代价值是重构之前小说的历史场景和环境,描绘出女性们面对情感表现出的更加理智、勇敢、坚定的情爱观。
于启宏[8]2004年在《论文革后的中国自然主义文学》文中提出论文的写作动机是:就中国八十、九十年代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出一个理论梳理和概括。其方法主要是实证性的。论文在课题性质上属于基础理论研究。文革后的中国自然主义文学,其“自然主义”的概念暂界定为“有根据的想象中的文学”,其主体对象指:起潮于八十年代中期、其余波延及世纪末的、由一批青年作家参与创作的、在方法论上具有写实主义特征的那股文学思潮。这之前,表现在通俗文学和非通俗文学领域、也表现在文艺理论科学热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实业主义思想以及实证性方法论对其后的白然主义文学是召唤。文革后自然主义文学的观念形态,其主体构成如下:一、遗传演化的自然历史观念, 例如,苏童的“枫杨树”系列家族史写作,王安忆的家族叙述和“种”的观念,刘震云的自然历史叙述。二、生理心理观念,例如,王安忆的“爱欲小说”系列所表现的自然主义决定论色彩,这种决定论与人物的戏剧性心理倾向一起构成故事的核心。刘恒在“乡村小煤窑”等系列中所表现出的变态心理观念,它所派生出的戏剧性人生与自然决定论一起构成小说的核心。二、平民文学观念,它普遍存在于自然主义文学中,是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科学思潮和实业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是中国现代民主思潮和人道主义之先声。在这叁方面的论述中,论文对中西自然主义文学作了平行性比较分析。接下来是文体语言分析。这种分析兼顾着对文革后自然主义生成的原因的探讨。中国本土白然主义产生的原因有叁:西方自然主义; 本土传统自然主义; 本土小说传统,特别是短篇小说传统。一方面,文革后的中国自然主义小说的优势资源是传统短篇小说艺术,它促使文革后自然主义小说篇幅趋短:另一方面,自然主义小说的细节优势促使小说在篇幅上趋长。这样,最终形成了文革后自然主义小说的“中篇化”现象。通过对文革后自然主义小说语料的实证性分析,回答了本土古典自然主义对它的内在影响问题; 同时,文革后自然主义的通俗语言现象也与其平民文学观念保持一致。最后,论文指山了文革后的中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当代意义。
徐馨扬[9]2010年在《文学的沙滩：重返八十年代中篇小说热》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文学走过叁十年之际,重返八十年代成了当下文坛一个探讨热点。八十年代最瑰丽的一个文学现象就是中篇小说热。中篇文体具有“举重若轻,厚积薄发,得短篇小说之便利而较其体大,无长篇小说之厚重而较其体精”的特点,这使它成为了变革时代作家呈现思想最有效的艺术审美形式。八十年代是期刊传媒占主导的时代,中篇小说热的兴起与繁盛都离不开期刊的支持和引导。《中篇小说选刊》是全国首家选载中篇小说的大型文学专刊,它凭借“精选全国优秀中篇,荟萃文苑中篇精华”的办刊宗旨,记录着新时期中篇小说发展的轨迹,见证着中篇小说在这十年里的繁荣盛况。它的选载效应在对文坛新秀的发掘与扶植、对优秀作品从边缘期刊向文坛中心的推举与力挺、对各种文学思潮的推波助澜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成为考察八十年中篇小说热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成就八十年代中篇小说热的文学弄潮儿——小说家,他们有的以先锋的姿态立在文学潮头引领着新一波的文学创作热;有的以敏锐的艺术才情在每个文学大潮中游刃有余;有的以另类的姿态脱身于潮流之外,在自己的一方文学天地里独抒性情。他们独特的赶潮轨迹和创作心态尤为值得我们关注。
左秀秀[10]2017年在《张爱玲及其“传人”王安忆、朱天文都市写作异同关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的都市写作领域,张爱玲引领了“张派”的命名,在这一谱系中,海峡两岸的王安忆、朱天文分别被王德威称为张爱玲的典型“传人”。细致探究叁人的创作近缘,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写出了上海都市脉搏的作家,而朱天文更自觉承袭“张腔”,写出了当代台北的繁华绮丽。关联背后也有显性区别:张爱玲生在半殖民半封建时期,且兼有贵族积淀和平民日常趣味,受“红楼”浸淫和西方先锋熏染;王安忆成长在社会主义时期,有着苏俄文学阅读积淀;朱天文脱胎于“张腔”背后是深刻的台北后工业文化体验。这些区别又形成如下创作差异:世俗日常人生,在张爱玲笔下是对悲剧人生的救赎,王安忆则定下暖色调,朱天文的都市人基本决绝于日常。在日常悲喜冲突观照层面,张爱玲与王安忆笔下传递了新旧、中西夹缝中人的呻吟和挣扎,个体与族群冲突中人的自失与自足,朱天文笔下则重在表现个人与主流龃龉中人的迷惘与失落。叁人都涉及终极“末世感”,张爱玲作为“审视者”投射出勘破虚无与苍凉之后的焦虑,王安忆作为温暖的“人道主义者”,虚无中尚存希望,朱天文则是因抵抗“现代性”而陷入了精神焦虑。叁人都共同注视女性生存之艰,张爱玲笔下都市女性陷入“谋生”与“谋爱”的漩涡,王安忆笔下新女性为“谋爱”而“谋生”备尝艰辛,朱天文笔下都市女性则为破除男性神话走向了危险边缘。在女性身体的微观考察上,张爱玲文本中女性身体的“玩物”性质,到王安忆笔下的新时期女性解放了被禁忌的肉身,朱天文则看到后工业时代的女性将肉体挥霍到了极致。叁人创作母语个性也存在差异。张爱玲将古典传统与现代精神糅合,吸收“红楼”笔法,自成独特“张腔”;王安忆在“张腔”的基础上脱离古典传统,更加庄重抽象;朱天文受“红楼”笔法影响,似张对古典风格的承继且更加华丽艳异。在形象叙事方面,张爱玲是意象修辞的不断迭加,王安忆是兼有意象化叙事的直观写实叙事,朱天文则是兼有意象化叙事,又有背离“张腔”的碎片化叙事。
参考文献：
[1]. 城与乡：俗世生存的审美建构[D]. 梁万新. 暨南大学. 2011
[2]. 19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研究[D]. 余琼. 浙江大学. 2016
[3]. 1990年代女作家的孤独书写[D]. 周莹.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4]. 王安忆小说主题研究[D]. 裴艳艳. 河南大学. 2007
[5]. 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弄堂文化研究[D]. 倪燕. 新疆师范大学. 2016
[6]. 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书写[D]. 肖晶. 延边大学. 2012
[7].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情爱书写[D]. 景欢欢.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8]. 论文革后的中国自然主义文学[D]. 于启宏. 北京师范大学. 2004
[9]. 文学的沙滩：重返八十年代中篇小说热[D]. 徐馨扬. 苏州大学. 2010
[10]. 张爱玲及其“传人”王安忆、朱天文都市写作异同关联研究[D]. 左秀秀. 宁波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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