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成会[1]2017年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类“器官”的重要延伸和人类自我完善的工具,它既具有明确的价值理念体系,也有丰富的理论基础。那种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仅仅是单纯的社会制度安排,只要找到合理的实务性技术方案而不涉及价值理念,就能够确保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发展的观点,无疑是对社会保障制度最为狭隘的理解,也必将会给社会保障制度实践带来负面影响。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演化轨迹及理论渊源与社会保障制度实践活动一样久远,它支撑着社会保障制度实务性技术方案与方法的变革及创新,推动着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发展。因而,对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进行系统研究,使之科学引导和规范社会保障制度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纵观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历史演变,我们可清楚地发现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适”或“通用”的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每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选择,都会受到特定时代背景和国情因素的影响。在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具体选择中,我们通常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一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若能与本国国情相适应,同时又符合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社会保障制度就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成员也能实现安居乐业。否则,社会保障制度可能就会停滞不前,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也将变得举步维艰。因此,构建符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体系,建立起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传统等内涵一致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各国(地区)政府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为马克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选择中,中国不能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完全照搬,而应从本国的国力、国情、文化和传统等方面出发,探索、总结出适合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需要的价值理念。当然,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探索中,我们也并不是完全否定其他国家的经验,而是在对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进行研究与借鉴时,不能完全采取照搬或“拿来主义”的方式。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深入研究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历史趋势,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批判性地吸收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确保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科学性。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阶段来看,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不仅会遇到实务性工具方法建构的操作困境,同时也会遇到价值理念支撑选择的理论困境。在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选择方面,本文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确保人类生存安全及幸福的重要手段,是人类漫长历史发展中创造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是人类“器官”的重要延伸,因而,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回避和忽视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人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我完善工具及文明智慧结晶,其价值目标追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最根本价值在于通过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缓和阶级对立,推动经济发展,进而更好的维护及延续资产阶级统治。在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应始终以成全人的基本需求为其存在的价值,应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其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自身需要,为了维护人民更好地生存下去,最终要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服务。因此,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的选择中,应以满足人民的自身需要为中心,要把实现人民群众的生存和更好的发展作为社会保障制度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围绕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本文计划从七个方面对其展开系统论证,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绪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等内容。第二部分,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在基本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主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经济自由理论和“第叁条道路”理论中关于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思想进行系统性考察。第叁部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历史进程与困境。该部分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历史进程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总结其经验教训,形成了对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理性思考。第四部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问题审视。本部分在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发展动态系统考察的基础上,清晰地阐释了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存在的问题、负面影响和原因。第五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经验借鉴。本部分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影响因素、具体做法与发展趋势等,总结其相关经验教训,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提供经验借鉴。第六部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前提性反思。本部分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借鉴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社会基本环境协调、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规律等宏观层面出发,系统的反思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应该加以关注的问题,探索和总结适合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需要的价值理念。第七部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原则设计。本部分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策略系统性反思的基础上,从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出发,提出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的基本原则,即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要体现出实质公平、关心人的基本需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突出政府责任等,进而确保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孙爽[2]2012年在《“平台替换论”：城市化对中国转型期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的是城市化对中国转型期贫富差距的影响。在控制贫富差距现有举措效果有限的状况下，从阶层分化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城市化是促进农民分化、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的结论。目前，贫富差距拉大和阶层矛盾凸显已引起执政党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然而，由于我国的贫富差距是自然、历史因素，政策、体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区位复杂的基本国情的制约下，中国控制贫富差距的难度很大。针对转型期中国贫富差距的长期性、阶段性以及现有举措效果有限性等特征，对贫富差距的控制思路应该重新调整。城市化，作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已被中央列为“新叁步走战略”的主要内容。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阶层分化为研究视角，通过对城市化与贫富差距的作用机制的分析，认为在产业革命、市场化改革继续充当阶层分化的“推力”和“拉力”的前提下，城市化因素的加入，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城市化的推进，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变迁，更意味着农村人口比例的降低，从事传统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叁产业的转移。理论与实践表明，一个合理的社会分配结构往往呈菱形分布，而事实证明，在一个城市化水平很低的国家，社会成员构成和收入分配结构往往呈金字塔型，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从事简单劳动的蓝领阶层构成了社会结构中的巨大底座。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是瓦解金字塔底座和壮大社会中间层的重要力量，是培育合理社会阶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推动力。21世纪初，农民进一步分化已成定局，城市化的提速将会加快推动农民的多元分化和工人阶级群体的整合过程。城市化，作为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综合性政策和促进农民加快分化的重要推动力，不仅有利于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而且有利于瓦解中国贫富差距的最大症结——城乡差距。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差距对我国的贫富差距具有突出的贡献作用，城乡差距的缩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全国居民收入差别的不平等程度，对缩小贫富差距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众所周知，农业相对于第二、叁产业而言是弱势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领域的生产总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率是下降的。城市化引起的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一方面，可以降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比例，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可以降低农村内部的差距，扩大城市内部的差距，从总体上缩小了全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即，城市化所带来的城乡差距由“二元平台”向“一元平台”的转化，可以有效地控制全国居民的贫富差距。以对城市化、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叁者内在关系的分析为依据，本文提出了“平台替换论”的基本命题，认为在转型期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前提下，以缩小城乡差距为重要突破口，通过发挥城市化对农民分化的推动作用——促使其由较低收入阶层向较高收入阶层流动——可以实现贫富差距由城乡分割的“二元平台”上的较大差距向城乡融合的“一元平台”上的较小差距的转化。也就是说，城市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劳动力转移——就业结构变化——职业结构变迁——阶层分化——阶层结构变动——橄榄型结构形成等作用机制，可以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融合，在实现差距由“二元平台”向“一元平台”转化的同时，有效控制贫富差距。在对典型国家城市化与贫富差距控制的比较分析中，本文通过对日本、美国、巴西的城市化与贫富差距控制的研究，得出了有益于“平台替换”的国际经验。以上述经验为基础，本文认为，“平台替换”的实现并不以城市化的单项推进为充要条件，它还受促成性因素和阻碍性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城市化战略地位的确定、相关改革的持续推进、较长时间的技术考量为“平台替换”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城市化水平滞后、社会流动机制不顺畅、制约“农民分化”的阻力尚未完全消解阻碍了“平台替换”的实现。以对“平台替换论”的系统分析为依据，本文认为，实现“平台替换”的基本途径要从两方面推进：其一，要提高对城市化战略地位的认识，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对“叁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其二，要提高城市化水平、调整城乡关系、加快促进农民分化。具体而言，首先，要提高城市化水平，充分利用“城市”拉力：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尊重“大城市优先增长”规律和在城市化率较高地区优先提升城市化质量；其次，要努力调整城乡关系，消除制度性障碍：要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健全国家土地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改革完善就业制度，促进社会流动机制的顺畅；最后，要加快促进农民分化，充分利用乡村“推力”：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不断增强农民工城市认同和努力克服小农文化，等。
刘志英[3]2004年在《社会保障与贫富差距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对六个典型社会保障制度国家以及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贫富差距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并在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措施。全文由引言和正文六章组成。引言主要阐明了论文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相关领域内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以及论文试图做出的贡献。第一章: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对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作用的看法,经历了完全否定——完全肯定——部分否定——再否定的过程。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持“完全否定”态度。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反对当时英国实施的旧《济贫法》,斯密认为该法严重阻碍了居民的自由流动,对劳动者就业不利;李嘉图认为该法的实施使富人利益受损而穷人没有获利,整个社会福利在下降。该学派阻碍了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进入19世纪后,经济学对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持“完全肯定”态度。德国历史学派面对当时德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劳资矛盾、工资问题,指出通过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等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解决财富分配不均问题。该学派的思想主张被俾斯麦政府接受,使德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旧福利经济学主张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生活,庇古主张国民收入平均分配,认为通过社会保障政策的再分配作用能够实现收入均等,进而可以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庇古的“收入均等化”思想为英国的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石。瑞典学派主张收入和消费实行国有化;主张收入均等化,通过累进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收入再分配方法实现该目标。该学派为瑞典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使瑞典成为“福利国家”的典范。20世纪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多种经济学派,对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持“部分否定”态度。新福利经济学反对政府对分配和生产的全面管制;反对“收入均等化”,主张“合理的”收入分配。认为社会变革造成的贫困,政府可以通过社会福利等转移支付政策给予补偿,而对由于自身因素造成的贫困,政府没有责任给予补偿。凯恩斯认为收入不均会降低消费倾向,主张通过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人们的消费倾向;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经济增长比任何再分配手段更能提高穷人和不幸者的收入;新剑桥学派认为收入分配不均与资源配置不合理有关。凯恩斯主义认为社会保障只能提供有限保障,其再分配作用是有限的。这些观点在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弗莱堡学派的“社会市场经济”主张政府通过适当干预实现劳资合作;主张政府出面调整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认为“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原则。“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在德国得到了充分实践。20世纪70年代“滞胀”后,新自由主义盛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再次否定”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作用。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严重影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主张社会保障的市场化、私营化、多元化。弗里德曼提出以负所得税方案取代贫困计划,保证最低收入、鼓励自助;供给学派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助长了懒惰,打击了工作的积极性,加重了贫困;哈耶克认为非再分配性、非强制性和非政府性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性。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以智利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先后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私营化改革,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开始削减福利开支。第二章:保障型社会保障制度与贫富差距的实证研究。美国是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其原因主要在于较差的初次分配结果和糟糕的再分配手段。税收的再分配力度大于转移支付。而且,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均在弱化,尤其是转移支付。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我保障意识较强,收入来源中,社会供款占一半,一般税收占40%左右;制度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较低,联邦社会保障收入、支出大约占GDP的6.5%、5%,各级政府社会保障收入、支出大约占GDP的18%、15%;制度自身具有很强的积累性,收入水平高于支出水平;现金给付水平较低,大约占总给付的55%,比重在逐步减少。德国是一个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其原因主要在于很好的初次分配结果和较强的再分配手段。税收的再分配力度大于转移支付。但是,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在逐步弱化,尤其是转移支付。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我保障意识很强,收入来源中,社会供款接近70%,一般税收占30%左右;制度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较高,甚至高于英国,社会保障收入、支出均占GDP的30%左右;制度稳定性强,收入水平与支出水平基本持平;现金给付水平很高,占总给付的68%以上,比重略有增加趋势。第叁章: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与贫富差距的实证研究。英国是一个贫富差距中等的国家,其原因主要在于糟糕的初次分配结果和极强的再分配手段。税收的再分配力度大于转移支付。而且,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在逐步增强,尤其是税收。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我保障意识较差,政府责任较强。收入来源中,社会供款不到40%,一般税收占到60%以上;制度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中等,高于美国但低于德国。中央政府社会保障收入、支出大约占GDP的6%、13%,各级政府社会保障收入、支出大约占GDP的22%、25%;制度收支缺口较大,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收入水平还不到支出水平的一半,中央政府财政负担较重;现金给付水平较高,大约占总给付的66%,比重略有减少趋势。瑞典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小的国家,其原因主要在于较好的初次分配结果和较强的再分配手段。税收的再分配力度大于转移支付。而且,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在逐步增强,尤其是税收。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我保障意识较差,政府责任较大。收入来源中,社会供款不到45%,一般税收占50%左右;制度收入和支出水平很高,社会保障税是瑞典中央政府的头号税种,大约占GDP的14%,各级政府社会保障收入、支出大约占GDP的40%、30%;制度收支缺口较大,尤其是中央政府财政负担较重;现金给付水平较高,大约占总给付的61%,比重略有减少趋势。第四章:储蓄型社会保障制度与贫富差距的实证研究。新加坡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其中央公积金制度是一个由雇主和雇员共同供款、中央统一管理的完全积累制。制度收支水平极低,收入大约占GDP的13%,支出不到GDP的2%。强制性制度督促人们为自己的未来提前准备,其社会救助大多建立在缴费基础上,对贫困者帮助不大。智利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其社会保障制度强调个人供款,实行完全积累、分散管理。每年社会保障收入、支出占GDP的比重变动很大,制度虽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但几乎没有再分配作用。第五章:各国社会保障实践的研究结论。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在公共支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财政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社会保障制度的良好运行有利于减少政府财政负担。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大多通过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合理分配和管理社会保障资源。美国和德国采取基金预算模式,英国采取政府公共预算模式,瑞典采取一揽子社会保障预算模式。各国大多以社会保障税的形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社会保障税制的设计具有一定的累退性,使其再分配功能大打折扣。但是,适当提高最高限额,在增加收入的同时可使累退性减弱,增强再分配功能。同时,尽管各国雇主和雇员缴纳社会保障税的比例不同,但税收的归宿最终取决于劳动力的市场结构,并不是所有国家通过降低社会保障税率就可以减少企业的负担。各国还经常利用社会保障收支来管理有效需求,烫平经济周期的波动。社会保障制度通过个人纵向再分配、代际横向再分配和代内横向收入再分配缓解了贫困现象。同时,社会保障制度还会对劳动供给产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对储蓄产生财富替代效应、退休效应和遗产效应。第六章: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与贫富差距的实证研究及其政策主张。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是有目共睹的,尤其突出的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但最终表现为个体间贫富差距。在各种收入差距中,劳动性收入差距最小,财产性收入差距最大,转移性收入差距介于两者之间。我国收入差距虽在扩大,但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总体收入分配状况与德国差不多。社会保障制度本应缓解贫富差距,但是,我国的“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叁元”人口结构极不协调,反而增大了城乡差距。进一步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缓解了城镇地区差距,但对农村地区差距没有影响。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混乱,转移支付水平极低,且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需求与供给缺口越来越大。因此,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该尽快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开征社会保障税。并且逐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缓解我国城乡贫富差距;建立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体系,通过政府对个人的纵向转移支付、个人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缩小个体间的贫富差距,通过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转移支付和同级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
朱常柏[4]201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社会救助包容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基尼系数高达0.529,位居最不公平国家行列。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并存的城市贫困以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已经给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造成了重重矛盾,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救助理论,在汲取我国传统社会救济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采取了有力措施,逐步建立起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专项救助和临时救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社会救助体系,大大缓解了城市贫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到“共享发展”理念,城市社会救助的演变历程大致经历了城市社会救助行为、城市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以及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但是由于我国现行贫困线标准偏低,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城市居民众多,贫困人群生活质量低下,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依然脆弱,城市社会救助重生计轻发展的制度缺陷致使社会救助包容性缺失,救助效果差强人意。本研究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为理论前提,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社会救助方面包容性程度,以及遵行科学发展观,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依托构建完善的城市社会救助制度以增强其包容性。力争立足学科前沿,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高度,运用发展经济学、社会保障学、历史与文献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采取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国际比较与国内比较相结合、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本课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研究。包容性增长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增长的最新理念,它是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贫富分化和显着不平等已经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状况下,由亚洲开发银行及相关国际组织倡导的最新增长理论。目前包容性增长理论已经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作为减少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指导思想,并嵌入到减贫的具体政策措施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发达国家社会福利项目,特别是社会救助项目,一方面由全民化向目标化发展,把社会救助与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协调起来,提高了社会救助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另一方面,社会救助已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由选择模式向普遍模式发展,社会救助包容性特征日益增强。先进国家社会救助实践充分表明,包容性增长,不仅是一种新型发展理念,更是制定社会政策必须秉承的价值取向,它所包含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以及包容社会各阶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也为社会救助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社会救助要想取得良好效应,就必须探寻贫困发生的机制,增强制度包容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贫困既有个人摆脱贫困的能力欠缺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变迁中的结构性因素,还有社会转型中的政策缺位政策不完善等原因。这就为社会救助政策干预找到了逻辑起点：即通过实施包容性增长策略,一方面促进经济快速有效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发展成果,实现益贫式增长,另一方面制定更加包容的社会政策,消除社会排斥增强社会融合,提升贫困者的人力资本,提高社会服务的公平性,为整个经济社会有机和谐发展提供持续的人力支撑和向好的人文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城市社会救助理念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效率优先的发展理念无暇顾及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设计,社会保障制度只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功能,重点建设的社保项目也是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直到城市贫困充分显现,城市社会救助才真正进入决策视野。1997年提出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会救助的重要性有了初步认识,但是仍然停留在作为服务经济体制改革的工具性认识层面。1999年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颁布,说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城市社会救助政策的重新认识,并开始逐步完善包括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救助政策。随着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扩大,效率增长与社会不公平等突出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对社会保障政策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同时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关系作出回应,分配原则也由此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至此,针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政策受到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功能的认识也更加深入与全面,尤其注重对城市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这种全面且科学的认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集中表述为“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社会保障成为改善民生福祉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保障的认识突破了传统窠臼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包容性增长视角下中国城市社会救助的路径选择至少包括实施益贫式社会救助政策,提高贫困人群收入水平,消除物质贫困；遵循发展型社会救助原则,提升贫困者自救能力,消除能力贫困；秉承公平正义价值理念,实现权利包容和机会平等,消除权利贫困。城市贫困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相对于农村贫困而言甚至是个巨大进步。城市发展在于包容,而非排斥。包容性增长式城市社会救助的政策指向至少包括这样几方面内容：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增大劳动收入比例；提高城市社会救助的去商品化程度；现有城市社会救助政策要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形成多方力量参与治理贫困的格局,有效缓解城市贫困。唯此,才能切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方向。
王朝明[5]2003年在《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配合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扶贫计划，已经推进了 10 多个年头，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主要体现在农村反贫困行动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由 20世纪 80 年代初的 2 亿多人，锐减到目前的 3000 万人左右。虽然如此，中国反贫困的任务仍是十分艰巨的。当前，贫困现象不仅表现在农村，而且随着体制转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避免，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和城市失业者数量都在逐年增加，城市就业压力不轻，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尚有相当困难，以贫困职工和城市长期下岗失业者以及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城镇新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原来不为人们关注的城镇贫困问题，正快速地凸显起来。政府、社会各界均已意识到城镇贫困问题的治理已迫在眉睫，中国扶贫事业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对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战略进行重新的反思和定位。本论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背景，对骤然而起的城镇贫困问题进行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等多视角的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即主要是从基本概念，贫困测度，致贫因素，反贫对策，目标和趋势以及国际比较上对城镇贫困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研究和认识分析。并力求通过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反贫困战略体系，冀望能有助于缓解当前城镇贫困的蔓延，以便在继续推动改革深化的同时，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切实维护好贫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论文共分 7 章，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第一章，作为全论文的引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贯穿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思路的理论主线是人文关怀的精神，由此点明了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和意义，并为后面各章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注入了灵魂和精髓。而全论文这个研究内核的提炼：一方面，是基于对经济学研究贫困的历史梳理，从而发现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和人文关怀精神已经逐步地丢失。这样，对涉及到人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主流经济学建树不多。相反，始终以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地分析和深刻地洞见了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存在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制度变革方式，在这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也正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对当前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因此，笔者在引论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为指针，重新诠释现代人文关怀精神，从而铸造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工业化社会以来反贫困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要突破过去仅仅将贫困视为一种低经济收入和物质匮乏现象（当然这是贫困最基本的现象，但贫困的表现不止于此）的理解，扭转将反贫困囿 1
孙迪亮[6]2012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物质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首要内容和主要组成部分，其测度指标具有多元性，其中最常用、最主要的指标是生活水平指标，一般用人均收入水平的增K率来苻代。具体到农民的物质利益，一般也用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来衡量。改芊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W改革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对农民物质利益问题一贯予以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既蕴含着许多基于新的实践而生成的新理念、新观点，从而体现出其现实创新性，也承接了古今中外许多有价值的相关思想理论，从而体现出其历史继承性。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理论渊源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物质利益理论，主要包括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理论、实现;r农结合与城乡协调的理论、H家对农民予以经济资助的理论、促进农民合作化的理论等；二是国外解决农民物质利益问题的理论与经验，主要体现在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传统农民、积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方面。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是R趋深化、与时俱进的：为了解除广大农民生活上的严重困苦，屮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以保障农民温饱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随着农村脱贫目标的基本完成和农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了以实现农民小康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鉴于农民小康总体实现后农民贫富差距的空前凸现，中国共产党自本世纪以来形成了以ia求农民共富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在每一时段，中国共产党都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相应举措。中M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值的思想，解答了"为什么"实现农民物质利益的问题；二是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路径的思想，解答了"怎么样"实现农民物顶利益的问题。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iff，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多角度、多层面的，视之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障、维护全H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环节和应对国际人权斗争的必然举措。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铬径，屮国共产党的基本思路是"加减并用"。所谓"加"，即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升农民收入总量，这主要依赖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叁个途径：所谓"减"，即减轻农^负担。对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评析应恪守求真务实的基本原则、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地进行，既不应为之涂脂抹粉，更不应对之无端指责，而是应当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与局限，并就此进行善意而中肯的建言献策。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重大创新，而且在实践上带来了良好效应。但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农民大国里，彻底解决九亿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确非易事，因而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上，也总是闪露出一些不足与缺憾，主要是：从思想的生成上看，应急性有汆而前瞻性不足；从思想的内涵上着，针对性有余而系统性不足：从思想的践行上看，宣示性有余而实效性不足。鉴于此，在末来的发展完善中，理应重点强化叁个环节，即：及时体察农民的利益关切，增强思想的前瞻性；全面应答农民的利益诉求，增强思想的系统性；强力构筑农民的利益保障，增强思想的实效性。
彭升[7]2010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分配公平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分配公平对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内涵。世界上没有一个通用的分配公平模式,人类对分配公平的追求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中国共产党以追求公平而建国,从新中国建立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我们提倡的是按劳分配,但在实践中占统治地位的却是以各种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分配公平。这种分配的结果,抑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社会生产效率,导致了社会的普遍贫穷。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放弃了这种分配方式,实行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虽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于是,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状况进行具体研究,并为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分配公平做出了很多贡献。不可否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我国分配公平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就我国分配公平问题从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进行研究,希望能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公平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借鉴。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主要概括选题研究的意义与现状,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和谐社会分配公平的理论基础。阐释了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分配公平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分配公平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论述了我党叁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分配公平思想。第叁章主要论述了和谐社会分配公平的现实依据。实行分配公平,既是人类的追求,也是现实发展的结果。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剩余严重、国民文化素质水平偏低是实行分配公平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日益拉大的分配差距,由分配差距产生的各种消极效应是实行分配公平的现实选择。第四章主要论述和谐社会分配公平的遵循原则。实行分配公平离不开原则的指导,只有在正确的原则指导下,才能真正实现分配公平。一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分配公平的指导原则；二是要继续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叁是要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四是要坚持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原则。第五章主要论述和谐社会分配公平的政策选择。要解决分配公平问题,必须立足于长远和未来。从分配公平的角度,一是加强调控的政策选择,做到调控高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二是西部大开发的政策选择,从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加快西部教育发展、完善西部社会保障叁个方面入手；叁是建设新农村的政策选择,应赋予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四是促进就业的政策选择,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健全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完善群众就业援助制度、做好大学生的就业工作。第六章主要论述和谐社会分配公平的制度安排。一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叁是要完善初次分配公平制度；四是要完善再分配的公平制度；五是要完善第叁次分配制度；六是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朱霞梅[8]2010年在《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作为困扰世界各国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后,不仅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贫困问题,即便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面临着贫困问题。所以,消除贫困不仅是人类社会为之奋斗的理想,更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目标和任务。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是背负贫困历史包袱最重的国家。虽然经过叁十多年的反贫困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面对当前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中国的反贫困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事实表明,贫困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现象落后的总称。贫困不仅涉及人的基本生存,而且也关乎人的未来发展。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反贫困的行动十分艰难。因此,本文主要以反贫困研究为起点,选取了人的发展这一切入点,深入到纷繁复杂的贫困问题背后,剖析什么才是贫困的实质和反贫困的真正目的,在反贫困中凸显人的意义与价值,力图为反贫困研究开启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力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基于人的发展的视角,对贫困的涵义以及反贫困的目的进行了界定和阐释。同时,在对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评述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具体联系到我国反贫困的现状,通过分析我国新时期反贫困面临的新情况和新挑战,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尝试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思考和探索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指导理论以及实践路径,从而为指导当前我国的反贫困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个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中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不断摆脱和消除贫困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刘利[9]2010年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理论分解·现状评判·对策思考》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虽然在高速增长,但城乡差距也在逐渐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制约整个经济运行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就具有了重大战略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与西方收入差距理论为基础,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了详细比较。在此基础之上,从历史文化积淀、二元经济机构制约、体制改革推进、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影响等方面阐释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继而针对近些年来在收入分配领域所出现的分歧与争议,本文也给予了解答与澄清。最后,结合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缩小城乡差距所获得的启示与思考,基于我国城乡差距现状、发展趋势与致因索解,提出了缩小城乡差距的必要条件、主要路径和治本之策。同时,本文在对收入差距“合理论”、我国“倒U”假说的存在性以及照搬“国际通用标准”等方面所存在的模糊认识实现了突破;对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多样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以及推动乡村组织建设等尝试地进行了创新。
徐腾[10]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主义价值问题的研究,为我们深入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理论、一种实践运动、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价值理念。社会主义通过价值观理解其自身,形成自我意识。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内核,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独有的,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及价值追求的价值理念,是支撑着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发展的价值指向和价值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建构,离不开对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和超越,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价值观的超越和扬弃。空想社会主义“平等”、“劳动”、“幸福”、“博爱”、“社会和谐”的价值理想；科学社会主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为达道”、“人为至贵”、“重义轻利”、“贵群舍己”、“生生口新”、“刚健自强”的价值资源：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平等互利”、“诚实守信”、“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理念,都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理论来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党的历代领导核心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足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实现人人平等与全面自由发展;社会主义价值尺度是生产力标准和群众利益标准；社会主义价值实现路径是群众实践。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叁个有利于”是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发展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价值手段。江泽民提出的“叁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叁个文明”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表明了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胡锦涛在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坚持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确立了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开创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实现路径：建构了四位一体的价值观念体系。他们的这些探索和认识,为我们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这五组观念。这五句话,彰显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价值意愿和价值选择,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精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和现实要求,凝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和要义。其中,以人为本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表达,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首要价值。共同富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既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又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展开和实现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有着良好的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物质成果,等等。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度不高；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冲突；全球化带来的多样化社会思潮；干部队伍中存在着消极腐败现象,等等。在当代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践行的领导力量：各级政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践行的责任主体；各类企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践行的重要承担者；民间组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践行的重要参与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践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干部群众思想实际出发,综合运用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手段,通过思想教育、舆论引导、文化熏陶、实践养成、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等路径来进行,使其逐步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价值理念选择研究[D]. 卢成会. 吉林大学. 2017
[2]. “平台替换论”：城市化对中国转型期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D]. 孙爽. 南开大学. 2012
[3]. 社会保障与贫富差距研究[D]. 刘志英. 武汉大学. 2004
[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社会救助包容性研究[D]. 朱常柏. 扬州大学. 2016
[5]. 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D]. 王朝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D]. 孙迪亮. 曲阜师范大学. 2012
[7]. 构建和谐社会的分配公平问题研究[D]. 彭升. 中南大学. 2010
[8]. 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朱霞梅. 复旦大学. 2010
[9].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理论分解·现状评判·对策思考[D]. 刘利. 吉林大学. 2010
[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D]. 徐腾. 扬州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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