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兰[1]2003年在《宋代法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宋代法帖为研究对象，对两宋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法帖作了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分十章。 首先，通过对唐以及南唐时期法帖情况的深入考察，说明虽然“法帖”一词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但宋代以前法帖这一形式早已出现。在了解了宋代法帖的起源之后，着重考察了宋代法帖的一些具体情况，如宋代法帖的概念、种类、文辞内容等等，尤其对宋代法帖的底本状况、版式调整、制作情况以及法帖自身风格的形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索。法帖底本是法帖据以上石的依据，通过归纳整理，本文将宋代法帖底本分为真迹、帖本与金石铭刻叁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对两宋主要法帖的底本及其来源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法帖具有一定的规格，而且这一规格与所收书迹的形式尺寸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随着历朝历代书迹形式尺寸的不断变化，法帖的规格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化，但在某些情况下，法帖的规格还是会与书迹产生一定的矛盾，以至不得不改变书迹的行字形式来满足法帖规格的要求，本文第四章详细考察了法帖的规格与书迹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本文第五章从选帖、编辑、模勒、镌刻等诸多不同角度，对宋代法帖的制作情况予以考察分析并对其自身风格的形成进行了探讨。 在对宋代法帖本身的各方面情况作了深入的考察之后，本文六、七、八叁章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宋代法帖与宋代书法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加以展开。宋代法帖是宋人汇编前人书迹所形成的法书图录，是对前代书法历史及书法流派的重新梳理整合，从中可以了解宋人的书法史观念以及宋代书法风气的演变。而且，法帖作为宋人学书的主要范本，与宋人书法实践有着极为密切关系，对两宋流行书体的确立、学校书法教育的普及、宋代书法名家的成长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宋代法帖在普及书法教育以及保存历代名迹等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对两宋书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后世同样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虽然清代曾一度盛行反帖论，但宋代法帖的价值是不可否定的，其地位始终是不可替代的。 本文最后一章针对有关宋代法帖的两个颇有争议的疑难问题进行了考辨澄清。最后将见诸于记载的两宋主要丛帖按时间的先后进行归纳整理，以表格的形式附录于文后。
黄修珠[2]2016年在《以书致治与祖宗之法—宋太宗的文治与书法》文中指出宋太宗赵光义(939-997,后更名炅)是北宋历史上第二代英主,杰出的政治家。他喜读书,富才艺,尤擅书法,技艺精湛,修养全面,成就卓然。宋太宗在其文治国家的治世理想中充分而全面地发挥书法艺术“敦教化、助人伦”的经世致用之功,开创有宋叁百年文物之治的传统,创造了“以书致治”的祖宗之法。在两宋宗法意识极强的社会背景下,宋太宗的祖宗之法被后世的继承者全面默守与发扬,形成卓有特色的宋代御赐书文化传统。宋太宗是宋初书坛的核心力量,其书法创作与书学思想有着复古与尚法的指向性,同时又带有游艺体道的自娱性质,对北宋中后期书法发展与书学思想的变革亦有深刻影响与启示。其敕刻《阁帖》、敕定《说文》等举措,对宋以来千余年书学发展影响深远。宋太宗在中国书法史上堪称“教化之主”,其历史性作为、地位与意义应予重新认识和高度评价。
张多强[3]2011年在《《叁希堂法帖》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将《叁希堂法帖》置于历代刻帖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法帖的整体关照,在注重考证、论述的同时,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综合研究,具体包括法帖的编刻背景、体例创新、选帖、选跋、选印、刊刻、伪帖等方面。《叁希堂法帖》的问世不仅与清代前期诸帝注重汉文化的传统相系,同时,乾隆内府丰富的法书收藏以及清代前期朝野上下刻帖之风的兴盛也是其刊刻的原因所在。在法帖的编刻方面,较之以往官刻帖多有创新:打破以往官刻帖中首称历代帝王书迹的形式,首次于官刻帖中体现“钟、王”书统;名家题写卷册标题、书家题名、帖尾题跋;版式设计,特点鲜明。其依内府着录法书之等次选帖,选帖亦与乾隆皇帝书法之审美旨趣及清代前期书法时尚关系密切。《叁希堂法帖》亦将题跋及印章选刻入帖,法帖以题跋的内容、题跋的书艺、题跋的书体、题跋者身份等方面选跋刊刻。在选印方面重历代内府鉴藏印的刊刻,私家法书鉴藏印的选刻多从其印文内容着眼,对于朝野身份不同的鉴藏家之印章,其取舍有别。法帖在摹刻过程中,改变墨迹中字的欹侧体势,以求正局;对字距、行距及行列位置作适当的调整。法帖所刻印章或移印帖外,印、书分刻;或将印、书同刻,以再现书迹原貌。由于着录之等次、依循旧说、帝王好尚,致使伪帖刊入。法帖所选历代名家小楷尤多,此举为科举应试者提供了学习楷书的绝佳范本。法帖刊刻完成不久,《续叁希堂法帖》亦刊行于世,此帖多依《叁希堂法帖》之形式编刻,但以刻本入帖,与其有别。此外,关于刊刻的中断问题,刻石的编号问题,文中均有论述。
王义军[4]2016年在《苏轼的书法和他的时代》文中提出北宋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时期。“帖学”的勃兴,滥觞于此,书学整体的的盛衰也以此为转折,而后荣光渐褪,趣味趋简。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这一转变之中,苏轼是极为关键的人物。本文通过对北宋中晚期的书写环境与士大夫书法态度的观察,讨论了苏轼的书法实践与书学观念,并由他几篇流传深广,影响久远的论书文字,追索其言语间的意旨所在,并抉别辨析他与并世诸贤在书法观念上的异同。文章由苏轼的早年学书经历进入,对他的风格由来进行了讨论。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由于苏轼论书的一些代表性文字,在后世常被视作“尚意”书风的论据,本文在对具体文本的分析和当时士人整体书写状况的考量之下,对历来成说提出了质疑。由于性格的多面和学书取法的宽泛,苏轼在言论与书写上常有矛盾的表现,文章的第叁部分对此有所论述。此外,文章还论及苏轼的几首论书诗,将这些诗句结合到具体的语境中,提出了个人的意见。
李文[5]2010年在《宋代书学着述研究》文中认为在书学史上,宋人独具匠心的“尚意”书风与泽被后世的刻帖蔚为大观,同时对书学系统深入的研究令后人引颈。大规模的书学研究始于唐代,而两宋却为集大成时期。一大批优秀的书学着作的面世,是宋代书学研究成果的最佳体现。与前代着作注重阐发书学思想不同,两宋书学着作更倾力于典籍的分门辑存、书史的系统研究、碑帖的深入考证,举凡帖学、碑刻、书史、收藏、鉴定、品评等书学诸层面皆有涉猎,不仅保存了前代珍贵的书学文献,又为后世创作树立了效仿之楷模,在书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本文旨从文献学角度对两宋书学着作进行全面考究。全文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侧重书学着作的整体阐述,即前叁章内容。首先,从书学史角度,概述两宋书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及主要成就,侧重“尚意”书风之形成与刻帖之兴盛；基于书学发展背景,以前代着作为参照,进而全面阐述两宋书学着作的主要成果,同时从着者、内容、体裁、语言风格等方面分析其特点。最后,从宋代文化昌盛、皇家倡导、刻书发达,藏书丰富、书目着录五个角度分析两宋书学着作兴盛之原因。第二部分为论文末一章,对本文蒐集的五十余种书学着作进行逐一考辨,详着者之生平、叙着作之体例,考成书之过程、辨载录之讹误、述版本之源流,尤其对历代书目及其他文献中有关宋代书学着作记载谬误之处做了深入考证。
马晓风[6]2008年在《宋代金文学研究》文中认为宋代的金文研究是中国学术史上金文研究的肇端时期,产生了四十馀部着述,无论在资料的保存还是学科的创建上,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留给后学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而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宋代的金文学重视不够,很多问题的研究尚比较薄弱。选取宋代金文学作为研究课题,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努力:即在传统金文学的视域内,探究金文学兴起于宋代的原因,探讨并总结宋代金文考释方法论,分析宋代金文学取得的成就及对后世尤其是清代金文学的影响,以期为金文学史、古文字学史、汉字发展演变研究史、器物学史等学术通史的撰写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其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宋代金文学自晚清王国维首开研究之风,其后民国时容庚、马衡、杨树达等均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研究。近二叁十年中相关着述渐多,也有所发明,但仍是笼统的评介过多,细致的分析与举证不足。分析前辈和时贤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和仍存在的不足,为我们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第二章依据宋、元、明及清代目录学着作和近代一些专门的金石学目录着作对宋代产生的金文学着作进行清查,并对现存的重要着作进行提要式评介。第叁章分析宋代金文学兴起的原因,分别从背景与环境、钟鼎器物的盛出、相关的学术积累与准备及雕版印刷技术与拓墨技术等有利的技术条件等方面进行探讨。学者间的学术交游也促进了宋代金文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宋代学者对于钟鼎器物的研究目的比较明确,即用于“证经补史”,这一目的对宋代金文研究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宋代金文学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到兴盛至细化深入的过程,本章最后一节简要梳理了这一过程,并总结了每个阶段的特点。第四章探讨和总结宋代金文学研究方法论。宋人释出了六百馀金文,主要是用对照法释出的,偏旁分析法宋人也有很好的应用。除了形体上的考察,先秦文献中相同或相似的辞例与铭文的通读也帮助宋人考释出了一部分金文。在考释文字的过程中,宋代学者对金文的构形特点形成了比较准确的认识,对汉字发展的一些规律也有所探讨。宋人实践了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但是由于态度的草率及相关学科建设的限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第五章主要是分析宋人在器物的搜集、整理与图录,及对铭文的摹录与传布等方面的工作。宋人对器铭的广泛搜求,规模是空前的。对器物的图录和铭文的摹录比较准确,宋人所着录的很多铭文至今也是比较有价值的,为后代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第六章主要是分析宋人在器物学相关方面的研究。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青铜器的定名研究,宋人所确定的器名大多数为现代金文学所沿用,更为重要的是宋人在确定了利用器物自名和文献记载以确定青铜器名的两大原则;其二宋人对所着录的器物基本上都进行了断代,其中有价值的是提出了几条判断商器的标准,以及系联以断代的方法;其叁,对所着录的青铜器进行了分类;其四,对对器物用途也有比较客观的认识。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宋人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第七章总结宋代金文学的成就与影响,包括叁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宋代金文学的成就。其二,宋代金文学的影响。宋代金文学对宋元明六书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六书学提供了较可靠的古文字材料。对清代金文学尤其在着述体例和文字考释方面多有影响。其叁,对宋代金文学评价。总体来说,宋代金文学涉及了多方面的研究,创获颇多。虽然由于观念、学识和相关学科建设不足等原因还存在文字描摹失真,释文不够精当,断代不甚准确,以及名实相违、牵强附会等问题,但是笔路蓝缕,开创之功是最重要的。
高秀清[7]2004年在《宋代“书迹题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题跋，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种文章样式，原是题写于文章、书籍、墨迹、金石拓片、绘画作品等前面或后面的说明与评论文字，后也单独另写成篇，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本文所说“书迹题跋”，是指专为墨迹、金石与刻帖拓片所作之题与跋，这些文字对墨迹、金石、刻帖的书迹载体形式、文字内容、书法风格、产生时代、书者情况以及收藏、流传情况以及书迹的价值意义等，都作了具体的考释，说明和评价，是书法批评、书法理论、书家研究和书法史研究的重要文献。本文是对宋代产生的“书迹题跋”方面专门研究。 宋代国力不强，但统治者尊古重文、礼遇文人，文化事业取得突出成就，随着宋代社会上对古代和当代墨迹，金石的搜求、收藏及刻帖之风的盛行，为墨迹、金石与刻帖拓片题跋的文字也大量出现。这类书迹题跋与诗、文、绘画、书籍及古器物的题跋一起形成了宋代蔚为大观的“题跋文学”，宋代“书迹题跋”篇什之多、内容之丰、成就之大，前代无可相比，出现了许多以鉴赏题跋名世的大家，以“题跋”命名的专集、专着等。这对书迹的收藏、传布，书法的欣赏、学习，史实的考订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是研究宋代书法艺术、文字、文学、史学等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 本文意在对宋人的书迹题跋作较全面的考察与研究，文章内容大致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宋人的“书迹题跋”作整体概览，其中包括对“题跋”、“书迹题跋”作简要概说、界定，对书迹“题跋”的产生发展作简要追溯回顾。第二部分是对宋人的“书迹题跋”内容与形式的分析，宋人书迹题跋内容丰富，包括对书家生平、书迹产生时代考述、文字正误、文辞解读、所涉史实考证、书法风格鉴赏以及书品高下、书迹真伪考论及对前人题跋的再评说等。宋人题跋又具有长短不拘、形式灵活、考论严谨、议论精当、文辞精练、感情真挚、诗文并茂等形式方面的特点。本部分通过列举宋人题跋的例证，分别对其内容的诸方面及形式的诸特点作具体分析，以求对宋人的书迹题跋有较全面的认识。第叁部分是对宋代“书迹题跋”繁盛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原因的分析，宋代崇文尚古，尊书重墨的社会文化风尚，公私书画收藏买卖活动、刻帖摹帖及金石搜访考证等文化活动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书迹题跋.研究的盛行是“书迹题跋”繁盛的社会文化原因。第四部分是对宋代“书迹题跋”意义、价值、成就和影响的论述，宋代产生的大量书迹题跋文献，具有指导书法鉴赏与学习、推动书法收藏与传布的重要作用，同时，这些书迹题跋又是书法史、书法理论、书家研究、书法批评研究、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同时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献、文学文本、书法审美等多方面的价值。宋代之后，碑帖题跋于元明清及近现代硕果累累，是与宋代的题跋的影响分不开的，宋代的书迹题跋是一笔宝贵的文献，值得我们给予重视。 考察宋代“书迹题跋”，不可不对题跋的作者和其着述有具体的了解，本文对宋代有重要影响的题跋名家和着名的题跋着作作了专门的述评，作为附录放在文后。
张唯[8]2007年在《《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研究》文中指出南宋前期薛尚功所着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是一部极其重要的金石学文献，专门集录器物铭文，共收录器物铭文511件，大部分为商周铜器铭文，并加以考释。因本书在古器物研究、古文字研究及殷周历史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故后世金石研究着作对其关注颇多。《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自南宋绍兴年间成书后，辗转流传至今已历时八百余年，文献着录及现仍存世的版本大约有二十余种，这些版本同中有异、相互关联，因历史、文化等诸多原因，在所收器物的名称、铭文形体的摹刻、释文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从研究宋代金石学发展概况和梳理版本源流入手，通过《款识》与《考古图》、《博古图》及宋代其他金石学着作所收录鼎器情况进行对照，对《款识》资料来源进行了一定考证，进而说明该书之史料价值，为当代学者对于此书的研究利用，做一些基础工作。
马苑馨[9]2016年在《姜夔《绛帖平》研究》文中提出《绛帖平》是南宋姜夔所撰的法帖考评着作。北宋时期王着奉命编辑《淳化阁帖》开启了宋代帖学的先声,随后帖学大盛,出现了大量以阁帖为底本的翻刻法帖,《绛帖》便是其中翻刻较为精良的代表。由于编者学识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等原因,阁帖刊刻之初便存在诸多舛误,各种翻刻本在刊刻和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于是以考辨法帖为主的着述便应运而生。理学兴盛的文化环境,使宋代学者对经典文献多进行理性的思辨,姜夔在帖学兴盛的书学环境和理学兴盛的文化环境中,创作了《绛帖平》。《绛帖平》成书以后,在南宋时期就有藏书家着录,可惜未及刊刻,一直以抄本流传。对前人的记录以及版本的梳理,可以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基础。前人的记载也表现出了这本书的难得和价值。姜夔在《绛帖平》中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辨别法帖真伪,并对帖文进行考释,于每帖后附录法帖原文,为我们了解书家作品和思想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考辨的过程,旁征曲引,保存了大量的书学文献,记录了很多和书法相关的书家书事,丰富了书法史的内容。并在对文献梳理引用的过程中,指出前人记载的一些错误,对一些流传有误的书法概念进行了澄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除了鉴真辨伪、考释文字,对法帖的品评也是《绛帖平》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了姜夔的艺术思想。他崇尚魏晋风神,以古为高,确立了风神的审美标准,表现出了对中和境界的追求,对艺术的评论从人格论中跳出,转而以风神论为主。姜夔虽然仍然强调人品的重要性,但不再将人品和书品等同起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虽然姜夔在考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绛帖平》是宋代法帖考释类着作的代表,推动了宋代帖学的发展。
肖成彦[10]2015年在《《绛帖》研究》文中认为《绛帖》是由北宋潘师旦在山西绛州所摹刻的,虽然《绛帖》具体刻成于何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亦是极早的私家刻帖。《绛帖》从问世之日起,便受到学书者的青睐。然而自潘师旦去世,其二子分家后,《绛帖》又几经翻刻,版本层出不穷,先后出现了东库本,新绛本,武冈本,“亮”字不全本等等。南宋中后期,《绛帖》祖本已经不易见到。研究《绛帖》的着作虽不少,但当时的学者也难以说清各个版本流传演变的关系。元明两代,《绛帖》受关注的程度有所降低,然亦有小部分书家对其进行收藏与研究。清代碑学兴起,然而帖学依然延续着强大的生命力,许多达官显贵都是帖学的忠实传承者,而《绛帖》作为刻帖中极重要的一个丛帖,依然受到很高的关注。从清初之时起,便不断有书家或收藏家对宋拓《绛帖》进行考证和收藏,他们对《绛帖》的重视程度不亚于《淳化阁帖》和《大观帖》。本文将主要讨论《绛帖》流传与演变的过程,以及现存各版本之间的关系。第一章就宋代《绛帖》的刊刻和版本流传作出详细的梳理与讨论,并主要就东库本的翻刻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新的看法；第二章对《绛帖》在元明两代的流传情况作一个简要的论述,其中涉及到部分书家与藏家对《绎帖》的关注情况,也是对此阶段《绛帖》接受史的一个补充；第叁章就清代学者对《绛帖》的收藏与研究作必要梳理和讨论,并重点对伪本《绛帖》的相关问题作一番详细的论述。
参考文献：
[1]. 宋代法帖研究[D]. 马玉兰. 首都师范大学. 2003
[2]. 以书致治与祖宗之法—宋太宗的文治与书法[D]. 黄修珠. 南京艺术学院. 2016
[3]. 《叁希堂法帖》研究[D]. 张多强. 吉林大学. 2011
[4]. 苏轼的书法和他的时代[D]. 王义军. 中国美术学院. 2016
[5]. 宋代书学着述研究[D]. 李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6]. 宋代金文学研究[D]. 马晓风. 陕西师范大学. 2008
[7]. 宋代“书迹题跋”研究[D]. 高秀清. 首都师范大学. 2004
[8].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研究[D]. 张唯.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9]. 姜夔《绛帖平》研究[D]. 马苑馨. 河南大学. 2016
[10]. 《绛帖》研究[D]. 肖成彦. 西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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