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江[1]2004年在《入世后的粮食安全：经济发达地区耕地保护研究——以江苏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业长期以来在许多国家都受到很强的政府干预，导致这种干预的原因包括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发展等等。这些理由往往是由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而非出于纯粹的经济方面的考虑，我国也不例外。 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过大，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由于研究方法与视角的不同，学者之间的观点也有较大的分歧与争论。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全国范围内的粮食总量考虑，很少有人研究区域差异因素所导致的区域粮食安全政策也应有所不同。尤其对于我国来说，东、中、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和人口分布差异很大，各地区之间的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策理应有所不同。针对区域特点分析相应的政策，有利于区域之间的相互协作，从而带来粮食安全成本的节约，促进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当前区域性粮食安全对全国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尤其经济发达地区将是实现我国粮食安全的重点地区。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既是粮食需求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粮食供给最不稳定的地区。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会对我国中西部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如果经济发达地区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不保持足够谨慎，将会对粮食主产区产生不小的消极影响，最终影响全国的粮食安全水平。本文将以江苏省为例，阐述经济发达地区粮食安全与合理的耕地保护政策。 首先，本文对入世与我国粮食安全的关系进行分析。入世以后一方面将打破我国粮食流通的国有垄断体制以提升效率水平。另一方面，入世意味着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从而使WTO成员国之间资源配置更大程度体现它们各自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结构。对于我国来说，具有土地密集型特征的粮食，其进口将可能会较快上升，而劳动密集型的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其出口量将上升。本文从粮食与粮食安全的概念入手，分析入世对我国农业带来的冲击，并分别从粮食进口、国内支持政策两方面具体阐述入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 其次，分析了入世与耕地保护的关系。本文认为入世将导致的粮食进口，我国进口一部分粮食可以视为进口一部分耕地，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耕地资源的配置。本章从入世对耕地保护带来的冲击入手，分别从农产品贸易、绿色壁垒和生态体系建设叁方面阐述入世与拼地保护的关系. 第叁，从实证角度出发，分析江苏省拼地资源状况，粮食安全状况，江苏省已从旅食调出省份变为基本平衡省.采用灰色预浏、主成分分析等方法，研究江苏省的拼地资源、旅食安全趁势，对影响根食生产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江苏省未来时期的旅食雷求1、拼地底线进行佑算预浏，对加入盯O后经济发达地区的拼地保护政策提出政策建议.
王楠君[2]2006年在《经济发达地区耕地预警系统研究》文中指出耕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粮食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农业再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我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均耕地少、质量差、后备耕地资源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面积持续下降，耕地质量日益恶化，严重影响了粮食供应，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因此，从粮食安全角度出发对耕地预警系统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文从粮食安全内涵出发，根据耕地预警长、短期特点设定不同的无警目标。在此基础上，依据系统论、可持续发展论、土地稀缺理论和国内外相关预警理论，分别采用目标预警系数方法和统计预警方法构建耕地资源长、短期预警运行机制和调控机制，主要从无警目标的设定、指标体系构建、警度判定和排警措施提出等部分展开研究。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分析耕地预警研究过程。论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耕地预警相关概念、方法以及建立耕地预警系统的理论基础。首先，将经济预警相关理论和方法引入耕地预警中，把耕地预警概念界定为“运用一定的科学方法，对耕地的未来状态进行预测，预报不正常状态的时空范围和危害程度，并提出防范措施的一种管理活动”。其次，将SCI理论和DSC理论运用到耕地预警的研究上，认为耕地预警系统不是绝对的平衡系统，是相对的动态平衡的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非线性特征；耕地预警系统具有可控性，在有限的时间间隔内通过输入一定的控制作用，能使它从有警状态转移到无警状态。最后，从可持续发展和土地稀缺论出发阐述了耕地预警系统建立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为耕地预警系统的构建。文章在对耕地长、短期预警分别设定不同无警目标前提下，依据准确灵敏性原则、可靠充分性原则、相互匹配性原则、宏观稳定性原则分别构建耕地预警机制的长、短期预警指标体系。耕地短期预警采用统计预警法，该方法首先采用系统化方法确定各警情变量警限，然后采用回归预测法和灰色预测法对单指标进行预测和外推预警，用综合评价方法计算总警度，最后在对警情分析基础上提出排警措施。耕地长期预警采用目标预警系数方法，该方法根据所选预警指标与无警目标之间差距大小判定警度，然后分析警情和提出排警措施。 第叁部分为耕地预警系统研究的实证分析。主要是对江苏省耕地预警相关指标1978年至2004年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了江苏省耕地预警系统，将耕地短期预警年份界定在2005年-2010年，预警结果是2005年中警(因为基期数据是2004年，所以2005
陆欣[3]2007年在《江苏省粮食安全形势分析及保障措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粮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稳定。2001-2003年我国农业生产连续叁年出现了耕地面积、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总产叁个连续减少，2003年秋，全国粮食价格开始上涨，粮食安全问题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下发的四个“中央1号文件”都强调了农业的“重中之重”的基础地位，稳定发展粮食生产重新成为各级政府必抓的重要工作，确保粮食供应成为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农业的首要目标，粮食安全问题也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一个省的粮食安全与供需平衡问题，不能孤立地自求平衡，必须放在全国粮食安全形势的大局中统筹考虑。江苏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粮食安全问题与全国其它省份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一方面，发达地区粮食需求增长快。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粮食发展政策、模式会对其它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影响全国粮食安全大局。本文试图在国家粮食安全这个大背景下，以江苏省粮食安全状况为研究对象，从江苏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全省粮食生产、流通、贮备等粮食安全的各个层面，科学分析全省粮食安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首先，本文追溯了粮食安全概念、基本内涵以及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阐述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回顾了江苏粮食生产和安全保障历史，并根据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全省粮食安全的基本目标，提出了江苏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一是口粮充分自给。即本地区粮食生产必须充分满足地区内部不断增长的口粮需求；二是供需长期平衡。即建立可靠的粮食调入或调出机制，实现粮食供应的长期稳定；叁是储备规模适度。即要保证一定的粮食储备，形成较强的丰歉调节能力；四是兼顾品种结构。江苏口粮以粳米为主，相对于工业用粮和饲料粮，粳米往往是引发我省粮食供求失衡的先导性和敏感性品种，因此生产和贮备上都要兼顾粮食的品种结构。其次，总结了近年江苏粮食生产和消费特点，对未来几年我省粮食生产量和消费量进行了测算，提出我省粮食产需紧平衡的状态仍将持续。从江苏粮食生产发展轨迹可以看出近年来江苏粮食生产有如下特点：面积下降，单产提高，总量产不足需，品质效益提高；分析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来的消费情况可以得出江苏粮食消费特点：近期平衡，远期短缺，口粮自给有余，饲料粮严重不足；预测未来几年我省粮食生产能力仍然可以达到并保持3000万吨左右，粮食消费量包括口粮1650万吨、饲料粮1075万吨、工业行业用粮350万吨、种子用粮50万吨、新增储备50万吨，合计3175万吨左右。粮食产需紧平衡的状态仍将持续，表现为：稻米自给有余，小麦由基本自给到产不足需；玉米、大麦等饲料缺口较大，靠从外省(国)调(购)进。第叁，分析了江苏粮食安全的制约因素。根据江苏未来城乡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变化趋势等，分析和测算全省中长期粮食需求总量仍然是刚性增长；对江苏省粮食安全的自然生产条件分析表明江苏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主要为：耕地面积减少，质量存在隐患；基础设施薄弱，装备水平不高；农田污染加重，生产环境恶化；对江苏省粮食安全的社会经济条件分析表明江苏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主要为：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农业新技术普及难度较大；农业科研与推广脱节，科技贡献率偏低；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支持手段有待完善；抗灾能力弱，市场风险大；农村经营管理体制落后于形势发展等。最后，提出了保障江苏省粮食安全的对策和建议。即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局出发，稳定粮食发展政策、防止产量大起大落；推进优势粮食产业带建设、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善粮食市场流通机制、确保物流畅通；建立完备的粮食储备体系，构筑粮食安全的后道防线。在政策措施方面，应确立口粮自给的粮食发展政策，建立健全粮食生产扶持制度，强化耕地保护制度落实，支持鼓励省内粮食产销区购销协作等；在粮食生产技术方面，应推进优势粮食产业带建设，实施良种育繁、病虫害防控、农机装备推进、标准粮田建设等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工程项目，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同时建立完善的粮食市场流通机制，努力构筑完备的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体系，建立灵敏的粮食安全预警机制，确保江苏粮食安全。
田建民[4]2010年在《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构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之说,“仓禀实,天下定”,“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鉴于粮食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大国中的特殊战略地位,选择自给为主的粮食安全战略是由国情所决定,也是我国的既定方针。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尽管我国曾数次出现“卖粮难”现象,但都是市场不畅或制度缺陷引发的期间性过剩表象,并非根本上实现了粮食生产的充裕。然而正是这种时发性的粮食过剩表象,从而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天时机遇和有力保障,也从而彻底改变了我国历史上固有的“南粮北调”的粮食生产大格局。“鱼米之乡”之美誉已难再名副其实,“江浙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等民谣说辞也不再有闻。到了上世纪末,我国再次出现粮食过剩现象,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粮食的过剩,还伴随着诸多大宗农产品的全面过剩,导致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价格大幅下滑。中央据此做出了我国农业已告别短缺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并提出了对农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也正是此时,我国中西部尤其中部地区开始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时期。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全国粮食面积出现急剧下降趋势,加之自然灾害影响,到了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出现了大幅下降,并由此引发了全面通胀的发生。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中央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之后年份,中央开始连续出台一系列高含金量的刺激粮食生产的优惠政策,使我国粮食生产得以快速回复和持续增长。也正是由于这种高瞻远瞩的举措,使得我国在近年来发生的世界粮食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中立于极为难得主动地位。然而问题是这一系列的政策,尤其是以基本农田制度为核心的土地新政的实施,使得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路径将不可能选择东部地区以牺牲农业尤其是粮食为代价的现代化道路。这不谓是一个崭新课题。基于上述背景的分析,本文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中的粮食安全政策,多是注重和围绕如何提高粮食产量、提高种粮农民收益等问题开展分析研究和政策制度的设计等。事实情况是,一方面现行的粮食安全政策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稳定粮食生产,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是不足以弥补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我国新的粮食生产布局格局,使得粮食安全的主要职责落在了现有的粮食主产区。然而,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已经有着巨大差距的这些粮食主产省份(本文以河南省为例),正在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上推进的时期,既要推动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又要肩负起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我国进入新世纪后,粮食安全也处在了一个新的形势下和新的阶段时期,在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约束下,这些粮食主产区的现代化道路将不允许选择牺牲农业的道路。然而,作为粮食主产区,选择粮食生产的同时,必将在资源的配置上发生巨大的机会成本。经调查和计算分析,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以及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水平,与所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当前大多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遍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与粮食主产区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矛盾和困惑,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必须排除的隐患。因此在新的时期,新的阶段和新的形势下,必须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和促进粮食主产区区域经济发展两个视角,构建起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本文以河南省为例,从实证的角度,就上述观点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佐证。文.中分析到,作为我国主要粮食生产省份的河南,从上世纪末至今,粮食生产一直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增长,成为了我国第一产粮大省。迄今为止,粮食产量已连续12年居全国之首,并连创新高,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文章通过对河南粮食生产持续增产现象的全面、深入剖析,一方面分析了河南在发展粮食生产上采取的“发展‘小麦经济’,拉长产业链条；集中打造核心产区,发挥规模集群效应；变‘天下粮仓’为‘国人厨房’再到‘世界餐桌’,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创新科技体系,夯实科技支撑”等成功有效的经验做法。另一方面也从中发现了河南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累和暴露出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的表现一是“贡献”、“待遇”不对称,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差距越来越大；二是省内产粮大县经济发展长期落后,已经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洼地”；叁是贫困这一尴尬现象的发生,粮食主产区竟然越来越成为贫困的主体,贫困人口开始了向粮食主产区的集中；四是经济落后的连锁反应导致的粮食主产区基础设施薄弱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突出。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粮食安全政策的成效和突出缺陷与隐患之后,本文最后结合河南实际,提出了通过粮食核心区建设,从建立利益补偿调节机制、完善投入保障机制、健全服务保障机制和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机制四个方面构建我国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设想和对策建议,使粮食主产区走出一条粮食生产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农民收入得到快速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粮食安全互为“双赢”、协调一致的全新发展之路。
李敏飞[5]2013年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城镇化进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当前,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背景下,以发展小城镇,加快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为特征的新农村运动如火如荼,但农村城镇化必须解决人口聚集、产业发展、功能建设的叁个关键问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普遍存在劳动力外出多,村庄分散,基础建设滞后,产业发展困难,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村城镇化问题意义更为重要。在资本和技术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破解农村城镇化的难题的主要思路是通过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人口聚集和产业集中分布,完善基础设施,实现城镇功能的聚合。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宅基地为主的农村建设用地的集中和入市交易,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降低开发成本,促进人口集聚；二是通过农地流转,规模经营,增加农林产品产量,提高复种指数和农地利用率,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企业创造条件；叁是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创设土地发展权并流通交易,为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提供资金。这样,人员集聚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工业企业的集聚促进第叁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进一步吸引人口在更大范围集聚,成为一定区域的经济中心,促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最后,通过一个欠发达地区—光泽县止马镇开展为期两年的小城镇综合试点改革的社会实验,对文章的观点加以论证分析,并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上的建议。
梅燕[6]2008年在《中国粮食供求区域均衡变化研究：模型构建与模拟分析》文中认为中国粮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实现了从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但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农业市场化与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均衡格局的国内外环境和主要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粮食播种面积不断缩减而粮食单产提高缓慢,使得粮食持续增长潜力受限;人口刚性增长,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使得粮食饲料粮和工业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偏紧,世界粮食库存不断减少,使得粮食进出口贸易压力增大。这些导致了近些年来中国国内产需缺口不断扩大,部分省区粮食供求失衡加剧,特别是2007年初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粮食价格全面上涨,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新一轮担忧,中国未来是否会出现全国性、区域性粮食短缺,已成为当前政界和学术界的中心议题之一。尽管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出现了重要转机,但粮食生产尚未得到有效恢复,制约粮食安全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当前有关中国粮食供求均衡问题的研究结果多是定性模糊判断,而部分采用数量模型分析的研究结论也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加入WTO后的粮食供求均衡问题关注较少,尤其缺乏具体定量的实证数据分析,且有关中国粮食供求区域均衡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突破现有研究局限,利用数量经济学模型定量分析和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粮食生产、消费和贸易条件变动的关键因素对中国粮食供求区域均衡格局的影响效应,探讨中国粮食供求区域市场均衡内在机理,预测中国粮食供求格局状况,对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把握中国粮食供求区域均衡格局变化趋势,采取有效的农业政策措施,确保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内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中国粮食供求均衡问题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综述的基础上,首先利用中国国内31个省区粮食供求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和省区两个层次上量化分析了中国近30年粮食生产、消费和贸易历史变化情况;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运用Panel Data结合空间误差模型,着重从粮食自然与生产条件、粮食生产技术与效益因素、人口与区域发展因素以及粮食政策因素四个方面实证研究了导致中国粮食供求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并分析了当前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区域均衡的关键问题。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粮食生产总量虽暂时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但供求格局在中长期仍处于紧平衡状态,且省区间粮食供求差异显着;而除了自然条件与技术经济因素,人地关系、劳动力报酬和非农就业是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区域格局变化的关键因素,同时一些新的影响因素影响了粮食供求均衡的变动,如生物能源的兴起改变了粮食消费需求结构,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加剧了粮食主销区供求失衡程度,国际与国内市场紧密的联系影响了粮食价格的波动。因此目前中国粮食生产已逐步向农村劳动力报酬较低、农民家庭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较小和人均耕地资源相对丰富的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转移和集中,粮食生产发展潜力有限;随着粮食的消费需求持续刚性增长,同时由于国际粮食市场的负面影响不断增大,使得当前中国粮食供求均衡格局面临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双重挑战。其次,本文基于国际学术界广泛采用的“多市场、多区域局部均衡模型”理论与结构,将中国粮食问题纳入全球粮食市场体系当中,以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薯类、其他杂粮等6种主要粮食产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构建了共涉及18种(类)主要农产品和将中国各省区与世界其他国家划分为57个区域的“中国——世界农业区域市场均衡模型(Chinese World Agricultural Regional MarketEquilibrium Model,简称CWARMEM)”,该模型包含生产供给、消费需求、价格转移和均衡条件四大模块,涉及37组矩阵共10791个数学方程式;并在GAMS软件系统中构建了1029行程序代码。随后,在分析和归纳当前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区域均衡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设计了“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导致耕地资源减少”、“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变化”、“粮食生产技术进步”、“人口自然增长”、“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引起的食品消费结构变化”、“国内粮食生产者直接补贴政策变化”、“生物乙醇燃料应用引发的粮食需求变化”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等9种关键情景方案,并利用所构建的CWARMEM模型进行了实证模拟分析,展示并比较研究了不同情景下中国粮食在生产、消费和贸易方面的各种模拟结果,并据此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次进一步提出了有关政策启示。CWARMEM模型模拟分析结论表明:(1)粮食自然以及生产条件变动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随着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尤其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些省份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将会使得中国整体粮食产量的增幅受限;而增加西部耕地资源丰富但干旱地区的有效灌溉面积以及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和推广人员则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保证粮食产量稳定;同时加大对国内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者补贴力度明显有利于提高国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过程中的消费结构升级和国内生物能源发展将会使得中国粮食需求结构发生变动,而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则显着地加剧了粮食主销区域粮食供求失衡程度。(3)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在短期内有利于适度平衡国内产需缺口,但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走低,将会使得粮食进口贸易量的增加影响到国内粮食产品的市场价格,从而不利于中国国内粮食供求的均衡格局。本文主要研究内容涉及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为本文第2章,主要是在综述有关局部均衡理论和大国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和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粮食供求均衡格局变动趋势的等相关文献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结论。第二部分为本文第3章,基于中国31省区粮食生产、消费和贸易历史数据,分别探讨了中国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变化、中国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趋势,同时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理论和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粮食供求格局变化的成因。第叁部分为本文第4章,对当前中国粮食生产、消费、贸易和政策条件的变化以及中国粮食供求均衡格局面临的新形势和关键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和总结。第四部分包括第5章和第6章,本部分构建了本文的核心模型——CWARMEM,并界定了模型的研究对象范围,描述了CWARMEM模型的工作流程,建立了模型数学等式,揭示了模型各个数学方程式的经济含义;同时还详细说明了本模型以GAMS为重点软件的求解过程。随后,设计了模型数据需求结构,分别实证计量估计了生产系统和需求系统参数,并采用局部均衡模型参数校准方法将计量估计的参数调整为适合该模型运行的参数矩阵。第五部分为本文第7章。首先在第4章对当前影响中国粮食供求区域均衡变动的主要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涉及粮食自然生产条件变化、粮食消费需求条件变化、粮食贸易条件变化和粮食政策条件变化四大类共9种关键情景;随后利用第5章和第6章构建的CWARMEM模型及其数据对这9种情景方案进行了模拟分析,并基于模拟结果探讨了这些情景的变动对中国粮食供求区域均衡格局的影响效应。第六部分即本文第8章,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次上提出与稳定中国粮食供求均衡、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目标相适应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首次研究了地理空间溢出效应对粮食供求区域均衡格局变动的影响效应,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其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2)突破了以往相关研究的“小国假设”条件,考虑到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所表现出的互动关系,将中国粮食供求区域均衡问题研究纳入到全球粮食市场体系下;(3)创新性地将多市场多区域局部均衡理论、大国效应理论、计量经济学方法和计算机程序化技术融为一体构建了CWARMEM模型;(4)利用CWARMEM模型实证模拟了影响当前中国粮食供求区域均衡变动趋势的9种关键情景,其中,实证量化分析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生物能源应用发展对中国粮食供求区域均衡变动的影响效应在国内尚属首次。
梁留科[7]2002年在《中德土地生态利用比较研究及其案例分析》文中指出土地利用是土地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将会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如何使土地利用向着有利于人们生存的方向发展变化，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良好的基础，土地生态利用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德土地生态利用比较研究及其案例分析”一文，通过对德国土地利用的分析，并与我国的土地利用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对我国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以有益的启示。本项研究选择开封市等地为具体案例，对土地生态利用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解析。全文由八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 1 绪论。我国是一个土地开发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土地利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但由于不合理利用等种种原因，也形成了一系列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土地问题，尤其是土地生态问题。 我国加入WTO后，首当其冲受到很大的冲击是农业生产，因而土地利用将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重大问题；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等，将会导致非农用地的急剧膨胀，农业、城市、交通及工业等各业用地之间的需求矛盾日益加剧。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合理利用土地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可持续发展概念和模式的提出和发展，为当代人们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地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土地资源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土地的持续利用必然要建立在以土地生态利用的基础上，以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持续发展。实现土地的生态利用则是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和关键之一。 德国非常强调土地的生态利用，强调根据生态规律去利用、保护土地，特别是对土地的生态性功能进行保护，核心是保护性利用，构建土地生态安全体系。如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用地、农业用地的生态农业建设、矿区土地的景观生态重建、休闲与休养区的出现、土地的生态优势利用等。德国土地生态经济利用经验为我国加入WTO后的土地利用调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2 土地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变。在这一部分中，首先从土地的概念入手，对比分析了中德两国在土地概念认识上的差异。德国学者把土地看作为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则把其作为自然经济综合体：并着重分析了土地生态系统的概念、特点，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对土地生态系统演变进行了历史分析。 3 土地生态分类系统比较研究。目前国内外有关学者，对于土地分类问题还持有不同的观点，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在分类系统的建立上，由于 博土论文：中搏土地生态利用比较研究及其案例分析 中文拍要应用目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分类系统。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二大类：一类是基于理论研究而建立的分类系统，其特点是理论性强，我们称之为基础理论分类系统或土地自然分类系统。它包括两种，一是从景观学理论角度出发，所建立的多序列分类系统；二是单系列的分类系统。另一类是基于应用而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称之为应用性分类系统。这些分类系统的共同缺陷是对土地生态特性考虑得不够。因此，依据土地分类的基本原理、原则等，借鉴德国土地分类较为成功的作法，为了加强对土地生态系统的开发利用，我们尝试性地建立了土地生态分类系统。 4上地生态利用的基本理论。该部分在分析土地利用与土地生态利用等概念的基础上，对土地生态利用的基本理论等进行了论述。土地生态利用的基本理论应包括：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理论、土地生态平衡理论、上地合理利用理论、土地生态优势利用理论、土地生态评价理论等。研究中选择了河南省封丘县为案例，对上地生态利用的有关理论进行了解析。 5 中德土地利用比较研究。依据土地生态利用理论进行分析，德国土地利用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土地利用的开放性；强调林地动态平衡：上地利用结构的高稳性；强调土地的生态优势利用。我国上地利用则具有以下特点：上地利用的相对封闭性：强调以种植业为主；强调耕地动态平衡；土地利用结构的不稳性：构建土地利用生态安全体系的艰巨性。德国土地利用结构的特点为我国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据此，选择开封市为案例，对土地的生态利用及其评价进行了研究；并对土地生态利用做了区域划分和类型划分。 6中德农用地的比较研究。德国农用地的特点有：耕地面积下降，产量增加；注重耕地的生态属性保护；耕地的经营规模大，效率高；土地优势经营突出。相对应的我国农用地的利用具有以下特点：特别注重对耕地数量的保护；土地经营规模非常小，效率较低；土地优势经营不突出。在我国加入WTO后，农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因此，我们要加快上地利用调整步伐；加大农村土地利用适度规模经营的力度；加大小城镇土地制度创新的力度：做好土地利用优势区的划分；做好农用地的土地生态建设。以开封市为例，进行了农用地结构调整和农用地生态优势利用分区研究。 7中德景观生态重建／上地复垦的对比研究。德国的土地复垦己经从原始的
崔新蕾[8]2012年在《农地城市流转效率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且城市化趋势不可逆转,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动力,但是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外延式扩张型的增长,是以建设占用城市边缘区优质耕地资源为前提条件的。农地城市流转是农地资源从农业用途向城市建设用途转变的过程,是农地资源重新配置与利用的过程,由于土地资源总量有限,在不同的部门配置中出现了短缺矛盾,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之间存在着资源竞争关系。在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框架下,制定合理的土地资源用途、时间和空间配置,研究其流转效率,防止农地过度向市地流转,从而力图用最少的农地损失换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土地资源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无论对于单个区域的发展还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文本基于农地城市流转效率的视角,以要素生产率理论和生产前沿面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为实证研究方法,对不同研究区域的农地流转效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全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建立农地城市流转土地资源配置框架。基于资源配置的目标,研究如何在资源投入一定情况下的产出效益最大化,或在产出一定情况下的投入要素最小化问题,分别探讨完全竞争条件下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几种资源配置的表现形式。对比分析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方式的特征,确定失灵条件下的效率损失。(2)基于全要素生产率下的农地城市流转效率分析。选择适合本研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依据研究的目的选取相关指标,以全国29个地区为研究对象,测算1989-2008年间流转效率的时间和空间变化,验证流转效率是否存在区域间的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使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测算在不同空间权重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影响因素。(3)基于制度环境下的农地城市流转效率分析。在提出制度环境对农地城市流转效率影响的模型基础上,以我国29个地区1999-2008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制度环境是否对流转效率产生影响。当决策单元无效率时,分析无效率损失,并提出效率优化原则和路径分析。(4)基于外部效益和选择价值下的农地城市流转效率损失。耕地利用存在的外部性,给国家和农户除了带来经济效益外,还具有社会生态效益,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计算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分析考虑社会生态效益下的流转数量损失。农地城市流转的不确定、不可逆和时间可延迟性,决定农地流转决策中要将选择价值考虑进模型中,以武汉市为例,分析耕地流转为城市居住、商业和工业用途下的价值损失。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1)地区间的流转效率存在收敛趋势。1989-2008年间,中国平均农地城市流转的全要素生产率未达到效率前沿面,虽然农地城市流转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呈现负增长,但下降的速度在逐年放缓,并在近几年呈现正增长现象。东部地区全要素流转效率最高(1.001),已达到效率前沿面,其次为西部地区(0.966)和中部地区(0.960)。全国农地城市流转全要素生产率存在6收敛趋势,但并不显着。全国农地城市流转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着性的绝对β收敛,说明全国范围内流转效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着性的收敛趋势,收敛速度为东部>西部>中部,地区间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2)制度环境对流转效率有显着影响。本文利用叁阶段DEA模型对我国农地城市流转技术效率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影响农地城市流转效率但不在样本主观可控范围之内的因素,侧重考虑对农地流转效率有影响的制度环境变量。测算得出制度环境变量对各地区技术效率具有显着影响,经环境变量调整后的各地区技术效率水平显着下降,其中,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说明制度环境变迁将有利于对西部地区技术效率的进一步改善,其作用也最为显着。1999-2008年间,区域间流转技术效率差异明显,东部的技术效率水平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最后为西部地区。(3)外部效益的存在导致配置效率的数量损失。由于耕地利用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具有正外部性的属性,流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后将丧失这部分效益,基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下的生产函数模型和基于厂商定价条件下的土地需求模型中,忽视外部效益下的农地流转量存在过度性损失。将外部效益加入模型中,可估算合理的城市建设规模,有利于城市建设用地的合理利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经济快速增长中各投入要素的贡献份额由大到小依次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从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来看,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最高,其次为资本和建设用地；从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来看,各要素之间替代弹性变化不大,较为确定。考虑耕地社会生态效益下的土地边际收益,实际投入建设用地量存在过度损失。(4)选择价值的存在导致配置效率的价值损失。农地城市流转决策过程中,农地流转的总成本不仅仅取决于征地成本、开发成本和农地使用价值,还应包括农地的选择价值,只有将农地流转的总成本全面考虑,才能制定科学的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确定合理的流转开发时机,对城乡交错区的农地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忽视选择价值的农地流转决策,可能会促进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张,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价值量的损失。
米强[9]2016年在《基于农民感知的城市边缘区土地征收社会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根据现行土地制度,征收是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城镇国有土地的唯一途径。征地制度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备受关注。十八大指出,要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要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全面公开土地征收信息,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征地已经成为经常性的社会生产活动。征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长远生计无保障,滞后甚至无法实现人口城镇化等问题突出,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屡见不鲜。损害被征地农民权益、影响社会和谐的征地政策不能适应新时期社会转型的要求。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让被征地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社会福利和社会效率总体提升,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效率已然成为考量征地政策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土地征收社会效率对制定和完善征地政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南京市为例,以土地征收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为切入点,以被征地农民社会调查资料为依据,构建土地征收社会效率分析框架和测度体系。首先,梳理土地征收制度变迁,按照发文时间将南京市1996年以来的征地政策划分为4个阶段,逐一展现每个阶段的政策特征,归纳政策制定和完善的偏向和趋势;然后,以被征地农民的视角,从社会调查结果、安居乐业和城市生活融入度3个方面系统分析土地征收社会效应,借鉴适应性效率定义土地征收社会效率概念,并根据概念从土地征收社会效应分析结果中析出土地征收社会效率的影响因素;最后,界定土地征收社会效率内涵,构建土地征收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各政策阶段的社会效率评价值进行测度,并根据测度结果进行阶段性比较分析,为制定社会效率更高的征地政策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借鉴制度经济学中的适应性效率概念定义土地征收社会效率概念。土地征收社会效率是指土地征收制度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而调整的问题,反映的是与时间进程中的社会需求变化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效率。(2)分析土地征收社会效率影响因素。以被征地农民的视角,从被征地农民对征地政策感知的社会调查结果、以安居乐业为目的的补偿和安置实施情况以及检验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的城市生活融入度3个方面分析执行不同政策阶段土地征收产生的社会效应,以此为基础,通过比较和显着性检验分析和筛选土地征收社会效率影响因素。(3)界定土地征收社会效率内涵,土地征收社会效率为土地征收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的比值;选取土地征收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的代理指标和代理变量,构建土地征收社会效率指标体系。(4)测度不同政策阶段土地征收社会效率评价值,并根据测度结果确定土地征收社会效率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5)探讨土地征收社会效率提升途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方法主要包括:(1)问卷调查法。以被征地农民为调查对象,选择结构式问卷访问法中的当面访问法,获取客观真实的研究资料。(2)排序选择模型。在调查问卷中,把被征地农民的意愿分为5级,纳入计量模型时依次用1、2、3、4、5表示,构成多元排序选择模型,通过显着性检验筛选土地征收社会效率影响因素。(3)数据包络分析法。运用DEA模型检测不同政策阶段土地征收社会效率有效性;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度不同政策阶段土地征收社会效率评价值。(4)比较分析法。用于分析不同政策阶段土地征收带来的社会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渐趋合理。1996年以来南京市征地政策经历了 1996-2000年执行131号文、2000-2004年执行86号文、2004-2010年执行93号文和2011年至今执行264号文4个阶段,呈现出补偿标准在提高、安置方式有改变、补偿安置对象在调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渐规范、社会保障体系渐完善等特征。(2)征地政策调整基本适应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诉求。随着征地政策不断调整,被征地农民满意度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3)土地征收社会效率影响因素多元但重点突出。从制定政策的角度看,实体上,征地补偿标准对社会效率影响较大,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再次是居住安置方式;程序上,信息公开对社会效率影响较大。从实施政策的角度看,就社会成本来说,有没有按照协议约定按时、全部补偿和安置到位对社会效率影响较大;就社会收益来说,征地后道路、生活用水、生活用气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善和医疗、教育、商业网点布局等公共服务是否改善对社会效率影响较大。(4)各政策阶段土地征收社会效率有效且逐渐趋高。DEA模型测度结果显示,各征地政策阶段社会效率评价值均为1,且各指标的松弛变量为0,表明1996年至今执行4个征地政策阶段的社会效率均为DEA有效,各阶段社会效率指标均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超效率DEA模型测度结果显示,各政策阶段土地征收社会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其评价值1996-2000年执行131号文阶段为1.006,2000-2004年执行86号文阶段为1.747,2004-2010年执行93号文阶段为1.602,2011年至今执行264号文阶段为2.457。虽然目前执行264号文阶段的社会效率评价值最高,但仍有修改和完善的空间。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构建土地征收社会效率提升路径的政策建议:(1)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建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运用马克思地租理论,建立政府投资建设的设施辐射强度和距离的函数关系,构建设施辐射强度的叁维立体模型,计算出在设施辐射范围内出让地块分摊的投资额,再加上投资利润,就可以得到政府出让该地块应分配到的土地增值收益。将政府分配到的土地增值收益从总的土地增值收益中扣除,剩余部分归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所有。集体经济组织留足公益发展资金,剩余的归被征地农民所有。建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彰显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成员身份,给予被征地农民好的预期,有利于被征地农民主动置身土地征收全过程,积极推进征地实施。(2)注重程序,信息公开,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反馈机制。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包括环节到位和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尤其重要。在征前告知、征地公告、补偿登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等环节实行信息全公开。让政府征地信息能够有效的传达到每一个被征地农民,保障农民的征地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反过来,让被征地农民的意愿和诉求能够顺利反馈给政府,促进政府制定更加契合民意的征地政策。(3)同等享受社会福利,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社会效率更高的征地政策,将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让被征地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享受社会福利,让劳动年龄段的被征地农民享受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养老年龄段的被征地农民享受城镇职工退休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系统一,有利于被征地农民获得城市居民身份认同感,促进其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实现人口城镇化。(4)改变集中安置方式,用货币补偿的方式让被征地农民自由选择居住地,主动融入城市生活。集中安置方式无形隔离了被征地农民和城市居民,阻碍了被征地农民市民化。改变集中安置方式,用货币补偿的方式,让被征地农民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自由选择居住地。被征地农民分散居住,作为个体,容易受周围城市生活环境影响,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改变生活方式,主动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5)制定差别化政策,分类安置被征地农民,建立特殊帮扶基金。如果多数被征地农民劳动技能已经异化甚至已经在城市就业,应该多考虑补偿物质资本,弱化或者不提供就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帮助;如果多数被征地农民缺乏非农业劳动技能,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则应该加强社会保障,侧重就业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对于确实因为征地导致生活困难的群体,通过建立特殊帮扶基金即利用社会资本给予补助。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相互补充,有机结合必然促进土地征收社会效率提高。
邱龙霞[10]2008年在《区域耕地分等改进与质量等级折算系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闽侯县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为研究对象,借助GIS和数学模型集成技术,在区域耕地指定作物栅格空间生产潜力评价的基础上,调整完善区域耕地分等评价因子及其指标体系,重新评价区域耕地等别,通过耕地新旧分等成果的对比分析,探讨区域耕地分等改进的合理性;利用改进后的耕地分等结果,按照区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降低的原则,将补充耕地数量、质量与被占用耕地等级挂钩,进行耕地数量质量等级折算系数研究,为区域耕地数量与质量占补平衡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解决了闽侯县耕地分等的指定作物光温或气候生产潜力指数的空间差异性(借助GIS与数学模型集成技术估算耕地栅格空间指定作物生产潜力)、评价因子及其指标体系的合理性(耕地分等各因素指标区均增加土壤综合污染指数因子;丘陵山地区剔除原来的坡向与海拔因子,增加冬季地下水位因子;山间盆地与沿海平原区的排水条件因子改为冬季地下水位;丘陵山地区甘薯的土层厚度因子改为耕层厚度)、土壤属性数据的现势性及其空间差异性(采用2005年闽侯耕地地力调查样点土壤分析数据并借助GIS空间插值模型建立土壤因子栅格空间数据库)等问题,闽侯县保护区耕地新自然质量等中的高等别(一、二、叁等)耕地面积相对旧自然质量等中的高等别面积下降了12%;中等别(四、五、六等)耕地面积提高了4%;低等别(七、八、九等)面积提高了8%。从改进后评定的区域耕地分等成果数据库分析以及随机抽取5%评价单元的野外实地验证表明,评定方法改进后的闽侯县的高、中、低质量等别耕地的地理空间分布更符合客观规律,质量等别与实际土种类型的肥力和产出水平更加吻合,耕地分等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2.闽侯县保护区耕地新自然质量等和新利用等中的高等别(一、二、叁等)耕地合计面积分别为4715.12hm~2和5030.76hm~2,分别占保护区耕地总面积的19.09%和20.36%,其中一等耕地分别占3.21%和5.57%,二等耕地分别占8.25%和6.61%,叁等耕地分别占7.62%和7.95%;中等别(四、五、六等)耕地合计面积分别高达10661.80hm~2和8501.75hm~2,分别占保护区耕地总面积的43.16%和34.41%,其中四等耕地分别占13.63%和4.24%,五等耕地分别占22.29%和16.57%,六等耕地分别占7.23%和13.40%;低等别(七、八、九等)耕地合计面积分别达9328.86hm~2和11173.27hm~2,分别占保护区耕地总面积的37.76%和45.23%,其中七等耕地分别占20.66%和16.17%,八等耕地分别占10.03%和22.45%,九等耕地分别占7.07%和7.05%。闽侯县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质量总体水平不高,以中低等别耕地占优势:耕地分布呈现出海拔上升质量下降的垂直分布规律、河口平原区向丘陵山地区质量下降的水平分布规律以及随距离居民点从近到远质量下降的同心圆分布规律。3.闽侯县最高和最低质量耕地的等别折抵系数为4.94;丘陵山地区质量最高和最低耕地等别之间折抵系数为5.16,略高于全县的质量最高和最低耕地等别折抵系数;山间盆地区最高和最低质量耕地的折抵系数为3.64,相对较小;沿海平原区最高和最低质量耕地的折抵系数仅为1.60,折抵系数变化趋势平稳。建立的闽侯县耕地数量质量占补等级折算系数反映出区域最高与最低等别耕地之间的综合生产能力或收益的差异达5倍左右,与该县高低产耕地土壤的实际生产力水平差异基本相符,符合耕地分等级差收益的原理,能够反映耕地占补平衡的真正内涵,确保了区域耕地生产能力不降低,同时也有助于遏制占用优质耕地、促进节约集约用地。针对当前我国耕地占补平衡中存在的“占优补劣、补充耕地缺乏质量保证和验收评估机制、补充耕地的资金监管和产权归属以及补充耕地后备资源潜力有限”等问题,提出了“从思想上树立耕地保护的科学发展观、从制度上完善耕地占补平衡考核体系、从法律上完善耕地占补平衡运行机制、从技术上规范补充耕地质量衡量与验收评估机制和从管理上建立耕地储备库,实行先补充后使用和异地占补平衡机制”等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机制的对策。
参考文献：
[1]. 入世后的粮食安全：经济发达地区耕地保护研究——以江苏省为例[D]. 杜江.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2]. 经济发达地区耕地预警系统研究[D]. 王楠君. 南京农业大学. 2006
[3]. 江苏省粮食安全形势分析及保障措施研究[D]. 陆欣.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4]. 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构建与实证研究[D]. 田建民.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5]. 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城镇化进程研究[D]. 李敏飞.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6]. 中国粮食供求区域均衡变化研究：模型构建与模拟分析[D]. 梅燕. 浙江大学. 2008
[7]. 中德土地生态利用比较研究及其案例分析[D]. 梁留科. 浙江大学. 2002
[8]. 农地城市流转效率研究[D]. 崔新蕾. 华中农业大学. 2012
[9]. 基于农民感知的城市边缘区土地征收社会效率研究[D]. 米强. 南京农业大学. 2016
[10]. 区域耕地分等改进与质量等级折算系数研究[D]. 邱龙霞. 福建农林大学. 2008
标签：资源科学论文; 农业经济论文; 粮食安全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耕地保护论文; 农业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供求关系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三农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土地政策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供求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农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