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1]2004年在《天津市广播电视公共媒介产业化体制改革的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电视传媒红红火火的朝阳发展状态中,在中国电视产业轰轰烈烈的急遽变革时代,确立一套合理科学的游戏规则和思维理念是中国电视业良性发展的保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大背景下,天津的广播电视业也积极投身于改革的浪潮之中。从天津广电集团的成立到集团与局管理权与经营权的剥离,从电视台、有限台两台资源的重新整合,到节目制作权、播出权的剥离,无一不令我们深刻感受到天津广电集团的强劲有力的改革的脉搏。本文通过对广播电视公共媒介的性质、功能及管理体制的研究,探讨了天津广播电视公共媒介的发展,改革实施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天津广播电视业集团化发展的战略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同时针对全国及天津市集团化产业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化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本文几点对策性的意见,希望能够为广电集团的产业化发展带来新的思路,以此推动广播电视产业的进步,并不断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张娣[2]2017年在《童年的“消逝”与“绽放”》文中提出本文对1958年至2015年"中国少儿电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着重讨论了近30年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电视环境下中国少儿文化的基本状况,讨论了在中国电视体制和规制下,中国少儿电视与中国少儿文化重构的关系,以及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后的繁荣与危机,讨论了产业化和新媒体为少儿电视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以"童年的绽放"为标题,在认真汲取波兹曼《童年的消逝》这一"儿童电视文化史"的经典之作的学术素养的同时,也依据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童年消逝"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提出了讨论和修正。依据本文的研究,无论是就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文化环境而言,还是就电视这一媒介平台所承载的中国儿童的话语权、选择权而言,中国少儿电视文化在近30年中都得到了积极健康的发展,童年的"绽放"是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史的主流。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除绪论外,正文共四章。第一章,简要梳理了中外少儿电视的历史。其基本材料和节点虽然来自《美国电视史》、《中外广播电视史》、《童年的消逝》等前人的着作,但在综合叙述的过程中,本文也尽可能地依据时代背景和技术发展,对不同时期少儿电视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提炼。其中,中国少儿电视"节目时代"、"频道时代"、"新媒体时代"叁个阶段的划分等,是前人所未曾明确言及的。第二章,通过对中外电视体制、媒介产权、电视规制的对比,讨论并肯定了了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制度优势与道路优势。同时,依据学术界的分类研究和个人的理解,对新闻类、娱乐类、教育类、服务类等类型的少儿电视节目的发展特征、制作方式、运营特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第叁章,讨论了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的背景、历程及意义。通过分析研究我国现阶段少儿电视呈现出的时代特征,阐释了"儿童本位"为出发点的中国少儿电视对中国少儿文化的曲折重构及贡献。认为与西方电视语境中的"童年消逝"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电视媒体兴起之后,对中国儿童的影响、对儿童本位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相对缺失的"儿童本位",包括儿童的选择权、自主权、话语权等等,都因电视这一媒介平台而渐次建构。第四章,讨论了我国少儿电视频道进入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特征,机遇与困境,探讨其所处的政策规制、市场竞争、受众需求、互联网冲击,以及人才制约等方面的问题,认为少儿电视的节目化、少儿电视频道以及少儿电视频道产业化,是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叁大里程碑,也为中国少儿的健康成长,为他们的"童年绽放"搭建了最好的平台。同时以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化为案例,讨论了中国少儿频道产业化之路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提出少儿频道突破发展瓶颈的主要策略:内部架构的重建、节目品牌化的运作、构建节目之外的产业格局以及新媒体挑战下的媒体融合。下篇为《中国少儿电视大事年表》。《年表》以"条目纪年"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复现"近60年(1958-2016年)中国少儿电视绽放与发展的真实历程。《年表》中除了极少量的内容直接采自《1955-1983中央电视台大事记》外,其余的条目均来自网络主题检索和近百种《年鉴》、《年报》类纸质资料的逐页翻检,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原始资料的首次辑录。这份《年表》也是一部微型的《中国少儿电视史》,多少可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司晴川[3]2014年在《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历史基因,是民族血脉,是精神家园,同时也是政治风景,是经济指征,是社会貌像。随着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已成了决定国家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文化产业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为找到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进行管理体制理论上的探究十分必要。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相较于文化体制来说,更符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研究话语体系,也使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向更加明确。本论文着眼于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以政治学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比较研究世界上具有代表性国家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特征,比较研究我国具有代表性的行政区域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的运行状态,初步探究我国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所具备的特点、所存在的问题、所应具备的解决思路。论文首先探求了文化的涵义、特征和作用,辨析了文化事业、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异同和联系,整理了文化体制、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管理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采用国际通用的话语体系来研究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的课题。然后,论文选取了美国、法国、日本等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和韩国、印度等部分新兴经济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从这些国家的文化产业形成发展的特点、政府管理机构、民间组织管理、政府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尝试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做法。其后,论文落脚于我国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的发源、形成和发展、面临的情势,比较分析了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和粤湘陕宁四个省份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施行文化产业管理职能的运行情况,初步归纳出我国目前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存在着如何处理好“魂”与“体”、“战略”与“战术”、“机构”与“权责”、“政府”与“市场”、“繁荣”与“规范”等方面关系的问题,提出了从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科学设置政府机构及加强文化立法工作等四个方面解决问题的思路。本文努力在以下叁个方面尝试创新：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将文化产业管理体制从文化体制中独立出来研究,将政府管理与文化产业紧密结合起来研究,跳出文化来看文化产业,引入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文化产业,以期比较完整、系统地厘清文化产业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初步摸清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的形成要素、特性表征及趋势走向,第二,在研究过程上,将文献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结合起来,将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各门学科融会贯通,以期通过国外看国内,通过历史看未来,找到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的源与流。第叁,在研究结论上,力图通过比较分析,找到我国在构建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时出现或存在的一些问题,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去借鉴、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来完善,提出我国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一点思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不断进步。
董春[4]2006年在《中国广电产业发展及空间布局的经济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用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特殊的具有双重政治和经济属性的广播电视的产业发展、产业空间布局的规律性与差异性、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空间集聚性、产业效率的空间差异、产业综合竞争力以及广电产业与区域经济相关性等进行了多尺度、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并最终提出了应对传媒全球化竞争的对策和中国广电产业的未来发展战略。全文共分为十一章，每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提出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评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数据，以及本文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创新。第2章是理论综述，主要对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有关区域发展的理论、广电传媒相关理论、产业核心竞争力及影响力理论进行了充分阐述和评析。第3章在第2章的理论基础上，对广电传媒相关概念，兼具喉舌功能和产业特性的广播电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对中国广电产业20多年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收入结构模式等的变迁进行了分析。由于制度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广播电视不同于西方的公共广播电视或商业广播电视，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公益性—准公益性—商业性”叁个阶段。即使在“商业性”阶段也并不能够完全商业化，广播电台、电视台机构的设置和运营还必须在“事业管理”的框架下进行。虽然起步晚、产业化发展慢，但随着有线广播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出现和发展，中国广电产业创收能力不断增强，财政拨款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不断缩减。为了揭示广电产业的地区差异性，第4章从产业发展和收入构成的角度，对中国财政投入、创收水平、广告能力以及其它收入等的省际差异进行了定量化的考察和分析。作为精神需求产品的生产产业，广电产业在空间上具有与地区GDP相类似的由西向东不断增长的规律性。考虑到广电产业的公共服务性质，对于处于弱势的中国广大西部农村地区的广播电视，当前还必须主要依靠政府的扶持和发达地区的支援，以不断缩小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为了对广电产业的空间差异和趋同性进行深层次挖掘，第5章在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统计学、劳动经济学等的理论和模型支持下，结合GIS技术，运用图表分析、相关分析、空间自相关、LISA分析、广义空间模型、Panel Data模型等对中国省际广电产业发展和收入的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规律性的空间格局和空间集聚性的存在，即具有最高发展水平的省级行政区均位于中国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一直是广电产业发展的“热点”地区，中西部地区则是明显的“冷点”地区，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依赖性越来越显着。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产业活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第6章通过劳动生产率与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对中国东中西部、省域、地市域、县域等尺度广电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电产业具有明显高于叁大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而且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各尺度下的产业效率均具有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性。从地市域和县域角度，长叁角和珠叁角为广电产业发展显着的“热点”地区，而中部、西北部地区则为广电产业发展显着的“冷点”地区；从县域角度，在全省广电产业不算发达的云南省和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也是劳动生产率的“热点”地区。投入产出分析是产业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第7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BC~2模型对中国30个省域1997～2004年的广电产业效率进行了评价分析，计算出每一年的生产有效点、绘出生产前沿面，并计算出各年和累计的过剩投入率。上海、广东和北京是“高投入高产出”的代表，宁夏、青海和西藏则是“低投入低产出”的代表，内蒙古、新疆和甘肃相对来说为“高投入低产出”的代表。为了进一步定量地衡量广电产业的空间集聚性，第8章通过运用产业集聚指数、相对集中指数和区域专业化指数等测量指标，结合空间统计模型和GIS工具，对中国不同时期广电产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特性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广电产业的空间集聚强度远高于叁大产业；从全国和省域尺度来看，中国广电产业的发展均处于成长阶段；此外，全国叁分之二的省区广电产业集聚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与生俱来的政治和经济双重属性而导致的产业特殊性，本章对中国广电产业的空间集聚特性及集聚效益进行了分析。此外，从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大众媒介所特有的“地方化”趋向、国家政策的影响以及广电产业的技术创新等方面对广电产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和集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由于不可忽视的政治和经济双重属性，对广电产业的综合评价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第9章通过建立广电产业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均方差方法，对中国31个省区2000和2004年的广电产业综合竞争力进行了评价，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广电产业综合竞争力的强弱差异十分明显，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和北京等省市优势明显，西部的贵州、甘肃等省则竞争力明显落后。四年来，省际之间综合竞争力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变化很不均衡，引起变化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产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得竞争力加强，西部地区则主要是政府投入加大而增强了实力。长叁角、珠叁角和京津唐叁大经济区广电产业高度发达，通过对叁个区域内34个城市的广电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现为，排行中两头差异明显，即上海、北京和深圳竞争力优势明显，最后一名的承德得分不及上海的五分之一，其余城市之间差异不太大；叁个经济区之间的差异可见一斑：长叁角城市的优势很显着，珠叁角居中，京津唐的劣势明显。随着区域内同质、异质媒介之间的竞争加剧，广告争夺大战不断上演，通过分布于东中西部的18个城市入手，从地方电视台吸引力、节目收视竞争力、电视广告投放潜力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城市电视广告竞争力的差异和原因。作为一种生产意识形态的产业，广电产业可通过直接、间接和外部性等渠道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本文第10章定性地分析了广电产业对区域经济的正、负向影响。并结合Pearson相关和Panel data模型，对北京和上海两市广告投放对商品零售额的影响进行了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吃的商品”的广告投放和其商品实际零售额和零售额同比增长之间均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亦即广告正向引导作用的存在；此外，同样是“吃的商品”，除去广告引导的影响，北京比上海具有更旺盛的消费能力。本章还对人口发展水平对广告效应的影响程度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广告收入和人口发展水平具有显着的统计相关性，随着人口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广电广告收入几乎以同样的趋势增长。最后，本章还通过“超级女生”、“韩流经济”和“浙江横店影视集团”等实例从电视媒介平台催生娱乐经济、广电产业影响国家经济和广电产业引起社会分化、推进城市化进程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等角度，对广电产业链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第11章，也即本文的最后一章，在前文多方面分析的基础上，从面对广电产业全球化竞争，中国广电产业的优势和劣势着手，提出应对策略；从广电产业的涓滴和极化效应以及产业的区位效应出发，并结合产业的双重属性，提出中国广电产业的未来发展战略。
叶平[5]2016年在《地方体育频道公司制改革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成果广泛普及的近十几年来,市场经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大环境,迫于市场经济的压力,媒体间竞争也更加激烈。在经济与技术并驾齐驱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电视媒体正走在一条,公益性非经营事业到商业性经营型产业转变的道路上。电视媒体加入市场竞争中来,采取市场战略与非市场战略相结合的方式,参与到市场竞争的各个层面。在这个过程中,曾经盛行一时的地方体育频道,为寻求今日的发展,逐渐参与进媒介融合的大潮中,一些地方体育频道率先走上了内部经营管理制度的变革之路。传统的电视台作为完全事业单位,采取编播合一的生产方式,部门管理分为台、部门(中心)、科组(栏目)叁级,不计生产成本,更没有相应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作为宣传媒体,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却被传统管理方式所束缚,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深入,这种运作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电视媒体竞争发展的需要。十八大提出深化改革,大力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产业,在推进广播电视产业化改革的进程中,有些地方体育频道开始尝试公司制改革,将频道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实行自负盈亏式的运行,适度制播分离的生产模式让频道自身拥有更多的主动权,更利于制作出品质优良,专业程度高的品牌栏目。本人查阅了相关文献和研究着述,并以天视体育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为案例支撑,力求深入了解天津电视台体育频道公司制改革后的具体运作方式,从而归纳总结出地方体育频道产业化改革的现状、问题,并提出可行性建议。目前来看,对于地方体育频道的公司制改革研究数量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对于天视体育的报道则更是寥寥无几。针对这一问题及研究尚有空白点的现状,本人将通过数据统计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天视体育公司制改革现状进行调查访问式的实证研究,对比文化产业发展的体系框架,找出其中的问题与不足。利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进一步深度探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最后利用传播学、经济学、哲学的相关知识,提出切实可行且富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以求为地方体育频道的公司制改革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王展[6]2016年在《城市电视台的公共服务职能研究》文中指出从1983年起,为了尽快扩大电视信号在我国的覆盖面,尽可能地满足公众收看电视节目的的需求,城市电视台这一我国独有的媒体现象随着“四级办电视”的政策推行出现了。因为占据了电视频道这一当时稀缺的、为公共所有的战略资源,城市电视台注定要为公众利益服务,具有公共服务职能。在电视技术还处于无线传播的时代,中央台和省级台的覆盖面积有限,城市电视台是必不可少的补充；当有线电视进入千家万户时,城市电视台也进入了与中央台和省级卫视激烈竞争的状态。在这样的竞争中,城市电视台很快表现出先天劣势：一是政府关于有限覆盖范围的严格规制,较小的覆盖意味着较少的广告以及收入锐减带来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一是行政事业单位的尴尬身份,全国行政事业单位都不改,城市电视台没有理由和动力为了适应与中央台和省级台的市场竞争自己主动改革；一是左右不定的政策导向在城市电视台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屡屡给其发展带来不良影响。而风起云涌的新媒体以技术优势为支撑的精准广告运营模式对于盈利模式相对单一的城市电视台而言,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无论是收视率还是广告收入,城市台都已一败涂地。当谈起电视媒体相对于新媒体的技术宿命时,人们甚至忘记了,城市电视台从世纪之交就已经开始纷纷建设属于自己的网站甚至手机客户端。很多城市台自己也迷失了方向。在我国,不断推进中的城镇化进程带动着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随着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步从社会管控走向社会治理,既为城市电视台公共服务职能提出了新的需求,又为城市电视台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留下越来越大的空间。多年来公共服务职能严重缺失的城市电视台还有没有满足这一需求的实力?有没有抓住这一机遇的可能?本文借鉴了大量的文献和案例,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城市电视台公共服务职能缺失之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归结了城市电视台公共服务价值的内容指向及其构建途径,最后以丰富案例为依托提出了实现城市电视台公共服务职能的四大保障。
徐卫华[7]2009年在《中国广告管理体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运用政治学及公共管理学等理论,将中国广告管理体制放置在转型期的复杂社会背景下,并在政府与广告行业两大主体形成的系统结构中,梳理了中国广告管理体制的历史成因,概括了中国广告管理体制的结构特点,解释了中国广告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探讨了中国广告管理体制遭遇的现实挑战与潜在威胁,提出了既符合历史趋势亦符合中国国情的重建之道。本文认为,我国政府主导型广告管理体制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突出特点在于政府权力一元化格局,即一方面以政府权力为中心,排斥广告行业权力,单向性地建立并维持广告行业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政府权力过大而缺乏相应约束与规范,广告行业权利则被压缩而事实性缺失,使我国广告管理体制呈现出“大国家-小社会”模式特征。在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背景下,公有制长期主导我国广告行业,“单位制”成为了我国政府主导型广告管理体制的运行支点,广告经营者不再作为广告市场主体而存在,而是被转化为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延伸,以其私的广告(经营)管理完成公的广告管理功能,使我国广告管理体制呈现出“全民动员”的特征,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对广告行业的直接控制与管理。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与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裂解成为中国社会最为显着的变化。源于“体制外”自由流动的资源与空问的出现,非公有制广告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打破了公有制主导广告业的格局,消蚀了我国政府主导型广告管理体制的运行支点,使我国广告管理体制裂解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两极格局,政府担当起我国广告管理的全部职责,陷入了纷繁复杂而琐碎的事务之中,并不断遭遇现实挑战与潜在危机：一方面,广告行业高度市场化和高度创新性,而政府的广告管理则不仅存有歧视与偏见,而且相对僵硬,暴露出政府能力的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广告行业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而政府广告管理不仅强制有余认同不足,而且受到其自利性扩张的负面影响,导致了政府权威的严重流失。挑战与危机的重迭使我国广告管理体制陷入“弱国家-弱社会”模式的边缘。而要打破我国广告管理体制的“制度闭锁”,就必须在国家与社会合作与互动的基础上,通过政府转型与广告行业自治,双向重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广告管理体制模式,即政府必须进行渐进式分权,收缩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重塑政府权威,以型构“强国家”；广告行业组织则必须赋予并履行权力,对内约束并规范成员的从业行为,对外防止并抵御政府的非法干预,以构建“强社会”。总之,“广告管理”必将让位于“广告治理”,即广告行业组织将成为广告管理的重要主体,积极参与广告管理体制,并与政府合作与互动,形成广告行业的多元复合治理,从而有效地建构广告行业的良好秩序,促进广告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岳淼[8]2009年在《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史研究（1958-2008）》文中研究说明从1958年出现电视新闻节目至今，中国电视新闻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透过50年的跌宕风景，历数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我国电视新闻节目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绚丽画卷。50年间，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在不断的创新与改革中，完成了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升华，也成就了中国电视新闻事业的蔚为大观。本论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现行体制下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路径及发展动因。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评价中，发现中国电视新闻节目本身的进化与其外部动因的关联。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试图改变以往惯常的研究模式，打破学科壁垒，给电视新闻节目的创作与发展引入一些其他社会人文科学更为开阔、多元、均衡的观念、视野与方法。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五章，前四章采用编年史的方法，对中国电视新闻的节目理念、节目形态、节目内容和体制的变迁等进行梳理，探寻其演化流变，并进而提示其内部的律动和外在的轨迹，推进对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历史发展的全面认识。第一章力求呈现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早期(1958-1979)发展状况。中国电视新闻在早期20年的发展中，节目量不大，内容局限，形式也基本停留于开始时创办的几种类型，报道的影响小，这与我国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有关。第二章研究调整改进阶段(1980-1992)的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历程。本章重点从中国电视新闻报道的内容拓展、传播方式的改进、电视新闻体制的变革等叁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在这一时期从量的发展向质的提升过渡，电视新闻快、新、活等优势开始显露；中国电视新闻的探索和改革尚没有形成规模，而且多是一些形式的变革，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大的突破；电视新闻栏目日渐增多，但存在诸多不足。第叁章研究高速发展阶段(1993-2003)的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历程。央视从1993年3月1日开始设立《早间新闻》，从而实现每天十二次的新闻整点滚动播出；而5月1日开播的《东方时空》则被广泛认为是这一轮电视新闻改革的发端。本章从消息类新闻节目、新闻专题类节目、新闻谈话节目、对外报道、重大报道、新闻频道等六个方面展开研究。这一时期，新闻类节目逐渐成为各家电视台节目的主体；新的电视观念逐渐确立；新的电视新闻节目形态不断出现，各类电视新闻在题材、内容、功能以及风格样式等多方面各展所长，互为补充，初步形成了立体化、风格化、多层次、多功能的电视新闻传播格局；电子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并迅速运用于电视新闻节目制作之中。在这个历史阶段，我国的电视新闻节目在新闻观念、节目形态、制作理念以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第四章研究多元化发展阶段(2003-2008)的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历程。这一阶段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创办为标志。本章从叁个方面加以研究：央视新闻频道的组建与发展、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央视新闻频道从基本理念、管理体制、具体运作等层面完成了专业化频道转型，并初步建立起一个适应专业频道架构的现代电视新闻传播系统，但在信息资源、人才储备等方面与世界一流的新闻频道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尽管有通过卫星覆盖全国市场的能力，但大多数省级卫视的新闻节目在全国市场并没有优势，区域市场还是其主要市场，其中本省市场是其核心市场，它对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阶段地方电视新闻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民生新闻上，尽管民生新闻具有人文关怀的特点和民本主义思想，却会因为节目大多停留在对琐碎内容的报道上而忽视了重大的民生问题，同时也影响了电视新闻应有的深度，并可能造成媒体的职能错位；同时，民生新闻的娱乐化的取材和报道方式消解了传统电视新闻节目的严肃性，有的民生新闻成为琐碎、庸俗的集散地。第五章对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的动因进行剖析。主要从新时期的新闻政策、经济、文化、技术等四个方面研究媒介社会生态因素对电视新闻发展的影响，力求呈现开放的、全局的视野。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产生和发展深深地植根于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环境之中，新时期的新闻政策、经济改革、文化需求的变迁和电子技术的进步共同促进和影响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
孙飞[9]2014年在《天津市文化产业管理体制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和意识形态发展需要,近来年天津市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但由于目前中国整体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改革调整尚未到位,因此天津市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也无法实现体制机制的效益最大化,无法满足文化市场的快速发展需要和增强文化竞争力的发展根本要求。本文首先介绍了文化产业概念和现阶段天津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和管理体制情况,在大量参考文化产业和文化管理体制相关书籍、期刊、论文的基础上,通过回顾天津市文化管理体制的历史发展沿革,比较借鉴国内外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经验,剖析天津市文化产业管理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形成的原因,同时提出对策和建议。文章研究指出,文化产业要想真正成为推动天津经济发展的主体,成为提升天津城市整体实力的重要因素,必须在管理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只有在坚持政府宏观管理为主、直接管理为辅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健全文化产业法制体系,加强文化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深化文化产业市场化进度,才能形成一整套适应天津社会文化经济发展需要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与此同时,文章对天津市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进行了总结概括,提出了“宏观指导、社会监督、行业监管、企业管理”的“四为一体”管理模式,并深入推动改革而急需着手的具体工作展开讨论。文章对于推动天津市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促进天津市文化产业发展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
林晖[10]2003年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介的整合与改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集中探讨自1996年以来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和整合，从外部的结构调整到内部的资源整合、新闻报道模式的转换。 过去的20余年，中国新闻改革的原动力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但中国新闻改革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还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明朗化之前，奢谈新闻体制的根本改革是不现实的。因此，本文并不试图构建一个中国新闻改革的纲领或框架，而是立足媒介改革前沿，针对当前新闻改革实践和理论中遇到的困惑和主要的矛盾，针对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探讨中国媒介做大做强之道。这是本论文的基本取向。 本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是全文的总纲，本章回顾了过去，提出问题，分析了新一轮改革的背景、目标和特点。 中国新闻业20年余年改革的最大成就得益于两度引入信息概念，重新认定了媒介的功能和性质，由此出发，在结构、市场、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引起了中国媒介显着而深刻的变化。 改革给中国媒介带来的巨大进步有目共睹，但正因为是在旧有体制和运行模式基本未变的框架之下进行，20余年改革也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结构失衡、运作失序、管理失范。 为了解决20多年改革中积累的问题，同时也为了适应加入WTO以后传媒业生态环境的深刻改变，中国媒介自上而下开始了主动的整合和改革。 新一轮改革的目标主要有两步，第一步，以制度创新为手段、以效率和规范为目的，形成合理的媒介战略格局和中国传媒有效的发展模式；第二步，在媒介内容上，改革将集中体现在媒介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向社会供高质量的新闻产品。 第二章，着重探讨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围绕传媒业做大做强，实现效益目标，中国传媒结构的基本框架和实施路径。 在传媒整体格局方面，本章提出改变过去的与行政区域划分相应的中央、省、地(市)、县四级建制的报、台制，转而建立二级电视、叁级报纸、四级广播的新格局。 中国传媒业要做大做强，跨区域、跨行业、跨媒体是前进中必须突破的“瓶颈”。目前制约媒介“叁跨”的主要是区域壁垒、行业壁垒、资本壁垒和产权壁垒，而要突破这层层壁垒，必须依靠从理论、政策到机制的一系列突破，包括重新认定传媒的双重性质、明晰产权、对传媒实行分类管理、编营分离的机制改革 等。 第叁章，党报改革是中国新闻改革的重中之重。过去党报以其高度的权威 性曾处于中国传媒的核心地位，但目前，党报正从核心滑向边缘，整个报业结 构失去中心。 中国的党报是唯一以时政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日报，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任何媒体都无法取代党报的作用。重树党报的核心地位，不仅关系到中国传媒 业的结构调整，也涉及到中国政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党报面临的困境是受到宣传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为了重树党报权威， 必须减轻党报的市场压力，对党报功能、受众、风格重新定位，使党报真正成 为严肃的高级大报。 第四章，主要探讨成立媒体集团的理论依据以及集团内部整合资源、优化 结构的路径选择。 从1996年1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至今，我国依靠行政力量快速完成了报业集团化、广电集团化。也正因为完全依靠行政力量的速配，新组建的媒介集团就暴露出资源配置不合理引发的子报结构重复、内耗不断的弊端。为此，集团内部的资源整合成为集团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 第五章，主要探讨中国广电走类型化之路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完善类型化运作体制的必要举措。 到2002年底，中国的电视己基本完成频道专业化、电台频率专业化也正在实施之中。但正象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在中国刚刚实施的类型化遇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针对当前普遍关注的电视频道专业化的困境，本章提出了分灶吃饭、分级收费、无线(台)有线(台)分离、制播分离、编营分离的运作模式，以机制改革确保频道专业化的正常运作和顺利发展。 第六章，本章论述编辑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要性和操作方法。 为了在尽短时间内做大做强中国媒体，中国媒体必须尽快打开业外资本进入媒体的通道。本章提出基于中国媒介的特殊性质，资本运营必须有相应的内部制度建设为前提，保证以效益为目标的改革不偏离方向。其中编辑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作为媒介双重属性的制度体现，无疑将成为媒介制度的一个新亮点，为媒介的资本运作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 第七章，主要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报道变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式。 衡量中国新闻改革的成败标准只有一个: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新闻媒体最主要的产品就是新闻报道。 中国媒介由于自身的特殊性质，不可能走向完全的商业化运作，但在新兴的大众化媒介中，也深深受到包括新闻娱乐化在内的市场取向的影响，着眼于中国乙夕媒介的社会责任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扮演的角色，这是当前媒介改革中值得警惕的潮流。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
参考文献：
[1]. 天津市广播电视公共媒介产业化体制改革的研究[D]. 王彦. 天津大学. 2004
[2]. 童年的“消逝”与“绽放”[D]. 张娣. 山东大学. 2017
[3]. 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比较研究[D]. 司晴川. 武汉大学. 2014
[4]. 中国广电产业发展及空间布局的经济学研究[D]. 董春. 复旦大学. 2006
[5]. 地方体育频道公司制改革问题研究[D]. 叶平. 天津体育学院. 2016
[6]. 城市电视台的公共服务职能研究[D]. 王展. 山东大学. 2016
[7]. 中国广告管理体制研究[D]. 徐卫华. 武汉大学. 2009
[8]. 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史研究（1958-2008）[D]. 岳淼. 厦门大学. 2009
[9]. 天津市文化产业管理体制问题研究[D]. 孙飞. 天津师范大学. 2014
[10]. 当代中国新闻媒介的整合与改革[D]. 林晖. 复旦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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