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弋戈[1]2003年在《卓异公司成长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描述了企业生命不同阶段的特征，指示了企业生命周期的基本规律。如果企业能知道自己所处的生命阶段，就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保证企业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在生命周期中面临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机会和危机往往并存。在这个阶段，企业如果能采取合适的对策，就能促使企业快速成长，反之则有可能突然夭折，被市场所淘汰。 小企业往往面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激烈，内部管理不善、人才资金匮乏双重压力，尤其是在企业处于生命周期中的转折时期。要使企业顺利发展，对企业进行创新变革是必须的。企业通过技术、产品、组织、管理和市场等各个方面的创新活动，对企业内部资源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以提高企业管理及生产等各方面的效率和质量，从而全面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创新不仅能解决企业在生命周期中某个阶段的生存发展问题，更是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决定企业生命周期长短的关键所在。 本论文以成都市卓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调查和分析对象，运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创新理论以及组织设计、人力资源管理等经济学、管理学知识，对该企业发展历程和公司现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针对企业在生命周期处于学步期向青春期发展这一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成长对策，重点放在：重塑组织结构、拓展产品市场、加强技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和树立企业文化等方面。 本论文主要内容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企业成长相关理论。包括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企业创新理论。 第二部分:公司发展概述和现状分析。现状分析包括公司产权关系和组织结构、技术和产品、人力资源情况、企业文化和公司财务情况及经营效益。 第叁部分:公司成长对策研究。包括企业外部环境分析;企业战略、企业成长对策研究的总体思路和具体内容。 虽然不同的企业面临不同的问题和发展之路，但正如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描述的一样，它们在各自的生命周期阶段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本论文对卓异公司的成长对策研究，也可以为众多小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创新思路和办法。
王小彦[2]2018年在《中学历史乡土史校本课程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99年,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式启动。同年6月,在第叁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发[1999]9号),明确提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伴随着叁级课程管理体制的确立,校本课程这一新的课程形态开始进入教育改革者的视野,并逐步成为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历史课程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课程,也掀起了历史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潮流,尤其是以地方史、乡土史为内容的历史校本课程。尽管全国各个地方、各个学校在地方史、乡土史校本课程方面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是还是有一些学校过分重视校本课程开发的产物——有形的课程及编写好的教材,而忽视开发的具体过程,甚至不考虑学生的个性成长和课程的可实施性,更没能关注学生的学习状况与学习效果。本研究立足于方山一中历史校本课程《一代廉吏于成龙》,该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其流程是有序的、全面的,其做法是具体的。本文基于《一代廉吏于成龙》,对历史校本课程的开发、实施与评价展开了比较完整的研究。首先,分析了《一代廉吏于成龙》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的缘由及开发的基本阶段,重塑了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接着,从教学计划、教学实践、教学评价叁方面入手,详细地介绍了本校本课程实施的具体过程;最后,通过调查分析,得出本校本课程所取得的教育价值与教学成效,并针对开发与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足提出改进思路措施。除此之外,本文还对校本课程中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学生的学业评价展开了全面的、有针对性的研讨。该校本课程的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主要有专题性教学、历史实践活动、与日常历史课的结合;学生的学习方式也不再是被动接受、死记硬背,主要有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学些小论文;学生的学业评价也不再是只注重成绩的结果性评价,开始更多的关注发展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希望通过该研究能引起学校、教师、学生对校本课程的理性思考,从而为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提供一些借鉴。
杨红[3]2016年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研究》文中认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我国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定制度,理应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但是,近年来行政纠纷信访案件居高不下,出现了“大信访、中诉讼、小复议”的行政争议解决局面。法定制度不能发挥预期的功效,现实困境倒逼对制度自身的反思,在完善两部法律相关制度的过程中,不应再单打独斗,而应在认真审视这两种制度的定位设计的基础上,从彰显制度自身优势的角度,以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的,调整各自为政的立法思路,基于协同并进的主导思想来完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关系。本文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界定为功能衔接、程序衔接、实体衔接叁个方面。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否科学衔接,既关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理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有利于建立大行政救济理论体系,对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利于优化解纷资源。为了促使理论和实务部门对两种制度的衔接形成共识,文章一方面就分权理论、权力制约理论、诉权理论、司法最终裁决理论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中的体现进行探讨和研究,进一步奠定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需要衔接的理论基石;另一方面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程序衔接、受案范围衔接、当事人资格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突出了两种制度需要衔接的现实紧迫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考察和梳理域外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特点,探究域外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程度的决定因素,为客观全面分析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现状不尽如人意,突出表现为功能定位的不衔接,程序衔接问题较多,实体规定脱节严重等方面。基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需要衔接的理论和实践支撑,以域外经验为参照,针对我国两种制度的衔接现状,修正的思路表现为叁个方面:一是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功能衔接的路径选择。在强调解决行政争议的同时,还应当正视功能的多元化,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定位需坚持个性化发展;二是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的完善思路。一方面是行政复议申请程序与行政诉讼起诉程序衔接模式的选择,结合现行立法的规定,参考域外做法,我国应以自由选择为主,统一复议前置的法律规定,明晰复议前置的标准,走出复议前置认识误区,在坚持司法最终审查原则的前提下,逐步取消相对终局的规定,明确绝对终局的标准。另一方面是行政复议审查程序与行政诉讼审判程序的对接,具体思路为:根据不同的行政复议审查程序确定不同的行政诉讼审查标准,以行政诉讼审查标准倒逼行政程序的完善,推动行政程序法治进程,激发行政主体规范行政行为的动力;叁是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实体衔接的具体建议:第一,受案范围衔接的进路分析。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衔接一方面应当实现法律概念之间的统一,并正视采用统一的行政行为概念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在肯定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应当保留行政复议在解决内部行为、自由裁量行为、终局裁决行为等领域争议的特色;第二,当事人资格衔接的对策探讨。当事人资格衔接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尽快解决立法中当事人资格的脱节问题,二是论证并跟踪了解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复议维持后行政复议机关为被告的利与弊;第叁,审查标准衔接的措施探究。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审查标准衔接中首先需要对超越职权与滥用职权的界定、正当程序与法定程序的关系等有关问题加以明确,以实现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审查标准的对接。另外,正视行政复议在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以及合理性审查的程度两方面的特殊要求;第四,法律适用衔接的若干建议。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的衔接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理清行政执法与行政救济中法律适用的差异,客观认识行政法法源的范围,统一立法之间的规定,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的权力。综上,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形成的后立法时代,法律的修改和完善不宜单兵突进,在大行政救济体系的框架内,整合解纷资源,实现行政救济立法之间的衔接,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应有之义。
姜紫[4]2011年在《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娜·阿伦特作为最早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系统及创造性思考的政治哲学家,她在分析人的条件、极权主义的起源、现代宪政困境、如何理解具体的政治情境、政治现象以及有关政治结构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了公共领域这一问题,并通过探究公共领域的衰落,进而探索公共领域复兴的理论,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公共领域思想。阿伦特创立的公共领域思想代表着她古典共和主义的倾向,公共领域思想是贯穿于《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和《革命论》等她着作的主线,可以说,牵动她全部作品的主线就是公共领域的兴衰。汉娜·阿伦特,作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最富传奇色彩的政治哲学家,且为最早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系统及创造性思考的政治哲学家,解读其充满原创性的理论范式,无疑要从思想渊源及具体的历史语境去思考。本文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海德格尔和雅思贝尔斯及马克思的思想渊源,并且考虑到极权主义的社会境况和阿伦特的特殊人生经历,揭示对公共领域思想的内在联系。阿伦特公共领域思想是阿伦特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范式。首先,本文试图从公共领域的特征：自由的政治行动、言语的交谈、永恒性、公共性、人的复数性或多样性、以权力为保障以及公共领域必备之勇、卓异之求等方面展开论述；其次,对公共领域的衰落表现和标志进行的五个方面探究：同意的权力被强力的统治所取代、积极的直接行动者被消极被动的选民所取代、平等被趋奉所取代、自由被幸福所取代、政治被经济所取代来研究；最后,从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宽恕与承诺、革命行动与委员会制度等几个方面探索复兴公共领域的路径及努力方向。公共领域思想的提出是在她本人特殊人生境遇中进行理性思考的成果,更是她对20世纪欧美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思想变迁和极权主义理论进行反思的结果。公共领域的提出不仅表明阿伦特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政治哲学家,而且还开创了她在公共领域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先导作用。正是阿伦特独创性地提出公共领域,并使之概念化,从而使公共领域成为一个独特的、新颖的理论范式。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其实质是在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下,重新思考逐渐被人们淡忘的政治本质,从而恢复政治的公共性及主体性。同时,公共领域的衰落和公共领域的复兴是阿伦特对现代政治的一种全新设计探索,并对现代政治的缺陷或弊端进行了揭露、诊断和批判。然而,阿伦特构建公共领域只是一种很美好的希望,并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很不相同的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开创提供参考和精神动力。阿伦特对自己的研究说到：“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和我所写的每一样东西——所有一切都是短暂的。”她的研究继续推动着建设和保存一个更为人性世界,这一当代任务具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
郭丽[5]2012年在《唐代教育与文学》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唐代教育与文学的关系。在唐代，教育和文学均处于昌盛发达时期，教育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作用于文人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是他们具备文学创作能力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影响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一极。第一章，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文人群体的扩大。在教育制度方面，唐代有中央和地方的两级官学制以及合法化和多样化的私学。与此同时，唐代具备有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教育制度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唐代教育资源的社会化，其显着表现是教育受众的增加和教育普及面的扩大，这是导致唐代文人群体扩大的重要成因。第二章，唐代教育思想与文人及文学。尊圣崇儒是唐代的基本教育思想，唐初这一思想的提出强化了部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儒道自任意识，加剧了其人生矛盾，使他们的作品充满张力。高宗后期和武后时期，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尊圣崇儒教育思想被有意淡化，官僚系统对人才的需求使教育与仕进紧密结合，教育思想中功利的一面尤为凸显，这对文人进取意识的强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盛唐社会环境的改善促进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较多，社会能吸纳的人才相对较少，教育培养的人才多为礼乐之士，官僚系统更需要吏能之士，教育思想和教育结果与社会实际需要之间产生了矛盾。士人的人生理想和实际遭遇因为这些矛盾出现错位，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中晚唐士人从科举与教育关系的角度对教育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唐代教育思想，但所提出的改革策略很难实施，只是更进一步明确了中晚唐教育的困境。复古思潮中复兴“师道”的思想，是这种反思的延续，它力图发掘教育传承儒家道统的独立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知识阶层对唐王朝的心理认同。儒道传承的落空以及对政权认同的淡化使知识分子进退失据，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无所依凭的游移心态。第叁章，唐代经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唐代经学教育有完整的体系。太宗时期和高宗前期，官方经学教材《五经正义》的编纂使经学简化，教材统一，加以科举试帖经的要求，使得章句成为记诵对象，儒家经典作为语言和典故材料融入文人的知识储备库从而进入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盛唐时期经学教育偏重于《孝经》，强调伦理，这与此一时期雅正雄浑的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关联。安史乱后经学教育重心下移，由中央官学主导转而为私学中士人主导，这带动了士人在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中主体意识的增强，从而使用以表达士人在社会思想领域探索的诗文中文与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同时为诗为文努力创新，很少蹈袭前人。第四章，唐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发展。唐代文学教育的兴起有这一时期独有的成因，唐前文学在形式和技巧上的发展、唐代好文风尚的浸染以及科举取士重文学的刺激都是重要因素。唐代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类书、《文选》和诗格等，文学教育的具体活动就是依托于这些文学教育内容传承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它具有从语言材料到声律规则再到技巧门径的明显上升的层次性，这导致在文学教育和学习方式上也体现出从阅读积累到模仿熟练再到体会感悟的逐级提高的过程。唐代文学教育的内容在唐人的创作中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迹，在内容的借鉴、题材的取资、典故的吸纳、对偶的采用方面最为明显。第五章，唐代童蒙教育与儿童诗。唐代之所以出现众多杰出的文学家，与他们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密不可分。本章从考察唐代有代表性的叁部蒙书——《蒙求》、《太公家教》和《兔园策府》入手探讨唐代蒙书与童蒙教育的关系，并进而对中原内地和敦煌地区这两大童蒙教育版块从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教育者叁方面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两地迥然有别的童蒙教育使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所发生的构思上的精巧与随意，题材上的狭窄与丰富，语言上的文雅与通俗，表现手法上的多样与单一的变化。第六章，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文学活动。唐代教育的普及使女性成为受教育群体的一部分。本章从唐代现存两部女教书——《女孝经》和《女论语》切入，藉以考察唐代女性教育的内容以及不同的教育内容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诗歌教育的特有方式和女红教育的共同作用，使女性诗歌中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仿作和女性书写特质；经史教育之于女性创作最显着的影响是女性诗歌中经史语典的大量化用；道德礼法是唐代女性最重要的教育内容，这表现在道德礼法内容在她们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唐代女性受教育的成效，除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之外，妓女传唱和寡母教孤也是两种与唐代文学密切相关的展示方式。第七章，唐代留学生教育与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唐代教育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接收留学生是其最显着的表现。与此相适应，唐代也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留学生管理制度。唐代特设宾贡科以满足留学生在唐及第的愿望，对于宾贡及第的留学生，在管理上也给予了很大的宽松度。留学生在唐期间与唐代文人多有诗歌交往，这不仅密切了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对双方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主要表现在本国教育体制构建和汉文学发展两个领域。第八章，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从藏书、授徒和地点叁个方面考察，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这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此外，唐五代书院还初步表现出与当时学术思想潮流的密切关联。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反映出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彭羽[6]2016年在《小学生“官”念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小学阶段是小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的教育不仅是要教会他们各种科学知识,更要重视在他们步入社会和学会独立之前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和思想品德方面的培养,使得他们能够在健康快乐的环境下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和优秀建设者。而小学生正处于自身发展极易受影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孩子们的人生发展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在2014年湖南卫视的一档火爆荧屏的校园纪实节目《一年级》第四期关于竞选班长一职所引发的热议,该如何对当前的小学生进行“官”念教育为现实要素模板,分析在小学生中“官”念现象及其所产生原因,思考探索相应的解决措施。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本文的绪论。明确本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和论文的研究方法,并对国内外“官”念教育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第二部分,《一年级》、“官”念教育的概论。主要介绍《一年级》节目的特色和意义,阐述“官”念教育的内涵和实质,分析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关系以及提出进行“官”念教育的理论基础。第叁部分,通过《一年级》关于班干部竞选为主题的节目,从不同角度反映所产生的“官”念问题,主要包括家长“官本位”思想严重和学生“掌权”欲望强烈。第四部分,针对节目中所反映的“官”念问题进行深层次原因分析。《一年级》“官”念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环境的干扰、家庭教育的影响和小学生的认知局限以及学校教育的误区。第五部分,提出培养小学生正确“官”念的对策,主要从叁个层面来阐述:一是社会层面,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和加强舆论引导。二是家庭层面,推行适当的强制教育和建立适度的亲子关系。叁是学校层面,培育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和实行轮流班干部制度。
李小白[7]2012年在《明代河南怀庆府进士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区域进士研究是近年来进士群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时人研究区域进士，多是将目光注意在一省或数省进士群体上，以此作为研究的落脚点。本文将视野集中在一省之中某一具体区域内进士群体身上，研究当地社会与进士群体的联系，进行区域集中化的一般性探讨。怀庆府虽地处豫西北一隅，然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追慕科举的风气以及当地科举发展的历程值得关注。对怀庆府历史文化传统进行梳理，叙述当地的地理状况与历史变迁，形成相对合理的地理坐标。借助相关文献，对明代怀庆府进士群体进行考察，以表格的方式展现当地进士的基本状况，通过对明代河南怀庆府进士的区域分布研究，可以发现，当地的进士分布极不平衡，出现了人才地域性集聚现象。进士多集中于河内县，其余各县相对较少。科举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分布状况在此地表现得尤为显着，这种差异的出现，与当时怀庆府的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以及教育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怀庆府进士在当地地方建设如水利设施创建修浚、地方教化及学术发展当中扮演重要角色。推动此类活动的进行，展现了进士通过实际参与和借助各方面影响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的两种模式。对当地出现的科第家族现象进行了研究，科第家族在本文所指的是祖、父、子孙数辈之中有较为连续的取得科名的记录，形成以读书为业的家族传统，家学、家教也是以读书中科举为目的，并且形成了有别于农、工、商阶层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趣味的家族。科第家族之间通过姻亲、交结等关系形成网络，相互维持，借以达到连续取得科举功名的目的，从而维持家族地位等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连续。在文章的最后，对明中期学者型官员何瑭进行人物研究。明朝中后期怀庆府地区成长起来一位军户家庭出身的着名学者何瑭，入仕后能秉承正直，不畏权贵，因而屡进屡退。对自身哲学思想进行考索，能够做到传统儒家对个人穷达的要求，并能够时刻不忘以身作则，完成肩负的朝堂与乡野的责任。哲学思想颇具特点，言语造作都可为世间模范，展现了他所具有的高尚品格与人格魅力。
罗红波[8]2017年在《聋校班级管理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特殊教育是国内外教育研究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聋校教育作为特殊教育中的重要一员,其发展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近年来关于聋校教育发展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不断深入,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但针对聋校班级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而聋校班级管理,除了面临着听力语言障碍给聋生带来的明显困难、生理缺陷造成的心理偏差等问题外,还面临着由单一类型残疾向多重残疾转化、聋生素质下降、留守学生多和女生问题突出等新的挑战,所以本文尝试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肇庆启聪学校为个案对聋校班级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促进聋校班级管理的策略。本研究运用文献法、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调查了解肇庆启聪学校班级管理的现状,发现聋校班级管理中存在着班级管理随意化、班主任绝对权威化、聋生心理问题突出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聋校班级管理制度不完善、民主管理缺失、聋生自主管理能力不强、聋生生理缺陷造成的心理偏差等原因形成的,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聋校班级管理目标设置精细化、班级制度建设精细化、班级管理评价体系精细化、家校合作精细化等角度探讨促进聋校班级管理的策略。由于对聋校班级管理的研究成果甚少,可以借鉴的资料相对欠缺,加上本文研究对象样本的局限,所以本研究难免存在片面性和理论分析不够深入等局限,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郑云波[9]2012年在《言官与光绪朝政研究》文中认为言官是晚清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官僚群体。他们出身于科甲正途，饱受儒学熏陶，有强烈的卫道意识，而其职司纠举弹劾，又与卫道意识产生强烈互动，从而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光绪朝是晚清政治演化最为激烈时期，洋务、维新、新政、立宪乃至革命，或次第发生，或并驾齐驱，在近代史上，堪称典型的转型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集团表现各有不同，言官则以其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参与到每一个重大的事件当中。本文通过对光绪朝言官思想的载体——奏折进行分析，揭示言官在历次重大事件中的表现，从而深入展现这一群体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影响与作用，同时也说明巨大的社会变迁又是怎样影响社会的精英群体。光绪入承大统之时，洋务运动已经进行十年，但是，以传统卫道士自居的言官多数站在洋务派的对立面，对洋务新政进行指责、批评，甚至否定。只有少数言官对洋务新政的新兴建设项目进行赞美和支持，打破了传统印象中言官顽固、守旧的形象，标志着经过中国近代化浪潮的洗礼之后，言官群体也开始出现了裂痕。甲午战败，变法兴起，针对变法，言官群体开始分化。其中，热情支持变法者，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表意见，力陈变法维新之道；顽固反对变法者，不惜落井下石，罗织罪名，对维新派人物及其主张进行非议和攻击。双方的论争与新旧两党的交锋相始终。庚子事变后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迫使统治集团发起了一场自救运动，即清末新政，在新政中，言官表现差异巨大，前期相对沉寂，后期趋于活跃，在对新政中各项举措的认识上，虽然也存在着守旧和激进两派争论，但此时的言官已绝少顽固到底、对新政全然否定，而是在宏观上认同新政，却对具体的方案提出各种责难和批评。这种矛盾反映着在浩荡的变革潮流面前言官的犹豫、踟蹰与彷徨。伴随着洋务新政、戊戌新政以及清末新政的进行，晚清的政治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无论是言官附和清流弹劾南派政治势力，还是站在帝党一边攻击后党集团，亦或是丁未政潮中与庆、袁的斗争，言官皆以其纠举弹劾，驳正伪失的使命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虽然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但是又毫无例外地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工具。总之，言官在光绪朝的种种表现，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光绪朝政的发展变化，又使言官本身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整体性特征而言，整个言官队伍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之下缓慢的转变着自身，由守旧向开明、消极监督向积极建言、由仅仅做君主的耳目向敢于驳斥皇皇上谕发展，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封驳职能；就个体性特征而言，一些言官在政治参与中实现了某种质的变化，成为新社会政治力量的代言人、拥护者。
一编[10]1997年在《周婉如》文中提出明清两朝多才女可说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才女,差不多就是女诗人的代名词。提起中国古代女诗人,我们都知道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等光耀千秋的名字,却很少了解在她们之后更有数不尽的诗词名媛。这些后起的闺秀诗人,她们在明清两朝获得了卓异的文学成就。就在清代,在荒僻、闭塞的黔西北高原,也涌现出了一些才情不让须眉的女诗人。活跃在晚清诗坛的周婉如,就是她们当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 周婉如,生于1824年,卒于1864年。毕节县人。号“纫湘女史”,称“吟秋山馆主人”。周婉如自幼聪慧,读书勤奋。其父周凤纲是清朝道光年间的翰林,曾官任四川绵州知府,周婉如就在父亲的教导培养下成长起来。她不仅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也有着极高的敏悟能力。她擅长书法、绘画,更写得一手佳诗丽词,她在随其父寓居四川十年间,与当地诗人多有唱和,声名已播于士林之中,早早地便博得“不栉进士”的美誉。
参考文献：
[1]. 卓异公司成长对策研究[D]. 代弋戈. 四川大学. 2003
[2]. 中学历史乡土史校本课程的研究[D]. 王小彦.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3].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研究[D]. 杨红. 苏州大学. 2016
[4]. 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思想研究[D]. 姜紫. 云南大学. 2011
[5]. 唐代教育与文学[D]. 郭丽. 南开大学. 2012
[6]. 小学生“官”念教育研究[D]. 彭羽. 贵州师范大学. 2016
[7]. 明代河南怀庆府进士研究[D]. 李小白. 河南大学. 2012
[8]. 聋校班级管理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D]. 罗红波. 广州大学. 2017
[9]. 言官与光绪朝政研究[D]. 郑云波. 吉林大学. 2012
[10]. 周婉如[J]. 一编. 毕节师专学报.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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