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炜良[1]2003年在《警察职业应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在了解警察群体的心理健康现状基础上，重点对警察群体的职业应激进行了研究，探究了警察职业应激的来源、职业应激程度等情况；分析了影响该群体职业应激的有关主客观因素，探讨其心理健康程度、应对方式以及警察的社会支持等对于警察职业应激的作用与影响，力图在描述其基本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警察职业应激的心理学理论模型；并以此寻求改善该群体职业应激的可能性，为有关部门及基层第一线的警察改善职业应激提供客观依据和适当的对策性建议，提高警察的心理健康水平。 在研究中，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警察的心理健康现状，职业应激的程度、来源，应对方式情况及社会支持情况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1)警察心理健康程度接近于一般正常水平，躯体化表现较高，人际关系敏感较低。(2)警察职业应激表现明显，男性警察的职业应激程度比女警高。在各警种上职业应激程度有显着差异，刑警职业应激程度最高，内勤的职业应激程度比较低。(3)警察职业应激的来源主要分两大部分，一是与其它职业有相似性的应激源，称为职业共性应激源，包括与任务相关的和与组织相关的两种；与任务相关的应激源又可视应激事件的属性分为正性和负性应激源。二是体现着警察与其它职业不同的应激来源，可以称之为职业特性应激源，其包括了警察烦恼应激源和警察特性应激源。(4)应对方式对警察的职业应激有影响作用，其中“解决问题”是警察普遍使用的一种方式。没有发现有哪一种方式直接对应着高或低的应激，需要结合个人情况选择针对个人的有效应对方式。(5)社会支持，尤其是主观支持对警察职业应激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不同警种间社会支持存在显着差异，刑警社会支持比较弱。 根据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1)对于警察个人，需要普及心理健康及职业应激的相关知识，提高警察心理素质；(2)对于警察机构，需要建立心理辅导与训练的专门机构，以专业化的方式推进心理学在警务工作中的全面应用；(3)对于社会各个层面，需要加强对于警察的社会支持，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王亚莎[2]2012年在《警察代谢综合征队列研究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认为目的1.通过对天津市男性警察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 MS)配对病例对照研究,探索和验证警察MS的遗传、行为生活方式和职业影响因素,为制定警察MS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2.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了解天津市男性警察MS的发病率,检验和验证MS的遗传、行为生活方式和职业影响因素,研究男性警察人群尿酸与MS的相关性。方法1.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1：4配对病例对照研究,从参加2010年体检的天津市警察人群中全部新确诊的708名MS患者组成病例组；按性别、年龄(±1岁)随机选取2007～2010年4年体检均正常的2832名健康人组成对照组。所有调查对象均具有完整的体检资料和“民警健康调查问卷”数据。针对遗传、行为生活方式和职业因素等暴露情况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相关资料应用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并计算危险因素的人群归因危险度。2.队列研究的方法：2007年3月建立了“天津市警察健康队列”。队列入选标准：2007年体检无MS,各项指标均正常,具有完整的数据(包括2007年体检数据和“民警健康问卷”)。将完成基线调查的3835名21～85岁的男性警察纳入队列,平均年龄(40.20±11.002)岁。队列人群根据基线尿酸数值四分位间距分成SUA1,SUA2,SUA3,SUA4四个亚组进行统计分析。共随访4年(1次/年),队列结束后在天津市公安医院进行统一体检,同时填写与基线调查完全相同的“民警健康调查问卷”。MS的诊断标准依据2004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提出的CDS标准,计算MS的4年累积发病率。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和分层分析探讨尿酸、遗传、行为生活方式、职业因素等与MS发生的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及其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结果1.病例对照研究结果1.1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结果：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家族史、吸烟、打鼾、高尿酸血症、A型性格、职业应激事件、高工作强度和相对于机关警、治安警和刑侦警是MS独立的危险因素,而奶制品是保护因素。1.2人群归因危险度结果：若依次控制MS的危险因素吸烟、打鼾、高尿酸血症、高工作强度和职业应激事件,MS发病可分别减少16.26%、11.71%、48.24%、56.87%和8.97%。2.队列研究结果2.1警察队列研究共随访3835名21～85岁(x=40.20±11.002)男性公安民警,4年累积发病率11.58%。4个尿酸组分别有65、95、121、160名男性警察发生MS,累计发病率分别为6.28%、9.15%、11.67%、15.43%。MS的发病风险随尿酸水平升高呈正相关(线性趋势检验p<0.001)；同时MS的发病风险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线性趋势检验p<0.05)。2.2尿酸与MS发病风险关系研究：多变量模型,调整遗传、行为生活方式和职业因素等因素后发现,尿酸水平升高可增加男性警察MS发病的风险比,与SUA1组相比,SUA2、SUA3、SUA4组的HR分别为1.302(95%CI=0.862～1.965),1.919(95%CI=1.302～2.829),2.147(95%CI=1.457～3.163)线性趋势检验p<0.05。2.3分层分析结果：<35岁年龄组人群、基线MS成分个数为2个的人群为敏感人群,该人群中尿酸水平增加MS发病风险高于35岁以上人群和MS成分个数<2个人群；吸烟、饮酒是尿酸与MS发病风险的效应修饰因素,在尿酸增加MS发病风险中起了效应修饰作用。尿酸水平增加MS发病风险的相关性独立于分层因素。2.4本研究应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找到了男性警察血清尿酸水平的切点为326.25μmol/L,曲线下面积=0.603,灵敏度=0.637,1-特异度=0.474。2.5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结果显示,如果将尿酸水平控制在326.25μmol/L以下,BMI、血压、血脂均控制在正常水平,人群中MS的患病率可分别降低14.26%、29.97%、11.64%和25.38%。结论1.MS的发病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包括遗传因素、行为和生活方式因素以及职业因素。MS已成为威胁警察健康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有必要采取措施针对生活方式、职业危险因素来降低警察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提高警察的健康水平。2.尿酸水平升高是天津市男性警察MS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为降低警察人群MS发病风险提供了新思路。控制尿酸水平,不断提高警察的身体健康和自我健康保护意识。
李怀玉[3]2005年在《警察工作倦怠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倦怠感”是当前各个企事业单位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因此有关工作倦怠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心理学家的重视。国内关于工作倦怠研究的对象多以教师和护士为主,主要探讨压力源、社会支持系统与工作倦怠的关系;对警察的研究大都是职业应激和心理健康问题、社会支持与警察的生活质量问题,以及人格特征分析等问题的研究,对警察工作倦怠的研究还没有涉及到。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索影响警察群体工作倦怠源和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以及产生工作倦怠后在心理、生理、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不仅检验了工作倦怠量表,同时又研制了警察工作倦怠源量表和倦怠后果量表,对叁个工具的探索分析和信效度分析证明它们符合研究的目的和要求。本研究以警察为被试进行了问卷测量。通过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等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对量表的信效度检验得知我们修订量表和自编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而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2、在倦怠水平上,不同资历、年龄的警察倦怠水平差异显着。在学历上,本科和大专学历的警察工作倦怠水平显着低于中专学历的警察;在年龄上,叁十岁以上的警察更容易产生工作倦怠感。另外,在婚姻状况上,已婚警察比未婚警察容易倦怠。3、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警察工作倦怠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们可能作为中介变量影响警察工作倦怠感。4、警察工作倦怠的来源主要是来自工作环境、工作负荷、工作危险性和社会支持。运用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警察工作倦怠源与其工作倦怠之间存在着非常显着的相关;在对情绪耗竭维度的预测上,依次是工作环境、工作负荷、工作危险性,联合解释变异量为17.5%;其中工作环境最具有预测力,其单独解释量为12.4%。在对人格解体维度的预测上,工作环境解释7.5%的变异量。在对自我成就感维度
赵培庄[4]2007年在《重庆市刑事警察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警察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职业具有高危险性和高强度的特点,这决定了警察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一般社会成员更加突出。但我国对警察心理健康及相关因素的系统研究尚十分缺乏。本研究旨在探讨重庆市刑事警察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相关的因素。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职业紧张问卷(OSI-R)和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对227名刑警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调查。并采用t检验、F检验等数据分析方法,以性别、年龄、警龄、婚姻状况等为变量,对刑警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相关因素的作了差异分析,所有数据统计工作均在SAS8.0上进行。最后,在本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提高刑警心理健康水平的方法。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本研究227名刑警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普通人群。与全国常模相比,重庆市刑警在SCL-90各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而且所有因子差异显着。2.不同性别刑警的SCL-90差异未见显着性;不同年龄的刑警,得分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青年刑警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年长的刑警;工作年限越长,得分越低,表明工作时间越短的刑警心理问题越突出。3.刑警OSI-R的职业任务问卷与个体紧张反应问卷中的各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常模,而个体资源应对问卷中各因子的得分则明显低于常模,说明刑警的职业任务更重、个体紧张程度更高而应对资源则较薄弱。4.重庆市刑警的生活质量的主观得分普遍比客观分高,说明对客观生活质量不认可;已婚比未婚生活质量水平高;心理健康水平较高的刑警生活质量相对也较高。
陈朱云[5]2010年在《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与职业应激及其诱发的原发性高血压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与职业应激的关系研究目的：分析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SAM)、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HPA)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的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与职业应激的关系,筛选职业应激客观评价指标,揭示慢性职业应激的神经内分泌机制。方法：整群抽取涵盖体力(乘务员292人)、脑力(一般办公人员130人)和脑体混合(乘警100人)叁类职业人群为研究对象,采用职业应激(OSI—R)量表、A型行为、状态—特质焦虑(STAI)对其进行职业应激及应激因素调查。随机抽取部分乘警90人、办公人员90人、乘务员180人,采集血样进行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的放射免疫检测。控制职业、工龄,偏相关分析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与职业应激的相关性,协方差分析不同职业应激和应激因素评分水平的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浓度,以及协方差交互模型分析职业应激与A型行为、职业应激与状态—特质焦虑的交互作用对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的影响,并通过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升高的危险因素以及叁条通路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相互作用对职业应激的影响。结果：1.SAM系统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儿茶酚胺包括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与职业应激的关系肾上腺素(Ad)与职业应激以及应激中介因素(A型行为)、应激情绪反应(状态—特质焦虑)均呈正相关,其中职业业应激总分与肾上腺素(Ad)相关最大(r=0.252,p=0.000),去甲肾上腺素(NE)与职业应激及特质焦虑也呈正相关,多巴胺(DA)与职业应激及应激因素的相关系数无统计学意义；职业应激及大部分应激因素的高、中评分组的Ad浓度均高于低评分组,职业应激总分中中等职业应激评分组的NE浓度高于低评分组,而职业应激总分高评分组的DA浓度低于中评分组：职业应激与状态焦虑对Ad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F=3.061,P=0.043),职业应激与应激因素对NE、DA影响均无交互效应存在；工龄、职业应激和状态焦虑进入Ad升高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程(OR分别为0.696、2.031和1.769),特质焦虑进入NE升高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程(OR=1.882),职业应激进入DA升高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程(OR=0.400)。2.HPA轴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皮质醇)与职业应激的关系皮质醇(COR)与状态焦虑呈正相关(r=0.125,p=0.017),职业应激总分及应激反应高评分组的COR浓度均高于低评分组,A型行为和状态—特质焦虑的不同评分水平的皮质醇浓度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职业应激与应激因素对COR浓度影响无交互作用存在,职业应激进入COR升高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程(OR=1.923)。3.RAAS系统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肾素活性、血管紧张素Ⅱ和醛固酮)与职业应激的关系肾素活性(PRA)、血管紧张素Ⅱ(AngⅡ)和醛固酮(ALD)与职业应激及绝大部分应激因素的相关系数均无统计学意义；不同的职业应激及应激因素评分水平对PRA和AngⅡ浓度的影响也无统计学意义,职业应激反应高评分组ALD浓度浓度高于中评分组；职业应激与应激因素对PRA、AngⅡ和ALD影响无交互效应；多因素分析,婚姻(已婚)进入PRA升高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程(OR=2.325)；工龄和特质焦虑进入AngⅡ升高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程(OR为0.427和1.183),A型行为进入ALD升高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程(OR=3.060)。4.叁条神经内分泌通路的生物标志物间相互作用对职业应激的影响在高职业应激组,HPA轴的COR与RASS系统的PRA和ALD均呈正相关(r分别为0.251和0.334)；低职业应激组,叁条神经内分泌通路之间相关系数无统计学意义。SAM系统的Ad、NE与RASS系统的ALD对职业应激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其的交互OR分别为2.770、2.780；Ad升高、特质焦虑、职业进入职业应激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程,其OR分别为3.178、4.161和3.069。二、应激性生物标志物与原发性高血压的关系分析目的：分析应激性生物标志物与原发性高血压的关系,揭示长期慢性职业应激下原发性高血压发生和发展的神经内分泌机制。方法：针对以上人群,调查高血压危险因素(吸烟、饮酒、体育活动、盐饮食、高血压遗传史、超重和肥胖等),同时进行血压、血糖、血脂的检测。年龄分层后比较不同高血压患病情况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浓度,等级相关分析血压与生物标志物的相关性,通过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协方差分析不同血压水平生物标志物浓度,以及分别在高、低应激组比较不同高血压患病情况生物标志物浓度差别,并在高血压患者中分析高血压危险因素对生物标志物的影响。结果：1.SAM系统应激性生物标志物(儿茶酚胺)与高血压及血压值的关系儿茶酚胺在高血压组与非高血压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年龄分层后,仅肾上腺素(Ad)在高血压组中,高年龄组浓度低于低年龄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肾上腺素(Ad)、去甲肾上腺素(NE)和多巴胺(DA)随着血压水平的上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其中均以正常高值和轻度高血压组的浓度最低；高职业应激中非高血压组的Ad浓度高于低应激中高血压组,高职业应激中高血压组的DA浓度低于低应激中的高血压和非高血压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在高血压患者中,有高血压遗传史、超重肥胖的其NE浓度高于无这两个因素暴露时,其他高血压危险因素对儿茶酚胺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2.HPA轴应激性生物标志物(皮质醇)与高血压及血压值的关系皮质醇(COR)在高血压组与非高血压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COR在年龄组间差别也无统计学意义；COR浓度随着血压水平升高而增高,其中中度及以上高血压组的COR浓度高于正常血压组；高职业应激中高血压组、非高血压的COR浓度均高于低应激中的非高血压组；高血压危险因素对COR浓度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3.RAAS系统应激性生物标志物(肾素活性、血管紧张素Ⅱ和醛固酮)与高血压及血压值的关系肾素活性(PRA)、血管紧张素Ⅱ(AngⅡ)和醛固酮(ALD)在高血压组与非高血压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高血压患者中,高年龄组PRA、AngⅡ浓度低于低年龄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ALD在年龄组间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ALD与血压呈正相关(r=0.161,p=0.008),ALD浓度以中度及以上高血压组最高,正常血压组最低,PRA、AngⅡ在不同血压水平间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高、低职业应激中高血压组与非高血压组PRA、AngⅡ和ALD浓度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高职业应激中高血压组的ALD浓度高于低应激中高血压和非高血压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在高血压患者中,高盐饮食组ALD浓度高于正常饮食组,其他高血压危险因素对PRA、AngⅡ和ALD浓度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在本研究对象条件下,可得出如下结论：1.SAM系统参与了慢性应激的神经内分泌反应,该系统的活性能够反映职业应激的程度主要与其分泌的生物标志物的水平有关；长期慢性高应激作用下,肾上腺素(Ad)能够较好的反映职业应激的负荷程度,DA等单胺类神经递质可能存在耗竭的现象,外周血中Ad应与DA结合作为职业应激负荷程度的客观评价指标；2.儿茶酚胺分泌随着职业应激程度升高而增加,但增加的程度可有不同,在中等应激水平增加最明显,高应激水平增幅明显降低或浓度反而下降,SAM系统在不同慢性应激阶段表现出不同的调控作用；3.HPA轴是参与慢性应激作用的重要途径,HPA轴的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皮质醇(COR)与职业应激关系密切,也可作为职业应激评价的指标；4.RAAS系统的肾素活性(PRA)、血管紧张素Ⅱ(AngⅡ)和醛固酮(ALD)与职业应激的关系较小,且受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只能作为反映职业应激水平的参考；5.由于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除了受到职业应激影响,还受到体内外其他应激因素的影响,因此神经内分泌标志物应始终同基于工作情况分析的心理学参数和资料一起衡量职业应激的负荷；6.高职业应激下,SAM、HPA轴和RAAS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调节职业应激的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反应。7.长期慢性高职业应激,导致SAM、HPA和RAAS应激系统活性增强,主要通过去甲肾上腺素(NE)、皮质醇(COR)和醛固酮(ALD)分泌的增加,诱发或促进了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和发展；而且在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遗传史、超重和肥胖、高盐饮食)存在时,NE和ALD作用更加显着。
邱迪嘉[6]2007年在《监狱基层警察工作倦怠与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广州市340名监狱基层警察的工作倦怠状况、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情况进行相关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基层警察情感衰竭程度中等，去人性化程度较轻，个人成就感较高：(2)工作倦怠发展随年龄、警龄的增加呈现出“两低中高”的发展趋势，年龄41—50岁、警龄16—20年的警察工作倦怠最严重；(3)性别、婚否、学历、工作岗位、警衔对警察工作倦怠的一个或多个维度有显着影响；(4)基层警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总体状况良好；(5)情感衰竭、去人性化因子与社会支持各分量表、积极应对方式呈显着性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显着性正相关；(6)社会支持高低分组在工作倦怠及应对方式的不同维度上均差异显着；(7)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缓解工作倦怠，消极应对方式会加重工作倦怠，但不会影响个人成就感；(8)社会支持在应对方式和工作倦怠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可以对消极应对方式形成缓冲，从而缓解工作倦怠。建议：(1)明确岗位职责；(2)进行岗位轮换；(3)转变观念，提高竞争力；(4)倡导“人性化”管理；(5)注重工作设计；(6)构建警察心理支持系统；(7)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8)重视人文关怀，营造监狱文化。
周权[7]2008年在《职业应激在EH高发职业人群中致病模式的流行病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竞争的加剧,高血压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医学模式转变的冲击下,研究者们日益认识到精神应激因素在原发性高血压发生发展中的重要性。作为职业人群中最主要精神因素的职业应激与原发性高血压(简称EH,下同)的关系,更成为当前职业医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大量文献表明,职业应激是职业人群EH的重要危险因素。但慢性持久的职业应激暴露在使EH的风险显着增加的同时,也容易诱发焦虑等情绪障碍,并受到A型行为等精神因素的影响,而焦虑、A型行为等因素作为与EH密切相关的精神应激,又可能加剧职业应激对EH的作用过程,这表明任何割裂它们之间关系的分析结论都有可能是不全面的。目前大量的研究多局限于独立分析职业应激、焦虑等因素与EH的关系,缺乏在整体思维的基础上探讨职业应激源暴露下诱发的应激、应激反应、焦虑等精神应激因素对EH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对EH作用的机制。本研究以EH高发职业人群(乘警)与EH低发职业人群(乘务员)作为研究人群,通过比较EH高发、低发人群职业精神应激及其差异与EH的关系,较全面系统的分析了职业精神应激因素对EH的影响以及交互作用;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各精神应激诱发EH的路径关系,综合透析因素间关系,阐述因素间作用机制;同时还进一步研究EH易感基因在职业精神应激致EH中的作用。研究结果为构建慢性职业应激诱发应激性高血压的流行病学致病模式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制定针对性的预防干预措施,消除诱发EH的职业有害因素提供真实可靠的科学依据。1.职业精神应激与EH的关系在前期调查基础上,选择EH高发职业人群(乘警:139人,EH患病率43.2%)与EH低发职业人群(乘务员:264人,EH患病率19.3%)作为研究人群。采用职业应激量表(OSI-R)、状态/特质焦虑调查表(STAI)和A型行为量表评价职业人群的职业应激、焦虑程度和A型行为,同时调查EH的其它常见的危险因素以及血脂、血糖。比较分析职业精神应激因素(职业应激、焦虑、A型行为)在EH高发与低发人群中分布特征,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分析并比较两组人群中各职业精神精神因素对EH的影响,计算相对危险度(OR)及其95%CI。1.1职业应激与EH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EH高发组(乘警)的职业应激(职业任务、紧张反应)评分(272.15±37.11, 161.78±20.23,110.29±21.09)均高于EH低发组(乘务员:253.88±41.49,155.21±21.88,101.60±23.17)。调整年龄、BMI、父母EH、血脂、血糖的影响,乘警的职业应激与EH的OR值为2.659(95%CI:1.326~5.329),并且呈现剂量反应关系,中、高暴露组OR值分别为5.21(95%CI:0.900～30.184)、9.59(95%CI:1.814~50.696) ;职业应激程度与收缩压和舒张压成正相关(r=0.195,r=0.291);而EH低发组(乘务员)中,也发现在高职业应激暴露下患EH的风险是低职业应激者的2.817倍(95%CI: 1.043~7.613)。以上结果表明职业应激是职业人群尤其是原发性高血压高发人群的重要危险因素研究结果还显示,在低职业应激组时,两组的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中、高职业应激组中,EH高发组的患病率均高于EH低发组;同样中、高程度的职业应激暴露,高发EH的职业人群中患EH的危险性(OR=5.21、OR=9.59)明显高于低发职业人群(OR=2.01、OR=2.82)。表明长期的危险因素的高暴露使该人群对EH危险因素的敏感性及反应性增高,是EH的高发的另一重要原因。在组成职业应激的两个子项目中,两组人群的职业任务与EH的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而紧张反应在EH高发组(乘警)中与EH密切相关,并且呈剂量反应关系,调整年龄、BMI、父母EH的影响后,乘警高程度紧张反应组患EH的风险为低紧张反应者的20.344倍(95% CI: 2.249~184.067)。提示紧张反应可能能更好地反应慢性职业应激下与EH的关系。1.2特质焦虑与EH的关系EH高发组(乘警)的状态/特质焦虑评分(49.87±9.14,49.07±7.25)均高于低发组(乘务员:45.18±8.06,46.00±7.37);并且乘警的状态/特质焦虑的发生率(39.0%,16.0%)也高于乘务员(20.9%,7.7%);有特质焦虑的乘警和乘务员,他们的EH患病率均高于(乘警:43.7%、乘务员:50.0%)无特质焦虑的个体。调整年龄、BMI、父母EH的影响后,乘警中有特质焦虑患EH的OR值为2.465(95% CI:1.081~5.621) ;乘务员中有特质焦虑患EH的OR值为6.359(95%CI: 2.668~15.155)。并且与舒张压和收缩压的相关有统计学意义。而两组人群状态焦虑与EH的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表明特质焦虑是职业人群原发性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1.3 A型行为与EH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EH高发组(乘警)的A型行为评分(41.20±6.60)高于EH低发组(乘务员:38.58±5.53),并且乘警的A型行为比例(44.6%)也高于乘务员(30.9%)。两组人群中,A型行为组的EH患病率(43.6%,37.5%)均高于非A型行为组(42.9%,7.0%)。乘警A型行为与EH发生的OR值为4.236(95%CI: 1.471~12.199) ;乘务员A型行为与EH发生的OR值为12.390(95%CI: 5.552~27.648)。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乘务员的生活态度、行为特征两个子项目与舒张压和收缩压的成正相关。结果表明A型行为是职业人群原发性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2.职业精神应激因素间及其与危险行为因素的交互作用对EH的影响对上述人群,分别在两组人群中计算出各种不同因素暴露组合下对EH影响的相对效应,即OR值,将其代入相乘模型OR交互= OR11/ ( OR_(01)×OR_(10)),采用似然比检验判断因素效应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在EH高发组(乘警)中,职业应激源暴露下诱发的紧张反应与特质焦虑、A型行为存在交互作用(似然比检验,P<0.050)。有特质焦虑或高紧张反应的乘警患EH的OR分别为2.115(95%CI:0.480~9.319)和6.286(95%CI:1.864~21.200),而二者同时存在时OR值增至55.000 (95%CI:5.431 ~ 557.034) ;有A型行为或高紧张反应的乘警患EH的OR分别1.967(95%CI:0.095~29.182)、24.444(95%CI:2.985~200.167),而二者同时存在时OR值增至54.286(95%CI:6.092~483.770)。此外,乘警中特质焦虑与肥胖还存在交互作用(似然比检验,P<0.050),以无特质焦虑和无肥胖的个体为参照,有特质焦虑或肥胖的乘警患EH的OR值分别为3.874(95%CI:1.123~13.367)和4.358(95%CI:1.291~14.715) ;而同时存在时OR值增至16.947(95%CI:1.950~ 147.305)。但在EH高发与低发人群中,均未发现职业精神应激(紧张反应、焦虑习性、A型行为)与吸烟、饮酒同时存在时对EH影响的交互作用(似然比检验,P >0.05)。3.职业精神应激对EH作用的路径分析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各精神应激等因素与血压这些潜变量的因果关系,定量地分析职业应激、焦虑、A型行为等职业精神因素对EH的作用大小,以及各职业精神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把这种相互关系用通径图的方式加以显示。本文根据应激理论与前期分析结果提出3个假设模型,运用路径分析方法进行模型拟合。最终进入的假设模型的主要拟合效果指标为:χ2/df=1.648,CFI =0.913,GFI=0.906,AGFI =0.865,RMSEA=0.059,表明此模型能较好的反映原始资料。SEM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职业任务主要通过引起紧张反应(Standardized Total Effects:0.806)和特质焦虑(Standardized Indirect Effect:0.223),间接对EH产生影响(Standardized Indirect Effects: 0.271)。A型行为对紧张反应的影响主要为直接效应(Standardized Total Effects:0.276),而对焦虑的影响既有直接影响(Standardized Direct Effect:0.071),又有间接效应(Standardized Indirect Effect:0.076)。同时,紧张反应、特质焦虑对EH主要表现为直接影响(Standardized Direct Effect:0.317,0.160) ,而A型行为一方面是EH的独立危险因素(Standardized Direct Effect:0.294);另一方面其也可以通过紧张反应和焦虑的调节间接对EH产生影响(Standardized Indirect Effect:0.104)。4. Arg/Gly基因多态性在职业精神应激致EH中的作用采用1: 1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病例选择乘警和乘务员中的EH病例(95例),对照选择与病例在年龄、职业相匹配的非EH个体(95例)。通过条件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比较基因、精神应激、基因-精神应激在EH发生中的作用,计算相对危险度(OR)及其95%CI。结果显示,病例组和对照组的Arg/Arg、Arg/Gly、Gly/Gly频率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7.889, P=0.018),携带Gly/Gly的个体患EH的OR值为2.759 (95%CI : 1.200~6.347)。在调整年龄、BMI等影响因素后,携带Gly/Gly与紧张反应、特质焦虑对EH影响的交互作用符合相乘模型,当携带Gly/Gly基因型与高紧张反应、特质焦虑同时存在时,其患EH的风险分别增加至12.797(95%CI:3.379~ 48.461), 40.862 (95%CI:1.403 ~ 119.057)。结论:1、在EH高发的职业人群中,职业精神应激中职业应激、应激反应、焦虑、A型行为得分明显高于EH低发的职业人群;长期职业应激高暴露下可能使EH高发人群对应激的反应性增高;同时在EH高发组中,特质焦虑、A型行为对高紧张反应个体增加EH发生风险有明显放大效应。上述现象可能是职业人群中EH高发的原因。2、职业应激、特质焦虑和A型行为是职业人群EH的危险因素。在职业应激体系中,职业任务是各种心理生理等紧张反应和焦虑等情绪障碍发生的诱因,主要通过引起紧张反应和紧张反应下的特质焦虑间接对EH产生影响,A型行为则是这些精神反应的调节因素,除自身可以诱发EH,还可能通过紧张反应和焦虑的调节间接影响EH。各职业精神应激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构建了慢性职业应激诱发EH可能的致病模式。3、Gly/Gly基因型很可能是职业人群EH发生的重要易感因素。携带Gly/Gly基因型的个体,暴露于紧张反应和特质焦虑等下,其EH的发生危险将大大增加。
郑曦[8]2008年在《上海市警察职业压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市场经济环境及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对组织成员的素质和能力要求越来越高,组织成员的职业压力日渐增大,各种与职业压力相关的生理和心理问题不断增多,个人和组织的工作效率受到了很大影响。因此了解组织成员的职业压力状况并对其进行有效地管理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课题。警察职业属于高应激高风险的职业。据研究,在所有应激性职业中,警察的工作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指数高居首位。不适度的职业压力除了会使员工的心理,生理和行为产生一系列的异常反应外,还会影响警察工作满意感,阻碍其工作积极性的发挥,甚至会使其产生消极的生活态度,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本论文在对以往文献研究基础上,自编问卷,开展上海市警察职业压力的调查,分析研究警察的职业压力及工作满意感现状,探讨职业压力对工作满意感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希望可以为缓解警察职业压力和警察的管理决策提供参考。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知识经济、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公安机关面临的挑战及警察职业压力的现状,选题意义及国内外对警察职业压力的研究现状,并说明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为职业压力相关理论及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的提出。主要对职业压力的相关理论进行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论文的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第叁章为问卷调查说明。主要对调查问卷设计、问卷调查的程序、问卷样本、数据处理方法等进行说明,并对问卷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第四章为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上海警察职业压力和工作满意感的总体情况,不同个人属性对职业压力的影响,以及职业压力对工作满意感的影响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第五章为缓解上海市警察职业压力的管理建议。针对统计结果和讨论,提出建立警察工作减压机制、营造有利的社会执法环境、做好警察个人职业生涯管理、提高组织管理水平、根据不同个人背景完善各种减压措施等具体缓解上海市警察职业压力的管理建议。第六章为研究结论和展望。总结了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分析了论文的创新点和局限,同时对未来的研究做出展望。
王彬[9]2007年在《警察职业倦怠研究及其对策的探讨》文中提出职业倦怠是近年来一个研究热点,它是指一种心理状态,包括情绪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国内警察职业倦怠的研究刚刚起步,本研究的目的旨在了解当前我国警察职业倦怠的现状及其倦怠源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预防与缓解警察职业倦怠的对策,从而丰富警察职业倦怠理论,为预防与缓解警察职业倦怠提供可操作的建议。本研究以警察为被试,对其进行问卷测量。通过对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从整体看,当前我国警察职业倦怠在情绪耗竭和成就感降低方面较为严重,而人格解体方面处于中等程度。2、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男女之间、不同警种之间在职业倦怠叁个维度上无显着性差异;警龄不同的警察只在情绪耗竭上有显着性差异,警龄为10～19年的警察倦怠程度高于其它两个警龄段;婚姻状况不同的警察只在人格解体上有显着性差异,已婚警察倦怠程度高于未婚警察;学历水平不同的警察在成就感降低上有差异,但尚未达到显着性水平,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警察与学历层次较高的警察相比,更易产生倦怠。3、警察职业倦怠源与其职业倦怠之间存在着相关,具体表现为在情绪耗竭维度方面,工作环境、工作负荷、工作危险性与其呈较为显着的正相关;在人格解体维度方面,工作环境与其呈显着正相关;在成就感降低维度方面,工作负荷、社会支持与其相关。
梁良[10]2004年在《上海警察心身耗竭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通过对上海警察群体的心身耗竭现状进行研究，探究上海警察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心理压力的情况；分析影响该群体心身耗竭的有关因素，探讨人口学变量、应对方式以及控制点结构对于警察心身耗竭的作用与影响，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警察心身耗竭的心理学理论模型；并以此寻求改善该群体心理压力的可能性，为有关部门及基层第一线的警察改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客观依据和适当的对策性建议。同时，本研究也是心身耗竭研究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一次探索，对心身耗竭叁个成分的关系也作了一定的理论探讨。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式，对警察的心身耗竭现状、应对方式情况及控制点情况进行探究。研究结果表明：(1)上海警察情感枯竭程度较重，冷漠程度较轻，而保持着较高的职业效能感；(2)上海警察群体总体的心身耗竭状况较为一致，人口学变量之间差异不大；(3)情感枯竭和冷漠关系较大，冷漠是情感枯竭继续发展的结果。而职业效能感和两者不存在明显的关系，是独立发展的。因此，研究结论支持Leiter的模型；(4)应对方式和控制点对心身耗竭有影响。问题指向性应对方式，特别是问题解决，有助于缓解心身耗竭；而情绪指向性应对方式会加重心身耗竭，但不会影响职业效能感。外控型警察表现出较高的情感枯竭和冷漠，而内部控制点对于心身耗竭影响并不明显。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1)帮助警察认清心身耗竭，针对个人情况进行调适；(2)推进心理学在警务工作中的全面应用；(3)在人员安置、调度过程中尽可能合理配置；(4)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加强与群众的接触；(5)建立科学的行为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1]. 警察职业应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朱炜良.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警察代谢综合征队列研究及影响因素分析[D]. 王亚莎. 天津医科大学. 2012
[3]. 警察工作倦怠感研究[D]. 李怀玉. 河南大学. 2005
[4]. 重庆市刑事警察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研究[D]. 赵培庄. 重庆医科大学. 2007
[5]. 神经内分泌生物标志物与职业应激及其诱发的原发性高血压的关系研究[D]. 陈朱云. 福建医科大学. 2010
[6]. 监狱基层警察工作倦怠与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D]. 邱迪嘉. 暨南大学. 2007
[7]. 职业应激在EH高发职业人群中致病模式的流行病学研究[D]. 周权. 福建医科大学. 2008
[8]. 上海市警察职业压力研究[D]. 郑曦.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9]. 警察职业倦怠研究及其对策的探讨[D]. 王彬.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10]. 上海警察心身耗竭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梁良. 华东师范大学.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