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春[1]2003年在《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环境看，以美苏冷战为特征的世界两极格局逐步瓦解，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和平与发展”逐渐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非零和博弈”与“双赢”已成为大多数国家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共识。从国内环境看，十一届叁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努力创造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洞察了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把握历史机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探索精神，以其超人的胆略和非凡的智慧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论。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方式：以“一国两制”的思想指导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与周边国家协商解决地区冲突；通过和平协商，互谅互让，合情合理地“一揽子解决”边界争端；主张“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解决国家间历史恩怨问题等。这些思想和观点，创造性地继承和丰富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在全球相互依存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合理解决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争端，消除国际社会上的潜在危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我国顺利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新的思路与成功范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创造性地贯彻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理论，在“一国两制”理论指导下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迎来了实现祖国统一的道路上的两大盛事；形成了超越冷战思维的新安全观，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始终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圆糕誓氯大局出发，积极倡导合作安全的精神，与周边国家一道努力探索安全合作的新模式;以伙伴关系为方向，积极调整中国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等，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建兵[2]2006年在《邓小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对抗中加强了对话,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苏就一些重要问题的谈判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进一步缓和了国际形势。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谈判、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在国内,经济建设成为工作中心,创造持久、和平环境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邓小平深刻地洞察了国际形势,把握历史机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探索精神,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根本指导准则,坚持和平解决、避免冲突;国家平等、相互尊重;利益至上、彼此照顾;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原则。在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上提出: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合理解决边界争端和纠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对于一时期解决不了的,“可以把它放一下”;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不纠缠历史旧帐,一切向前看;埋头苦干,通过发展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注重实际,强调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等新的思路。这些思想和观点,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对合理解决国际社会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和争端,对我国当前正确处理历史遗留的国际争端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和现实意义。以新世纪为起点,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选择了和平发展战略,运用并发展了邓小平解决国际争端理论,成功地解决了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问题,与印度就边界问题谈判已进入新的阶段。同时与周边其他国家共同探索安全合作的新模式,以便为我国营造和谐、安全的周边环境。这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曾煜东, 陈莉丽[3]2006年在《和谐世界: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视野》文中研究说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着眼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针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争端,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思想。文章探讨了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的内容,并对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眼光、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论述。
生忠军[4]2017年在《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认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制定"一国两制"政策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问题,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略为解决边界冲突提供有力借鉴,提出"结束过去、开创未来"的主张为解决历史恩怨提供新思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要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原则,坚持和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以国际法为准绳的原则。在新形势下,要继承和发扬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坚持走一条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外交之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和合理的方向发展。
黄美丹[5]2013年在《列宁和平共处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提出了和平共处的理论,其内容包括和平共处的基本出发点是主权独立和经济互利,决定性力量为经济竞赛,动态辩证法则表现为“以斗争求生存,以生存求发展”,最终战略目的是积累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此为依托发展了列宁和平共处的理论,先后提出以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发展国家间关系、处理党际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等思想。江泽民提出的新安全观也丰富了和平共处理论,新安全观体系中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科技信息安全”为一体的综合安全观和“八项主张”都是对列宁和平共处理论的新发展。胡锦涛在前人基础上,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更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和平共处理论,由于他的大力宣传和实践努力,真正和平共处的国家关系、地区环境和国际秩序正加快实现。
廖生智[6]2014年在《邓小平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时代观即对时代内涵、时代特征、时代主题的认识、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问题,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内外政策制定的正确与否。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发展时期。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是奠基人,列宁是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者,斯大林肯定和否定方面参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自194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认为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同时并存,但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认为战争与革命仍是时代主题,产生了判断上的偏差。应全面、辩证、历史地评价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代观。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时代观的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唯物辩证地认识1980年代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邓小平的时代观以对世界战争趋势和世界和平前景的准确把握以及发展对全人类的高度重要性为科学依据。邓小平以严谨的态度对美苏竞争态势进行跟踪观察,不断地调整、更新战争观：从战争不可避免,但五年内打不起来,到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可能争取延缓发生,再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由此,邓小平驱走了笼罩在人们头顶的战争阴霾,为我们指明了和平的光明前景。邓小平从全人类的高度认识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发达国家的再发展要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前提,发达国家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支持、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责任。邓小平在与外宾的多次会谈中深刻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内涵。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时,思想理论战线陷入迷茫困惑之际,邓小平仍然坚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社会主义仍有前途。邓小平这些观点,坚定了人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邓小平新的时代主题观的提出,在理论上继承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在实践上,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变及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推动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调整转变,促进了传统国际竞争方式和国家安全观的更新,以追求军事优势为目标的传统国际竞争向以增强经济、科技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转变；相应地,由追求政治、军事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观向包括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观转变,形成了邓小平国家综合安全思想体系。邓小平从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发展大局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里,中美关系紧张敌对,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客观上要求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促使邓小平努力推动中美建交。邓小平领导中国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的重要行动之一就是双方就中国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达成默契,美国警告苏联不要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教训了苏联、越南两个大、小霸权主义国家,巩固了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加强了两国高层军事交流。中美合作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存在着国家利益冲突,突出地体现在美国利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上。邓小平坚持把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同美国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对中国实行既拉又压的两面政策,邓小平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以两手策略对付美国的两面政策,适度灵活处理中美两国分歧,使中美关系斗而不破,争而不裂。白1950年代末期起开始恶化对抗的中苏关系,在1980年代初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中苏两国互相谋求改善关系,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种变化是苏、中、美叁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中处于被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泥潭,国内经济长期处于畸形发展和低速增长状态。内外交困的现实迫使苏联谋求缓解同中国关系。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上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而起伏动荡,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保障,美苏之间爆发世界大战和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都较1970年代降低。国际上的不利和有利因素以及国内发展的要求促使中国对美拉开距离,对苏松动关系。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邓小平倾力促使苏联消除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叁大障碍”,打消苏联回避国际责任的种种企图。鉴于国际形势进一步变化和中国南部周边安全环境趋于严峻的状况,邓小平调整了渐进式、分步骤消除“叁大障碍”的思路,将坚持苏联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叁大障碍”中优先解决的热点问题,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取得实质性突破。邓小平总结、吸取中苏关系结盟和意识形态争论留下的教训,以史为鉴,为新型中苏关系准确定位：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叁国、睦邻友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立足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对中苏关系科学、合理的再定位,为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平稳过渡奠定了牢实基础。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必要性和可能性相统一的产物。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后国内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970年代初以来实行的“一条线”战略的局限性亟待克服,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跌宕起伏,彼此都在审视对方并准备调整对对方的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需要中国奉行独立自主政策保持国际战略力量平衡。在调整中国对外政策必要性凸显的过程中,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也基本具备：1980年代初美苏争霸开始呈现互有攻守、僵持不下的态势,世界战争的危险下降,长期紧张对抗的中苏关系出现松动迹象。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经过了酝酿、提出和成熟叁个阶段。在十二大之前的酝酿阶段,邓小平勤于观察,深入思考,大胆预见,同时广聚战友和外交、战略研究领域有识之士的智慧,考虑对美拉开距离、不结盟、不打牌,对苏松动关系。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和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并阐述了其基本内涵。十二大后到1990年代初,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走向成熟阶段。不仅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概念不断明晰、具体化,而且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得到全面、深入阐发,形成完整体系。由“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成效显着,意义深远。由于转型的成功,中国为避免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安全环境大大改善,经济稳步增长；促进了全方位外交,拓展了中国的国际空间：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幅度得到提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使中国成功应对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形势的动荡,迅速适应冷战结束带来的世界格局变化。
高淼[7]2014年在《邓小平外交思想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了“二战”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变化。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对我国外交政策适时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战略调整，改变了过去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和“一条线”战略；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强调国家外交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划线；并且更加鲜明地突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国际事态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国家的立场和态度；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局势极其错综复杂之际，他又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这些思想、理论和战略方针的提出，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指导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绩。30多年来，我国一直将邓小平外交思想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核心指导思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执政时期延续并发展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政策，为中国的外交工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通过研究邓小平外交思想及其影响和对当代社会的启发，对于当前外交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王毅真, 唐建兵[8]2005年在《10年回眸:国内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综述(1995-2004)》文中研究说明1995-2004年的10年来,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研究亮点不断、新意迭出、成果丰硕,研究视角涉及到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诸多方面,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较大的拓展。然而,这一时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仍需要更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领域,以期取得更大突破。
贺富永[9]2014年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是一个系统体系,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列宁国际法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国际经济基础、国际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为世界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国际合法依据,进而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促使人类共同迈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永久和平提供动力支持。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法和经济分析法,揭示了近代国际法产生和发展趋势,他们提出的人权思想、民族平等观念、战争法思想等,至今都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指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等国际法思想。这些国际法思想的提出和发展,不仅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争取到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从而能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为前苏联对外关系的开展提供了国际法理论指导。以列宁国际法思想为理论指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标志着国际法已从近代国际法的发展阶段进入了现代国际法的发展阶段。列宁提出的一系列国际法思想,奠定了现代国际法的思想理论基础。列宁的国际法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杰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国际法思想,并紧扣时代主题,洞悉国际情势,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以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诸多国际法思想,为中国争取到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序进行,同时也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了国际法理论基础。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经济一体化也加速了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趋同,这既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但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面对着西方国家在国际法领域中的垄断性地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如何充分研究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理论,提高我国在国际法领域中的发声,这是我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应首先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我国应首先梳理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的历程及各个阶段的特点,总结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新特点,科学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这不仅能为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现实的国际法思想指导,也能为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和发挥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提供国际法思想支持,进而为中国和平崛起、民族复兴提供国际法思想支撑。
王兰芳[10]2010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文中认为和平,是人类追求的一个基本理想。千百年来,无数的思想家始终未间断过对理性认识和平、促进和平实现的孜孜探求。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科学探究和平问题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树立科学进步的和平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的探索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是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但学界对此的研究相当缺乏。基于此,本文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原论,旨在通过系统挖掘和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拓展丰富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研究,以达到为中国和平理论的发展与和平实践的开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是在19世纪欧洲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而产生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内在矛盾的凸现、欧洲和世界战争与和平交织的现实以及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但丁、格老秀斯、卢梭、康德、黑格尔、边沁等)的和平思想以及莫尔、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和平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这些和平思想具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本身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总起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848年之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孕育、萌芽阶段;1848年至1852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确立阶段;1853年至1869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发展阶段,1870年至1895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的深化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怎样理解“和平”的内涵?他们是在怎样的语义下运用“和平”这一概念的?综观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他们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理解的和平内涵:和平是人类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间一种通常的关系状态;和平是不同利益主体间一种非暴力的交往方式;和平是处理民族间、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和平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条件;和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辩证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对影响和平的基本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第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和平的根本性因素;第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关系。相比较而言,生产资料私有制对和平的影响更为深远、更起决定性作用,阶级关系对和平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更为显露;第叁,民族与民族关系。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状况尤其是矛盾状况,是影响和平的重要因素;第四,国家与国家关系。国家间的关系对国际和平与战争产生着重大影响。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和平,是马克思恩格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辩证分析的立场。他们一方面看到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和平客观上具有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着重对资产阶级的虚假和平进行了揭露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在资产阶级时代不可能有真正和平。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没有和平;资本主义列强对弱小民族的侵掠绝非和平;资本主义列强的争霸斗争不会导致和平。马克思恩格斯主要通过对早期贸易和平论与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批判,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论调。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非和平的根源,从经济的角度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人自身的角度看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在分析资本主义和平现实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实现和平的条件与途径进行了探索。他们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科学地指明理想和平的实现条件是生产力的充分、高度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阶级、国家的消亡;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现实和平的实现条件是国内民主;消除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消除民族摩擦,实现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实现和平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争取和平;以国际法约束和调节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使“道德和正义”成为至高无上的国际关系准则。恩格斯晚年为指导各国无产阶级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大战、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当今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和平研究时所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正确认识当前世界和平问题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准则,对辩证评析当代西方各种和平主张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对指导中国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对指导中国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平理论对指导中国推进世界和平进程,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研究[D]. 徐良春.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2]. 邓小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研究[D]. 唐建兵. 河南大学. 2006
[3]. 和谐世界: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视野[J]. 曾煜东, 陈莉丽.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6
[4].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生忠军. 邓小平研究. 2017
[5]. 列宁和平共处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黄美丹.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6]. 邓小平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思想研究[D]. 廖生智. 武汉大学. 2014
[7]. 邓小平外交思想及其影响研究[D]. 高淼. 湖南工业大学. 2014
[8]. 10年回眸:国内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综述(1995-2004)[J]. 王毅真, 唐建兵.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5
[9].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研究[D]. 贺富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4
[10].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平理论及其现实意义[D]. 王兰芳.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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