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丹[1]2017年在《哈贝马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理性主义及其发展在西方学界引起广泛的重视,一部理性的发展历史甚至构成了现代性的代名词。古代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理性主义的面纱,人类开始认识到主体理性的重要地位。追溯理性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其发展经历了由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市民理性阶段,经由卢梭、康德为代表的道德理性阶段,最终在黑格尔那里实现了融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社会理性阶段。在理性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理性自身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分裂,理性主义最初在文艺复兴阶段所承担的解放主体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得以实现,它最终背离了自己的发展初衷,成为压迫人统治人的工具。理性主义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仅对人的精神行为进行控制,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甚至沦为一种工具理性,把人视作大机器生产链条当中的一个机械环节,作为工具来差遣和使用,造成人自由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面对理性主义所出现的现代危机,时代的哲学家们开始纷纷走上拯救现代理性危机的理论道路,并形成两个重要的哲学流派。一派是以海德格尔为首的“比较内行”的理性主义批判,主张从本体论或历史主义的视角来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分裂进行批判,以期实现主体与客体的重新整合;另一派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家们,他们所持有的是一种“怀疑论”的非理性主义立场,从心理学以及精神层面上完全否定理性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而主张重新回到史前的非理性主义状态。与此不同,在对理性主义实现重新整合的具体道路上,哈贝马斯并没有放弃理性主义的立场,而主张在交往理性哲学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性的重新整合。在追溯理性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基础上,哈贝马斯建构了其关于社会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对理性分裂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拯救,实现了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转向。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话语的历史重构应当建立在当代社会理论能为现代性反思和理性重建提供新规范的基础上”(1)。从笛卡尔到德里达,现代理性话语经历了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到对理性主义的解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理性的“主体中心化”的传统意识哲学范式。意识哲学的理性范式造成了社会共同体的分化,即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并最终使得系统反过来入侵生活世界,造成现代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为了实现社会共同体的重新整合,哈贝马斯转向了对交往理性范式的研究,为主体间的社会交往创造理想的话语环境,使之奠定在现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并最终使分裂的系统与生活世界重新走向统一。因此由传统理性主义范式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得以拯救,实现了从传统主体理性意识哲学范式向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范式转变。本文立足于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研究,围绕其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维架构展开具体论述,深入剖析现代社会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和困境,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新时代范式的研究和解读,以阐明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哲学范式转换在当代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理论层面上,哈贝马斯把社会行为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而工具行为只是在主体范围内所从事的活动,缺乏主体间性的向度。哈贝马斯把希望寄托于其交往行动概念的基础上,希望通过交往行动概念提供一种概念式的逻辑架构。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它来认识到生活世界的危机,对生活世界的病症进行诊断,并且在诊断的基础上,还能够提供现实的治疗措施,即通过加强主体间的交流和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交往,调动社会参与,进而确立新的哲学范式。在对价值和规范的重新讨论基础上来重建理性社会,拯救现代性的危机。在实践层面上,哈贝马斯通过对社会法律和民主体制的研究,把交往理性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实践领域当中,通过话语伦理学和商谈制度理论的确立,为构建新的民主话语体制与新的国际环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的是,本文还试图将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研究与理性的哲学范式转换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语境中来,从中国的具体社会现实状况出发,力图使其交往行为理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表征,为探索中国的现代化理论道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促进中国社会现代新共同体的建构,打破处于现代化转型期中国社会秩序的失衡,都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价值,并最终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
马珂[2]2004年在《论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哲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哲学思想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规范层面上的抽象论证；另一方面是立足于抽象的哲学理论，并在经验层面上对具体的国际事务进行讨论。 在规范层面上，他继承并扬弃了康德的有关世界和平的思想。他把康德曾提出的但并不是很重视的“世界公民法”提高到了核心地位，认为要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就必须在全球范围为人权提供法律保障。他对康德思想的另一点发展是：他认为要在全球范围内就人权的理解以及对之实施保障的法律达成一致意见的途径只能是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商讨，而不是由某一些自命为“民主、法治”的国家依靠武力或其他强制手段在其他国家推行。哈贝马斯对康德的相关思想的修正和他本人的后民族结思想构成了他的国际政治哲学的理论部分。 与经验的层面相结合，哈贝马斯具体地探讨了欧洲政治一体化、战争、联合国的改革、移民以及有宗教背景的恐怖主义等问题。在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中，他始终将其国际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贯穿于其中。通过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考察，我们又可以反过来对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获得一个很好的理解。
张伟[3]2009年在《中国大陆哈贝马斯政治法律思想研究文献综述:1978-2008》文中研究说明一、前言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还只是"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为强大的哲学家,那么,随着此后其一系列主要着作的问世,到世纪之交,他无疑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符号效应的思想者哲人之一。不仅他的着作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为各种文字,对他的思想的研究也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与焦点。
耿超[4]2008年在《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这些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也是伦理问题。如何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各国学者见仁见智。从伦理视角切入对当代国际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有积极而又重要的意义。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尤根·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之一,他以创建交往行动理论着称于世。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思想,主张在理想的话语环境下,具备交往资质的交往主体按照理性的要求和预设的规范和程序,通过对话和商谈来寻求理解、达成共识。从其伦理学的理论设想和表现形式来看,它只涉及规范有效性的论证程序,而不涉及道德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作为一种回应现代性道德危机的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它实现了伦理学范式的转换,在民主政治、法制建设、国际关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它应用于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关系,有着积极而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伦理的视角分析国际关系,以国际关系的视野审视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评价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和启示,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引言部分就本论题的来源和依据、研究现状、研究目的和意义等从总体上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一部分,从伦理的视角切入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按国际道德的自发状态——自主状态——建构状态的顺序阐述了国际关系伦理的历史跃迁,梳理了当代国际关系中涉及的主要伦理问题,简要介绍了国际关系伦理研究中的主要流派,提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思想属于国际关系伦理研究中的道德建构主义流派。第二部分,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交往行动理论是其思想基础,交往行动、交往理性、交往资质、交往语言与主体间性、生活世界和系统是交往行动理论的主要内容;商谈是其核心概念,是一种就交往有效性进行论证的行动;理想的话语环境是其理性预设,是交往和商谈必不可少的假定前提;“普遍化原则”与“话语原则”是其两大基本原则,这两大原则之间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认知主义和程序主义是其基本特征。哈贝马斯着眼于拯救多元价值冲突,希望构建一种能够被所有人所承认和赞同的普遍主义的道德规范。第叁部分,以国际关系视野审视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和启示。即:改善全球性“生活世界”,共建和平发展的和谐世界;建立跨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强化全球共同体意识;营造“理想的话语环境”,创建商谈型国际关系秩序;求同存异,促进全球文化的共存共荣和多元发展;形成“普遍化”规范,促进国际问题处理的机制化。这五个方面的应用和启示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第四部分,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和启示进行评价,从作用有限、存在悖论、脱离实际叁个方面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结论部分则表明:尽管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应用于指导人们认识和处理当代国际关系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是它的积极而又重要的意义和启示是不可否认的。它能够给人们带来美好的希望和精神上的动力。
李佃来[5]2011年在《论哈贝马斯的世界市民社会理论》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市民社会理论是哈贝马斯普遍性政治哲学之创构的焦点。哈贝马斯界定和讲述"世界市民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界定和讲述"市民社会"的方式相重合,但由于涉及不同的语境和问题,这两个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存在诸多殊异。具体地说,在世界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主要凸显的是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国家及其同时链接到的主权、人权等问题,是要求在"世界公民"的视野中进行"全球治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全球化削弱民族国家权力从而使民族国家步步走向消亡"之论断的一种辩护,这些内容在他之前讲述"市民社会"时未曾论及。世界市民社会理论即便有一定范围内的经验作为支撑与验证,在涉及"民族主权"、"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它却经不起"精察洞问"的考量与推敲,因而必须受到质询。
刘中起[6]2011年在《理性主义的范式转换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提出“理性主义”问题一直是哈贝马斯批判理论关注的焦点,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话语的历史重构应当建立在当代社会理论能为现代性反思和理性重建提供新规范的基础上”,“从黑格尔到德里达,‘理性主义’问题由确立到饱受争议,直至被解构,其根本原因在于——理性批判只是主体自我的‘反思性’批判”,要实现理性重建,就必须要突破和超越“中心化主体”的传统理性主义范式——从“意识哲学”的理性范式转换到‘交往’理性范式。在充分吸取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和奥斯汀以及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后,哈贝马斯建构了其“规范语用学”,使得“交往行为运行在规范有序的理想环境中,交往理性奠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生活世界和系统获得了协调发展”,于是传统理性主义得到“拯救”——从“主体理性”范式转换为基于“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范式。本研究基于“理性主义范式转换”这一理论坐标,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从理论层面到实践视阈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与分析,旨在揭示哈贝马斯由“传统主体理性”范式转向“交往理性”范式背后所蕴含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理论层面,通过将“交往理性”的生成放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卢卡奇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主义进程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脉络中考察,揭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对于解决现代性危机、重建启蒙理性所具有的重大理论价值；在实践层面,通过剖析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内核与“制度化商谈”的现实路径,揭示其蕴含“交往理性”的话语民主实践的当代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还试图通过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纳入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语境,关照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的历史境遇与现实特征,旨在揭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对中国当前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重大理论借鉴意义,以及其话语商谈思想对于破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秩序的张力与失范所具有的现实启示价值。
李长成[7]2013年在《全球化的挑战与世界公民社会的构建——论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观》文中提出全球化不仅对现代国家的管理能力、主权等方面构成全面的挑战,而且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在哈贝马斯看来,西方各民族国家应超越"国家利益"的视角,将其拓宽成一种"全球治理"的视角,在世界范围建立"大同政治的民主",构建全球公民社会,才能实现永久和平,解决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
关桂芹[8]2009年在《通向解放的乌托邦之路——哈贝马斯交往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综观哈贝马斯的整个思想体系,我们发现:贯穿于其理论体系始终的是这样一条主线:交往行为理论及其交往合理性思想;而构成其整个理论体系内在逻辑的则是对人类解放之路的孜孜以求。从上述认识出发,本文站在普遍交往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通过对哈贝马斯整个思想体系脉络的梳理,力图发现隐藏在其后的“解放”旨趣,并对哈贝马斯的解放乌托邦与马克思的解放理想加以比较研究,看能否从中找到“乌托邦之后”人类解放的新思路。为了达到上述研究目标,本文采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哈贝马斯的相关思想进行辩证研究和批判,对哈贝马斯学说与马克思思想的关联加以适当点评。通过比较,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哈贝马斯的社会理想固然美妙,可以在很多方面给予我们启迪,但由于他忽视“生产力”(生产实践)发展这一社会解放的现实物质基础,只能流于空想和幻想。他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人的解放的旨趣,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另一方面,他又以“重建”之名行否定之实,要求用时代发展的目光审视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既成理论,并通过对道德意识、道德规范的强化促进社会进化。这是唯心主义的道德决定论。尽管哈贝马斯思想中有合理之处,但他并没有真正地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去重建追求人类自由解放的历史唯物论。相反,在他极力想“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那里,马克思所设想的通过(阶级的)政治解放实现(经济的)社会解放、进而实现人类自身解放的共产主义却是一条通向自由、解放的“现实之路”。
李恒超[9]2011年在《简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以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文中认为哈贝马斯作为一位成就卓着的西方哲学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与反理性传统的多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完全不相同的是,哈贝马斯坚持批判的现代主义立场,在交往理性的基点上提出了“交往行动理论”。批判理论就必须要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在其着作中,交往理性成了焦点。哈贝马斯放弃了早先的批判理论模式,目的是要证明交往理性代表的是所有人都具有的基本能力的运用,至少是潜在的运用。这是一种是彼此双方进行批判的和合理的辩论的能力,虽然在所有现实的社会中,尤其是由于政治不平等,它也许都会受到抑制,但它依然是一个所有交往都应向之努力的批判性的理想。哈贝马斯的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生活在由人组成的社会关系网中,人生生世世都离不开社会交往。交往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文化的发展与人类共久远,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无不是依赖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而发展起来的。人类依赖代际交往,使后代人获得前代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原有的科学文化成果不致于中途丧失,并在前人创造的科学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提高到新的水平,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制度更迭、国界重构、民族兴衰,无不是人们之间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结果,是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结果。哈贝马斯在关于交往行动的理论中,着重探讨了现代社会交往的合理化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建构途径问题,公共领域是那些允许市民之间公开的合理的辩论以形成公众舆论的社会机制。辩论可以面对面的进行,或者通过信件往来和其他书面交往进行,也可以以杂志、报纸和电子形式的交往为媒介。理想的说来,公共领域应当对所有人敞开,而一致意见应当通过更好论据的力量来获得,而不是通过自然力量的运用或威胁来获得。他探究了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和人类理性实践性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改变生活世界的学术主张。
田燕佳, 韩旭泽[10]2018年在《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及其哲学基础》文中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凸显,合法性危机爆发,因此哈贝马斯试图为合法性找寻新的范式,即用交往行动理论、公共领域和商谈民主等作为理论支撑对合法性进行重建。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重建体现了他的批判反思精神,有其蕴含的哲学基础,也可以看到对人民主权的孜孜追求,实现了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把西方的合法性研究擢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但他的合法性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实用性和可能性都有待进一步考察。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研究[D]. 宋晓丹. 吉林大学. 2017
[2]. 论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哲学[D]. 马珂.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3]. 中国大陆哈贝马斯政治法律思想研究文献综述:1978-2008[J]. 张伟. 清华法治论衡. 2009
[4]. 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研究[D]. 耿超. 广西师范大学. 2008
[5]. 论哈贝马斯的世界市民社会理论[J]. 李佃来. 学术月刊. 2011
[6]. 理性主义的范式转换及其当代价值[D]. 刘中起. 华东理工大学. 2011
[7]. 全球化的挑战与世界公民社会的构建——论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观[J]. 李长成. 东岳论丛. 2013
[8]. 通向解放的乌托邦之路——哈贝马斯交往思想研究[D]. 关桂芹. 吉林大学. 2009
[9]. 简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以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D]. 李恒超.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
[10]. 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及其哲学基础[J]. 田燕佳, 韩旭泽.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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