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余栋, 李宏瑾[1]2013年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的经验研究:总量融资结构的新证据》文中研究指明在Kashyap等(1993)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短期融资券和短期贷款所构建的金融市场总量融资结构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确实存在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在货币条件趋紧的情形下,宏观经济放缓过程中银行信贷供给相对不足是客观存在的。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传导渠道存在的必要条件。融资溢价分析表明,信贷配给仍是中国信贷市场的重要特征。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与实体经济关系非常密切,并具备一定的宏观经济预测能力。
何双喜[2]2008年在《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货币政策是以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主要的目标,而商业银行追求的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两者在目标上的差异性,导致了两者行为的性质不同。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对经济周期的行为反应看,货币政策经常性的表现为逆经济风向操作,即逆经济周期调节。而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却具有顺经济周期的偏好,即在经济景气阶段扩张信贷规模,不景气阶段收缩信贷规模。两者行为的矛盾性,说明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具有顺经济周期的偏好和逆货币政策的倾向。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商业银行的行为调整与货币政策的取向经常的不一致。当商业银行采取逆货币政策的行为时,央行与商业银行就共处于宏观利益和微观利益“冲突”的博弈域中。在这一博弈中,央行关心的是“博弈”是否在合理、可控的范围之内,而商业银行谋划的是如何在央行容许的博弈边界内与其“博弈”,以及如何扩展这一边界。如何从货币政策传导角度来解释商业银行各种“典型性信贷行为”。本文即从我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制度建立以来到我国商业银行集体上市的过程之前,剖析了货币政策调控下的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出现“失调”的原因。要从货币政策传导视角理解商业银行行为,必须深刻理解以下几个问题:①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究竟是什么?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货币政策工具及结构的整体框架构成是什么?它们会对商业银行构成如何的影响?②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有哪些因素?这些因素会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③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具有什么作用?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商业银行会有哪些典型性信贷行为?商业银行为什么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根据以上的主要问题,全文的主要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文章从理论上和宏观调控实践中提出研究中央银行调控预期和商业银行行为不一致的意义,接着图示了整体研究的框架结构,提出了研究方法,并指出文章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进行了关于货币政策传导下的商业银行行为分析的文献综述,阐述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信用渠道(包括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和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并且对各渠道进行了简要述评。接着对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商业银行行为进行了文献综述,分析了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和在货币政策影响下,商业银行的反应行为。第叁章是关于货币政策传导视角下的商业银行行为的一个一般分析框架。文中主要借助于政策调整行为的一般分析框架,首先分析了行为分析的假设条件、分析方法、行为的影响因素、政策的有效性,将之分析模式运用在货币政策调控商业银行行为上,指出基于理性预期货币政策调控无效。同时分析了在货币政策传导下商业银行有哪些行为选择,货币政策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对商业银行进行有效调控。第四章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下的商业银行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指出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性和商业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的特点,归纳出了宏观经济环境(经济周期、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法律环境)、微观主体(地方政府、企业、家庭、银行管理者)行为对商业银行行为的影响。商业银行行为表现出由“制度适应”到“市场博弈”演进。第五章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视角下的商业银行贷款供给行为。文中首先提出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商业银行信贷取决于两个因素:贷款和其他金融资产的可替代性以及商业银行贷款供给的意愿和能力,接着分析了叁大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并且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轨迹和制度变迁、中央银行调控方式的转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化,分析了叁大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供给能力的影响,文中重点分析了利率政策对商业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指出利率结构扭曲是信贷供给失衡的重要原因。第六章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下的商业银行“超贷”行为和“惜贷”行为。在1994年以前,商业银行总体上存在“超贷”行为,指出“超贷”行为缘于软预算约束和倒逼机制;而始于1996年终于2002年的8次降息却未能让商业银行快速扩大贷款,反而产生了“惜贷”行为,指出“惜贷”缘于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和信贷需求下降的综合结果。文章通过产权理论和外在约束、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了商业银行产生上述两种行为的原因。第七章从货币政策传导视角分析了商业银行信贷配给行为。本章首先陈述了信贷配给理论发展的历史,接着分析了信贷配给与货币政策传导之间的关系,文中提出我国的信贷配给具有从不均衡向均衡方向发生转变的趋势,指出了我国信贷配给的特殊性,阐述了信贷配给与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并对两种不同的信贷配给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本章最后区分了“惜贷”、“信贷配给”、“信用紧缩”之间的关系。第八章分析了在信贷政策调控下的商业银行的贷款集中问题,并且专注于房地产贷款集中行为。本章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集中行为,指出信贷集中造成银行风险集中,阻滞了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文章借此从货币政策调控的角度,引入近年来商业银行在房地产方面贷款集中的事实。基于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勉强和贷款需求无弹性为特征的需求陷阱两个分割的市场共存的典型情况,文章运用Herding和WATCHER(1999)模型解释了信贷资产向房地产集中的现象。文章使用逻辑分析、行为金融学、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贷款集中行为,指出在房地产泡沫形成过程中,房地产资金高度依赖于银行,房地产信贷和房地产泡沫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并结合亚洲金融危机背后的房地产贷款集中情况,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集中问题中“越调越高”的逻辑悖论。第九章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下的商业银行的分布性效应,即因为商业银行规模差别、产权差别、流动性差别、自有资本差别等差异性,导致他们对同一货币政策反应有所差别。本章比较了美国、法国、意大利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的分布性,研究发现,由于各国金融结构不同,同样经济指标分类下的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并不表现出一致性,分布效应具有重要的国别特点。文中分析了由于产权差别导致的商业银行行为的分布性,指出了外资银行由于可以轻易的从国际金融市场或者母公司融资而对紧缩性货币政策不敏感,同时外资银行使部分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力减弱、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下降、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增强。全文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1)在转型期,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执行货币政策和完全商业化的双重约束,因此,其行为表现出既有市场的一面,也有非市场的一面,其贷款增量因此可能一方面要体现货币政策调控的意图,同时也要满足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因此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商业化的同时具有宏观调控的功能,其行为往往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不一致;(2)从货币政策传导视角看,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有效调控一方面受到宏观经济金融结构和货币政策等政策变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四大微观主体(企业,家庭,政府,银行本身)的影响;(3)商业银行行为是以“制度适应”为主导机制、以“市场博弈”为非主导机制,并随着政策制度的变迁而做出相应的调整,由“制度适应”向“市场博弈”演进.(4)在我国,存在利率管制和利率结构扭曲导致利率政策传导低效;(5)商业银行信贷行为从超贷向惜贷转变,而信贷配给贯穿经济发展的始终,表现出由非均衡的信贷配给向均衡的信贷配给转变的趋势,信贷集中表现出由非逐利性(仅仅偏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到逐利性(偏好优质企业和价格上升的资产),这样的转变表现出政府干预主义和金融控制以及商业银行市场化激励之间的博弈。(6)在同样的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由于其自身特征(如规模、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所有权等指标)差异而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下商业银行行为的分布性效应。货币政策传导视角下的商业银行行为差异具有明显的国别特征,即由于各国经济金融结构差异导致特征变量的影响力不同。论文的创新表现在:(1)研究视角的创新。以往研究商业银行的行为单纯就行为而论行为,分析的行为比较宽泛。而本文研究的商业银行行为是基于货币政策传导视角,分析商业银行行为和货币政策预期不一致的深层次原因,突破了以往商业银行行为比较宽泛的研究模式。(2)针对转轨期多变的体制因素,通过分析央行宏观调控方式的变革和商业银行约束条件的变化,系统地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下的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探讨了转轨期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变化原因、演化规律及发展趋势,深入剖析了货币政策不能有效调节商业银行行为的根本原因;(3)提出了货币政策传导下商业银行行为的分布性效应。即在同样的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由于规模、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水平、产权等差异性特征导致在同样货币政策下其行为调整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并不具有完全一致性,即在不同金融结构的国家,分布性效应有所差别。
何轩宇[3]2007年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是货币政策及工具如何通过各种金融变量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是一个从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工具开始,到引发金融领域乃至实际经济领域中的某些重要变量发生一系列变化,直至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过程。它连接着货币因素与实际经济活动,是决定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是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是以货币的非中性理论为前提条件的,只有当货币在短期内非中性,货币政策才能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研究其传导机制才会有现实意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内容包含两个层面:货币政策的传导要素,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的载体以及主体;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包括经济变量传导和经济主体传导两个并行的传导过程。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展依次经历了四个时期:改革前的严重压制时期,80年代的直接调控时期,90年代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时期,以及90年代后期以来的间接调控时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是通过传导渠道的运行效率来保证货币政策高效实施,它可以依据西方理论进行定性评价或从计量经济学出发定量评价。在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货币传导途径的作用微乎其微,信贷传导途径存在实质障碍。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我国2000年至2005年的货币政策传导,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较弱,虽然信贷渠道仍占主要地位,但货币渠道传导机制更具有优势。因此,提出叁点对策优化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市场载体建设,建立健全的货币市场,发展高效的货币市场,并建立两个市场的联动机制;二是加快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主体改革,加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实现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作,引导企业和居民的理性行为;叁是优化货币政策传导的外部环境,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李孔健[4]2014年在《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仍然余波未平,中国也处于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在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所带来挑战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和积极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刺激产出和稳定经济增长。为了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需要更加深入和全面地研究货币政策对于产出和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作用,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以及欧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操作经验都表明,货币政策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效果往往会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这种特征既表现在不同方向的货币政策冲击或者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内的货币政策冲击对于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上的差别,也表现在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行业和产业、以及不同地区的产出增长的影响效果上的差别。这就促使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更加重视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研究,细致地考察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中各个具体方面,这不仅仅关系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好坏,也会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能保持平稳增长以及是否能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产出的作用在大萧条时期无效而在其他正常时期有效的特征,从而揭开了对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经济学家们从不同角度相继研究了各种形式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特征和成因。1992年Cover正式将实证分析方法引入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研究当中,此后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研究成为货币经济学中的一个热点领域。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理论从它诞生之日起至今,经过经济学家们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构建起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目前国外学者已经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检验等方式,针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做了较全面的分析。相比而言,中国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一课题的系统性研究仅有十余年的历史,尚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同时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研究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能够帮助中央银行提高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如能在这一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无疑将促进中国货币政策理论的深化发展,以期能够为未来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因此,当务之急是结合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之前国内外学者们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用全新的数据和国际上较先进的实证方法,来继续深化和细化现有的研究领域,更加准确地分析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程度,同时对此前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研究中较少涉及到的领域做出适当的扩展,并对引起非对称性的成因机制进行相应的探讨,以上这些工作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基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实际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实践情况,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其形成原因和机制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解释。本文中主要围绕货币政策的纵向非对称性效应和横向非对称性效应两个主要方面来展开研究,其中纵向非对称性效应研究包括不同方向的货币供给冲击和利率冲击的非对称性影响作用、以及同一方向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中的非对称性影响作用,横向非对称性效应研究包括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叁大产业之间以及全国四大经济区域之间的非对称影响作用。本文行文结构分为九大部分。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本文研究的目的、背景、意义以及创新点。第二章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首先回顾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理论渊源,然后梳理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渠道的文献,最后对国内外对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不同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并且对中外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待对本文的相关研究有所启示。第叁章主要是检验中国货币政策的非中性特征,首先对货币政策非中性理论的发展进行概述,接着根据中国1998年1月到2013年12月间的月度数据,用基于Matlab的Morlet小波变换分析方法,不仅证明了货币供给变量(M1和M2)对于实体经济变量(工业增加值增速和通货膨胀率)存在着显着的影响作用和明确的因果关系,从而确定了中国货币政策的非中性特征,为后续章节继续讨论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奠定理论前提基础；还证实了M1作为货币供给变量要优于M2。第四章在回顾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历程的基础上,使用H-P滤波法分离出正向和负向的货币供给冲击和利率冲击,并使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不同方向的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和物价所产生的非对称效应,并分别解释了其形成机制。第五章在将中国经济周期划分为不同阶段之后,运用滚动窗口拔靴检验的方法,研究同一方向的在货币政策在经济上行阶段和下行阶段时对经济影响效果的差异性,并通过公众情绪偏好和心理预期、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货币蓄水池”机制来解释这种非对称性形成的原因。第六章使用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中国货币政策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对称性进行检验,并从企业规模、产品定价方式、信贷歧视等角度分析了这种非对称性形成的原因。第七章使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在叁大产业之间的非对称性,分析了不同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面对货币供给冲击时所作出的不同反应程度,并从融资渠道、融资便利程度、金融摩擦程度的差异性等角度来解释这种非对称性形成的原因。第八章在将中国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域的基础上,使用基于状态空间的非线性参数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区域非对称性进行检验,分析货币供给冲击对于不同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非对称效应,并根据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民间借贷市场的活跃程度以及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性来分析区域非对称性效应产生的原因。第九章是全文的总结,在归纳全文实证部分结果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方式,解决不同类型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因此,无论是从继续扩展货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细化相关研究内容这一层面,还是从增强我国货币政策实际操作的效果以及帮助中央银行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货币政策的能力这一层面来看,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研究都具有明确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故而本文将围绕这一课题做出较为全面和细致的分析,力求能够为相关理论研究发展做出一点贡献,同时也为中国人民银行未来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一点有益的建议。
蒋晓婕[5]2008年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区域差异性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采取了局部渐进式的发展战略,导致整体经济的同质性逐渐被区域差异性所替代,统一的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区域非对称效应,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与预定的宏观政策目标相背离的政策效果。因此,在经济金融二元结构的新背景下,探讨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显着的现实意义。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少数实证也仅仅验证了区域效应的存在性而已。而本文则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为切入点,分别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条线出发,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各地区的货币政策传导情况,并进一步对区域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和企业结构的异同作了剖析与比较,从而对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性的形成机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最后,本文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包括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构建差别化的区域金融机构体系以及培育多层次的区域金融市场体系等对策建议,在坚持货币政策统一性的大前提下,致力于缩小各地区经济与金融的发展差距,为改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应创造良好的环境。
宋庆孟[6]2013年在《货币政策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关于货币与实体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货币金融理论的焦点。货币政策有效性和传导机制也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从理论上讲，我国货币化进程的加快，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建立及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为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货币政策工具的日益丰富和完善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多种操作的手段和政策组合。我国金融业改革取得的这些成就增强了货币政策传导的空间，但同时也增加了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和把握的难度。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结构中占有重要比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有直接影响。目前我国利率形成机制没有完全市场化，资本市场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不足，导致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并不通畅。信贷渠道仍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商业银行作为信贷渠道的重要载体，其信贷行为直接决定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本文首先总结了关于货币中性的经典理论，对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信贷传导机制和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理论做了梳理。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实施和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观察信贷渠道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否具备。文章结合叁大货币政策工具具体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供给影响的机理，通过一个简化的银行资产负债表分析了影响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因素和影响效果。在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13家银行做实证研究之前，先用HP滤波方法对货币政策进行了识别和测度，结果表明相对于2001年到2007年的货币政策，2008年到2011年的货币政策具有较大的波动特征。总体来说，我国货币政策紧缩的年份为2001、2004、2005、2006、2008和2011年，其他年份为货币政策宽松年份。结合国内外学者对货币政策与银行信贷供给的研究，文章在构建实证模型时把代表银行内部特征的资产规模、流动性水平和资本充足率等变量引入模型，同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交差项和虚拟变量。文章的结论表明：货币政策能够影响银行的信贷供给变动。模型中各银行截距估计值有较大差距反映了银行内部特征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对信贷供给变化有显着影响。对于全部样本银行、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银行的信贷供给量主要由银行的资产总量和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银行资产规模与信贷供给正相关。对所有的银行样本，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的信贷供给水平负相关；流行性水平与国有银行的信贷供给负相关，与股份制银行的信贷供给正相关。在股份制银行中，各银行规模和流动性水平的不同对信贷供给水平产生了较大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差异反应主要表现在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上；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差异反应主要源于流动性水平的不同。最后文章根据实证结果反映的问题，分别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卢佳[7]2009年在《贸易信贷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研究》文中提出贸易信贷具有“准货币”性质,其对银行信贷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因而贸易信贷能够对货币政策传导产生影响。经典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没有考虑贸易信贷的作用,对现实的解释力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与经典理论有较大背离。本文将贸易信贷纳入货币政策传导分析框架,在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理论基础上,分别构建含有贸易信贷的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汇率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文章运用数理模型推导等方法对贸易信贷与货币政策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除了对总体的贸易信贷进行讨论之外,还分别针对国际贸易信贷和伪国际贸易信贷进行分析,对叁个层次的贸易信贷分别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以求全面分析贸易信贷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本文运用中国实际数据,针对贸易信贷对中国货币政策变动的响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贸易信贷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做出增加的响应,对扩张的货币政策做出减少的响应;国际贸易信贷资产额对国内紧缩货币政策做出减少的响应,对国内扩张的货币政策做出增加的响应。货币政策对贸易信贷、国际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效应”,扩张的货币政策影响更大。同时,分别对含有贸易信贷的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汇率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分析贸易信贷在其中的作用。从而从贸易信贷在货币政策中发挥的作用这个视角,一定程度解释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际情况。文章的实证分析分别针对广义贸易信贷、国际贸易信贷和“伪国际贸易信贷”展开,结果表明,贸易信贷对货币政策传导存在一定的弱化作用,国际贸易信贷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短期弱化长期加剧作用。对于不同的传导渠道,贸易信贷的作用方式略有差异。本文针对国际资本非法利用贸易信贷出入境的问题,对这部分“伪国际贸易信贷”规模进行了估算,并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伪贸易信贷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资产价格的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弱化作用。文章建议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充分考虑到贸易信贷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国际资本流动要加强监管防止伪国际贸易信贷的猖獗。同时,鉴于贸易信贷灵活、便捷的特点,其可以作为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方式,而且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贸易信贷进行融资,我们需要对贸易信贷的发展进行积极引导,引导其健康发展,让贸易信贷对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梁瑾瑜[8]2017年在《我国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投资的传导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近些年来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其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动性也越来越明显。在房地产市场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其间的一些隐患也值得人们关注。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存在供需结构不平衡、房价增速过快等问题,为了维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其中货币政策在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在货币政策传导理论的研究框架之下,将房地产投资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其受到政策冲击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进行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有着诸多不同,目前我国尚存在存贷利率管制,且汇率浮动并不完全受市场因素影响,这些体制性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利率、汇率传导渠道产生了一定的阻碍,降低了传导效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信贷渠道和房地产价格渠道入手,搜集了房屋新开工面积、货币供应量M2、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公共财政支出、房地产价格指数、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等宏观经济月度数据,通过构建VAR、VECM等计量模型,对房地产投资的传导机制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贷规模实际上仍受到央行的直接干预,构成除货币供应量以外的另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货币政策对房地产投资的传导主要依赖于信贷渠道;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有一定的传导效应,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房价泡沫起到了支撑作用,但房价涨跌与房地产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明确。最终,本文建议应当建设更加市场化的货币政策体系,避免政府直接干预信贷规模的负面影响,同时应当配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发挥信贷、利率等传导机制对房地产投资的调控作用。
李涛[9]2015年在《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文中指出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是指以同业资金融通为核心、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服务对象的金融业务。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可以有效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完善金融产品衍生链条。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始于2001年前后,发展初期主要是为了解决商业银行短期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最近这几年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出现了较大变化,主要变化有以下几点：同业业务的规模越来越大；业务逐渐以中小型商业银行为主；涉及主体类型及数量越来越多；交易目的转向以盈利为主；衍生的交易模式越来越复杂。随着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不断扩张,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的规模不断攀升,它们占总资产和总负债比重也在不断提高,截至到2015年8月,我国存款类金融机构同业资产规模已达46.41万亿元。占总资产比重约为24.07%①。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主要是由于我国金融脱媒进程加快以及资本约束不断加强所导致的。在传统的盈利模式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不断下降。为了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商业银行通过在银行间市场主动负债来对接“类信贷”业务,进而造成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迅速扩张。按照监管政策规定,同业资产不完全计入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对于一些信贷额度有限的银行,非常青睐此种业务活动；同业负债也不完全受制于法定准备金的要求。因此商业银行开展同业业务具有占用资本较少,经济成本相对较低的特点。对于资金充裕的大银行来说,他们更愿意通过同业业务将资金借贷给缺少资金的小银行,赚取稳定的收益。那些缺乏资金的小银行也愿意利用低成本的同业资金进行商业借贷,赚取更多的收益。最终结果不仅会增加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风险,影响我国的金融稳定,而且还使得整个社会的贷款规模脱离了中央银行的掌控,加大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因此,深入分析同业业务的发展现状,探讨同业业务的发展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有效地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而且对于中央银行准确判断货币政策操作的方向和力度,积极探索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提高政策有效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在总结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角度,利用59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发展对银行信贷以及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同业资产还是同业负债业务,其规模或者占比的提高会增强商业银行的信贷能力。不仅如此,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还会降低商业银行信贷增速对货币政策反应的敏感度,即中央银行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效果被弱化。最后基于上述实证结果,从规范同业业务发展、完善货币政策传导以及货币政策创新叁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写作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绪论。从同业业务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出发,介绍了本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在研究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后；总结了本文主要内容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最后针对本文的研究内容指出了创新和不足。第二部分,理论部分。首先介绍了同业业务和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概念。然后基于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过程,从信贷传导的前提条件、信贷传导过程中的货币创造以及信贷传导的中介目标叁个方面理论上分析了同业业务发展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影响。第叁部分,现状和影响。首先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现状。主要从规模、结构和同业资金流向叁个方面介绍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现状。然后结合我国同业业务现状,分析了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对银行信贷、货币创造过程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第四部分,实证部分。本部分主要从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实证研究了同业业务的发展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实证表明,同业业务的发展的确会提高银行的信贷能力,同时会弱化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果。第五部分,政策建议。在对本文主要内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规范同业业务发展、加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建设以及货币政策创新叁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一方面要使同业业务合理发展,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要从货币政策着手,加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建设同时创新现有货币政策工具,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效果,最终服务于实体经济。
马悦婷[10]2017年在《银行业市场结构、转换成本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文中提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与否攸关其实施成效继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福利的改善。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较为疲软,我国面临经济“新常态”且处于结构改革攻坚阶段,政府多次强调“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的背景之下,银行业市场结构与转换成本的大小及其变动是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运行时应当纳入考量的要素。然而,梳理相关领域研究脉络,关于银行业市场结构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研究却存在分歧,遗漏了对鲜被测度但发挥作用的“转换成本”的考量,可能是诱因之一。有鉴于此,本文开拓性地引入转换成本,并使用KKV模型对其进行估计,是聚焦于我国银行信贷市场的一次尝试。论文剖析了银行业市场结构、转换成本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叁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基于模型推导与研究设计,使用我国12家上市银行2007-2015年间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论文的主要观点是:第一,银行业市场结构经由转换成本影响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即转换成本充当了银行业市场结构作用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的中介变量。由于信贷渠道产生作用的前提之一为市场的非完全性,伴随银行集中度的下降,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程度得以缓解,转换成本随之下降,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则因此更为通畅。第二,我国存在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且银行集中度及转换成本的下降将增强其传导效果。首先,央行能够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操作有效地控制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量变动情况。其次,银行集中度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效率的阻碍作用印证了“银行业市场结构——信贷渠道”假说。而转换成本会阻碍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传导的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状况下由信息摩擦所致的“客户锁定”效应。第叁,银行集中度与银行渗透显着正向影响转换成本。一方面,较低的银行集中度伴随着较低的转换成本。另一方面,转换成本在银行渗透程度更深的市场之中往往更为高昂。第四,商业银行个体特征方面,小规模银行由于其资产水平在政策紧缩冲击时无法支撑足额的贷款发放,同时亦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融资,因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宏观控制变量方面,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增长率对信贷量存在负向影响。论文的贡献在于测度了我国银行信贷市场的转换成本,并在揭示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过程中,银行业市场结构及转换成本所产生的影响方面做了尝试,力求为我国宏观调控与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提供决策参考。本文的不足之处为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样本仅涵盖上市银行数据,且难以满足对转换成本中介效应更深入研究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信贷渠道的经验研究:总量融资结构的新证据[J]. 姚余栋, 李宏瑾. 世界经济. 2013
[2]. 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研究[D]. 何双喜.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3].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D]. 何轩宇. 湖南大学. 2007
[4]. 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的研究[D]. 李孔健. 武汉大学. 2014
[5].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区域差异性的实证研究[D]. 蒋晓婕.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6]. 货币政策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D]. 宋庆孟. 中国海洋大学. 2013
[7]. 贸易信贷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研究[D]. 卢佳. 浙江大学. 2009
[8]. 我国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投资的传导机制研究[D]. 梁瑾瑜. 山东大学. 2017
[9]. 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D]. 李涛.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10]. 银行业市场结构、转换成本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D]. 马悦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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