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霁[1]2004年在《哲学阐释学与接受美学观照下的文化误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源语中心论”和极端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忠实”、“对等”成为译学研究中的金科玉律，长期占据着翻译话语的中心位置。误译，与对等原则相悖的行为，一般表现为增译，减译，意象缺失，变形，一律被贬斥为“劣译”，常常成为责难译者的武器。所谓的“误”是“源语中心论”的话语影响下产生的。这种情况下，译者长期从属于原文作者，沦为匍匐在原文脚下的奴仆，译学研究也由此陷入困境，仅仅局限在可译性或译着的优劣评判上，停滞不前。本文从对误译观念在中西传统译论中的考察入手，以“忠实”和“对等”观念的发展为对象，论述了中西传统译论的共同缺陷都是以排除误译的规定性方法为主流，指出译学的重要出路就是方法上由规定性转向描述性。进而阐述了误译产生的根源及表现形式，辨析了文化误译与错译的区别，分述了文化的内涵及文化误译的研究范围和意义。 本文着重借鉴西方哲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若干精义来进行文化误译研究。在简要追溯西方阐释学发展的基础上，概述了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产生的重大意义及其对接受美学的影响，进而论述了阐释学与翻译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文化误译研究的意义。以海德格尔的“前结构”，伽达默尔的“偏见”理论和理解的普遍性，创造性，历史性，接受美学家伊瑟尔和姚斯对阅读和读者的相关论点为依据形成本文对文化误译研究的主要方面：1)文化误译的必然性：2)文化误译作为译者美学创造性的体现；3)文化误译作为翻译过程中文化过滤的结果。 借鉴哲学阐释学的主体间性和理解对话性的概念，本文在第四章以文化误译为途径，对文学翻译的主体和主体间性作了初步探索，指出文学翻译作品是原文作者，作品人物(就小说而台)，译者和读者交流对话的结果，交化误译是译者主体性的彰显，译者对作者的作品风格的呼应，对意向读者的迎合，以及和作品人物对话而产生的结果。有翻译就必然出现误译，主体间性是翻译的本质属性，翻译是妥协的艺术。由于科研需要及个人兴趣的原因，本文中文化误译的个案分析所采用的译例大部分选自小说《浮躁》的中文及英译本。
季红琴[2]2016年在《基于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与传播研究》文中提出《孟子》是我国儒家传统经典,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四书”。《孟子》不仅是文学经典,也是哲学巨着,具有丰富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哲学思想内涵。《孟子》的文化和思想价值决定了该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有文献记载的《孟子》英译已有叁百多年的历史,现有英译本品种丰富、数量繁多、形式多样。但本研究读者问卷调查和网络销售与评价统计却发现,目的语读者对《孟子》英译本的接受不容乐观,海外传播效果十分有限。读者接受理论重视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强调读者对作品理解和接受的意义,肯定读者在阅读中的主动地位,认为读者与译作有着复杂的关联,读者应参与到译作的生产过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背景下,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成为检验译本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读者接受被赋予了新的现实意义。如何化解当前《孟子》译本层出不穷、译本极为丰富但传播效果却不甚理想的矛盾,需要从过去的“作者中心论”转为“读者中心论”。基于以上矛盾,本研究拟运用读者接受理论,从读者对译本接受的视角出发,寻找《孟子》英译与传播的有效范式,以期为当前和今后的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提供可操作性的参考。本研究将主要集中解决五个问题:国内外《孟子》英译及《孟子》英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外国读者对现有《孟子》译本的接受情况;广受读者欢迎的代表性《孟子》英译本的特征;基于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范式的建构;基于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本的对外传播。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分析与总结《孟子》英译的成功经验模式,归纳能被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与传播范式。本文研究发现,影响目的语读者对译本接受的因素众多,既有形式也有内容,既有语言也有结构,甚至有译本的定价等,但对读者影响最大的是译本的可读性和实用性。因此,提高《孟子》译本语言和内容的可读性、增强译本内容的实用性应成为提高读者接受的整体指导。翻译与传播脱节是影响《孟子》对外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增强以传播为目的的《孟子》英译以及英译为传播服务的理念。翻译是传播的前提,传播是翻译的延续,读者是翻译与传播的受众,叁者相互关联,互为条件、彼此影响。强调目的语读者对译作的接受,并以此推进《孟子》的翻译和传播,是当前形势下包括《孟子》在内的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与传播的有效范式。
李征[3]2016年在《伦理学观照下的翻译伦理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借鉴伦理学的学科架构和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翻译伦理研究的整体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本文定义了翻译伦理的重要概念,并对翻译实践中的伦理关系与伦理诉求作了深入讨论。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典籍英译为具体案例,验证了这个研究框架的合理性,同时也为典籍英译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第一章为绪论,将论述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思路、论文框架和研究方法与创新。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回顾伦理学的起源、历史和研究现状,重点分析伦理学叁大分支——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此外,引入“全球底线伦理”这一概念,指出其“尊重他人”的本质特点。随后,本章从伦理学视角对现有翻译伦理思想展开分析与批评。我们发现现有的翻译伦理思想呈现出规范伦理属性。切斯特曼和皮姆的翻译伦理思想呈现出规范伦理目的论的倾向；而贝尔曼和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则呈现出鲜明的规范伦理义务论属性。当然,有些翻译伦理理论也或多或少体现了一定的美德伦理主张,如切斯特曼的“承诺伦理”和韦努蒂将“异化”定位于译者品德态度的观点。最后,本章回顾了典籍英译研究历史,指出典籍英译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各研究往往只能解释某种现象,鲜有学者从翻译伦理角度展开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从翻译伦理角度解释典籍英译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为今后的典籍英译提供理论指导。第叁章借鉴伦理学学科分类法构建翻译伦理研究的整体框架,认为翻译伦理研究可以分为：元翻译伦理(纯理论)和应用翻译伦理(应用性理论)两个分支,其中应用翻译伦理又包含规范翻译伦理和美德翻译伦理。元翻译伦理包括对翻译伦理重要术语的定义和分析,如翻译价值、翻译伦理和译者伦理。根据逻辑判断方法的不同,规范翻译伦理又可以分为规范翻译伦理目的论和规范翻译伦理义务论。美德翻译伦理的研究对象是译者道德,它包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本章首次提出翻译伦理诉求这一概念,认为翻译是译者实现某个或某些翻译伦理诉求的过程；翻译伦理诉求是翻译伦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契合点。影响翻译伦理诉求的因素主要来自叁方面,即：翻译价值、翻译语境和译者道德。第四章以典籍英译为案例研究,验证所构建的翻译伦理整体框架的合理性。首先,从元翻译伦理视角,厘清了典籍英译中主要术语及特点,如“典籍”、典籍英译的“价值”和各种伦理关系。在规范翻译伦理视阈下,分别从规范翻译伦理目的论和规范翻译伦理义务论出发,分析《孙子兵法》4个英译本所体现的翻译伦理诉求。美德翻译伦理从译者美德(品德)层面对译者提出要求,认为“尊重他人”是典籍译者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是我国典籍译者的最高追求。随后,本章从影响翻译伦理诉求的叁大因素出发,探讨了典籍译者翻译伦理诉求的形成原因。典籍文本类型、读者期待和赞助人共同制约典籍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译者所处时代的特点同样影响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主要总结了本文所构建的翻译伦理研究框架及其理据。最后,本章归纳了本文的不足之处并对翻译伦理和典籍英译今后的研究方向作了展望。
钟明国[4]2009年在《整体论观照下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整体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其理论要旨在于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及事物内在系统性和协调性。《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渗透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也暗合了西方哲学的整体论精神,其理论属性和理论内核都具有整体论特征。在《文心雕龙》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中,哲学整体论具体化为对文学作品整体性的强调,以及对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两大要素相互协调、相互依存关系的彰显。作为中国古典文论的杰出典范,《文心雕龙》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阐释及利用却十分少见,而新批评、神话原型、解构主义等许多现当代西方文论却多已成为翻译研究借鉴和利用的理论资源,成为翻译研究拓宽视野、丰富内容的重要途径。因此,梳理《文心雕龙》整体观的理论资源并用之于翻译研究,既是出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现代阐释的必要,也是使这一文论体系的理论价值得以利用的必要。本论文按照叁个主要步骤进行。第一个步骤是“理论解读”。无论是哲学整体论,还是文学批评整体论,其理论形态都十分多样: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西方整体论的理论重点各不相同,中国传统的整体论与西方整体论也略有区别,文学批评整体论则是哲学整体论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具体化。本文在系统梳理整体论多种形态的基础上,着力透过整体论的多种形态,挖掘其最具利用价值、最根本的理论精神。文章首先扼要分析了《文心雕龙》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整体论特征,并由这一特征的理论来源入手,系统梳理了中西哲学整体论和文学批评整体论的理论内涵,重点分析了西方哲学整体论所包含的构造论、本原论、预设论、共相论、浑一论、动力论等六种形态、当代整体论对古代整体论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中国古代整体论与西方整体论的共性,并结合近代机械论对整体论的批评,从正反两面揭示整体论的理论特征和理论诉求。对于各种形式的整体论而言,对事物整体性及事物内部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关系的强调既是贯串始终的理论主张,也是整体论相对于机械论的区别性特征。与此同时,中西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哲学整体论的影响。就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而言,从先秦时期直到近代,对文学作品整体性的关注、对言意协调关系的强调一直都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就西方文学批评而言,对文学作品内部要素和谐关系的彰显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批评,在贺拉斯、布瓦洛、黑格尔等古典主义批评家那里得到继承,一直延续到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之中。《文心雕龙》文学批评体系既承袭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整体论思维,又在文学批评中将整体论具体化,形成其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整体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首先在于文学作品的整体性;其二,文学作品内部的形式与内容两大要素既要以内容为本,又要注重形式与内容的有机配合。在充分梳理哲学及文学批评整体论以及《文心雕龙》自身的整体观的基础上,论者论证了翻译研究借鉴整体论的可能性及具体途径;这一步骤包含了针对多种翻译研究范式的理论反思和借鉴整体论进行翻译批评的可行性论证。哲学整体论强调事物整体性和事物内部因素之间的协调性,文学批评整体论既体现了哲学整体论的理论精神,又具体强调文学作品的整体价值与文学作品内部因素的协调性;《文心雕龙》整体观在强调文学作品整体价值的基础上,将文学作品内部因素具体化为形式与内容,并进一步彰显形式与内容的协调性。这种对文学作品整体性的肯定,尤其是对文学作品形式与内容两大要素之间协调性的强调,正好契合了形式与内容相互关系这一翻译研究的基本命题。多种翻译研究范式所关注的焦点实际上都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中国传统直译论强调译语文本贴近源语文本的形式因素;意译论将文学作品的“神”作为文学翻译的首要目标,而相对忽略形式因素。在西方译论中,以追求同一性为理论目标的译论或强调译语文本在形式上贴近源语文本,或要求改变源语文本形式,贴近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前者带有明显的形式化倾向,后者则更多体现了对源语文本形式因素的忽略。以追求差异性为理论目标的译论强调语言形式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将源语文本形式因素标举为种族身份或文化身份的载体,因而带有突出的形式化倾向。在这些翻译研究范式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对立状态;这种对立的存在,使意译论导致翻译的“透明化”和译者及源语文化身份的“隐形”,最终使翻译沦为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的工具,也使直译论难以兼顾译语文化的接受,降低了直译论实现其理论目的的可能性。在对翻译研究倾向性的整体论反思之后,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在翻译批评中借鉴整体论的可能途径。整体论对事物整体性及内部要素之间关系的强调,《文心雕龙》文学批评体系对内容与形式协调关系的彰显,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两个方面的启示:其一,源语文本总体思想在翻译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译论对源语文本思想的忽视,是翻译无法实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文化身份的重要原因。只有将源语文本的整体思想作为翻译的目的,才能使翻译真正成为构建源语文化身份的手段。其二,源语文本的语言形式及表现手段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但形式的存在需要以内容的传递为前提。形式与内容是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的;内容必须以特定形式来承载,形式的存在必须以与内容的协调性为前提。只有实现源语文本形式因素的有限存在,才能使翻译真正成为源语文化身份构建的手段。随后,本研究进入第叁步,对促成《文心雕龙》英译及其研究现状的文本因素与非文本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以翻译目的和译本倾向为主要依据,将现有《文心雕龙》英译分为“现代阐释型”和“研究型”两大类,并以整体论为理论来源,从翻译目的、翻译策略、译本倾向等视角深入分析了现有《文心雕龙》的多种译本。现代阐释型英译倾向于以现代文论术语、叙述体系及风格对源语文本的古典文论体系作出阐释,明确宣称面向汉学研究专业领域之外的普通读者,彰显了译文叙述的现代性、流畅性和可读性,而研究型英译以专业学者为预期读者,着力追索原文的思想内涵及其哲学及文论来源,试图再现源语文本思想的原貌,不追求译文流畅性和可读性。本文分析显示,现代阐释型英译的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忽略了源语文本的思想原旨,而研究型英译则停留于对源语文本的研究,忽略了《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性,未能真正实现研究的目的。现有《文心雕龙》英译既给后来的典籍英译留下了一些可供借鉴之处,也留下了反思的空间。将整体论引入翻译研究,并进一步对《文心雕龙》英译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两点启发:其一,只有重视源语文本思想整体性,保留源语文本有意义的形式,才足以使翻译传递源语文化的原旨,实现翻译的文化目的,才能使典籍英译实现其文化使命。因此,源语文本的思想整体性和有意义的文本因素的保留是典籍英译不可忽视的要素。其二,翻译研究和典籍翻译研究既要关注翻译的微观语言策略,也要将民族身份和文化态度纳入研究视野,透析微观语言策略与民族身份和文化态度之间的联系,才能构建与源语文化身份塑造相符合的翻译评价体系。
曾文雄[5]2010年在《翻译的文化参与》文中研究表明翻译研究实质上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并出现了多种研究途径,但它们普遍强调翻译的文化层面及翻译语境在其中的作用,且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论文试图将翻译研究这两个普遍层面结合起来,基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翻译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翻译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和合文化思想及中西翻译的文化资本与文化融合策略,进而开展文化翻译理论的建构。论文首先阐明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对翻译的文化和文化翻译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继而,对本文议题的核心概念“翻译认知语境”及“互文顺应视角”进行了解释,综述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途径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指出应将翻译的文化层面和语境层面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并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出发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落实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上,建构了互文顺应与选择的文化翻译模式。这个模式由主体间、客体间及主客体间的互文关系层组成,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翻译伦理在其中的功能。文化翻译正是交际者在这些互文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顺应性翻译选择的结果。同时,论文综合语言、文化和语境等层面,辩证重构翻译认知语境视角的维度,旨在从多元的互文间性与“和合”文化观的综合视角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包括翻译的文化、语言、策略及素材等层面上的翻译选择。在互文顺应的文化翻译模式中,翻译言内认知语境的视角倾向于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语篇层面上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篇外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对语篇的意义、意图及意识形态等元素进行阐释,并实施互文顺应性的建构,继而探索从词义再到句子以至语篇层面的文化现象及其互文顺应再现的一些规律；最后探究文本间的文化认知距离与翻译视角转换与选择的关系。以上研究均基于实例分析与描写。结果发现,翻译语篇的各个层面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等特征,语篇的互文顺应性构建的背后隐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与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这有助于把握翻译背后的文化本质及其运作的一些规律,以及翻译交际者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翻译言外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出发分析翻译的社会文化性以及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选择关系,并以文化语境、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多维动态语境作为研究的视角。从文化语境出发,以梁启超和周氏兄弟的翻译为例,考察译者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探索翻译素材与文化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动机。从心理语境出发,分析交际者尤其是译者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建构的互文性,从认知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层面分析翻译素材、翻译策略、文化取向与审美取向等翻译选择的动因。从社交语境出发,通过译例从交际、心理及文化等多维层面分析社交文化的翻译。同时,分析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认同及文化改造,提出以和合文化原则处理翻译的文化融合。结果表明,翻译不仅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文化因子,而且要注重其社会文化性；互文顺应视角促使文化翻译及民族间的文化交往走向和谐的基础与保证。研究者大力呼吁关注翻译中的多元文化、文化异质、文化资本运作以及文化间的文化融合等问题。论文以中西翻译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资本的操作为出发点,首先探索从中国佛经翻译到近现代翻译活动中体现的文化翻译策略、文化资本及其操作形式,解释这些翻译操作的动机及影响,进而在这些层面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发掘具有特色的文化翻译观以及处理翻译“它者”存在的出路。接着,论文分析了中西译学的哲学理论及翻译中的“和合”思想,提出以“和合”文化观作为和合文化翻译学构建的哲学基础。论文指出,互文顺应视角是实现“和合”文化翻译及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关键途径,可以升华至和合文化翻译学框架的建构,成为文化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后,论文指出,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凸显了翻译的文化精神及其人文性与社会性；基于这个视角而建立的和合文化翻译学能够指导翻译这个媒介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实施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结语部分概述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与价值、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唐艳芳[6]2009年在《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文中认为赛珍珠是世界上首位以中国题材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首部英文全译本的译者。但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焦点基本局限于她作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成就与贡献，而她耗时近5年完成的《水浒传》英译本则不是被忽略就是受到“不懂”、“歪曲”之类的简单批评，一直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系统的高层次研究，成为赛珍珠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憾。鉴于此，本文运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及历史研究与汉英对比研究等领域的成果与方法，对赛珍珠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的主体性、其翻译策略的真实面貌、以及她的翻译策略的文化、伦理和当下意义等作一全面的探索与研究，试图将一个完整、真实的译者赛珍珠的形象呈现于读者面前，并为翻译批评研究提供建设性的理论视角与启示。全文内容分五章展开。第一章为引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基础、目的与内容、方法、范畴以及全文框架等。第二章研究综述主要解决研究基础的问题，内容包括：(1)赛珍珠研究回顾。指出赛珍珠在中美两国的接受大致经历了叁个阶段：1930年代——1940年代中期尽管不乏争议，但以肯定为基调；1940年代末——1980年代中期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大背景影响下受到双方的排斥和冷落；1980年代末以降的“重新发现”和“历史地评价”。与这种大起大落情形形成对照的是赛译水浒研究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尤其是前两个阶段，基本无人开展翻译角度的专门研究；至后一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局面虽有所改观，但研究数量及影响相对仍严重不足，研究基调以负面评价为主，而且研究方法存在较大问题。(2)近年赛译水浒研究述评。承接前一部分关于赛珍珠翻译研究的讨论，指出近年来赛译水浒研究中存在着立论基础流于道德评判、论证方法以偏概全、理论视阈和文本研究匮乏等问题，并提出引入史学研究方法和拓展理论视阈、加强文本研究等解决方法。(3)后殖民理论概述。对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梳理，指出后殖民理论统一于对差异的关注与尊重、对主体权力与身份的关怀以及超越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倾向；后殖民翻译理论则致力于颠覆传统翻译观的霸权预设和倡导平等对话、揭露并批判翻译与殖民化之间的“共谋”关系、以及对译者主体行为的本体关怀。并对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适用性分别作了探讨，指出赛珍珠翻译研究至少在理论论域、译者身份以及差异性翻译策略等叁个方面适用后殖民翻译理论。第叁章对赛珍珠的翻译主体行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论述由两部分构成：(1)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理论探讨。首先阐述译者主体性的定义及内涵，指出译者主体性既有能动的一面也有受动的一面，而近年来的一些相关研究存在着片面夸大主体能动性、不加甄别地提倡以译入语为取向的“创造性叛逆”等问题，本质上并未脱离传统的二元对立研究理路；其次对神权和形而上学支配下的译者主体地位进行了分析，指出西方翻译的宗教渊源使得“忠实”成为两千多年来翻译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翻译和译者也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工具”的烙印，处于受压制的边缘地位，而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长期影响则使翻译及翻译研究长期困陷于对绝对“意义”的追求以及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争之中停步不前，译者主体从未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19世纪中叶以来哲学领域对形而上学的全面拒斥，尤其是解构主义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权威的颠覆，译者主体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后殖民翻译理论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译者主体性与后殖民理论的权力和差异诉求联系起来，通过译者的“抵抗”、“在场”或“可见”，使其成为文化干预的重要力量，并引入主体间性概念，避免片面张扬主体性可能导致的主观主义和唯我论倾向，从而在提升译者主体地位的同时，完成对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和超越。(2)赛译水浒的译者主体性分析。赛珍珠的文化身份超越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或种族范畴，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划为“美国人”或“中国人”、“白人”或“黄种人”，而应看到其身份的杂糅性，亦即“文化混血儿”特征；这一身份使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同时也使她常常处于身份焦虑与矛盾之中，对她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她选择《水浒传》，既是出于对原着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个人喜爱与推崇，但也有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考虑，而且在不同时期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和不一致；她的翻译策略总体上以原文为取向(异化)，但译本中却又不乏与原文无关的陌生表述，甚至还有少数归化表述，等等，都与她文化身份的杂糅特征不无关联。除此以外，本节还以事实和史料为依据，对赛珍珠在原作版本选择、书名翻译以及文本操控等方面的主体行为的真实面貌进行了探索，揭示了译者主体动机及行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指出赛珍珠作为译者的价值在于：她在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自觉选择了一个“东学西渐”的翻译立场；在一个要求译者“隐身”的时代却选择了一个反抗强势文化的、“在场”的角色定位。第四章重点揭示赛珍珠差异性翻译策略的真实面貌。首先阐述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差异诉求，指出“和而不同”精神的核心本质，以及此种文化差异思想在翻译中的体现，即对异质话语的重视和对陌生化翻译策略的标举。其次，通过深入的文本调查，证明赛珍珠的陌生化翻译策略贯穿了词语、句法和篇章话语等叁个维度，其中词语层面在语言上主要表现为字面对译、固定词语的“拆解”、词序及搭配的移植、与原文无关的陌生表述等，文化上则表现为原文时间语汇、姓名及称谓语、詈辞、用典及其他文化语汇等的直译，但无论语言还是文化，其中均有少量归化的译例；句法层面主要表现为原文并列句式、句内顺序、主体变换以及句子节奏等句法特征的保留和移植；篇章话语层面则表现为原文说书体风格和人物话语形式(直接引语)的保留。最后对赛珍珠翻译策略的文化价值、翻译伦理意义以及对当前汉外翻译的启示等进行了探讨，指出她的差异性翻译策略是对中国小说价值的肯定与弘扬，对于全球化时代和后殖民语境下的跨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价值；她的这种超越了时代、种族及地缘政治等局限的、对差异的尊重态度，既为当代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差异诉求树立了榜样，也为当代译者树立了一座翻译伦理的丰碑；而在我国推动汉语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一背景下，她的翻译实践也在翻译的必要性、翻译选材以及翻译策略等方面为汉语的国际推广战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第五章为结语，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及研究结论、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并提出后续研究设想。
张惠[7]2011年在《“理论旅行”——“新批评”的中国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批评”从20世纪20年代末传入中国,一度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占重要一章。但这一西方外来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未化中国,而是快速被中国化。本文将“新批评”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下进行考察,深入分析“新批评”中国化的内在动因,系统梳理“新批评”中国化的学术路径,以见出在历史的视角下“新批评”中国化的丰富性与立体感。同时,以“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为关切点,描述中国文论在接受“新批评”的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揭示“新批评”的中国化给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范式重建带来的意义与价值。第一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创生动因。“新批评”得以实现中国化的内在动因在于“新批评”文论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论范畴的同质性。其中包括文本观的相合,语义观的相似、修辞观的相近,批评方法的相通。第二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传播路径。“新批评”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通过叁种路径实现：一是“新批评”在中国的实践,主要是梳理瑞恰慈与燕卜荪在中国直接思想传承过程；二是“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即在整理译介历史的基础上讨论翻译角度的“误译”；叁是“新批评”在中国的研究,即在中国语境下对“新批评”的重新解读。第叁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学术影响。“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表现在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教学等方面。“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在文学观念上唤起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中国学术语言意识的自觉；在文学创作上实现了从词句模仿到诗学重建的创作革新;在文学教学上实现了从观念教育到实践教学的方法转换。第四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话语误读。“新批评”在中国的话语误读,有文学观念上的,也有具体范畴的,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超越性阐释,本章着眼于“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影响较大的四个观念的误读来进行分析：“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误读；“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的误读；“反讽”的误读;“文本细读”的误读。第五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理论建构。这部分着重于研究“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在理论范式、观念、方法上建构的一套中国化的理论形态,这是“新批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新批评”中国化所引起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建构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二个层面是中国现代新诗理论的建构。“新批评”作为一种批评学派虽已衰落,但其思想方法对西方文学理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仍有深远影响,在后理论时代研究“新批评”的中国化问题,有利于纠偏中国文学批评对“新批评”的误解,正视“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为完善当前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学,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观念与范式,提供参考与借鉴。
高少萍[8]2011年在《话语伦理学观照下的委婉语传译》文中提出本文由前言、正文、结语等部分组成。前言部分对本文选题的动因、目的以及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等作了介绍。“正文”共分为四章。第1章回顾了中外委婉语翻译理论研究历史沿革,介绍了关联论、目的论、顺应论等语言学理论在委婉语翻译研究的介入及其影响,指出传统委婉语翻译实践中译者处理异质性文化委婉语时存在主观随意性现象,造成委婉语翻译“文化覆盖”等。第2章详细介绍了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基本原则和主要观点。话语伦理学建立在交往行为基础上,它包括一个核心(交往理性);两个资质与两大原则(语言资质和交往资质,普遍语用学原则和互为主体性原则);语义联结的“叁种世界”(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以及交往理性的叁个要求(真实性、真诚性和有效性)。本文根据话语伦理学基本原则和观点反思传统委婉语翻译。第3章结合话语伦理学基本原则和观点,以委婉语义成因的有机整体为着眼点,探讨了话语伦理学主要原则、观点与委婉语翻译各要素的契合,强调了译者的语言资质和交往资质。依据“叁种世界”通过交往与委婉语语义产生关联域的特点,论述了话语伦理学“两大基本原则”在委婉语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话语伦理学将有效制约委婉语翻译中译者的主观随意性、促进异质性文化的传播并提高委婉语翻译质量。第4章分析了汉俄委婉语在语义界定、修辞、宗教因素等方面的差异,在话语伦理学基本观点与原则指导下进行汉俄委婉语翻译实践。明确了民族文化色彩鲜明的委婉语翻译具有文化间性特征,提倡坚持异化通顺的翻译原则并提出贯彻该原则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在异化策略无法实施前提下,运用意译、合理转换等方式进行委婉语的传译。结语部分综述本论文的主要观点,指出本论文的创新和突破之处,并对该课题还有待完善的部分以及未来继续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分析。
喻锋平[9]2012年在《翻译研究“转向”现象的哲学观照》文中提出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领域,各种翻译流派纷纷涌现,翻译思想异常活跃。各种理论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不仅反映出翻译学学科发展的良好势头,也体现了研究者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和手段,探求更新更前沿的学科阵地的学术追求。在这种学术氛围下,国内外有不少研究者纷纷撰文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转向",呼吁翻译研究应转向他们所预想的发展路径上。除早已为大家所熟知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外,近年来国内外译界还出现了如“译者转向"、“创造性转向”、“现实转向”、“实践转向”、“显性转向”和“隐形转向”、“认知转向”、“权力转向”、“语用学转向”、“伦理转向”、“社会学转向"、“实证性转向”、“全球化转向”和“意识形态转向"等十多种翻译研究“转向”的现象。方向问题至关重要。但路向多了,也必会给研究者带来种种困惑,给学科发展造成阻碍。“转向”意味改变方向。面对这么多的“转向",学术界既有赞同支持的声音,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扩大研究视域,吸收新的研究方法；也不乏批评的观点,认为“转向”是一些企图建立“学术王国"的人推销的一个比喻。还有一些学者批评当前译界“文化转向”的热潮,呼吁翻译研究应“回归”语言本体。基于翻译研究“转向”现象及其引发的争论对翻译研究未来的学科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的考虑,本研究以翻译研究发展史上出现的有代表性的“转向”现象为考察对象,梳理并了解这些“转向”的主要内容和学术背景,从学理上分析产生这些“转向”的动因,以了解它们的理论渊源及其内在联系。因“转向”现象在译界引发了“翻译本体”和“翻译研究本体”的争论,而“转向”往往带来“视角转换”等研究方法论上的改变,因此从哲学本体论、方法论的视角探讨翻译研究“转向”带来的翻译研究本体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就成为本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对于“转向”的探讨是从描写现象入手,追问现象背后的实质,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就离不开理论思辨,并且以理论思辨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研究中,本研究采用纵向梳理和横向对比的方法以厘清译论史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翻译“转向"现象及其主要内容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概念厘定、理论描写和解释的方式探讨与“转向”紧密相关的翻译本体、翻译研究本体和研究方法论问题。本研究共分七章,由导论、结语和正文(五章)叁部分组成。第一章是导论部分,主要交代本研究的缘起、现状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方法,指出当前译界众多学者纷纷提出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路向,出现众多的翻译研究“转向"的说法,但对这些“转向”现象所作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却并不是很多。我们需要结合译学发展的历程,梳理译论史上出现的种种“转向”现象,认识翻译研究这些“转向"现象出现的原因、内涵及特征等,从而帮助我们正确理解翻译研究发展的路向。早在当代译学研究各种“转向”现象出现之前,译学发展历史上就有过两次重大的“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第二章重点介绍“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背景、内容及其特征。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带给翻译研究的重大影响就是使传统的印象式、经验式的语文学研究范式发生重大转变,翻译研究开始进入了科学的、系统的语言分析时代。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翻译研究者又再次将视域从语言内部的科学分析转向关注文本之外的因素,发现不仅语言外在的因素会左右着翻译文本的产生和传播,而且翻译本身也在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过程中参与到目标语文化构建中。“文化转向”后,文化、政治、权力等因素进入翻译研究者的视域。人们不仅看到文本外的力量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同时还借鉴和运用各种邻近学科理论来进行翻译研究。于是,在主流的“文化转向”之中,还出现了“权力转向”、“意识形态转向”、“社会学转向”等一些新的“转向”现象。与此同时,“语言学转向”开启的翻译研究语言学派也不断地发展和深化,进一步产生出“语用学转向”、“实证性转向"等。第叁章对当前译界出现的一些主要的新“转向"现象进行描述,解释这些“转向”现象的发生背景、主要内容等,并根据其主要理论观点对这些“转向”现象进行分类,指出当代译界出现的新“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彼此相互关联,大部分都是“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在新的理论背景下所发生的“次转向"。第四章对翻译研究的“转向”现象进行学理分析,以期梳理清楚各种“转向”发生的原因和动力。翻译研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传统译论首先就成为当今各种“转向”现象的营养始基,为今天译论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石。其次,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翻译研究也必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会借鉴语言学、文学、文化学、符号学、社会学、交际理论、信息理论等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学科间的互涉又成为翻译研究“转向“的另一个理论来源。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任何理论研究应立其根基于所处的时代。译论史上先后出现众多的“转向”现象,更是与其所在的时代精神的滋养不可分离,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观在翻译研究发展中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哲学观的转变必定会带来翻译观的变化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第五章从反思译界对“文化转向”的有关批评出发,对“文化转向”带来的翻译研究本体论缺失的争论进行考察,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探讨翻译本体和翻译研究本体的问题。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转换活动,这应当是其本体所在。“转向”就是改变方向,意味着研究方法、手段、思维模式等发生了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活动本身性质会发生变化。因而,翻译研究的本体就应当是同实践活动的本体一样,是特殊的语言转换活动,即翻译本体和翻译研究本体两者间是内在一致的,应坚持翻译的语言本体观和翻译研究的语言本体观。既然“转向”并没有改变翻译是双语活动的实质,而是表现为视角的变换以及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因此“转向"现象在性质上属于研究方法论的改变。那么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这些“转向”现象带来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研究方法的发展就成为本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论文第六章主要探讨翻译研究“转向"现象带给我们研究方法上的思考及其对当代译学研究的影响,通过分析翻译研究“转向”引起的视角变化、范式转换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指出翻译研究“转向”现象的方法论性质。当前的种种“转向”反映了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维度的多样化,体现着翻译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第七章结语部分重申,当前的译学研究表现出多元统一的特征,又产生出许多新的动向,体现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趋势。而这种种新“转向"以及随之产生的理论流派既是吸取了传统译论的营养,背后又都有不同哲学思想的观照,同时又是各种学科互涉的结果。这些“转向”虽然表现众多,言者甚众,但只不过是研究者在不同研究阶段各自的研究重点的变换,从其与视角变化、范式转换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创新来看,实质上是翻译研究方法论的转换,翻译本体和翻译研究的本体依然是双语转换这种特殊的语言活动。我们应坚持翻译和翻译研究的语言本体观。由于本研究的时间所限,所参阅的文献等还十分欠缺,加上研究者个人的学识局限,论文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研究项目本身也还有更多的研究空间有待探讨,如从哲学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考察翻译研究的“转向”现象等,这些都有待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得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易经[10]2009年在《试论翻译学体系的构建》文中认为一个学科体系框架的建立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性和纲领性作用。条理分明、线索清晰的框架体系的确立能极大地促进学科的全方位发展。本文致力于构建一个较为广博的翻译学宏观体系框架,同时也对重要的微观操作原则发表看法。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工作都必须先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关系到构建的体系本身是否合理和科学。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方面要从翻译研究发展史中去寻觅这其中的脉络和必然逻辑性,另一方面要看这种研究本身是否具备足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各种条件。因此,本文首先着力阐述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的形成是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是整个翻译领域发展到现当代的迫切要求。虽然翻译学已初现雏形,但是学术界对于翻译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翻译活动和翻译学的性质,翻译学的归属和定位)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对各种学派的翻译学定位的比较和分析、对翻译活动和翻译学本质的辩证探索有助于全面认识翻译学的定位。翻译实践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活动,而翻译学的性质则是“科学论”和“艺术论”的统一。纵使“二性”和“二论”在不同体裁、不同文本的翻译实践中的比重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开展科技翻译时,其艺术性比重可能较小,但正是人的这种主观艺术创造力在实践过程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也是翻译实践人文性的集中体现。翻译实践的人文性决定了对这一活动开展研究的学科的人文性。文章为翻译学给出了“独立的人文科学学科”的定位并分析了翻译学科的主要特点。要建立翻译学的体系结构就必须遵循构建人文科学学科所应遵循的一般原理,遵循建立翻译学及其体系所应依据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及原则规定与经验描写相统一的方法。在构建译学体系结构的过程中只有坚持这些原则和方法,所构建的框架才能客观地反映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动态地推导译学发展趋向,才能具备一个科学体系所应有的稳定性和开放性。在上述基本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下,本文有选择地对国内外重要学者在译学构建方面发表的见解及已经提出的译学体系模型进行了分析,对他们构建译学的具体方式给予了较全面的评价。文章最后在借鉴他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集中提出了作者对翻译学体系“引论——史论——本论——实论——元理论”的宏观结构设想,详细讨论了翻译学各个分支的结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对翻译学体系框架进行深入研究有益于厘清当前我国翻译界理论研究的一些纷争,有益于构筑内容丰富、涵盖广延的翻译学系统,具体指导翻译实践和译作评价等活动。
参考文献：
[1]. 哲学阐释学与接受美学观照下的文化误译研究[D]. 刘霁. 西北大学. 2004
[2]. 基于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与传播研究[D]. 季红琴.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3]. 伦理学观照下的翻译伦理研究[D]. 李征.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4]. 整体论观照下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D]. 钟明国. 南开大学. 2009
[5]. 翻译的文化参与[D]. 曾文雄.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6]. 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D]. 唐艳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7]. “理论旅行”——“新批评”的中国化研究[D]. 张惠.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8]. 话语伦理学观照下的委婉语传译[D]. 高少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9]. 翻译研究“转向”现象的哲学观照[D]. 喻锋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10]. 试论翻译学体系的构建[D]. 易经.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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