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彩云[1]2004年在《论西部地区的赶超战略与教育公平问题的内在关联》文中研究表明世纪之交中国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长远目标，是逐步缩小西部与中、东部的差距，最终赶上中、东部地区，实现全国各地区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这意味着西部地区必须以比中部、东部地区更快的速度发展，实行赶超发展战略。而西部的赶超战略又是中国赶超战略的一部分。邓小平提出的“叁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中国赶超战略的具体化。目前中国已完成了前两步，正在为实现第叁步战略而努力，即再过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中国必须以比别国更快的速度发展，而西部又必须以比全国平均水平更快的速度发展。 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的匮乏是制约西部经济腾飞的瓶颈。因此，西部地区要实施赶超战略，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提升社会整体人力资源的素质和水平，构筑西部赶超战略的“人才平台”。这是西部赶超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障。而西部地区人才资源的匮乏的背后实质是教育的落后。当前从我国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人才资源的储备主要还要靠发展西部地区教育的整体水平，培养大批各级各类人才。本文以促进西部地区赶超战略和教育快速发展为目标，以探索西部地区实施赶超战略必须优先发展教育为主线。在论述西部教育落后对西部地区赶超战略的制约以及西部地区赶超战略可促进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的基础上，探讨西部地区赶超战略与教育公平问题的内在关联，进而提出西部地区赶超战略必须“以人为本”，走内源发展为主、外源发展为辅道路的政策建议。
徐云松[2]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叁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叁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蔡玉胜[3]2006年在《地方政府竞争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运用地方政府竞争理论来分析中国体制转轨进程中空间(区域)差异及协调路径,是本文的一种尝试。本文从地方政府竞争的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了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产生和变动的原因,指出:向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并从体制上维持一个集中的政治威权,把巨大的经济体分解为众多独立决策的地方经济,创造出地方为经济增长而激烈竞争的局面,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地区之间增长差异(地区差距)产生和变动的内在力量。通过对地方政府竞争构成因素的分解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竞争的演化与中国地区差距类型、变动轨迹存在很大相关性。进一步的规范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竞争渗透宏观层面的区域增长、市场秩序、一体化和宏观调控;企业层面的各种类型企业的演变以及各种补贴和优惠手段的运用;以及要素层面的区域资本形成、人力资本积累和土地竞争。在区域发展的各个层面,都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对地区差距变动作用的影子,都可以发现和揭示地方政府竞争对地区差距形成和变动的作用机理和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出引导和规范地方政府竞争,通过调整地区发展战略、重构利益分享机制、健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叁元调控机制等措施,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思路。
薛寒冰[4]2010年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秦汉以来,中国就一直是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变迁中,随着民族间的相互交融,众多民族融入历史的长河。现在的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其中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他55个民族人口熟练相对汉族而言很少,因此被称为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环绕中国的北方到西北及西南地区地区,呈现带状分布的特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指这些地区。由于历史、自然以及区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普遍落后于其他地区。新中国建立以后,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多次大规模推动民族地区建设,积极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央政府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可以分为叁个阶段：一是“一五”建设时期,二是“叁线”建设时期,叁是西部大开发时期。通过这叁个阶段的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尽管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与中国其他地区发展的差距却日益扩大。回顾中央政府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民族地区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依托中央政府的投资推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于中央政府的依赖。旅游业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产业之一。在中国,旅游业地位日益提高,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日益增大,尤其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或者支柱性产业。2009年12月1日,国务院下发41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新时期中国旅游发展战略,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旅游业的产业定位,为旅游业发展营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通过对民族地区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得出结论：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的发展制造业的新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旅游业不仅是民族地区普遍优势产业,而且其拉动性强的特点对于推进民族地区全方位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赶超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不仅是民族地区的迫切愿望,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赶超意味着跨越,跨越意味着超常规的发展。但是超常规发展既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也不是海市蜃楼的遥不可及。跨越式发展不仅有严谨的理论研究基础,也有广泛的实践。民族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就是在当前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赶超发展战略。民族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是内生式发展,以旅游业的跨越式为突破口,通过旅游业的综合拉动作用,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首先必须明确发展的主体。民族地区的各族劳动者是民族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主体,不仅是旅游业跨越式发展中的重要参与主体,也是重要的利益主体。这是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历史机遇、资源优势、政策优势是民族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基础,而政府、企业、产业是民族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围绕民族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与要素,提出民族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路径。
彭荣胜[5]2007年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机制与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高效运行的前提。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研讨虽多,但仍然存在理论研究的不足。本文的意义在于,系统探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动力机制以及评价指标、标准与量化方法,从而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在对相关文献进行解读、比较与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协调”的本义,以及区域相互依赖理论、系统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然后,围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的4个“标志”,运用计量方法、GIS制图等技术手段,详细探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市场调节机制、微观组织机制与空间组织机制,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的指标、标准与量化方法,并以中国的先发区域与后发区域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论文共分8章,由导言、6章正文及结语组成。第1章,以本论文的研究背景为起点,阐明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评述了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关的理论,系统梳理了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内容、思路与主要方法。第2章,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特征。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关问题研究的前提。本文分析后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之间相互开放、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于合理,既保持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又把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过程。依据这一涵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具备4个方面的“标志”: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向合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在一定的“度”内,且逐步缩小;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第3章,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机制发生的基础。科学认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前提条件是正确把握区域经济关系。为了分析方便,构建了一个两区域的分析框架,即先发区域与后发区域,并对各自的条件进行了限定。对两区域经济关系的分析表明,当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区域双方都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而区域经济“非协调”发展时,区域双方的利益都会遭受损失。这说明,不管是先发区域还是后发区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是其经济持续增长“内生”的需求。因此,对任何区域而言,其最佳选择都是“协调发展”。这为探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主要依靠“内部”力量的推动。这样,在区域经济协调的动力或方式上,就存在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的3个机制,即市场调节机制、微观组织机制与空间组织机制。第4章,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市场调节机制。分析表明,成熟市场条件下的市场调节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市场二元空间结构下的市场调节会抑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国应走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协调发展道路。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理在于:第一,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使区域之间具有更高的可达性,也使得双方的相互需求得以满足,从而在物质生产的角度把二者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提高了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第二,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获得优化配置,而完善的市场体系,也降低了区域分工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区域的合理分工;第叁,人口、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先发区域企业对市场空间的拓展,以及对政府行为的诱导,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第四,要素的自由流动,改变了区域要素的供求关系,进而促使要素价格发生改变。这样,在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不仅区域双方都能从中获益,而且还因为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显示,由于中国的市场机制不完善,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以及区域市场化程度空间差异显着,市场调节的总体结果是弱化了区域经济联系、降低了区域之间分工的合理性、扩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降低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5章,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微观组织机制。企业是市场条件下区域经济运行的主体,市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从微观上体现为企业的跨区域活动。分析表明,企业跨区扩张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机理为:(1)企业跨区扩张可以通过企业内地域分工突破行政壁垒、降低区域分工的交易成本、增加区域共同利益,促进统一市场的建设,从而深化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2)企业跨区扩张可以使资源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优化配置,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推动区域合理分工的形成;(3)企业跨区扩张增加了后发区域的投资,提高了现有资产的有效利用率,并催化其制度变迁从而获得后发优势,有利于缩小与先发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4)企业跨区扩张使区域发展获得“双赢”,并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以先发区域的广东省和后发区域的湖北省的工业类上市公司为例,实证分析了企业跨区扩张对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结果显示,企业跨区扩张深化了区域经济联系、促进了区域合理分工、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效率的提升,从而推动了后发区域与先发区域的协调发展。第6章,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组织机制。区域开发是构建区域空间结构和区域间空间组织的过程,分析显示,区域开发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机理为,(1)区域开发中“点”与“轴线”的培育与建设能提高区域之间的互补性与可达性、增加区域之间的相互需求与供给能力,从而密切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2)区域开发通过降低区域之间的分工成本,以及促进区域比较优势的形成来促进区域分工的合理化;(3)区域开发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这是因为,一方面,“点”的经济实力的增强及“轴线”的建设,可以使其成为承接先发区域企业空间扩张(或产业转移)的“热点”区域,也可以使其成为接受先发区域先进知识和技术扩散的高等级“节点”,从而推动后发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减小城乡差距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最重要的途径,而“点”的培育可以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升、转移空间的拓展以及转移制度阻力的降低,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加快后发区域的城市化进程,进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4)通过促进聚集效应的发挥,以及点、线、面的拓展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最后,对我国区域开发的实践及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与讨论。第7章,探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标准与量化方法。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评价可以了解区域经济发展是否协调或协调的程度。首先,围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的4个“标志”,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确立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的叁个指标,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程度(在一定的“度”内)和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这叁个指标缺一不可,且彼此补充、相互制约。其次,探讨了上述指标的量化方法。(1)考虑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市场一体化的过程,故选用区域市场一体化来度量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对现有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后,最终选取价格相对方差来衡量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2)采用基尼系数来度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并对差距的警戒线进行了讨论,最终确立的警戒线标准为:用人均GDP衡量时取0.45,用人均收入衡量时取0.40。(3)用GDP增长率代表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再次,界定了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标准。最后,根据上述评价指标、方法与标准,对我国先发区域(东部沿海地区)与后发区域(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先发区域与后发区域的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虽有波折,但总体上却是下降的,尤其是1994年以后,这一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导致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遏制。第8章,对全文研究进行了理论总结,并展望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马长有[6]2005年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格局的时代课题。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在我国进入21世纪之际做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部署,目前,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日益凸现,从金融视角思考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就势将成为必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此体系中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并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因此,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强化其支持力度,探索金融支持西部经济发展的途径,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当前金融部门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本文笔者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联系作为贯穿全文始终的指导思想,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西方金融深化理论的有关原理、方法及研究成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经济日趋市场化和开放化的大背景中,从金融深化、投融资体制、区域资金流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金融运行效率等方面揭示金融发展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剖析西部地区金融浅层发展的特征、成因及其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制约,并从西部地区的具体实际出发,探讨和论证促进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以增强金融支持西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战略途径和具体策略。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其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明了西部经济转型时期金融支持的重要性和选题的目的、意义,概括了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创新点和方法。 第二部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回顾与评价。经济增长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纵观经济学发展历程,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
晏淼[7]2010年在《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政策选择研究》文中认为缩小民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同步小康”是当前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发展劳务经济是加快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缩小民族地区发展差距的一种探索。理论上,有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民族可以实现历史跳跃式发展理论的认识；实践上,则有利于我们选择实事求是的民族经济发展政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重视实证研究,并注意理论探索,对云南民族地区发展战略选择困境、发展劳务经济的构想及其政策引导、设计与实施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民族工作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对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民族跨越式发展主要思想进行分析和总结。进而分析了云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环境、面临的客观形势、及其优势与劣势等问题,提出发展劳务经济是云南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种选择。结合学术界关于劳务经济的认识,本文对劳务经济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认为劳务经济是指农业富余劳动力向为本户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劳动力服务或经过个体工商户工商登记注册进行创业,直接获取收入从而带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笔者对云南劳务经济的现状进行了评估,进而分析了新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潜力和机遇。将劳务经济培育成主导产业是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和主要内容。提升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提高农业富余劳动力创业比例、构建良好的就业服务体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是当前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主要内容。要保证云南民族地区劳务经济的健康有序并快速发展,必须制订和遵循相应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并且,要发展云南民族地区的劳务经济,还必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关键在于政策引导。笔者对民族区域经济政策的涵义及实践,政府政策在国内外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指出地理区位及就业服务体系较弱、人力资源开发不足、政策的切合实际性有待提高、监督机制不完善等是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应在构建好民族地区劳务经济政策原则、创新调整民族地区劳务经济的法制原则等基础上,按照统一步骤有序推进云南民族地区劳务经济的发展。通过对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现有政策地细致梳理及评估,笔者指出,云南民族地区的劳务经济在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就业、农民工权益维护及社会保险等方面均存在较大问题,亟需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予以积极引导。政府在制订发展劳务经济的公共政策时,需要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同时,还要不断完善政策实施的保障机制。结合国内外相关国家或省区发展劳务经济政策的启示,笔者对新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劳务经济政策实施的理论、具体政策设计的重点、政策执行的实施保障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全面分析,笔者认为发展劳务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是新的战略选择,并有较大的潜力和机遇；应该合理确定发展内容,确立发展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分步实施,逐步完善；还应针对现有政策的不足,提出新的政策设计与实施保障,探索发展劳务经济中政策的支持作用。
熊俊[8]2006年在《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下去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动力的大小如何,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旨在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出发,建立一个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等分析方法,高度重视中国国情及其在双重转型期的特点,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城市化和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以及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文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中投入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资本、简单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该模型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四种要素投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使对中国这样的不发达经济而言,知识资本投入的增长不仅是全部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一部分,而且其所对应的自主创新成果的增加形成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之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的节约和知识的进展叁个部分,它与技术进步既存在紧密联系,也有重大区别,且四种要素投入之间、以及各种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也是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都可能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这种需求不足主要是由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等长期性因素导致的,因而具有长期性且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产生阻碍作用。由于要素市场很不完善、政府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也受到要素供给不足的制约。城市化的快速持续推进和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对缓解经济增长的供给制约和需求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广泛而强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城市化和加入WTO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政府应围绕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为此,政府对自身的职能要准确定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制订和实施匹配性强的政策法规构建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做到这些,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全文除导论外,共分六章。导论部分阐述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并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以理论分析为主。首先,对经济增长、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因素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然后,以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哈多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新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有代表性的增长理论进行评析;最后,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在扩展模型的研究中,对索洛模型叁个假设条件的作用一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条件虽然对索洛模型能用于经济增长核算是必要的,但对于提示和表达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的思想而言,并不是必要的,因此这叁个假设条件可放松。另外,将索洛模型中的生产要素由两个增长为四个,即增加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将各种要素定义为存量。然后,经过数学推导,得出一个综合性和适用性很强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第二章是关于技术、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关系的一般分析。本章考察和界定了不同意义上的"技术",并对经济学中的技术进步进行了分类;分析和讨论了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的区别和联系,四种要素投入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各要素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技术有技术学意义上的技术、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和经济学中的广义技术叁个层面,只有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进步率才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且这些要素的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理解和分析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第叁章在运用第一章的理论模型和第二章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我国需求不足的存在性及其主要方面、需求不足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与经济增长需求制约的长期性进行以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存在总量性的需求不足,且需求不足的主要方面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除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由于已经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难在短期内缩小至适度范围内,因此由消费需求不足主导的需求不足可能存在于很长一段时期内;长时间的需求不足不仅在总体上会阻碍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且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四章首先探讨了供给不足的叁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对要素供给不足的存在性及其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供给不足包括产品供给不足、要素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不足叁个层面,叁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从制约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要素供给不足是最直接、是核心的方面,而制度供给不足是最深刻的原因;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世界罕见,而且政府文件中都强调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但除简单劳动力供给充足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都存在供给不足,导致这叁种要素供给不足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是体制性的;每种要素的供给不足都会对其他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产生程度不同的阻碍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既广泛又严重的制约作用。第五章提出城市化和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的观点,较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城市化的滞后性、城市化发展存在的巨大空间、加入WTO对进出口和引进外资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城市化和加入WTO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中国的城市化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看,都显得滞后,特别是从城市化率看,与世界其他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比,中国的城市化存在较严重的滞后,而从一般规律看,中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因此,只要城市化战略正确,中国将经历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长期过程,已经而且还将对中国的进出口、引进外资以及体制改革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城市化和加入WTO对消除或减轻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生产率的增长产生广泛而强大的推动力,因此,城市化和WTO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第六章首先讨论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干预经济的理由和政府职能定位的基本原则、中国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和政府职能定位、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着力点,然后根据前面几章的研究结论提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最后分析了政府自身改革的必要性。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理由是市场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而政府干预存在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政府干预经济必须适度的理由是政府也存在"失灵"。从中国的特殊性看,中国政府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相比,其职能范围应更广,政府更应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政府应在减轻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真正构建城市化和加入WTO这两大引擎方面采取匹配性强的有效对策;为了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赵京[9]2006年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东西部经济差距却日益扩大，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以及民族团结带来严峻挑战，从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世纪之交，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6年来，虽然西部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东西部区域经济差距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扩大。基于这种背景，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在西部经济发展中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效发挥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功能互补，运用政府干预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本课题基于对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功能两重性的认识，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采用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统一，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综合运用等具体方法，探讨了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的一般关系，系统梳理了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的一般理论，并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政府干预的支持性理论进行了简要回顾，对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从政府职能视角进行现实剖析，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是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逻辑框架内，运用趋同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对经济发展绩效的理论解释，并结合世界各国开发落后地区的国际经验，对我国西部经济发展中政府的关键经济职能给予界定，认为政府影响西部经济发展绩效的关键职能领域应该在于：促进西部市场化进展、参与西部人力资本形成、介入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以及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援助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按照“市场不发育—政府替代、市场残缺—政府补充、市场失灵—政府矫正”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逻辑，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对政府在西部经济发展中的各个关键职能领域的介入进行理论论证和现实分析，证明了在西部经济发展中，政府在四个关键职能领域内发挥重要职能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合理性。最后，结合政府的职能属性，对西部经济发展中政府四个关键职能领域内的职能运行与职能实现进行分析，构建了一个基于关键职能领域的政府经济职能分析框架。 本课题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通过对西方政府职能演进的历史分析，论证了政府职能及其范围源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为政府发挥职能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建立逻辑起点；在现实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约束下，首次将西部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的定位在：促进市场发育，维护生态安全，推动经济增长，制定适宜政策；从市场和政府功能两重性出发，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框架内，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对政府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关键职能领域进行了界定；运用
俞国琴[10]2005年在《我国地区产业转移的系统优化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这里所讨论的地区产业转移,就是生产力的空间转移,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其基本规律是,某产业由于区域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出现,生产成本日益上升,比较效益逐步丧失,这种生产就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向生产成本相对低的另一些发展中区域或地区转移。产业转移的过程是综合性的,它在转移时,不仅伴随着大量的资本和技术的转移,也伴随着其它无形要素的进入,同时产业转移在流动和优化时,具有严谨和高效的关联性和协调性。从而使地区产业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系统,既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也有利于地区经济整体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在经过几十年发展之后,在政策倾斜和地缘优势的社会发展格局里,经济迅速崛起,与中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鉴于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各自面临的困境,东部经济的进一步变化,其产业升级换代已与中西部经济发展构造出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东部和中西部的关系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东部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既要实现结构调整,也要向外进行产业转移,在国内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的传统制造业仍在参与国内外分工中占主体地位。从产品结构看,虽相当一部分产业在大的产业分类中属于技术密集产业,如电子工业,但所生产的部分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参与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中,所承担的生产环节也主要属于劳动密集产品;即使一些传统优势产业,其产品层次也比较低。再则,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土地等资源短缺,市场相对饱和,已成为制约东部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中西部产业问题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中西部经济至今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资源分布不均衡。表现为自然资源特别是有色金属蕴藏量丰富,土地辽阔;但人力资本特别是创新人才和企业家极度缺乏,基础设施十分薄弱。二是结构性问题多,矛盾突出。表现为产业结构重型化;上游产业(原材料、能源、采掘、冶金等)比重大,产业链条短;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第一、二、叁产业比例失调,尤其是第叁产业发展很不充分;产业结构同构化,
参考文献：
[1]. 论西部地区的赶超战略与教育公平问题的内在关联[D]. 廖彩云. 广西大学. 2004
[2].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3]. 地方政府竞争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D]. 蔡玉胜. 吉林大学. 2006
[4].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研究[D]. 薛寒冰.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5].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机制与评价研究[D]. 彭荣胜. 河南大学. 2007
[6].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马长有. 四川大学. 2005
[7]. 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的政策选择研究[D]. 晏淼. 云南大学. 2010
[8]. 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D]. 熊俊. 四川大学. 2006
[9]. 西部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D]. 赵京. 西北大学. 2006
[10]. 我国地区产业转移的系统优化分析[D]. 俞国琴.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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