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武[1]2003年在《中国房地产业指标体系建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较晚，揭示房地产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内在联系与规律性的理论研究也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对中国房地产业发展中一些基本范畴的理解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滞后于房地产业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不能为顺利地解决中国房地产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诸如结构失衡、供需矛盾、制度滞后以及宏观调控无方和调控不力等问题提供理论指导。是什么原因使得本应来源于房地产业实践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快速发展的房地产业经济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对中国房地产业经济运行规律认识的基本工具——房地产指标以及房地产业指标体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认识客观事物，进行科学研究，必须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是定量与定性的有机结合。而任何指标都是社会经济现象在数量方面的反映，一个指标说明某一社会经济现象质与量的规定性，指标是生产力水平发展的标志。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与补充的指标构成的有机整体。为此，要透视我国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内部逻辑与外部功能架构，客观、真实、全面地认识房地产业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与规律，必须建立与完善我国房地产指标及其体系。 中国现行房地产统计指标中关于房地产开发统计指标，是借鉴原苏联的经验，为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服务，在原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直到1996年全国房地产业统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才正式提出建立房地产业指标体系的设想。由此理论研究者深感研究数据的缺乏，这正是由于没有完善的房地产经济运行数量方面的指标及其体系所致，因而建立中国房地产业指标体系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然而，由于房地产业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有机整体，房地产业活动中各种现象和关系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一个相对庞大的复杂系统。因而论文在对房地产、房地产业理性认识基础之上，运用一系列与房地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了我国房地产业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运行态势。运用系统性原理以及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等理论，力图从多层面、多视角来认识房地产业经济内部逻辑与外部功能架构。其次论文研究了房地产指标及其体系的一般理论，并为建立中国房地产业指标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探索，充分认识到现行房地产指标及其体系的缺陷，分析与研究港台地区房地产业指标体系及其对中国房地产业指标体系建立的借鉴，为建立与完善中国房地产业指标体系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再次论文立足于中国房地产业经济发展实际，从房地产业经济系统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的不同层面来建立中国房地产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指标体系，以期达到为揭示中国房地产业经济运行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认识图式”之目的。最后论文对房价收入比、空置率、容积率和租售比等指标从运用性的角度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论文以马龙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信息论以及系统方法论等为其理论依据，在理论与实践、定性与定量、抽象与具体的结合中，为初步建立与完善中国房地产业指标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业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揭示我国房地产业各种经济关系的运行规律、满足国民经济核算、加强对房地产业部门或行业管理等奠定理论基础。
张林[2]2016年在《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表明论文是关于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实体经济越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越坚实。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成长,经济社会就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叁者之间关系密切。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就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没有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及其有效协调配合,实体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因此,系统地研究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研究的主要内容(1)构建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分别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税收优惠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确定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实体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2)统计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分别利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特征及区域差异;从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性、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3)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从规模、动力和结构叁个视角出发,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4)基于论文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设计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2.研究的主要结论(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体经济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较大的区域差异。1978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5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46%,2014年实体经济总量已达551342亿元。2008年以前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2008年以后内陆地区实体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呈现出“内陆经济崛起”新格局。实体经济空间相关性呈倒“u”型变动趋势,2008年达最大值0.353;2008-2010年间中国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的“v”型变动趋势。衡量实体经济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叁个指数均较大,且集中在0.28-0.43之间波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实体经济总量之比为3.18:1.49:1,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两个变量的系数全部显着为正,说明二者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越高,实体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实体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差距极为显着,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协调,叁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协调,四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协调。(3)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不协调显着地制约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衡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的交叉项的系数全部显着为负,说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负向作用,显着地制约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实践过程中,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配合不协调,政策效率偏低。(4)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需要构建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讲主要包括9个方面:科技金融促进机制、多元金融协调机制、绿色金融服务机制、政府投资驱动机制、财政补贴引导机制、税费减免扶持机制、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资源成果共享机制和国有民营协同机制。3.研究的重要观点(1)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和谐稳定。全民重视实体经济和回归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才是发展硬道理。(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更需要强化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配合。(3)金融业态深化既要加快金融产业市场化发展,又要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金融业态深化必须以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基础,实体经济增长必须依靠金融业态深化的有效支持,二者缺一不可。(4)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是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环境,要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调发展。(5)强化技术创新既是实体经济规模扩张和动力转换的基础,又是实体经济增长绩效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必须有效协调配合增强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动力。4.研究的政策建议(1)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有效投资。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增加有效投资,不能为创造GDP而盲目的增加无效投资或重复投资。(2)完善区域产业政策加快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塑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找准重点突破领域,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多措并举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3)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多管齐下提高财政金融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创新实体企业科技研发经费管理模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和运用管理。(4)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实体经济人力资本存量。强化校企合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颁布大学生就业新政策,完善企业内部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实体企业人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实体经济国际化。加快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对外开放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国际区域合作,鼓励实体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韩立达[3]2004年在《我国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国内外学者对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均衡、房地产经济的不确定性、房地产经济周期以及经济预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详细地分析了城市房地产预警的方法，预警指标体系和预：警界限，最后建立了我国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并结合成都市房地产市场时序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论文首先详细分析了房地产经济周期、不确定性与房地产预警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结合我国房地产预警的实践及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建立了房地产预警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以一种新的角度揭示了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的内在逻辑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的警情、警兆及警限等有关问题的理论分析。其次，本文以房地产经济周期并结合周期变动的特点来建立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为主线，其主要分析方法是经济学的理性分析和实证研究，同时在对相关城市房地产市场进行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应用了一些计量经济学方法，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直接运用。事实上，现有的城市房地产预警在理论研究特别是实证分析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如果仅注重理论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尽管这些分散的多角度的论述能给有关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方法，所以，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收集相关的实证资料和大量的数据。 本文的重点在于通过房地产经济预警理论的分析，应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确定相应的预警指标体系，并通过对典型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数据来检验我们建立的理论和方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使理论能够应用于实践。 论文的第1章是作为导论和引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与主题、研究意义、研究动态、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与研究特色等进行了提纲挈领地阐述。 论文的第2章到第3章是对城市房地产经济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关于房地四川大举偏士学位论文产经济的长期均衡、房地产经济的不确定性、房地产投资与GDP的双向因果和协整关系、房地产经济周期以及经济预替理论方法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详细分析。首先，论文借用了目前被学者接受的四象限分析模型对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均衡状态及内部依存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究，指出了房地产市场长期均衡存在大量不确定的外部干扰，这些干扰既有来自包括经济增长、长期利率、金融信贷等为主的宏观经济变t，也有包括政府资助房地产(住宅)、地方政府的开发管制、金融监管措施、房地产税收等在内的公共政策影响。由于这些外部的千扰，会使房地产经济面临大盘的不确定性。紧接着我们对房地产经济的不确定性展开了分析，它主要包括不确定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基础、不确定性研究的计级经济模型选择以及房地产经济运行中的大t不确定性问题，针对房地产经济外部干扰而引起的内部传导，有针对性的阐述了房地产经济的不确定性的类型和形态，其目的是为后面建立城市房地产预替系统和预替指标体系奠定理论分析基础.然后，我们结合葛兰杰(Granger)双变盆因果性检验模型，对我国房地产投资与GDP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计算结果显示，房地产投资与GDP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且是长期平稳系列，这从定盆分析方面验证了房地产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对基本理论分析的深入，我们开始在此基础上对房地产的经济周期展开讨论，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和经济周期理论、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随机经济周期理论、国内外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理论研究、经济预普的研究范式等。这些基础理论的分析为建立城市房地产预普系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佐证。在本章的最后，我们结合当前对房地产泡沫的讨论，分析了房地产预替与房地产泡沫的关系，详细探讨了房地产泡沫的基本含义、房地产泡沫侧度方法、关于房地产泡沫与房地产预替监测、关于房地产“泡沫”的控制策略等。 论文的第4章是本文的总体分析框架。在探讨了国内学者对房地产预普系统的一些较为有代表性的定义后，界定了城市房地产预替系统的基本内涵，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评析了城市房地产预普方法.从系统论的原理出发，提出了我国城市房地产预普系统的构建思路，尤其是构造了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与国家房地产预替系统之间的关系和连接思路，对计算机技术在房地产预替系统中的应用也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分析模块，从而为后面各章的分析提供了系统性和逻辑性的理论分析构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论文的第5章到第7章是对建立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的具体动态和详细的分析，也是本文的重点。由于建立一个理论分析透彻，又有定量分析并基于实践基础的警情指标是房地产预警系统的关键和核心。为此，我们详细分析了房地产的投资过热和投资萎缩等房地产经济的不正常表现，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分析了房地产警情的基本特征和各种实际意义，进而对房地产经济警情进行了界定。然后通过对价格指数的含义及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分析，提出了房地产价格指数是反映房地产经济等情的核心指标，为了深化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认识，我们详细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含义及特征、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以及我国
石岩[4]2008年在《天津房地产市场泡沫预警及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房地产业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景气周期,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并与40多个产业形成了密切的联系,成为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大的产业之一。但高速增长的房地产业往往会产生泡沫,如不加以控制,这种泡沫在衰退期时的破灭将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致命的打击。鉴于此,建立房地产市场泡沫预警系统来防范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宏观经济预警理论为依据,结合经济周期波动理论,以综合模拟法为设计主线,构建起天津房地产市场泡沫预警系统。文章以房地产业同国民经济协调关系、房地产市场供求协调关系及房地产业内部协调关系叁大板块建立了房地产市场泡沫预警指标体系,运用经济周期理论以及现实依据来系统的选取相应的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得各个板块的预警指数及综合预警指数,最终根据综合成的指数判断天津的市场状况,并依据分析结果给出相应的产业政策建议。文章运用新构建的周期变动预警模型对天津房地产市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目前天津房地产市场发展基本正常。但在2006年,己经接近了基本正常的上限,也就是说如不加以适度管理,天津房地产市场会有过热的风险。因此,文章以产业政策理论为指导,提出了相应的产业政策建议来预防并减少此种危害。实证分析说明,文章运用综合模拟法建立的房地产市场泡沫预警系统不仅可以对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进行评价并发出预报和警报,还可以对相应的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对实践中的房地产市场预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才元[5]2007年在《中国房地产业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房地产业的发展步入了快速增长的通道。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萧条与金融稳定密切相关。因此,研究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对国民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影响,判断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基于经济周期理论,通过研究中国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分析了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规律,研究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文章实证研究了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个层面之间的联动关系,包括房地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关系以及房地产价格和经济体系其他资产价格的关系。论文还通过历史上典型房地产泡沫的案例研究,总结房地产泡沫的教训,并研究房地产业过度波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论文建立了监测房地产泡沫的指标体系判断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情况,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王磊[6]2017年在《珠叁角城市竞争力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城市作为区域最具活力的核心,是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娱乐活动的中心。城市竞争力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实力、文化实力、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一方面,房地产业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改善城市居住环境、促进商业办公转型升级、扩大就业、提供城市建设资金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房地产业过热又会抬高企业运行成本、影响人才吸引以及抑制居民消费,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如何促进城市竞争力提升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使房地产业的发展战略、规模与当前城市竞争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已成为当前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焦点之一。本文依据相关理论,分别构建城市竞争力与房地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选取珠叁角城市群9市2006-2015年各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分别得出珠叁角9市历年城市竞争力得分与房地产业发展水平得分,并进一步利用Arc GIS10.2对二者时空分异规律进行分析。本文对珠叁角9市城市竞争力与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利用通径模型定量分析城市竞争力各指标与房地产业发展水平各指标的相互影响程度,并分析城市竞争力与房地产业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构建二者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随后本文利用历年珠叁角9市城市竞争力与房地产业综合评价数据,对珠叁角城市群城市竞争力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测度当前珠叁角城市竞争力与房地产业发展水平,明确城市竞争力系统与房地产业系统的耦合协调作用机制,并提出相应对策。珠叁角地区作为我国当前城市竞争力最强、房地产市场发展最为完善的区域之一,具备相当的代表性,研究二者发展关系对于促进我国其他城市房地产业与城市竞争力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研究对于地方政府、地产商以及置业者亦有一定参考价值。研究发现珠叁角地区城市竞争力与房地产业发展水平具有显着的一致性,呈现由核心城市深圳、广州向佛莞珠中等珠叁角核心圈层城市辐射,再进一步向惠州、江门、肇庆等珠叁角外围圈层城市整体提升的特点,整体格局由研究初期“深广领跑、差异明显、整体低下”的金字塔型格局,转变为研究末期“双核驱动、中层崛起、整体均衡”的橄榄型格局。
郑振东[7]2017年在《中国劳动力转移与房地产业集聚的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以来,房地产业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房地产市场和经济目标之间必然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迁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不仅存在传统的劳动力城——乡二元转移、跨行业转移,同时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人口红利的释放信号也渐呈清晰,劳动就业与房地产发展作为衡量区域经济情况的重要标尺,正从多重维度影响区域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推进产业升级的步伐。本文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国家层面和省际层面对劳动力转移与房地产业集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论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梳理与评述的基础上,首先就劳动力转移与房地产业集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其次,就中国劳动力转移与房地产业集聚的现状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再次,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的系统GMM估计方法,就劳动力转移与房地产业集聚的互动影响作用进行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在耦合机理下,就上海市“劳动力转移——房地产业集聚”系统耦合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实证考察上海市房地产集聚与劳动力转移的耦合协调度。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劳动力转移和房地产业集聚之间存在着互动的作用机制,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劳动力转移影响房地产业集聚的作用路径主要是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效应、网络效应及新经济地理效应四个方面实现,而房地产业集聚则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和集聚效应反过来推动劳动力的净流入。根据联立方程模型的计量结果,我国劳动力转移与房地产业集聚呈现出强烈的双向正向促进关系,二者彼此推动、互相促进。第二,根据联立方程模型的方程1,相对工资水平和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促进本地劳动力的流入,而相对房屋售价则会抑制劳动力流入的发生;根据方程2,对于房地产业集聚程度而言,人口密度、旅游水平、人力资本都能够促进房地产业形成集聚,区域经济对房地产业集聚的影响效果则未通过检验。第叁,上海市“劳动力转移——房地产业集聚”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态势,验证了近年来上海市劳动力转移与房地产业之间良性互动、相辅相成的耦合关系。上海“劳动力转移——房地产业集聚”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低度协调期——中度协调期——高、极度协调期”的过程。
何勤[8]2011年在《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评价研究》文中提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不仅如此,北京作为首都的功能定位还应是中国的“维稳中心”,首都的经济社会是否和谐稳定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劳动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和核心。中小企业在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在吸纳就业方面,北京中小企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各类中小企业的就业人数占到北京市就业人数的72.6%,可以说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构成了首都社会劳动关系的主体。而当前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由于主体力量对比严重不平衡,劳动关系矛盾和问题尤为突出,如不加以关注和引导必将会引发系列社会问题,然而政府和学界对这一类型企业的劳动关系问题关注较少。因此对劳动关系问题开展研究,特别是以劳资矛盾凸显的中小企业劳动关系评价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小企业劳动关系评价问题开展较为系统的研究,对于准确判断和评价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历史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有效化解和预防劳资矛盾,实现劳资两利,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比较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静态和动态两种视角对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评价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于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内外特征的系统化整合调整模式以及劳动关系改善策略。对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评价问题开展系统研究,一方面旨在从宏观层面全面掌握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历史发展、外部环境、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使宏观经济调控主体合理评价区域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总体态势,避免劳动关系调整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帮助中小企业了解自身的劳动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对可能出现的劳动关系问题实施预防、调节和控制,为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实践指导。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文献分析,在梳理现有国内外劳动关系评价相关文献基础上,对研究现状进行评述,找出现有研究的缺陷与不足。现有劳动关系评价研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体现在：缺乏深厚的理论支持、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缺乏对价值理念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差异化评价研究不足,本研究力图弥补和改进这些不足。第二部分为理论研究,主要任务是构建中小企业劳动关系评价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基础,首先运用经济学和心理学相关理论深入分析了本研究的评价理念,提出“均衡、合作、共享”的评价价值理念,并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中小企业劳动关系静态和动态评价理论模型。本文还通过成本-收益分析,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小企业投入建立劳动关系预警系统,可以获得经济、政治和社会收益,从而为激励中小企业建立劳动关系预警系统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叁部分是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及特征分析,本文深入分析了评价背景和评价对象的内外部特征,通过分析北京中小企业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产业分布和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劳动关系特征,明晰了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评价背景以及评价对象的内外特征,使后续的评价研究更具针对性和适用性。第四部分是静态评价,这部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之一。沿着定性和定量两条研究路径,从静态视角对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现状进行评价,一是对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现状进行定性评价与判断。二是采用科学的方法建立外部环境量化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企业劳动关系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上述两套指标体系对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劳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五部分是动态评价,这部分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之一。本部分从动态视角对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开展评价,试图探索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动态变化路径和演化规律。主要内容包括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历史发展路径演变、当前变化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首先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历史演变过程中各发展阶段的劳动关系特征及变化；其次,建立了动态预警系统,对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状况进行预警预报；最后,采用Logistic计量方法建立了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预测模型。第六部分是评价结果的应用,即根据评价结果构建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劳动关系的对策建议,这部分在前面章节研究的基础上,比较了当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叁种劳动关系调整的典型模式,分析了每种典型模式的适应性以及北京中小企业实行单一调整模式的不可能性,探索了适应于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内外特征的劳动关系系统化整合调整模式并对改善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从组织行为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提出北京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特征在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差异性,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结论。二是从动态角度研究劳动关系评价问题,通过历史评价、动态预警系统构建以及未来预测模型构建,探索了企业劳动关系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叁是首次构建非标准化层次的包含外部环境和企业劳动关系在内的系统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丰富和完善了劳动关系评价的理论和实践。四是采用logistic计量分析方法,建立了劳动关系预测模型,为开展劳动关系量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选择。五是构建了适应于北京中小企业内外特征的劳动关系系统整合调整模式。
俞海海[9]2008年在《房地产市场成熟度评价模型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通过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指出如何对当前房地产市场进行准确评价对整个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根据房地产开发周期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和市场供需分析、竞争结构分析,结合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定义和应用,提出建立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房地产市场成熟度评价模型。其次,在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理论分析基础上将房地产市场成熟度评价细分为土地、金融、开发、消费四个子市场的评价,同时对国内现有各种指标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房地产市场成熟度评价体系目的和指标选取原则初步确定评价体系的指标,然后以上海市为实证对象,选取行业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精简指标后确定最终评价指标。再次,通过因子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运用3δ理论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上海房地产市场成熟度评价的标准,由此构建了上海市房地产市场成熟度评价模型。最后,运用成熟度模型对上海房地产市场进行评价,得出上海房地产市场目前属于新兴加转轨型市场的结论,并指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文章最后对上海市房地产市场成熟度评价模型进行总结,指出其不足之处以及改进的设想和展望。
赵叁英[10]2005年在《中国房地产业监测预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波动是其增长过程的常态。经济高速扩张之后必然紧随着经济的收缩,每一次超常波动都会给经济造成破坏,造成资源的浪费。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波动一样,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波动现象。依据历史和当前的数据,分析决定房地产波动的内生因素和外部冲击,通过对影响房地产发展的指标体系的监测,建立房地产业预警机制,对房地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提出应对房地产波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运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房地产业预警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论文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和阐明了房地产业预警机制的定义、房地产业预警机制理论及其方法,重点对房地产警情指标的选择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对房地产警兆指标筛选过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阐明了我国的房地产业预警监测机制。本论文首次对房地产空置率及其能否作为警情指标的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了空置率不宜作为警情指标,而应以不包含预售面积的销售面积除以竣工面积作为销售率,并确定其为警情指标的建议。目前,对我国商品住宅的空置率有一种“超警戒线”观点,即我国住宅空置率达到26%以上,已经超过了10%-15%的住宅空置率的国际警戒线。本论文从国内和国外考证了这种理论的产生及发展,指出了其存在的缺陷,并将这种理论得出的我国几个代表城市的空置率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并不存在符合各国实际的、统一的“商品房空置率国际警戒线”。我国目前计算商品房空置率的方法,与空置率的本来意义相去甚远,是一个反映商品房积压情况的指数,建议改为商品房积压指数。并建立相应的标准和范围。在对中国房地产业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的方法,找出了中国房地产业的预警警兆指标,并在其基础上测算了警级、警限,以及综合预警指数。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业在2004 年的确处于过热状态。
参考文献：
[1]. 中国房地产业指标体系建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D]. 杨文武. 四川大学. 2003
[2]. 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D]. 张林. 重庆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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