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1]2008年在《信息产业发展机理及测度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演化着的复杂系统,有其自身的演进规律、内在发展机理,传统产业发展所遵循的基本规律不能很好地解释信息产业的发展特性。研究信息产业发展机理、规律,对信息产业进行测度,提出可行的发展战略,对促进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发展的观点,首先对信息产业进行了新的界定。然后,在时间维度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理论从多层次研究了信息产业演化的机理及动力机制,在分析中引入了全要素生产率,除了研究人力资本、物资资本对信息产业演化的影响,还重点研究了信息资本在信息产业演化中的作用。从空间角度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和信息产业集聚理论研究了信息产业集聚机理和集聚动力机制;运用产业链理论,研究信息产业链形成的原因和信息产业链形成的机理。从结构角度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信息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综合分析模型研究了信息产业发展机理和发展规律,构建了信息产业生命模型和生长曲线。运用灰色优势关联分析研究了影响信息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第叁,基于信息产业演化机理研究和影响因素分析,运用复杂系统建模理论深入研究了信息产业的测度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基于系统模型的信息产业测度指标体系。研究了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降维的信息产业测度,以及利用自组织数据挖掘进行信息产业预测的方法。第四,针对上述研究,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合理性。最后,以信息产业发展机理、信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信息产业测度和国外信息产业发展战略为基础,提出了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和具体实施策略。
彭宇松[2]2003年在《信息通信技术进步对产业聚集的影响》文中提出最近50年，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的发展日新月异，并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它可以使数字产品(编码化信息)以零成本方式跨越空间距离瞬时传播，因此会对现有的经济分布格局带来巨大的冲击。产业聚集是经济地理结构的主要表现形式，自然会受到ICT进步所带来的深远的影响。这一过程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本文首先分别对ICT和产业聚集的概念、背景知识和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接下来逐一分析ICT进步对产业聚集因素的影响，最后针对不同类型产业聚集中决定因素的重要性的变化来判断产业聚集的发展趋势。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在ICT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有形规范化产业聚集和无形规范化产业聚集将呈现弱聚集形态，有形柔性化产业聚集和无形创新性产业聚集将呈现强聚集形态，而造成这一差异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成本因素和知识创新因素。这一结论无论对政府的宏观决策还是企业的微观决策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所引用的大部分数据和观点都是国外经济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经过自己的理解、综合、提炼的过程形成自己的分析框架，因此对于该领域经济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张克俊[3]2010年在《国家高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园区研究》文中指出一、创新的空间集聚与高新区创新比生产具有更高的空间集聚特征。创新空间聚集的特定区域就是创新型空间,区域空间上的创新聚集性一旦形成,就会在自我强化机制、知识报酬递增机制、知识溢出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强化,具有强大的凝固性,不易发生位移。高新区不仅是新的产业空间,而且是新的创新空间和新的科技文化社区,具有空间属性的叁重性,并且叁者之间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形成叁重螺旋的空间构造,这种属性是由高新区的性质与特征所决定的。高新区是高新科技与产业相结合的地域综合体,其任务是研究、开发、孵化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促进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其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来自于当今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竞争方式的转变而使企业、大学和科研单位、政府对高新区产生了迫切需求,而创意、创业、创新则是高新区存在和发展的本质,研究、开发、孵化高新技术产品、培育创新型企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则是高新区最基本的功能。二、国家高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园区的背景和意义站在国家宏观战略层次审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是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而国家级高新区则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引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区域中枢。我国国家级高新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旨在促进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特定区域。自198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以来,到2009年我国已经拥有56个国家级高新区。二十年来,国家高新区在政府宏观引导和政策支持下,已成为聚集创新资源、培育创新型企业、营造创新创业环境、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跃的区域,是引导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作出了积极贡献,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根据阶段发展理论,总体而言,我国高新区正处在由产业主导阶段向创新突破转换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政策进行合理引导,完全有可能把国家高新区率先建设成为创新氛围更为浓厚、自主创新能力更为突出的创新型园区。毫无疑问,无论从国家战略需要来看,还是从高新区发展新阶段需要来看,新形势下国家高新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价值在于体现国家意志、承担国家使命、完成国家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核心,把建设创新型园区作为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统揽。叁、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性质、构成与创新型园区的内涵和标准自主创新能力是根据我国国家战略需要而提出的概念,是针对于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渡依赖于技术引进而缺乏原始技术、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而提出来的,主要强调创新的自主性,强调技术上的主导权、控制权,形成自主研发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力。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是指在高新区区域范围内,以增强高新区核心竞争力为目标,高新区内技术能力为基础,企业、高校及研究机构、科技中介服务、金融机构、政府等创新行为组织为主体,聚集和高效配置创新资源,将创新构想不断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并实现市场价值的综合能力系统。从本质上说,高新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是一种系统网络创新能力,主要由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集群自主创新能力两部分构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形成高新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集群自主创新能力是形成高新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同时,高新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集群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高新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演化。创新型园区概念的核心是指在园区内实现了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是一种内生增长模式,具体地说,就是以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作为园区发展的基本战略取向,以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以发展创新经济作为园区的主导经济形态,以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作为园区环境建设的核心理念,使园区具有高效收获创新价值的能力、支撑区域创新发展的能力和强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创新型园区的性质是区域创新的增长极,新兴产业和新业态的发源地,繁衍新兴企业的诞生地,培育领袖企业的成长地,新经济模式、新制度和新文化的创造地。创新型园区的内部结构可分为创新组织、创新集群和创新经济叁个层次。判别创新型园区的标准主要看是否形成了创新集群,具体而言,主要用园区创新要素的富集程度、支撑创新的载体和组织的完善程度、企业群体的衍生与创新活力、发挥创新要素效能的网络发达程度、创新合作的机制和氛围等来衡量。四、C-I-H耦合互动框架国家高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园区的理论基础是内生增长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以及增长极、空间扩散、叁元参与、孵化器、网络组织等理论。基于高新区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国家高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园区的理论框架是产业集群、创新系统、高新区“叁位一体”(C-I-H)耦合互动理论。该理论框架的基本内涵是：在不断完善产业集群机制、创新体系和高新区环境建设的基础上,产业集群、创新体系、高新区“叁位一体”通过地理邻近性、行业邻近性、创新邻近性、社会邻近性不断进行集群主体之间的耦合互动与循环累积,从而内生出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耦合互动与循环累积能力,形成耦合互动创新系统,推动高新区的发展形态由低层次、低水平向高层次、高水平演化,构建创新集群竞争力和创新型园区的新型形态。C-I-H耦合互动的要素包括依赖要素、联系要素、激励要素、主体要素。依赖要素是指C-I-H耦合互动中所依赖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包括物质资源、非物质资源,知识、信息、技术、人才、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联系要素是指联结各种依赖要素的合约,包括显性合约(契约)、隐性合约(信任)等；激励要素是指驱动组织之间进行有效合作,促进知识、技术、信息、人才、资本等交流与沟通的动力因素；主体要素是指C-I-H耦合互动中的组织和个人,简称“官、产、学、研、中、资”。C-I-H、耦合互动的动力按动力来源可分为自响应和人为响应动力两种。自响应动力是指由产业集群、创新系统、高新区之间自然演化、自组织而内生出的耦合互动动力；人为响应动力是指依赖人为方式完成的结合与协调。如果从主体动力来看,C-I-H耦合互动主要是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创新系统中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高新区建设中的政府的动力需求。C-I-H耦合互动本身是不稳固和不紧密的,联结它们的纽带是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C-I-H耦合互动的纽带是主体价值交换的实现工具,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人才、劳动力、产品、信息、技术等各类市场,另一类是各种交互作用的界面平台。从系统形态来看,C-I-H通过不断耦合互动就可形成一种新的系统形态,即高新区集群创新系统(HCIS)。HCIS具有明显的复杂系统特征,有机整合、优化和集成了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和高新区地理空间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使各方面的要素排列和组合处于较好状态,从而产生的创新产出效率比一般的产业聚集或一般的区域创新系统要高,适应了技术创新模式由线性创新向网络集成创新转变的要求。另一方面,从组织形态来看,C-I-H通过不断耦合互动必然是一种新型的集群组织形态,即创新集群。创新集群是以产业集群为基础,以创新为驱动力,由创新型企业、研究机构、大学、风险投资机构、中介服务组织等构成,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和知识链形成战略联盟或者其他创新合作关系,具有创新聚集优势和大量知识溢出、技术转移和学习特征的开放式互动创新网络。与产业集群相比,创新集群中大学、创新服务产业和所谓的研究与技术开发公司是其关键组成部分；创新集群具有强网络性和超流动性、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和高端要素密集、大量的知识产出和知识溢出效应、科学与技术间联系更加紧密、社会资本更加丰富等特征。同时,创新集群的产出目标不再是生产出更好的产品(物美价廉)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其基本的产出是无形产品如知识产权和新技术,主要追求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及时商业化创新成果。五、基于C-I-H耦合互动理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园区的实现路径(1)采取“叁段式”方式促进微观企业主体成长路径,即：培育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创业活力,培育高成长中小企业的加速发展能力,培育高技术大公司的国际化竞争能力。(2)以推进“五大转变”的方式培育产业集群竞争力路径,即：推进产业集群由一般向特色转变,推进产业集群由“扎堆”向分工协作机制转变,推进产业集群由低端向高端转变,推进产业集群由个体和组织内部学习向集群学习转变,推进产业集群由生产型驱动向创新型驱动转变。(3)以建设“一大主体+五大平台”的方式构建创新系统路径,即：以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一大主体,构建创新高端要素聚集平台、自主创新科技平台、科技投融资服务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产学研合作平台等五大平台。(4)以构建新型园区形态的方式推进高新区建设路径。国家高新区在发展新阶段必须构建新型园区形态,在这种新型园区形态中,创新型经济是主要特征和核心竞争力,但同时创新型经济又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它是一个具有舒适社区环境、强大社会包容性和社区联合治理机制共同支撑和协同发展的高科技综合社区。建设科技新城是高新区构建新型园区形态的重要形式,其重点是推进园区的“七化”,即：园区的知识化、数字化、商务化、国际化、生态化、宜居化、人文化。同时,推进科技新城的建设必须以现代城市理念搞好高新区的规划建设。六、经验分析：以成都高新为例基于C-I-H互动框架对成都高新区建设和创新发展的进展状况进行分析,基于I(产业集群)维度的基本判断是：成都高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主导产业聚集的基本态势,但是产业集群的分工与协作机制还没有脆弱,企业“扎堆”现象比较突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关联度比较低,产业集群的生产推动比较明显而创新驱动不足,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比较明显而高端环节进入不足,个体与企业内部的学习比较明显而集群学习不足。基于C维度(创新体系建设)的基本判断是：成都高新区初步形成了以科技企业孵化器为核心,投融资服务、中介服务、信息服务、公共技术平台服务等为平台的创新服务体系,但是,创新孵化体系还不健全,主体间的创新互动网络并未形成,创新环境还有待改善,创新风险投资机制发育还比较滞后,中介服务还不发达。基于H(高新区建设)维度的基本判断是：成都高新区的硬件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善,但软环境还有差距；基本建立了适合市场经济要求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但体制退化倾向比较明显；逐步采用了功能化分区、专业化园区的规划建设模式,但是项目落实在空间上仍比较紊乱；初步扭转了土地开发、招商引资、外延扩张的建设思路,但外延扩张的冲动仍然比较强烈。如果把C-I-H这叁者联系起来看,存在着比较突出的不协调性。七、政府在国家高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园区中的作用面对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园区的历史任务,同样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其理由是：创新知识的正外部性、自主创新的国家利益、高新技术产业的特性、高新区发展路径的转换。然而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机制、手段必须发生重要转变。国家高新区在自主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园区中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是：国家战略导向的原则、弥补市场失灵原则、尊重创新主体的产权和创新活动选择原则、针对性原则、多方参与原则。政府发挥作用的功能定位应是创新发展的指导者、创新政策的制定者、创新资源的配置者、创新平台的建设者、创新投资的引导者、创新活动的服务者、创新过程的参与者。政府促进高新区自主创新与创新型园区建设的制度创新主要应包括：改善宏观指导与管理制度、推进国家高新区立法、构建区域联合治理模式、创建官产学叁重螺旋机制、建设虚拟高新区、建立创新驿站。政府在促进高新区自主创新与创新型园区建设的政策选择包括：制定创新资源向国家高新区集聚的政策、制定创新集群培育的政策、制定鼓励高新区企业自主创新与创业的政策、制定促进高新区集约化发展的政策等。
杨锐[4]2012年在《产业链竞争力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无论是企业之间,还是地区之间,它们的竞争愈趋以产业链竞争为主要竞争形式。立足实践,不难发现,在企业转型发展实践中,国内外的一些企业,已经或正在实施以产业链竞争为导向的竞争策略；从地区的行业统计数据,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同一产业链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着的竞争力差异。然而,怎么解释这个差异或是说产业链竞争力的源泉是什么,在理论上还有待研究。产业链竞争力不同于产业竞争力,它关注的不是单个产业而是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因此,产业链竞争力有其自身的源泉。产业链竞争力的源泉是什么?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产业链是一个涉及企业、地方政府、产业、空间等多主体多层次产业活动组织的概念。要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需要企业与地区(国家)的协同行动。因此,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来分析产业链竞争力是切合实际的和可行的。产业链是一个融合了产业活动分工、产业活动组织模式(协调)以及空间上的产业构成这叁个基本维度的概念。它是产业与空间相互交织的一种分工与协调形式。从分工角度,产业链是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一种实现形式,通过专业化经济的分工以及产业链上的组织经济法则,获得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和成本结构的变化。本文认为,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产业链所属空间的联结密度的恒定增加和市场容量的扩大。从协调角度,强调产业组织的演变及其形成相互关联产业结构的重要性,以产生经济系统的动态效率。以产业链的这个概念为基础,本文认为,产业链竞争力的形成是一个优化产业构成和产业活动组织模式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企业与地区的协同行动来实现：①选择和定位产业活动,这些产业活动利于产业间知识溢出,内生地推动产业链分工,进而形成产业链租金；②适时的变迁产业链治理模式,以占有产业链租金,它既能提升国民的收入水平,同时,在开放的经济中,又能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竞争性。产业链租金是通过产业链治理获得的剩余收入增加和成本降低之和。产业链租金的产生、实现和发展分别受资源基础变化、组织模式变迁和结构约束的影响。因此,地区产业链竞争力有叁个源泉：一是与地区产业链的分工程度有关的生产率。二是与地区所形成的产业链治理模式有关的组织效率。根据微观组织模式中的网络集中势和政府对产业链经济活动在空间聚集的干预程度,有叁种产业链的治理模式,分别是垂直网络组织模式、共享治理模式、行政治理模式。叁是与在空间聚集的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性有关的结构效率或知识溢出效果。本文基于电子设备产业链在10省市的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产业链竞争力形成的源泉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产业链上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性、微观组织模式和空间聚集状态、以及产业链分工程度对地区产业链竞争力的差异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其中,产业链分工程度受市场规模和联结密度变化的影响,而且市场规模与联结密度的协同性对产业链分工程度的提高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在市场形成的产业聚集空间下,相比较于共享网络治理模式,垂直网络组织更加有助于产业链竞争力提高。在政府干预的产业聚集空间下,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受政策的诱导,它们倾向选择相互共同治理模式,而不易形成垂直网络组织的治理模式。此条件下,共同治理模式对产业链竞争力提升有较微弱的积极影响。本文有两个方面的理论贡献：①本文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治理观、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聚集理论和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产业结构观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观点,从理论上提出了产业链竞争力形成的分析框架,不仅能较稳健的解释产业链竞争力的表现在地区间的差异,而且对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交叉研究,作出一个微不足道的推进。②分析了微观经济活动的组织安排与产业活动的空间制度设置的相互影响。在不同的制度设置下,微观活动的组织安排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也不同。最后,本文提出了政策设计的一些思考方向。例如,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治理,应从产业链的视角来深入思考,而不应仅仅考虑单一产业。产业政策应该从产业链竞争力的整体提升角度来设计。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有地区差异,而这种差异应考虑到产业活动的组织安排性质。
陈志洪[5]2003年在《九十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变动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海正致力于成为亚太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中心城市，90年代上海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城市面貌也是“一年一个样，叁年大变样”。在当前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背景下，应如何看待和分析过去一段时期内上海产业结构变动所取得的成绩，以及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的战略选择，是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论文从对产业经济分析方法入手，首先介绍发展经济学等有关产业结构领域的基本理论，进一步提出城市聚集经济和产业集群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从而指出，城市产业结构有着不同于国家产业结构的特征。通过对纽约、东京、香港等多个国际性大都市的实证分析，印证了所提出的城市产业结构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论文对上海产业结构变动轨迹进行深入分析，解析了叁次产业之间以及第二产业、第叁产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发展，并从投资、需求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成因。通过对引进外资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进行重点分析，指出：90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引进外资效应显着，但技术进步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以上基础上，论文从要素（资金、劳动力、技术）效用、产业竞争力、发展战略等方面对90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变动绩效进行评估。同时，就当前上海与长江叁角洲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论文也做了重点研究。最后，论文提出了新一轮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目标体系和手段措施。论文认为，考虑到经济发展的惯性和路径依赖性，上海产业结构发展到其目标模式还有很长的一个过程，期间也存在很多需要我们思考和对待的问题。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叁个方面：首先，论文强调，城市经济与国别经济有很大的差异，反映到产业结构的发展模式上也是不同的。原有发展经济学对产业结构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和指导上海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城市产业结构的模式选择应该是由其功能属性来决定的。上海致力于成为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在对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应充分借鉴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模式，注重都市型产业的发展。其次，作为一篇以实证研究为主的论文，以大量、详实数据作为支撑是本研究的特色所在。论文通过系统地比较分析了纽约、东京、伦敦、新加坡、香港等城市的产业结构，为对上海产业发展分析提供了客观的参照。对上海产业结构的分析中也主要通过数据和模型进行定量研究。最后，对上海产业结构演进中所取得的成绩，论文进行了辨证地分析和评价。诚然，对上海产业结构变动有些观点与其他学者乃至政府所持有的观点是有差异的，如上海是否需要或者说能够建立工业新高地、第叁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的关<WP=5>系等问题。但笔者认为，作为学术研究上的一家之言，应该把这些观点提出来以供商榷。
刘清春[6]2007年在《经济增长中地理要素作用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的叁个事实：经济分异、经济收敛、产业专业化和聚集现象，分析了叁大地理要素对这些事实的作用。第一章为引论，基于人地关系理论、比较优势、新经济增长理论，在Krugman(1993)提出的两大自然基础之上，提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叁大地理要素，其中自然地理环境为第一地理要素，共包括海拔、坡度、地形起伏度、人生气候指数、水资源适宜度、农业生产潜力；交通和区位为第二地理要素，分别用交通便利性和经济区位来表示；人力资本和研发水平为经济发展的第叁地理要素，分别用受教育年限和专利水平来表示。第二章分析了叁大地理要素的时空分布及变化，通过建模，在Arcgis 9.0支持下获取各地级单元的地理要素值，分析了叁大地理要素在时空的变化。第叁章为经济增长的地理差异事实，经济增长指标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规模、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等，分析了这些指标的时空变化，并通过Gini系数和Wolfson指数、核密度函数分布曲线分析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和极化现象。第四章为经济发展中地理要素的作用，本文认为叁大地理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叁次诱因，自然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起了最基本的发展作用，交通便利性和经济区位的作用促使了地理环境对经济影响的改变，新增长理论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水平是经济发生的内生的动力，是经济发展的第叁次诱因。基于地级单元截面数据分析经济发展同各地理要素的关系，发现影响经济发展的要素并非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在不同尺度上地理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其中在七大区域尺度上发现叁次地理要素的作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为：(ⅰ)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北区和西南区，地理环境相对恶劣，对人类活动一直有较强的限制作用，交通、经济区位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改善了对人有限制作用。(ⅱ)经济相对较发达的东北区、京津冀鲁、东部沿海区、南部沿海区，发现良好自然地理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势条件，引导经济产生第一次分异，随着交通、经济区位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自然环境的作用在减小但仍然存在，经济的发展更依赖于受第叁平和第二地理要素，人地关系进入了人对地的充分利用阶段。第五章为区域经济收敛性与地理要素分析，将研究时间划分不同的时段，分析各区域经济的收敛机制及地理要素对经济收敛的影响，并计算了经济增长的稳态值。结果发现：(ⅰ)在1994～2004年间除西南区域外其它区域都不存在σ收敛，全国尺度上也不存在σ收敛，但选取研究不同的时间段σ收敛也有所变化。(ⅱ)在七大区域尺度上，对比考虑空间作用前后的经济收敛回归模型，发现1994～2004西北区和西南区的收敛性有所增强，地理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区域之间的差异变化速度减小，东部沿海区、京津冀鲁区和中部区的经济发散性都增强，即地理间相互作用加大了区域间经济的差异变化速度。(ⅲ)为探讨地理要素对经济收敛的作用机制，在1999～2004年区域尺度上分析地理要素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发现七大区域中，第一地理要素中的第一主因子对经济增长作用都为正值，即经济增长发生在地形地貌条件较好的区域，第二主因子对经济增长作用在经济发达的区域像京津冀鲁区、东部沿海区和南部沿海区表现为正值，即优越的自然环境也可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基础。交通便利性对经济增长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受教育年限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负作用，研发水平在东部地区作用最强。第六章为产业专业化、聚集同地理要素的作用。全国尺度上分析了影响叁次产业区位熵的地理要素，发现第一产业区位熵仅与农业生产潜力有正相关作用。第二产业区位熵与第二、叁地理要素对有正相关关系。第叁产业的区位熵与第一第二地理要素有显着正相关关系。选取主要的制造业部门分析地理要素的作用，发现影响烟草加工聚集和纺织业聚集受第一地理要素影响最大；电子通讯业是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与交通、区位以及研发水平和固定资产等因子关系密切，主要是受第叁地理要素引导的加工业。最后分析矿产产业这种特殊的资源型产业的产业聚集情况，并以资源强度系数代表了矿业相对丰富程度，发现矿业资源丰富度是促使产业聚集的重要因素，交通、水资源对其影响也很大。第七章为本文的总结与讨论，对全文的研究进行归纳，并指出了研究中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王剑[7]2006年在《基于聚集经济的FDI区位选择研究》文中指出自跨国公司诞生之日起,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就为学术界所关注,并且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日益频繁,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核心地位逐渐确立,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剖析开始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并据此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解释。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企业间的国际竞争更趋激烈,为适应竞争形势的需要,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的地点选择上着眼于产业链的整合,国际直接投资也随之呈现出新的空间分布特征,即在次国家一级层面甚至更低层次的地区单元高度聚集,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本文基于聚集经济的分析框架,结合产业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并对FDI的空间聚集现象作多方位的实证考察,揭示FDI聚集的深层规律性特征,从中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发现和政策建议。FDI在中国的总体分布呈现东、中、西渐次递减的态势,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广东、江苏、上海等地形成了较具规模的FDI聚集区,为追逐聚集经济的外部性利益,新建外资企业继续定位于这些地区,在因果循环的作用过程中,FDI的地区分布差异进一步扩大,Granger因果检验证实了FDI的聚集存量与新进流量的因果循环作用。省际层面的计量分析也显示FDI的聚集效应显着存在,并且聚集效应对FDI地区分布的影响力有所强化,聚集效应在地区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的外资企业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对FDI的聚集引力更为突出,而中西部地区的聚集效应则相对较弱。聚集经济主要表现为产业层面的经济现象,即由于同类产业或上下游关联产业在特定地点高度集中所形成的产业聚集。笔者构建了一个基于产业聚集的FDI区位选择模型,探讨产业聚集对外资企业定位决策的作用机制,结合产业特性将FDI的聚集问题向深层次延伸,提出若干理论假说。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制造业外资企业的数据资料对FDI在江苏的分布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产业聚集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对聚集效应的产业异质性作了详细的检验。在两位数行业代码的外资企业样本中,估计了产业聚集对FDI定位的作用程度、聚集效应的历史趋势以及单个行业的聚集倾向。在叁位数行业代码的外资企业样本中,对FDI的产业聚集特征作了进一步的验证,同时考察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和科技含量特征对产业聚集效应的影响,从中得出丰富的经验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地理性聚集的特征,并呈现出显着的国(地区)别效应(即来源地效应)。投资者按相同来源国(地区)进行聚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大陆地理性聚集的一种主要形式。本文以江苏省的外资企业数据为样本,应用企业地理定位选择的计量模型(Conditional Logit Model和Nested Logit Model)对外资聚集的国(地区)别效应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外资企业的地理性聚集具有高度的母国(地区)聚集(即来源地聚集)倾向,非母国(地区)的一般性外资聚集对投资者定位决策的影响力较弱。动态角度的观察显示,来源地聚集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吸引力显着上升,而一般性外资聚集逐渐表现出负的外部性。此外,国(地区)别效应在不同来源地企业之间存在着异质性问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FDI聚集,国(地区)别效应在作用程度上是不同的。外资企业的规模异质性决定了对外投资的市场能力差异,例如风险承受能力、与东道国政府的谈判博弈能力以及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等,不同规模的外资企业对待聚集定位的倾向由此发生分化,从而形成FDI地区聚集的规模效应。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实力上的局限,对外投资的空间聚集特征更为明显,大型跨国公司往往是FDI聚集的始作俑者,而不是单纯的聚集跟随者,对外投资的聚集倾向相对较弱,甚至有可能做出避开竞争者聚集区的定位决策。文中以一个简化的博弈模型阐明了FDI聚集的规模效应成因,并以江苏省电子通信业中的台资企业为例,通过严谨翔实的计量检验证实了理论模型中的假说。
徐敬俊[8]2010年在《海洋产业布局的基本理论研究暨实证分析》文中认为海洋与人类活动和生产力布局的关系十分密切,海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是人类维持生存繁衍和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地。中国是世界海洋大国,拥有180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14000公里的海岛岸线,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丰富多样的海洋资源是21世纪中华民族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战略支撑。但海洋产业布局的理论研究是目前海洋经济研究相对薄弱的一个领域,国内学者关于海洋产业布局的研究一直局限在较小的范围,且多属于应用研究,研究内容也不够系统和深入,基础理论欠缺是目前中国海洋产业布局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一大缺陷。海洋产业布局研究薄弱的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受“重陆轻海”思想的束缚,人们很少关注海洋,更少关注海洋产业布局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洋经济开始以远高于国民经济的速度增长,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迅速提升,已成为推动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缺乏基础理论的有力支撑和对海洋产业布局规律的正确认识,海洋产业布局应用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科学性被大大削弱,也导致海洋产业布局实践中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与此同时,海洋产业布局中的一些不合理、不协调因素开始显现,这些不合理的产业布局因素既影响着中国海洋产业整体效益水平的发挥,也影响着中国海洋经济的全面发展,导致海洋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区域布局不够合理,海洋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不断涌现。加强海洋产业布局规划和协调,克服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盲目性,实现海洋经济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已变得十分紧迫。因此,加强海洋产业布局研究,尤其是海洋产业布局的基础理论研究,探寻海洋产业布局演化的一般规律,为海洋产业布局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已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勿容置疑,海洋产业布局在许多方面与陆地产业是相通的,包括劳动的地域分工、产业的集聚与扩散等,但这些现象或规律背后往往隐藏着迥然不同的运行机制,从而导致同一规律在陆地产业布局和海洋产业布局中有着十分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海洋产业布局理论的研究决不是陆域产业布局的有关理论的简单“嫁接”。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面临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本论文以海洋产业布局的基本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在综合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海洋产业经济与陆域产业经济的不同特点,充分借鉴传统产业布局的相关理论,综合运用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个量研究与总体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动态研究与比较动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阐释海洋产业布局的内涵与外延、海洋产业的区位选择、产业布局调整与产业结构变化的互动过程以及资源、环境、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海洋产业布局的内在机制、海洋产业布局优化的基本模式及陆海经济一体化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总结海洋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并举例加以佐证,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海洋产业布局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政策体系,期望为今后学者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孔令群[9]2016年在《基于产业聚集的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聚集与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山东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大省,高新技术产业现状如何,产业聚集呈现怎样的变化,产业聚集是否带来创新能力的增强,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主要以产业聚集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基于产业聚集的视角研究区域创新效率问题,构建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因素影响创新效率的理论框架,揭示产业聚集影响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以丰富现有的研究体系,从而为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出对策性建议。研究发现:(1)发展现状:从总量来看,山东省各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较高,且总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高新技术总产值占山东省工业总产值比重也在逐年增长;从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可以看出,山东省东部沿海发明显优于西部内陆地区,且东西差距较为明显。(2)聚集水平:从产业多样化和专业化指数来看,山东省各市产业多样化水平逐渐降低,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水平逐年升高;从空间基尼系数看,山东省高新技术行业整体聚集程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就各行业而言,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呈现上升的趋势,仪器仪表及医疗、机械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空间基尼系数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从创新效率来看,产业聚集对创新效率提高具有一定促进作用。(3)实证部分:从Moran’s I指数分析看来,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总体Moran’s I指数均为显着正值,其整体检验效果良好,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存在空间自相关性。通过传统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得出,产业聚集导致的专业化溢出、多样化溢出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效果因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别。通过以上内容的研究分析,得出了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与产业聚集水平,进而通过实证研究找出产业聚集对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因素,为今后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
李碧宏[10]2012年在《产业集聚与增长极的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有了重大转变,非均衡发展战略日益成为主流。增长极理论是非均衡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增长极的优先发展,通过其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促使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文以产业集聚作为切入点,研究增长极的内涵、动力和作用机制,并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础,分析重庆市的产业集聚现状,探究重庆市非均衡发展战略,寻求重庆市增长极形成和发展的对策。一、研究的主要内容1.产业集聚的形成及其评测方法。阐述产业集聚的含义和特点,从不同角度分析产业集聚的形成条件和方式,阐述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并对产业集聚各种测度方法的优缺点进行评价。2.增长极形成的动力系统和作用机制。介绍增长极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总结增长极理论中蕴含的经济思想。重点探讨增长极形成的创新动力、产业结构转换动力、产业集聚动力、市场动力和制度推动力,并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制进行详尽分析。3.产业集聚和增长极的关系。解析产业集聚和增长极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阐述产业集聚的作用和局限性,研究从产业集聚到经济增长极的转换机制,提出增长极发展战略的重要性。4.重庆产业集聚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通过计算重庆市主要行业的区位熵指数,研究重庆各行业在全国所处的地位,评价其产业集聚的静态状况。通过计算重庆市主要行业的产业集聚指数,分析重庆市各行业产业集聚的发展速度和动态特点。在此基础上,总结重庆市产业集聚存在的问题。5.重庆市各区县产业集聚现状及评价。通过重庆市40个区县主要行业的区位熵指数的计算,分析重庆市一圈两翼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方面的产业集聚情况,总结重庆市各区县产业集聚的地区分布特征和行业结构特征,指出各区县产业集聚中的问题。6.重庆市的增长极发展战略。从重庆市的资源差异、区位差异和经济基础差异分析重庆市实施增长极发展战略的原因,阐述重庆市的产业增长极发展战略和空间增长极发展战略。7.重庆市经济增长极形成和发展的对策。从产业选择、政府角色和制度设计等方面探讨重庆市经济增长极形成和发展的对策措施。二、研究的基本结论1.产业集聚是在一定经济社会环境下,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企业的利益驱动机制形成的。其宏观条件包括：生产要素、社会资本、全球化的市场和政府产业政策。中观条件包括：较长的价值链、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产业竞争与技术创新。微观条件包括：生产成本和区位品牌。2.增长极的形成是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增长极的形成过程包含创新动力、市场动力、产业结构转换动力、产业集聚动力以及制度推动力等基本要素。在这个系统中,创新是增长极不断发展的持续动力。创新能够改变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以产业结构的转换和优化为载体,传递创新动力,继续推动增长极的增长。3.产业集聚是增长极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产业集聚和增长极具有一些共同要素,他们都是以一定地理空间为载体,都要求存在关联性强的推进型产业,都需要建立良好的配套服务系统,都存在规模经济效益。但是增长极在产业选择、资源优势、创新力度、区位条件、外部联系等方面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重庆产业集聚的行业结构和地区分布都不平衡。重庆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产业集聚特征明显,但存在着公共和社会服务发展滞后,技术创新能力弱,产业价值链低端化等问题。在产业集聚的地区分布上,重庆服务业主要集聚于都市发达经济圈,制造业主要集聚于都市发达经济圈和渝西经济走廊,农业主要集聚于都市发达经济圈的外围。5.培育和发展经济增长极,实施增长极发展战略是重庆市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重庆市各区域在资源、区位、经济基础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发面都有各自的产业重点,“一圈两翼”发展也不平衡。其中,都市发达经济圈是重庆经济的制高点,渝东北、渝东南两翼是支撑重庆长远发展的重要经济腹地。实施增长极发展战略,通过重点部门和重点区域带动整个重庆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叁、论文的主要创新点1.从产业集聚和增长极形成的角度研究非均衡发展战略,把产业发展和地理空间结合起来,抓住了关键,把握了总体,弥补了单纯从产业或空间方面研究经济发展的缺陷,在研究视角上有一定创新。2.对重庆市主要行业的区位熵、产业集聚指数和重庆各区县的行业集中度进行了测算,衡量和评价了重庆市主要行业的产业集聚程度和动态变化特征,为重庆经济增长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3.从重点产业选择、政府角色定位和配套制度设计等方面,为重庆实施产业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提供了较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信息产业发展机理及测度理论与方法研究[D]. 王欣. 吉林大学. 2008
[2]. 信息通信技术进步对产业聚集的影响[D]. 彭宇松. 西南交通大学. 2003
[3]. 国家高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园区研究[D]. 张克俊.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4]. 产业链竞争力理论研究[D]. 杨锐. 复旦大学. 2012
[5]. 九十年代上海产业结构变动实证研究[D]. 陈志洪. 复旦大学. 2003
[6]. 经济增长中地理要素作用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D]. 刘清春.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7]. 基于聚集经济的FDI区位选择研究[D]. 王剑. 东南大学. 2006
[8]. 海洋产业布局的基本理论研究暨实证分析[D]. 徐敬俊. 中国海洋大学. 2010
[9]. 基于产业聚集的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研究[D]. 孔令群. 山东财经大学. 2016
[10]. 产业集聚与增长极的形成[D]. 李碧宏. 西南大学. 2012
标签：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论文; 产业布局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集群效应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企业空间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地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