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汉代；孝治；治国策略；原因
一、历史原因：吸取亡秦的教训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日益强大，成为统一六国的核心力量。秦统一以后，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对法家以外的思想进行严重的迫害(焚书坑儒)，主张以法家思想来维护当时的统治，把法律作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工具，故采取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措施来统治人民。秦始皇实行严酷的刑律，人民徭役繁重，致使秦朝社会矛盾尖锐，二世而亡。汉初在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统治者的重中之重是选择治国之道。他们花大量的精力去总结秦亡的原因，以此从中汲取教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认为运用酷刑峻法的暴力手段来维护统治是秦灭亡的主要原因，并从中认识到法家的残暴手段不是治国的良策。于是为适应当时社会和人民安定的需要，汉统治者改变秦的政策，提出了“以礼为教”，崇尚儒家着重强调家庭内部的血亲观念的孝道思想，并把它引申到政治的范畴，逐步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策略。司马迁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下统矣。”[]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变成为统治者对民实行德教的理论依据。
二、经济原因：小农经济
汉代“以孝治天下”治国策略产生的根本因素，也就是当时的农耕经济。汉代社会主要的经济形式是小农经济，而汉王朝正是建立在此种农耕经济之上，小农经济的兴衰与汉王朝的存亡息息相关。汉代封建的大一统王朝是由许多分散的大家庭、家族组成的，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稳定性和繁衍性对小农生产的顺利进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农户养家、养国的重要性被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于是他们把儒家的孝道思想作为治国理念，用家庭中的道德观念管理民众。当时的儒家的孝道思想在各家中别具一帜，不仅具有稳固社会秩序的作用，而且还能够维系家庭，使家庭更加和睦。因此，汉统治者以儒家的孝道思想为基础，推行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策略。
三、政治原因：汉初大封同姓王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在总结秦亡的原因时，认为秦朝没有封同姓子弟为王是其短命的关键所在。“高祖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因此，他在剪除异姓王的同时，大封同姓王，“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功，以为荆王，王淮东。弟交为楚王，王淮西。子肥为齐王，王七十余城。”[]后韩信、彭越谋反失败，高祖“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后又“拜沛侯刘濞为吴王。”建立了一个同姓王分封制的政治体制。虽然同姓王分封使汉政权得到巩固，但由于朝廷对诸侯王采取放纵的政策，致使他们的势力恶性膨胀，对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封国势力过大，使得各封国都有能力与中央抗衡。文帝时的淮南厉王之乱和景帝时的“七国之乱”都是很好的证明。面对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汉武帝巧妙地利用儒家孝道思想来解决，颁布了“推恩令”这项软性政策，使王国越分越小，削弱诸侯的实力，加强了汉王朝的统治。
四、思想渊源：孝文化
汉王朝统一以前，我国古代社会就早已出现了孝观念。西周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就与“孝”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子、诸侯、卿、士大夫这层层的等级制度，正是统治者利用“孝”观念才得以形成的。可见，“孝”在当时就超出了家庭的范围。春秋战国被称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轴心时代”，当时形成了一种“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对于孝道思想各家都有不同的解释，而儒家的孝道理论在各家中显得更为成熟。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就明确地反映了其孝道思想。《孝经》中明确规定了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庶人各个阶级应尽的孝道，认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主张在社会上人人都要行孝，并且把孝看成君王治理国家的至德要道。儒家的孝道思想提倡家国并举，《孝经·广扬名章》载：“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以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宫。”[]很显然，这要求把“孝”从家庭的范围扩大到朝廷、社会之上。而汉代的统治者也看到了孝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性，把《孝经》作为必读之经，以此为基础，采取各种措施来巩固其统治。
除以上四方面的原因外，汉初的思想状况也是重要的一方面。汉初为了休养生息，统治者就以黄老思想治国，但不搞思想专制，这使得百家复兴和并存。不仅使用道家，也兼用儒家思想，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儒者们不断向朝廷建议用儒家的孝道思想来治理国家。这些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汉初统治者的治国思想。
两汉时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策略，影响范围颇大。在当时，孝道观念是一种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影响波及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因为此政策的推行，所以使汉代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盛世局面。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李学勤．孝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山西省临汾市蒲县高级中学04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