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晖霞[1]2009年在《西部地区生态补偿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西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屏障区,承担了我国主要江河源头水源涵养、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生态功能,对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近年来西部地区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和服务功能下降,影响东部和全国的可持续发展。导致西部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很多,而缺乏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其中的主要因素。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西部地区难以解决也不应当独立解决生态建设所面临的困难,研究西部生态补偿问题不仅是解决西部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和完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重要方面,而且是调整相关主体利益关系、协调地区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措施。目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在生态补偿方面开展了不少工作,但由于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涵盖面宽、综合性强,研究难度较大,对于生态补偿机制和评价体系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生态补偿技术方法和政策体系。因此,研究西部地区生态补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可持续发展理论、资源环境价值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等为支撑,以正在实施的西部生态建设为背景,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比较分析与归纳分析、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从国内外生态补偿理论与实践的学术跟踪入手,在对西部生态环境状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梳理了西部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多角度深入分析存在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以期对西部地区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与现实实践有所贡献。本研究结论如下:(一)西部地区生态补偿具有必要性。1、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生态价值理论的要求,也是解决生态环境资源这种公共产品过度使用和外部性问题的要求。2、西部生态安全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生态安全,而西部地区面临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难题,长期以来西部为中东部和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承担了太多的经济和生态成本,对西部进行生态补偿,一定程度上说具有反哺的性质。3、从区域协同发展的角度讲,生态补偿缺失将进一步加剧我国区域发展失衡。根据我国四大主体功能区的划分,西部将更多地承担生态环境保护功能而丧失相应的发展机会,基于环境公平理念,应当对其做出补偿。4、实施生态补偿也是实现西部自身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二)西部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面临许多困惑与问题。1、理论上的探索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2、我国现行的生态补偿组织管理体制下,对资源、态生、环境的管理是多头、分散式的,导致我国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效果不尽人意。3、生态补偿在制度安排如在法律上、产权制度上、激励机制上、政策设计上和实践中均存在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分析是对生态补偿理论依据的认识不统一。从组织管理体制分析,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对农民进行生态建设的积极性造成约束;分散式管理方式影响生态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从制度上分析,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存在缺陷,不能完全适应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产权制度不完善难以调动生态环境建设者的积极性;市场制度不完善导致生态产品的供给短缺。从政策设计中的动力机制分析,驱动对象不明确,利益目标不一致,行为主体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导致驱动力不足。从思想观念上分析,对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有偏差。(叁)建立和完善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机制。1、要提高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效率。从生态保护的目标出发,构建新的生态补偿组织管理体制,生态建设可以从行政区划管理转向流域系统管理;做好生态补偿规划设计,完善计划体系、计划工作依托体系和区域时空安排政策;明确生态补偿主体;确定生态补偿对象;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既要顾及自然生态要素,又要重视生态建设区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拓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完善生态补偿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制度与生态补偿的保障监督机制。2、完善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度安排。构建合理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颁布并实施《生态补偿条例》;晰明产权制度,保障农民私有收益,建立森林和草原等战略性资产产权制度;创建生态产品及服务要素市场,发展生态补偿的市场手段;建立和完善现行生态补偿激励机制,鼓励各种利益主体积极参与生态补偿和生态建设;实施鼓励后续产业发展的政策,建立产业补偿机制,实现传统土地利用方式的根本变革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孔祥杰[2]2002年在《西部生态经济研究》文中认为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在历史上，她一度是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建国后，她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源。然而，由于人们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不注意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加上频繁的天灾和战乱，使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走到了濒`临崩溃的危险境地。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历史时期，建设山川秀美的西部就当然地成为西部地区的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转变以往对大自然只知索取、不知回报的掠夺式开发方式，建设西部生态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笔者曾长期研究西部经济问题，对西部的现实情况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笔者运用区域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西部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演变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查阅大量的二手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用详细的资料证明，西部地区区域生态系统的恶化，是由于区域经济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失衡运作所导致。进一步的分析则证明，制度安排的不科学，是导致西部生态经济系统恶性循环的主要原因。在文章的最后部分，笔者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对策建议，以实现西部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均衡发展，希望能对广大研究西部问题的科研工作者和经济决策者有所启发和帮助。本文的第一章，西部生态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是简要介绍生态经济学的有关知识及我国在西部生态经济问题上的研究水平，以使读者对本文将要涉及的学术领域有个大致的印象：第一节 生态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首先介绍了生态经济学在西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它的历史意义，及它在中国的叁个发展时期。然后介绍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指出，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研究生态经济系统这一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复合系统的内在运动规律，用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以谋求在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前提下的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最佳组合，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跟着笔者介绍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促进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研究自然生态系
金芳[3]2008年在《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与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针对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分析了西部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阐释了西部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的主要障碍因素。按照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科学发展的总体要求,本文从建立绿色国民账户和绿色GDP考核制度、建立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行政补偿制度、建立多元化的生态产业模式、建立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体系和监测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策略。
洪伟东[4]2017年在《深圳市海洋生态经济发展空间布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洋经济是以一定的海洋地理空间(包括海岸带)为基础,依托海洋资源与环境而形成的产业经济系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因此,海洋经济本质上属于特定资源、环境条件的区域经济范畴,即海岸带经济。海洋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海洋生态环境遭受污染和破坏较严重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业、人口不断向海岸带集聚,我国逐渐形成了以环渤海、长叁角和珠叁角为核心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同时,污染海域也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江苏沿岸、长江口、杭州湾、浙江沿岸及珠江口等近岸海域,海洋经济发展空间与污染海域空间高度耦合。如何科学地评估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对海洋资源与环境造成的影响,更加全面地认识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及空间差异的真实情况,应当成为目前我国沿海地区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首要解决的问题。本文紧紧抓住区域海洋生态经济的本质属性,尝试运用区域经济、海洋经济和生态经济叁大理论,深入总结区域海洋生态经济的理论发展及技术演进趋势,形成了系统化的区域海洋经济分析和评估方法体系。在此基础上,选择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广东省深圳市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开展了基于空间格网的海洋生态经济核算及区域空间差异和动态演化分析,最终提出了深圳市海洋生态经济区划方案及对策建议,为海洋管理及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首先,本文通过对区域经济、海洋经济、生态经济概念及其发展脉络的分析,尝试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围绕区域海洋生态经济的本质和内涵,将海洋经济与海洋资源、环境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分析,即海洋生态经济是由海洋生态、海洋经济与海洋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特殊复合系统。其中,海洋生态子系统由海洋自然资源与环境构成,其功能是为海洋经济和社会子系统活动提供支撑、容纳、缓冲、净化等服务;海洋经济子系统以各类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为核心,其功能是实现各类海洋资源物质从分散向集中运转、能量由低效到高效聚集、信息自低序向高序反馈、价值由低质到高质积累;海洋社会子系统以人为核心,其功能是向海洋经济子系统提供劳力与智力支持。海洋生态经济具有整体性、协调性、区域性和动态性特征,各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有机整体。海洋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必须遵循海洋生态子系统的承载能力,才能达成整个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从研究基础来看,目前,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基本框架已基本成型,但对核算、评估及发展对策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本文系统总结国内外海洋经济核算理论方法及实践,通过对海洋生产总值(gop)和绿色海洋生产总值(绿色gop)核算内容的合理拓展与核算方法的有效优化,形成了更具实操性、能更好地反映海洋生态价值(由海洋资源环境成本和海洋生态调节收益两部分构成)的海洋生态经济核算方法体系。有效结合gis和遥感技术,建立了基于空间格网的海洋生态经济核算方法,即将传统行政区划单元内的海洋生产总值及海洋资源环境成本、海洋生态调节收益数据合理分布到一定的空间格网内,构建空间数据库。通过对每一个单元格网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数据的迭加分析,更加精细化地实现整个区域海洋生态经济的可视化表达,更加准确地透视区域海洋生态经济的空间差异特征,为科学实施海洋生态经济区划,制定差异化的海洋生态经济发展对策提供决策支撑。其次,本文将广东省深圳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gis渔网(fishnet)工具生成5km×5km网格,并按照深圳市海陆空间边界进行剪裁,形成了对深圳市海陆空间全覆盖的158个空间格网。将涉及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各类统计数据、普查数据进行格网化处理和空间迭加分析,得到了2011-2015年深圳市海洋生态经济空间分布图。在此基础上,采用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深圳市2011-2015年各区的海洋生态经济数据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深圳市全局moran’si值均在0.10-0.17范围内变化,表明深圳市区域海洋生态经济在空间上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即呈现空间集聚现象,也就是说具有相对较高生态经济水平的地区在空间上互相邻接聚集,相对较低水平的地区在空向上相互靠近,且五年中总体空间集聚格局变化不大。此外,通过空间联系的局部指标(lisa)进一步分析发现,深圳市海洋生态经济主要集聚在福田-罗湖、南山蛇口两个核心地带,形成双中心、多次级中心的空间格局,东部盐田区和大鹏新区等区布局少量企业,整体集聚程度较低;全市呈现东北-西南方向分布,并且倾向于集聚于南部离岸线较近的地区,随着向北内陆区域延伸,海洋生态经济的集聚程度迅速下降。最后,根据空间格网的分析结果,通过对同类海洋生态经济空间格网进行归并,将深圳市划分为珠江口海洋生态经济限制发展区、深圳湾海洋生态经济优化调整区、大鹏湾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区和大亚湾海洋生态经济储备保护区四个类型的海洋生态经济区划,形成差异化的海洋生态经济空间发展策略。从优化海洋产业空间布局,加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加强海岸带和临海区域空间管制以及制定差异化的海洋立体空间开发利用导向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
张小明[5]2008年在《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部地区生态移民是近年西部农村地区社会发展中的一项涉及面广、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区域人地关系协调行动,对于西部开发、建设西部生态屏障、改善西部生态恶化地区人口生活状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生态移民由政府主导、组织,并提供资金、选定和建设迁入地,通过制度因素诱导生态恶劣地区居民降低非自愿性,实现生态恶化地区的贫困人口通过空间上的迁移,以减轻原居住地的生态压力,给移民以较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进而提高他们的生产、生活水平。本文应用社会学田野考察、经济学制度分析、模型构建、案例分析等方法从生态移民的缘起和现状、制度供给、决策机制等方面分析生态移民的现状与问题,提出西部生态移民发展战略和对策。首先,阐述生态移民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恢复理论、生态经济理论、移民理论、扶贫理论是生态移民的基础理论,生态移民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建立一个理想的解决生态恶化地区生态、经济贫困的路径和模式,促进生态、资源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从西部生态变迁分析西部生态移民的缘起和现状。客观上本身生态脆弱加上历史上不合理过度开发是西部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生态恶化导致的生态承载力下降迭加近现代以来人口增长使西部生态经济复合系统难以自我恢复。自20世纪80年代始的生态移民是促进西部生态经济复合系统恢复的有效措施之一,对西部生态、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甚大,受到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者的共同关注。据估计,目前我国西部生态移民达到320多万人。顺利实现生态移民的主要经验是充分尊重民意、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社会配套设施齐全,土地、户口政策配套,使移民收入稳定。对西部生态移民的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分析认为西部生态移民的综合效益显着,而移民文化心理适应、近距离迁移的生态效益尚显不足。第叁,对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类型进行归纳分析,重点分析不同类型生态移民的制度供给。根据迁移动因、迁出地、迁移距离、生产方式转变、迁出安置方式等五个维度分析了十五个小类的生态移民制度供给状况。整体上认为西部生态移民的制度供给不足,导致其资金投放、迁移目标设定、迁入地的选择和建设存在缺陷和障碍。第四,构建西部生态移民的决策模型。西部生态移民的决策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和移民个人。由于国家、地方政府和个人叁者利益取向的博弈,导致叁者在生态移民中的决策目标不同。国家的目标是生态和扶贫,地方政府的目标是政绩和资金,个人的目标是获取现金资助和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不同的目标导致决策因素的不同,认为生态和缓贫是国家生态移民决策的主要因素;认为政绩、制度、资金因素是地方政府决策的主要因素;个体、迁移距离、迁入地基础设施、社区文化、迁移者的成本效益是影响迁移者决策的主要因素,并以此构建国家、地方政府和迁移个人的决策模型。最后,结合西部生态移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生态移民的战略思想、目标、措施、步骤,并为当前西部生态移民微观操作提供了科学选择与建设迁入地、优化政府行为等对策。认为遵循生态持续发展、土地有效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城镇区域辐射等原则是科学选择生态移民迁入地的基本对策;做好迁入地规划、建设和社区整合是科学建设迁入地的对策;科学组织实施、保障资金、关注移民人口生产生活是优化地方政府生态移民行为的主要对策。
郝晓红[6]2004年在《西部生态经济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部大开发的目的是解决我国西部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滞后的问题，实现东西部的均衡发展。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要内容来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最根本的切入点。但是，在西部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恶劣的自然条件，加之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利用，使得域内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度破坏，要想重建，难度可想而知；同时，人口的激增，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经济效益的低下，使得域内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不解决西部群众的生存问题，生态重建和经济发展就难以维系。东部地区的投资西移，为的是谋求经济利益，生态环境建设项目投资大，周期长，显然不会成为投资者的首选，而且，若无相关制度安排，还可能因此而加剧西部资源的不合理开发，进而引起西部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国家要总揽全局，统筹安排，不可能在西部扶贫和生态重建方面投入太多的资金。因此，在西部探求一种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达到西部群众脱贫致富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效果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论文以生态经济为基点，从西部生态环境的演化入手，在分析了西部生态经济系统的现状、西部生态经济建设的现实基础之后，提出西部生态经济建设的思路和目标，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分别从相关制度建设，法律完善和资金筹措方面提出了进行西部生态经济建设的对策。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言。本部分对论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作了阐述，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对可能创新之处作了说明。第二部分，西部生态环境的动态考察。本部分主要解决西部生态建设为什么要选择生态经济模式的问题。论文首先分别分析了西北和西南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从中探求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一般成因。其次，分析了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层经济原因，这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即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最后，通过分析提出了西部生态建设应选择的模式——生态经济。第叁部分，西部生态经济建设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当前，在西部进行生态经济建设，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论文先从西部现有的文化、技术、战略准备和相关实践经验角度分析了西部生态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接着，从西部生态系统的脆弱、经济系统的低效益运行及连接这两大系统的技术系统的落后方面分析了西部生态经济建设极端落后的基础和差距。然后。通过对当前西部地区生态经济建设的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的分析，论证了投入不足是西部生态经济建设的瓶颈。最后，分析了西部经济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包括：区域间的利益关系、民族间
徐小玲[7]2007年在《叁江源地区生态脆弱变化及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模式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全球变化的加剧，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脆弱性显着增强，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脆弱区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实践需要互动双赢。作为典型的生态敏感区和特殊的生态功能区，叁江源地区是影响全国甚至世界生态安全的“生态阀”，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滞后的地区，生态恶化形势严峻，生态难民逐年增多，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开展叁江源地区生态脆弱变化及经济与生态互动研究，探讨该区生态环境演变规律、人类活动的影响、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互动机制、互动模式、产业政策等问题，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应用实测数据、实地入户调查数据和统计资料，运用Excel、SPSS软件和图表分析法、多元回归方法、主成分分析、灰色关联分析和判别函数、问卷调查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方法，分析叁江源地区生态变化特征，模拟径流量变化并分析其人为影响程度，评价各县的生态脆弱度、贫困程度、人类活动强度及叁者之间的互动程度并判别其互动关系类型，探讨经济与生态互动机制、互动发展模式。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了以下几点有意义的结论：(1)近47年来叁江源地区气温呈升高趋势，降水量呈减少趋势，蒸发量呈微弱减少趋势，不同时间尺度上气候变化趋势不同。平均升温率为0.0195℃／a，升温0.7℃。冷季和暖季分别升温0.8℃和0.5℃，冷季升温贡献率达61.54％。气温由外向内递减。降水量平均递减率为0.4449mm／a，减少28.8mm。干季降水量平均递增率为0.3436mm／a，湿季降水量平均递减率为0.459mm／a。湿季降水减少贡献率达92.55％。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蒸发量平均递减率为0.635mm／a。干湿季蒸发量平均递减率分别为0.6471mm／a和0.3815mm／a，湿季蒸发减少贡献率70.15％。蒸发量在长江、澜沧江源区由西南向东北递减，黄河源区由北向南递减。近47年气候趋于暖湿，90年代以来气候趋于暖干，近5年来气候趋于暖湿。(2)根据径流量累积曲线，1982年以前人类活动对径流量的影响较小。用多元线性回归模拟径流量，1958～1982年黄河沿和吉迈年径流量模型分别为y=87.6827+0.0129x_1+3.2988x_2-0.0615x_3、y=164.8666+0.076x_1+4.6895x_2-0.116x_3(x_1、x_2、x_3分别为源区黄河流域年平均降水量、气温、蒸发量)，唐乃亥、直门达月径流量模型分别为y=44.969+2.4826x_1-0.059x_2-0.2293x_3、y=13.634+1.0854x_1+0.0965x_2-0.1203x_3(x_1、x_2、x_3分别为兴海／玉树县月平均气温、降水量、蒸发量)。1983年后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程度具有增大趋势，吉迈和唐乃亥人为影响程度都低于50％，黄河沿多数年份人为影响程度为50％～80％，表明黄河源区影响径流量变化的主导因素在东部是自然因素，西部是人为因素，即径流量的人为影响存在西强东弱的区域差异，越靠近源头地区经流量的人为影响越强烈。(3)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叁江源地区各县生态脆弱度、贫困程度和人类活动强度，脆弱度从外围向中部增强，贫困程度长江、澜沧江源区由西南向东北减弱，黄河源区由中部向周围增强，人类活动强度长江、澜沧江源区由东南向西北减弱，黄河源区由东北向西南减弱。玛多、称多、曲麻莱3县属极度脆弱型(脆弱度0.8～1.0)，治多、甘德、玛沁3县属强度脆弱型(0.6～0.8)，泽库、达日、杂多3县为中度脆弱型(0.4～0.6)，同德、久治、河南、兴海、班玛5县为轻度脆弱型(0.1～0.4)，玉树、囊谦2县为微度脆弱型(－0.2～0.1)。杂多1县属极度贫困型(贫困程度0.5～0.6)，达日、治多、称多、泽库4县属强度贫困型(0.4～0.5)，甘德、曲麻莱2县属中度贫困型(0.3～0.4)，囊谦、同德、河南、兴海、班玛5县属轻度贫困型(0.2～0.3)，久治、玉树、玛多、玛沁4县属微度贫困型(－0.6～0.2)。同德、玛沁、泽库、兴海4县属人类活动极强型(活动强度1.4～0.8)，河南、班玛、玉树3县属人类活动很强型(0.8～0.5)，甘德、久治、囊谦3县属人类活动较强型(0.5～0.4)，称多、玛多、达日3县属人类活动较弱型(0.4～0.2)，曲麻莱、杂多、治多3县属人类活动微弱型(0.2～－0.1)。(4)初步探讨了生态与经济的互动发展关系等有关理论问题，提出了互动发展观、互动链、互动圈、互动网、平衡互动等新概念。从多角度对互动类型作了划分，对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的路径、阶段、动力、条件、途径等互动结构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中两者的互动途径主要包括产业互动、制度互动和投入互动。(5)根据叁江源地区各县生态脆弱度与贫困程度、人类活动强度的互动程度判别函数C_(xy)=(x+y)／(x~2+y~2)~(1／2)(x、y分别为生态脆弱度、贫困程度、人类活动强度)，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呈较强的负向互动关系。生态脆弱性与贫困性的互动关系类型，玛沁、玛多2县属脆弱不协调型，囊谦1县属贫困不协调型，其他13县属极不协调型；人类活动强度与贫困性的互动关系类型，玛沁、玛多2县属人为干扰贫困型，治多1县属自然贫困型，其他13县属人为加剧贫困型；生态脆弱性与人类活动强度的互动关系类型，囊谦1县属人为干扰脆弱型，治多1县属自然脆弱型，其余14县属人为加剧脆弱型。(6)叁江源地区需要建立起产业置换与生态置换机制、社会化投融资与多元经营机制、生态补偿与利益驱动机制、信息技术传递和公众参与机制、生态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区域互动与创新机制等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互动机制。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制度政策创新+区域互动+生态工程+社会协调+产业置换”叁江源模式为：以政府体制调整和制度政策与组织管理机制创新以及科学的规划设计为互动节点，以生态产业为互动纽带，通过社会化投融资和系列政策支持，加强与西宁、拉萨、格尔木的区域合作互动，形成以该区为中心、以3市为顶点的叁角形互动网络，实施生态移民、生态补偿、生态购买等系列生态工程，实现生态资本产权化和生态建设产业化发展，加强后续产业开发、职业技能培训、小城镇与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大信息技术传递力度，促进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置换和产业生态化改造，发展区域特色生态产业，由区域互动与投入互动到制度互动再到产业互动，实现生态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7)依托长江、黄河、澜沧江沿线、唐蕃古道旅游专线(214国道)和世界屋脊汽车探险旅游线(109国道)，加强沿线小城镇建设，培育空间或产业增长极，形成“叁江两线”交叉型经济发展格局。开发地区特色优势资源，积极培育和发展生态旅游业，以中藏药材业、畜产品加工业、特色种植业、草业、绿色食品业、水产养殖业为代表的特色生物产业，以民族手工业、民族商贸业、民族文化业为代表的民族产业，以矿产、沼气、水电、太阳能、风能开发为代表的生态能源业，建立起独具地方特色的生态经济体系。创新点：(1)叁江源地区原本是人类影响较弱的区域，但近年来人为影响加剧，本文通过模拟黄河源区天然径流量，评价其人为影响程度，认为东部人为影响程度低于50％，西部人为影响程度一般在50％～80％。(2)通过对互动结构的系统研究，提出了互动发展观、互动链、互动圈、互动网、平衡互动等新概念。(3)通过对叁江源地区的区域环境与发展水平的系统分析，评价了生态脆弱度、贫困程度与人类活动强度的互动度，并判别叁者间的互动关系类型，认为该区生态与经济及人类活动间存在较强的负向互动关系，急需建立生态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机制和互动模式。(4)通过区域结构分析，根据环状分布特点以及周边叁大城市的叁角形辐射环境，提出了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叁江源模式与“叁江两线”交叉型特色生态经济的发展格局。
王平[8]2010年在《西部生态经济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生态经济研究近年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特别是对于生态脆弱的西部来说,这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通过对近年来西部生态经济研究的综述,发现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生态经济基本理论、西部生态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生态经济的模式与模型等。在综述的基础上对研究的特点进行了归纳,提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问题。
盖凯程[9]2008年在《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西部工业化、现代化的加速面临着越来越强的资源环境瓶颈的刚性约束,区域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呈持续恶性耦合的态势。目前西部生态环境呈整体性恶化趋势,其恶化特征表现为连续性、顽固性和不可逆性。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描述和预测,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西部地区不仅要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生态破坏问题,还将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西部区域生态恶化的公害性、传递性、跨界流动性和代际累积性,加上西部作为全国性生态屏障的生态区位的特殊性,决定了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不是一个局部课题,而是一个事关全局性的重大课题,对全国生态经济系统的稳定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以尊重自然和保护环境为核心价值、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础的区域生态经济理论成果和发展理念。全文的研究共分为叁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理论解释;第二个层次是实证研究;第叁个层次是对策分析。论文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研究,包括第1、2章;第二部分是一般性研究,包括第3、4章;第叁部分为核心研究,包括第5、6、7章;第四部分为全文的落脚点和对策分析,即第8章。具体而言,各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导论: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并给出了论文的研究方法、思路、逻辑结构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1章:理论研究综述。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评价。第2章:全文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在对基本概念厘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作为全文研究基础的基本理论,拓展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哲学视阈和经济学视阈,从基点、动因、机制和特性等方面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哲学本原和经济学根源予以了剖析和理论建构,并在“生态人”的理论预设下,以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二重性为逻辑起点,构建了一个二纬度规范分析框架,最后通过相关的理论借鉴为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3章: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着手,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全面地判断了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从历史纬度考察西部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演化态势,发现西部生态环境质量是伴随着区域工业化的推进而逐步变化的;从现实纬度分析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运行特征,发现生态恶化与经济落后共同构成为西部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运行的具体表征。同时生态恶化与经济落后(贫困)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二者互为因果,相互生成,构成为西部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运行的核心特征;通过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度的判断,发现西部区域经济增长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是以严重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经济主体活动造成的压力超出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承载阈值,西部区域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是非协调的。第4章:系统地分析了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非协调运行的多重因素。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呈非协调运行的状态,其形成的内在机理是复杂的,成因也是多层次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水平是生态环境状况演变的最大参数,对生态破坏产生了“总量拉动型”影响。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经济主体对舒适环境的需求程度、环境投资支出以及相关制度、政策变量等都是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水平的函数,这些因素又与生态环境状况演变构成了复杂的复合函数。总的来说,在自然和人口因素不断演化、经济主体不合理经济行为过分袭扰、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成本区际转移、资本技术支撑体系薄弱以及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共同导致了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的非协调运行。第5章:从区域协调的角度将西部区域性的生态问题提升到全局性的层面进行审视,提出了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非协调运行困境破题的关键:区际生态补偿。西部的发展定位面临着“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两难抉择,仅靠自身力量无法承担起既保护生态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西部困境的破题需要寻求东部经济资本和西部生态资本的平衡,通过区际生态补偿机制来调整各利益相关者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从而实现建立在生态环境因子上的区域非均衡增长和协调发展的时空和谐。第6章:运用EKC模型对西部环境质量演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取改革开放以来所能获取的西部环境质量表征指标和人均GDP指标等时序数据,采用多种对数模型,经过EKC峰值的对比以及模型参数的估计、平稳性和Granger-Causality检验,并通过OLS估计了西部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部分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EKC关系;同时另一部分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则并不遵循EKC演化的轨迹。本文不仅通过有效性检验与拟合曲线验证了西部EKC的存在,而且尝试对西部EKC是否存在给出了合理的理论解释,通过放松约束条件、加入新变量对西部EKC进行了修正,并依此得出了西部EKC的政策含义。第7章:指出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路径:发展生态经济。具体来说,首先要恢复与重建西部区域生态子系统,以提高区域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其次要调整与优化西部区域经济子系统,以提高区域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在此基础上创建绿色技术支撑系统,以提高区域技术系统的连接能力,从而促进西部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良性耦合和协调发展。第8章:系统地提出了有价值的思路与对策: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落后地区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建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或文化,以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和推进科技创新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主要途径,综合运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方法,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之路,并通过设计一系列合理的协调机制(信息显示机制、环保融资机制、综合决策机制、公众参与机制)来促进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论文的创新性思考可能包括:(1)研究方法。一是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较为全面地对“西部EKC”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回归模型是否有效这一被现有研究所忽略的角度考察了西部EKC的存在,并尝试对其进行了合理的理论解释;二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独特而不科学的方法论范式进行了批判式创新。在借鉴其分析范式时,采取逐步放松假定条件和加入新变量以增强其与现实契合力的方法,提出了一条“修正后的西部EKC”,减少了理论假设与现实世界的摩擦性,保证逻辑结论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而跳出了其在分析环境经济问题时所设置的逻辑陷阱。(2)逻辑始点。在和谐理性“生态人”的理论预设下,创建了一个二维度规范分析框架,以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二重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为逻辑起点进行逻辑分析和推理,技术分析和制度分析并重:既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关系,又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制度关系;既通过模型构造、参数估计来研究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技术函数和关联性,同时又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充分研究相关主体生态利益及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机理。(3)创新点。一是提出了一个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刻画和描述;二是对生态补偿的经济学基础进行了修补、夯实,推行了Pareto标准,指出区际生态补偿的建立实质上是一个Kaldor——Hicks改进的过程,并提出了一个“外部性非对称性应用”的概念,依此分析了西部区域生态环境破坏与建设的双重“外溢效应”;叁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IPAT模型进行了拓展,并运用两个扩展了的IPAT等式对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
马江[10]2006年在《中国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探析与研究》文中提出摘要: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能够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叁者的和谐统一,是落实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循环经济的特征是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物的低排放,核心是3R化,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化((Reuse)和资源化(Recycle)。其目的是:使资源以最低的投入,达到最高效率的使用和最大限度的循环利用,从而实现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和人类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使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规律相吻合,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大都集中分布在西部。西部地区是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是我国中、东部地区重要的生态环境屏障,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时代居住的主要地区,同时也是我国生态脆弱区域。地域辽阔的欠发达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交通闭塞等原因使得社会经济发展极度落后,因为贫困且又地处我国生态脆弱区域,欠发达地区肩负着加快经济发展和构建生态屏障的双重任务,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欠发达地区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阶段,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注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发展很不平衡,总体来说仍然大大落后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二是欠发达地区贫困面仍很大;叁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将更加严峻。长期以来,欠发达地区的开发战略,实行的是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其特点是重视资源开发、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如果继续沿袭以往的开发模式,欠发达地区不仅难以从中受益,而且还会加剧其边缘化程度,不仅不能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还会拉大欠发达地区内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同时,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欠发达地区,如果不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不考虑各地经济社会的差异,只会给自然环境带来更加严重破坏,并导致农林牧业生产的全面衰退和经济社会的停滞,如果不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只注重经济效益,靠过渡砍伐森林和破坏草原来发展经济,只能造成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灾害频率增大、污染增加,从而导致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也会阻碍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持续协调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创新思路,寻求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结合点,建立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又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满足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的发展模式,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叁大目标纳入统一的框架,取得叁维整合和“共赢”,是需要深入研究、探析的重大理论及实践问题。在我国积极探索和大力推行循环经济发展的基调下,把欠发达地区如何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个研究的核心,对于欠发达地区摆脱贫困落后的现状,促进其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学者对于欠发达地区如何发展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有的认为欠发达地区资源丰富应以资源开发为导向;有的主张以超常规的高技术开发为导向;有的认为,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已恶化,不能再走资源开发的老路,应以生态环境建设加之发展生态经济为导向;还有的认为,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应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上述的各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方向作了分析,在实际的战略制定和实施中,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目前严峻的资源与生态环境形势看,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必须避免走以生态退化、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笔者认为,必须要着眼于欠发达地区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发展现状各异的特点,兼顾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认真落实五个“统筹”的发展要义,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追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相统一,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社会进步和人民安居乐业。在长时期内,欠发达地区推行可持续发展要根据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根据各自特殊的要素禀赋结构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对产业进行合理布局和优化升级。尤其是应大力引入并推广循环经济的先进理念,深化发展适应欠发达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循环经济实践模式,真正实现全面地、协调地、可持续地整合发展。论文共分为九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指明论文的研究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对论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进行说明。第1章,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进行述评,为研究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一个文献综述。主要的思想渊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生态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国内外学者关于循环经济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这些研究文献将构成对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第2章,勾勒出循环经济的发展演进阶段,分别深入分析了中小规模的循环经济和大规模的循环经济。第3章,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得出了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地区特征是“东中西呈阶梯状发展态势,虽然在欠发达地区循环经济实践中,有典型成功模式可循,但广大欠发达地区普遍还未推广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第4章,对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条件进行了分析。第5章,深入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诸多困难。第6章,根据前面的分析,归纳出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与构架。第7章,对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从产权制度层面、产业政策制度层面、法律制度层面及激励制度层面的具体创新方略。第8章,对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第9章,以欠发达地区循环经济的实践为实证分析对象展开深入分析,得出了我国欠发达地区提升循环经济实践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模式,为欠发达地区进一步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论文运用产业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与分析框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精髓,从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角度,坚持总量分析与个量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欠发达地区应如何发展循环经济进行了系统研究。论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第一,对循环经济理论的思想渊源进行了系统的评述。通过对国内外循环经济理论的梳理,创新地提出循环经济的基本理论基础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二是产业生态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产业生态理论是循环经济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石,这两大理论在生态学的指导下为优化人类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提供了整体性、系统性的思路,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模式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模式提供战略性的理论范式;第二,通过认真分析现阶段循环经济的实践模式,提出无论是相关个人、组织(家庭、企业、产业……)、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循环经济发展,都必须以其所处的资源禀赋结构和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为依据,探索其适应比较优势的循环经济实践模式,切忌盲目地为了发展循环经济而赶超式地发展循环经济,要将赶超式发展循环经济给整个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置效率带来的“机会成本”纳入发展循环经济的“收益—成本”核算体系,进行综合权衡,以找到发展循环经济的最适规模和最优速度;第叁,分别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对循环经济3R原则中的首要原则——减量化(reducing)的最适量和最适速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与构架,就循环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互动式发展模式的可操作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第五,首次在循环经济研究中提出了和谐度的概念,指出欠发达地区推动循环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互动式发展是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叁者和谐度不断提升的有效途径,是欠发达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节约型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坚实根基。第六,提出了欠发达地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具体方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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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部生态经济研究[D]. 孔祥杰. 西南财经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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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部生态经济建设研究[D]. 郝晓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4
[7]. 叁江源地区生态脆弱变化及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模式研究[D]. 徐小玲.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8]. 西部生态经济研究综述[J]. 王平. 河西学院学报. 2010
[9]. 西部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盖凯程.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10]. 中国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探析与研究[D]. 马江. 四川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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