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晓鹏[1]2003年在《利率市场化现状、走势及对国债价格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第一部分：世界各国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利率变动趋势与各国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环境、市场机制发达程度表现出较大的内在相关性，这是一个共同的规律性特点。除拉美一些国家外，利率市场化改革一般都将导致实际利率水平的上升，但上升的幅度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经济增长稳定性和资金充裕程度。一般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上升幅度大。利率市场化改革导致一定时期内实际利率水平波动加剧也是一个共同趋势，但是通常情况下，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具有平稳金融市场的功能，能降低利率水平波动的程度。另外，渐进式改革方式相对于激进型改革方式更有利于降低利率波动程度。因此，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波动幅度小，亚洲发展中国家比拉美国家波动小。利率市场化以后理论上存货利差的缩小趋势在实践中表现的并不明显，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反而有一定的扩大趋势。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存贷利差要高于发达国家； 第二部分：在总结前几年利率改革包括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程度总体上还比较低：同业拆借利率、货币市场债券回购利率、现券交易利率、外币贷款利率、大额外币存款利率等已完全市场化或基本市场化，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已逐渐扩大，并已渐进的方式日益走向市场化； 第叁部分：在借鉴境外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利率变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初期，利率应该有一小幅上扬的过程，但是其造成的市场波动应该不会太大；从改革的实际运作结果和中长期来看，外币利率已经逐步的向国际利率水平靠拢；从短期来看，人民币贷款利率总水平将趋于下降，部分贷款利率有可能上升，存款利率将会单边上扬。但是从长期看，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总水平将趋于上升。同时认为，全球降息潮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有间接的影响：将促使我国国务院、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业协会和其他财经当局根据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状况，按既定的计划“渐进”推进并适度加快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使我国的利率机制更加灵活，在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部分: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个渐进过程:国债市场(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程度己相当充分，而银行本币存款利率还没有放开。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特征和发展水平，以及浮息券与银行存款利率挂钩的定价规则，我认为，在未来的市场化进程中，固息券并不受影响，浮息券之所受影响亦不显着。由此，浮息券的投资价值非常明显。
杨晓冰[2]2017年在《货币政策对我国国债收益率影响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解释为投资国债每年所得收益占资本的比例,能为投资者进行资产定价、投资决策等提供重要依据。国债收益率曲线也是风险管理、金融资产定价、套期保值等方面的参照标准,以此构建的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更能作为“晴雨表”反映宏观经济情况。对国债收益率的研究多涉及到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构建及估计方面,对此国内外已经做了相当程度的探索,而针对宏观经济因素对国债收益率的影响分析方面国内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随着人民币在离岸市场及在岸市场的快速发展,银行间、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日渐融合,债券一级市场及二级市场的日益成熟,SDR利率篮子纳入了3个月国债收益率曲线利率等,探究宏观经济因素与国债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在国债市场传导性机制是否成熟、有效,有助于投资者合理地进行投资决策,还有助于政策制定当局理性调节国债发行制度、规模、频率等,从而有利于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建立起更加完善、稳健、高流动性的国债市场。本文应用数理金融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展开分析,实证剖析了货币政策对国债收益率的影响:首先,基于数理金融和模型创新的角度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短期冲击效应。一方面,采用基于外生性结构突变的事件分析法研究降准的货币政策分别对1年、5年、10年、20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势的短期冲击效应。结果显示:5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势受降准政策的负向冲击效应最为显着,1年、10年、20年期次之。另一方面,基于利率期限结构理论首次分别结合遗传算法及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久期加权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构建了Svensson扩展模型,得到了0至50年到期期限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并与叁次多项式样条模型的拟合效果相比,接着结合图形及模型参数研究了降准的货币政策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短期影响。结果显示:(1)Svensson扩展模型在对国债收益率曲线进行拟合方面具有相对更显着、可信的拟合效果。(2)降准政策不仅在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图上较为明显地表现出了下降趋势,而且利率曲线的渐近线参数、斜率参数及曲度参数在数次降准政策前后一周均发生了显着变动。其中,渐近线参数显着下降,利率曲线的渐近线水平及起始水平显着下降;斜率参数绝对值显着下降,利率曲线更加平缓,本文以为这主要是债券市场参与者预期扩张政策的力度有限,通货紧缩状态会持续而引起的;曲度参数显着上升,利率曲线曲度增大。接下来,基于回归分析方法实证了货币政策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短期及长期影响。首先为了考察货币政策变量变动对国债收益率的短期作用,通过因子分析法找出了影响国债收益率动态特征的公共因子,前两个公共因子分别为水平因子、斜率因子。由于水平因子及斜率因子对国债收益率的解释度已高达93.95%,则通过逐步回归法对货币政策变量变动及水平因子、斜率因子进行回归。接着为了考察货币政策变量对国债收益率的长、短期影响,构建了月度货币政策序列对不同期限月度国债收益率序列的ADL模型,并结合ECM模型实行误差修正。实证结果如下:(1)国债收益率的本质特征显示,利率政策指标的变动对水平因子、斜率因子均有显着的短期影响。水平因子与公开市场操作具有相关性。此外,汇率政策的变动对水平因子、斜率因子的影响均不显着。(2)从短期影响来看,利率政策、公开市场业务指标对短期及中期国债收益率的变动会产生较为显着的同向冲击效应。对于到期期限较长的国债,汇率政策对国债收益率产生短期同向影响。(3)从长期影响来看,公开市场业务作用下市场利率走势对国债收益率走势会产生持续的同向作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变量与国债收益率存在长期关系。(4)国债收益率除受货币政策变量影响之外,还受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或非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邱林卉[3]2016年在《国债市场的经济功能国际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国债市场是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弥补财政赤字,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场所,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债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它既可以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成为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也可能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拖累,甚至造成经济危机或国家破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债市场逐步走向成熟阶段,国债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远远超出了财政的范畴。现阶段,国债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风向标,中央银行也视其为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对象,国债市场能够在金融资产定价、对冲利率、稳定金融市场等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债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能够反映出国家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方向。全文由绪论加七章正文内容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国债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一章主要结合马克思虚拟经济理论分析国债市场经济功能,概括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国债市场经济功能的理论。第二章对国债市场的宏微观经济功能和国债收益率传导机制进行梳理分析,并从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和股票市场对国债收益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叁章对我国的国债市场经济功能进行分析,以长期国债(10年期)收益率走势为标的,分析从2002年-2015年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关系。结合西方相对成熟的国债市场经验,从国债规模、期限利率结构、国债发行和交易市场、国债持有者结构等方面对我国国债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归纳。第四章分析美国和日本的国债市场经济功能,从国债发行基本概况、国债需求供给、国债持有人等因素分析美国和日本的国债经济功能,并对美国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走势进行分析。第五章从总需求、总供给和国债市场微观经济效应方面比较美、日、中叁国国债市场经济功能,分别分析了美国和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对我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影响,并对叁国国债市场经济功能进行比较总结。第六章对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国债市场经济功能进行比较,梳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债市场的收益率走势和经济政策效果,并对他们的国债市场经济影响力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不同经济体国债市场经济影响力差别的原因。第七章总结了全文的研究结论,并对发挥我国国债经济功能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王林元[4]2016年在《中国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债与货币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国债对货币供应量有什么影响,央行如何利用国债调节货币供应量,如何充分发挥国债在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中的作用,都是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也正是本文力求要回答的问题。本文将国债和货币供应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深入研究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深入研究国债在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中的作用,力求解决中国国债发展不足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难的问题,并为化解中国经济难题、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出谋划策。本文首先尝试将国债与货币纳入统一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国债与货币理论模型,夯实理论基础。采用一般均衡经济分析方法,构建包括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家庭五个部门的封闭经济理论模型,并基于理论模型,分析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以及对储蓄、消费、投资等经济变量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实证研究中国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首先专章论述中国国债发展历程及功能定位(第四章)和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及对经济的影响(第五章),然后构建包含国债变量的货币供应量计量模型(第六章)。第四章介绍中国国债发行、余额及交易变化情况,明确国债有弥补消费性支出、覆盖资本性支出、调节货币供应量、调节市场利率四大功能,分析中国国债对财政运行和金融体系的影响。第五章介绍中国货币供应量的规模变化情况,探讨中国高货币化率的原因,分析中国货币供应量的结构,分析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中国现行货币供应机制及其不足进行论述。第六章建立货币供应量计量模型,在弗里德曼-施瓦兹模型、卡甘模型和乔顿模型等经典货币供应量模型基础上,引入国债变量。先对回归变量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然后分别以M2、M1和货币乘数为应变量进行计量回归。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国债发行额和国债余额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甚微。为了全面地研究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本文还对主要经济体国债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第七章)。第七章论述国债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有关国际经验,主要选择美国、日本、欧元区叁个经济体。论述完叁个经济体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后,基于国际经验分析,总结几点对中国的启示。一是国债规模的增加并不会直接导致货币供应量超发,二是国债规模取决于国家信用的强弱,叁是货币供应有助于国债规模扩大,四是国债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结合中国情况及国际经验,化解中国难题。第八章主要论述中国国债规模扩大的意义、必要性和可行性,进一步探讨中国国债规模增长的空间。在对中国及主要经济体国债与货币供应量关系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建立中国、美国、日本、欧元区和英国国债与货币供应量的面板模型,论述国债规模扩大对货币供应量扩大的影响。面板模型显示国债规模增加1,货币供应量增加0.44。如果货币乘数为5倍,则国债净发行额转化为基础货币的比例不足10%,国债余额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十分微弱。我国的国债规模远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债规模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企业债务水平高企,企业降杠杆的进程将会持续；家庭债务水平较高,极大地制约了消费增长,家庭杠杆水平难以进一步上升。只有政府加杠杆,才能缓解整个经济去杠杆的进程,终止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及早将经济拉出需求不足、经济萧条、通货紧缩的漩涡。从我国国债与GDP之比、与M2之比、国债利息支付占财政收入之比、政府投资规模、减税及财政收支平衡等不同维度估算,我国国债规模增长空间巨大。本文还论述了如何发挥国债在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中的作用(第九章)。在对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历史回顾基础上,分析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中存在的问题。为了化解这些问题,要求充分发挥国债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桥梁作用,要求货币政策应当呵护国债市场的发展。国债发行应作为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可选方式,存量国债应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金融工具,国债还应该在调控市场利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最后,本文总结出几条结论并提出几点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国债并不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甚微,中国国债规模与经济发展程度不相匹配,中国国债发展不足是财政货币政策缺乏协调的重要原因。同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全面推进减税降费；培育完善的国债流通市场,提高国债流动性；重视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发挥国债的桥梁作用；推进我国国债国际化,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国债功能定位。
叶梅[5]2015年在《国债二级市场建设与国债收益率曲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财政部在官方网站首页发布中国关键期限国债收益率曲线,是对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决议的实质落实,体现出国家层面对国债收益率的高度重视。国债一级市场是发行市场,国债二级市场是流通市场,政府在一级市场进行国债发行时,二级市场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将作为发行利率的参考依据。收益率曲线来源于国债二级市场,而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国债品种的收益率曲线。利率市场化需要确立一个基准利率,丝路基金需要体现公允和国家信用的利率参考,国债收益率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市场利率的基准,因其低风险性、市场性、基础性、传导性的特点成为最佳选择,作为金融市场的定价基准,完善充分体现市场供需情况的收益率曲线对推动利率改革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针对利率市场化的内在需求,对国债二级市场和国债收益率曲线进行研究分析,发现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完善措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关联理论分析入手,理清国债收益率曲线与国债二级市场、利率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分析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功能及影响因素;然后,在对中国国债二级市场及国债收益率曲线发展历程分析的基础上,对二者的现状、问题及成因进行剖析;接着,选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典型国家进行国际借鉴,最后提出完善中国国债二级市场和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政策建议。实证和模型分析显示,国债收益率曲线具备基准利率特征,Hermite模型既能适应中国国债市场当前现状,又能兼顾未来发展需要。国债二级市场市场化程度越高国债收益率曲线形态越好、越能发挥基准定价功能。因此应在加强国债二级市场建设的基础上、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编制和应用。本文将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研究纳入国债二级市场的分析框架,国内鲜见类似研究。国债是在既定政策目标、经济问题基础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同时对微观经济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国债二级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国债收益率曲线是一个国家债券市场的基准,它不仅关乎着国家债券的定价权,而且在经济政策、宏观调控等方面的作用日趋显着,中国政府应同时加强国债二级市场的建设、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完善和推广,二者联动更利于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杨婉茜[6]2016年在《状态转换下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初步完成,中国金融宏观调控将逐步由数量型转为价格型,揭示利率期限结构内含的宏观经济信息,对央行制定前瞻性货币政策和及时反馈政策执行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然而,现有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的文献,虽然在时域维度内揭示了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线性关系,但没有看到中国作为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宏观经济面临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冲击,而这一切又置于不断加速的对外开放背景下。2000年以来,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尤其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宏观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加剧。其收益率曲线的形态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协同运动不仅具有时变性和结构变化特点,还体现出较为频繁的周期性波动的时频特征,其强度、方向、同步性和频率变化较大。基于此,本文抓住这一特征,引入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因素,对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动态关联机制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运用主成份分析方法对金融危机前后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动的风险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收益率曲线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主要发生非平行移动,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生平行移动,这对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管理具有的重要启示是：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选择也依赖于宏观经济状态,对利率曲线平行移动产生的风险宜采用传统的久期-凸度工具,对于利率曲线非平行移动带来的风险,本文提出采用NS久期向量方法来免疫。这一研究弥补了现有国内有关利率风险管理的文献只注重模型工具应用本身、而对现实宏观经济状态关注的不足,为本文建模设定的状态转换条件提供了实证支撑。其次,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05年7月21日)和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的推出(2013年1月18日)为时间节点,用事件分析法研究了政策推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收益率曲线在汇率改革前后出现了结构断点,对SLO的推出存在过度反应。在此基础上基于小波分析工具,从时域和频域两个维度研究收益率曲线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关联性。统计结果显示：收益率曲线的水平因素蕴含通胀预期信息；斜率因素与经济增长波动存在着整体的非一致性,其预测经济增长的能力较弱,但与政策利率波动的同步性较高,可作为反映货币政策状态的指标。另外还发现,收益率曲线所反映的宏观经济波动信息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出现了结构突变,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后几年内反映了相对较多的实体经济和物价水平波动信息。这一研究弥补了现有文献局限于时域维度的不足,进一步证实了收益率曲线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具有状态转换特征。再次,在线性简约模型(VAR模型和DRA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因素建立状态转换的简约式宏观-金融模型(MS-VAR模型和MSV-DRA模型1。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发现：在不同区制下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存在较大差异,而且模型区制分别与经济高速、中低速增长状态密切相关；通过对MSV-DRA模型的检验发现：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存在显着的双向影响,不同区制下的脉冲响应有明显差别,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宏观经济在高波动状态下对收益率预测方差的解释力强于低波动状态下的解释力,反映宏观经济变量是收益率预测的必要考虑因素；通过构建Logit模型和泰勒规则进行回归表明模型的高低波动区制可以分别理解为货币政策的宽松和紧缩状态。就收益率的样本内拟合效果以及模型区制依赖检验结果等方面而言,上述模型构建相比线性简约模型更准确的描述了我国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动态关联性,进一步强化其状态转换特征。最后,将本文构建的状态转换简约式宏观-金融模型与常见的单一区制模型进行样本外收益率预测比较,在采用常用统计性损失函数评判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经济损失函数。通过预测效果比较发现：在单一区制的预测模型中,基于独立Minnesota-Wishart共轭先验分布的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长期收益率的直接预测效果具有明显优势；在状态转换模型与单一区制模型的预测比较中,MS-VAR模型的预测效果不如VAR模型,MSV-DRA模型相比DRA模型,中长期预测效果较好、短期预测效果较差,反映了区制转移因素虽然能增加模型的灵活性,改善模型的拟合效果,但对于我国样本数据较短的实际情况,难以取得较高的预测精度；此外还发现：DNS模型的预测精度高于考虑宏观因素的DRA模型,表明引入宏观因素虽然有助于预测效果的改善,但模型的过度拟合问题削弱了模型的预测力,在设定预测模型时需要考虑灵活性与稳定性的平衡。
李远航[7]2011年在《中国债券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研究》文中提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货币政策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债券市场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平台和渠道,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随着我国债券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壮大和规范,如何充分发挥债券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理顺债券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各个环节和要素,实现债券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传导的良性互动,是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研究基于货币政策非中性的理论前提,综合运用宏观经济学、金融市场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高等数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定义出发,将货币政策传导模式分为经济主体传导和经济变量传导两大类,并分别考察了债券市场货币政策经济主体传导和经济变量传导的有效性,这是贯穿全文的内容横线。同时,遵循“理论推演——具体论证——对策建议”的研究范式,多角度、多层面、深入系统地剖析中国债券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问题,并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引导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创新策略。这是贯穿全文的结构纵线。概括起来,货币政策传导中债券市场的功能主要是：公开市场操作的媒介和载体、疏通利率传导渠道障碍的核心、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渠道、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支撑。债券市场货币政策传导包括经济主体传导和经济变量传导这两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传导模式,其中经济变量传导模式又可分为内部传导阶段和外部传导阶段,两者共同构成了货币政策传导过程。货币政策债券市场传导与银行传导、股票市场传导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传导主体、传导变量、作用对象、传导过程、利率形成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债券市场对货币需求、供给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负向影响,使得中央银行制订货币政策时,除了考虑实体经济发展状况外,还应考虑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发展对货币供求的影响。从现实考察来看,首先,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经历了起步期、探索期、快速成长期叁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典型特征。其次,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存量、发行量、交易量)增长很快,但仍有进一步扩大的潜力,市场结构(品种结构、期限结构、投资者结构)不尽合理,市场流动性低,市场制度(交易制度、发行制度、托管结算制度、信用评级制度、监管制度)仍不完善。再次,梳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展脉络可知,1998年之后,债券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才逐渐开始显现,并日益增强。就有效性评价和检验而言,一方面,通过构建央行效用的动态最优化模型,发现其一,货币政策传导的时间长短,直接取决于商业银行对于货币政策信号的敏感度大小；其二,当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时,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比企业和居民更重要；而当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企业和居民对货币政策信号的反应比商业银行更重要。但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企业、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特殊行为特征,使得债券市场传导货币政策存在信号漏损,传导效果不佳。另一方面,通过利用状态空间方法(SSM),建立结构时间序列的月度变参数模型,结果发现：相对而言,在债券市场货币政策的内部传导阶段中,利率对债券价格的影响比货币供应量稍大。在外部传导阶段中,债券市场对投资的影响最大；消费次之。在内部传导阶段和外部传导阶段的各个环节中,长期利率对债券价格的影响最大,长期利率对债券价格的传导效果最好。归纳起来,我国债券市场货币政策传导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债券市场规模仍相对偏小、债券市场结构不太合理、债券市场制度尚不健全、债券市场流动性偏低、债券市场主体行为对货币政策信号反应迟钝。从建设一个成熟完善债券市场的角度,论述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明确债券市场的发展理念、拓宽债券市场发展的广度、加大债券市场发展的深度、增强债券市场发展的弹性、完善债券市场的制度建设等,使中国拥有一个规模适度、流动性较高、制度完备和一定发展深度的债券市场,以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传导。本文研究兼具理论性和实用性,是理论指导实践的研究成果,其理论上的贡献是厘清债券市场货币政策传导的理论发展脉络,构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践中的贡献则是呈现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及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全貌,为其良性互动提供智力支持。
何迎新[8]2003年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国债期货交易是1992年1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先推出的，由于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条件，风波不断，于1995年5月17日被迫关闭。事隔8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日益深化以及加入WTO的新形势下，投资者们要求重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的呼声越来越高，重推国债期货交易已被提上决策层的议事日程，这为中国的理论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在刘邦驰教授的精心指导下，笔者以《中国国债期货交易研究》为题，对如何重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中所涉及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和探索。全文由6章组成，约12万字，沿着理论分析——国际国内实践——现状分析——对策建议的思路展开论述，将落脚点放在如何重推中国的国债期货交易上。第1章 导论。本章对全文的研究目的、结构安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第2章 国债期货交易基本理论。本章阐明了国债期货交易的概念与自身特征，将国债期货交易与国债现货交易、国债远期合约交易、国债期权交易以及商品期货交易分别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概述了标准化的国债期货合约的基本内容、研究了短期和中长期国债期货的定价、阐述了国债期货交易的叁大基本功能、介绍了国债期货市场组织结构和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运作。第3章 发达国家国债期货交易及其启示。本章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情况，从中得出了几点启示。第4章 中国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回顾及失败原因分析。本章回顾了试点期间中国国债期货交易的建立、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介绍了试点期间中国国债期货交易制度并分析了中国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导致中国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失败的原因，包括直接原因和深层次原因。<WP=5>第5章 重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本章分析了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和加入WTO的新形势下，重推国债期货交易的必要性，同时，对重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包括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和结论叁个方面。第6章 重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的构想。本章对重推国债期货交易提出了以下构想：进一步完善国债现货市场、设计国债期货合约、加强政府监管、建立国债期货行业协会、加强交易所的管理、建立独立的结算公司、加强期货经纪公司的管理、建立和发展国债期货投资基金以及加强国债期货知识传播和从业人员培养、遴选和约束。在论文的整个研究过程中，笔者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尽可能用全新的视角审视和研究中国国债期货交易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新意的观点和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国债期货交易成功经验中得出了几点启示，即: 注重国债现货市场的培育完善，设计科学合理的国债期货合约，加强风险管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以及注重国债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的建设。二、分析了中国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目前，许多文献往往把导致中国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失败的原因归结为“327风波”，认为导致“327风波”的主要原因就是导致中国国债期货试点失败的原因，比如一些机构蓄意违规，操纵市场，交易所风险管理制度不完善且执法不严，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笔者认为这些仅仅是浅层次的直接原因，还必须分析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分析当时中国国债期货产生的原因，国债现货市场是否发达，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分析当时利率是否市场化，体制改革是否理顺，管理是否合理以及它们对国债期货交易产生什么样的不利影响等等。本文认为，中国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国债期货的产生不是源于规避利率风险的要求、国债现货市场发展水平低、政府监管乏力、没有行业自律组织、立法滞后以及体制改革未理顺。<WP=6>叁、分析了重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笔者指出，在新形势下，重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具有必要性，它可以规避中国国债利率波动风险、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适应加入WTO的需要、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以及成为中国金融期货发展先导。同时，对重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认为重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的条件基本具备，但由于中国国债现货市场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重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不能大规模开展，应分步进行。四、深入分析了发达的国债现货市场对发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础和保证作用。笔者认为：国债期货作为一种衍生产品，它是在国债现货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发达的国债现货市场对发展国债期货交易起基础和保证作用，具体表现在：国债现货规模直接制约了国债期货交易的规模，能有效地避免“多逼空”；合理的国债品种结构有利于国债期货品种的开发和国债期货的交割；国债现货市场利率市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率波动风险是国债期货交易存在的基础；国债现货市场充分的流动性能使国债期货价格在较为合理的价位上波动，抑制国债期货市场的?
贾琪[9]2008年在《我国国债市场风险研究》文中提出2007年财政部共发行国债35期,总计发行面值23483.44亿元,截至2007年底,我国国债市场余额为53365.53亿元,占2007年我国GDP的21.6%。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经济已经成为国债经济。我国国债市场的投资者己经演变成为由商业银行、契约性金融机构、个人投资人以及外国投资人等共同组成的投资主体。并且这个投资主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其交易越来越活跃。因此,国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强,这引起了政府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分析我国国债市场最近10多年的发展数据,无论从发行量、发行品种、国债余额、市场流动性、期限结构来看,国债市场的发展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逐步放开,利率市场化不可避免的会带来利率波动,我国广大企业和居民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利率风险。伴随着利率的一次次变动,国债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如何为国债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一个避险渠道,提高国债市场的吸引力,成为困扰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有效的测量国债市场上的风险状况并对对风险进行控制对于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风险度量和管理的工具,VaR方法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可以把各种金融工具、资产组合以及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量化为一个具体、简洁的数值,使管理者能十分清楚地了解他所持有的资产在某段时间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并对该金融产品进行风险监控。所以,本文试图在前研究的基础上,对风险管理方法VaR及其计算方法进行系统的介绍和比较,以上证国债指数进行实证研究,并就结果对照分析了各模型的优、缺点和市场的风险状况,对我国国债市场风险的监管和控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陈震[10]2009年在《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为研究对象,主要回答两大问题:一是如何构建国债收益率曲线;二是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形态和变化规律如何。国内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作者选择利率期限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外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大致可以分为理论经济模型和数量模型,前者经济假设较多,要求较为严格,多用于理论研究。后者利用市场债券价格信息,通过贴现函数或者插值的方法获得利率期限结构数据,比较适合构建收益率曲线。通过利率期限结构的数量模型构建国债收益率曲线有几个关键因素需要把握好:一是数据问题,我国债券交易和报价中失真数据较多,需要通过零波动率利差法、主观判断法、相对位置法、最优报价法等方法进行处理,针对数据数量不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增加交易日、人工补点等方法加以改善。二是模型要素设置问题,通过实证分析比较,作者认为样条模型采用3年、7年为节点,分成叁段更加合适,采用复合加权可以兼顾长短,效果较好;NSS模型采用复合加权较好;Hermit模型中关键期限点收益率挑选要慎重。本文对Hermite法和样条模型在收益率曲线估计方面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发现Hermite法比较适合银行间市场,多项式样条模型比较适合交易所市场,鉴于两者的估计结果差异不是很大,且银行间市场在我国债券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建议统一采用Hermite插值法作为全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构建模型。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编制和发布的中债收益率曲线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可以直接作为国债收益率数据分析使用。对该数据的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总体呈现完全向上倾斜的形态,历史上(2002年-2008年)也基本如此,虽然这一现象用预期理论、市场分割理论和流动性偏好理论均可以进行解释,但相对而言,流动性偏好理论的解释较为合理。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形状都比较正常。分析2002年-2008年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变动情况发现:国债利差一般与国债收益率水平成正比,但国债收益率下行或上移的原因及非市场因素也是决定国债收益率曲线形变的重要因素。影响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动的原因主要有基本面、资金面和政策面叁个方面,CPI、银行间7日回购利率以及银行1年定期存款利率是代表性指标,虽然叁个指标都与国债收益率正相关,但物价对国债收益率的影响最为显着,定性观察的历史走势也最为吻合。将叁方面因素综合来看,国债收益率上升通常只需叁方面因素中的一种推动,国债收益率下降却需叁方面因素中的所有都不构成阻力。
参考文献：
[1]. 利率市场化现状、走势及对国债价格的影响[D]. 童晓鹏. 西北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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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债二级市场建设与国债收益率曲线研究[D]. 叶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5
[6]. 状态转换下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研究[D]. 杨婉茜. 大连理工大学. 2016
[7]. 中国债券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研究[D]. 李远航. 湖南大学. 2011
[8]. 中国国债期货交易研究[D]. 何迎新.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9]. 我国国债市场风险研究[D]. 贾琪.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10]. 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研究[D]. 陈震. 复旦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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