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倩[1]2004年在《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的选择》文中提出电信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也是长期受政府管制的产业。管制制度的正确选择能够确保电信业健康、高效地发展,增进社会福利。因此,电信业管制制度及管制政策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学术界、政府部门和电信企业共同的研究课题。按照自然垄断理论,本文认为不能简单的判定电信业是或者不是自然垄断产业,而应该根据其在不同时期、不同业务的特征,应用成本弱增性条件分别判断,并以此判断作为对电信业应该进行严格管制还是应该放松管制的依据。结合管制理论,本文研究了历史上和现有的电信业管制制度实践,总结出电信业具有确立管制——放松管制——重建管制的发展变迁轨迹,并将其作为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选择的参考经验。在对中国电信业的改革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建立生产函数模型评估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改革对电信业发展的影响,证明放松管制的制度选择是有效的。因此,中国电信业的政府管制应该遵循国际电信业管制制度的变迁轨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应该重建管制。本文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电信业应该适应电信业技术特点和发展趋势,借鉴国际经验,根据具体国情进行电信管制改革,而选择恰当的管制制度,实施高效率的管制政策可以保证电信业有效竞争的实现,这要比放任整个电信业完全自由竞争更为切实可行,也更为经济。
韩磊[2]2013年在《我国电信业技术进步、绩效评价及管制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特征,各种可以给传统市场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商业化技术在不断的出现,技术或者产品的演替周期也在不断的缩短。作为产业增长和市场扩大的核心动力之一,技术进步对众多的国民经济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较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技术进步改变了许多传统自然垄断行业的原有经济特征,进而影响市场结构、行为、绩效及管制政策。这个问题引发了许多学者、企业管理人员以及政府官员深入的思考。我国的传统自然垄断行业都处在改革转型时期,由于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双向影响加上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活动现象频繁出现,诸多研究者倾注大量精力关注我国的传统垄断行业的改革。在上述传统自然垄断行业中,电信业作为公用性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及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电信业成为我国改革力度最大、市场发展最快和技术进步最为迅猛的行业。其改革发展经验为产业组织和管制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成为相关实证研究的重要领域。总结与归纳我国电信业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不仅对电信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难得的价值。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和理论演绎的此基础上,提出新的TRM(SCP)产业理论分析框架,即技术(Technology)-管制(Regulation)-市场(结构Structure、行为Conduct与绩效Performance)分析框架,对中国电信业改革和发展历程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以电信业技术进步率测度和电信业业务增长特征为突破点对我国电信业的发展历程做出实证研究,对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管制变革的动力作用做出进一步分析,最终落脚于分析未来我国电信业管制政策调整方向和路径,包括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政府规制重建、积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等若干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为绪论与文献综述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对相关概念、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研究内容和方法做了介绍。第二二章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对管制理论、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相关方法的测度进行了分类整理与综述。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部分,主要为第叁章。主要提出了TRM(SCP)产业分析框架并对其在电信产业分析中的应用作出了探讨。第叁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实践部分,主要为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我国电信业改革发展历程以及政策演进路径,并对之前中国电信业主要管制手段做出了评价。第四部分为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主要为第五章、第六章与第七章。主要从电信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演替角度出发,综合利用DEA方法和计量检验方法对电信业省际技术进步率做了测度研究,利用收敛性检验方法对技术演替对电信业务增长收敛性特征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之后对电信业增长动力进行了分析与测度。第五部分为本文的政策分析与理论总结部分,主要为第八章和第九章。通过与其他国家电信业发展道路的比较,分析了我国电信业的管制政策的调整路径；通过对电信技术进步中的网络融合的分析,从另一个侧面验证关于技术变迁决定市场结构和管制改革的理论框架。国内电信行业的改革发展经验为产业组织和管制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成为相关实证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精华的基础上,做了部分创新性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框架拓展方面本文在传统产业经济学中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所提出的经典分析范式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基础上,建立了技术-管制-市场即TRM(SCP)的产业分析范式。市场结构是由何种因素所决定的,传统的产业分析中并没有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专门的分析,而仅仅是将一些影响因素归结为外部条件或者基础条件。本文在对中国电信业改革发展中的典型案例分析以及理论推演的基础上,准确发现并阐释了电信产业技术经济特性和管制因素对电信市场结构的决定作用,得到了新的产业分析框架,期望进一步推动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和在中国电信行业分析中的应用。(2)电信业技术进步率测度方面选取中国电信业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四阶段DEA方法“过滤”外生环境因素对效率评估带来的干扰,对省级层面的电信行业生产效率重新进行估算,并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省际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进行研究,分析电信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和区域特征。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将指出外部环境以及新一轮的结构重组对电信行业生产效率的潜在影响,给出基本结论,为提高我国电信业生产效率和电信改革提供参考与借鉴。(3)电信业经济增长特征分析测度方面在以往的文献中,少有学者直接对电信业业务增长特征做出直接的实证测度研究。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本文借助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性研究方法,并收集中国电信业相关业务发展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技术创新与业务创新对电信业业务增长和总体发展水平的影响做出分析,对业务增长收敛性进行了考察,对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规律和业务生命周期的影响作出了实证性研究。(4)电信业增长动力分析方面我国电信业一直缺乏对资本存量的统计数据,使得以往的研究对电信行业的增长的研究显得不够准确,我们收集了1978－2010年电信业相关发展数据,重新推算我国电信业的资本存量；客观量化制度改革因素,在扩展的CD生产函数模型中引入制度因素,并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电信业持续增长的驱动因素做计量检验,并测算各个因素的贡献率,以期对我国电信业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5)管制政策分析方面由于充分考虑了技术因素和市场发展现状,本文对我国电信业管制改革思路进行重新思考,提出新的管制改革路径；本文分析了电信技术进步中的网络融合以及对网络融合中利益各方的内在关系的分析,从另一个侧面验证我们关于技术变迁决定市场结构和管制改革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周大勇[3]2005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信业管制重构研究》文中提出电信业是一个高科技、投入大、风险大的行业,电信监管制度改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本文运用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重点研究中国电信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管制体制和管制的具体政策。论文首先对中国电信业发展及政府管制变革的背景进行分析,对我国电信业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接着分析了当前政府对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包括对国内运营商的联网管制、国内运营商的定价管制和政府对外资运营商的进入管制;总结中国电信业管制的特点为:(1)制度环境约束中国电信业管制改革,(2)我电信业管制改革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过程,以及(3)中国电信管制放松过程中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将中国电信业管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为改革中引入竞争机制的不完整,政府对电信业管制的乏力与不到位,和政府对电信业的管制缺乏规范性。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电信业管制政策,给出了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重构的建议,认为中国电信业管制变革应该是通过实现市场结构合理化和产权结构明晰化这两个中间目标,来达到增进国内社会福利和提高整个电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最终目的;给出了当前政府管制的改革模式。研究认为为促进中国电信业竞争性垄断市场的形成,应从管制主体到位与对管制规范化,政企分家促进国有电信运营商行为市场化,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运行环境等具体政策等方面着力建设我国的电信业市场。最后论文对我国电信业地四次变革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本研究对当前我国电信业管制的变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白让让[4]2004年在《边缘性进入与二元管制放松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文中指出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全球性管制放松,是一场依靠市场力量代替“大政府”的深刻变革。电信、电力、铁路等诸多 “自然垄断”行业,逐渐从政府的“经济管制”中解脱出来,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运营。管制放松的一般含义是指取消或减少特定规则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使企业更自由地遵循“企业家”精神的指导。管制放松已经改变了世界各主要工业国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组织结构,并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提供了动力。究竟什么是这场深刻变革的最深刻的推动力?经济学家的回答大相径庭。信奉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一度认为管制放松只是对七十年代末,特殊背景下的宏观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一种短暂反应。显然,这一观点已经被长达二十余年的实践所否定。新古典学派的公共利益理论主张放松管制可以减少政府的干预,提高管制行业和企业的效率,增加消费者福利,即它是对政府失灵的一种纠正。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管制论则认为,技术进步和需求变化减少了市场失灵的程度,而利益集团或管制“俘获”的存在证明管制只能加剧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唯有放松管制引进竞争才能确保市场机制效率的实现。上述观点只是从宏观或中观的角度部分地解释了管制放松的原因,对管制放松的初始条件、不同产业放松方式和效果的差异、以及经济管制的未来取向还没有提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 在本文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产业组织和企业行为的分析框架,并用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实证分析。一个贯穿全文的观点是:边缘性进入是一些产业管制放松的重要条件。为了证明这一结论,我们建立了一个价格和进入的二元管制模型。并将管制定义为管制者和受管制企业进行博弈以获得各自最大效用的机制。通过引入产业的初始结构、管制者承诺、产品的差异化、管制权力的配置等现实因素,得到了机制稳定性的若干条件,即企业的数目越少、产品差异化越大、权力越集中、承诺的可置信性越高,管制机制越稳定。边缘性进入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和主要创新之处,它是指在受管制的产业中,潜在进入者为消除或弱化管制者和在位者企业的抵制和排斥,所采取的产品差异化和市场选择策略。边缘性包含产品之间的交叉弹性较低和进入者相对能力较小两重含义。通过建立一个以产业组织结构、产品差异化程度和管制权力安排为因变量的边缘性进入模型,我们发现,边缘性进入可以强化管制者的容纳激励,降低在位者通过合谋或掠夺性定价对潜在进入进行限制的动机。随着边缘
施建宁[5]2007年在《试论中国电信产业管制改革》文中认为发达国家相继进行了以放松管制、推动竞争为主导的电信管制改革,但放松管制后,一方面电信服务市场出现了恶性竞争,多数国家的电信行业步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另一方面本地固定电话垄断依然存在。如何界定电信行业的性质、审视和评判先前电信管制改革方面的得失、明确今后电信管制发展的方向,是各国理论界和电信产业界面临的十分迫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当前中国电信行业发展总体呈现良好态势,电信管制领域里管制滞后、管制不足和管制失当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何理顺电信市场的各种利益关系,恰当地激励和约束各电信运营商的行为,抑制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恶性价格战以及某种程度的混乱,为电信行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本论文内容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在对自然垄断理论的回顾和评述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不能简单的判定电信业是或者不是自然垄断产业,而应该根据其在不同时期、不同业务的特征。随着信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电信产业的大部分自然垄断属性逐渐的消失,因而世界各国出现了对电信产业的放松管制的浪潮。第二部分转入电信业管制政策的演进分析,探讨了放松管制后确保有效竞争展开的进入管制、不对称管制、互联互通管制以及普遍服务管制政策等。第叁部分首先介绍了英、美电信产业引入竞争和实现有效竞争的方式,并归纳出值得我国借鉴的几点经验。在此基础上,介绍我国电信产业历经四个阶段的竞争引入过程,然后对我国电信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指出我国在实现电信有效竞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讨论了中国电信行业管制的基点,明确了电信市场是竞争性垄断市场,电信市场竞争必须是有效率竞争,阐述了中国电信行业管制的基点、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并就电信行业管制中的主要理论问题和对策构想与建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吴晖[6]2006年在《我国电信管制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电信业是国家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电信管制对电信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依照相关的电信管制理论,探索建立适当的电信管制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探索了政府管制的含义及其演变过程,界定了电信管制和电信管制模式的相关概念,分析了电信业的基本特征及电信管制模式选择的依据。在阐述发达国家电信管制模式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英、美两国电信管制模式的异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电信管制模式选择的相关建议。本文分析了我国电信市场的特点、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我国电信管制从计划型向市场型变迁的历史沿革,探索了两种不同的电信管制模式的特征及效应,分析了我国电信管制模式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对我国电信管制体制、电信管制内容、电信管制方法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我国的国情,从电信管制体制、电信管制内容、电信管制方法等角度,提出我国电信管制的适当模式,并结合电信管制的特点,给出了构建我国电信管制模式的基本理念、实施途径和对策。
李苑[7]2011年在《电信运营企业跨国经营目标国选择战略》文中研究表明区位决策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首要问题,也是现阶段中国电信运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决策问题。目标国选择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跨国经营的成败。电信运营企业深受管制制度影响,各国在电信市场准入制度上的差异使企业能否进入目标国以及以何种地位进入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全球移动通信市场逐步趋于饱和更使这种有限的市场进入机遇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这使得传统的目标市场选择方法难以满足决策需要,成功的市场进入需要企业从战略视角审视目标国选择问题。本文基于竞争优势理论和FDI区位理论,从电信产业特性出发总结了电信运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和特点,在案例研究和大样本统计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挖掘电信运营企业跨国经营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据此构建了目标国选择(TCS)决策模型,以中国移动为例进行了应用研究,为企业跨国经营目标国选择提供战略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叁个方面：1、对全球20家跨国电信运营企业在152个国家的竞争地位数据进行了统计,探讨了企业跨国经营理论对电信运营企业的适用性。研究发现,电信运营企业跨国经营并不总是从周边国家开始,其区位分布是随各国电信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进程的时间顺序进行。经济发展落后、国家风险高的新兴国家正成为投资热点,这与传统目标市场选择方法的结论相悖。现有的文献没有论证殖民地、语言等因素对企业跨国经营区位分布的影响程度,本文运用统计结果区分了各因素在不同区域对不同企业的影响。历史上的殖民地因素在拉丁美洲影响显着,语言和宗教因素在阿拉伯国家影响显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因素在欧洲影响显着,在非洲和亚太国家各因素均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在逐步弱化,在亚太国家尚没有形成具有区域主导地位的运营商。研究建议企业在跨国经营初期阶段应避免选择这些因素影响显着的区域。2、选取了20家跨国电信运营企业从1995年至2009年的162次市场进入行为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论证了企业进入目标国时的排名是电信运营企业跨国经营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本文将电信运营企业跨国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分为目标国环境因素和企业市场进入行为两类,提出了各影响因素与绩效之间关系的7项研究假设,设置了相应的10个变量。研究结果表明,3项研究假设得到验证,其中企业进入目标国时的排名与企业跨国经营运营绩效呈显着正相关关系,目标国竞争者数量和进入时移动用户普及率与企业跨国经营绩效呈微弱负相关关系。而与原假设结论相反的是,目标国国家竞争力水平对企业跨国经营财务绩效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因此,建议企业选择能取得较高市场进入排名的目标国,选择移动用户普及率低、竞争者数量相对较少的国家并正视目标国国家竞争力水平低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一结论为TCS决策模型的指标设置提供了论据。3、构建了TCS决策模型,并以中国移动为例对模型进行了应用研究,提供了具体到国家层次的目标国评价结果。本文按跨国经营的不同动因将模型分成寻求市场和追随客户两大类,决策按动因分析、目标国筛选、目标国评估、战略制定四个程序依次进行。现有的电信运营企业目标市场选择文献多是基于区域的选择结果和建议,方法上未考虑市场进入地位不确定情况下各影响因素的不同表现,本文在TCS模型构建过程中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假设的论证结果,在筛选机制中设置定量指标,在评估机制中采用定性定量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拓宽了评估范围。在两类决策过程中,分别对191个国家和30个国家样本进行筛选和评估,得到了五组战略方案组合,结果表明,与新加坡电信进行少数股权合作、收购MTN部分股权进入非洲市场、等待埃塞俄比亚和缅甸市场开放机遇在五组方案中相对较优。
吴艳文[8]2008年在《基于制度和技术的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研究》文中提出早期新古典经济学中包含一些经济演化思想,但受到当时经济学研究方法所限而未得到发展。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的单向线性S-C-P范式向双向动态范式的变革,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研究中的均衡和静态范畴,使产业组织理论逐步融入动态演化思想。同时,产业组织理论的新奥地利学派也一直坚持市场竞争的动态性,他们的研究中含有大量的演化思想。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组织演化问题的研究,其中涉及的经济结构演化、市场行为的演变及动态竞争同属于产业组织研究的核心内容。国内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中国产业组织演化问题作了相关研究,尽管没有贴上“产业组织演化”的标签。关于产业组织的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仍然仅限于争论,而没有一个理论范式能够解释产业组织演化的特征和规律。基于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基本假设,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制度分析以及历史的方法等研究方法,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与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结合起来,进而运用演化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思想解释产业组织演化问题。通过考察凡勃伦、阿尔钦、纳尔逊和温特等的经济演化思想,找出产业组织与演化经济学的结合点,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产业组织演化机制。通过技术创新的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组织学习的产业组织演化研究及制度变迁的产业组织演化研究的赘述,批判的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基于技术和制度的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研究。同时应用这些理论对转轨时期中国电信业产业组织演化规律和特征进行分析,以此抛砖引玉引申到其他产业的产业组织演化问题。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产业组织的演化过程是产业内企业间相互竞争的结果。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是产业内企业竞争的结果,也是各种组织形式在特定规则下的竞争结果。社会分工体系的动态周期性扩张,技术的不断创新,促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需求变动,相应地生产组织面临着外部不确定性,从而对既定技术和制度条件下的生产组织产生不适应性。这促使原本适合的产业组织演变,出现新的协调机制。新生产组织形式适应市场需求不确定性的能力和相对旧组织的效率优势,使其在本行业和其他行业及国家逐渐被模仿而不断扩散,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2、产业组织演化的基础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对知识的创造、应用和进化的过程。创新的发展过程总是由不成熟到成熟,通过创新者与用户交互作用下的学习、搜寻和选择活动,不断改善,使之趋于成熟。创新产品通过不断的改进,并基本的满足市场的需求时,创新的学习和搜寻活动会减慢,最终使得产品甚至产业的发展趋于稳定。当出现新的技术创新活动时,产品、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演化处于新一轮的组织变迁过程中。3、产业组织演化的原动力是组织学习。组织学习是企业适应环境与影响变革的一个关键因素。企业在组织学习的过程中一般会忽略了组织学习的成果需要一段足够长的时期演化过程,对于组织学习的结果需要迅速寻求其结果而使得会认为组织学习丧失了应有的魅力。因此在处理组织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一般会用演化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即在研究中认为组织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在个人层次、团队层次和组织层次上都发挥着相应的作用,组织学习是这叁个层次上的一个循序渐进和逐渐整合的过程。4、产业组织演化的外部环境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发起了一场对经济学界唯理主义和决定论的反对运动。它以显示主义的态度正视经济系统的不完善,并尖锐地指出经济系统充满矛盾和冲突。在我们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分析制度既定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并通过制度演化的对策分析,形成我们的研究框架。5、产业组织演化的本质是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在产业组织的演化过程中,技术在组织内的不断地传递和学习,产业组织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不能从一维的角度构成产业组织的变迁过程,而是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双重作用力下,借助于组织内部的学习,达到产业组织的演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产业组织的演化是一个系统动力学过程,是在组织学习的内部力作用下,基于制度和技术的协同演化过程。
郭政纯[9]2007年在《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电信业是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关系国家的主权、安全,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的提高,其使用的电信资源也是有限的。合理的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是电信业形成有效竞争、电信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电信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电信业市场中引入了竞争,并在2000年9月颁布的《电信条例》中规定实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制,使电信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目前中国电信业市场仍然存在竞争不足,部分业务领域仍处于准垄断状态,外资进入电信业市场得不到有效规范等问题,我国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仍需完善。针对电信业的特性,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我国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的设计应以促进有效竞争和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安全为基本原则;在具体准入方式上,以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模式最为适合,政府(或监管机构)通过发放许可证能达到优化电信业务经营主体、调节电信业务市场结构、引导电信业务发展方向、保护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等目的;在电信业务许可证发放的类型上,为达到充分竞争目的,应逐步让电信企业实行全业务经营;在许可证具体发放方式上则根据竞争状况,可直接指定、审批或招标拍卖,其中以招标拍卖的方式较公平。对我国《电信条例》中规定的现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制存在业务分类不便于管理、制度规定不全面、有关外资准入的规范不明确等缺陷,正在制定的我国《电信法》应在以下几方面予以立法完善:比较其他国家的相应规定,我国电信业经营许可制应采用第一类、第二类业务的业务分类法;在业务许可时应与电信资源分开许可;为适应“叁网合一”和电信业务国际化趋势,应发放全业务许可牌照;对外资进入电信业市场的方式应允许多样化。通过对我国现行许可制度的完善,建立起我国合理的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以促进电信业更好发展,保护国家、社会利益。
郑奇宝[10]2003年在《中国电信行业规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中指出规制是由特定的行政机构依据有关法律规定，通过许可或认可手段，对企业的市场活动施加影响的行为。电信行业规制是指政府基于电信行业的自然垄断性、电信服务的基础性以及运营商之间的竞合要求，依法并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对企业行为以及电信市场结构进行的直接干预活动，其目的在于提高电信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保证使用者对电信基础设施的公平利用、保障公众对电信服务需要的满足。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电信行业视为自然垄断行业，认为电信服务的基础性、网络的完整性、固定资产的沉淀性以及电信运营的规模经济决定了电信行业采取垄断经营模式的必要性，许多国家通过国有制、法律、制度等形式确立了电信行业的垄断经营体制，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由于垄断经营会产生供给不足、价格太高以及企业内部X-非效率等负面效应，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因而，对电信运营企业的行为必须施加必要的限制，以使其符合效率标准和公共利益需要。当前电信行业发展十分迅速，电信行业在经历了自然垄断后进入了竞争时期，与之适相应，发达国家相继进行了以放松规制、推动竞争为主导的电信规制改革。改革在一段时期内确实推动了电信行业在许多领域的改善和发展，但放松规制后，一方面电信服务市场出现了恶性竞争，美国的电信巨头纷纷走向破产和合并，多数国家的电信行业步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另一方面本地固定电话垄断依然存在。如何界定电信行业的性质、审视和评判先前电信规制改革方面的得失、明确今后电信规制发展的方向，是各国理论界和电信产业界面临的十分迫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中国电信行业发展总体上是好的，但中国电信规制领域里规制滞后、规制不足和规制失当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伴随着技术进步而出现的电信主体和电信服务的多元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复杂的市场关系和利益格局，远远超出电信垄断时期人们对电信行业的认知，关于电信行业性质以及规制与市场的关系成为近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理论上的混乱导致实践中电信规制政策无所适从，给未来电信行业的健康发展蒙上了阴影；规制不足和规制失当也因扭曲了电信市场上的各种利益关系，为电信行业的有序发展埋下了隐患。如何理顺电信市
参考文献：
[1]. 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的选择[D]. 孙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4
[2]. 我国电信业技术进步、绩效评价及管制政策研究[D]. 韩磊. 北京邮电大学. 2013
[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信业管制重构研究[D]. 周大勇. 武汉大学. 2005
[4]. 边缘性进入与二元管制放松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D]. 白让让. 复旦大学. 2004
[5]. 试论中国电信产业管制改革[D]. 施建宁. 集美大学. 2007
[6]. 我国电信管制模式研究[D]. 吴晖.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6
[7]. 电信运营企业跨国经营目标国选择战略[D]. 李苑. 北京邮电大学. 2011
[8]. 基于制度和技术的产业组织协同演化研究[D]. 吴艳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
[9]. 电信业市场准入制度研究[D]. 郭政纯. 湖南大学. 2007
[10]. 中国电信行业规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D]. 郑奇宝. 复旦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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