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倩[1]2017年在《准则弹性、盈余管理与公司绩效》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与深化,同时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深等宏观经济现状的改变,企业所处的微观经济环境——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大批的企业改制、并购以及资产重组行为鱼贯而出并顺势成为资本市场研究的热点,与之一脉相承的并购商誉便由此而生,如小荷般尖角初露,“财”华初现,并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城”的破竹之势成为资本市场研究中的一颗璀璨新星:由于并购交易的规模不断加大、并购商誉的数额持续增加。并购商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也与日俱增,由此吸引了上市公司管理层及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的众多目光——报表利益相关者越来越重视与并购商誉相关的报表信息,并对与之相关的会计信息是否能够真正为企业带来预期的超额收益予以格外的关注。于是,并购商誉及其后续计量的相关问题便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上市公司并购活动中的焦点。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商誉在无形资产中偏安一隅,具有较强的不可辨认性和非消耗性等特点,在会计实务中的确认和计量问题并不十分容易进行操作。除此之外,以安然事件等一系列财务丑闻为引擎,众多批评与指责将矛头纷纷指向以规则为导向的美国会计。面对日渐增长的舆论压力与呼声,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不得不考虑由规则导向向原则导向转变——如此背景之下,《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于2007年7月通过国会审议。根据法案内容的规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对原则导向会计准则进行可行性研究分析。一方面,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在制定模式上美国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减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会计国际化的大势所趋。基于以上现状,本文以会计实务协调和会计准则趋同的国际背景为前提,围绕我国新会计准则带来的准则弹性的变化以及我国转型经济时期经济发展、资本市场和会计改革的固有特征,在研究准则弹性、并购商誉的最新理论和相关文献、并购商誉及其后续计量的内涵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以及会计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借鉴相关的模型,研究了在准则弹性增加的背景下,并购商誉价值相关性以及并购商誉减值的盈余操纵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通过构建准则弹性与并购商誉价值相关性模型,准则弹性、盈余管理与并购商誉减值模型以及准则弹性、并购商誉减值与公司绩效模型,从准则弹性增加等方面检验并购商誉对公司未来价值的贡献、并购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与公司经营绩效,研究准则弹性增加框架下管理层利用准则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与并购商誉减值之间的盈余操纵关系;厘清转型经济时期我国会计准则弹性的变化规律,准则弹性诱致契约主体行为的变化机理、准则弹性对盈余管理和公司绩效影响的经济后果这叁个既基础而又现实的理论问题,特别是投资者因准则弹性增加而产生的行为调整会如何更深层次的影响公司绩效等经济后果;通过规范与实证研究、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给出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总结如下:(1)并购活动中产生的商誉具有价值相关性;准则弹性的增加会进一步提高并购商誉价值相关性;准则弹性的增加会降低牛市行情时并购商誉价值相关性。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准则弹性的增加,不能遏制公司发生亏损时通过商誉减值计提进行“大清洗”的盈余管理行为;准则弹性的增加,可以遏制公司利润下滑时通过商誉减值计提进行“收益平滑”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3)准则弹性的增加,促进了公司发生亏损时,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会提升公司绩效的情况;准则弹性的增加,恶化了公司利润下滑时,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会降低公司绩效的情况。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最后,在理论、实证结论以及启示的基础上,本文还从政策建议的角度以及准则制定和市场监管的高度来设计并提出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与规范企业、市场和监管行为的政策措施。由此,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1)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原则导向会计准则的研究视角,某种意义上补充和完善了我国财务、会计理论在此研究领域的匮乏之处;(2)深入挖掘了原则导向会计准则的研究素材,丰富了我国财务、会计理论在该领域的经验研究成果。
康萍[2]2011年在《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公允价值会计的环境适应性,即通过分析公允价值会计对公司治理带来的相关影响,分析公允价值应用的潜在风险。公允价值(Fair Value)亦称公允市价、公允价格,是指熟悉市场情况的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和自愿的情况下所确定的价格。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是以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的。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衍生金融工具的大量产生,历史成本计量开始显示出其“软弱性”,而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则因其潜在的高度相关性日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FASB在20世纪90年代发布的33项准则中,有23项准则涉及公允价值；2000至2010年FASB发布的31个准则中,则全部涉及公允价值。就这样,从最初个别金融资产适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到全部金融资产都具有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从金融资产到金融负债,从金融资产、负债到其他资产、负债,公允价值大有取代历史成本而居主导地位之势。正当公允价值作为一种新型的计量方式在各国尤其在国际会计准则中被推崇之时,2007年底开始的金融危机却对公允价值的应用提出了挑战。实务界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公允价值,认为在金融危机下的螺旋式下跌的市场上,对某些金融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会使市场失去信心,陷入恶性循环。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在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反而能使危机更快地暴露出来,让投资者尽快看到真实的情况。随着各方关于公允价值利弊取舍的争论,似乎道理越辩越明,公允价值不仅避免了被终止的命运,而且对公允价值的应用似乎更加坚定。但基于公允价值确实可能造成的经济风险,危机之后的公允价值应用朝着更加规范、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我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应用可谓一波叁折。从1998年首次引入公允价值,到2001年谨慎限制其使用,再到2006年新准则中再次大量使用公允价值,体现了我国对公允价值应用的犹豫与无奈,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于顺应会计国际化潮流的压力。那么,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环境能否适应这一改变?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起步比较晚,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外部机制还不完善,公司治理环境与欧美等西方国家还存在很大差异,我国企业对公允价值的应用是否做好了准备?公允价值对企业公司治理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对公允价值应用情况及其对公司治理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第一章),主要阐述论文选题的理论背景和应用背景,明确研究内容、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等,概述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第二部分为公允价值的内涵及公允价值会计的沿革,包括第二章、第叁章。其中,第二章专门从理论上对公允价值进行透视,探讨了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公允价值的内涵属性及公允价值的估值等。第叁章分析了公司治理环境的变迁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选择,主要分析公司治理的演进及其对公允价值计价提出的潜在的要求,并从理论上阐述了公允价值在国际会计准则、我国会计准则中的应用历程,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为进一步分析公允价值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奠定基础。第叁部分为公允价值的应用情况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包括第四章至第七章。第四章研究公允价值的实际应用及其对利益相关者决策的影响。结合上市公司相关报表数据观察公允价值在我国的实际应用情况,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对公允价值的应用是比较谨慎的,但在进一步分析公允价值计价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时,我们发现公允价值对经营成果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公允价值计价对各利益相关者都具有相应的影响。第五章研究公允价值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首先是简要分析盈余管理的概念、动机及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所提供的盈余管理条件。其次,根据公允价值实际应用过程中涉及到的会计政策选择和人为判断因素深度分析公允价值隐含的盈余管理风险。最后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检验我国上市公司是含存在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第六章研究公允价值会计对管理者薪酬激励的影响。首先分析委托代理制下薪酬激励的模式；其次分析公允价值会计下薪酬激励的难点,包括公允价值对业绩衡量的影响以及公允价值会计下容易造成的管理者行为异化；最后,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检验公允价值对管理者薪酬的影响。第七章研究公允价值会计对资本市场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公允价值在虚拟经济中的传导效果和公允价值市场效应的产生机制；其次对公允价值的市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为相关研究结论与对策(第八章)。简要综合第二至七章的研究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公允价值会计规则及应用方面、公司治理方面、政府监管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系统分析公司治理环境的变迁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选择。通过分析市场、制度、经济、科技、信用等外部治理环境及企业治理机制、所有权结构等内部治理环境的变迁,阐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选择的必然性；2.分析我国新会计准则实施以来公允价值应用情况及其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以及公允价值应用对不同的利益相关决策的影响；3.系统分析了公允价值会计隐含的盈余管理风险。本文对公允价值可能带来的会计舞弊进行了全面分析,并通过案例分析、实证分析对我国运用公允价值会计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了初步验证；4.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公允价值应用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进行了验证；5.分析公允价值市场效应的产生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交叉持股的协同效应以及资本市场的顺周期效应。
龚翔[3]2008年在《中国证券市场会计与财务问题实证研究:十年综述》文中提出本文就我国1997年～2007年6月间发表在《会计研究》、《经济研究》等主流杂志上所发表的100多篇主要论文所涉及的主要实证会计研究成果,从会计信息含量、会计政策选择、资本市场有效性检验、价值相关性、盈余管理、股利政策、融资与资本结构、财务困境预警、公司治理、资产重组与并购、公司绩效、会计差异、会计规范等几个主要领域进行回顾,以把握我国学者近十年来的研究进展,为未来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苏明[4]2016年在《智力资本的资本成本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资本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资本成本水平的高低因而对一个企业、甚至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从宏观角度而言,资本成本是政府进行行业调控、税收管制以及对企业进行绩效考评的重要依据；从微观角度而言,资本成本是企业进行投融资决策的基准。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资本成本水平的合理估算都是其作用有效发挥的一个重要前提。这就需我们澄清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到底影响企业资本成本的因素是什么?资本成本作为现代财务学中的第一要义概念,其应用在目前学术界及实务领域都非常广泛。在围绕着资本成本进行的众多研究中,“究竟谁影响了企业的资本成本?”则始终是争议不断的一个话题。企业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资本的集合体,而是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相融合的一种组织形式。由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具有差异性,因而使得不同资本在同一时期的价值创造能力有所差别,并且同一资本在不同时期对企业的贡献率也不尽一致。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作为一种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以知识为基础的“隐形资产”,智力资本逐渐成为企业实现盈利的主要驱动因素,也因而可以为企业投资者要求报酬率的实现提供更有力的保障,智力资本的开发与应用也因而可以为企业提供更“便宜”的资金,从而有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而目前关于资本成本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中,智力资本鲜有涉及,本文研究将试图揭开“智力资本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资本成本”的黑箱。本文首先通过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分析从理论上初步勾勒了一个智力资本对资本成本影响的总效应,直接效应还是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的研究框架。进一步,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目前智力资本与资本成本水平进行了估算与分析,并从年度、行业、地区叁个方面将智力资本与资本成本的现状进行了对比,发现存在一些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年份、行业和地区伴随有较低的资本成本的现象,初步表明了智力资本与资本成本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为进一步证实智力资本之于资本成本的影响效应,本文接下来根据2007-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过程中,从智力资本总水平、人力资本增值效率、结构资本增值效率、物质资本增值效率四个维度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主要分为叁个方而：(1)智力资本之于资本成本的总效应研究。(2)中介效应检验。研究中,揭示了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智力资本对资本成本影响过程中发挥的传导机制,智力资本对资本成本既具有直接影响,亦有间接影响。(3)调节效应研究。研究中,以企业生命周期为调节变量,对智力资本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对资本成本效应发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智力资本水平越高,资本成本越低,但不同类型的智力资本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存在差异：智力资本增值效率对资本成本的影响要大于物质资本增值效率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且二者对股权资本成本的作用要大干对债务资本成本的作用；人力资本增值效率能显着降低企业的股权、债务及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但结构资本增值效率仅能显着降低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智力资本中,人力资本增值效率是影响企业资本成本的核心因素。(2)智力资本及其内部人力资本增值效率、物质资本增值效率的提高均有助于显着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从而降低其资本成本水平,但结构资本增值效率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成反向关系,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是结构资本增值效率影响企业资本成本的有效中介变量。(3)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智力资本与资本成本的关系存在显着差异：成长期和成熟期较强,在衰退期最弱；成长期,股东对企业的人力资本更为关注,而债权人更多考虑了企业的物质资本水平对其投资的影响；成熟期,更多类型的智力资本对资本成本的显着作用得到了体现。最后,结合本文的有关研究结论,从叁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1)企业方面。企业进行智力资本的开发与管理时,应注意：以智力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增值效率为核心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促进各种资本的有比例、协调发展；加强行业管控,实现智力资本的行业差异化管理；智力资本增值效率与投资规模并重；促进区域智力资本能力的协调发展；要结合其生命周期特点对智力资本有针对性地开发和管理。(2)监管部门方面。相关监管部门在进行对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监控时,应注意根据企业智力资本的类型对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区别管理,特别是在企业的结构资本比较突出时,应加大监控的力度。(3)政府方面。相关政府部门要建全相关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提高债权人对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
王博识[5]2014年在《中小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首次创建了社会责任会计,并在大多数国家得到了认可,及付诸实施,与此同时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也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发展。然而在我国,社会责任会计兴起比较晚,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研究成果和汲取他们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我国经济要想融入到世界经济这个大范围内,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制是必由之路,同时此举也是我国加速自身经济发展步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责任的完美表现。我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损耗了大批的资源又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给环境带来空前的压力,所以加快建立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体系的步伐,一方面有效的减少信息使用者获取信息时的成本,减少由于信息受阻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能够产生一些经济后果,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全面、客观地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能够带来积极的经济后果,进而增强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促进企业长久持续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又快又好地发展。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梳理,明确研究方向与内容,以社会责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本市场有效性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理论基础,首先从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数量、质量和制度叁个方面,总体评价当前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状态。揭示企业在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后又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阐述了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与其经济后果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小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与其带来的经济后果的相关假设,选取2012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根据产生的经济后果选择因变量,从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指数和利益相关者角度选择自变量,从规模和绩效的角度选择控制变量,构建回归模型。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小板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与其带来的经济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完善中小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对策和建议,以提高中小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水平,为规范中小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提供了理论和实务上的支持。
林高[6]2012年在《我国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研究》文中提出在经历叁十余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于活力的经济体。就经济领域而言,国有企业的改革被公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逐步走出了一条以渐进改革为基调,辅之以相机激进改革的混合型改革路径(杨丹,1999)。国企改革的进展对于推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起到了关键作用。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国有企业逐步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弊端,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但是毋庸讳言,国企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众多挑战。鉴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支配资源的方式和手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周黎安,2007),在经济生活中政府仍然发挥着难以小觑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各种企业特别是国企的经营都会不可避免的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应对国企未来各种挑战的具体策略可能不同,但是在转型中国的大背景下,国企问题的解决总是无法绕开政府干预特别是政企关系。政府干预对于国有企业存在多样化的影响途径,本论文中我们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政府通过人事途径对国企所施加的干预上来。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3)的调查结果发现,国企中政府通过行政方式指派和任命高管的比例要大大高于其他市场化方式,这一结果反映出在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对于国企的所谓行政性任命模式并未被打破。伴随着行政性任命而来的,是相当一部分的国企高管具有政治关联,同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前的研究中如Fan等(2007)的研究中就发现有近叁成的研究样本中首席执行官曾担任或现任行政领导职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广泛存在的国企高管政治关联现象反映的是国企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密切互动。就政府来说,能够通过政治关联高管这个抓手,更为方便的向国企施加干预和影响；就国企来说,需要通过政治关联高管的渠道与政府保持沟通和协调,建立和维护双方之间的良好关系。具体而言,本论文将集中探讨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高管对于企业的影响。一方面,政治关联高管们具有官员的实质特征。我国各种国企按照规模、行业地位和影响力等因素被划分为不同行政级别,高管也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在行政性任命模式下,国企高管的选拔参照的是政府官员的标准,并享受相应的待遇。他们能够与同一级别的官员交流使用,重要国企中的高管能够被任命为地方省市中的关键官员。但是一旦高管们的职务被罢免,他们将面临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体制外他们将很难再获得理想的工作,这使得他们存在所谓的“锁住效应”(周黎安,2007),非常关注自己的政绩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将尽全力保住职位并力求在所谓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中获胜；另一方面,政治关联高管们也具有商人的特征。高管们身处国企生产经营一线,熟悉国有企业的各种业务。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是高管们身上义不容辞的责任。曾经的行政经历使得他们能够更加准确的把握政策的出台背景和动向,能够更有效便捷的与政府进行协调沟通,这对企业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总而言之,政治关联型高管们亦官亦商的特质使得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经理人区别开来,他们对于国有企业的经营具有怎样的影响正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值得深入加以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共分为八章,其中：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制度背景分析；第叁章是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第四章是政治关联与政府干预动机；第五章是政治关联与隐性便利；第六章是政治关联与双重成本；第七章是政治关联与公司业绩；第八章是研究结论。各章的研究内容分别为：第一章给出导论。导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给出了本文的总体结构。第二章是制度背景分析。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制度背景分析分国企改革历程和政府干预行为两个部分展开。在国企改革历程部分,本文介绍了国企改革的由来,分阶段对国企叁十余年的改革历程进行分阶段简要的梳理回顾；在总结国企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国企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展望；在国企面临的政府干预行为部分,本文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政府主导下的国企高管任命等内容展开分析。本章主要是对后文可能涉及到的制度背景情况进行必要的介绍和铺垫,以利于阅读以及实证研究的展开。第叁章,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本部分首先回顾了本文赖以开展研究的基础理论,接下来总结了国企改革中的重要理论问题,然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干预、政治关联的相关经验研究展开综述,利于把握以往的研究脉络。第四章是政治关联与政府干预动机。实证研究从本章开始。对国企而言,政治关联是国企与政府之间众多天然联系中的一种,通过研究国企政治关联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追溯政府干预的动机。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国企关联背后的政府干预动机区分为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通过实证模型加以检验,并考察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预动机可能存在的差异。第五章是政治关联与隐性便利。本文将政治关联能够帮助国企获得的各种实际存在但不便明言的好处称之为隐性便利。篇幅所限,对隐性便利的探讨本文将集中于银行融资视角。本文检验了政治关联组和无政治关联组的融资约束是否存在显着差异,考察了政治关联对于获取贷款以及贷款期限结构的影响,区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对融资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发现了市场化进程对政治关联获取融资便利性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第六章,政治关联与双重成本。政治关联带来种种便利的同时,国企实际上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本文将国企付出的代价区分为双重成本,即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试图回答政治关联是否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双重成本?通过结合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研究,本文试图较为全面的展现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复杂影响,进而揭示转轨条件下政府干预与企业的微妙关系。第七章,政治关联与公司业绩。本章探讨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通过实证确认了政治关联对于企业业绩存在的总体消极影响。进一步的,政治关联对于公司业绩存在不利影响的根源何在?本文发现,总体而言,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非生产性支出,这很可能正是政治关联损害公司业绩的根源。第八章是研究结论。本章回顾了研究结论,分析了相应的政策启示,介绍了研究贡献,说明了研究局限以及未来将要致力的方向。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政治关联高管的本质是各级政府从人事控制途径推进国企改革,将政府政治和经济意图内部化至国企的关键抓手。国企中普遍存在的高管政治关联现象,实际上是政府干预在国有企业人事领域的具体体现。总体说来,政治关联高管背后反映出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动机干预国企人事任命的意图。具体而言,中央企业中的高管政治关联更多的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于国企改革的整体布局,特别是对国企进行抓大放小和战略性调整的政治动机,而地方企业中的高管政治关联则更多的体现出地方政府为发展当地经济增加财税收入的经济动机。2.本文着重从银行融资的角度考察了隐性便利。我们发现：首先,存在高管政治关联的国企面临的融资约束显着小于无政治关联企业；其次,政治关联的确有助于获取银行借款。进一步的,我们将国企划分为高融资约束组和低融资约束组,分组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关联更有助于高融资约束组的获取银行贷款,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再次,将银行借款区分为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后我们发现,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于获取短期借款的效果不明显,但的确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第四,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国企能够通过政治关联帮助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但这一结论在中央政府控制下国企组中不成立。最后,企业外部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治关联高管获取银行融资便利。3.本文考察了国企高管政治关联与双重成本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政治成本层面,我们着重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冗员的影响,代理成本方面我们则重点考察其对于企业管理费用和在职消费情况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政治关联给国企的确带来严重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问题。其次,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双重成本问题,在地方企业中尤为严重。4.本文中我们探讨了政治关联最终对公司业绩的总体影响以及可能的影响途径。我们发现,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的确损害了公司业绩,地方企业受害尤甚。进一步的,本文引入非生产性支出的框架来解释高管政治关联损害公司业绩的可能途径。我们发现,政治关联的确给国企带来了更多的非生产型支出,在地方国企中情况更加不容乐观。总体而言,本文为政治关联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量经验证据。具体说来,本研究的主要改进和创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拓展了对于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国企政治关联现象及其政府干预动机的理解。民营企业构建政治关联往往是出于企业政治战略的需要,通过建立和维护政府关系,进而获取政府政策的倾斜。区别于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动机,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内生于企业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从政治关联是政府干预在国企人事领域的体现和抓手的观点出发,本文考察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政治关联背后政府干预的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并进一步揭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预动机可能存在的差异。第二,本文提出了国企隐性便利的概念,从融资的角度深化了我们对政治关联影响隐性便利的认识。正如陈信元等(2009)所指出的,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不能忽视某些纷乱复杂但秘而不宣的规则,对于政治关联而言正是如此。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无疑能够给企业带来某些便利,国有企业堂而皇之可以享受这些便利,政府对此也心知肚明,但在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文件中往往难以见到对于这些便利的正式规定和依据,这些便利更多的是一种隐蔽的形式存在。我们将这些不便明言的便利称之为隐性便利。本文从融资约束、融资期限结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市场化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考察了政治关联与融资便利的关系,相关研究结论在有助于理解国企融资影响因素的同时,也为我们反思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歧视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第叁,本文揭示了政治关联与双重成本问题的紧密联系。政治关联在帮助国有企业获取各种便利性的同时,也使得国有企业背上了额外的负担,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从政治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出发,本文将国企付出的代价划分为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在双重成本上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政治关联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政策性负担和代理问题,同时加深了我们对政府干预给国有企业带来微妙影响的理解。最后,本文重新验证了政治关联对于公司业绩的损害,并引入了新的框架来解释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的损害途径。以往的研究如Wu等(2010)、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Fan等(2007)已经发现国企中的政治联系会损害公司业绩。考虑到样本和变量设定上的差异,这些结论有待于进一步检验。本文重新设定了政治关联变量,同时通过引入市场业绩和会计业绩的多个变量,重新检验了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的损害作用,证实了总体而言政治关联更多的扮演了掠夺之手的不良角色,最终损害了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的,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非生产性支出这一框架来解释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的损害途径。相关的研究结论确认了政府干预对国企干预存在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更新了我们对于政治关联损害公司业绩途径的认识。
郑卫军[7]2016年在《高管股权激励、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社会从19世纪工业经济社会进入到21世纪的知识经济社会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依靠高新技术的引导和支撑,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日益依赖企业和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叁高一低”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型关键期,自主性科技创新型企业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的推动力量。因此,科技创新无论是对企业还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进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中,高管激励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尤其是高管股权激励,已经成为现代股份制企业激发企业高管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不仅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起着引导作用,而且也推动着企业取得优秀的经营绩效。掌握着企业战略决策大权的企业高管,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而企业创新又是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决定企业经营绩效好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现实的企业实践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的绩效是否有显着影响?影响程度如何?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否受到高管股权激励的影响?“激励-创新-绩效”叁者之间又是怎样的逻辑关系?叁者间是否存在相互关联?企业创新在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传导效应,作用过程机制如何?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所使用的样本为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年报数据经整理所得,在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建立实证检验模型,并且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和中介变量效应检验方法,从高管股权激励出发,探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入创新投入作为中介变量,目的是为了深入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到企业绩效的过程,即研究两者之间的作用过程。实证结果表明：在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无论是对企业的市场绩效还是财务绩效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在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方面,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人员投入指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对企业研发资金投入上却不明显；在中介作用验证方面,企业研发人力投入在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市场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且结果是显着的,但是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中介效应则不显着,也就是说,对企业高管实施有效的股权激励,可以积极的引导企业高管的行为,使得高管在企业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中,将企业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配置到企业的创新活动中去,加大创新力度,提升企业绩效,尤其是市场绩效。最后,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结合现实中高管股权激励、企业创新和企业绩效等几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简单的展望。
梁利辉[8]2015年在《终极控制股东、投资者保护与会计稳健性》文中指出会计信息是公司信息的重要来源。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会计稳健性,即会计盈余确认好消息比确认坏消息具有更高的验证要求,从而导致会计盈余反映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及时。会计确认好消息和坏消息的这种不对称及时性被称为会计稳健性。会计稳健性具有重要的公司治理作用。因为稳健的会计信息能够及时向股东、债权人等传递信号,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缓解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等问题,从而较好地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21世纪初,安然、世通等重大财务舞弊案的爆发,以及全球股市的衰退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高度重视。会计稳健性成为学者、投资人、分析师、监管者和财经媒体等关注的重点问题。当前,中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存在特殊的制度背景,比如,股权集中、投资者保护水平不高、经理人市场不健全、接管市场机制薄弱等。终极控制股东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代理矛盾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的主要矛盾。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终极控制股东如何影响会计稳健性?投资者保护是否提高了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的稳健性?终极控制股东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是否以及如何受投资者保护的影响?这些问题是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和公司治理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研究会计稳健性更为现实的视角。纵观相关文献,国内学者对中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缺乏对终极控制股东如何影响会计稳健性的理论与实证的全面分析,如,金字塔股权结构、金字塔层级、终极控制股东派出董事席位及特征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考察等；缺乏对投资者保护差异如何影响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如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时期差异、区域差异等；缺乏投资者保护与终极控制股东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会计稳健性的深入探讨；缺乏对中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制度背景的深入探究。为此,本文研究终极控制股东、投资者保护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开展终极控制股东、投资者保护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剖析终极控制股东的掠夺行为和信息操纵行为,揭示终极控制股东在会计稳健性中的作用机理,有助于增强契约的效率性和投资者进行合理的投资决策,减缓信息和代理问题；第二,揭示投资者保护在会计稳健性中的作用机理,寻求有利于提高会计稳健性的制度因素,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运作的透明度,降低信息披露主体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推动公司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第叁,剖析终极控制股东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是否以及如何随着投资者保护的变化而变化,探讨提高包括会计稳健性在内的会计信息质量的途径或方法,为提高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文章研究主要内容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文章对投资者保护、终极控制股东和会计稳健性叁个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在终极控制股东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终极控制股东分布、盈余管理、公司价值、会计信息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为终极控制股东对盈余管理、公司价值、会计信息等的影响提供大量的经验证据。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了投资者保护对资本结构、公司价值、融资成本,以及会计信息等方面的影响。在会计稳健性方面,国内外学者重点研究了会计稳健性的度量、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以及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终极控制股东、投资者保护与会计稳健性叁者之间关系的探讨方面,国外学者对不同法源下不同国家股权结构(包括终极股权结构)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进行了国际比较,但是,未就特定国家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时期差异和区域差异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进行研究,也未考察投资者保护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终极控制股东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国内关于终极控制股东、投资者保护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的研究存在许多不足,如内容不全面,方法较单一等。第二,文章对中国上市公司会计制度、公司治理特征、资本市场发展状况、投资者法律保护等制度背景进行分析,为解释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终极控制股东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提供现实背景和理论依据。研究发现,中国的会计稳健性原则是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从国外引入,在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接轨和趋同的过程中得到加强。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以及由此导致的会计与证券监管是中国会计稳健性得以强化的外在制度原因。虽然中国投资者保护措施不断完善,但是,投资者保护水平总体较低。这些制度背景决定了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投资者保护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具有自身特征。第叁,理论分析了终极控制股东、投资者保护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并提出研究假设。金字塔股权结构能够在保证权力不被稀释的情况下通过金字塔层级的杠杆作用放大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实现以较小的现金流量权控制数倍价值的公司,从而增加了终极控制股东的掠夺动机与能力。为了逃避其掠夺行为的法律制裁和社会监督,控制股东通过操纵财务报告过程和信息披露政策掩盖其机会主义行为。因此,金字塔股权结构及受其影响的终极控制股东股权特征(包括金字塔层级、现金流量权、两权偏离度、派出董事等)影响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水平。投资者保护影响股权集中度,是抑制控制股东掠夺行为的重要机制,也是解决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重要措施。第四,应用会计稳健性度量模型检验终极控制股东特征(包括金字塔股权结构、金字塔层级、现金流量权、两权偏离度、派出董事等)、投资者保护(包括投资者保护时期差异和区域差异)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对中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西方国家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作用机理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会计稳健性状况,中国制度层面贯彻会计稳健性原则对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影响较大；拥有金字塔股权结构的公司比不具有金字塔股权结构的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更低。终极控制股东的金字塔股权结构安排加剧了终极控制股东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代理矛盾；金字塔层级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即金字塔层级越多的公司会计稳健性越低。这些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可能成为及时披露会计信息的阻滞力量；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量权对会计稳健性产生负面影响,这一影响主要通过延迟确认损失产生；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度越大的公司会计稳健性越低；国有终极控制和非国有终极控制两类公司在会计稳健性方面差异较大,例如,与国有终极控制公司相比,非国有终极控制公司金字塔层级对会计稳健性的负面影响更大；国有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度越大的公司会计越不稳健；在现金流量权方面,与非国有终极控制公司相比,国有终极控制股东持有现金流量权越大的公司延迟确认了好消息和坏消息；终极控制股东派出董事能够在不增加持股的情况下加大对董事会的控制。终极控制股东派出董事代表控制股东利益,派出董事越多,代表债权人、职工等其他公司主体的利益越少；非国有终极控制股东派出董事的政府背景降低了会计稳健性。政府背景是有价值的资源,带给公司融资便利、税收优惠、降低政府管制等明显的政策好处,从而降低了公司运营管理对稳健会计信息的市场需求；投资者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稳健性；东部地区相对更高的投资者保护水平促进了该地区会计稳健性的提高；但是,中国投资者保护对会计稳健性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随着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投资者保护降低了金字塔层级、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量权、两权偏离度,以及终极控制股东派出董事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研究结论肯定了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投资者保护理论等对会计稳健性影响因素及作用方向的解释。第五,根据结论为提高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委托代理矛盾、保护投资者利益、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提供政策性建议。
魏蒙[9]2017年在《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关于企业的微观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重点一直聚焦在企业融资结构、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关系上。围绕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最早是在传统财务领域展开的,重点关注的是企业融资结构与其绩效之间的关系。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产业组织理论与财务理论的交叉融合发展,学界开始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对企业融资结构、创新及其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但至目前,围绕这一领域的研究,考虑创新的不同阶段,深入考察企业融资结构、创新投入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还不够。鉴于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或空白,本文尝试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S—C—P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提出"融资结构→创新投入→企业绩效"这一链条机理。通过影响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进一步探究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和企业融资结构通过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问题。本文的意义,一方面对传统的融资理论视点有所拓展;另一方面,可望就我国企业实施创新战略、促进融资结构匹配等,提出相关决策性启示。机理分析:首先,考察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机理。重点对融资结构中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进行区分讨论,分别研究两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是建立在对债务融资所形成的成本和效应分析的基础上,借鉴Wilhelm Pfahler和Harald Wiese(2000)、赵自强(2008)的基础模型,通过对债务融资的直接效应、代理效应和策略效应等叁大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债务融资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机理。二是建立在对股权融资所形成的成本和股权结构所形成的成本及效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股权融资对企业绩效产生的直接影响,并根据代理成本理论、信号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借鉴Ross(1977)、Hart和Moore(1994)、刘志彪(2004)的代理成本模型,研究由股权和债务所构成的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其次,考察融资结构通过创新投入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一是研究融资结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机理。本文界定的融资结构包括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建立在创新投入的特征上,先从市场竞争角度切入,借鉴Brander和Lewis(1986)、王晓春(2002)的寡头博弈的基础模型,分析债务融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再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切入,借鉴Spiros Bougheas(2004)的拉格朗日乘数法,分析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二是研究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建立在创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传统一般理论上,借鉴CDM模型中的"黑箱"思想,从创新投入、创新转化、创新产出的过程,分析创新投入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阐述创新投入通过创新转化过程,形成创新产出,进而影响企业绩效。根据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本文提出两个重要的实证命题:其一,企业融资结构对其绩效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当股权——债务融资比例过大时,对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其二,企业融资结构通过创新投入对其绩效存在间接影响,创新投入在其中发挥重要中介效应。实证分析:选取全国第叁次经济普查广东省深圳市6156家工业企业全样本数据作为计量检验对象,通过对深圳地区全域创新环境的营造、创新主体作用的发挥、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金融市场建设等方面的现状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分析,说明本文选择深圳作为样本地区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构建创新投入和企业绩效的综合指数;其次,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欧拉方程,依序检验基于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验证两个实证命题;再次,利用工具变量和替代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最后,加入融资结构和创新投入的交互项,检验创新投入的调节作用,以进一步证明结果的稳定性。主要结论:第一,企业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产生不同的成本和效应,两类融资所形成的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的直接影响。一方面,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产生的资金成本、代理成本等,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两类融资所形成的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会发挥一定的治理效应,尤其是债务融资结构发挥的效应相对更强。实证结果显示,融资结构正向影响企业绩效,但其影响的方向与文中的假设并不一致,其中,债务融资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债务市场欠发达,融资机制不够完善,融资渠道相对偏少,造成企业债务融资手段单一、额度偏小,既难以有效发挥其治理效应和直接效应,且会增大代理成本。相对于债务融资,企业实施股权融资对其绩效的影响是正向的,表明股权融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仅依赖于"量",更重要的是依赖于"质",企业合理的股权结构会产生较低的代理成本,但同时会产生更为有效的治理效应,继而促进企业绩效。因此,一定合理区间内的股债配比所形成的融资结构,能够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第二,创新投入作为部分变量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融资结构(股权-债务融资比)通过创新投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首先,融资结构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正向影响,其中,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债务融资则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一般情况下,企业创新投入倾向于股权融资,融资结构中股权——债务比越大,其创新投入的强度则相应越大。其次,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这一正向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一般情况下,创新投入的强度越大,创新转化效率则越高,即会在更短时间内形成有效的创新产出,并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再次,创新投入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且作用显着,虽然融资结构并不完全通过创新投入间接影响企业绩效,但创新投入是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的一条极为重要的途径。第叁,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虽大于通过创新投入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但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在融资结构影响企业绩效的总效应中,仍然具有较高的占比,作用发挥显着。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计算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中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与通过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企业绩效的效应之和,基本接近总效应,即表明此两种影响是主要和关键的。同时,虽然融资结构通过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的间接效应低于直接效应,但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接近30%,创新投入中介效应显着,并且在进一步对创新投入调节作用检验后发现,创新投入是带调节作用的中介变量,对融资结构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是正向调节的,对融资结构的边际影响效应进一步强化。说明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实施技术创新对其强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和现实必要性。
雷辉[10]2005年在《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研究与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司重组是公司的所有权、资产、负债和业务等要素的重新组合和配置以及这些要素之间互相结合和作用方式的调整。它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手段。资产重组在西方已有了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但在中国尚属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待于深入研究。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绩效问题,从理论的角度阐明其概念与本质,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其背景与模式,从发展的角度探讨其问题与规范,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论文首先介绍了资产重组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归纳了资产重组的内涵,界定了研究范畴。然后基于市场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重组后的长期超额收益进行了研究。得出企业重组后长期超额收益不理想。接着研究不同控股方式对控制权转移型资产重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因控制权转让所带来的价值改善水平不高,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在界定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重组方式后,对不同重组方式的资产重组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两年内所有发生了资产重组但控制权没有发生转移的上市公司只有采取了其它资产重组方式的上市公司有好的超额收益且较稳定,而采取股权转让方式的上市公司获得的超额收益最小。在前面的全样本实证研究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上对控制权转移的动机及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结果表明,控制权溢价水平与转让股份的比重呈正相关关系,在转让股份超过25%的水平上,控制性股东从控制权中获得的私人收益随持股比例的上升而有更明显的递增趋势。 作者在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分析之后,再以资产重组的两种特例即公司并购重组绩效和ST公司重组绩效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 在综述了并购研究现状后,对并购后长期超额收益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并购后的长期超额收益为负。再分析了影响长期超额收益的几个影响因素后,发现横向并购方式后的公司长期超额收益最好,混合并购方式的长期超额收益最差,股权结构对长期超额收益有影响。同时,对并购后的企业价值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有明显的相关性。国家股比率与并购后企业价值明显负相关,法人股比率与并购后企业价值明显正相关。同时发现不同并购方式对提高企业并购后的价值影响不同。其中,横向并购方式对提升企业价值效果最好。 在对ST公司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后,对ST公司重组的市场绩效和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将样本按第一大股东变更与否进行分类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
参考文献：
[1]. 准则弹性、盈余管理与公司绩效[D]. 张倩. 重庆大学. 2017
[2]. 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D]. 康萍. 浙江工商大学. 2011
[3]. 中国证券市场会计与财务问题实证研究:十年综述[C]. 龚翔. 资本市场会计研究——第八届会计与财务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8
[4]. 智力资本的资本成本效应研究[D]. 苏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6
[5]. 中小板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D]. 王博识.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4
[6]. 我国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研究[D]. 林高.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7]. 高管股权激励、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D]. 郑卫军. 山东大学. 2016
[8]. 终极控制股东、投资者保护与会计稳健性[D]. 梁利辉. 西南交通大学. 2015
[9]. 融资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机理研究[D]. 魏蒙.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10].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研究与实证分析[D]. 雷辉. 湖南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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