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翔[1]2003年在《检视、理解与建设》文中研究说明高中研究型课程是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二期工程中构建的一门新型课程。从2000年秋季，研究型课程正式列入上海市高中课程计划，全市高一全面实施该课程起，时至今日，研究型课程在上海已经走过了两年多的实践历程。本课题以上海市高中的研究型课程为研究对象，从检视和理解两种不同的视角探讨研究型课程的课程实践，在此基础上反观研究型课程的课程愿景，并对其提出建设性意见。 全文除引言外，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型课程的概念界定，区分了作为一种学习方式的研究性学习，作为综合实践活动指定领域的研究性学习和作为一种课程类型的研究型课程；第二部分是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从宏观的角度，检视研究型课程在学校的实施现状，并从中归纳提炼出问题；第叁部分采用质的研究方法，从微观的角度，理解课程参与者对研究型课程的直观描述和内心感受；通过以上对研究型课程的课程实践的研究，文章的第四部分反思研究型课程的课程愿景的合理性并提出建设意见。
马开剑[2]2006年在《普通高中技术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整篇论文共有8章，划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论文选题、阐述研究目的与意义、确定研究问题。通过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本课题在国内属于相当薄弱的研究领域。本部分主要是第一章，意在拉开研究序幕。 第二部分。本部分包括第二、叁、四章，意在建立普通高中技术教育的概念基础。本部分探讨了技术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区别与联系，定义了技术的概念，阐述了普通高中技术教育的涵义，考察了中外高中技术教育的历史发展，特别剖析了“劳动”概念的实践失范和劳动技术教育之于时代的局限性，用大量技术发展史实，证明了技术的独立品格，揭示了技术教育的时代内涵-走向技术素养教育。 技术如此复杂，以致“横看成峰侧成岭”。本文研究认为，技术作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它区别于科学知识的最本质特点就在于它的行动性。技术在本质上是内化于各种技术形态和载体之中、面向实际问题解决的人的智慧与知识。由此，本文将技术一般性地定义为直接操控或指向于操控物质材料和设备等资源、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行动性知识。从技术教育的立场上，技术还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实际做事的行动性知识，它一般要涉及资金、工具、材料、设备等资源的配置与操控。 本文发现，一百多年来，技术教育在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甚至所使用的名称也不尽相同。但是，将技术教育置于当代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并与高中综合改革结合起来，却是国际高中技术教育的共同追求。由于技术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与职业教育紧密关联，致使技术教育曾长期被看作是近似职业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这是影响技术教育进入普通教育领域的重要认识根源。本文认为，技术教育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它既可以存在于职业教育活动中，当然也可以存在于普通教育活动中。作为普通教育的组成部分，普通高中的技术教育是实现高中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之一，其主要目的不是要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而是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其适应21世纪社会所需要的技术素养。 本文详细考察了我国普通高中探索技术教育的历程，发现我国在建国之初曾进行过“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实践，“文革”中的“劳动教育”则主要强调德育功能。而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劳动技术教育”虽然明显地具有技术教育的意义，但也带着旧的时代语境。而且，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科技意义一直不强。通过深刻批判“劳动”概念的实践失范、深入剖析劳动技术教育概念的原生语境，本文提出“技术教育”必须与“劳动教育”进行概念分离，重新建立“技术教育”
李蓉[3]2017年在《“儿童作为研究者”的实践困境与突围》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教育领域对教学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反思“一教论”价值观主导下儿童探究天性和权利被压抑的现状,提出应恢复知识的探究价值,尊重每一个儿童自由开展探究的需要,即儿童作为研究者探究和发展对自我与世界的认识,实现经验的改造并创造新知识。自新课程改革将“儿童作为研究者”纳入课程体系以来,许多中小学开展了“本土化”的实践。从已有研究看,大多聚焦于“儿童作为研究者”的理论研究或零散经验的总结,鲜有关于“儿童作为研究者”的现状和实践困境的深入研究。为此,运用问卷调查法,以浙江省金华市的179名教师、222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自然情境下的观察日记,深入探究“儿童作为研究者”的实践现状及参与者的主观认识。在实践的调查中洞察困境的表现和缘由,倾听教师和儿童作为主体参与者的声音,并从中找到困境的突围之路。研究发现,“儿童作为研究者”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教师对“儿童作为研究者”的内在价值认识存在误区;第二,“儿童作为研究者”对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提出了挑战;第叁,儿童开展研究的时间和空间有限;第四,儿童开展研究的外部支持系统不足。有鉴于此,特提出以下建议突围:第一,尊重儿童研究的独特价值,倾听儿童的声音;第二,教师通过反思性实践构建“儿童的课程”;第叁,灵活设置儿童开展研究的时间和空间,构建个性化的学习环境;第四,构筑儿童研究的外部支持系统,营造学习共同体。
赵萱[4]2012年在《基础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混班就读外籍学生的教育图景》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全球化浪潮、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徙与教育国际化进程,校园中师生文化背景的差异对实际的教学和管理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国际教室”在纽约、巴黎等国外大都市已是随处可见,学校的育人目标不仅仅是让学生学会生存,更要学会共存。人口迁移令上海新移民教育成为关注焦点,构建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部署则直接催生了上海基础教育国际化。2010年在沪外国常住人口达到了162481人,同为上海建设者,这一群体亟需的后勤保障则是解决子女的就学问题,尽管上海不乏国际学校、国际部等专门的外籍子女学校,但是仍有不少家长出于对国内扎实基础教育的青睐,而争相将外籍子女送至本地中小学校就读。在基础教育国际化背景之下,这群在上海本地学校参与混班就读的外籍中、小学生,他们在校园里的跨文化适应、沟通、融入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进入我的视阈则是缘于2008年岁末一次偶然的际遇,在观看一所高中学校的新年晚会时,结识了作为导引员的李惠敏同学,颇为投缘而一直保持联络,但是直到大半年后再去这所学校,才偶然从校办主任口中得知,这原来是位韩国女生,令我颇为诧异的是这么久以来,我却从来没有感觉她身上有一种“异国学生”的气质,浑然将她视为一位普通的高中女生,由此,好奇心驱使着我走进学校,参与和观察这个“特殊群体”的教育生活,了解和聆听教师、中国同学、教育管理人员等相关群体的积极应对和消极回应,转眼叁年有余,从繁冗、详实的资料堆、访谈录中集结此文,虽未逃脱言不及义之嫌,仍尽力以上海为样本,描绘一幅基础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外籍学生混班就读的教育图景,其中论文主体部分共有七章：第一章：写作背景与研究意义。作为历史趋势的基础教育国际化进程在国内、美、英、日、台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略述与发展现状；以UNESCO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探索在教育中融入文化多样性与世界和平共存理念,中小学应对以学会共存为教育目标的挑战；作为时代背景的上海未来的建设需要基础教育的扶持；美、日、韩等国的外籍子女教育,香港的非华语学生教育,台湾中小学的外国学生教育政策与现状对于本研究均有参考价值。第二章：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分析。教育形式和概念的辨析,呈现本文研究对象由于其特殊性而游离在现有定义之外；国内外跨文化适应、跨文化敏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在本文中颇具借鉴价值；并且本文对国内已有的、对于外籍中小学生教育研究的文献做梳理。第叁章：研究方案。阐释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案,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第四章：宏观领域：上海市外籍人员子女教育研究。上海市外籍人员子女教育发展的历史简述和政策分析,上海中小学接受外籍学生参与混班就读的现状描述以及针对上海当地极富代表性的7所学校展开的个案研究。第五章：中观视域：师生文化适应与跨文化敏感的实证研究。外籍中小学生的文化适应始徘徊在游离与融合之间,本地师生则对此呈现出不同的跨文化敏感程度。第六章：微观场域：学校中相关利益群体的声音与回归教育本身的思考。外籍学生和家长的过高心理预期常常会带来落差与不适,不同国籍的家长有着不同的教育需求；本地学生、家长的矛盾情绪集中在教育资源配置与自身发展这一问题上；而外籍生主管、班主任、任课教师则从各自经历中积累经验,不断总结。第七章：回溯与展望。理性思考外籍学生参与混班就读这一独特的教育现象与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外籍学生参与混班就读的程度理应成为衡量基础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并成为其指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入解读上海基础教育国际化现状,稳步推进这一进程需培养国际化的师资,尝试借鉴国外的经验开展中小学教师跨文化培训,致力于建构针对参与混班就读的外籍学生辅助体系协助其融入当地教育环境。
刘成新[5]2006年在《整合与重构：技术与课程教学的互动解析》文中研究表明技术与课程教学的关系源远流长。课程教学的发展变迁既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同时它更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传统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与制约；技术作为文化裂变的重要动因，它对当下课程改革和建设的全部领域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观，本文从历史、现实和社会文化联系的视角出发，通过大量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和适当的实证研究与质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过去和现状，以及技术与课程整合发展的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探讨。 全文共分为上篇、中篇、下篇叁个部分。 作者在“上篇”中首先辨析了诸如技术、课程、整合、课程整合、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等基本概念的实质内涵及其思想嬗变过程，然后基于文献分析探讨了技术与课程教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关系，并提出了技术与课程教学互动发展的框架模型。 “中篇”集中探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现实和认识问题。作者采用了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思维方法，以对教师信息化教学“知-能”状况、教育信息化对教师的心理影响、以及信息化教学资源设计与应用等问题的调查分析和教学实践行动案例分析以及对一线教师的访谈调查分析为基础，提出并论证了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本质问题的再认识问题。作者认为，从文化学的视野来说，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质上是社会信息文化对当代课程改革、建设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过程，是信息文化环境下传统课程体系解构和新课程体系及其文化重新建构的过程。 在论文“下篇”中，作者首先从分析技术与文化的关系着手，初步探讨了技术教育化的发展过程，并简要分析了技术教育化发展所孕育的课程文化转型问题；然后基于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发展现状，作者提出了立体化课程的建设构想，分析了立体化课程的基本特征，并提出将现实课堂和虚拟教育联结起来，以打造多元化、超时空的学习共同体为突破口，来促进信息时代的新型课程及其课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李彦荣[6]2004年在《中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文化路向》文中指出20世纪是文化批判与反思的世纪，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常常突出地表现在文化层面。不管这些具体的矛盾与冲突是什么，但其核心均围绕着这样一个文化主题，那就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引进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能不能实现现代性转化。 课程作为对文化的选择亦真切地受到了这一系列文化冲突的影响。由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取决于课程组织者对不同文化的态度，所以透过对课程的理性分析，我们就可能揭示出文化被选择传递的路向；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文化被选择传递的路向，找出限制课程改革发展的深层内在因素，重新选择文化，为课程改革理出一条最具教育本质特性的发展之路。 历史上，课程改革的文化悖论不外乎中西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科学与人文之争等。在这一系列悖论中，由于社会的哲学观、价值观不同，课程的制定者以及学校的举办者的主张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决定了课程的发展方向。今天我们进行课程改革必须正视这一客观事实，这正是本文立论的出发点。 不同于以往纯粹的课程史或课程论研究，本研究坚持历史辩证法观点，注重史论结合，力图从“文化路向”的视角去研究中小学课程的现代化变革，关注这一变革过程中被精英(知识)阶层、权力阶层以现代化的名义打压了的人文文化、民族文化对被赋予合法性的现代科技文化的不懈抗争，努力阐释科技文化强势下课程中高地位知识与低地位知识的微妙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课程和受教育主体带来的文化偏失——对科学技术知识的过分强调遮蔽了人文知识底蕴和民族精神价值，肢解了课程的丰富文化内涵，从而使人沦为技术的工具和奴隶。 对课程作文化研究要求我们做这样的一些阐释：一是以“问题”为切入点，对课程进行多维的文化审视。这就是本文选择从哲学理念、价值观、课程内容以及主体(不同类型办学者)对课程文化的选择这样几个层次来阐释课程改革的文化路向的理论基础。二是注重对现实的关注，追问课程设置和课程现象背后的“根据”、“意义”。如，对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以及民办学校课程设置的对比研究，旨在揭示不同学校课程设置的“根据”及其文化“意义”是什么。具体而言，本研究分这样几个部分： 在“引言”部分我们首先对行将开始的研究涉及的主题作了概念界定、理念分析、内容结构介绍、已有研究成果评估以及本研究采用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说明。 在正文第一章，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对课程改革作了简要的整体回顾，勾勒出课程改革的发展线索，以便对中国中小学课程改革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紧接着在第二章，丛哲学层面深层剖析了课程改革的思想理念。通过对几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哲学观、课程观的理论分析，旨在探讨社会主流文化对课程改革的决定性影响，表明“中体西用”、实用主义等主流思想其实是为科学文化课程占据中国学校课程主体地位提供了合法外衣。在第叁章，本研究着重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论争深刻地揭示了课程改革背后的深层文化价值冲突，强调课程改革必须正视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地位，科学化过程中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兼顾。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在第四章，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国家课程与公立、私立、教会学校和民办学校几种不同办学主体所办学校课程的对比考察，阐明不同主体间的文化选择对学校课程控制程度以及知识地位变化的影响;辨证分析了国家课程与学校课程之异同变化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这也是本研究不同于其他课程研究的独特点之一。同时在第五章，本研究还以独特的视角具体到课程内容的微观文化分析，以语文这门最具中国旧课程原滋味的学科为案例，在从大纲到教材几方面的分析中凸显出中小学课程内容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文化路向。最后，在第六章，总结前文研究、梳理历史脉络，主张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创造性地展望二十一世纪课程改革应走的文化路向。也就是要以健全人格的角度来理解课程文化，指出课程作为帮助一个自然人实现社会化的媒介，不可能脱离人的文化根性来构建其现代性。课程在现代化追求中决不能舍本逐末，必须兼顾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科学。 本研究在整体结构上是整—分—整，主张在历史的整体把握中进行横向解剖，围绕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文化路向这一焦点，从哲学理念、价值冲突、办学主体的文化选择以及课程内在发展理路几方面进行全方位透析，并进而展望21世纪课程改革的文化走向。 任何一种课程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和背景。在课程改革做出选择之前，也许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悖论与冲突，但不管这些悖论与冲突多么激烈，我们最后总能找到相对理性的选择。也许这种选择后来被证明并不是最具长远性的选择，但一定是当时情况下最适合的选择。在今天，我们的研究不是要声讨历史的遗憾，而是要在历史与逻辑的辨证分析中为课程改革指出一条更富人性的、更具深层文化意蕴的未来发展之路。叫.观咐
程红兵[7]2010年在《课程文化建设及其影响的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是基于问题的研究,基于现实问题、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研究。通过实践研究回答实践意义上的学校文化、课程文化是什么,分析现实的困境是什么,原因何在,如何解困,做什么,怎样做,实现对教育实践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探究课程改革与课程文化结合的密切关系及其规律方法,提升课程改革的文化自觉、课程建设的文化含量。探究课程改革与课程文化建设对推进学校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与基本规律,明确学校发展的根本方向和基本策略,促进解决学校文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推进学校的文化发展,为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本课题实践研究的精神实质,表现为尊重教育实践中的鲜活经验。学校教育本质上是实践的,教师之间的交往、师生之间的交往、学生之间的交往构成了学校生活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只有坚持实践的立场、从实践出发才能对学校教育中的问题与矛盾做出符合实际的解释,实现课程文化理论自身的发展。本研究既有课程改革、课程文化、学校文化这些基本理论的研究,更有如何使课程改革、课程文化建设合理性改进,使学校更加有效开展文化建设的应用研究。前者作为基本理论的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研究课程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后者作为应用研究则主要采用经验总结法、比较法。本研究所做的主要工作在于批判和建设,“批判”主要是指出当下学校课程改革、文化建设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同质化现象、无序的低层次竞争、伪现代化现象),并分析其中原因。“建设”主要以建平中学为例,探讨建立课程在学校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如何进行课程改革和课程文化建设,探究如何以课程改革、课程文化建设推进学校文化发展的行动模式和策略方法。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学校发展与学校文化建设水乳交融,因此课程改革与课程文化建设之间也是同步关系。课改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再造问题,课程改革与课程文化在学校发展、学校文化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抓住课程改革、课程文化这一核心工作,必然带动学校组织文化、环境文化、管理文化的发展,对推进学校文化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以课程改革、课程文化建设来推进学校文化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把握正确的方向、选择适当的方式、采用最佳的策略,能取得最佳的效果。本研究创新点:作者身为长期在一线教育工作的人攻读博士,角色本身比较特殊,具有大量的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工作经验优势,通过博士学习提升一定的理论修养。将课程理论转化成一线课程实践,课题研究与工作实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课题研究的内容是课程文化,所在学校上海市建平中学正在开展的也正是课程文化建设工作,课题主要以建平中学为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体现在:第一、直面当下中小学课程改革、文化建设的问题,加大批判的力度,同质化现象批判,核心竞争力批判,伪现代化现象批判,已经在基础教育界产生一定的反响,充分发掘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深入思考中小学内涵发展、个性化办学的根本方向和基本思路,坚定不移地走课程改革与课程文化建设之路。第二、关于学校文化分类提出了实践意义的分类方法,从学校工作实践出发,围绕学校培养目标,构建课程文化、组织文化、环境文化、管理文化的学校文化体系,这种分类方式更加贴合学校实际,更便于学校实践。同时也为学校文化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分类方法。第叁、探索一条学校文化建设的新思路,即从课程文化建设入手,带动组织文化、环境文化、管理文化建设,推进整个学校文化发展。总结分析其中的规律,强化应用研究的成效。
顾露雯[8]2013年在《通识教育视野下我国大学外语课程改革研究》文中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外语是世界交流与沟通的桥梁。我国大学毕业生如果具备较高的外语综合应用能力、对异质文化的理解与包容能力及宽广的国际化视野,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也有助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增强文化软实力,对我国未来的和平与和谐的外部环境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大学外语课程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价值正日益凸显。然而,受长期专才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我国大学外语课程依然注重工具理性取向,单纯地强调外语技能的掌握。虽然新世纪以来,我国一部分研究型大学纷纷以通识教育为办学理念,并开始了本科通识课程改革,以期培养“完人”,而非“工具人”,而且《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也明确提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但是如何将大学外语课程纳入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发挥其人文教育的作用,从而真正承担起通识教育的使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笔者从该实际问题出发,通过文献综述,提出本论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在我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大学外语课程应如何体现通识教育理念?大学外语课程作为通识课程体系的一部分,应如何决策课程目标、内容、组织、实施与评价等要素?为了全而深入地回答该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历史法、文献法、案例研究法等对通识教育与大学外语课程的历史渊源、通识教育视野下大学外语课程的理论建构、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中大学外语课程实践等作出多维度的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文献法、比较研究法、问卷调查与访谈法等剖析我国目前大学通识教育中大学外语课程的现状及所处的内外部情境,最后探索出我国大学通识教育中大学外语课程的未来改革方向与路径。本研究初步得出的结论为,在通识教育视野下,我国大学外语课程在理念方面和目标、内容、组织、实施及评价等要素决策方面应遵循以下改革路径：(1)大学外语课程决策者必须转变教育理念,明确大学外语课程的人文学科属性,确立多元文化观基础上的课程理念。目标决策必须以学生个体发展为本位,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为其终极目标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主要目标。此外,大学外语课程要立足学生的需求,重构多元化、层次化和个性化的课程目标。(2)大学外语课程应在强调语言运用能力基础上将内容决策提升到文化素养的层次。决策者应根据真实性原则选择教材,即所有材料都必须来源于现实生活或现实世界,并将文化叁维框架(观念perspectives；产品products；行为practices)纳入课程内容的决策过程。在课程提高阶段,内容应融入目的语民族的文学经典,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提升其审美情操,真正发挥外语课程的人文教育功能。(3)大学外语课程应以连贯性为原则,在纵向结构上建立从语言主导课程到内容主导课程的连续统；以整合性为原则,促进课程横向结构的建构性生成,建立大学外语课程与通识教育体系中其他学科课程、与社会、与学生之间的整合；以问题(专题)为切入点,拓展课程类型的多元性选择。(4)大学外语课程应以学生体验为核心,建立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导师指导—网络社区—国际交流“一点四轴”式的教学模式,把学生在大学期间获得的各种外语学习经验和机会整合起来,将正规化学习与非正规化学习、现实世界的学习与虚拟世界的学习、校园内的学习与校园外的学习、共性化学习与个性化学习整合起来,使学生的语言知识、技能与人文素养得到全面发展。而且课程应遵循折中主义混合原则,灵活择优地使用体现建构主义与实用主义理念的主流交际法,并在了解学生特征的基础上,将教学方法从如何教转向如何学。(5)大学外语课程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学习评价的根本目的。其评价指标应该走向多元化,反映学生个体综合素养的指标,如积极的学习态度、跨文化交际能力、宽广的国际化视野、批判性思维及正确的文化观、价值观等,需要得到具体落实与密切关注。在评价方式方面,不仅要减少以考试为主的量化评价,增加质性评价,实现评价方法的多样化,而且要洞察学生的学习轨迹,综合利用多种以人为本的形成性评价,如电子档案袋评价、教师与学生的座谈与访谈、学生的自评和互评及反思性写作等。
李红恩[9]2012年在《论英语课程的文化品格》文中提出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的目标、价值主要通过课程来体现和实施,因此,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当前,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课程研究范式也正逐步突破传统研究框架的束缚,开始从更为广阔的视域中对课程理论进行深入的探索。此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更加密切和频繁,多元文化的地球村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外语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外语教育的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能说几句外国话、能做翻译,而是为了使学生能在多元文化的地球村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所有这些既为我国英语课程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我国英语课程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反观我国英语课程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虽然改革的步伐从未间断过,但是真正重大的突破乏善可陈。究其根源,英语课程研究视域的狭窄是主要原因。研究视域的狭窄,必然无法为英语课程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打破传统的研究视域的限制,从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入手,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对英语课程展开深入研究,势必成为我国英语课程研究的发展趋势。本论文立足于文化的立场,着力对英语课程的文化本性以及文化功能等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剖析。鉴于语言与文化、课程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本研究认为,英语课程自身具有显着的文化品格。在通过对英语课程文化品格内涵的阐释以及对其现状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揭示了我国英语课程研究和发展中所存在的“文化品格失落”现象,提出了“语言——文化——课程”叁位一体的英语课程理论建构框架,并从课程理论研究的维度以及英语课程建设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我国英语课程的文化重构问题。具体来说,本论文的基本要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任何研究都是基于一定的研究背景展开的,并且都与前人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导论部分从研究背景出发,论述了选题缘由、目的与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阐述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并对可能的创新之处进行了预测。论文第一章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英语课程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理性反思,并依据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内容及其名称的变化,把这一时期划分为叁个不同的阶段。通过对英语课程发展历史的考察以及相关文件的分析,揭示了我国英语课程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阐释了英语课程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内涵是本论文的重点章节之一。在第二章里,首先通过界定文化、文化品格等核心概念,对英语课程的文化品格进行了释义。本论文认为,英语课程的文化品格是指英语课程作为一门关于语言的教与学的课程,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品行、文化气质与文化性格。然后分别从语言学、课程论以及社会文化理论出发,论述了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自主性、建构性和实践性特征。论文第叁章为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现状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教师访谈以及课堂观察等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英语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以及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分析。重点关注了英语课程中凸显出来的文化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地分析,为英语课程的嬗变和重构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为彰显英语课程的文化品格,必须要对英语课程进行系统的文化建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首先明确了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构建目标以及要遵循的整合性、平等性、情境化、发展性以及实践性等原则。在此基础上,论文分别从英语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以及评价四个方面对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建构提出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就是围绕前述问题分别展开探索。本论文认为,英语课程文化品格的生成建基于实践之域,其发展孕育于文化氛围之中,其创新有赖于自身的使命担当。因此在未来的英语课程实践中,应不断提升教师主体的文化素养、着力营造涵养品格的文化环境,自觉发挥英语课程的文化使命。
张志强[10]2009年在《沪港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进入信息时代的世界课程改革浪潮,上海于20世纪末启动了中小学课程改革第二期工程,出台了基础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和课程标准。时间已过去十年,世界在变化,教育在发展,要进一步完善上海市高中生命科学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必须以大视角进行课程标准的国际比较,以期发现差距,学习先进,为结合国情和上海区域特征进行课程标准的科学修订提供理论依据。香港的生物课程扎根于中国文化,又因历史原因深受英国影响,后逐渐本土化而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香港和上海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经济条件,因此,进行沪港生物课程标准的比较,对完善上海《标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沪港《标准》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法、比较法、统计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在介绍两地教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从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等方面对沪港两地的《标准》进行分层比较。本研究的技术路线为:描述—分析—比较—总结。研究结果表明,沪港《标准》均体现了世界范围内生物课程的发展趋势,存在一定的共性,具体表现为:体现了当代先进的课程理念;提出了完整的课程目标体系;构建了多元的生物课程结构;课程内容涵盖了生物学科的核心知识;构建了全面的课程评价体系。但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两地《标准》也存在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标准》的强制性程度、生物课程的设置、对学生“职业准备”的关注程度、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所关注的范围、生物基础型课程内容的选择以及课程评价的构思和可操作性等方面。此外,香港《标准》也呈现出其固有的先进性:课程理念完善、课程目标界定合理、课程内容涵盖范围完整、课程评价的指导性明确、课程实施的可操作性强。为此,本研究在肯定上海《标准》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完善上海《标准》提出了一些参考性的建议,主要有:建构明确的呈递性的课程结构;调整基础型课程各大主题的时间分配;适当降低基础型课程的课程难度;加强“生态”和“健康”板块的内容;调整“内容标准”中学习水平的界定;进一步加强课程理念与课程目标及课程内容的整合;强化安全教育;适当增强内容标准对课程实施的约束力;改进内容标准中的“活动建议及说明”栏目;增强课程实施的可操作性;增强语言表达的通俗性。
参考文献：
[1]. 检视、理解与建设[D]. 周翔.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普通高中技术教育研究[D]. 马开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3]. “儿童作为研究者”的实践困境与突围[D]. 李蓉. 浙江师范大学. 2017
[4]. 基础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混班就读外籍学生的教育图景[D]. 赵萱.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5]. 整合与重构：技术与课程教学的互动解析[D]. 刘成新.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6]. 中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文化路向[D]. 李彦荣.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7]. 课程文化建设及其影响的实践研究[D]. 程红兵. 上海师范大学. 2010
[8]. 通识教育视野下我国大学外语课程改革研究[D]. 顾露雯. 南京大学. 2013
[9]. 论英语课程的文化品格[D]. 李红恩. 西南大学. 2012
[10]. 沪港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比较研究[D]. 张志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标签：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论文; 课程改革论文; 课程评价论文; 课程论文; 儿童英语论文; 大学课程论文; 普通高中论文; 通识教育论文; 基础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