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1]2004年在《宁夏能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文中研究指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核心在于“开发”,必然涉及到人类的大规模活动,重大工程建设,以及能源与资源大量的开发利用。能源是宁夏的一大优势,能源工业已具备一定基础,因此,在探索如何在宁夏发展中合理有效地利用能源与环境保护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以往因能源利用而造成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切地关注自身及后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西部大开发不能再走过去的道路,也就是过度开发能源的道路,而必须把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作为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要求,走一条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叁统一,生态平衡、能源生生不已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本文的研究是把系统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重点把对用资源的观点评价能源利用项目,建立能源消耗强度投入产出模型和因素分析模型及节能措施的技术经济评价的研究理论应用于宁夏能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分析上。 全文分为六章: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采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研究目标和内容。 第二章:宁夏能源的基本情况。分别概述宁夏境内可利用的煤、石油、天然气、电能、水能、太阳能和风能等。 第叁章:宁夏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介绍宁夏能源优势的主要特征,通过数据说明能源在宁夏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根据宁夏经济发展说明能源在宁夏未来经济中的作用。 第四章:分析宁夏能源在以往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第五章:通过对用资源的观点评价能源利用项目、建立能源消耗强度投入产出模型和因素分析模型及节能措施的技术经济评价的研究,以便有效的利用能源。 第六章:对宁夏能源利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出一系列对策分析。
左旭[2]2015年在《我国农业废弃物新型能源化开发利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废弃物数量大、分布广,若不加以合理处置、利用,不仅是一种资源浪费,还会对环境产生严重的污染。合理开发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既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又可改善农村环境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循环经济理念,对全面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摸清农业废弃物资源家底与开发潜力,探讨科学利用方式,针对农业废弃物资源新型能源化利用的适宜性进行评价,是高效开发农业废弃物资源、助解能源发展瓶颈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本研究主要就我国农业废弃物资源(本研究中指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林木废弃物)的数量及区域分布、农业废弃物资源新型能源化可获得量及其区域分布、农业废弃物新型能源化技术成熟度与资源适宜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并就我国农业废弃物资源新型能源化开发利用的关键技术、经济政策等瓶颈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2013年全国农业废弃物总量为174747.78万t,其中农作物秸秆为99292.98万t,占56.82%;畜禽粪便45170.80万t,占25.85%;林木剩余物30284万t,占17.33%。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废弃物总量河南最高,达到14913.42万t;超过10000万t的省有山东、四川和黑龙江;8000-10000万t的省区有广西、河北和云南;2000万t以下的省市区有西藏、海南、青海、宁夏、天津、北京、上海。按照通用矩阵评价法的分类,农业废弃物丰度较高的地区共计9个省(市、自治区)(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河北、湖北、广西、湖南、辽宁),丰度一般的地区共计10个省(市、自治区)(黑龙江、四川、云南、内蒙古、吉林、广东、江西、海南、天津、重庆),丰度较低的地区共计12个省(市、自治区)(新疆、上海、福建、浙江、北京、贵州、山西、宁夏、陕西、甘肃、青海、西藏)。2013年全国农业废弃物新型能源化可获得量总量为53836.48万t,其中农作物秸秆新型能源化可获得量为34887.43万t,占64.80%;畜禽粪尿新型能源化可获得量10414.80万t,占19.35%;林木剩余物新型能源化可获得量8534.25万t,占15.85%。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废弃物新型能源化可获得量,黑龙江最高,达到4715.79万t;3000-4000万t的省区有河南、湖北、广西、安徽、四川、山东;2000-3000万t的省区有湖南、云南、内蒙古、江苏、河北;1000-2000万t的省市区有吉林、辽宁、江西、广东、贵州、重庆、新疆;1000万t以下的省市区有陕西、福建、甘肃、浙江、山西、海南、西藏、青海、天津、宁夏、北京、上海。农业废弃物新型能源化可获得量丰度较高的省(市、自治区)有10个(江苏、河南、安徽、山东、湖北、广西、湖南、河北、黑龙江和重庆),丰度一般的省(市、自治区)有9个(云南、四川、内蒙古、辽宁、江西、吉林、广东、天津、海南),丰度较低的省(市、自治区)有12个(浙江、福建、北京、上海、陕西、山西、宁夏、甘肃、青海、西藏、贵州、新疆)。各类农业废弃物的适宜性分为适宜(S0)、较适宜(S1)、条件适宜(S2)、限制性不适宜(N1)、不适宜(N2)五个等级。在“五料化”综合利用方面,适宜用于饲料的农作物秸秆有玉米秸秆、豆秸、甘薯秧、花生秧、向日葵秆(盘)、甜菜秧、甘蓝类和叶菜尾菜、瓜菜秧;适宜用于能源化利用的农作物秸秆有玉米芯、稻壳、马铃薯秧、甘薯秧、花生秧、油菜秆、向日葵秆(盘)、棉秆、烟秆、麻秆、甘蔗渣、甜菜秧、茄果类蔬菜秸秆、甘蓝类和叶菜尾菜、瓜菜秧;适宜肥料化利用的农作物秸秆有玉米秸秆、稻草、麦秸、谷秸、豆秸、马铃薯秧、甘薯秧、花生秧、油菜秆、向日葵秆(盘)、棉秆、烟秆、甘蔗叶梢、甜菜秧、茄果类蔬菜秸秆、甘蓝类和叶菜尾菜、瓜菜秧;适宜基料化利用的农作物秸秆有玉米芯、向日葵秆(盘)、棉秆、甘蔗渣。对畜禽粪便的适宜性进行评价主要包括猪粪、牛粪、羊粪和鸡粪,这几类粪便均适宜于肥料化、沼气能源化和基料化应用。木质林剩物适宜能源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利用,树枝叶适宜于饲料化和肥料化利用。在“四化一电”新型能源化利用方面,适宜固化、炭化和气化的农作物秸秆有玉米芯、稻壳、油菜秆、向日葵秆(盘)、棉秆、烟秆、麻秆、甘蔗渣、甘蔗叶梢;适宜发电的农作物秸秆有玉米芯、稻壳、油菜秆、向日葵秆(盘)、棉秆、烟秆、麻秆、甘蔗渣;适宜沼气的农作物秸秆有马铃薯秧、甘薯秧、花生秧、甜菜秧、茄果类蔬菜秸秆、甘蓝类和叶菜尾菜、瓜菜秧。猪粪、牛粪、羊粪和鸡粪均适宜于沼气利用。木质林剩物适宜固化、炭化、发电和气化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实现新型能源化利用,是当前全球能源危机下的必然选择,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措施,是解决“叁农”问题的重要手段。目前,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存在资源分散、生产成本高、产业基础薄弱、产业投入不足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未来农业废弃物资源新型能源化利用的发展战略是:(1)加强政策导向,完善法律体系;(2)拓宽资金渠道,健全补贴机制;(3)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技术研发;(4)制定科学规划,规范技术标准;(5)积极培育市场,加强示范引导;(6)提高管理水平,加大服务力度;(7)注重宣传引导,确保政策落实。
许淑婷[3]2016年在《中国能源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能源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能源问题关乎国家安危、社会发展及时代变迁,是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又是影响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的全球性问题。受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影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第叁次能源转型,这是能源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优化与调整的重要时期。根据2015年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23%,占全球供应总量的19%。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降低能耗强度、减少碳排放是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能源问题归根是能源利用问题。提高能源效率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能源革命、保障能源安全等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经济发展从高能耗、高碳、高污染向低能耗、低碳、低污染发展的关键。中国的能源资源在区域分布上具有不同水平的差异和不平衡性。煤炭资源的区域分布较广,但90%的储量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地区,从东西方向来看,85%分布于中西部。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集中程度高于煤炭资源分布。中国能源资源的主要特点有能源产销总量大,人均数量少;煤炭和水电资源量大,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相对贫乏;能源资源与经济布局不协调;能源供应不足与浪费并存;能源的对外依存度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解决中国能源安全与可持续经济发展问题的重点之一。能源效率与生态效率的核心思想均是以较少的资源消耗、较小的环境影响创造较高的社会价值。本研究融合能源效率与生态效率内涵,提出能源生态效率概念。整合能源效率测度理论和方法,构造能源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等环境类指标计算成一个综合指标做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在投入指标中又融入了技术因素。进行能源生态效率的研究既是以能源资源为重点的生态效率评价,又是基于环境因素下的能源效率评价。以生产理论、能源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空间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从空间和产业两个层面、从宏观和中观两个视角,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用综合性、立体性的地理学思维,诠释能源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过程,对中国能源生态效率进行过程—格局—机理的研究。针对综合能源生态效率的相关概念与评价方法,在分析了生态文明理论、效率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可以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基于松弛的SBM模型方法对中国省际能源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借用格局规模、强度、纹理概念,从能源生态效率的格局规模、格局强度、格局纹理叁方面研究中国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即评价能源生态效率值的大小、地区之间的效率差异、各类型区的集聚分布状况。能源生态效率值的大小代表空间格局规模的大小,能源生态效率值的空间差异程度代表其空间格局强度的大小,能源生态效率值的高低集聚分布格局即代表空间格局纹理。采用将中国大陆经济区域分为八大区域的方法研究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本研究期1997-2014年历经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4个五年规划时期,取2000、2004、2008、2012年4个时间点来代表各地区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与演变格局。对能源生态效率的研究分为省际能源生态效率与工业行业能源生态效率,本研究在测度与评价了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与37个工业行业能源生态效率的基础上,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定量研究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作用机理与驱动因素。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能源利用效率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空间依赖性和集聚特征,总结了影响能源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论证了能源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环境优化的影响路径、作用机制。鉴于在影响能源生态效率的诸因素中,产业结构的影响最大,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与耦合关系。由于能源消耗主要集中于工业,而辽宁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研究最后以辽宁省为例探讨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与耦合关系。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论如下:(1)中国能源生态效率1997-2014年总体呈U型演变格局,能源生态效率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在不同时期差异较小,同一地区的能源生态效率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广东、海南、福建位于能源生态效率值的最前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为主要的低能源生态效率地区。(2)中国各地区的能源生态效率值普遍较低,以小规模格局为主。低效率地区约占40%,中效率地区约占30%,中高效率地区约占20%,高效率地区约占10%,能源生态效率的格局规模呈等差数列分布。局部地区有增长型、波动型、突变型和平稳型4种演变类型。增长型地区主要有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波动型地区有广东、福建、江苏、山东;突变型地区内蒙古、山西、辽宁、新疆等,这些地区受能源供需、国家政策及投资的影响较大;平稳型地区有青海、甘肃、宁夏、云南等,这些地区也是能源生态效率的低值集聚区。(3)中国能源生态效率在省际尺度上表现出显着的全局空间集聚特征,集聚程度在波动中趋于收敛。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为西南地区的四川省而低高集聚区主要在长江中游地区。能源生态效率集聚格局的变化主要是高低集聚区与低高集聚区的变化,其中又以京津冀地区的集聚类型演变最为显着,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的分布格局基本稳定。(4)高生态效率的行业主要有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低生态效率的行业主要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5)中国省际之间能源生态效率存在空间相互作用与依赖性,空间效应显着。某一地区受相邻地区能源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程度,要强于相邻地区能源生态效率的误差冲击对该地区的影响程度。在各类影响因素中,产业结构对能源生态效率的影响最大,城镇化率与对外贸易量的直接影响不显着。能源投资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生态效率存在负效应,经济、人口及外商投资存在正的影响作用。在以辽宁省为例的对产业结构与能源生态效率影响研究中发现,辽宁省能源生态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在空间上存在高度的耦合关系,验证了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是提高能源生态效率的主要途径。
高文青[4]2016年在《宁夏煤炭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宁夏作为中国13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之一,人均煤炭资源占有量全国第一。2000-2013年GDP年均增速达到两位数,与此同时,大气环境却在恶化,悬浮颗粒物和SO2成为宁夏大气的主要污染物,而它们主要来源于煤炭燃烧,煤炭利用效率的高低对空气污染程度影响重大。本文以节能减排为出发点,分析宁夏煤炭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探索提高煤炭利用效率的途径,对宁夏实现碳减排目标、改善空气质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宁夏煤炭消费为研究对象,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框架,针对宁夏整体的煤炭利用现状,整理相关数据,运用DEA模型建立煤炭利用效率评价模型,得出宁夏煤炭利用效率呈现波动增长,平均利用效率为0.637,存在37.3%的资源浪费,其中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利用效率最大,其次是制造业、采掘业。通过自向量回归模型,应用脉冲响应法和方差分解法分析影响宁夏煤炭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及贡献率,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本深化度、天然气消费比重、能源加工转换效率的发电效率对煤炭利用效率起到正向影响；煤炭消费比重、环境管制与煤炭利用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同时宁夏煤炭利用效率波动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资本深化度、煤炭消费比重、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
吴明红[5]2012年在《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态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双赢的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反思传统工业文明的弊端,摒弃不合理的思想观念,调整政策法规,彻底转变不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化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确保生态健康、环境良好、资源永续,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党的十七大将建设生态文明确立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举国上下之共识,社会各界均在探索,建立能够对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实现科学、客观、系统评价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由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对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考察,不仅要关注其当前的存在状态,更应该重视其发展的态势。本文从发展趋势的视角,根据作者所在课题组已构建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dices, ECCI),对全国及各省域(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生态文明的发展走势进行定量分析,总结其发展规律,并根据各省域的相似特点,归纳出我国当前存在的不同类型生态文明发展态势,以期为各类型的省份明确自身生态文明发展状态,准确定位下一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寻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文中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广泛运用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方法,既注重对已有文献资料的理论分析,又注重对现实的理论反思,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既注重现实的量化分析,也注重对客观规律的归纳总结。以目标为导向,将生态文明建设分解为：生态充满活力、环境质量优良、社会事业发达、各方面高度协调四个方面的目标,根据各方面目标选取有代表性和数据支撑的具体指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3-2010年度数据,对全国及各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态势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全国生态文明整体水平呈持续进步的态势。各具体方面,生态活力发展稳定,呈持续上升态势；环境质量退化的趋势还未能根本扭转；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显着,社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协调发展能力逐年提高,表明我国正朝着协调发展的方向加速迈进。根据各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情况,全国可划分为：全面协调型、协调发展型、生态改善型、环境友好型、环境改善型和传统发展型六种生态文明发展态势。各省份应发挥优势,弥补不足,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李子龙[6]2017年在《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宁夏产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宁夏的内生动力强劲:宁夏的地区生产总值保持高速增长,且增速在全国范围内属于领先地位。同时,宁夏的外部环境形势大好.:国家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惠及宁夏,国家对宁夏扶贫事业持续、全方位的支持。因此,宁夏经济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宁夏具有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宁夏产业发展实现了“十二五”的规划目标,但是,宁夏的产业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因此,掌握宁夏产业的生产现状,尤其是要搞清楚宁夏哪些部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哪些部门的发展前景较弱,对不同部门的现实生产状况进行分析有利于制定合适的产业发展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论文基于宁夏现阶段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整理并学习了关于产业发展、投入产出表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而以投入产出表结合其他研究方法,对宁夏产业发展进行了客观的研究。论文的创新在于:拓展了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宁夏产业发展研究;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在应用中的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的选择。主要研究结论是:(1)第二产业中的部门主导着宁夏的经济发展且更能反映宁夏经济增长的波动水平;(2)宁夏二叁产业受到的能源约束逐渐改善;(3)2012年综合发展水平最好的五个部门:石油、炼焦产业和核燃料加工品,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金融,纺织品,批发和零售。
刘帆[7]2012年在《中国区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分析》文中指出能源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来源和主要原料供给。能源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能源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带动能源产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短缺问题和能源消费与环境问题矛盾日益突出,能源、经济与环境的系统发展问题成为能源经济学研究的新热点。本文遵循“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协调和平衡发展的思想,在对国内外能源、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体系的评述基础上,构建我国区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协调性评价综合评价体系。选取能源与经济、能源供需、能源结构、能源与环境和区域能源经济等五个指标层,共15个指标,其中各指标层均包含3个指标。摘取全国2001-2009年的数据信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然后运用综合加权法得到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09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水平。在此基础上,对全国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进行优化分析。运用多目标决策法构建优化模型,结合各地发展趋势,得出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30年能源消费优化结构,即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和一次电力各自所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分布。并对各地区能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战略发展建议。对各地区能源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王建民, 韦晓宏[8]2016年在《宁夏与甘肃能源生态效益对比及对策建议》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宁夏与甘肃两省2007—2013年能源生态效益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显示:甘肃省能源生态压强从2007年的0.914倍增加到2013年的1.318倍,能源足迹盈余2007年为0.152ha,2013年为-0.559ha,能源生态效益值从2007年的6519元/ha增长到2013年的10489元/ha;宁夏能源生态压强由2007年的3.508倍增加到2013年的7.325倍,生态赤字由2007年的2.729ha增加到2013年的6.419ha,能源生态效益由2007年的3945元/ha增加到2013年的5274元/ha;两省能源生态效益在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但仍远低于同时期全国最优水平,处于弱可持续发展区。基于上述计算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张丹[9]2012年在《中国区域节能减排绩效及影响因素对比研究》文中认为面对日益严峻的节能减排压力，节约能源、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已成为我国一项重要战略方针。然而，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各省市节能减排绩效工作存在较大差异，在国家节能减排指导方针下，如何实现我国各省市能源、环境和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在梳理我国节能减排现状的基础上，引入资源环境绩效指数作为衡量我国节能减排绩效的指标，从节能、减排两大类，能源消耗、资源利用、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四个方面，选用23个具体指标，利用主成分法对权重赋值，构建我国不同省市的节能减排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对我国30个省市的节能减排绩效作出测度,并通过聚类分析法寻找到各地区节能减排绩效差异的“相似群体”，而后，利用计量模型对影响不同节能减排绩效区域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果显示：2000-2010年间我国30个省市节能减排工作的侧重点不同，成效不同。其中，福建、江苏等8个省市属于高节能减排绩效区域；辽宁、黑龙江等10个省市属于中节能减排绩效区域；而山西、宁夏等12个省市则属于低节能减排绩效区域。从影响因素看，影响高节能减排绩效区域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对外开放程度；影响中节能减排绩效区域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产业结构、能源价格和经济增长；而影响低节能减排绩效区域的主要驱动因素则是产业结构、政府影响力和经济增长。
王兵[10]2016年在《可再生能源系统风险评估方法及其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可再生能源利用量最多的国家,在水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利用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中国政府制定了宏伟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15%,2030年提高到20%左右。可再生能源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治理环境污染、促进能源转型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政策导向。然而,作为一个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新兴产业,其发展受到气候变化本身、国家支持政策、社会认知等多个要素的影响,未来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本文研究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主要包含两部分:①自然风险,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利用过程中面临的自然系统风险;②社会风险,主要包含政策风险、社会认知风险,也可综合表述为投资风险。本研究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因素出发,运用运筹学、计量经济学、博弈决策理论、多属性评价、灰色系统理论等理论与方法,分别探讨了可再生能源发展自然风险中的气候变化脆弱性、政策风险中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问题和以可再生能源社会效益分析为代表的社会认知风险,为我国未来可再生能源的气候风险规避、发展路径选择和提高社会认知等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论文主要开展了以下创新性工作。(1)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建立了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因素分析模型,探索了不同收入水平、发展阶段、社会发展进程、能源安全形势、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形势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收入效应假说是成立的,而传统能源价格的变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激励作用不显着。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形势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不太明显。通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比分析发现,收入效应假说都成立,且城市化进程极大地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气候变化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2)基于脆弱性研究理论,建立了水力发电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的GMOLS模型和基于脆弱性范围图(VSD)的区域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脆弱性的灰色聚类决策耦合模型。气候变化脆弱性是综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对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脆弱性研究需要与时俱进和因地制宜。结果表明,经济贫困且水能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和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水力发电面临的气候变化脆弱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则正好相反。区域可再生能源系统的气候变化脆弱性研究表明:①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所具备的经济、教育、基础设施、监测等方面的能力较强,面临的能力脆弱性较低,而西南地区面临的来自经济和教育能力方面的脆弱性较高。②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经济暴露度高,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份面临的人口暴露度高。此外,东南沿海面临的极端事件高发而导致其暴露度脆弱性增大。③水能丰富地区、风能和太阳能丰富区、可再生能源匮乏区具有较强的敏感区分度。脆弱性是暴露度、敏感度和适应能力叁个维度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资源禀赋、经济能力、气候条件、教育与管理水平等多方面互为反馈,相互作用产生的系统特征。(3)将经济能力、发展潜力、配额责任、基础设施建设等原则引入到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配额分配中,基于运输问题建立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下经济最优和系统脆弱性最低的双目标电力最优调配模型。在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下,给出了我国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各区域初始分配基本指标和优秀指标,结合电力调配成本最小和系统脆弱性最低的目标,比较我国现有电网基础和电网建设规划,得到了未来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需要考虑的电网建设优先线路。研究结果表明,配额分配体现了就地消纳和对外输送两大环节相辅相成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可接受度。就配额制下的电力配送来说,目前的电网建设对非水可再生能源的外送消纳通道建设还有待加强,国家急需从就近消纳的角度找到解决弃风、弃光现象的突破口。(4)从参与意愿的角度构建了配额制下地方政府、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叁个参与主体的博弈决策概念模型,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配额制与上网固定电价、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衔接问题。决定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配额制的关键因素在于可再生能源配额完成过程中收益与成本的分配机制。地方政府看重的是配额制完成与否所受到的奖励与惩罚。而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参与到配额制的意愿取决于其经济效益,参照样本为传统能源电力的成本收益。研究结果给出了电网企业对配额制的响应过程和为发电企业设置可再生能源配额占比的最优值。配额制与其他可再生能源发展机制的协调需注意超额补贴的情况。(5)从能源安全、能源贫困的角度评估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社会效益,基于情景分析和指数分解法预测了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对改善能源安全形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发展在能源贫困地区对其能源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政府在能源贫困地区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可以带来缓解经济贫困和能源贫困的双重作用。此外,从1993年以来,可再生能源发展为保障能源安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我国现有的能源发展规划下,可再生能源在保障能源安全中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本文研究的方法学为可再生能源系统规避自然气候风险,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和其社会效益评估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也为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政策提供了依据和新方法。
参考文献：
[1]. 宁夏能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D]. 李丽. 华侨大学. 2004
[2]. 我国农业废弃物新型能源化开发利用研究[D]. 左旭.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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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宁夏煤炭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高文青. 宁夏大学. 2016
[5].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发展态势研究[D]. 吴明红. 北京林业大学. 2012
[6].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宁夏产业发展研究[D]. 李子龙. 宁夏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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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宁夏与甘肃能源生态效益对比及对策建议[J]. 王建民, 韦晓宏. 西部经济管理论坛.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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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再生能源系统风险评估方法及其应用研究[D]. 王兵. 北京理工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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