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1]2004年在《转型期中国教育投资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世纪20年代，西方国家在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中，发现了教育的重大经济价值，并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投资理论和实践成果。随着人类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发展教育、开发人力资源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持系统和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增强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的核心问题和重大战略决策。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人口总量巨大而质量偏低。加强对我国教育投资制度的研究，通过制度创新与再设计，探讨建立、完善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投资制度体系，变沉重的人口负担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经济思想为指导，以产权理论为背景，紧紧围绕投资活动的本质和教育发展规律，对转型期我国教育产品的性质、教育投资效益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综合运用国内外研究成果，从教育投资体制、筹资制度、资助制度、市场化制度四个层面，对我国现行教育投资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此为基础，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教育投资制度设计中的合理内核和先进理念，就扩大与保障转型期我国财政性教育投资供给，激发民间资本教育投资活力，增强教育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发挥有限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教育投资效益最大化，满足全社会多元、优质、终身化的教育需求，进行了制度设计。
李翔[2]2014年在《经济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投资及其效率研究》文中提出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不稳定的国际宏观环境,国民经济保增长、稳增长的重大任务和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性问题,发展高等教育似乎成了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高等教育扩招和高等学校扩建在近些年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高等教育投资也随之增加。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性意义。我们肯定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满足了人们日益高涨的需求,但也应该重视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效率问题。在做大国民经济这块蛋糕的同时,也分配好这块蛋糕。“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长久以来经济学家就对此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而现有对高等教育效率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单一方法上。因此,深入探讨高等教育投资结构及其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证意义。本文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际,以高等教育投资效率的提升为目标。在总结判断高等教育经济属性的基础上,提出高等教育投资效率的概念,即在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实际产出相对于最优产出的比率。讨论高等教育资金、人力等相关要素投入的技术效率问题。并结合投资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分析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和一般规律,对比效率评价研究方法,选择AHP和DEA方法组合的思路构建高等教育投资效率评价体系。通过AHP获得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同时运用DEA得出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地区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并归纳八种高等教育投资模式及其对效率的影响,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效率提升的可行模式和发展重点。具体来说,全文共分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文的导论,主要是论文的第一章,包括全文的总领概括和研究框架的介绍。其中,第一、二节着重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教育是同养老、医疗并立的重大民生问题。自建国以来,中国的教育改革跌宕起伏,在上世纪90年代走上“教育产业化”之路,各种形式的办学和教育培训方式百花齐放。这在丰富教育多样性和创造更多教育机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社会争议。单纯的强调教育产业化、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不断受到置疑。教学质量下降、教育乱收费、乱摊派等问题也接踵而至,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第叁节则是扼要介绍了国内外教育经济、教育产业及其属性。第四节是对高等教育等相关概念的说明阐释,包括高等教育的类型、投资主体和投资效率。最后一节是对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数据来源和处理的基本说明。第二部分是全文的核心章节,主要包括第二、叁、四章,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论述中国高等教育投资效率问题。其中,第二章为全文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第一节着重介绍教育的经济属性,分别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品、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几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教育的准公共品属性的结论。随后在第二节专门探讨了高等教育的投资理论及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为下文高等教育投资效率的分析作以铺垫,也为最后的政府建议的提出设立宏观背景；第叁节侧重介绍了高等教育投资体系和效率评价方法,强调非参数DEA和参数SFA两种方法的对比研究,为后文高等教育投资效率评估提供模型基础；第四节集中在公共政策理论分析,为改进高等教育投资效率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部分提供理论依据。第叁章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国际,重点讨论了发达国家教育投资结构的演变。首先由于准公共品的性质使得政府在教育发展中必然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因此在第一节着重总结和回顾了政府在发达国家教育发展史上角色的演变；第二节则是具体介绍欧美日等国的教育投资比例、来源和发展趋势,突出高等教育在各国教育发展史上与其他不同层次教育的关系。第叁节是各国教育投资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为中国在处理教育资金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之间的分配提供借鉴。第四章是论文实证研究的主要章节。重点对我国教育的投资展开深入分析,并以高等教育为例进行了投资效率评估。第一节介绍高等教育投入结构的演变；而后第二节是将高等教育放在国民教育的大盘子下展开的投入和效率分析,并同其他不同层次教育的投资进行比较,总结出中国高等教育投资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第叁节则是对教育投资效率的计量分析,在效率评价方法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建立AHP和DEA结合的效率评价模型,侧重指标的选择和体系的构建,对高等教育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并进一步在第四节中结合效率分析结果,探讨教育投资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第叁部分是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结论性建议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具体来说包括两章,其中,第五章是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教育改革模式的选择。第一节,针对主要六种教育投资模式进行了探讨,即“谁受益,谁付费”,社会集资、产业创收、银行和学校合作、中外合作办学、BOT和教育税收系统的独立。第二节则是结合我国教育投资的实际情况,根据效率评估及其分解中发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资模式和发展重点。强调“内部市场化”的投资体系,鼓励产学研联合的投资和研究体系,突出高等教育投资绩效评估体系。第六章是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途径选择提出的宏观设计、政策建议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节主要根据投资主体和政策客体之间的关系,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即从投资主体角度看,加强教育资金的合理规划,并扩充投资渠道,突出教育拨款和分配机制中的公平与效率,从立法的高度确保教育资金的使用；从政策客体角度看,应加快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高校扶困助学体系,并建立以政府为调控的高校债务风险化解机制,加强经费管理和监督机制。第二节则从普及化、多元化、市场化、国际化、终身化和信息化六大趋势论述了教育投资未来的走势。第七章是论文的结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余秀琴[3]2009年在《中国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文中研究指明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已进入科学发展轨道,当今合作职业教育已成为国际职业教育发展主流,当前中国职业教育正稳步踏上新的历史征程。在新的环境中职业教育必须有新的发展特色。目前,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已提上政策议程,但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解决。围绕着实践、理论、政策和策略这四个研究重点和特定环境中职业教育资源合作配置这条研究主线而展开,构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研究框架,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判断和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分析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历程、现状和问题;研究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创新;从政策系统、政策过程和政策内容角度分析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政策并提出了政策建议;从战略规划、组织变革、制度建设角度探讨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策略。重要研究结论有:其一,从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期不同阶段合作职业教育的表现形式,提出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渐进性、方向性探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职业教育发展新模式。其二,从资源配置角度,分析了政府、市场与职业教育集团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过程中的新型资源配置关系,提出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好特定环境中职业教育资源合作配置问题,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目标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合作培养。其叁,从政策分析、战略规划、组织变革和制度经济学角度,重点分析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政策问题的认定和政策目标体系,及叁大发展策略,提出了一揽子加快推进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政策保障和策略建议。主要研究创新点表现为两大层面:一是研究路径的创新:采取了“实践—概括—理论,经由政策和策略,再指导实践”的研究路径。二是部分研究观点的创新:1.丰富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概念体系。2.概括了五个新的理论观点。含职业教育资源合作配置理念;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四跨”利基论;职业教育集团与境俱进观;合作职业教育观以及组织集合体概念。3.构建了五个新的结构模型。含职业教育集团类型树;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环境分类及相应关系集;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政策目标架构;职业教育集团化组织设计架构以及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四层四维战略规划架构。4.梳理出叁个新的演进路径。含中国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适应性探索的演进;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演进以及职业教育集团化政策问题的演进。5.确立了一条职业教育集团治理的首要原则,即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治理主客体责权利统一原则。6.提供了一个制度分析框架和一份政策建议稿。《中国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是笔者在参与“教育部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重大课题”——《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研究工作背景下确立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经过历时两年的课题跟进、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理论探讨,应用了职业教育学、教育学、管理学、组织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策学等多学科观点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种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为加快推进中国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为职业教育集团利益相关者制定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政策,规划发展战略、设计组织结构和开展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刘伟[4]2007年在《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研究》文中认为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主题。其中，教育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整体和谐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分析我国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探讨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互动的类型和机理，并提出实现我国教育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对策和建议。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涉及到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也涉及到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而贯穿它们数量和结构关系的是制度在起主要作用。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源于投入和产出、生产与分配、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地位不是凝固不变的，两者之间是“双向”的互动关系。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互动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一方面，经济增长决定教育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质量和方式决定国民收入的分配，从而决定教育投资的水平和方向；另一方面，教育投资也同样影响经济增长，教育投资的水平和结果决定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和质量，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可持续程度。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单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双向决定”的关系，并且这种“双向决定”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的。文章将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概括为四种类型，即良性互动、恶性互动和其他两种常规类型。其中，良性互动是指较为公平、合理的教育投资规模和结构带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改善教育投资状况，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恶性互动是指平均主义的低水平教育投资导致经济的低增长，而经济的低增长反过来又引起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教育投资的低贡献；或者是经济增长以过大的教育投资差距、教育机会的严重不公平为代价，而过大的教育投资差距、教育机会的严重不公平反过来又制约甚至阻碍经济增长。要实现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必须满足特定的制度体制条件、经济结构条件和政府政策条件。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利用1952—2004年间的统计数据，检验了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序列的平稳性以及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滞后3期的教育投资是GDP增长的原因，GDP增长也是教育投资增长的原因。而对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协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协同互动的均衡关系，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91，即教育投资每增长1％，经济增长就提高0.91％。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文章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互动的历史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转型前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是一种片面追求重化工业的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主体单一、投资决策高度集中、投资分配行政化、平均主义低水平的教育投资体制并存的计划强制性僵化模式。经济转型后，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有较好的改善效应，而经济增长对扩大教育投资规模，改善教育投资体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以及收入分配上固有的“城市偏好性”，转型期内城乡教育投资差距和地区教育投资差距在拉大，而且，教育投资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一定差异，教育投资的经济效应尚未得到完全发挥。针对转型期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某些恶性互动形式，文章提出了重构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良性互动机制的对策建议。从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而言，必须逐步完善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教育投资体制和机制。具体措施包括正确树立教育投资基本观念、有效确定我国教育投资合理水平、完善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投入的教育投资体制、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实现教育投资立法等方面；从经济增长对教育投资的影响和作用的角度而言，必须构建有利于改善教育投资状况的经济增长方式。具体措施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良性互动的结构障碍、优化人力资本配置等方面。
黎海娇[5]2008年在《转型期中国农民工子女教育中政府作用研究》文中认为农民工子女教育难不仅是农民工这一群体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国义务教育普及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更是城乡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农民工子女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者,要求政府在维护教育公平、提供法律制度保障、资金投入补助上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本文以农民工子女教育中政府应发挥作用为研究视角,在前人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的探索,以期从政府作用角度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难题的解决尽一份学术贡献。本文大体分为叁个部分,首先是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和政府作用的概念做出必要的诠释,并结合一些理论观点提出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中发挥作用的必要性;其次是对现阶段我国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中发挥作用的现状描述,在描述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突出现存问题;其叁,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发挥作用的改进的对策分析。
林荣日[6]2006年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博弈》文中提出1978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显着成就，其原因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阐释，但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断变迁和创新。制度的变迁和创新就是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替代旧制度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与职责不断进行重新配置和定位。在转型期的初期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性质属于典型的强制性变迁，这是国家依靠强力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各权力主体的力量和地位发生变化，制度变迁的方式和性质也日趋复杂，其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校和社会四种力量的对比关系和博弈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力图破解转型期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各权力主体是如何进行权力博弈以及权力博弈的过程和方式是如何影响新的权力均衡和权力关系这一命题的。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和创新的最终目标是要理顺五层关系，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这五层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高校、高校与高校、高校与社会以及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其中，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政府与高校这两层关系，既是理顺其他各层关系的核心，也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因此，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而着重弄清楚的主要问题是：通过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反复和多重博弈，在转型期不同阶段，中央与地方以及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权力关系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和如何变化?这五层关系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其未来发展指向是什么以及还存在哪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等等。本论文的第一章是绪论，除了论述权力的概念和权力的性质外，提出了本论题将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也简要分析了与本论题较为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作为本论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我们在第二章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制度变迁理论和博弈论的主要观点，特别是诺思和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要点以及纳什和谢林等学者的博弈论要点，此外，笔者还根据中央与地方的一般关系特征，运用博弈论的有关观点，借助必要的前提假设，设计出了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和权力博弈的模型，并经过数学运算，推导出了这两种博弈模型的最佳均衡解及其他结论。其中的权力博弈最佳均衡解及其他相关结论，被运用于分析转型期我国中央与地方高教权力博弈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并首次得出了相应的研究结果。第叁章着重探讨了转型期四个不同阶段中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等)，此外，还简要分析了建国后前28年的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特征及其相关管理权限问题，以及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历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延安模式”和“苏联模式”进行了分析。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本论题的研究重点，旨在研究清楚中央与地方以及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征、权力博弈的方式和性质。笔者通过认真研究和分析转型期不同阶段高教领域的大量政策法规和法律文献，借用自己独创的量化手段，将高教领域七大体制类型中各权力主体的主要权力加以量化，根据量化结果，结合定性和比较研究方法，对各权力主体(中央、地方、政府、高校和社会)的权力场演变特征、权力关系、权力博弈的方式和性质等，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得出了一些独特的结论。第七章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中国高校内部权力的类型和主要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西方国家高校内部权力博弈的几种典型模式和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博弈模式，还提出了重构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博弈模式的几个原则。第八章对本论题的研究结论作一总结。通过以上研究，笔者主要得出如下十个结论，其中，除第八个结论外，其他九个结论应该是我国高教研究界第一次得出或首次发现的：第一，到目前为止，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基本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关系以及高校与高校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继续理顺政府与高校的职权关系、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以及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下一阶段的改革重点，其中的关键是制度创新。第二，转型期我国高教体制已从第一阶段的“极端中央集权制”、第二阶段的“中央高度集权制”和第叁阶段的“中央适度集权制”，演变到第四阶段的“地方适度分权制”。在这四个阶段中，中央高教权力一直在不断下放之中，地方高教权力在第叁阶段前处于不断上升之中，但到第四阶段已略有下降，说明地方政府也在开始下放权力。另外，到第四阶段，地方高教权力值和高校权力值均首次超过了中央权力值，这一发现，可能具有较大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已开始进入了地方分权的时代，这在中国高教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一结论也得到权力博弈模型研究结果的进一步证实。第叁，我国政府与高校权力博弈模式的演变历程是，从第一阶段的“政府极端专制型”和第二阶段的“政府较强专制型”，第叁阶段的“政府极强主导型”，再到第四阶段的“政府适度主导型”。虽然在第四阶段中，政府权力已大幅下放，高校权力大幅上升，但是前者的权力值仍然超过后者近一倍，这就是高校在大幅扩大办学自主权之后，仍然感到自主权不足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政府与高校权力博弈模式正在朝着“高校适度主导型”方向发展。第四，转型期不同阶段中央与地方高教权力博弈的方式呈现不同的特征，具体是，在第一阶段以隐性权力博弈为主，第二阶段以灰色权力博弈为主，第叁阶段以主动型权力博弈为主，而第四阶段则以混合型权力博弈为主，但是，显性权力博弈在我国高教领域出现的条件尚未成熟。第五，转型期中央与地方高教权力博弈的性质共有四种，即非规范性、强制性、非均衡性和层次性。在不同阶段，权力博弈性质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具体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非规范性”和“强制性”，在第叁和第四阶段，则以“非均衡性”和“层次性”为主。第六，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过程中，得到较大实惠者是中央，地方所得利益比较有限。在中央“主动”放权和地方“主动”扩权的过程中，中央下放掉的权力主要是那些自己用不好或本来就不该用的权力，而改革的主导权以及政策制定的决定权和决策权却始终掌控在中央手中，地方获得的主要权力是资源统筹权和规划权，但在取消毕业生统配政策和实施毕业生自谋职业政策之后，作为最重要的资源——人才资源，已失去了其大部分的统筹和规划意义。其结果是，加剧了各地方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在这一方面，发达地区是最大的赢家，而越是不发达的地区，越得不偿失。不过，发达地区的代价也十分巨大，主要是人才贬值，“大才小用”现象日益普遍。第七，在政府与高校的权力博弈过程中，主要得惠者是少数中央与地方共建的重点高校，其它高校的境况反而不如从前。第八，转型期我国高校内部的权力结构极度失衡，政党权力始终凌驾于其他权力主体之上，“党管政”现象极为普遍，外行管内行的现象依然常见，而除政党权力之外，行政权力过于强大，学术权力极端弱小，学生权力微不足道，社会权力可有可无，这有违大学的基本精神。理顺高校内部权力关系，应该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教育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第九，在七大类高教体制中，权力下放的力度和幅度相差悬殊，其中，与高校办学自主权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教学体制，其权力下放的幅度却最小，这是不正常现象，应该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另外，在教育法规法律中已经明确规定下放给高校的部分权力，还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中央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坚决的措施，把这些权力落到实处。第十，根据笔者设计的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和权力博弈模型，通过数学运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的最佳均衡解为{p-pt+pt~2l_3，pt-pt~2l_3}；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的最佳均衡解为：(1)对地方分权制国家而言，其最佳权力仰角为α=36.86度，此时，双方的权力差和权力损耗值均为0.2，中央权力为0.59986，地方权力为0.8001，而中央与地方的最佳权力结构之比为中央：地方=0.7497：1；(2)对于中央集权制国家而言，其最佳权力仰角为α=53.14度，此时，双方的权力差和权力损耗值也均为0.2，中央权力为0.8001，地方权力为0.59986，而中央与地方的最佳权力结构之比为中央：地方=1.3338：1。
于兴国[7]2002年在《转型期中国教师教育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教师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其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成败,乃至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基于这种共识,教师教育日益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可以肯定地说,教师教育已成为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焦点。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正经历一个特殊的阶段——社会转型时期。此一转型发轫于经济领域,很快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自身也在发生转型。教师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可以说,教师教育也随之进入了重大转型时期。在转型时期,如何研究、制定、实施最为有效的教师教育政策,建立起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和制度,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当前中国教师教育政策处于新旧混杂的“转型”状态。传统的教师教育政策是以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制定的,适应计划经济时代要求,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弊端逐步暴露出来。我国各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逐步拓宽并加深了教师教育政策研究和改革的力度。20世纪末至今,我国已出台一系列新型教师教育政策,概而言之,主要包括反对封闭追求开放的“教师教育开放化政策”、反对分离追求整合的“教师教育一体化政策”、反对低层次追求高层次的“教师教育高端化政策”等几方面。然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旧政策是否应该完全摒弃,新政策是否完全合理,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转型期中国的教师教育政策进行多维度、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总结已有的经验与教训,并对今后中国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进行展望性的思考。论文全文由绪论和正文七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意义、研究的现状以及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等；正文第一章主要通过对中国教师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进行纵向考察,一方面旨在明确教师教育转型的必要性和方向,同时也为了厘清转型期中国教师教育政策的历史基础；正文第二章通过对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等现实背景的横向考察,一方面为了阐明教师教育转型的必要性,同时也是为了探寻转型期中国教师教育政策的现实基础；正文第叁章主要考察和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教师教育政策是基于什么样的理念和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正文第四至六章则分别对转型期的中国叁大教师教育政策——开放化政策、一体化政策和高端化政策,从政策的缘起、过程与内容、成效与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剖析。基于前面各章的考察与分析,正文第七章就就今后我国教师教育政策的调整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主要包括：第一,完善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政策；第二,推进教师教育的重心后移；第叁,实施标准本位的教师教育管理制度；第四,积极完善和改进教师教育立法；第五,改革与完善教师资格制度；第六,深化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朱金花[8]2005年在《教育公平：政策的视角》文中指出公平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社会公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基础性、深远性影响。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也是一直被视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工具”。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政策分析为研究视角,运用规范分析和经验分析、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围绕着“政策视角下,什么是教育公平,教育公平的现状、问题与原因,教育公平怎样实现”叁个问题依次展开论述。全文在现实问题中不断追问教育政策的公平价值,在追问中逐渐形成共识:教育政策是政府实现教育公平目标的一种积极作为,体现了我国政治生活的本质属性,展示出强烈的人本关怀和现实诉求。从教育政策的视角来观照教育公平,能更好体现人类对公平诉求与政府责任的内在统一性。本文认为,教育不公,很大程度上不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自身的或自然的原因造成的,而主要是因为教育政策以及由其延伸出来的相关法规、制度、机制的缺失、不完善和不健全所造成的。全文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教育公平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属性,阐述了教育公平是教育政策基本出发点的价值理念,透视了转型期我国教育公平的现状、问题及其原因,力图通过理念变革、法治建设、机制创新、政策改进等四个方面来改革我国教育政策,实现近期操作性对策与长期制度性建设的有机结合,以缩小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使人人都能实现或获得教育赋予人的发展权利、机会、条件所带来的社会地位、物质利益分配的公平。
岳武, 万兴亚[9]2010年在《转型期我国教育投资制度创新述论》文中提出我国目前处在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面对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有着强烈需求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又严重不足的基本矛盾,笔者运用制度分析方法,从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入手,对我国转型期教育投资市场的基本因素、运行特点、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希冀对现行的教育投资制度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程瑛[10]2011年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大学资源竞争研究》文中提出在以“中国式转轨”为标志的社会转型大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于20世纪末相继推出“211工程”以及“985工程”,与一直实施的高等教育重点制度一起,构成了一个以“重点”为取向的竞争政策供给体系。这一政策取向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大学的资源结构、竞争结构以及高等教育结构也深受这一政策的复杂影响。中国大学资源竞争的最大问题是竞争失范。一方面,大学对政府有限投放的国有性资源以及相关隐性资源的竞争强度过大；另一方面,大学对有无限资源存量的市场竞争动力不足。这表明,中国大学间的资源竞争还不具备市场性,“有限性”是大学资源竞争的现实特征,其中参与面有限、秩序有限、责任有限以及收益有限是基本事实。这充分反映出中国大学是深度资源依赖型组织,对国有性资源的单一依赖决定了其重视市场供给的可能性较小。由此也反映出大学资源竞争的物质基础是薄弱的：在市场供给基本缺失的前提下,物性资源总量短缺、智性资源变量性供给以及环境资源增量与预期之间存在着差距。与物质基础相比,竞争政策对大学间竞争的影响力更大。通过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情况的考察,发现大学竞争的微观运行表现出如下特征：竞争具有非对称性、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地位资源含量、竞争的整体格局形成梯级滤式结构。将这些竞争现实与竞争政策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竞争政策的供给是以“重点”为取向的,并且具有行政垄断性。当然,行政垄断性并非完全是“个人偏好”影响下政府意志的体现,政府政策决策的依据离不开高等教育内部关系转型、高等教育发展由“大国”向“强国”转型,以及特殊的“千年纪元”时间背景等客观条件。在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上,政府最终确定了“扶强”而非“扶弱”的政策取向,这种政策取向形成了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和高等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选择的过程一方面必须考虑到外部环境的条件制约,另一方面根源于内部“习惯”,即政府对权力的依赖。因此,大学在解决资源稀缺问题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资源是由权力来配置的客观事实,权力成为大学竞争绕不过去的因素。这表明,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当前所有的竞争问题从形式上看起来属于资源限制的问题,而实质上却是权力控制的问题。在政治精英权力与学术精英权力作为主要支配力的条件下,大学间的资源竞争被权力介入、干预并控制,极易诱发政治性变异与利益性变异,也由此导致政府及其政策决策饱受质疑。因此,权力配置只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一条常规路径选择,这一路径依赖所产生的成本是高昂的。因此,在大学资源竞争范畴内,政府推进权力配置让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其一,权力让渡产生资源责任的社会分担；其二,权力让渡理顺政府优化竞争环境的职能；其叁,权力让渡降低政府竞争政策的制定成本。通过对问题、政策、体制间关系的梳理,我们发现大学资源竞争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竞争问题,而是一个包含着竞争问题、资源问题以及权力配置问题的问题域。因此,对大学资源竞争理性框架设计就必须涵盖权力、资源以及竞争等叁方面内容：其一,加强“内部人”控制以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大学资源竞争良性运转的权力基础,尤其应该加强对资源配置论证环节的公开以及配置结果的解释,增加权力配置的成本,从而达到约束权力的目的；其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资源增长与资源运转是大学资源竞争良性运行的资源基础,其中产权认可、投资认可、捐赠认可是开源之举,对剩余经费再分配、引入预算中介、自主包干是节流之举；其叁,采用分类式竞争规则是大学资源竞争良性运转的竞争基础,分类式竞争最大的优势在于防止资源向优势大学过度集中,保障非优势大学获得相应资源比。除此之外,鼓励大学面向高端技术市场竞争、教育培训市场竞争以及在竞争中保持适度宽容与合作都是优化大学资源竞争的良好举措。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中国教育投资制度研究[D]. 王丹中.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2]. 经济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投资及其效率研究[D]. 李翔. 东北财经大学. 2014
[3]. 中国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D]. 余秀琴. 天津大学. 2009
[4]. 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研究[D]. 刘伟. 西北大学. 2007
[5]. 转型期中国农民工子女教育中政府作用研究[D]. 黎海娇. 吉林大学. 2008
[6]. 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博弈[D]. 林荣日. 复旦大学. 2006
[7]. 转型期中国教师教育政策研究[D]. 于兴国. 东北师范大学. 2002
[8]. 教育公平：政策的视角[D]. 朱金花. 吉林大学. 2005
[9]. 转型期我国教育投资制度创新述论[J]. 岳武, 万兴亚.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10]. 社会转型期我国大学资源竞争研究[D]. 程瑛.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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