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1]2016年在《经济发展时代交迭期中国金融工具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创新始终贯穿于金融发展的全过程,没有金融创新,就没有金融的发展和进步。而金融工具的创新是金融创新的主要方面,构成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金融工具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为完成某项金融业务,实现某种金融功能,而应时代需求而生、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各种表现形式的载体。纵观中国经济从低级走向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循序渐进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在每个经济发展的“时代交迭期”是金融工具创新最繁荣的时期。中国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时期、商业经济时期、工业经济时期,正朝着信息化经济时期迈进,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波浪的回旋和重迭,在实现每一次经济时期的跨越,都要经历新旧两种经济时期的重迭和交错。而其总的发展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金融与经济共生长,在每个经济时代的交错期,是金融创新最活跃的阶段,也是金融工具种类最丰富的时期。而在不同的“时代交迭期”,金融工具创新的动力、表现形式、所依赖的支持因素以及创新所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表现也各不一样。因此每个经济发展“时代交迭期”的金融工具创新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的表现。当前,我们正处于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的交迭时期,而处于这一“时代交迭期”的金融工具创新背后的原因、规律及其支持要素有哪些?本文站在历史的角度揭示出答案,通过分析中国所经历的前两个“时代交迭期”金融工具创新的背景、成因、规律及支持因素等问题,通过回顾总结根植于中国传统经济社会文化土壤中的金融工具创新的成因、路径和规律,在此基础上,系统的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论证,借鉴了中国传统金融工具创新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金融工具创新进行管理和指导。本文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了以往分段划分历史时期的做法,创造性的提出“时代交迭期”的概念,并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和论证。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成农业经济、商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化经济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分别经历了商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时代交迭期、工业经济与商业经济的时代交迭期和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时代交迭期。在对前两个经济发展的“时代交迭期”选择的研究视角是从当时客观经济发展需求出发,找出金融工具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规律、表现形式、创新效应及所需要的支持因素。所研究的范围包括明清以来代表官方政府的机构发行的银钱票、民间流通的各类钱票、和发行的股票债券等,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并指导当前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时代交迭期”金融工具创新的发展趋势和所需要的支持因素。在中国历史上所经历每一次的经济“时代交迭期”的跨越时,金融与经济发展表现出不协调的一面,金融工具的功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在经历每一次“时代交迭期”的金融工具创新之后,新的金融工具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金融功能得到强化和完善,金融与经济逐步相协调,由此带来了经济效益的提升;在实现每一次“时代交迭期”的金融工具创新的背后,既有来自经济发展驱动的内在动力,也有促使其创新实现的环境支持,即信用支持、技术支持、制度支持和机构支持。无论是在农业经济时期和商业经济时期的交迭时期,还是在商业经济时期和工业经济时期的交迭时期,金融工具创新是指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平衡,金融工具创新主体以内在的生命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出发,同时,在其创新的过程中离不开信用、技术、制度和机构这些支持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历史上金融工具创新所呈现出的规律同样适用于现代的金融工具创新。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超越以往任何时代,当前,我们处于信息化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时代交迭期,近几年,在国际化的趋势下,我国金融工具的创新步伐越来越快。当今时代,商品贸易通过发达的网络技术,二者溶合在一起,再次迎来了商品贸易的大发展阶段,同时也是金融创新的活跃阶段。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业与互联网相结合的产业,从其产生起,发展速度极快,掀起了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第叁次革命”。在我国短短的几年时间,以其较低的门槛、较高的收益、较灵活的方式和快捷的操作深受广大客户的青睐,其发展可谓是生机勃勃。这一交迭期金融工具创新的品种和速度超越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在面对如此种类新鲜和繁多的金融工具,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信用的支持作用。其次,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更加重视信息技术对金融工具创新所起的推动作用,再次是要完善监管制度,最后是监管的机构支持也是重点,在新的经济时代,逐步形成政府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和同业金融机构叁方共同管理,这些机构的支持是金融工具创新得以成功实现的重要条件。这些对于指导我国现代金融工具创新的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郑仪[2]2017年在《山西票号研究:一个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立足于山西票号较为成功的经验,研究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共同对票号的制度建立和传递产生的内生影响,从微观视角关注票号内部财东与掌柜之间的互动,并揭示出了建立在东掌制度之上的激励与约束制度体系。基于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观点,不仅揭示了文化对于制度的影响,同时也发现了制度对于文化的促进作用,山西票号的制度体系促进了票号经营过程中财东与掌柜互相信任的文化的形成。
王君[3]2016年在《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7年-2009年发生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过于激进、忽视风险、贪婪欺诈、内部人损公自肥等问题受到重新审视,其“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罔顾风险、违背道德”行为被深刻反思。与此同时,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在产权及公司治理制度、管理制度、经营制度等方面的创新经验得到更多关注,需要系统梳理总结并提升至理论高度,以更好地传承和指导当代中国金融机构在利率市场化等金融变革的大背景下加快制度创新与改革发展。此即为本文选题的现实意义。同时,本文从金融史的角度出发,围绕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这一主题,比较中西方金融机构制度创新背后影响因素的差异,关注对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经验提炼和理论分析,以期对当前已有理论有所补充完善,此即为本文选题的理论意义。本文首先界定了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基本内涵,以金融史为研究视角,在回顾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历史变革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在产权及公司治理制度、管理制度、经营制度方面的创新做法,归纳出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叁点经验,即文化引领、内部激励与市场驱动,总结出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四点教训,并比较了近代中西方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经验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主体、客体、动因、思路、机制与路径进行理论分析,阐释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要制度创新”以及“如何制度创新”,明确了当代中国金融机构在经营制度、管理制度、产权及公司治理制度创新上应遵循的原则。以中国传统金融文化引领为视角,对当代中国金融机构特色化制度创新模式进行了战略思考,提出将“履行社会责任与创新商业模式有机结合”作为金融机构制度创新方向,最后提出在当前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大背景下,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路径模式。本文认为,金融机构制度创新在本质意义上是通过改革创新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体制机制,激发金融机构内各主体的行为有效性,降低金融机构内各行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提升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管理效率,使得金融机构的生产产出在传统依赖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内涵式增长。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叁个层面,分别是产权及公司治理制度创新、管理制度创新和经营制度创新。金融机构产权及公司治理制度创新、管理制度创新、经营制度创新叁者从系统视角观看,既呈现层级性,又体现整体性,具有内在联系。叁个层次的制度创新呈现一定的影响传导关系。此外,叁层次的制度创新又同时受宏观因素如社会、制度、文化、监管、市场竞争等对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影响。本文认为,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在产权及公司治理制度、管理制度、经营制度做出了一系列具有较强先进性的创新。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方面,开创了股份制的制度安排,实现了产权明晰、权责明确,并创新性推出了副本、人身股制度,构建了“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结利疲账”的考核机制。管理制度方面,创新了总分号制与联号制的组织管理制度,“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流动性管理制度,拨兑、谱银、订卯、过标的转账结算和信约公履制度,宗法担保、号规约束的内控制度,注重选拔训育和薪酬激励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复式记账、财务稽核的财务会计制度。经营制度方面,创新形成了以客户信用为先的信贷制度,稳健审慎、重视市场信息的经营策略,金贸结合的混业经营制度,金融机构行会的行业自律机制和大量的金融工具、金融技术和金融业务创新。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主要经验是:金融文化引领金融机构制度创新;金融机构制度创新激励内部动力;金融机构制度创新响应市场需求。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教训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制度创新对社会大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适应性不足;监督约束制度创新未及时跟上;经营制度与形势变化不协调;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制度创新未能传承与发展。本文认为,近代中西方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共性经验包括叁方面: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内生动力是制度创新的重要出发点;反映客户需求和市场变化是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核心立足点;强化监督约束、用制度管人管风险是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点。近代中西方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产权及公司治理制度方面,存在股东集中与股东分散、无限责任与有限责任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的差别;经营制度方面,存在业务领域、服务客户对象的差别。本文认为,金融机构制度创新动因包括: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打破内部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提供有效的内部激励。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总体思路是要在引进西方商业银行发展经验模式的同时传承自己传统的好的东西,实现传承与引进的有机结合。中国金融机构的经营制度创新要以时变性、有效性、与客户金融创新需求相适应、与监管政策的多次博弈均衡为主旨;管理制度创新要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提升管理效率、节约管理成本助推经营效率提升为宗旨;产权制度创新要以建立价值(利润)最大化经营宗旨、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激励的经营责任人考评体系等有效性目标为方向。本文分析了金融文化与金融机构制度创新间存在的叁方面关系,即内在特性与外在行为的关系,目的与规则的关系,主体与环境的关系。金融文化影响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四条路径分别为:金融文化影响管理者继而影响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和制度创新;金融文化引致金融机构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继而影响金融机构的适应性制度创新;金融文化贯彻于行业自律,引发金融机构制度创新;金融文化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金融机构制度创新。中国金融机构的制度创新要以符合中国传统金融文化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为引领。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金融机构应传承、弘扬中国传统金融文化,并结合我国当前改革发展的实际,合理创新发展传统金融文化,构建以诚信、义利、贵和等要素为核心内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文化体系,指导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和制度创新。最后,本文认为,当前,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金融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应着力推进五项制度创新,分别是: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产权明晰,确保金融机构经营宗旨的有效性;完善商业银行现行公司治理机制,以诚信为根本增强法人治理的有效性;激发机构内部“人”的主动性,完善内部激励;以客户为中心,完善管理制度创新,优化管理流程;以市场为导向,创新经营制度,实现经营制度的市场有效性。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四点:一是在系统总结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做法的基础上,提炼出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叁条经验借鉴,即金融文化引领金融机构制度创新;金融机构制度创新激励内部动力;金融机构制度创新响应市场需求。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教训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制度创新对社会大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适应性不足;监督约束制度创新未及时跟上;经营制度与形势变化不协调;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制度创新未能传承与发展。二是分析提出了中国金融机构叁层面制度创新的原则,即经营制度创新要以时变性、有效性、与客户金融创新需求相适应、与监管政策的多次博弈均衡为主旨;管理制度创新要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提升管理效率、节约管理成本助推经营效率提升为宗旨;产权制度创新要以建立价值(利润)最大化经营宗旨、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激励的经营责任人考评体系等有效性目标为方向。叁是提出金融文化与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叁方面关系,即内在特性与外在行为的关系,目的与规则的关系,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金融文化影响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四条路径,即金融文化影响管理者继而影响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和制度创新;金融文化引致金融机构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继而影响金融机构的适应性制度创新;金融文化贯彻于行业自律,引发金融机构制度创新;金融文化降低交易成本,影响金融机构制度创新。四是对当代中国金融机构特色化制度创新进行了战略性思考,提出要通过弘扬与创新中国传统金融文化,构建一以贯之的当代中国金融文化体系,引领制度创新,并指出中国金融文化下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战略方向,即创新商业模式与履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本文的主要不足之处为:一是尚未对近代中国金融机构演进过程中与新式银行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中国新式银行与传统金融机构间的文化割裂、模式差异分析不够深入。二是在对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发展进程中特色的行业自律机制对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影响分析得较少,对于市场化背景下行业自律机制与监管如何配合,共同激励约束金融机构的制度创新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叁是在理论分析时定性推理方法运用较多,定量方法运用相对偏少,在模型构建、计量验证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
李永福[4]2004年在《山西票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山西票号内容庞杂，头绪繁多，远非本文所能尽述。为避免重复研究和泛泛而谈的高论，本文选择了七个有典型意义的议题逐一探讨，以期达到以管窥豹的效果。当然，这七个议题，层次不同，有些是必须的铺垫工作，有些则延伸到山西票号对现代社会的启示，现分述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探讨晋商的发展脉络，以及与山西票号的关系。众所周知，票商是晋商的余脉，欲了解山西票号，首先要分析晋商兴起的主客观条件。与临近的河北及陕西两省相比，晋商的成就有目共睹，除却天时地利的共性外，“人事因素”被提上议事日程，笔者正是从该方面入手，重点解读山西重商文化的养成。山西票号又是借者与贷者的桥梁，信誉的内在要求，庞大的晋商群体，以及自身利益直接受到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冲击，另外还有前此兼营汇兑的经历，都为晋商抢占金融业转型的先机增添了说服力。 第二章，以量化史料为基础，概述山西票号衍变史。山西票号存在的一百多年间，经历了四个时段：其一为初始阶段的示范效应；其二为汇兑京协饷后的大扩展；其叁为汇兑外债赔款后的“回光返照”；其四为惨然退出历史舞台。与前人及时人的研究手段不同，笔者着力在量化上下功夫，主要依据山西票号总分号数变化趋势，存放汇业务的此消彼长，以及表面繁荣下所隐藏的深层次危机的具体变量。为批驳“清亡，票号亦亡”观点，笔者斗胆提出了在民国时期票号业仍有着生存空间。 第叁章，尽可能统计出票号业经营官款业务的比例，为重新评价其资本属性作好铺垫。表面上看，票号业确实承汇了大笔官款，这也是最容易引起误会的话题，问题的关键是经营官款业务在票号总业务中所占的比例。本章第一节重点统计票号业不同时段汇兑官款的比例，该项业务低于20％的统计数据，为第二节的重新评价打下了坚实基础。转型期的票号业，资本属性相对复杂，由此笔者提出了“兼容说”，意即票号资本既有近代借贷资本属性，同时也不能排除高利贷资本属性。 第四章，比衬山西票号与南帮票号的异同，从而揭示肇致两帮票号迥异命运的内外因素。南帮票号晚于山西票号，其资本家多与官场有密切联系，有些甚至是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主要依靠官款及热衷于投机生意是其过早衰败的最主要原因。反观山西票商，始终以民营业主身份，稳步经营，很少有投机生意的冒险举动，即便经营官款，由于在总业务中所占份额有限，不足以影响其正常经营。基于此，才出现了有影响力的南帮票号纷纷倒闭，而有实力的山西票号却能巍然屹立商界几十年乃至一个世纪。 第五章，解读山西票号经营理念，探究其成功之道是本章的主旨。山西票号的操作系统，前人及时人多有论述，笔者主要集中于制度层面考虑，其一为顶身股理念的细化;其二为严格的管理制度。两者同行并用，既调动了票号员工的积极性，同时也规避了潜在的风险，山西票号的顺利经营与此有着直接关联。 第六章，以犷清亡，票号亦亡”的观点为引子，重点考查山西票号衰败的主要原因。山西票号普遍衰败于辛亥革命和“壬子之乱”(指1912年在北京、天津等地发生的军人哗变事件)之后，缘此票号界有“清亡，票号亦亡”的观点。笔者列举了叁条理由予以反驳，其一为政治、军事冲击对山西票号的影响;其二为制度因素对山西票号的制约;其叁为无谓消费消弱了票庄资本家的实力。以上叁条中，政治、军事冲击无疑是山西票号纷纷倒闭的罪魁祸首，即使清廷能够苟延残喘，依大多数票庄的账面实情，除非有大笔资金补进，它们才有可能坚持下来。总而言之，是诸因素的合力才导致了山西票号的衰败。 第七章，山西票号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对现代中国民营企业而言，仍有以下启示:其一为立业之本—从“纷繁”中捕捉商机的能力;其二为管理之基—从“人治”到“规治”的转向;其叁为经营之魂—.崇尚信誉与广交客户。
刘莹[5]2014年在《晚清民国时期山西票号经由期刊的传播及特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采用原始文献考证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传播山西票号的期刊原始文献做了全面的考察,在细致梳理期刊上对山西票号的传播内容后,以期廓清晚清民国时期(1904-1947年)山西票号期刊传播情况。在全面调查了近代期刊篇目后,发现传播山西票号的期刊共计25种,涉及45篇文章,作为本研究晚清民国时期山西票号经由期刊传播的主要依据。本文试图解决如下几个问题：1.是否有山西期刊(1949年前)传播晋商(票号)的内容?2.山西票号是否创办过期刊?3.哪些期刊(国内)传播过有关晋商(票号)的内容?以及是如何传播的?4.山西票号经由期刊传播有哪些特点?在对搜集到的传播山西票号的期刊进行发表票号文章数量及时间、发表文章年份、出版地等方面统计后,试图划分期刊传播票号的阶段和票号经由期刊传播的中心。对发现最早传播山西票号的《南洋官报》、以《山西实业报》为代表的山西期刊、以《中央银行月报》为代表的金融类期刊、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为代表的文化类期刊进行分类研究,来廓清传播山西票号的代表期刊的编辑出版概况。通过对期刊传播主体、文本内容、编辑传播策略、出版发行渠道、受众与传播效果、期刊传播环境的研究,分析期刊对票号的传播过程。本文研究结论认为,票号期刊传播主要出现在山西票号衰落之后,而非票号兴盛之时；票号期刊传播主要出现在经济中心,而非票号中心：上海期刊成为传播山西票号的最为集中的集群；最早传播山西票号的期刊是《南洋官报》、传播山西票号最为得力的期刊是《中央银行月报》；传播山西票号的期刊以专业传媒创办最多,社会职能部门创办的期刊次之,创作者几乎都与山西有联系；票号期刊传播内容涵盖票号方方面面,多为介绍票号盛衰始末,并且多以调查报告的方式呈现；期刊间相互转载增强了传播力度,也反映了当时期刊的传播效果。
王可欣[6]2014年在《甲午中日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山西票号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产生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山西票号自产生之日起就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曾在很长时间内“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它与账局、钱庄、当铺、新式银行等一起构成中国近代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票号从兴起、不断发展壮大到最后的盛极而衰，历时长达百余年。这期间山西票号历经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多次战火的纷扰，几次收庄撤庄。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山西票号的业务种类和规模、分布地域等方面都达到极盛，山西票号在庚子之乱中仍能恪守信用更使其社会信誉大增，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引起当时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而作为旧中国金融业代表之一的山西票号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而无法适应新的历史趋势，最终在辛亥革命后迅速走向没落。本文试图研究甲午中日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1894～1911）山西票号的发展与变化，且将山西票号与同时期的钱庄、南帮票号进行了比较分析，旨在说明这一时期山西票号的发展特点和中国近代金融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并在这一大背景下探讨山西票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我国现代金融业的启示。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整体安排如下：第1章是引言。这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指出研究思路和创新点，同时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山西票号的相关研究和文献综述，并做简单评述，其中的有些观点也为本文所引用和借鉴。第2章是山西票号概述。本章简要介绍了山西票号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以及山西票号的组织经营制度和资本结构、身股制、信用制度、人才培养制度等各种规章制度。第3章是山西票号发展的极盛时期（1894-1911）。这一章先是介绍了山西票号发展的四个阶段，然后主要论述了第叁个发展阶段，即山西票号发展的极盛时期，山西票号在汇兑业务、借贷业务和新式业务以及分布地域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并与1894年之前的山西票号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由于山西票号诞生于封建社会晚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山西票号要开展业务必然会与封建官吏发生关系，因此本章还讨论了山西票号与清政府关系的演变，分析山西票号在汇兑公款、清末的财政危机和公债发行中所起的作用。第4章山西票号繁盛背后的危机。这部分阐述了这一时期山西票号在取得空前发展的同时其背后隐藏的危机。日益发展壮大的钱庄和19世纪末兴起的新式银行、官银钱局号在公款汇兑等业务领域不断的排挤票号，使票号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而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又使市场动荡、工商业萧条，票号倒账累出，陷入了严重的信用危机；在银行竞争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票号中的有识之士提出合组大银行的改革主张，但却终因总经理的顽固守旧而宣告失败，票号的发展还面临着体制危机。在分析竞争危机和信用危机时，还将山西票号与同时期的钱庄和南邦票号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更好的说明这一时期山西票号的发展状况。第5章结论和启示。这部分总结了山西票号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以及山西票号的极盛发展与迅速衰落带给我国现代金融业的教训和启示。
乔建伟[7]2013年在《山西票号的风险管理研究以及对我国现代银行的启示》文中提出随着欧债危机的愈演愈烈，我国现代银行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如何有效降低和控制风险已是摆在每一个银行家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加强对我国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研究势在必行，在我们越来越注重对于国外先进经验借鉴的同时，对于我们的老祖宗——山西票号在风险管理方面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同样不能丢，它蕴藏着经营的诀窍：管理的智慧。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切入点，通过对山西票号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研究分析，再结合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实践，以期寻求适合我国国情和实践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本文首先就对清朝时期山西票号风险管理和我国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挖掘和梳理。在票号研究方面，学者们分别就山西票号的经营业务风险管理、财务风险管理、人事风险管理、信息风险管理、监督管理提出自己的观点，对于票号研究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但遗憾的是，尽管有的学者研究中曾提到票号的风险性，但只是对个案的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层面的研究；在银行风险研究方面，学者们较为全面地分析和总结了我国现代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同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努力方向和建议，这些研究主要借鉴了国外现代银行较为成功的风险管理理念，主要通过定量模型来分析，而对清朝时期的金融大鳄山西票号留下的可资借鉴的富于智慧的风险管理理念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运用。其次，本文从五个方面分别挖掘和分析山西票号成功的风险管理模式和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山西票号成功的风险管理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业务控制机制上，主要通过汇兑业务控制、信贷业务控制、资本充足性管理叁个方面进行管控；第二，在账务控制及风险防范机制中，通过对票号账务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及账簿的设立、票号核算方式与汇差清算、票号账务风险防范制度分析山西票号的成功经验；第叁，在信息管理控制方面，通过对信息管理的组织体系、往来信件格式和内容、信息传递管理控制叁个方面的探讨来说明票号顺畅和严密的信息管理模式；第四，在人事管理方面，通过对员工的选拔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来分析票号成功有效的用人机制；第五，在监督管理机制方面，票号实行内外相结合的监督管理机制：内部建立号规，从监督管理上防范风险；为了降低外部风险，票号间实行同业相助，共同发展。同时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战略风险、政治风险和操作风险五方面探寻出清朝山西票号在经营的后半期所存在的风险管理问题：信用风险主要表现在清政府的信用对票号的影响以及票号自身重信用、轻抵押的经营方式；流动性风险包括以下两方面：肆无忌惮地扩大放款越来越暴露出票号流动性的缺陷和股东的无限责任制又给票号的流动性雪上加霜；在战略风险方面，票号的掌柜们没有突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顽固守旧，缺乏创新精神，错过了票号重组银行的大好机会；政治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时局不靖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在操作风险方面，经理们不再追求创业初的“俭为美”，而改为“奢为贵”，并且票号缺乏对各地经理们的有效监督。最后，总结出山西票号风险管理的特点及经验教训，并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结合我国现代商业银行的现状从四个方面提出山西票号对我国建设现代银行制度的镜鉴意义：一是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银行文化，二是完善现代银行治理结构，叁是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四是积极进行全方位的金融创新。
张桂萍[8]2005年在《山西票号经营管理体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对山西票号中的人力顶股制度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山西票号中的身股制度,已经具备了人力资本的基本属性;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体制,就是以身股为本的经营管理体制;在这种经营管理体制下形成的“本少利厚快速高效的经营模式”和群体结构,由于特别能够适应当时金融市场复杂多变的需要,所以奇迹般地创造了山西票号的辉煌业绩,但它的历史局限性最后又导致了山西票号的衰亡。 全文分绪论、第一至十章及结束语,共12部分。 绪论,阐述了晋商与山西票号,山西票号研究的缘起、发展及现状,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研究思路及框架结构、研究价值及创新亮点;第一章,论述了山西票号的创立及其群体结构的形成;第二章,论述了山西票号与身股制度的丰富和发展,通过对于身股科技含量和激励机制的分析研究,阐明山西票号中的身股制度,完全具备了人力资本的基本属性;第叁、四章,就身股与人才管理、身股与经营管理分别进行了研究,阐明山西票号中的身股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分配制度,而是贯穿于各个方面、并贯穿于各个方面始终的经营管理体制;第五章,论述了以身股为本的经营管理体制的基本特点及山西票号“本少利厚快速高效经营模式”的形成;第六、七、八章,论述了在以身股为本的经营管理体制下,“本少利厚快速高效经营模式”和群体结构,由于适应了当时金融市场复杂多变的情况,从而推动了山西票号摆脱逆境,由低谷走向繁荣和鼎盛的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九章,论述了以身股为本经营管理体制的历史局限性,导致山西票号衰亡的历史过程;第十章,论述了山西票号的历史地位及其启示,认为,从19世纪20年代初山西票号的创建,开创了以汇兑结算取代运送现银结算的新时代,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山西票号的成功与衰败,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总结和记取启示。结束语部分,概括了本课题的基本观点与现实意义。
肖宇[9]2010年在《山西票号与晚清河南经济》文中研究表明山西票号在促进晚清时期的金融流通方面作用十分重要,这也引起了学界一直以来对此的关注。本文依托详实的史料,运用历史学、金融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山西票号在晚清河南经济中的主要表现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力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山西票号如何嵌入地方经济进行细致的考察。文章从考察山西票号以及山西商人群体在当时河南市场上的活动入手,通过对开封、周家口、赊旗、道口的考察,从细部分析了山西票号在单个金融结点上的活动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总结了其网络化经营的特点。文章随后又分析了山西票号对晚清河南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反映了山西票号在晚清近代化过程中对河南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点出了票号的局限性,从而使得全文论述更加完整充实。本文最后通过山西商人在商贸活动中的聚集机制,着重总结了票号业对晚清河南市场上各种经济因素的整合,从一个侧面对当时河南经济的形态进行了反映。
梁杉[10]2016年在《庚子事变前山西票号生存轨迹研究》文中提出清代中后期,山西票号凭借庞大的资金实力、优良的信誉,在全国遍设分支机构,利用汇票进行国内外资金调度,取得了“汇通天下”的美名。太平天国运动后,山西票号成为清政府官款汇兑的主力和重要的融资者,甲午战争后山西票号更是借助于清政府的官款汇兑业务,赢得了更为广阔的利润空间。穿梭往来于票号各地间的大量“信稿”,承担了传递信息、报告业务、调拨资金等重任,是票号业务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中收录的1230封山西票号“信稿”,是反映山西票号存续期间业务经营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已有的研究虽从不同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过信稿史料的部分信息,但因为信稿整理繁冗耗时、工作量庞大,至今仍无一人完成对其全部信息的整理工作。对信稿史料做全面梳理,并按照时空顺序进行纵向深度的研究,有利于全面真实地再现山西票号在其存续期间的发展规律和经营行为,本文将上述两点归结为山西票号的“生存轨迹”。因此,本文在已有信稿史料的基础上,对山西票号在庚子事变前的“生存轨迹”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利用史料分类整理方法、图表法、简单的数据分析方法以及历史学方法,对山西票号“生存轨迹”的长度(宏观层面)和宽度(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因票号的业务信息占据了信稿史料的“半壁江山”,故本文以票号的“业务”作为山西票号生存轨迹的“代表”,首先以山西票号在庚子事变前的宏观发展脉络为基准,以业务变迁为重点,对山西票号主要服务对象的转变、业务种类的拓展、汇兑重心的迁移、分支机构的调整进行研究,进而得出山西票号的大致生存轨迹;其次,从微观层面,基于信稿史料,以山西票号的经营理念、经营方式和经营管理为主,对助推山西票号不断向前成功发展的内在力量进行分析;最后,将两个层面结合,从中提取出山西票号的成功经验,进而对当代银行业有所借鉴。本文认为:山西票号在生存轨迹中,始终顺应时代发展,寻求能够获取利润的最佳业务模式,包括服务对象始终追随资金大户、随时代发展进行业务拓展、汇兑重心依经济中心不断转移、分支机构顺应时局变化保持弹性的收缩扩张;同时以诚信义利的经营理念,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谨慎稳健的经营管理,扩展了山西票号生存轨迹的广度,支撑着山西票号一度成为“执金融业牛耳者”。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研究结论认为:当代银行业应该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发展;采取灵活、人性化的经营方式;传承儒商以诚为本、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规避经营风险、审慎稳健经营。
参考文献：
[1]. 经济发展时代交迭期中国金融工具创新研究[D]. 李芳. 山西财经大学. 2016
[2]. 山西票号研究:一个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视角[J]. 郑仪. 经济问题. 2017
[3]. 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研究[D]. 王君. 山西财经大学. 2016
[4]. 山西票号研究[D]. 李永福.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5]. 晚清民国时期山西票号经由期刊的传播及特点研究[D]. 刘莹. 西北大学. 2014
[6]. 甲午中日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山西票号问题研究[D]. 王可欣. 吉林大学. 2014
[7]. 山西票号的风险管理研究以及对我国现代银行的启示[D]. 乔建伟. 河北经贸大学. 2013
[8]. 山西票号经营管理体制研究[D]. 张桂萍. 首都师范大学. 2005
[9]. 山西票号与晚清河南经济[D]. 肖宇. 苏州大学. 2010
[10]. 庚子事变前山西票号生存轨迹研究[D]. 梁杉. 山西财经大学. 2016
标签：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论文; 山西票号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银行风险论文; 金融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创新管理论文; 金融机构论文; 金融工具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银行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