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黎明[1]2004年在《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论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对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活动的分阶段考察，总结出民主党派在每一阶段参政的基本特点。对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经验和参政规律进行总结，并对目前民主党派参政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在考察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的过程中，论证了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颁布是民主党派参政的一个转折点。在此前后，党对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的指导思想有一个由统一战线的策略性政策上升到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的转变过程；民主党派建党目标经历了从一般的政治、思想、组织建设上升到参政党建设目标的转变。民主党派参政的理论和实践在《意见》发表之后有重大突破。 本文对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活动的时段作了细致、独立的考证和划分后，将新时期民主党派的参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至1989年。这是我国民主党派参政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民主党派在对外开放和祖国统一事业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无论是参政领域还是参政方式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存在着很多有待规范的地方；第二个阶段为1990年至今，这是民主党派参政出现突破性进展的阶段，是民主党派参政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阶段。民主党派参政领域进一步拓宽。在政治领域的作用明显增加，尤其是促进了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参政工作受到各级部门的重视。这些进展一方面说明民主党派参政取得了重大成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进展，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 通过对民主党派参政作用和参政特点的分析，总结出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的一些基本经验，指出民主党派参政是共产党有意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主动选择，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作用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和发挥。对于民主党派参政规律进行了归纳总结，发现中共的领导能力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对于民主党派参政影响重大；民主党派要真实地发挥参政作用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社会实际，不断地加强参政能力的建设才行。理论认识的深入⑥硕士学位论文MASTER’5 THESIS对于民主党派参政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而相应的制度和法律以及程序对于民主党派参政作用的发挥能够起到保障作用。 民主党派参政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地发展。参政活动的深入和环境的巨大变化将对民主党派参政提出更多的问题。只有尊重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规律，不断更新观念，推动民主党派参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才会不断发展。
周丹[2]2008年在《我国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论析》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显着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个“多党派”是指我国的各民主党派。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合作、协商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要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与我国的政党制度相适应,我国的政党建设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参政的各民主党派的建设。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夺取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只有在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也加强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才能充分体现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会更具生命力。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民主监督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都在逐步提高,但是参政能力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参政环境的变迁,参政渠道的不畅,民主党派自身面临的现实问题等,这些问题影响着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的提高,影响着民主党派参政党作用的更好发挥。目前可以从进一步营造和优化参政环境、完善参政机制和拓展参政渠道,支持和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等方面加强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同时,只要以科学的方法把握政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坚持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的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的政党格局将会焕发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丁威[3]2011年在《中国中间党派研究：1937-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7年-1949年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这一历史时期在共和国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党派发展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和领域,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丰富和完善这段历史进程的研究,进而总结基本经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同时,对于进一步做好党派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和我国政党制度的健康发展都有重要意义。本论文由导论、五章和结论构成。导论：明确论题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明确了论题的重难点,明晰了论题的研究论域和研究方法,阐明了论题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中间党派概述。主要包括中间党派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条件；中间党派的内涵及与中间势力、民主党派、中间力量等概念辨析；中间党派的特征和性质等。第二章：抗战期间中间党派的历史演变与中国的政党制度的历史变迁。主要包括抗战初期的中间党派的主要活动与国共关系；抗战后期中间党派的主要活动与国共关系；抗战时期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历史地位与贡献。第叁章：解放战争期间中间党派的历史演变与中国的政党制度的历史变迁。主要包括解放战争初期的中间党派的主要活动与国共关系；建国前夕中间党派的主要活动与国共关系；解放战争时期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历史地位与贡献。第四章：中间党派的历史转变与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主要包括中间党派的历史转变的条件；中间党派的历史转变与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包括发展道路的转变、政权组织形式的转变、政党合作制度的转变、政治协商制度的转变等。第五章：中间党派历史转变的经验、启示与思考。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取得中间党派支持的的主要经验及中间党派抛弃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中间党派历史演变的历史启示和思考等。结论：阐明了本研究的重难点的突破以及本论题的可能的创新之处,并对本论题研究的主要不足之处做了分析,表明了今后将要努力的方向。
孙洪波, 刘娜[4]2011年在《新时期民主党派有效政治参与途径论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内的政治参与主体,在中国基本政治生活格局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要实现和扩大民主党派的有效政治参与,重点应该解决叁方面的问题:一是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二是实现参与体制的制度化;叁是加强基层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
黎琳[5]2016年在《民进江西省委会参政议政情况的调查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通过政治参与方式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代化水平。民主党派作为执政党的重要补充,团结着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祖国统一,延续着“抗日反蒋”时期的革命友谊;同时,民主党派作为执政党的重要监督,有着超脱政治权利和利益的地位,能够代表民主人士、人民群众监督执政党及政府的统治管理行为,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利,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水平提高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完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方式包括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治协商,其中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重要职能和使命。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和权利意识也在不断提高,新形势、新常态下的民主党派如何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如何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如何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是我国自身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时强调中共中央将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民主党派与执政党之间是友好合作关系,并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间的激烈竞争关系,在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肯定下,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空间更为广阔。省级组织作为各民主党派的主要组织机构,其参政议政情况更能代表和体现民主党派在履行参政议政职能过程中的特点和不足,对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情况研究和提高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能力有着特殊的参考借鉴价值。本文通过对民进江西省委会各项参政议政工作的研究、统计、对比、分析、推导,得出民进江西省委会提高自身参政议政能力的对策。
程云庆[6]2016年在《新中国初期党际协商民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代中国党际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的运用和体现,在中国的施行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际协商为各项事务的顺利协商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新中国初期党际协商民主的理论及实践基础的分析,梳理新中国初期党际协商民主的内容和路径,进而总结出新中国初期党际协商民主的基本经验及其对当代中国党际协商民主的重要价值。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四章。第一章新中国初期党际协商民主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基础。论述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协商民主思想为党际协商民主提供了理论指导,并阐述了在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积极展开党际协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战时期党际协商民主的制度——叁叁制政权,1946年政协会议期间党与民主党派协商一致取得了有利于人民的成果,1949年党与民主党派协商筹备新政协会议,这些实践为党际协商民主的确立奠定了实践基础。第二章新中国初期党际协商民主的主要内容。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时刻注重与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就“要不要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怎样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等问题通过多种形式与各民主党派进行了多次协商,集中各民主党派力量共同完成土地改革运动。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了广泛多层次的协商,对公私合营问题和资本家改造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中,通过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就“要不要制宪”和宪法草案内容等相关问题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展多层次的协商会议,最终于1954年9月20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外交方面,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持以《共同纲领》为指导,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在重大外交事务上展开协商,决定发起抗美援朝运动,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第叁章新中国初期党际协商民主的运行。详细叙述了为确保新中国初期党际协商民主得以有效运行,中共中央设立了多个党际协商平台,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双周座谈会、最高国务会议、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座谈会等；同时,系统论述了政协会议的召开和《共同纲领》及《五四宪法》的制定为党际协商民主的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第四章新中国初期党际协商民主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价值。提出新中国初期与各民主党派的协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得以运行,同时,协商于决策之前,这些都是保证新中国初期党际协商民主成功运行的宝贵历史经验。更深入思考将党际协商民主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首先,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这就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视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谐党际关系。这就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走群众路线,并构建和谐的党际关系,营造良好党际协商环境。最后,要进一步推进党际协商机制发展。这就要完善协商机制,推进党际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同时,用理性精神推进党际协商民主,构建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
邵明石[7]2006年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历史演变和发展论析》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选择，是载入我国宪法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它是中国人民在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多党制和国民党的一党制后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它是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又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发展和完善的，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我们既要旗帜鲜明地捍卫和坚持这一制度，同时，又需要根据时代特点和要求对该制度加以完善和发展。 本文从法律角度对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进行研究，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尝试时期，形成、巩固和发展时期，曲折发展及停滞时期，恢复完善发展时期，到现行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整个演变过程及中国的宪政运动进行全面考察，探索导致这种演变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及其不同时期作用和特点，总结经验教训，为新时期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我国的政党制度优势，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借鉴。并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系，进一步讨论制定政党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我国多党合作的尝试时期进行研究，阐述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背景，对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尝试及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时期进行研究，探索了该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前提，详细论述了该制度产生的过程，同时探讨了多党合作制度形成时期的作用和特点；第叁部分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曲折发展和遭受严重破坏时期进行研究，同时深入研究分析了出现这种逆转现象的根本原因，总结教训，为新时期多党合作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敲响警钟；第四部分对多党合作制度的恢复、巩固和发展时期进行研究，详细阐述了该制度恢复的标志及主要表现；第五部分主要论述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首先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新世纪新阶段该制度贯彻落实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接着系统研究了该制度规范化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系，随后从四个方面谈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童庆平[8]2008年在《当代中国政党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制度是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一个制度一般包括文化、规范、载体和机制四大基本要素。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制度。它的基本内涵是人民的权力。在经过了叁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之后,民主政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的认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特征是政党政治。政党在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国家政权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作为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政党制度也包括制度文化、实体规范、运行机构和运作机制四大要素。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民主可以分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基本形式。尽管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协商民主是1980年代以后才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但是,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实践像民主本身一样古老。因此,民主内含着协商。协商民主既可以发生于公民社会领域,也可以发生于国家政治领域。在政党政治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尽管各国实行不同的政党制度,但不同政党之间的协商则日渐重要。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政党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协商民主制度。中国政党协商民主制度是受到社会政治文化支持和国家法律确认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为克服执政党的有限理想,在“重大方针”和“重要问题”上通过平等和自由的讨论达成基本的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科学性和合法性,并推动决策的顺利执行。中国政党协商民主制度缘起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正式确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新中国近60年的历史上,以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为界,可以把当代中国政党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分为两大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大致分为叁个阶段:从1949年10月1日到1956年为顺利发展阶段;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到文革爆发为曲折起伏阶段;十年文革是基本停滞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政党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大致以中共中央1989年意见的出台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之前主要是通过政策恢复和发展政党协商民主;之后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上制度化轨道的时期。在规范的意义上,中国政党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有助于克服中共有限理性、实现科学决策;代表公民参与政治、维护社会稳定;强化国家政治监督、规约政治权力: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历史合力:增强政治合法性、强固中共执政地位。同时,在协商主体、协商客体、协商原则、协商场域和协商结果等基本要素方面也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其协商方式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因而,中国政党协商民主制度体现出自身的特征。在经验的层面上,中国政党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在制度文化建设方面,执政党和参政党对建设政党协商民主的文化体认还有待加强;在实体规范建设方面,政策性规范偏多,国家意志层面的实体规范过于宏观;在组织机构建设方面,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组织机构都还有待完善:在运作机制建设方面,政党协商的程序和协商效果的评价机制都需要健全。中国政党协商民主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有着悠久的政治文化基础。在西方协商民主日渐兴起、尤其是在政党协商日渐显现的背景下,为了应对外在的挑战,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中国政党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主要应该从培育制度文化、制定实体规范、健全运行机构和完善运作机制四个方面入手予以全面推进。
朱益飞[9]2015年在《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发展迅猛,私营企业主阶层不断壮大,他们的政治需求也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日趋强烈。因此,应重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和需求。十八大报告提出,应当“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这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在中共构建的政治体系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参与,在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新中国初期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人们思考和审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行为的历史起点。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为基础,立足新中国初期国际国内社会现实环境,在广泛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有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运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基本内涵、参与实践、历史启示及其对当代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价值进行了全面论述。本文深入阐述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相互之间正向政治认同生成的基本历程,从政治学研究视野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基本模式,全面系统回顾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诸领域的政治参与实践,并对参与实践的意义和不足进行了辩证分析,提炼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历史经验。通过对当代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新中国初期私营资本、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异同对比,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基本路径。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探讨。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指出了工商业者、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政党成员是这个阶级的群众基础,软弱性、革命性是其基本特点。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且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阶级。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经营能力、技术水平的实业资本家。广义的民族资产阶级除了狭义民族资产阶级所指范畴之外,还包括实业资本家的外围和从属部分。主要由充当这个阶级先锋队和利益代表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所组成。本章还分析了政治参与的内涵、分类、形式以及意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政治参与理论以及统一战线理论作为理论指导。第二章民主革命时期政治认同的形成——基于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视角。首先探讨了政治认同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在负向政治认同下,政治参与容易与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人类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驰,正向政治认同下的有序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本章在中共党史一般分期基础上,探讨了中共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叁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同时对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进行分析。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认同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主客观条件影响下,新中国初期二者最终建立了相互之间的正向政治认同。第叁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一般分析。从政治生态学角度分析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环境,具体包括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以及国际生态,进而深化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的理解。人民政协、人大以及工商联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论述了叁大主要平台的基本构成、运行机制和政治参与中的基本效能。从政治学视野研究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民主信念、利益驱动、政党支持、政治分配以及政治情感。本章认为,政治选举、政治决策、体系介入、政治接触以及政治运动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通过对政治参与动力和途径的分析,建立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的基本框架。第四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响应中共号召北上参政,积极筹备新政协并参加政协全体会议,见证并参与了若干建国程序。参与经济建设的决策与协商,动员并购买胜利公债,推动新中国企业发展,参与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在土地改革中,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调研,推动制定并贯彻土地改革法。“五反”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发表看法,拥护“五反”运动,积极号召工商界参与“五反”运动、坦白和检举不法行为。参与抗美援朝重大决策,赞成中共出兵朝鲜的建议,广泛开展爱国宣传和动员,开展捐献行动并赴朝鲜慰问,投身爱国增产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他们认同过渡时期总路线及五四宪法,表达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诉求,为改造献言献策。在国际事务中,民族资产阶级通过经济外交助推政府外交,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第五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评析。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政治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促进了新中国初期政治稳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先河。经济上,支持建立了国营经济,促进了私营资本发展。社会意义方面,安抚了工商业者情绪,促进新中国初期社会整合。但是,政治参与在制度方面存在不足,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或“左”或“右”参政倾向,精英式政治参与淡化了大众政治参与,而且被动政治参与倾向明显。中共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参政一度存在“左”的错误认识,没有能够有效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本章总结了政治参与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共政治领导是基本前提,正确认识和看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是保障,切实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是关键,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民族资产阶级参政素质的不断提升是内在动力。第六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当代价值。讨论了新时期以来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并将他们与新中国初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的异同进行对比,指出新时期私营企业主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特征与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环境和特征相比已经发生变化,但新中国初期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本章对当代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历程进行了梳理,概括了政治参与的模式,指出当前私营企业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总结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本章指出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促进政治参与渐进有序有度发展,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促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综合素质的提升,推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法制化进程,完善和优化政治参与渠道。
毛俊[10]2011年在《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文化渊源》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举。在中华大地上孕育并生长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有着特定的中华文化背景和传统,主张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倡导和而不同、合作包容,深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体现出“和合”文化的精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厘清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传统“和合”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与发展展开文化视角论证,深入阐明其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认识,进一步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应对西方政党理论与制度的现实挑战,指导实践。全文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本课题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明确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阐明本研究课题的背景与价值。第二部分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展开论述,主要阐释“和”的字源学含义、哲学意义以及治国启示。第叁部分为研究重点,从“和合”文化视角论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生长土壤与生存空间,孕育并滋养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并发展的文化渊源。第四部分提出为进一步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必须推进“和合”文化时代化,加强协商民主科学化。第五部分总结本文内容,展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发展前景。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在研究对象上,选择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视角展开论述,充实了学术界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文化渊源研究的内容。第二,在研究内容中,深入分析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和合”文化的关系,突破以往简单定论的说明,从两方面具体阐释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是特色政党制度的文化渊源。第叁,在研究方法上,力图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学、文化学有机结合,使中国政党制度研究能够得到多角度的新的阐释。
参考文献：
[1]. 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论析[D]. 宋黎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2]. 我国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论析[D]. 周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3]. 中国中间党派研究：1937-1949[D]. 丁威. 西南大学. 2011
[4]. 新时期民主党派有效政治参与途径论析[J]. 孙洪波, 刘娜. 人民论坛. 2011
[5]. 民进江西省委会参政议政情况的调查研究[D]. 黎琳. 南昌大学. 2016
[6]. 新中国初期党际协商民主研究[D]. 程云庆. 扬州大学. 2016
[7].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历史演变和发展论析[D]. 邵明石. 山东大学. 2006
[8]. 当代中国政党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研究[D]. 童庆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9]. 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D]. 朱益飞. 扬州大学. 2015
[10]. 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文化渊源[D]. 毛俊. 扬州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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