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刚[1]2012年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城市与乡村曾经一度是相互对立、相互隔离而又相互联系的两大经济社会系统。随着生产力水平和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城乡分离、对立的关系逐步被打破,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苏南地区在国内率先进行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探索,率先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概念,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序幕从此拉开。经过30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表现在经济、社会、制度、环境等各个方面。2010年,我国GDP总量达到39.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已经从1978年的世界第10位跃居世界第2位。城市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47.5%,达到了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城市化平均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9109元、5919元,同比分别实际增长7.8%、10.9%,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珠叁角”、“长叁角”、北京、上海、重庆、成都、诸城等地区已经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形成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典型模式。尽管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成就巨大,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论研究不深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教育、科技、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道德伦理建设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等等。特别是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重要支撑的财政政策体系还不健全,财政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迫切需要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明确财政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发现当前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各项财政政策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推进城乡一体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本文的宗旨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学习研究已有成果和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城乡一体化发展理论和财政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其相应的财政支持政策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构想及其完善相关财政支持政策的建议,以期为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本文共分8章：第一章导论,主要是对全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框架结构进行概括,对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疏理、归纳,提出了全文创新之处以及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入研究的方面。第二章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分析,主要是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概念、内涵、特征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全面分析,特别是对城市化、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明确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意义。第叁章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造成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为谋划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科学路径和准确定位财政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职能作用奠定基础。第四章财政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根据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中的职能和作用,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研究财政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系,明确财政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从而确定财政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职能边界和发挥作用的切入点。第五章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解析,主要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各项财政政策进行具体分析,并利用1990年一2009年财政支持“叁农”投入和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公共卫生投入的具体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从财政投入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问的数量关系进一步揭示财政政策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当前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财政政策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剖析,为进一步调整完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提供现实依据。第六章北京市M区财政支持城乡一体发展的案例研究,通过对M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其运用财政政策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笔者对M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状况及其财政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进行了研究分析,进一步表明了笔者选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财政政策研究作为研究选题的初衷和实践依据,也为本文提供一个现实的研究案例。第七章发达国家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经验借鉴,主要是通过对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进一步明晰了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状况,同时对发达国家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取得的成效进行分析,进而提炼出国外财政政策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经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提供参考。第八章完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主要是在前述几章分析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趋势,立足于“解决当前问题、建立长效机制”,提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构想以及完善相关财政政策的总体思路、政策选择和保障措施。研究过程中,笔者充分学习借鉴了前人的大量成果,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叁个方面的创新努力,以丰富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的思想宝库：一是从选题上进一步丰富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的范围；二是从内容上进一步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叁农”问题的思想主张,并从资源配置角度对财政政策如何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发挥职能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叁是从学术观点上提出了要加快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城乡一体化发展理论、城乡一体化发展要走“注重科学规划、集约利用空间、坚持发展农业、教育文化先行、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式”发展道路、充分发挥市场和民间组织的力量等思想观点。鉴于学术水平有限,资料收集的有限性,笔者感到本研究尽管力图在学术创新上有所建树,但是仍感到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在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理论方面还有较大研究空间；二是在如何运用财政政策促进社会道德体系建设、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支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社会建设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高博[2]201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农业是基础性产业,关系着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和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输出、加工基地,近年来其财政用于“叁农”的资金支出总量逐年增加,支出范围愈加广泛,涵盖了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农村教育、农业科研与推广、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医疗保障和农村文化等多重领域。尽管如此,自治区在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农政策制度方面仍然存在着支农政策指向不明确、相对规模较小、投入力度不大、管理不严、分配不合理并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管等问题。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幅趋缓,财政支农规模增长压力凸显,如何发挥财政的引导、撬动、乘数作用需要深入研究。本课题分别以财政支农最优规模理论为基础采用巴罗的A·K模型评价了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的规模,以福利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评价了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的结构,以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为基础采用案例分析法评价了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的方式,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我国财政支农结构调整较大。现阶段国家财政支农重点转向对生产者的补贴支持,其投入量约占财政支农总投入的90%,另外约有10%的资金投入到一般服务支持中。在生产者的补贴支持中,有79.3%的资金用于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在一般服务支持中,约有36.7%的资金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28.5%的资金用于农业科技体系建设。同农业发达国家的对比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农结构趋同于世界财政支农结构的变化规律。目前我国财政支农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投入。其中,地方财政投入占投入总规模的96%以上,而中央财政投入则不足4%。通过与全国财政支农的对比分析后笔者发现,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规模的增速显着低于全国整体水平,导致了财政支农规模缺口的进一步扩大；从资金投入方向划分的财政支农结构来看,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的主要支出领域为农业注、林业和水利,2013年,这叁个领域的投入资金占比达到78.97%,高于国家总体水平3.2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全区财政支农除水利和农村综合改革方面的支出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以外,其余领域的投入占比基本稳定。(2)现阶段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绝对规模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相对规模基本稳定在12%。根据巴罗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投入是推动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表现为农业资本存量(即某一时点下在生产中的资本资产的数量)每增加1%,农业增加值提高0.2627%；财政支农规模每增加1%,农业增加值提高0.3855%。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增长,农业劳动力数量对拉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明显。当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规模占当期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8.55%时,财政支农规模达到最佳。但是现阶段全区财政支农规模均未达到最优,且财政支农的实际投入与最优规模的缺口逐年增加,财政支农规模不足。(3)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各支持领域的支出规模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是增长速度却波动较大,尚未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按照支出功能匪类,当前自治区财政支农的主要支出领域为补贴类资金、治理类资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以及行政事业费的支出。鉴于农业政策目标多元化特征,本文从微观的农牧户角度和宏观的农村牧区社会角度选取可量化的福利指标,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农村牧区社会总福利指数,并将其作为衡量自治区财政支农结构的指标,通过灰色关联理论分析了财政支农结构对该福利指数的影响关联序,结果显示,自治区财政支农结构对总福利影响顺序为：补贴补助类资金>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类资金>大江大河治理及环境保护类资金>农业科研推广培训类资金>生产性基础设施类资金>农业产业化、经营类资金>行政事业费类资金,这就意味着现行的财政支农投资结构与其对总福利指数的关联序之间存在着错位现象,需要以此为依据对财政支农结构进行优化调整。(4)按照支农支出比重的大小,财政支农方式可以分为全部支出和部分支出。目前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支出的主要方式是以项目补贴的模式下拨的全部支出或无偿支出形式,这类资金约占财政支农总规模的85%,该投放形式是公益类或准公益类项目的有效供给形式,但若用于竞争类项目,则会引起资金使用效率的损失。现阶段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财政直接或无偿支出方式居多,间接或有偿方式应用范围有限；二是财政支农方式缺乏层次；叁是财政支出方式僵化,缺乏动态调整。根据财政支出方式选择理论,政府对农村纯公共产品的供给应采取全部支出的方式；对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应采取“政府+市场”的支出方式。农村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根据其外部性效益大小确定财政支出的比重,通常情况下,外部效益越广泛,财政需要支出的比重越大,反之则越小。通过合理的财政支出方式和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可以实现较好的政策效果,依托市场的财政支农支出方式是大势所趋。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课题提出了优化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的政策建议：第一,通过财政支农法律体系的建设进一步明确规定财政支农规模的刚性增长,逐步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通过涉农资金的整合、打捆、集中下拨,弥补财政资金分散引发的投入规模不足的问题。第二,财政支农的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补贴补助类资金需要整体增加,局部调整；大江大河治理类资金、农业科研推广培训类资金、非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要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投入比重；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类投入则需要稳定投入比重,引导社会资本的投入；行政事业费类投入需要精简行政机构,降低投入比重。第叁,在选择财政支农的具体方式之前,需要根据各地区农业主体功能确定区域财政支农方向和重点。进一步明确“叁农”项目的公共产品属性,对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项目继续采取无偿全部或大部分支出的方式,对竞争性项目的供给需创新财政支出方式,凸显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的投入。第四,在对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的规模、结构、投入方式优化的同时,自治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还需要完善农村牧区金融体系结构、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拓展财政支农的支持范围。
彭丹丹[3]2009年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例如近几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人均GDP已突破2000美元、财政收入高达5.13万亿,这些都说明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较之以前更加的平稳,但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管是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消费差距、储蓄差距、公共品供给差距、就业差距,还是从城乡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补贴及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差距都是十分突出的。因此,本文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出发,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国际发展的经验,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中国是典型的经济发展中国家,其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不仅有其历史原因,而且也存在着制度上的因素。近代中国殖民地工业和封建小农经济构成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历史性根源：代表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虽已衰败但在广大农村地区仍占主体；而先进生产方式的工业则由外国资本、民族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构成且分布在几个大城市,从而形成二元经济结构的开端。建国初期,受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虽然使得工业产值比重迅速提高,但是以牺牲农业为前提,从而使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更加突出。这一历史和体制上的原因,使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目前表现以下特征：(1)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增大：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7倍,到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3.33。(2)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扩大：从1978—2007年,城镇消费水平与农村消费水平的比从2.90增长3.60。(3)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明显：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和城镇社会保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特别是城镇社会保障有严格的身份限定和准入制度,且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维持是以牺牲农业人口的保障权益为代价的,结果就出现了城乡之间福利保障收益差距的逐渐扩大。(4)义务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城乡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也有显着的差距。这一城乡二元济结构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进步。财政作为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纵观世界各国历史经验表明财政政策在城乡二元经济的形成-发展-遏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着重从财政的角度来分析影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财政政策机制,通过实证数据来剖析我国财政政策对提高农民收入进而促进城乡二元经济转换的效果,分析存在的问题,从而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结合当前的财政体制我们发现,在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转变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1)财政对农业投入比例低下、投入结构不合理。国家财政对农村、农业、农民投入比例过低,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的发展,导致农副产品供给波动,农业发展进程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扩大。同时,财政对农业科技叁费投入不足和增速的过慢,在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利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2)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县乡财政的财权和事权不协调。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重新界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和事权的范围,但落实不到位、财权和事权转移的现象仍存在。一方面,县乡的财力通过各种形式层层上划：一是通过税收,如增值税消费税上缴增长比例大于税收返还县乡的增长比例；二是中央财政控制着能够带来更多财政收入的税种,并将税种的开征权、减免权上收。另一方面,上级在集中财力的同时,事权却在下移,县乡财政承担着大量公共品供给的责任,如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这种财权事权的严重不对称,造成县级政府财政困难,然后又强加于农民分摊,使得农民负担加重。(3)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有效供给匮乏。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投入的总量不足,且投入的结构不合理;农业基建投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资金浪费和低效并存。(4)城乡保障政策不协调以及教育体制不合理等。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农村保障覆盖率低且管理体制不健全。要想使我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得到改善和消除,我们必须将短期、量化、政策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从统筹的思路出发,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并提出新的财政政策：(1)加大对农业投入力度,调整支农的结构。财政应该承担起农业道路、通讯设施的建设管理,水电、农产品市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承担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与推广,教育文化体系的构建,为农业的稳步发展提供财力保障。同时,调整对农业支出的结构,增加财政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具体包括：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大江大河治理、科研投入、气象服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业科技推广等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农民素质的提高。(2)深化分税制改革,合理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首先,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明确区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其次,健全地方税体系,扩大地方对地方税收的立法权和执法权。最后,建立地方公债制度。(3)促进农业基础建设支出,改善农业科技的现状。提高财政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水平,调整资金使用方向和重点,优化政府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农业基建投资的职责范围,加快农业投资立法、克服政府投入的随意性。(4)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构建包括养老保险、社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叁道社会保障线,让农民也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和医有所济。(5)切实加强财政对农业教育的投入,废除城乡教育双轨制。在大幅度增加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废除城乡教育双轨制,确立城乡公平的公共教育体系和机制；完善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管理体制,提高财政预算约束力度。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时期。目前,我国已有完善的理论基础和相对成熟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构建和谐统一的社会提供了条件
吴晔[4]2014年在《促进中国城镇化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目前,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城镇化已经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大量的农村迁移人口为了实现“幸福梦”而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中国城镇化的大力推进不仅悄然地改变着城镇的生态系统、结构风貌、空间布局和生活环境等,而且更是潜移默化地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价值观念等产生质的蜕变。城镇化是当今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的重大命题和重要发展任务,而新型城镇化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城镇化进程中经济模式的转变促使着中国财经界对财政系统认识的不断深化。新型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逐步地从包蕴体制内政府收支和以税收为代表的财政收入机制,到体制内外政府收支并举,不断地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不断地使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变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力量共同推进。中国的财税体制促进城镇化进程事实上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那就是由“非公共性”的财税格局不断地向“公共性”的财税体制机制的靠拢和改革。城镇化发展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和取得显赫成就的同时,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新问题与挑战,诸如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支出结构不合理、税收政策扭曲、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当然也存在户籍和土地等制度供给的缺乏、城镇人居环境的欠佳、城镇化后的多元文化交流障碍与冲突等。城镇化中出现的这一系列棘手问题可以利用政治、经济及市场的手段或工具来解决,其中,财政政策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推动力量。从财政的角度研究城镇化问题,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城镇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等方面,而本文在中国城镇化发展和财税体制的现实背景下,以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运用数理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等技术进行定量分析,以此实现在研究方法上的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效应,有助于缓解城镇化中出现的问题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并提出了促进城镇化进程长效机制的财政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导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就论文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界定,同时简要概括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框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在中国城镇化及其相关的财政理论基础理论部分,介绍了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情况：发展阶段、简要特点、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同时,提出了基本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公共服务理论、福利经济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就业公共服务理论等,并提出了促进城镇化的中国财政理论及其展望。第叁,论证了财政政策对城镇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情况,简要介绍了现行财税制度下的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情况,发现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教科文卫“软性”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出现很多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的问题,运用系统广义矩的计量经济方法实证分析了财政政策(主要是财政分权方面)对“硬性”公共服务支出和“软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程度。第四,探究财政支出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尝试了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城镇化经济增长模型,利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财政支出中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对城镇化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生产性公共支出比例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但是不利于农村人口流入城镇,提高服务型公共支出能有效地促进城镇化进程,但是会抑制城镇化中的个人资本积累。第五,从两个方面来探究税收政策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方面,首先,利用矩估计工具变量方法构建一个计量回归模型,以此来验证主要的税收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均增值税和人均企业所得税等有抑制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作用,而人均土地增值税和人均城镇建设维护税等有利于城镇化的向前发展；其次,选择人口迁移这个变量来间接反映城镇化发展程度,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中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验证主要税收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通过分析和前面分析的结果大体上一致。第六,本文中有关转移支付政策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主要是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分析,利用系统广义矩的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对于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在实证上并不确定,具体的作用方向取决于相关参数的取值状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支出的城镇化倾向程度却对城镇化水平存在着负相关。
李秋菊[5]2007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县乡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公共财政是实现农业、农村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体制保障,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政策工具和管理手段,在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支持新农村建设是公共财政职责的所在。县乡财政最贴近农村,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责任。县乡财政不仅要履行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乡村建设规划、引导农民改变生活条件、培养提高农民素质等具体职责,而且肩负着为农民提供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等重要职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新农村建设的困难很多,其中县乡财政困难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尤为突出。严重的县乡财政困难导致“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均难以落到实处。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县乡财政政策,将极具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阐述了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分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及其具体要求。其后对公共财政、县乡财政的基本理论及县乡政府的职能定位与财政支出责任进行了阐述,由此得出本文研究县乡财政政策的新背景及基础。然后,重点对县乡财政的运行状况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县乡财政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说明县乡财政困难导致了新农村建设中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最后,结合前面的分析,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系统地提出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县乡财政政策建议。
邾立涛[6]2014年在《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提出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的实践问题。从世界发展历程来看,经济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推动力。历史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经济结构变迁。这种成功的经济结构变迁正是发达国家持续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而不少国家未能及时克服诸多结构性矛盾,导致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mid-income trap)。从全球经济发展态势来看,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和广大公众关注的焦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世界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问题已经成为各国政策主旋律。就我国而言,从中长期视野来看已告别长期高增长时代,正处于发展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矛盾更加突出。从近中期来看,我国既处于经济增速转换阶段,又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阵痛,还需要逐步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后遗症,宏观政策存在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两难”局面。但是,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无法回避,必须进一步实质性地推动。理论与现实映照,正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以财政政策为主线,围绕经济结构如何调整、财政政策如何合理发挥作用等重大命题,进行了研究阐述。本文的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第1章,导言。本章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义；针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公共品、财政政策以及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结构以及可能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文献综述。首先,本章总结了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研究,简要回顾了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理论观点,重点剖析了现代增长理论的各个主要代表性理论。其次,本章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加以总结,剖析了发展经济学理论各学派观点,指出经济结构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再次,本章还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相关研究加以简要归纳总结。第四,本章系统地总结了关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相关财政支持政策问题的代表性研究。第3章,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关理论问题。首先,本章分析了市场和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各自作用,指出各国政策实践证明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结合市场和政府作用。其次,本章梳理总结了西方财政政策思想、财政政策基础要素,并特别针对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进行财政政策视角阐述,尝试奠定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最后,本章详细分析了相关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含财政体制政策、预算政策、税收政策、公共融资政策、公债政策、财政支出政策、资产折旧政策等方面。第4章,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本章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突出表现为叁大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和区域结构)的不合理、不协调。其中,需求结构不合理突出体现为投资与消费需求失衡,外部需求稳定性弱、水平不高;产业结构不平衡突出体现为叁次产业发展不均衡,创新能力弱,环境资源压力大；另外,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本章还指出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处于加快调整进程之中；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转换期,挑战与机遇并存,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新形势。第5章,我国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缺陷与不足。本章阐述了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财政政策缺陷,首先,整体战略规划安排不足；其次,在财政体制上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再次,在税收制度上,税收结构不够完善,税收功能发挥不够充分或者存在错位问题；第四,公共融资体制不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累积。第6章,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经验与启示。本章从战略规划、政策工具运用和微观企业支持等多个层面对相应国际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包括：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实践,以及部分新兴经济体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实践。第7章,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框架。本章阐述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以及相应财政政策目标、原则、着力点,并详细分析了主要财政政策工具运用和制度政策完善思路。第8章,促进需求结构改善的财政政策思路。本章提出相关政策导向为有效扩大消费需求,优化投资需求,稳定和改善外部需求；阐述分析了财政政策在消费方面要提高能力与消除障碍相结合,在投资方面要正面激励与负面制约相结合,在外需方面要致力于稳定传统优势、塑造新优势。第9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财政政策思路。本章提出相关政策导向为优化布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时搞活微观企业层面,提高企业效益；阐述了财政政策要紧密结合产业、投资、金融等政策,区别对待,统筹推进,精准施策。第10章,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思路。本章提出政策导向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打造区域经济带,加快发展海洋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提高农村发展水平；阐述了财政政策要整体发力,加大支持力度,改革支持方式,提高支持效果。总体来看,本文在研究中具有以下创新之处：首先,研究思路创新。经济结构调整的要义在于提高增长效率。目前国内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配置效率研究。本文一方面侧重宏观层面的配置效率研究,同时兼顾微观层面的技术效率分析,努力形成涵盖整体国民经济、产业行业、区域以及企业、劳动者等多层次的分析范围。其次,研究观点创新。本文“跳出财政看财政”,一方面结合财政工具特性,针对改善需求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全面阐述了财政政策框架;同时,将财政政策与国有资本运营、混合所有制、政策性金融等领域有机融合,提出了一系列较富创新性的政策建议,例如经济结构调整中实施部分国有资本变现,PPP模式结合混合所有制推进,发行经济结构调整国债或金融债券,依托特定金融机构专业运作,设置国家级和省级专门股权投资基金等。并且,本文还专门分析了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搭配运用问题,在一些领域探索提出创新建议。
胡斌[7]2015年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多种问题,诸如经济结构不够科学、内生动力体系不够健全、收入分配机制不够合理等,其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然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关键障碍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叁农"领域的发展相对较慢,而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相比较,在促进"叁农"发展中作用又显得更为欠缺。由此,有针对性地建立起与"叁农"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政策体系,充分发挥金融政策的引领带动作用,创新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选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政策研究"为题,试图以理清金融政策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机理为主要脉络,横向总结国外相关经验得失,纵向吸取中华叁千年治国理政思想、金融发展精要,努力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民情,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提出"以金融政策推动、以财政资金引导",构建倾斜"叁农"的普惠金融体系,以此解决城乡二元经济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第一章主要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及文献进行综合论述,重点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政策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情况进行了归纳。第二章重点介绍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状况与金融政策相关概念,将支撑本文研究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排斥理论、普惠金融理论进行了扼要概述。第叁章对形成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论述了二元经济结构下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所具有的关联性及相互作用。分别从储蓄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信贷约束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金融危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农村金融市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初步分析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第四章重点对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互作用的运行机理进行分析和论证,通过研究居民高储蓄、资本市场改革、投资结构优化、财税体制改革四方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关系及作用,最终得出金融政策对城乡收入产生影响的运行机理。第五章结合国内外金融体系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了主要以OECD国家为例的成功经验,列举了以拉美国家为例的失败教训,分析了国内已有金融政策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的得与失,以此为基础对我国运用金融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第六章是针对上述论断提出治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政策建议,分别从中央层面、地方层面和金融机构层面的政策制定以及优化外部政策环境等方面探讨未来政策的构建方向。最后,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得出主要结论。本文是关于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内在联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金融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效率、差距和公平的权衡决定了金融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程度。基于理论研究与对相关学术成果的借鉴,构建了金融政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互关系的理论框架;运用历史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实证了金融政策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现实表现;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掲示了金融政策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设计了金融政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模式。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的城乡协调发展是实观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但在现实条件与当前发展阶段下,城乡发展差距表现出多阶段动态依存与多样性动态适应过程,当前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是一种常态。而这种非均衡性恰恰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最终目标的动态最优路径。第二,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将遵循基于动态效率和跨期公平的规律,大体服从于两阶段模型,也即第一阶段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第二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其路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于发展中的大国,不能从当期、静止的角度来理解公平,要从动态最优化的跨期视角来看,追求公平的即时性可能反而导致城市与农村陷入发展困境,使城市与农村都得不到发展,这将是最大的不公平。动态最优路径上的公平是一种跨期公平,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第叁,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走过的是城乡协调发展两阶段模型的第一阶段,即主要由农村支持城市,从而形成了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状态。正是这种"二元"结构才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然而当前中国已经历史性地迈入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第二阶段,其阶段目标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第四,当前应当坚持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金融政策取向,而这些金融政策的实施虽总体上应基于市场机制为主、行政方式为辅的原则,但先期应强化行政引导的作用,逐步构建起市场机制正向作用于缓解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渠道和方法。第五,金融政策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制度抑制与城市化倾向。第六,各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实践以及本文的实证分析均表明,以财政资金引导构建倾斜农村的普惠金融体系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金融政策会通过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城乡人口流动以及引导居民储蓄与投资行为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由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农村金融资源外流使得农户资产增值的投资渠道匮乏,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非常显着且短期内影响力巨大。因此,要打破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反馈效应,需要以金融政策创新为基础、以财政支农资金金融化运作为手段,利用新一轮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契机,通过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将金融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最大化,则须建立健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协调运行机制,构建基于市场机制和行政调控有机结合的金融政策实施平台。为此,我们需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金融政策实施模式,即高效的政府管理模式、有效的市场运行模式、有机的产业配合模式和可持续的企业发展模式,且这一模式应以有效的市场机制、一体化市场结构和开放的市场体系为基础;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工业反哺农业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综合配套机制及运作体系;需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推进城市带动农村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综合配套机制及运行体制。通过研究金融政策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理,从而制定有利于改善城乡二元收入分配的金融政策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金融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及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本文研究之初即着眼于理论研究的开拓性和成果应用的可能性,根据金融政策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收入分配调节的运行机理分析,推导出两者间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对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丰富与创新,为今后金融改革和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政策建议。
苑梅[8]2011年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城市化过程中,少子老龄化、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城市迁居趋势和家庭结构核心化①等因素导致农村老年人口的生存风险正日益凸显,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等使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大大提高,因此,重视并全面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已成为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此背景下,我国于2009年9月出台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简称“新农保”全国试点②),“新农保”在惠农上倾向于更多的农民,因为从经济来源角度衡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国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筹资方面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法。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历史研究文献、界定和概述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在借鉴典型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总结各典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中的问题与经验基础上,分析我国“老农保”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原因,同时分析“新农保”制度的优点、缺陷及原因,指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原则、实现步骤及各步骤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政府财政支持是建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实选择。通过本文研究,从理论意义来看,可以拾遗补缺,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理论参考。从实用价值来看,农村养老保险依托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财富积累,通过国家财政的收入再分配手段可以基本保障农民的老年基本生活甚至是较高水平的生活,促进现代农业经济效益的稳定提高和增长,这种良性的社会收入再分配方式可以给农民带来希望和感动。总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为确保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推动农村减贫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维护农村基本稳定、消除农村贫困,尤其是消除农村老年贫困现象、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一定的基本生活保障等带来较大好处。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经济学、管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统计学等诸多学科知识,通过采用实证、规范、比较、精算分析等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论证政府财政支持是建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实选择,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界定我国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财政责任,提出试图从财政补贴、转移支付、财政管理、财政预算、财政监督等多角度建立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本文共分7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同时,对传统农村家庭养老、农村社会养老、“老农保”与“新农保”、农村人口以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性质进行了简要的说明。第2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关的理论基础及政府责任与财政行为。本章首先从理论基础角度,诸如福利经济学派关于养老保险的理论、收入再分配理论、政府父爱主义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财政理论、贝弗里奇计划等论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依据。其次,从应用研究角度,阐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与财政行为,为理解和构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可靠的借鉴。第3章,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实分析。本章首先介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沿革,其次对我国“老农保”和“新农保”实施效果进行比对,指出“老农保”的不足和“新农保”的缺陷,最后讨论“新农保”制度实施存在缺陷的原因。第4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国际经验及借鉴。本章首先从建立背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养老保险替代率和水平、有法可依的政策环境和财政支持等方面分析了部分典型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得出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共同特征即政府财政支持、构建过程的渐进性、完善的立法保障、财政监督等重要启示。第5章,建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总体设计。这一章首先介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总体框架的设计原则；其次介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模式选择；再次介绍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实现步骤与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最后得出政府财政支持是建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实选择的结论。第6章,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需求和供给主体分析。这一章主要介绍需求主体和供给主体的成本意愿和经济能力。首先从养老保险的资金筹集模式即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的精算模型角度,在确定养老金给付和确定缴费率下分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主体和供给主体的成本意愿和经济可行性,重点对财政补贴的成本意愿和经济能力进行分析,最后明确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支持可行性。第7章,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这一章提出解决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问题的关键方法。首先分析养老保险负担系数、稳妥清偿历史债务等,指出养老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其次,从构建合理的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构建财政补贴机制、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建立财政备付金、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金筹集的政府财政引导机制、编制社会保障预算,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树立社会保障财政危机战略管理理念、完善社会保障资金财政监督等方面提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政策建议。最后探讨构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其他配套措施。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是：全文以政府责任和财政职能为主线,从公共产品视角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分析了个人、集体和国家叁者的支付意愿和经济能力,强调政府财力具备可行性条件下,各级政府的主导责任和政府财政的“最后承担者”作用,通过制度安排和财政支持才能最终实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进行大规模社会调研,对构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认识尚不透彻,需要以后作更深一步研究。
彭青秀[9]2015年在《促进低碳农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提出低碳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财政支持,财政政策可以对低碳农业发展起到补偿、导向和调控作用。目前,我国财政政策在促进低碳农业发展方面存在农业环保投资明显不足、低碳农业支出缺位、农业补贴存在缺陷和低碳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不足等问题。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现实,我国应明确"保安全,促低碳"财政政策目标,确定财政政策重点,优化财政政策工具,既要从增大农业补贴规模、完善财政补贴结构和提高财政补贴效率等方面完善财政补贴,还要进一步加大农村环保投资力度,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以促进低碳农业的发展。
戴鹏[10]2012年在《我国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主要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国内外市场需求急剧萎缩,生产持续下降,行业经济效益下滑,国民经济陷入多年未见的困境,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成为制约经济长期发展的瓶颈,亟需进行产业调整。金融危机在给我国产业发展带来困难的同时,也加快了世界产业格局的调整,世界主要产业加快向我国转移,为我国参与产业再分工创造了历史机遇。当前,我国必须加速产业调整和发展,扩大国内外市场,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优化产业布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巩固和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进增长方式转变,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并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构建和完善产业调整和发展政策体系具有迫切性,而鉴于财税政策对产业调整和发展的深远影响,构建和完善推进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财税政策无疑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分配无所不包,既有缺位分配,又有越位分配,高度集中统一,居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导地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核心；财政政策对产业的影响、制约和支持包含在财政与经济关系的一般分析之中,至多在财政收入来源的国民经济部门构成和财政分配与国民经济结构的分析中显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各自活动的领域和范围,财政活动介入生产领域的实现形式相应也有所变化。目前,财政已经从计划经济运作的核心转型为现代社会建设的核心,需要依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配置理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地对产业的存量进行有效的转换与调整,对产业的增量进行有效的规划与发展,即推动产业调整和发展。本文以财税政策为主线,从产业的视角对产业调整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包括产业结构理论、自主创新理论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做了文献综述；从财政的视角概括了产业调整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包括经济再生产理论、政府功能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等。在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十大振兴产业和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涉产品、服务和技术的基础性、公共性和全局性特征。本文检视了我国现有产业调整和发展财税政策的不足,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我国产业调整和发展的相关财税政策建议。全文由八章组成,约10万字,基本按照理论分析——经验分析——对策建议的路径展开,重点放在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财税政策构建上。第一章,导言。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论文的创新及不足。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本文从产业的视角产业调整和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综述,其重点是对产业结构理论、产业自主创新理论、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其次,本文从财政的视角对产业调整和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述评,主要是对经济再生产理论、政府功能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在产业调整和发展方面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提炼。第叁,本文从财税政策的角度对产业调整和发展的政策基础进行了综述,分别阐释了财税政策在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相关文献。最后,对上述文献综述做了一个简要的小结。第叁章,产业调整和发展的概念界定、财政机理与效应。首先,本文尝试性的界定了产业调整和发展的概念和内涵,提出了产业调整和发展政策的目标体系和主要任务；其次,本文分析了财税政策促进产业调整和发展的机理；最后,本文分析了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财政效应,即对财政收支规模和结构等方面的影响。第四章,中国产业调整和发展的环境分析。首先,本文分析了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指出我国的叁次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及区域间产业分工不合理；其次,本文分析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现状,指出我国技术创新投入不足,产业技术水平落后,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第叁,本文分析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环境,探讨了资源和环境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最后,本文分析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认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不足,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欠佳。第五章,财政政策变迁与产业调整和发展。本文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政策变迁分为四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改革开放中期(1992-2003),科学发展新时期(2004-2008)、国际金融危机以来(2008-),并就各阶段财政政策对产业调整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六章,中国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财税政策障碍。首先,本文分析了我国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财税调控机制障碍；其次,本文分别分析了我国现有财税政策对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障碍性因素。第七章,产业调整和发展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启示。美国、日本、韩国叁个国家依据经济发展历史背景和国情,分别制定了富有成效的产业调整和发展政策。其中,美国“锈带复兴”成为老工业基地产业调整和发展的示范；日本制定了系统的产业调整和发展政策,决策和实施机制科学合理；韩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扶持战略性产业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等方面的成效显着。美日韩在产业调整和发展方面的相关举措,为中国完善财税政策促进产业调整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第八章,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首先,本文从完善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财税调控机制角度提出相关建议,防止产业调整和发展政策的失效；其次,本文提出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财税政策建议,主张不仅要促进叁次产业的协调发展,而且要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工布局；第叁,本文提出了促进产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建议,主张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拓展政府采购政策的扶持功能；第四,本文提出了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主张构建可持续发展导向的财政政策体系和税收政策体系；第五,本文提出了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主张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税收激励政策。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创新点：一是通过对国内产业调整和发展规划、国家相关政策性文件和相关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科学界定了产业调整和发展的概念,系统阐述了产业调整和发展的目标体系和主要任务等内容。其中,将产业调整和发展的概念界定如下：为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通过实施一定政策扶持措施,以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及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国家经济活动。二是根据经济再生产理论、政府功能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完善了公共财政介入产业调整和发展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财政与产业发展的一般关系出发,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功能理论,探究了我国产业调整和发展所涉及的产品、服务和技术对于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公共性和全局性特征。揭示了财税政策促进产业调整和发展的内在机理,探讨了产业调整和发展对于财政收支规模和结构的影响,以及产业发展各阶段的财政效应。叁是系统的梳理了制约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财税政策障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促进我国产业调整和发展的相关财税政策建议。特别是,主张不仅要促进叁次产业的协调发展,而且要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工布局,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主张完善财税政策体系,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发展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当然,由于本文可供借鉴的理论研究成果十分有限,且本人理论研究水平尚有较大程度的不足,导致本文尚存在不少局限。一是本文对财政介入产业调整和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但囿于现有文献相对较少,阐述尚不够深入,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是本文着力于分析和构建财政政策框架体系,偏重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相对不足。叁是本文分别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产业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能力及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但相关政策尚有待实践的检验,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尚难以断定。
参考文献：
[1].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D]. 刘志刚.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
[2].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支农优化研究[D]. 高博.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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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县乡财政政策研究[D]. 李秋菊. 湖南大学. 2007
[6]. 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研究[D]. 邾立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4
[7].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政策研究[D]. 胡斌. 江西财经大学. 2015
[8].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D]. 苑梅.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9]. 促进低碳农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J]. 彭青秀. 财政研究. 2015
[10]. 我国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D]. 戴鹏.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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