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1]2004年在《住宅价格的形成机理与自膨胀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居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衣食住行是居民的基本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居民对住宅的需求越来越高。在政府政策的指引下，我国房地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逐渐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二十年来，我国的住宅供给体系也进行了多次的改革，由计划供给方式逐渐走向市场供给方式。随着法律法规的完善，市场制度的确立，我国房地产市场体系不断的得到完善。但显然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比如住宅价格的快速上涨，特别是区域市场的房地产过热，都给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价格。但作为住宅这一特殊的商品来讲，其价格受多重因素的影响。除去受人口、收入特别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等基本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国家政策、银行利率、贷款甚至股市的影响。在特定的市场，历史的因素、市场结构体系、产权结构及其出让方式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本文在文献研究及中国特有的房地产市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找出我国房地产市场住宅价格的形成机理。在房地产叁级市场体系中，通过对我国土地出让市场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的博弈分析，分析得出土地价格的隐性自膨胀机制。同时，通过土地出让市场、房地产增量市场、房地产存量市场之间一些数量关系的分析，构建了房地产增量市场与房地产存量市场、土地出让市场与房地产增量市场的四象限模型。利用四象限模型，在对房地产存量市场、房地产增量市场与土地市场传导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市场传导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对住宅价格上涨的助推作用。得出我国房地产市场住宅价格的自膨胀机制。最后，利用区域性市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数据，进行数量上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进而通过在一些市场参数改变的前提下的分析，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程洪岩[2]2011年在《基于商业银行项目评估角度的房地产价格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的资产价格泡沫正在不断形成,房地产价格高企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由于以住宅为主的房地产市场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仍不是很长,房地产项目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经验决策的层次上,尤其是对房地产项目的价格评估,缺乏基于实践的专业化深度,缺少对市场变化的追踪与科学的决策机制。以此,通过分析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开发项目价格分析框架及评估模型,既有利于房地产企业准确地对房地产项目进行定位,又有利于商业银行项目评估及信贷决策。本文分析了房地产项目的价格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在重点分析房地产价格的实质及基本构成,土地供给、住房信贷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的系统分析,研究了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并从宏观因素、区域环境及项目特征叁个维度,进一步细化房地产项目价格影响因素及其层次划分,建立了叁维四层次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并具体分析了各层次包含的影响因素。本文对比分析了各种房地产价格分析理论模型,详细阐述了商业银行贷款项目评估基本方法及其价格分析体系,并借鉴各种理论分析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项目评估价格分析框架及改进路径,建立了包括成本定价法、基于贴近度的模糊数学方法以及层次分析法与模糊数学方法相结合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的商业银行房地产项目评估价格分析模型。本文全面分析了御景花园项目的基本情况,投资人及参与人情况,规划、环保、水文地质等外部条件,并从国家宏观经济和政策,当地产市场形势,区域市场供给与需求,项目的区位板块、市场及客户定位、项目优势与劣势等方面分析了该项目的价格影响因素,利用价格分析综合模型从项目成本分析着手,测算了成本定价法下的项目价格,分析了基于贴近度的模糊数学方法的项目的市场法定价,按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价格分析并按照本文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与测算,进一步评估了本文综合分析模型的可信度与应用性。
安勇[3]2017年在《财政分权对我国城市住宅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房价问题已经成为当下重大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作为家庭重要的资产配置方式,房价波动会显着影响居民消费或投资的方向。同时,房价波动还会影响到居民财富总量在不同群体中的转移,从而可能会拉大贫富差距以及引发社会分配不公。在房价波动日趋复杂化以及房价分化特征日趋加剧的现实背景下,迫切需要我们对城市房价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透析。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手段,财政管理体制及其变革必然会对我国住宅价格的运行机制产生显着影响。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尚缺乏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实践为背景,沿着理论探究—实证检验—政策设计的研究模式,尝试探索财政分权对城市住宅价格及其波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在理论分析中,结合财政分权、土地财政、公共品供给以及住宅价格形成机理等相关理论,提出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住宅价格的分析框架,进而从理论层面探索了财政分权对住宅价格的作用机理,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说;通过引入财政分权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等外生冲击,构建了住宅价格波动空间差异模型以及住宅价格投机泡沫测度模型。在实证分析中,以国家统计局重点监控的69个大中城市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模型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城市住宅价格及其波动产生的实际影响,并进而对所构建的理论框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最后,结合相关研究结论,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结合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实践,研究了财政分权对城市住宅价格影响的总效应。理论分析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冲击下,纵向与横向激励失衡迫使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发生了较大改变,进而通过多条路径对住宅价格产生了差异化影响。由此,财政分权对住宅价格影响的总效应取决于多种力量迭加的结果。基于FE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城市住宅价格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模型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同时,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城市住宅价格的影响具有空间分异性。具体而言,住宅价格越低的城市,财政分权对住宅价格的推动作用越大;并且,财政分权对不同区域住宅价格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别,东部区域的作用效果明显较大。2.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城市住宅价格的作用机制之一,即通过催生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进而对住宅价格产生影响。通过将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以及住宅价格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叁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发现在财政分权冲击下,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不平衡压力引发了其对土地财政的追逐,并最终影响到住宅价格。据此凝练出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住宅价格的传导逻辑模式。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法以及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土地财政具有正向影响,土地财政推高了城市住宅价格,且土地财政是联结财政分权与城市住宅价格的中介变量;当财政分权度跨越特定阈值时,土地财政对城市住宅价格的促进效应显着增强。这意味着土地财政推高住宅价格只是问题的表象,财政分权冲击才是引发此问题的内在动因。3.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城市住宅价格的作用机制之二,即通过引发地方政府对不同类型公共品供给的差异化偏好,进而对住宅价格产生影响。通过将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以及住宅价格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叁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发现在财政分权冲击下,横向竞争扭曲致使地方政府对公共品的供给产生错位,并最终影响到住宅价格。据此凝练出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住宅价格的传导逻辑模式。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法以及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疗卫生供给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公共教育供给具有负向影响,上述叁种公共品均对城市住宅价格具有正向影响,且公共品供给是联结财政分权与城市住宅价格的中介变量;当财政分权度跨越特定阈值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供给对城市住宅价格的促进效应显着增强,但却弱化了公共教育供给的作用效果。由此,财政分权冲击下公共品配置失衡也是促成城市住宅价格分化的重要因素。4.通过构建住宅价格波动空间差异模型以及泡沫测度模型,考察了财政分权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对城市住宅价格波动的影响,并进而探究了城市住宅价格泡沫的存在性及其程度。依据房价波动理论,通过引入财政分权、居民收入、利率等外生冲击,构建了房价波动空间差异模型。进一步地,通过对房价波动部分进行分解,从中剥离出投机泡沫成分,进而构建了房价投机泡沫测度模型。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69个大中城市住宅价格波动以及住宅价格泡沫的动态特征。结果表明,城市住宅价格波动具有路径依赖性以及均值回复特征;财政分权变动、利率变动分别对均值回复速度具有负向、正向影响,且居民收入变动对自相关性具有正向影响,住宅价格波动因而呈现出城市异质性特征;总体而言,动态参数落在了震荡收敛区域,表明城市住宅价格波动尚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中国不存在全局性的住宅价格泡沫,但局部性泡沫现象时有发生,且这种现象具有区域差异性。综上,财政分权是促成城市住宅价格上涨及其分化的重要体制性因素。因此,要实现房价调控的预期目标,除继续实施住房市场调控政策外,还必须有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与之配套,且改革的着力点应放在矫正财政激励扭曲、横向竞争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上。鉴于此,本文在对中央、区域、地方叁级联动管理体系进行探析基础上,提出了能促进住宅价格平稳运行的政策建议,如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及官员绩效考核机制、拓宽地方融资渠道等。
万勇[4]2005年在《论上海中心城旧住区更新的调谐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对当前旧住区更新现状的分析,对上海市中心城旧住区更新历史演进的回顾,和对国内外旧住区更新的教训和经验的汲取和借鉴,针对中心城旧住区更新这一城市规划实施的重要环节,详尽地阐述了旧住区更新与城市发展的互动机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内在机理、旧住区居民动迁的驱动机制、房屋拆迁当事人的博弈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中的几个重要关系,提出了构建中心城旧住区更新调谐机制的基本理念,并最终演译成为建立面向公众的旧住区更新项目社会评价机制、倡导以社区为载体的自组织旧住房改建模式、建立以土地储备和净地出让为主要特征的授权业主机制、完善旧住区更新拆迁补偿安置机制、建立旧住区更新与住房市场供应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之联动发展机制等五个基本构成部分。 论文分为七章,依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其中,第一章就研究的意义、核心概念、研究主线、创新点、研究基础和研究框架作了基本论述。第二章通过总结当前上海市旧住区更新的主要特点和现实困境,提出本论文需要重点解答的“题”。第叁章一方面通过对英国、美国、香港和北京、成都等地中心城旧住区更新的分析,试图理出一条旧住区更新机制发展的线索。另一方面,通过对上海市旧住区更新之历史演进开展系统地回顾,总结出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市旧住区更新发展演进的主要特点和基本脉络。第四章首先以上海市卢湾区为例,从旧住区更新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等叁个方面,详尽分析了上海市中心城旧住区更新与城市发展的互动机理。同时。对旧住区更新利益主体的互动机理进行了研究,着重分析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内在机理、旧住区居民动迁的驱动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屋拆迁当事人的博弈,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中的几个重要关系等等内容。第五章指出构建中心城旧住区更新调谐机制的基本理念、内涵和着力点,为解决问题寻找立论依据,寻找工作方法,寻找突破口。第六章提出建立面向公众的旧住区更新项目社会评价机制,以实现“无可指责”的旧住区更新,同时,为消弭社会冲突,降低社会不信任度,实现社会和谐,文章倡导以社区为载体的自组织旧住房改建模式:通过对“成都模式”的分析,提出了创新旧住区更新之土地利用运作机制的基本观点——授权业主制对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针对性,是社会正义的基本保证;文章提出了拆迁补偿安置的基本原则,逐项论述了完善旧住区更新拆迁补偿安置的基本思路,并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事前准备、事中监督和事后化解的“叁部曲”;最后,文章提出旧住区更新与住房市场供应体系、住房保障体系的联动发展机制。
谢四宝[5]2004年在《房地产金融风险的评价与控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房地产金融的发展，是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随着城市住宅制度与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以及房地产业的复苏和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我国正式加入WTO之后，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金融通与投资效益，将成为房地产经营与决策的核心问题。在房地产商品化、货币化的大趋势之下，研究房地产金融投资的风险及防范，对房地产金融在21世纪保持可持续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目前，房地产业、尤其是住房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房地产金融是支持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因素。加强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防范，不仅是房地产业和房地产金融业稳定和发展的要求，而且对整个金融业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至关重要。 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及信贷操作方式，使房地产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政策法律方面的风险难以通过有效的机制和适当的途径加以释放，使金融机构缺乏扩大发放住房贷款的制度激励。与此同时，政府又极力想通过扩大住房抵押贷款这种扩张性的金融政策来扩大国内住房需求以促进住宅产业的发展，这使房地产金融机构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因此，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分散、化解房地产金融风险，成为房地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金融界和房地产业内人士日益重视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防范，并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但也有些观点不够成熟、不够完善。本文将对几种有代表性的建议进行分析研究，旨在总结其优点，并结合自己的看法，提出新的理论和见解。 本文首先从阐述房地产金融的基本理论入手，全面探讨了房地产金融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了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根本来源和产生原因，并对几种主要的金融风险进行了重点的分析与评价；接着进一步利用现代“泡沫”经济理论分析了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形成和爆发过程；最后根据前面的基础性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索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措施，并系统地阐述了几种有效控制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对策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充分评价目前房地产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探讨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成因及防范方法，研究的关键问题是金融风险的类型及其如何量化，怎样运用相关方法减少风险，甚至消除某些风险，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构想和建议。
李浩[6]2012年在《资产价格、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反应》文中指出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着特征。金融体系和资产市场发展迅速,货币供给增长过快带来了充裕的流动性,与之相伴的是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给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文从探讨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入手,梳理文献、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研究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信贷投放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提出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不同演绎路径的理论解释,反思货币政策针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的传统认识,提出新的完善的中央银行应对资产价格的政策框架。理论研究认为,资产价格变动可以通过财富效应、流动性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资产价格上涨增加居民财富现值、改善居民流动性,使得居民增加消费需求；资产价格变动可以通过托宾q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和信心效应对企业投资产生影响,资产价格上涨使得企业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率上升、使得企业资产负债表改善、使得充当借贷抵押物的资产价值上升,刺激企业增加投资。随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重不断上升,不动产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证券、不动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重越来越高,资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理应越来越大。但是,根据对中国近年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短期内资产价格变动对全社会消费、投资没有显着影响,长期内资产价格与消费、投资也不存在均衡关系。意味着资产价格变动影响消费和投资的传导机制不明显,同时也意味着资产价格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不明显。通过实证分析又发现,资产价格的波动先行于通货膨胀变化,但这种相关性没有规律性,二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资产价格上涨与信贷扩张存在紧密联系,既有居民、企业和银行之间由于资产价格膨胀带来的信贷需求和供给的联动,又有在信息不对称、风险分担机制不合理的情形下,杠杆投资导致的资产价格与信贷扩张的互动。从居民角度看,资产价格上涨意味着居民财富增加,居民借贷的意愿更强；资产价格上涨通过抵押物效应,提高了居民的信贷可得性。从企业角度看,资产价格上涨意味着企业市场价值提高,借贷意愿增强；资产价格上涨也改善了企业资产负债表,提高了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从银行角度看,资产价格上涨时期,银行可以较容易地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提高资本充足率,提升风险承受能力和放贷能力；资产价格上涨使得银行对企业和自身的盈利预期更加看好,认为信贷风险更加可控,会增加信贷供给。传统渠道之外,还存在一条投资者通过提高杠杆比率、借贷投资、推动资产价格膨胀,进而获取投资收益的渠道。在这一渠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风险分担机制设计存在问题,资产价格上涨得越高越吸引投资者充分利用杠杆率,获得更多的借贷资金投入资产市场,推动资产价格膨胀,投资者获取的资本利得也就越高。将上述各种渠道中资产价格上涨带来信贷扩张、信贷扩张推动资产价格膨胀的机制综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两种机制交替作用构成了循环往复的信贷螺旋。资产价格上涨改善企业资产负债表,增强居民财富效应,企业与居民的信贷需求和可得性上升,银行由于资产价格上涨放贷意愿和能力提高。同时,投资者可以充分利用杠杆率,借贷投资于资产市场,在承担有限风险的情况下获取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好处,资产价格越上涨,杠杆率带来的收益越高,投资者越有借贷投资的动力,推动资产价格膨胀,循环往复的作用构成了信贷扩张的螺旋。如若信贷难以为继或资产价格下跌,反过来就演变成资产价格崩溃、信贷紧缩的螺旋,酿成危机。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北欧国家银行危机和美国次债危机之前,都有过这种信贷扩张与资产价格膨胀的典型特征。根据对近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存在着资产价格与信贷的互动。但是本文已经分析得出,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影响消费、投资的机制不明显,那么中国资产价格膨胀与信贷扩张就成为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的互动,主要成为投资者通过发挥杠杆率效应利用借贷资金投资资产市场的结果。由于金融体系发展滞后,金融抑制依然严重,金融资本投资实体经济渠道不畅,实体经济企业生存发展环境不理想,以及金融体系监管制度不健全,加剧了金融资本与资产价格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互动。经验检验发现,货币供给增加并没有马上反映在通货膨胀率上升上,货币供给增加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不如理论分析的那么稳定。这也启发我们将商品市场、资产市场统一纳入货币需求框架范畴内考虑。企业、金融部门、居民之间会通过储蓄、投资、利润、工资、消费构筑一个实体经济货币循环。货币循环之外,始终会有部分货币滞留在金融系统,为资产投资、交易服务,构成了金融窖藏的货币需求。正因为货币循环和金融窖藏的存在,货币供给增加不一定马上表现为通货膨胀,货币供给增加压力也不一定均衡地反映在各个市场。但是,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关联并未因此隔绝,现实的货币存量是货币循环和金融窖藏综合作用的均衡结果。在货币供给增加的情况下,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存在多种演绎路径的组合。往往由于一般物价水平存在粘性、资产价格对货币供给反应更灵敏、实际利率下降等原因,加剧了货币需求结构的非均衡性,金融窖藏货币需求超过实体经济货币循环,资产价格膨胀快于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外在表现就是通货膨胀低而稳定时期资产价格膨胀。等到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全面上涨,已是流动性十分“泛滥”的地步了。对于中国实证分析的结果是,资产价格是影响货币需求的重要变量之一,股票价格对货币需求的弹性超过了一般物价水平,说明货币供给增加、资产价格上涨的现象更容易出现。不少传统观点认为资产价格膨胀是经济过热的表现、资产价格是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资产价格波动会导致金融不稳定,这些成为货币政策应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的理由。传统观点提出了货币政策如何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的模型,如将资产价格像通货膨胀缺口一样纳入利率反应方程的政策规则。但是,根据本文的研究,资产价格影响总需求的传导机制不明显,资产价格稳定与通货膨胀稳定不存在必然联系,资产价格影响金融稳定有其特殊的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工具能成功平抑资产价格的一系列前提假设难以满足。因此,本文对经典理论提出了质疑。货币政策应对资产价格还存在种种困境和局限：小幅度提高利率难以抑制大幅度资产价格上涨、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不敏感、金融窖藏存在“缓冲”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的机制、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流入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力。由于时机难以把握、政策力度难以掌握、投机性金融交易影响了“经济的真实条件”等原因,货币政策应对资产价格甚至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效应。考虑到货币政策的不足,本文突破资产价格泡沫及其控制的问题本身来探索和完善新的中央银行应对资产价格的政策框架。针对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货币政策不应直接针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不必将资产价格纳入通货膨胀计量指标,应保持稳健的货币供应量增长规则,注重搜集和解读资产价格波动的相关信息,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前瞻性。同时注重金融稳定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强信贷监管,确保信贷流向实体经济,建立和完善逆周期资本缓冲、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动态调整制度,加强对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审慎监管。最后,对全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提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李悦享[7]2009年在《我国房地产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归根结底是由于房地产信贷扩张引发的房地产泡沫危机。在我国,银行信贷是房地产市场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房地产信贷市场的发展规模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本文针对我国房地产信贷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泡沫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采用2002-2007年相关数据,运用比较分析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重点验证房地产信贷扩张导致房地产泡沫爆发的关系理论。首先,对房地产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理论进行阐述,揭示银行信贷极度扩张将导致房地产泡沫产生。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房地产信贷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现状:房地产开发贷款总额持续增长,房地产信贷市场存在风险,房地产信贷政策变动与房地产市场发展有相关性等,为后文论证房地产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提供依据。其次,合成房地产泡沫测度系数,运用本文所选变量房地产信贷、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泡沫测度系数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较其它变量,房地产信贷与房地产泡沫仍存在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在引入其他变量情况下,银行信贷扩张依然是引发我国房地产泡沫的一个主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房地产信贷政策为调控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手段,政策的变化对房地产市场波动有相关性。最后依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从银行信贷政策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要进一步调整银行信贷结构、加强风险管理等对策,防范由房地产信贷扩张而产生的房地产泡沫。
高景鑫[8]2017年在《基于价值视角的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子及其作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住宅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我国住宅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住宅市场制度逐渐完善、市场机能作用凸显、住宅市场的自我调控能力不断增强。但是从近些年住宅的市场价格走势可以看出住宅市场的价格调控能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相关学者及有关部门也对住宅价格及其变化机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在住宅市场价格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对相关成果进行梳理整合发现,社会各界致力于从房价的构成中探讨调节房价的方法,但是对房价背后所体现的价值意义的研究还存在不足。除此之外,以往的研究对住宅价格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单一或部分影响因素上,较少全面、系统的探讨房价背后的价值构成,缺少系统的理论框架来剖析其中复杂的变量关系。因此论文尝试从住宅价值视角探讨住宅价格的影响因素,通过建立系统、科学的指标体系结合相关数据研究住宅价格变动机理。论文基于价值视角深入探讨了住宅价值的内涵及其构成,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住宅价值的构成主体入手梳理整合了住宅价值的影响维度以及影响因子。从住宅自身价值以及住宅所处城市的价值给予住宅价值的增加值两部分切入,通过文献梳理、问卷收集以及结合专家学者的意见,最终确定影响住宅价值的四个维度:城市现代价值、城市原始价值、住宅投资及其效用价值以及住宅的基本居住功能价值。在构建指标体系及验证评价方法上,选用了解释结构模型(ISM)及结构方程模型(SEM),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构建指标体系的层级结构,在此基础上建立住宅价格影响因子模型,得到了论文的路径图及方程式。最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应用Amos软件对住宅价格影响因子模型进行验证。验证结果表明模型具备可行性与合理性,验证了论文的基础假设。论文的研究方法及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住宅开发、购房者选择以及城市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
张振勇[9]2013年在《农村宅基地制度演化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现行宅基地制度是历史演变的产物，是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种无偿、均分、带有福利性质的宅基地使用制度为我国工业化发展、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宅基地潜在价值迅速上升，出现制度失衡，擅自将耕地、甚至基本农田转为宅基地兴建小产权房、度假村等行为大量发生，村庄整理出现被上楼情况，土地征收发生群体性上访等事件，而另一方面，由于宅基地制度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出现了宅基地“摊大饼”式的盲目无序向外扩展、大量“空心村”等农村土地资源粗放低效利用现象。本文以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制度演化作为研究切入点，将制度演化与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有机结合，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演化博弈论、自组织理论等具体理论和方法，探究和分析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演化的轨迹、动力机制、路径和趋势，揭示我国宅基地制度演化的规律，探索农村宅基地制度未来变革的基本取向。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调整的历程，目前宅基地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农户对宅基地制度满意度。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划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农民宅基地房屋私有化时期、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农民私有土地制度到合作社集体所有转变、第叁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探索时期。每个时期的土地政策调整都体现了从制度不均衡向制度均衡过渡的特征。目前宅基地制度与现实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①农村宅基地的非市场性，导致了宅基地的闲置浪费，利用效率低下；②农村宅基地的福利性，使得其财产效应没有得到体现，造成农民财产权益受损；③农村宅基地产权主体的“虚化”，造成集体财产流失和群众利益受损；④农村宅基地的分散布局制约了公共设施建设，阻碍了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⑤宅基地缺乏合法的流转机制，造成隐性流转和灰色交易大量发生。通过实地调查，我们了解到农户对宅基地制度基本满意，但大多数希望建立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制度。第二，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演化的动力和逻辑思路。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演化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现行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取的外部利润的出现，制度主体——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博弈影响了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演化的路径和轨迹。本文构建了两种解释制度演化的逻辑思路。逻辑思路之一是要素相对价格提高、外部利润的形成与宅基地制度演化。在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市场化及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农村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宅基地要素相对价格上涨，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地企业、农户发现了潜在制度变迁收益，即现有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取的“外部利润”，造成制度非均衡，引起集体经济组织、用地企业、农户形成初级行动集团通过追逐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寻求土地规模利用效应、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土地交易费用来首先响应“外部利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感受到初级行动集团的影响从战略全局考虑，认为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主动引入权威、命令，构建正式制度体系，有意识的推动制度变迁，形成次级行动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创新，各利益集团获取潜在利益，制度复归均衡。逻辑思路之二是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博弈、同意一致性的达成与宅基地制度演化。对经济当事人而言，要想获得现有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取的“外部利润”，就必须改变现行的制度安排。而制度变革会影响相关当事人的经济利益。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具有不同的价值函数，因此可能会采用相互冲突的决策和行动。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耦合程度及其力量对比关系决定着制度演化的路径和维度。在经过一系列的成本——效益权衡与博弈之后，利益各方会达成某种妥协，形成新的博弈均衡，建立新的制度安排。本文运用上述两种逻辑思路剖析了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良庄镇东延东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能够顺利进行而西良庄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却以失败告终两则案例。第叁，农村宅基地制度演化的理性设计和自发演化的有机统一。本文认为政府理性设计是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演化的主导力量，而农村宅基地制度本身又具有自组织的特征，制度主体（农户、村集体、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农村宅基地制度演化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过程。开放性是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演化的前提。随机涨落是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自组织演化的诱因。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工业化、城镇化、农村市场化、城乡一体化等推动着农村宅基地要素相对价格的提高构成了一个随机涨落，正是这一微涨落通过放大形成巨涨落从而促使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的发生和农村宅基地制度的自组织演化。竞争和协同是中国农村宅基地制度自组织演化的动力。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互动与博弈从根本上推动了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演化，而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府发挥的作用更大。第四，完善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政策建议。土地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将长期决定宅基地制度变迁的方向。然而，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府主体在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和演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力，中央政府的意愿及其政策偏好显得尤为重要，国家设计始终是决定制度变迁轨迹的众多力量中的主要方面。但是政府的制度安排意愿要考虑宅基地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趋势，只有让宅基地制度创新的路径和方向与宅基地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趋势相吻合，避免二者的相互冲突和抵消，才能使农村宅基地制度沿着不断优化的轨迹演进。政策建议是：第一，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推行宅基地市场化改革，建立统一的城乡竞争性土地市场；第二，现阶段应该是治理结构改革代替产权结构改革，保持集体所有制，尽快把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确认到村集体经济组织，逐步把宅基地使用权证发放到农户，建立规范有序的宅基地流转制度；第叁，未来农村宅基地最适产权安排是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国有化。
王玉宝[10]2003年在《股票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文中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资产市场出现剧烈动荡,特别是股票市场。80年代末的日本危机、87年以及91年的美国危机、98年的东南亚危机等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鲜活的教材。资产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这些剧烈波动,对宏观经济稳定性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环境也发生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被认为是控制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而且,在许多国家内这一认识得到贯彻和加强。第二、物价稳定即使不被当作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至少也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目标。第叁、中央银行的操作程序发生演变,短期利率构成主要的操作目标,而且,货币总量在政策监控变量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第四、分析货币政策执行程序的文献按照Taylor规则的思想发展起来。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始探讨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中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资产价格在:Taylor规则中的作用。着名经济学家Mark Gertler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金融市场已经成为货币当局最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Fernando Alexandre曾经指出,金融市场之所以对货币政策制定者如此重要,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伴随着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的超长发展,股票市场在家庭财富中份额的重要性不断提高。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8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趋势。第二,由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放松管制而导致的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使得不确定性和资产市场的波动性不断加强。第叁,90年代以来经济研究向30年代的复归(重新拾起艾文·费雪的大萧条理论,肯定金融市场占据经济周期波动解释的中心地位),强调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股票市场作为资产市场的最重要成员之一,其波动性不仅与其他资产市场紧密相连,更是其他资产市场波动的引发者和传导者。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股票价格泡沫的产生货币政策难辞其咎。在美国,长时间以来货币政策就开始关注股票价格波动。格林斯潘“常常被人们指责为由于他对股票价格的非对称反应而引起了上个世纪末的美国股票市场泡沫”(Gerhard Illing,2001)。持有这种内容提要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亩观点者的证据是:在1987年的股灾中以及后来1998年的长期资本公司(LTCM)引发的危机中,联储很快放松了货币政策,目的是阻止由此造成的信用危机。但是,联储并没有在泡沫出现时采取紧缩政策以便阻止泡沫或戳穿泡沫。所幸的是美国并没有因为上述非对称反映而引发危机。来自日本的例子呈现出另外的特征,89年时对泡沫进行了反应,从而使泡沫破裂,但是泡沫破裂后并没有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来抵消泡沫的影响。这似乎可以看成是另一种非对称反应。而这一次的非对称反应造成了日本经济长时间萧条。上述事实充分说明,货币政策和股票市场波动之间的相关性。 对于中国来说,这一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股票市场正处于发展初期,是一种新兴市场。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像所有新兴市场一样具有比成熟市场更加频繁的波动性。另一方面,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承担着完善金融体系、优化金融结构、化解银行不良资产风险、配合国有企业改革等诸多方面的责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必须以适当的速度进行发展。正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才使得货币政策和股票市场之间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关系。 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探讨股票价格的形成方式和波动特点。通过系统的定性分析和数量分析探讨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决定因素及其波动特点。接下来分析货币政策和股票价格的相互关系的各个层面,包括货币和股票价格的联系,以及股票价格与真实经济的联系两大部分。接下来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波动,这里探讨货币政策的最优反应路径。最后研究中国的情况,在这一部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优货币政策路径。主要内容和贡献如下: 首先,我们首先探讨了股票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含义,认为货币政策关注股票价格波动有充分的理由。 其次,股票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的作用应该仅仅局限在它所提供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信息上,不应该对股票价格波动本身进行直接反应。 第叁,股票价格波动中含有有用的通货膨胀信息,应该设计包含股票价格的适当指数,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辅助参考指标。 第四,应该以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应对股票价格波动的总体政策框价,这样的政策既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又可以对股票价格泡沫
参考文献：
[1]. 住宅价格的形成机理与自膨胀机制研究[D]. 李军. 浙江大学. 2004
[2]. 基于商业银行项目评估角度的房地产价格分析[D]. 程洪岩. 山东大学. 2011
[3]. 财政分权对我国城市住宅价格的影响研究[D]. 安勇. 山西财经大学. 2017
[4]. 论上海中心城旧住区更新的调谐机制[D]. 万勇. 同济大学. 2005
[5]. 房地产金融风险的评价与控制研究[D]. 谢四宝. 重庆大学. 2004
[6]. 资产价格、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反应[D]. 李浩.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7]. 我国房地产信贷与房地产泡沫关系研究[D]. 李悦享. 燕山大学. 2009
[8]. 基于价值视角的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子及其作用机理研究[D]. 高景鑫. 重庆大学. 2017
[9]. 农村宅基地制度演化研究[D]. 张振勇. 山东农业大学. 2013
[10]. 股票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D]. 王玉宝.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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