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涛[1]2003年在《中美人权观分歧探析》文中指出中美人权争论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热门话题。人权概念形成于近代西方，自然权利学者对此作出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在承认资本主义人权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对其阶级局限性进行了批判，从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普世人权观和相对主义之间存在着争论。 中美人权观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人权中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之间的关系；个人权利、群体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的关系。 中美人权争论的实质反映了两国政治制度的对立，国家利益的差异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
王志梅[2]2010年在《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人权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成为影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对于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是不利的。客观分析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及产生分歧的内在原因、积极寻求化解两国人权问题的对策,对于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构建和谐世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美两国之间的人权问题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美国公开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指责,而对自身糟糕的人权纪录却熟视无睹。针对美国对我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指责的行为,从2000年起,我国开始连续发表《美国人权纪录》,通过大量的客观事实揭露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严重的人权问题,揭示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所奉行的“双重标准”,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支持。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价值观念、国家利益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在人权的内容、人权的标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化解两国之间的人权问题时,首先,应不断加强我国的人权建设,积极改善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状况;其次,应不断加强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积极缓解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实现求同存异;再次,还应不断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合作,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和理解,从而为我国的人权建设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人权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结合当前国际形势,探索总结了中美之间人权问题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规律,丰富了关于中美人权问题研究的理论体系,对于缓解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加强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理解与借鉴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谭华琼[3]2012年在《冷战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两个大国，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多方面进行合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人权问题一直是中美之间比较敏感而且也较为重要的话题之一。因此，研究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及其影响，对处理中美关于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权外交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美国总统卡特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提出“人权外交”。从此，人权外交成为美国各届政府经常使用来达到不同政治与经济目的的工具。冷战后，虽然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但是人权问题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因素。冷战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主要集中在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公民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问题、妇女儿童权益问题等问题上。美国对华人权外交，首先是要满足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需要，美国企图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度阵营，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其次是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美国自认为本国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是世界最先进、最优越的，中国应该效仿、追逐；再次是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综合推动作用，包括美国国内舆论的影响以及一些利益集团的影响。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本质是遏制中国的崛起、西化中国，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对中美之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使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受到破坏，而且还使两国的合作受阻。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增加了中美关系的紧张感，导致两国彼此猜疑，不信任对方，这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伴随着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的增多及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日益认可，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的影响将有所减弱，但是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不会改变，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将是长期的。在应对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策略上，中国应该积极改善中国国内的人权，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人权沟通与相互借鉴，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人权改善的成果。中国和美国两国为了在人权问题上减少彼此的冲突和矛盾，坚持相互平等原则和相互尊重的原则。
库德华[4]2010年在《人权:政治权还是发展权?——两份报告所折射出的中美人权争议》文中认为从1995年开始,美国国务院开始发布《人权实践的国家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超出190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攻击。为了回应这些报告,中国决定通过关注美国的人权状况从而填补美国报告留下的空缺,中国的报告被正式命名为《美国人权报告》。两份报告不仅是国际政治、国家利益斗争的产物,而且清楚地折射出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就体现在对人权概念、人权实质的不同解读上。
张骥[5]1997年在《论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分歧与斗争》文中研究表明论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分歧与斗争河北师范大学张骥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斗争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人权理论即人权观与人权实践即人权的具体实施方面。（一）人权观方面的分歧。如何看待和理解人权，是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分歧的起点，在这方面，中美之间有着严重的甚至是...
贺国春[6]2013年在《意识形态对中美人权冲突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人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得到自由发展、平等对待，各种能力得到全面发挥等人权的基本标准也逐步得到实现。人权，从最初的“活着”这一简单明了的概念逐步拓展到个体生存权、财产权、选举权、宗教信仰等基本权利的复合体，同时也成为妇女、儿童、少数族裔乃至整个民族与国家等群体利益的复合体。随着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国与国之间各方面的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在许多问题上的冲突还日益严重，譬如人权等问题。人权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诸多的内涵和面相，承载着如此之多的负累和对立。人权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色彩更是日趋鲜明，渐渐演变成外交斗争的工具。人权有时候仍是人们表达诉求的一种基本手段，有时候成为一些国家进行外交斗争并且屡试不爽的一张王牌，有时候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政权更迭的重大诱因。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迫使近代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人民进行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国家重新获得独立，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崭新制度，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权利的保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各项事业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与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社会的人权状况相比，独立自主的中国人民无疑享有了无可比拟的人权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民众的人权意识也日渐增强，关乎人权和民生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建立健全，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不断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人权事业和现实无疑有其巨大的优势，但与我们要实现的人权理想和目标相比较，我们也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的人权状况屡屡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诟病。在中美外交斗争中，人权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究其原因，除了人权被日益政治化的因素外，中美意识形态背景的差异是导致两国人权认识和实践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根本原因。从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谁优谁劣，到个人人权和国家主权孰轻孰重，无不反映出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发展历史和现实背景对各自人权理念的深刻影响。
杨晔[7]2016年在《东亚权力转移背景下中国的角色冲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以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主导性大国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东亚地区开始出现权力变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的需求以及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期望,必须习得全新的大国角色。中国国家角色既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纲领、外交政策的方针,阐释了中国赋予自身的责任、亟待实现的使命,以及对未来国际地位的期望。本研究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对2008-15年间中国外交部重要讲话进行关键词提取以及主题归纳,得出中国当前国家角色观念主要涵盖六重角色,寻求合作的伙伴、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安全机制的构建者、领土主权的捍卫者。这些角色观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综合国力、意识形态因素以及体系结构与需求的变迁。同时,一国角色还受到外部认知与期望的作用。作为东亚体系的主导者,美国对中国角色的认知与期望严重影响着中美关系与地区秩序。由美国驻华大使馆2008-15年间重要讲话记录来看,美国在维和行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肯定了中国的角色扮演,而在领土主权、网络安全以及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角色存在严重批判。这些认知分歧源于相异的国家政治传统、文化与价值体系,美国对中国政府决策模式的不了解以及对彼此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分歧的持续存在或导致美国加紧对中国的战略收缩、激化中美矛盾。因此,在美国主导的东亚体系中,中国存在叁个层次的角色冲突,中国内部角色观念模糊、主次角色混淆的冲突；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在领土主权、网络空间、人权与社会事务上角色扮演的认知冲突；以及中国与美国主导的东亚体系的冲突,包括中美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之争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对中国威胁的忧虑。叁个层次的冲突倘若失去有效管控,或加剧中美在东亚地区的竞争态势,固化东亚二元格局,使得东亚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摇摆不定,甚至选边站队,不利于营造和谐有序的地区秩序。要妥善解决分歧、管控冲突,中国必须对内调整本国角色观念,明确角色定位与期望；对外加强与美国战略与经济对话,以点及面缩小分歧；并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与亚投行倡议寻求利益汇合点、团结周边国家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以此消除中国威胁论及领土争端对国家问关系的负面影响,为优化东亚地区秩序做出创造性贡献。
孙强[8]2011年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权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是拒斥人权的,由此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对人权的漠视。改革开放后党的领导集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大发展,形成了关于人权问题的科学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对这一伟大历史进程进行总结与反思,对未来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涉及概念较多,首先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形成对人权概念本身的界定,人权是指由社会整体发展状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由公民权利、市民权利等权利范畴所组成的,反映特定社会中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与发展,充分实现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权利为指向的权利形态。人权并非孤立存在,与经济、政治、文化存在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解读有助于全面理解人权。同时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人权国情,解决中国人权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使之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实践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是指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人权整体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人权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的关于中国人权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与实践条件看,二战后出现了对人权保障的世界性潮流,同时二战后两级对峙格局的形成也使“人权”成为西方国家渗透、干预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人权问题上虽取得巨大成就,但也教训深刻,其高度集权体制的存在影响了人民权利的行使,使整个社会丧失了民主、自由的环境,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大俄罗斯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损害了少数民族及弱小国家的自治权,对集体人权造成侵害；就中国国内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人权建设上走了一些弯路,由于偏离经济建设中心,错误适用人权阶级性,长期忽视对人权保障,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严重践踏了人权,因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对人权发展存在迫切需要,这些因素都要求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来源,西方人权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于当今人权建设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这一切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可划分为叁个阶段,从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角度进行概括,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1年,这是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2年,这是中国人权建设步入正轨的阶段；第叁阶段是从2002年至今,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进入科学发展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实现了重大理论创新,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理论形态体现在邓小平、江泽民的人权理论及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人权观点等,其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基本原则是坚持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主要内容方面,“符合中国实际的人权”是将生存权、发展权列为首要、核心的人权,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民族自决权与发展权等诸多权利为内容的丰富的权利体系。在人权的构建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人权的根本路径,在主体上立足于广大人民人权的实现,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在国际交往中正确处理人权问题来全面保障人权的实现。整个理论体系体现出的特点包括人民性、民族性、实践性、解放与发展性,这一理论体系的实践意义体现在它是中国人权建设的行动指南,为世界人权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其理论地位体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发展的历程。套用范式理论,这一历史进程的逻辑范式体现在,其原则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把握中国人权实际,主题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人权,基点是将生存权、发展权列为首要人权,主体包括领袖人物、广大人民群众及理论工作者,指向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总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过程进行反思,总结出其中所隐含的基本特征。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问题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人权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解决了中国问题,并使理论具有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具体特征包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引,这是发展我国人权事业最为核心的思想；这一过程始终坚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坚持对西方主流人权理论的全面分析研判,通过驳斥错误的思想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人权建设,使我国在国际人权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增强；这一过程的实现是将政治家与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相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进一步发展是必要、重要和紧迫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在经济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权问题的存在具有经济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权发展具有双重作用,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为我国人权建设带来了经济冲击。政治上等级特权思想的存在,基层群众自治、公民政治参与的不足,法治贯彻不彻底等问题都阻碍着人权的充分实现。在文化上主要从文化的核心——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分析人权问题,一个社会对人权问题的主导性认识反映了一个社会或集团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利益,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中西在人权文化问题上的冲突实质反映的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西方人权文化的侵蚀包括“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等社会思潮的冲击,这种文化渗透的方式主要通过传媒工具将这种文化带入我国,此外一些封建文化也影响着当今中国的人权文化建设。从全球化视角看,“人权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存在的,我们所理解的“人权全球化”是在坚持人权属国家主权、内政范畴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共同保障,在人权建设上强调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努力,来共同推动世界人权的发展,以及人权理论、观念的国际交流与融合。“人权全球化”应是在尊重多样人权文明基础上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而当前东西方对人权全球化存在不同的理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我国施行“人权外交”,借人权问题推行霸权主义,妄图使人权全球化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元化,严重干扰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进行。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包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在经济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人权的有效途径,加强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管理,合理调整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不断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工作等。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不断加强、改进党的领导,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改革、完善监督制度,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建设,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深入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等。在人权文化建设上,巩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在人权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使其真正成为人权文化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扬其有利的一面,弃其糟粕,实现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注意吸收西方人权文化中对人权保护的积极因素,正确应对西方人权意识形态对我国人权文化的侵蚀；加强传媒建设促进中国人权文化的传播；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人权教育,加强国际人权文化的交流等。在人权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要积极抵制西方人权外交攻击,维护中国良好国家形象；加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人权对话；以“和谐世界”理念推动人权全球化的发展；而其终极指向将是伴随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全世界范围的实现,全球范围内将实现统一的人权理念,各种阻碍人的发展和人权实现的异化因素将得到消除。
马永军[9]2005年在《中美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1980—1994）》文中认为本篇论文包括叁大部分:前言、正文和结语。 前言:首先对本文的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文章主要研究了布什时期和克林顿执政的前两年美国所推行的一项对华政策——美国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附加人权条件,以最惠国待遇压中国在人权方面作出让步;其次,回顾了学术界关于中美人权问题和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研究现状,接着介绍了本文所要研究的具体内容以及选题的重要意义。 文章的主体包括3个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叙述的是1980—1989年间中美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介绍了1989年以前中美之间的人权问题和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通过对中美人权问题和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历史缘由的描述指出:中美之间有人权问题,但只是两国关系中的“细枝末节”;中美之间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也存在,但是在1989年以前最惠国待遇问题并未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也没有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问题;并且此时中美人权问题和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并没有交叉在一起,呈现两条道上跑车的“双轨”运行态势。 第二部分是布什时期中美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 首先是“人权制裁”与最惠国待遇。文章分析了六四以后布什和国会围绕对华制裁问题的争议,国会主张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人权条件;布什反对对华最惠国待遇附加人权条件。其次是年度最惠国待遇与附加人权条件。在1990—1992年叁次年度审议中国会企图通过立法途径给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附加人权条件,布什经过努力使得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得以保持。 第叁部分是克林顿总统时期(1993—1994)人权与最惠国待遇的“挂钩”与“脱钩”。 首先是《行政命令》: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先谈挂钩及其原因,克林顿上台以后,由于受竞选诺言的束缚、自身价值观和信仰的影响、自身外交知识的缺乏、国会极端派的鼓动,加之本人对当时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错误估计,于1993年5月28日颁布了《行政命令》,为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人权条件,
曲惠敏[10]2009年在《建交以来中美对话合作机制探析》文中认为交流机制是双边关系发展的载体,中美对话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样,能否开展对话与合作、对话与合作的水平和成效,也是检验两国关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己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而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全球化使中美双方的相互依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上升,中美关系重要性的与日俱增,两国潜在的对抗因素在减弱,合作、协调的因素在增强。今天,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经济受损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在反恐、防扩散、应对全球变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美国同样需要中国,中美两国越来越意识到双方在经济发展上和安全环境的相互依赖程度明显加深,只有保持彼此的沟通与合作才能促进自身利益的发展,而对抗和冲突则会给两国带来灾难性后果。两国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不断出现的摩擦和矛盾,都要求两国在宏观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中美关系经历了从经济领域的一般贸易上的合作升格为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协调;从上层政治领域具体的短期性合作向机制化的长期战略合作发展的转变。在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的曲折发展中,交流对话机制从无到有,层次逐步提升,交流持续深化,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在中美对话合作机制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如下特点:机制的稳定性与中美整体关系密切相关、对话层级和层次不断提升、对话议题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强、中美在对话中的地位在接近,中国的心态更加主动等。同时,中美对话合作机制的发展也受一些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主要有:双方的战略猜疑;中美已有合作的基础并不牢固;美国国内不同声音的干扰等。对话合作机制有管理中美关系的作用,一是能够规范两国关系避免中美关系失控;二是对中美整体关系起到一种良性的推动作用。发展利用好对话合作机制,有利于中国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确保战略机遇期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 中美人权观分歧探析[D]. 史文涛. 山西大学. 2003
[2]. 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及对策研究[D]. 王志梅. 燕山大学. 2010
[3]. 冷战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研究[D]. 谭华琼.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4]. 人权:政治权还是发展权?——两份报告所折射出的中美人权争议[J]. 库德华. 消费导刊. 2010
[5]. 论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分歧与斗争[J]. 张骥. 科学社会主义. 1997
[6]. 意识形态对中美人权冲突的影响[D]. 贺国春. 湖南大学. 2013
[7]. 东亚权力转移背景下中国的角色冲突研究[D]. 杨晔. 山东大学. 2016
[8].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问题研究[D]. 孙强. 山东大学. 2011
[9]. 中美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1980—1994）[D]. 马永军. 山东大学. 2005
[10]. 建交以来中美对话合作机制探析[D]. 曲惠敏. 国际关系学院.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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