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1]2003年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的道路选择》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道路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缘于主客观原因，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复杂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滞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而且也滞后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就业压力增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都与城市化滞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相关性。城市化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矛盾系统中的一个主要矛盾。因此，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对于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进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指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意义，分析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探索了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提出了加速城市化的途径和对策。 全文共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阐释城市化的涵义开始，根据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论述了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我国城市化的现状，找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一步剖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主客观原因。第叁部分在对我国城市化道路所进行的探索进行评述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影响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主客观因素，指出了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当是：实行乡村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相结合，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重点的非均衡、多层次、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网络体系。最后，对于加速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提出一些政策和建议。
周尤正[2]2014年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论》文中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关键的是农村的小康,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基础的是农业现代化。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入最关键、最具挑战性的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四化”同步发展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为我国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2013年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农业发展规划。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等作出了全面具体的部署。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有望迎来一个快速发展、全面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新时期。因此,分析中国农村的具体国情,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经验,探寻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规律性,提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政策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并借鉴西方农业发展理论及农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现状出发,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以中外比较分析的视角,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回顾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渊源、理论先导和创新成果,分析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程、阶段性特征和历史经验,借鉴了国外农业现代化道路模式,指出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现实选择。本文针对十八大报告以及十八届叁中全会所作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梳理,分别从农业产业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及推进城镇化等几个重点领域从发展历程、现状、问题、对策等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形成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一些基本认识,为当前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言献策。虽然这些认识可能是初步的、宏观的,但都是当前农业发展中急需去规划、实施和突破的,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对当前和今后的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全篇论文的结构除导论外,共分为七章。导论部分主要包括对农业现代化基础知识和有关背景介绍。首先介绍了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逻辑思路和创新之处；其次对现代化、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进行层层深入的分析界定；最后对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影响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的重大关系及相关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解读。第一章“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主要介绍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来源。本章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发展理论、列宁的合作制思想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渊源,而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则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艰难探索和历史经验,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先导。尽管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探索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失误和教训也是宝贵的财富,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历史经验借鉴。第二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主要回顾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创新。本章首先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理论与时俱进的角度,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代领导集体对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发展不同阶段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和理论创新的成果；其次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四个发展阶段进行了回顾,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历史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对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启示。第叁章“其它国家(地区)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经验与启示”主要介绍了世界其它国家(地区)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应具有的中国特色。本章首先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的典型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既要借鉴其经验,又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选择合适的路径；其次对前苏联农业集体化道路的起因、历史成就和经验教训进行回顾和分析,从而指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应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出现前苏联的失误和偏差,通过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来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四章“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农业产业化”主要分析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即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本章首先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进行界定,指出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是市场化、形式是企业化；其次对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历程,指出每一阶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后提出了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实现服务社会化、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加强产业引导等基本措施。第五章“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制度保障：农地流转规范化”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制度保障,即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土地流转的规范化。本章首先从涵义、特征、类型等几个方面介绍了农村土地制度和土地流转的相关理论；其次对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分析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和问题；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维护农民权益、探索流转模式、完善纠纷解决机制等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的对策措施。第六章“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点：农业经营体系新型化”主要探讨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点问题,即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本章首先从当前我国农业经营面临的挑战的角度对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行了分析；其次介绍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内涵和基本要求；最后,着重对十八大报告及十八届叁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进行了全面梳理,提出了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进经营方式创新、发展规模经营、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思路,并结合一些地方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对策的探讨。第七章“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推动力：农村城镇化”主要分析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推动力,即推进农村城镇化,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推动、相互协调发展。本章首先回顾了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历史进程,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城镇化道路进行了比较,分析我国城镇化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其次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农村就地城市化等开创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一些重要举措。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一是多元化的视角、全文既注重经典文献分析,又注重对当前重大政策解读,既回顾历史经验,又观照国外发展道路,将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有机结合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推进。二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新成果选取几个重点领域,分章节进行梳理和探讨,力图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杨振生[3]2017年在《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文中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城镇化历程表明: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任何国家（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不能回避城镇化。目前,全世界73亿人口中已有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城市,人类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的时代。但是通过工业化、城镇化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地区）人口总数仅有10亿人左右。除了在"冷战"背景下亚洲"四小龙"成功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以外,还没有其他国家成功的例证。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因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有些国家甚至因过度城镇化陷入动乱而造成政权的更迭。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果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城镇化率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平均水平,那么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12亿人左右,中国城市人口数量将超过目前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城镇化规模之宏大,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之严峻,在世界城镇化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顺利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重大而极具挑战性的历史课题。因此,对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历程进行梳理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汲取教训,探求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基本规律,丰富中国本土化城镇化理论,并提出关于中国城镇化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历程背后的思想和政策根源,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城镇化思想如何决定国家的城镇化政策,进而如何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实践,其中有哪些基本经验和问题教训。全文包括导论、正文五章和结束语叁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阐述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城镇化研究成果,提出了论文的主体结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论文主体部分,包括第一至五章,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视角,以中国共产党城镇化思想和政策的历史演进为切入点,选取地级德州市作为研究案例,梳理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重点对德州"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提出对策和建议。第叁部分为结语,主要归纳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指出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思路。本文将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历程划分为政治型、经济型和新型城镇化叁个历史阶段。从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中共城镇化思想政策和城镇化实践叁个方面,对各阶段城镇化的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论证。本文认为,只有对中共城镇化思想政策和中国城镇化实践效果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刻分析,才能厘清中国城镇化的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准确研判中国城镇化的未来趋势,从而提出中国城镇化的可行路径。因此,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世界城镇化的基本规律,探索中国城镇化的特殊规律,不断总结经验,修正失误,才能创造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本文对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在政治型城镇阶段,德州地区城镇化在曲折徘徊中艰难前行。城市乡村在强大的政治控制力之下,基层政权得到巩固,社会高度稳定,呈现出低水平稳固的城乡关系。尽管这一时期德州地区工业化水平有一定提高,但是农业生产低位徘徊,缺乏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支撑能力,导致政治型城镇化战略下的"贫困"城镇化。"生产性"功能优先的城市理念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最直接的原因,"大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运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既要肯定这一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合理性,更要深刻反思其中的惨痛教训。在经济型城镇化阶段,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1992年开始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潮,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拉动德州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与改革开放前的禁锢和贫穷形成鲜明的对比,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GDP增长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繁荣和人民的富裕。但是,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经济型镇化本质上也是一种粗放式城镇化.资源透支、环境污染、社会心理失衡等问题接踵而至,倒逼经济型城镇化模式向新型城镇转型发展。2004年以来,德州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结合本地实际,德州创造了一种"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本文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新型城镇化两个视角对德州市"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以农村城镇化为重点,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路径,同步推进农业产业园区和新型社区建设,并将新型社区纳入全市城镇体系来规划和管理,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社区城镇化协同发展。"两区同建"城镇化模式是在国家新型城镇战略指引下,基于"自下而上"的一种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探索,为如何引导李克强总理提出的"1亿农民"实现就近城镇化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成功范例。本文对"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将德州市新型城镇化的实践经验上升到城镇化理论高度。总结出德州市"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所遵循的党的领导、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等基本原则,归纳出这一基于地方实践的新型城镇化模式的主要经验,同时对"两区同建"城镇化模式面临的机遇、困难及存在的问题和教训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社区化、强化产业支撑、重视文化城镇化、侧重就近城镇化等对策和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六个基本结论:一是执政党的城镇化思想和政策决定着一个国家城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城镇化思想政策与城镇化实践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发现中国共产党关于城镇化思想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中国城镇化的顺利或曲折发展。二是世界各国国情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城镇化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既要遵循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更要遵循中国城镇化的特殊规律。叁是德州"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统筹解决城镇化和"叁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新型城镇化思想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城镇化提供了地方实践范例。四是城镇化是中国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所承载的意义远非经济领域本身,不能夸大城镇化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社会治理的稳定性更为重要,因此要有风险和忧患意识,走稳健的城镇化的中国道路,避免"激进"城镇化。五是在符合国家城镇化战略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应当尊重地方城镇化的创新做法,实践中即使存在失误,也要持包容的态度。六是要构建中国本土化城镇化理论。对城镇化的研究,要从城市规划学、区域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高度,上升到哲学高度,构建中国学术界自己的城镇化理论体系,然后提升到国家层面上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体系,增强中国城镇化的理论自信,用理论指导实践,创造城镇化的"中国式"模式,为世界城镇化提供成功的经验和典范。
刘嘉汉[4]2011年在《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发生转变的过程,是非农产业和人口集中化、集约化、高效化以及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城市不断集聚人口和产业,城市文明日益提升,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另一方面,城市不断辐射和带动乡村,城市文明日益扩散。因此,从理论上讲,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有更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农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收入会相对提高,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会呈现缩小趋势。但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城镇化进程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较快提升至2010年的49.68%,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却从1978年的2.56扩大到2010年的3.23。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必然加深城乡之间的矛盾,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此后召开的党的多次全会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又对这一战略作了强调和提升。为落实这一战略,中央在2007年6月正式批准成都、重庆为全国首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国家层面上展开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一轮探索。2009年5月,国务院在批复“十二五”期间将全面实施的《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时强调：要加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在统筹城乡背景下如何实现新型城市化?成为时代提出的新的命题。本文选题,正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正式实施、城市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的背景确定的。论文以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为理论基础,以统筹城乡背景下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为研究视角,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分析、计量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城市化、城乡统筹、新型城市化的概念、理论、实践等进行了阐述,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机制、与传统城市化的差异,以及成都在具体实践中的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和经验启示等进行了分析,并对统筹城乡背景下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进行了思考,探讨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差距,提出了相应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本文内容在结构安排上,大体按照从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的顺序展开,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共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导论：概要交待本研究课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结构安排、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等,形成对本研究的基本认识。第二章,文献综述与基础理论：回顾评述了国外和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概要阐述了城市化的涵义及相关概念、城乡统筹的概念和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第叁章,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在对城市化机制理论进行阐释并对传统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和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政府与市场的选择中构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新机制的理论主张。第四章,国外城市化道路选择与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启示。该章主要选取6个典型国家进行模式研究：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国家,美国是当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是与中国毗邻且人口、文化特点相似的国家,印度和巴西是与中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和具有类似城市化特点的国家。对这些国家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系统阐述和客观比较,从中找出其共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规律,得出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启示。第二部分是论文的实证研究部分,共包括叁章。其中：第五章,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反思及新型城市化实践命题的提出。采取纵横结合的方式,系统阐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城乡关系演变、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的特点与问题,并在对中国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中,提出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发展方向和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选择的逻辑起点的主张。此章主要为新型城市化命题假说的提出寻求经验数据支持。第六章,建国以来成都城市化的历史演变与回顾。该章是对成都城市化道路的过程分析和现状评价,目的在于更为清晰地了解和把握成都市结合国内外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机制,最终走出一条具有典型意义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现状及其演进过程。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的发展与演进,二是城镇主体功能分工的发展与演进,叁是人口城市化的发展与演进,四是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的发展与演进,五是城市化进程中政策的发展与演进。第七章,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在条件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成都市在全面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过程中,探索形成的新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生成背景、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和经验启示等加以论述：一是统筹城乡发展中成都城市化模式的生成背景,二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和阶段性特征,叁是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探索的主要内容,四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效果评价,五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第叁部分是论文的政策研究部分,内容集中在一章之内。第八章,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思考：在前面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章探讨了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差距,并由此提出了解决问题、消除差距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以此为本文收尾。本文力求在以下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在研究视角上,论文重点从新型城市化机制的角度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问题展开分析,实现了研究视角的创新。在理论研究上,本文在梳理城市化与城乡统筹相关理论、厘清新型城市化模式的形态和本质的基础上,尝试性建构了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架构。在实证研究上,本文选取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将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一般结论应用于对成都统筹城乡进程中推进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实证分析之中,详细剖析了成都市结合统筹城乡发展的推进,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生成背景、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经验启示和问题差距等,力图通过对典型区域的研究,为成都乃至中国未来完善统筹城乡发展机制、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提出具有一定现实可行性的思考。由于统筹城乡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涉及范围都较为广泛,限于本文的篇幅和作者的水平,本文仅选取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作为重点案例,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对其他地区的情况还涉及不多,对与成都的对比分析还较薄弱,由此可能导致对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型城市化问题的把握不够全面和准确。其次,论文在实证分析中,运用了不少经验数据和数量指标,但所使用的计量分析工具还不够先进和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分析的精准性。此外,统筹城乡和城市化的实践均处于飞速发展变化的过程,本文尽管力求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但受精力和条件所限,对相关材料的掌握尚不充分,对发展动态的了解尚欠及时,某些概念的阐述还不够系统,某些问题的论述还未尽其详,一些材料的选取还难言准确,一些数据的使用还不定恰当。这些,只能留待今后再择机加以弥补了。
何志扬[5]2009年在《城市化道路国际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化是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向现代社会变迁的一股重要力量,当今世界,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2008年全球人口中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50%,联合国也预测203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然而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约束条件,不同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城市化过程和结果却迥然不同。正如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利·恩道所言,“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也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①当前,个国家如何选择正确的城市化道路,是关系到其城市化能否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探寻正确的城市化发道路,本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差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比较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和观点概述如下。第一章为导论部分,集中说明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并介绍了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安排,以及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对国内外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在国外部分,重点概括了国外与城市化发展相关的各种理论,如二元结构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城市规模与城市体系理论、区位理论和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城市化理论；并介绍了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研究的叁个基本发展阶段。在国内部分,侧重于从研究的热点问题对国内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研究进行了梳理概述。通过综述发现,国外学者注重对城市化发展的运行机理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并重视市场机制在城市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而国内学者注重对城市化基本模式和类型的探讨,且普遍重视政府在城市化道路中的积极作用。第叁章对城市化道路进行了基础性的理论分析。文中探讨了城市化道路的内涵,并提出了城市化道路的主要内容包括八种方面的选择,即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产业关系、城市空间布局、城市规模结构、发展协调性、动力机制、资源环境关系和社会融合关系。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城市化道路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制度体制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对于城市化道路的分类,本文主张采用多层分类法,即在第一层次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城市化道路的差别,在第二层次上再分别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城市化道路的差别。第四章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及其内部的差异。发达国家城市化起步较早,发展速度相对平缓,并具备宽松、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从过程来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是一条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市环境由乱到治、城市人口分布先集中后分散的动态均衡的发展道路。从动力机制来看,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通过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来实现城市化,同时也重视政府的规划和调控功能,走出了一条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为辅助的城市化道路。从结果来看,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较为顺利地实现了从以农业和农村人口为主导向以非农产业和城市人口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变,并且在经济发达的前提下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因而其城市化道路也是一条健康的、比较成功的道路。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也存在明显的内部差别,如以政府调控和中小城市为主要特征的西欧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以自由放任和低密度郊区化为主要特征的美国的城市化道路,以政府调控和高度紧凑的大城市为主要特征的日本的城市化道路。第五章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及其内部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但速度迅猛,城市过度膨胀,并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一般特征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失调、城市人口分布和空间布局过度集中、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市场失灵”和“政策失当”并存。发展中国家中也存在叁种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即以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政府控制型城市化道路,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过度型城市化道路,以南亚国家为代表的低水平型城市化道路。第六章讨论了城市化道路国际比较的启示。通过城市化道路的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启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应当由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国情条件、历史基础等因素决定,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城市化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发展过程,它一般包含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面临不同的问题,因此认识和把握城市化不同阶段的特征和问题是正确定制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基础。自由放任的城市化政策会带来严重的城市问题,政府应当积极参与到城市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管理与服务之中。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平衡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就中国而言,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经历了城市化道路的重大转变,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在城市化水平显着提高的同时,也面临着众多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进一步调整,其方向在于由数量扩张型转向质量提升型、由城市自我发展型转向区域城市协同发展型、由二元结构型转向一元结构型、由资源浪费型转向可持续发展型、由传统管理型转向现代治理型。
何念如[6]2006年在《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其基本内涵即为人口向城市及其郊区集中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大量产生，这个过程同工业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家经济基础也由乡村农业转向城市工业。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认为是由工业化所引起的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分化过程，其生成机制及发展演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结构。基于上述考虑，本论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在系统考察和总结了中国城市化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城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思维逻辑，力求客观真实地刻画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的演变过程，这是第一要务。笔者将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分为叁种类型：一是基本属于独创的中国城市化理论；二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评价；叁是受到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启发或者是借鉴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有关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之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更有说服力，即西方传统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但笔者的思路不局限于此，还要探讨西方城市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换言之，西方城市化理论为何会经历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城市化理论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异同点以及隐藏在差别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论文试图解答的问题。“导论”部分对中国和西方城市化理论作了初步的梳理工作，并得出结论：国内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是从1979年才开始的，从而将论文的写作范围划定为1979年至2005年这段历史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内部阶段的划分，即以国家政策调整为依据，1980，1990，2000年成为城市化研究阶段划分的基本时间点，同时考虑到不同阶段城市化研究的侧重点有着相互继承性和时间上的交错性，故阶段划分可模糊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0年代末；第二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第叁阶段，1990年代末至2005年。此外对现有的中国城市化理论给以评价并提出了尚待解决的四个方法论问题。第二章对四个方法论问题一一作出阐释，奠定整部论文的基调和立论基础。通过界定城市化的内涵，提出划分城市化理论的标准。同时寻求新的研究方法，确立论文主体部分的行文规范。第叁章以1979年吴友仁先生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作为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开端，虽然当时的城市化理论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以费孝通的“小城镇论”为代表的独创性理论已经在激烈地争论中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城市化研究的主流观点。城市化理论的活跃不仅是因为学术环境的转变，同时也得益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传入。传入之初，学术界以客观引进为主，评论为辅，还不可能很快应用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因而独创性的城市化理论仍占主导地位。第四章在整部论文中所占的篇幅最长，不仅仅因为时间跨度大，单就城市化理论本身来讲也发展成为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其研究框架已初具雏形。本期城市化理论具有两点突破：一是对中国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包括对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和特点进行归纳和在总结的基础上把中外城市化进行比较分析。从初期的单纯介绍进而拓展到总结和评价，不能不说是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飞跃。二是随着大量的西方传统理论的引入，开拓了思路，特别是随着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普遍发现西方传统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于是他们在借鉴相关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即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较多地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讨论城市化相关道路的选择以及拓展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范畴，与上一时期的研究态度相比，这一时期的大量借鉴和中西合璧不亚于一次大的进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对待西方经济理论态度的转变。第五章的城市化理论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在原有基础上对城市化实践进行重新思考、动力机制研究全面展开、城市化道路的新思考以及对城市化制度层面的研究。对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城市化自身发展的回顾，而是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大背景出发。有关动力机制的研究明显地带有全面展开的架势，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中国城市化的特殊动力相比，这一时期的“共性”研究(基本动力)恰到好处地填补了相关理论体系的空白，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将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成为动力机制研究的视角。对于城市化道路的确定，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对原有观点的重复讨论，而是跳出了“城市化道路之争”的框框，开始在借鉴国外城市化成功经验和联系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都市圈模式。尤其可喜的是，这一时期对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了制度层面。第六章作为整部论文的结束语，除了总结前五章的理论框架之外，笔者重新审视了城市化及其理论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其实就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关系下面对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政策力试图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不同成本和效益之间做出妥协与选择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这与传统的西方城市化理论有着显着的区别。笔者从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力求描述更为精确的动态过程：初期的低成本工业化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随着中国进入非必需品消费的阶段，城市化的投资拉动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城市化的高成本以及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以上理解，论文认为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最后，总结全文，对形成的结论进行了概括。
罗松华[7]2014年在《基于以人为本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文中提出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作为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突出人的城镇化这一城镇化的核心。论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分析了改革前后两个阶段中国在两个不同体制下进行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并进行了评述,然后探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问题,最后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公平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突破了以往哲学家“抽象的人”的束缚,他以“实践的现实的人”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发展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历史上第一次把“以人为本”的理念植根于实践中,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从而为以“物本”依赖为基础的人向更高级的“独立的人”转变奠定了基础,真正实现了人本思想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尺度与现实尺度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揭示了城市和乡村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的不断斗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关系的变革,进而改变城乡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城乡关系会经历一个“城乡同一——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的发展历程。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工农联盟政治觉悟的提高,工农整体素质的提高等是城乡融合的基础和条件,城乡融合能够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其终极目的和归宿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大门,也拉开了中国式城镇化建设的帷幕。纵观65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可以发现,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发展历程,期间受政治影响很大,但城镇化总体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概而言之,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是城镇化起步和稳步发展的阶段,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一五”计划的完成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政治和经济基础；1958年到1965年是城镇化发展剧烈波动时期,大跃进、叁年灾害与政策失误、国民经济调整等大事件都影响到城镇化的发展,甚至大跃进停止后还出现了“逆城镇化”的现象；1966年到1977年是城镇化建设的停滞时期,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建设等,导致中国再次出现“逆城镇化”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顺了发展思路,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发展都朝着正确方向飞速前进,也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到1983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城镇化发展阶段；1984年到1992年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阶段；1993年到2002年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形成时期；2003年至今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新发展时期。在当前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特别是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更是面临着众多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加强、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突破、产业集聚能力的增强、城市群规模的出现、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初步形成等,都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必将加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城镇化进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化速度慢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城市中出现了新的“城市贫民”、“半城镇化”现象严重等,城镇化的推进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与挑战,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和就业制度等,制约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从2003年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开始,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开始由“物本”向“人本”转变,城镇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为此,我们必须走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道路。其中,集约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路径,智能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引擎,绿色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低碳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志。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相关制度设计的缺失和部门服务的缺位,同时由于新市民的自身素质的限制和传统观念导致的文化冲突和认识偏差,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往往遭遇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必须同步进行相关制度改革,为市民提供制度保障；加强社区管理,营造和谐的居住环境；新市民加强自我调适,增强主人翁意识。总之,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区、个人的共同参与,实行叁元参与模式,只有叁者各尽其责,互为补充,才能确保新市民公平的享受市民权利,实现人的城镇化。
吴波[8]2012年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缺口”分析》文中认为经过叁十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经济成就的同时产生了城市数量日渐增加、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的城镇体系。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城市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城市发展道路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其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利用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结论对城市发展道路中所存在的的问题进行阐述,并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提供一条可靠的城市发展的道路。文章主要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城市化与基础设施、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间的缺口叁个方面对问题展开叙述。文章首先对中国城市的增长规律进行了研究。本文对中国城市增长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用1984年至2008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对随机过程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随机过程模型无法解释中国城市的增长。之后考察了空间异质性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决定作用和程度,以考察经济学模型对城市增长的解释力。结果表明,自然地理条件和市场潜力对城市增长都有作用,中国城市的增长规律是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中间情况。在分析了城市发展规律之后,文章开始对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缺口进行展开研究。首先是探讨了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之间的缺口,结果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但这个缺口随时间推移在缩小。其次研究了基础设施的缺口。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缺口主要表现在教育和医疗设施的建设上,这表明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约束和经济增长目标时采取了优先修建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做法。最后,城市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的缺口,表明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过快,中国的城市出现了半城市化的现象,这对于中国城市的效率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之上,文章提出了中国城市化的道路。根据现代经济学对聚集带来的外部性和城市经济学对外部性在城市中的具体作用的研究,认为城市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充分利用聚集的外部性,提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加速城市化进程；二是坚持系统论的观念,从城镇体系的角度看待城市发展问题,充分尊重城市的个性和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而在城镇体系中定位自身发展,促进系统效益最大化。就目前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看,这两个原则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保障。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的城市现代化的动力在经济发展,关键环节在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产业结构调整,制度保障是市场经济充分配置资源和政府调空保障公平的结合,其最终结果是国家综合实力上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差距缩小和共同富裕。
付学坤[9]2005年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县域经济对我国经济总体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发展县域经济对缩小我国城乡差距,解决“叁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和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等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县域经济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说就是走农村(县域)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贸工农一体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和实践证明,农业县县域经济的发展应该从“农”字上着眼,”工”字上着手。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说明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县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从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探讨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的价值与作用及其与县域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相互经济关系,从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战略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确切地讲,是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过程。它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从实践中总结提出的新范畴。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国外的“农工商一体化”、“农工一体化”以及“农工商综合经营”等具有相似的本质内涵,就是将农业相关的几大环节通过利益分配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农业由农、工、商割裂的弱质产业,变为农工商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强势产业过程。总之,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提出与推行是农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经阶段,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和机制改革创新的过程,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多个方面和领域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县域经济发展体现在“农叁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上以及增加农民收入、建设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等方面。县域经济发展的这些方面都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内在必然联系。如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企业作为其重要环节,是县域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龙头
范卫青[10]2012年在《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演进》文中认为工业化作为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核心性内容,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各个国家(地区)由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重要动力,更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工业化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内容和主题,是中国的必经之路。中国的工业化可追随到清末的“洋务运动”,到现在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工业化的内涵和实现路径是不相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①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大发展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很长的时期采取的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支撑,社会经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导致了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传统的工业化发展存在很大的弊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立足国情,立足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国际环境,创新工业化发展战略,走一条与传统工业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相区别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十八再次论述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的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把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和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结合起来,这是顺应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加快实现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本文综合运用经济理论和历史分析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工业化道路了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工业化、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的演变历程,分析经历了改革开放前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畸形工业化道路的曲折探索,改革开放后从消费需求引导的工业化转型到提出并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开创过程,在继承与创新、扬弃与超越中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新型工业化应该处理好的几大关系。第一章“工业化道路选择的文献综述”,主要是围绕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就相关的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国外学者从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就工业化的道路选择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研究焦点集中于党的领导人关于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经济学方法阐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以及分析与世界其他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对比。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理论则从以制度创新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等不同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而形成不同的理论。第二章“工业化道路的国际比较”,主要是通过不同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比较分析从中归纳出各国工业化演进呈现的规律性。各国工业化演进呈现的规律性主要有：(1)无论各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如何曲折,产业结构中轻、重工业之间都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2)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基础工业特别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既是工业发展的结果,又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发展的强大力量；(3)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市场在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方面都有着重大的作用。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都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各企业对平均利润率的追求过程中,不断协调、完善了社会经济结构,实现资源的合理和优化配置。第叁章“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和变迁(1949—1978)”,主要分析了1949—1978年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程与特征,并从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客观地评价了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化的成就,总结了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化的经验与教训。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演变(1978-)”,主要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可以分成叁个时期来看：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工业化发展道路(1978—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1992—2002年)；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2002-)。总结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阐述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和特点。第五章“发展新型工业化应该注意的几个关系”,主要是在借鉴国内外工业化经验及充分把握新型工业化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中应该着重注意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包括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工业化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发展虚拟经济和发展实体经济的关系；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等等。
参考文献：
[1].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的道路选择[D]. 郭建. 中共中央党校. 2003
[2].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论[D]. 周尤正. 武汉大学. 2014
[3]. 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D]. 杨振生. 天津师范大学. 2017
[4].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D]. 刘嘉汉.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5]. 城市化道路国际比较研究[D]. 何志扬. 武汉大学. 2009
[6]. 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D]. 何念如. 复旦大学. 2006
[7]. 基于以人为本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D]. 罗松华. 武汉大学. 2014
[8].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缺口”分析[D]. 吴波.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9].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付学坤. 四川大学. 2005
[10].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演进[D]. 范卫青. 武汉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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