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综合经济基础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综合经济基础论文文献综述
吴垠,杨洪林[1]（2013）在《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中研究指出通过对"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论争历史逻辑的考察梳理,对"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杨献珍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经实践检验具有科学性和客观真理性,而"单一经济基础论"则表现出理论错误并给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造成危害。肯定"综合经济基础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来源于《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期刊2013年02期）
吴垠[2]（2013）在《“综合经济基础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一文中研究指出“综合经济基础论”是学界对哲人杨献珍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论争观点的总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杨献珍在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坚持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坚持历史与逻辑方法的有机统一，通过对我国经济基础的历史现状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哲学范畴作了科学地研究、界定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内涵与辩证关系进行了理论创新，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影响甚为广泛深远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综合经济基础论”提出中国过渡时期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领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平衡发展的综合经济基础的科学论断，构建了符合逻辑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理论体系。并对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国情的“单一经济基础论”进行了批评。遗憾的是，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长期遭受批判，而“单一经济基础论”被视为真理并贯彻于实践，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科学性。实践证明，“综合经济基础论”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杨献珍还指出由于我国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领导，就决定了我国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正确地把握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有力地抵制了“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从哲学高度去理解探讨、重新评价“综合经济基础论”，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有益于人们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益于更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抵制“单一公有制”和“私有化”等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有益于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实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有益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益于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神圣使命，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本文来源于《武汉纺织大学》期刊2013-04-01）
饶卫华,熊振芳[3]（2007）在《夯实果业经济基础 拓展新农村综合种养示范》一文中研究指出为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奉新县从万亩猕猴桃园的实际出发,于2006年6月建立了新农村农业产业综合种养示范点,以引导大家对现有果园进行适度改造、提高,夯实果业经济基础,发展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兼顾休闲和观光功能,探索富民兴村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现将示范建设情况介绍如下:(本文来源于《现代园艺》期刊2007年04期）
余源培[4]（2006）在《建国后的一场重要哲学争论——对“综合经济基础”问题的再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全国解放后的过渡时期,我国发生了一场重要的哲学争论。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有叁种:过渡时期“无经济基础”;过渡时期形成社会主义“单一经济基础”;过渡时期“综合经济基础”。半个世纪过去,历史凸显出其重要性在于,一是因为争论涉及到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后来一直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二是因为争论中表现出的不同哲学观点和学风,后来对哲学界的影响长期存在。对这场争论进行回顾和思考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示。(本文来源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06年05期）
刘园美[5]（2006）在《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及其意义》一文中研究指出杨献珍(1896.7～1992.8)是中国20世纪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杨献珍以其顽强战斗的精神,撰写了大量的论着,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材料。特别是50～60年代,他作为当时影响很大的叁次哲学大讨论的主要当事人之一,直接参与了对一些重大哲学问题的探讨。本文突出对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进行历史与逻辑上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现实意义。1953年我国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界集中学习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和总路线,在学习过程中涉及到了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于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问题的讨论中,针对有人提出的“单一经济基础论”、“无基础论”、“阶段论”以及“多种经济论”等观点,杨献珍以明晰经济基础的概念和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着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他认为,经济基础是整个社会的多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过渡时期五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整个社会统一的经济基础。“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实质,是承认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客观现实。它代表着当时党内和理论界主张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积极稳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强烈愿望。杨献珍对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的积极探讨,充分体现出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和对复杂现实生活的强烈关注。他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始终突出地体现出叁大特点:一是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具有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二是遵循唯物辩证法全面性,提出了“平衡发展”的经济辩证法,具有勇讲真话的革命精神。叁是坚持斗争的长期性和反复性,具有经世济民、以人为本的高尚情操。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思想对于我国当代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新构建具有深远的影响,对当前和谐社会的建立亦有积极意义。(本文来源于《华中科技大学》期刊2006-04-01）
杨洪林,齐绍洲[6]（2004）在《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文中研究指出我国理论界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始终贯穿着“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的理论论争。在两者的是非曲直已被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所澄清,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文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已有定论,而且已列入《宪法》的情况下,理论界、教育(本文来源于《学习与实践》期刊2004年10期）
杨洪林[7]（2004）在《重新评价“综合经济基础论”——杨献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一文中研究指出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坚持了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坚持了历史和逻辑方法的有机统一。“综合经济基础论”通过对经济基础的历史考察和对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进行分析界定,作出了中国过渡时期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领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平衡发展”的综合经济基础的科学结论。建构了合乎逻辑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理论体系。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和党的十五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论断,充分证明了“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客观真理性。(本文来源于《理论月刊》期刊2004年05期）
黄安心[8]（2003）在《“综合经济基础论”对行政环境认识的理论价值》一文中研究指出“综合经济基础论”是杨献珍提出来的对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经济基础性质及相关理论问题认识一种观点,它所运用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生产关系的正确界定,提出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主张,阐明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渊源和理论的基础,也构成客观认识中国行政环境核心部分——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要思想武器。(本文来源于《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期刊2003年04期）
杨洪林[9]（2003）在《“综合经济基础论”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文中研究指出对"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的论争进行了历史考察,对"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理论内涵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充分肯定了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指出了"单一经济基础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探讨了"综合经济基础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联系和理论上的嬗递与发展,揭示了从"综合经济基础论"到"单一经济基础论"再到"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关系。(本文来源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03年05期）
鲍刚毅[10]（2003）在《从单一经济基础论到综合经济基础论》一文中研究指出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进行理论探讨所最为关注的一个实践与理论难点问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说明"经济基础"概念的制定,对于科学说明国家这类历史上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现象,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其含义是单一经济基础论。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使人们对经济基础概念的认识深化和扩展: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不能离开生产力状况,经济基础具有客观性;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是综合经济基础;并且是由"综合经济基础"向"单一经济基础"发展的动态过程。对"综合经济基础"动态发展规律把握上的最新阐释,表现了"经济基础"的解释功能由关注革命理论的"主要之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向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转向。(本文来源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03年05期）
综合经济基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综合经济基础论”是学界对哲人杨献珍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论争观点的总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杨献珍在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坚持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坚持历史与逻辑方法的有机统一，通过对我国经济基础的历史现状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哲学范畴作了科学地研究、界定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内涵与辩证关系进行了理论创新，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影响甚为广泛深远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综合经济基础论”提出中国过渡时期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领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平衡发展的综合经济基础的科学论断，构建了符合逻辑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理论体系。并对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国情的“单一经济基础论”进行了批评。遗憾的是，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长期遭受批判，而“单一经济基础论”被视为真理并贯彻于实践，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科学性。实践证明，“综合经济基础论”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杨献珍还指出由于我国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领导，就决定了我国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正确地把握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有力地抵制了“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从哲学高度去理解探讨、重新评价“综合经济基础论”，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有益于人们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益于更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抵制“单一公有制”和“私有化”等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有益于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实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有益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益于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神圣使命，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综合经济基础论文参考文献
[1].吴垠,杨洪林.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
[2].吴垠.“综合经济基础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D].武汉纺织大学.2013
[3].饶卫华,熊振芳.夯实果业经济基础拓展新农村综合种养示范[J].现代园艺.2007
[4].余源培.建国后的一场重要哲学争论——对“综合经济基础”问题的再思考[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5].刘园美.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及其意义[D].华中科技大学.2006
[6].杨洪林,齐绍洲.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与经济体制改革[J].学习与实践.2004
[7].杨洪林.重新评价“综合经济基础论”——杨献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J].理论月刊.2004
[8].黄安心.“综合经济基础论”对行政环境认识的理论价值[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
[9].杨洪林.“综合经济基础论”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10].鲍刚毅.从单一经济基础论到综合经济基础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