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广东水灾救济问题研究

1947年广东水灾救济问题研究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1947年夏发生于广东的特大水灾,空间之广,时间之长,给复员不久的粤省带来沉重影响。中央政府正集中精力在内战,无暇顾及,因此救济工作主要由广东省政府承担。省政府的救济方式主要是一面向中央呼吁救济,一面吁请海内外各界发动大规模的募捐运动,同时要求各县市先谋自救。此次灾害的发生国民政府应承担一部分责任,同时植树造林计划应作为国之大计一直延续下去。

关键词:1947年;广东水灾;国民政府;社会救济

1947年夏季的广东特大水灾持续近四个月,受灾地区几乎遍于全省。虽然此次灾害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其对于救灾工作的开展对今仍有借鉴意义。本文试图厘清此次水灾广东省政府的救济过程以及参与救济的各方角色,还原战后内战的历史关头,海内外各界人士众志成城、并肩救灾的景象,并希冀为当下救灾活动的开展提供经验教训。

一、水灾的概况及影响

民国以来,广东水灾以1915年乙卯水灾为最大,而1947年的水灾以水量言,与1915年相等,但因乙卯水灾是在农作物收获之后,而此次则在收获之前,因而损失较乙卯年更重。且此次水灾受灾区域之广,水灾之烈,实际上已超过了乙卯年,为粤百年所仅见。受灾县份已超过七十,约占全省的十分之七;官方公布受灾人数共三百九十九万余人;水灾损失估计达四万余亿元国币,可见灾情之烈。

连绵不绝的潦水使人民生活大受影响。首先,粮食问题愈发严重,农田遭到水淹,米价暴涨,珠江三角洲米价涨至13万一石;南海县米市场发生抢购风潮;粤北乐昌、龙川等县甚至有一大半农民食草根树皮。其次,潦水冲毁了桥梁,交通发生窒碍,导致南北各货都无法运输。再者,治安也出现问题,在惠阳灾区已发现奸匪四处抢掠;石龙灾区也出现匪徒趁火打劫。如何处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十分考验政府应对突发灾情的能力。

二、救济过程

中央政府虽集中精力于内战,没有过多聚焦于此,但派员视察灾情、拨款、动员各部支持灾情等措施依旧稳步进行。由联总、行总、卫生署、水利部、新闻局等机构组成的华南水灾视察团,在联总分署长霍宝树的带领下作实地视察。由于粮荒严重,中央政府要求其他省市全力支持,蒋介石亲自主持国务会议决议拨款购买湖南、江西的粮食,以救济广东;行政院派官员赴广州办理赈灾事宜并拨款30亿,中央历来拨赈以此次为最多。

作为救灾主力的广东省政府各机关,则迅速运转起来。省府主席罗卓英亲自指示建设厅、田粮处、社会处、卫生处、新闻处等机关密切联系,共同促进救灾工作。此外,在各机关首长、社团领袖的建议下,成立了广东全省水灾紧急救济委员会(以下称“急救会”)。相比之前的救济机构,急救会职能更清晰,更加具有针对性,此次救济工作完全由其统领。

省府的救济政策体现出许多亮点。第一,体察民情。国民大会驻粤代表电请中央酌量减免灾区赋税或免予征购。第二,政策灵活。省府要求各县市拨用积谷、借用赋谷以及平籴,并将省市府、珠江水利局存放在行总广东分署的米粮暂借。第三,杜绝以往流弊,加大惩戒力度。由于偏远县份瞒报灾情实属常见,因此对各区县专员、县长如有呈报灾情不确,或不呈报者,给予严惩。

灾区之广,遍及全省,难民之众,数逾千万,非合各界之人力财力,无法挽救危难。各界人士均竭智尽力,热诚救灾。作为粤省中心的广州市,承担着救济的重任。广州市政府分工明确,如水位涨落情况由社会局派人员常与水利局联络,以便随时通知警察局及各区保甲长,如已成灾,则鸣锣报警,并沿门通知居民避难。

全国其他省市对于救助受灾同胞同样义不容辞。衢州绥靖公署官兵捐一日所得;湖南省成立“湖南省各界援救粤灾筹赈委员会”积极进行劝募工作。海外的捐助也如火如荼展开。香港一直与粤省关系密切,广东侨港的各籍人士占华人人口总额百分之八十。一方面香港东华三院在穗专设赈灾办事处,另一方面侨港的各有关同乡会及慈善机关纷纷展开救灾运动。菲律宾、新加坡、暹罗等地的华侨华人汇款救灾,各种方式层出不穷。国际上各机构、人士也慷慨捐赠,联总不仅拨给赈米、拨款,还派人修理河堤、桥梁、公路;陈纳德将军筹备小型飞机赴灾区视察且慷慨捐款。

社会各界自发的各种捐助也颇为积极。报界在舆论上对赈灾起到极大的帮助,如将灾情报导,宣扬捐助赈款及物品的人名,劝导各界踊跃捐赠急需的赈品等;各药房大量义捐药品并举行义卖。更令人感动的是,小学女生刘亮华,将其积存65万元全部捐献。

在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共收到捐款八十九亿一千六百四十二万余元国币,港币二万九千九百一十八元,美金一千零六十元。面对如此巨大的捐款额,政府为严防有人发救灾财,规定各慈善团体的款项物质须先呈报核准。

尽管如此,救灾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河源旅穗同乡会运往其乡的赈品在码头竟遭勒索,经多方劝解均无效,结果物品被倾盆大雨全数淋湿;赈米出现发霉、凝结小团、含有水份、发热等问题;有传言急救会不仅将赈米藏于仓库,还将救济款放于私家银号以获取利息。可见,政府完善救灾工作任重而道远。

三、体察现在,瞭望将来

急赈固然是当前工作的中心,但善后工作则是将来之必要。因为灾害的普遍,今后稻谷和杂粮的种籽,都有严重的问题,因此要倡导借贷或赈给。同时东、西、北、韩四江各县围堤大多崩溃,如号称广东示范围之要明十三围亦面临溃决。在潦水退落后,必须加紧堤围的修建。此外,还要防治疫病的蔓延,因此要大力发动捐募药物运动。这些善后工作都亟待策划,亟待进行。

虽然各机关行动及时,值得赞赏。但不可否认,此次水灾的发生,政府也应承担责任。关于这一点,广东省参议长林翼中说了实话:“苟能防患未然,则灾难或可减少,而灾祸程度亦可减轻。人事未尽,是不可怨天也。”日本投降之后,广东正值休养生息之际,国民政府就发动进攻东江和琼崖解放区的内战,恢复征兵,征实,征借,迅速的把尚未复苏的广大农村重新陷于破产之中,从而造成了1947年水灾的扩大。光复近两年的广东所需要的不是内战,不是三征,而是农村的重建,水利的重修。广东旅沪同乡会早已请政府拨款开浚粤省四北江,抢修水闸,以免水患。当局对这一代表了广东人民迫切要求的具体建设,竟置之不理。珠江水利局和水位报汛站之类的机构只是摆设,实际做的却是破坏民间堤围工程,侵吞民间修建堤围积谷。

如果再进一步探讨造成灾害的原因,即政府全力打内战,以大量预算充作军费,而不肯多用些钱在水利山林的建设上,不重视植树造林事业。孙中山说过:“近来的水灾一年多过一年即是森林越来越少。”植树造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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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纳德将军协助救灾[N].岭南日报,194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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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斯琳(1995年—),暨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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