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花[1]2003年在《新时期历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文献史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对新时期以来召开的第一至第七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的历届会议资料、会外报导资料等文献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并进行归纳、分析与研究，借此总结历届会议的基本特点，探寻新时期音乐教育改革在教学、科研及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发展脉络、成就与特点。第一至七章主要梳理新时期历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的发展脉络：第一届（1986）主要是对音乐教育的认识探讨，以引起各界重视。会议主要探讨对美育、音乐教育的总体认识，以及在学校教育中如何确立美育、音乐教育的地位。第二届（1987）主要听取对各地艺术教育现状的调查报告，为制定《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作准备，还研讨了音乐家协会及各分会系统如何配合文化、教育行政部门促进国民音乐教育事业。第叁届（1988）主要是学习、讨论《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为《总体规划》的完善、订正提供依据，以使全国学校的艺术教育事业有法可依。第四届会议（1990）主要交流各地贯彻、落实《总体规划》的经验，以促进《总体规划》在各学校贯彻落实。第五届（1992）着重突出“师范性”这一关键问题，对师范音乐教育体系和教学机制等进行了全方位探讨，同时对各级各类师范音乐教育领域中的具体教学改革问题进行研讨。第六届（1995）以“以中华文化为母语，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为主题，主要对关于 “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认识问题从理论层面作了探讨，以及对大会主题进行讨论。第七届（1998）以“跨世纪的音乐教育——素质教育中的音乐教育”为研讨主题，主要讨论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定位问题与音乐教育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应如何改革、发展的问题。结语部分主要是总结历届会议的主要特点，本文归纳为以下几点：1、新时期历届会议召开，对于确立美育在学校艺术教育（包括音乐教育）中的地位，在全局上起到了重要作用。2、历届会议的召开，在《全国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8-2000）》的制定和实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3、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音乐教育体制，“四有”新人培养放在首位。<WP=3>4、对素质教育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5、对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文化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注。6、对音乐教学实践和师资培养给予充分关注和重视。7、重视理论研究，从整体上提高了音乐教育理论水准，与教学实践活动的水准。8、注意团结各级各类学校音乐教育的各种力量甚至社会各界。9、老一辈音乐教育家在历届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概括地讲，本文的研究相对该领域以往的研究相比，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首次对新时期七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的文献史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首次对这七届音教会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作了归纳和总结。这些归纳和总结，以及相关的认识性成果，使我们对新时期历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及其相关的效益、影响有了初步的了解。这些研究成果属于当代音乐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文后又以“附录”的形式，列出论文研究中经系统梳理而形成的文献整理成果：《新时期历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文献史料汇编目录》。
刘惠敏[2]2012年在《中国音乐教育史理论研究现状分析》文中指出文本主要从中国音乐教育史的史料编纂工作和研究现状、中国音乐教育史的专着研究现状分析、中国音乐教育史论文研究的动态和关注点叁个方面进行研究。本文认为,中国音乐教育史的史料编纂工作和研究现状主要具有如下叁个特点：①史料收录比较完备且权威可靠；②编纂体例完整、内容安排合理,并具有一定涵盖面；③实用性强,适应了不同层次的教学、研究需要,并为普通学校和各级师范院校的音乐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参考。现有的史料编纂成果,为从事中国音乐教育史教学、研究的人员,初步提供了较为系统、厚实的史料基础。本文认为,从整体上看,中国音乐教育史专着研究的现状主要具有如下五个特点：①历史分期得当,脉络清晰,框架结构严密、条理井然,体现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内容和特点；②史料翔实,资料来源广泛；③内容丰富,重点突出；④注意音乐教育的时代背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分析历史上音乐教育的特点；⑤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研究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历史还原。本文认为,中国音乐教育史论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学科研究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动态。自上世纪70年以来,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史的论文,其研究范围扩大,其中古代音乐教育制度、古代音乐教育思想方面的选题受到集中的关注。研究中仍存在有诸如核心概念界定不清、研究时段与研究课题的类别失衡、部分选题重复等问题,因而影响了研究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中国近现代与当代音乐教育史领域的论文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六大研究动态和趋势：①“学科意识”增强,研究有所拓展；②重视对音乐教育人物、群体及其思想的专题研究；③学校音乐教育制度史研究得到不断的拓展和深化；④开始关注新时期音乐教育改革实践的研究；⑤对音乐教学方法及课程教材的历史研究取得显着进展；⑥地方区域性音乐教育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对新时期以来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研究仍然不够；②对社会音乐教育、中外音乐教育交流以及比较音乐教育的历史研究给予的关注较少；③理论联系实际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从梦滢[3]2016年在《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中国本土化的发展历程》文中研究表明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是当今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音乐教育体系之一,它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以其先进独特的教学理念、科学有序的教学手段以及丰富的母语音乐教材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现已成功运用于我国各级各类院校的音乐教学当中。本文以柯达伊音乐教学体系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历程作为研究对象,全面的梳理该体系在中国本土化探索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理论成果及推广、实践过程,并对该体系近年来在中国音乐教育领域内的发展动态进行归纳和总结。全文共分为以下个部分:绪论主要是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研究方法加以说明。第一章主要是对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的综合研究。结合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的生成背景,探究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的内涵,并对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的主要特点及基本教学手段进行概述。第二章主要是对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传入中国的背景和相关推广活动进行研究。分析柯达伊音乐教学体系传入中国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引介的原因,探析该体系传入中国的路径。第叁章主要对1989-1999年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该时期是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理论积累、沉淀期,在总结这一时期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理论发展成果的同时,对此期间柯达伊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进行探析。第四章主要是对2000-2009年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进行探析。本时期是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深入发展、努力实践本土化探索的十年,本章主要从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本土化探索、在学校音乐教学中的本土化、研究成果的深化叁个方面,探究该时期内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状况。第五章对2010-2015年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论述。2010年以来,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全面兴盛的时期,文章从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近年来在中国的推广实践及理论发展两方面研究该体系在这一时期的全面发展状况。结语部分对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特点进行总结并做出评价,提出继续在中国推进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本土化的相关对策。
赵冬丽[4]2016年在《李凌音乐大众化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探究》文中提出李凌(1913——2003),广东台山人,原名李永添、李树连,曾用名李绿永、陆泳、凌德杰等,是我国近代着名的音乐理论家、音乐评论家、音乐教育家、音乐活动家。他是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创建者、领导者,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纵观李凌的一生,可以看出“大众化”的音乐思想始终贯穿其中,成为他音乐理论思考与开展实践的基点。而对于音乐大众化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对揭示革命音乐史以及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演变规律,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本文拟采用编年体的方式,对李凌音乐大众化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分不同时期加以分析、探究,全面呈现李凌音乐大众化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演进脉络,总结其发展特征,以推进中国音乐大众化问题的探究。全文由一~四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是对“大众化”音乐思潮的历史发展进行阐述,然后针对本论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创新之处和研究方法加以说明。第一章,叁、四十年代李凌音乐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本章主要研究李凌在战时为民族化、大众化音乐理论所付出的实践努力,这些实践活动主要有李凌创办的《新音乐》等音乐期刊,创办的社会音乐学校以及李凌组织的社会性的群众歌咏活动。通过李凌等音乐家的一系列音乐理论研究、音乐实践活动,使民族化、大众化的音乐思想深入人心,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章,五、六十年代李凌音乐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本章主要写建国后李凌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音乐研究氛围中,为了推动大众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参与音乐理论研究、带领专业团队全国巡演,积极地进行音乐普及的相关工作。第叁章,八十年代后李凌音乐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本章的研究内容以八十年代以后李凌为提高大众的音乐文化素养所做的理论研究、实践活动为主。在这一时期,李凌主要关注点在于如何普及国民音乐文化知识、提高国民音乐素质,他提出“音乐教育多轨制”教育理念,同时积极地促成并参与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李凌音乐大众化思想的形成探究。第四章,李凌音乐大众化理论与实践成就的整体特征。本章主旨是在总体的历史环境背景中探讨李凌音乐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在共性研究中突出其个性特征。本章对李凌音乐大众化思想的来源及特点,大众化音乐理论与实践的实施途径和方法进行阐述,最后客观地对李凌音乐大众化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影响及地位进行评价。本文以历史史料为研究基础,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手法,通过对李凌的大众化音乐理论与实践的宏观把握,梳理、归纳出它与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共性和个性。本论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更加深刻的认识李凌先生的音乐思想,展现他大众化的音乐思想特色,同时也能够以其与历史的共性相比较、综合,以更加丰富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
廖红宇[5]2010年在《福建钢琴音乐发展历史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的范围是钢琴传入福建至今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包括钢琴演奏、教育、创作以及相关产业等方面的发展与演变,福建籍钢琴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以及在福建工作过、对福建钢琴音乐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相关人物及其相关事件。笔者试图通过较为广泛而深入地查考福建的民国档案、民国报刊、地方文献、当代刊物、网络资讯等相关史料,结合访谈见证福建钢琴艺术发展的前辈,运用历史学、音乐学、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梳理,以科学审慎的态度对待史料,尽可能真实地还原福建近现代历史上钢琴音乐的发展脉络和整体面貌,总结其发展缘起、阶段特征,深入探究钢琴音乐与地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密切关联。力求开拓中国钢琴艺术发展史的研究思路,充实中国钢琴艺术史的区域性研究成果,为福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提供钢琴音乐发展方面的资料和补充。全文共分五章,前四章结合福建近现代发展阶段的历史背景,梳理福建钢琴音乐发展四个历史时期(萌芽期、初步发展期、曲折前进期和逐步繁荣期)的各个方面。第五章分析了福建钢琴音乐发展的叁个特征,从近代基督教传播、福建人文地理、闽南文化叁个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探究福建钢琴音乐发展的成因。本文认为：钢琴音乐是福建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近代以来福建文化的整体发展同步。福建的钢琴音乐发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开放性特征。时代变迁、文化发展的需要对福建钢琴音乐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福建音专钢琴教育和鼓浪屿钢琴文化在福建钢琴音乐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前者在20世纪上半叶的福州地区,后者在闽南地区,受不同地域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两者的发展特征和时代意义不同。尤其是独具一格的鼓浪屿钢琴文化,在近代基督教传播与闽南海洋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形成了鲜明而突出的区域性特征,成为闽南文化的新生事物之一,是中国新音乐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对于当代中国钢琴音乐发展具有显着意义。
徐美辉[6]2007年在《20世纪湖南音乐家群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世界上音乐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20世纪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渡的重要时期。20世纪的音乐家作为知识分子和社会菁英在文化转型中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性。而20世纪以欧阳予倩、顾梅羹、黎锦晖、王人艺、王人美;田汉、贺绿汀、吕骥、黎锦光、黄友葵;石夫、白诚仁、何纪光;毛泽东、瞿琮、杨小波;李谷一、张丕基、邓映易、刘振球、谭盾、张也、宋祖英、吴碧霞等为代表的湖南五个音乐家群体,则是推动中国音乐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这五个音乐家群体无论是在音乐表演(演唱演奏)、音乐创作(作词作曲)、理论批评、学术研究、音乐教育还是音乐传播和交流,都以其出色的技艺和丰富的成就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0世纪末中国两岸叁地的音乐家在北京组织进行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评选,湖南音乐家群体中入选的作品高达15部,占全部作品的10.9%。这样骄人的成绩向世人表明:湖南音乐家群体的音乐实践不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留下了优美的旋律,更重要的是他们那启发式的、引导式的音乐理念在20世纪不同的时期植下了文化思想的种子。因此,这个音乐家群体的音乐实践与音乐作品,其社会价值要远远大于其艺术价值,其社会教育意义也远远超出了其社会审美意义。可以说,20世纪的湖南音乐家群体,就是20世纪100年来中国音乐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缩影。20世纪湖南音乐家群体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为中国音乐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为中国音乐取得在世界音乐中的突出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湖南这么多音乐家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界的杰出代表人物,不仅在于他们自觉地植根于传统,而且还在于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用新的思维、新的观念将民族传统的音乐材料去重新发展,使之成为富于时代感音乐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以站在传统与现代契合点上的实践,为中国音乐的现代化开辟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对中国各门类音乐的创作和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均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从音乐历史学、音乐文化学、音乐形态学和音乐社会学的视角探讨和阐述了20世纪湖南音乐家群体产生的生态环境和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音乐活动及其特点。用社会学研究方法把音乐家群体和社会变迁紧密结合起来,从新音乐萌芽时期、新音乐运动时期、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等五个时期,从群体性、地域性、家族性、师承性、相互帮带性等多个层面揭示20世纪湖南音乐家群体的个性特征及其局限。又用艺术比较学的方法探讨20世纪湖南音乐家群体在中国音乐发展和世界音乐发展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揭示20世纪湖南音乐家群体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地位。
刘业伟[7]2015年在《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以鲁迅文学院为研究对象,以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打通文学和历史研究的界限,借鉴创意写作的研究思路,运用文化领导权、文学生产等理论方法,从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等六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鲁迅文学院六十年来的办学情况,阐释了其作为文艺界的“黄埔军校”的重要意义和“文艺党校”的历史局限。以此,一方面可以厘清新中国新人培养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能多多少少地管窥到创意写作在中国的文学实践。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50年10月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至今已经走过了64年的历程。文研所的创办,既立足本土传统——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又借鉴于友邦——苏联的办学模式,体现了当时文艺界对新老解放区的传统以及苏联模式取舍整合的尝试与实践。它的创办,充分体现出新政权对文学新人培养的重视。文学学校的建立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分为叁个时期,即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时期和鲁迅文学院时期。从考察可以得知,这叁个时期的培养情况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有所区别。同样,鲁院在不同办学时期对文学新人的培养方式和途径也有所区别,比如八十年代以办进修班为主,辅之以与高校联合办学;九十年代延续八十年代的思路,以举办进修班和文学创作专业班为主;到了新世纪则创造性地开办了高研班,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鲁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新中国的文坛淬炼输送了一大批共和国作家。从1950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到现在,鲁迅文学院已经举办了近百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班。半个多世纪来,鲁迅文学院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显着而又直接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奖项的获奖者中,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学员也占有显着的比重。鲁院办学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各地对鲁院办学模式的模仿与复制,纷纷建立了作协文学院。在此基础上,鲁院牵头成立了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并在鲁院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联席会秘书处,这可以看作是鲁院对全国文学院的一个整合,以此为标志,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鲁院”格局已经形成。就鲁院初期的办学模式而言,很大程度上毫无疑问是苏联模式的拷贝。但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鲁院已经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种新的文学新人培养机制已经形成。鲁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必将吸收包括创意写作理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方法,努力拓展学历教育渠道,引入包括创意写作工坊在内的各种作家训练方法。
张燕[8]2015年在《东吴大学学生社团研究（1901-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吴大学学生社团伴随着学校的产生而存在,在东吴大学5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学生社团经历了兴起与发展(1901-1921)、受挫与复苏(1922-1927)、振兴与繁荣(1928-1937)、变动与延续(1938-1945)、重建与消亡(1946-1952)五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因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各个时期学生社团数量消长、类型、性质、结构、活动内容等也有着显着的变化。学生社团从最初模仿西方高校,向本土化与自主化方向发展;学生社团类型从辩论、宗教类等社团向学术、联谊类等社团扩展;学校对学生社团的管理由最初的放任向引导、控制转变。东吴大学学生社团大体上可以分为文艺、体育、学术、联谊、宗教、自治等类型。由于其所处的特定环境,东吴大学学生社团呈现出了自主性、多元性及教师深度参与的特点。自主性是东吴大学学生自治、独立意识不断成熟的结果,受中西文化碰撞、五四运动启迪的影响,东吴大学学生社团呈现了社团组建自主、管理有序、活动开展独立的特点。多元性则是东吴大学中西文化并重、通识教育办学理念和校园自由、民主氛围熏陶的结果,呈现出社团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特点。在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内在驱动下、强化学生管理的制度推动下、学校环境和自身素质保障的前提下,广泛教师深度参与学生社团活动,切实发挥了指导与顾问的作用,赢得了学生的好评。学生社团在东吴大学的办学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了学校第二课堂建设、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构建校园文化、促进人才培养的主要平台。同时,东吴大学学生社团在近代中国高校体育事业、近代中国话剧事业、校园学术刊物编辑上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并成为了近代中国大学学生社团的先行者,凸显了东吴大学学生社团在中国高校学生社团发展史上的成就与影响。历史可为今日之借鉴。东吴大学学生社团在学校认同感形成、爱国主义教育、学生社团管理与建设等方面,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李岩松[9]2012年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与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建设及发展》文中提出中国近代以来，西乐东渐。在接受西方音乐的同时，中国音乐家也向往着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宣传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展示掌握西方音乐艺术的优异成绩，这是我国近代音乐人孜孜以求的理想。这个理想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参加历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以下简称联欢节）开始逐步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正值“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两大阵营开始对峙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通过“联欢节”开展外交纵横，扩大社会主义文化影响，而社会主义新中国也通过“联欢节”这个国际化的舞台，走向了世界，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封锁。“联欢节”由“世界民主青年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Youth）组织，早期每两年一届，轮流在东欧和北欧诸国举办。联欢节的主要的内容是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包括艺术、体育等方面的表演、展示和竞赛。其中音乐活动是最为主要的部分。我国负责参加“联欢节”活动的领导机构是共青团中央、文化部、外交部、全国青联、全国学联等有关部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与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建设及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史学课题。新中国在1949～1962年间，连续参加了七届联欢节，历时十四年。联欢节对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建设及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进作用。由于1957年后我国“左”的错误的不断发展，直至“文革”的影响，致使有关联欢节的研究成为一个禁区，无人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人们已经陌生甚至将它淡忘。从国际上看，上世纪受1989年东欧剧变的影响，国际上也很少有人研究联欢节。至今，国内外关于联欢节的专着尚付阙如。因此，本题研究难度较大，写作这篇论文是具有开拓性的劳动。本人在导师陶亚兵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本文的研究与写作。在广泛搜集并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对联欢节活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研究，揭示并阐述了一系列的创新点。本文阐述了联欢节由来发展及潮起潮落的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厘清了其历史发展及其所呈现的阶段性，并据此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历史分期；对新中国参加联欢节以及后来又退出的原因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探讨了新中国连续参加七届联欢节的历史全貌，并对其初期参加、走向高潮和高潮回落进行了分阶段的研究与论述，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光辉而难忘的历史。本文着重探讨并阐述了联欢节对新中国音乐事业建设及发展的推进和影响；以及联欢节所给予的我国音乐艺术对外交流的规律性的启示及其基本经验。联欢节是新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和强有力的推动。每届联欢节举办前的筹备时间为一年，节后巡演时间也是一年，即“两年一届、一届两年”，新中国连续参加七届联欢节，十四年间的七届联欢节的相关工作从未间断，因此联欢节对新中国音乐事业建设的推动是一个持续不断而有力的过程。这种推动是全面的、具体的、有效的：发现并培养了新中国一代音乐精英；打造了一批具有鲜明中国民族音乐特色的经典作品，构建了中国特色的音乐体系；以联欢节获奖者为骨干力量，陆续组建了国家级音乐院团；通过联欢节，独具魅力的中国音乐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流传，我国艺术家的足迹遍及东欧、北欧、西亚，为新世纪的中国音乐艺术再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参加联欢节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对于拓展和深化中西音乐交流史的研究，对于我国在新时期扩大对外交流的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的音乐艺术文化，增强我国国际竞争的软实力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与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新时期历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文献史料研究[D]. 陈宗花. 河南大学. 2003
[2]. 中国音乐教育史理论研究现状分析[D]. 刘惠敏. 中国音乐学院. 2012
[3]. 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中国本土化的发展历程[D]. 从梦滢. 河南大学. 2016
[4]. 李凌音乐大众化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探究[D]. 赵冬丽. 河南大学. 2016
[5]. 福建钢琴音乐发展历史研究[D]. 廖红宇.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6]. 20世纪湖南音乐家群体研究[D]. 徐美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07
[7]. 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D]. 刘业伟. 上海大学. 2015
[8]. 东吴大学学生社团研究（1901-1952）[D]. 张燕. 苏州大学. 2015
[9]. 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与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建设及发展[D]. 李岩松.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