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超[1]2012年在《地学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的TAPs语料研究》文中提出传统的译学研究,侧重于产品研究,忽略了过程研究。然而,没有过程研究的翻译学是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惟有借助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方可探究翻译的“黑匣子”之谜。随着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有声思维法被用于描述和解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思维活动,促进了翻译过程实验研究的开展。本研究旨在通过有声思维报告法(TAPs)来描述译者在进行地学类翻译时所使用的翻译策略的模式和翻译单位的大小情况。笔者以地学专业学生为对象进行实验,以地学类文章为翻译文本,以有声思维作为实验方法,对地学翻译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本研究对收集到的有效的来自EPP(English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实验班的5名研究对象的TAPs语料按预先设计的体系(Lorscher的翻译策略体系和Gerloff的翻译单位体系)进行编码,以提取包含在受试译者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成分和翻译单位。重点研究英译汉、汉译英中翻译单位、翻译策略的运用状况,考察受试者进行不同方向翻译时的异同。通过对有声思维数据的采集、转换、编码和定性、定量分析,探讨了翻译过程的特点以及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TAPs语料的分析和统计结果首先揭示了受试者的翻译过程并非杂乱无章,而是遵循一定的翻译策略模式。语料分析也揭示了受试者运用翻译单位的情况,翻译单位多分布在词、从句和句子层面,受试者关注最多的是从句的翻译,这也体现了地学类文本长句较多的特征。汉译英中以词为翻译单位的比例较英译汉高,说明不同方向的翻译单位分布有差异。整个翻译过程中受试者最为关注的翻译步骤是复读原文。无论是汉译英还是英译汉,复读较多的均为第二语言的文本。在地学类文章翻译过程中,受试者意识到的主要问题是词汇、从句和句子的翻译问题,而对于语篇层次的问题关注较少。研究结果表明翻译过程分析能够帮助地学文本翻译者认识翻译问题。该研究对于揭示地学翻译内在过程的本质,改善翻译教学方法等具有实践性意义。
张健[2]2004年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的TAPs语料研究》文中提出运用心理语言学中“有声思维”的方法描述和解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思维活动是近几年西方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本研究利用这一方法首次对英/汉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两个议题进行统计和分析。笔者先以4名非专业译者和1名专业译者为对象进行实验,并对收集到的TAPs语料按预先设计的体系进行编码,以提取包含在受试译者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成分和翻译单位。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所有编码后的TAPs语料进行定量统计,以获取数量、频率和分布的相关数据。TAPs语料的分析和统计结果首先揭示了翻译过程的“回顾性”特征,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是不断的重复、检查或修改译文片断,直至找到最好的译文或最终意识到原文目前不可译。分析还表明,这种回顾并非杂乱无章,而是遵循一定的翻译策略模式。本文对所有的模式进行了统计和分类,获得了5个基本模式,并指出,其他所有的复杂翻译思维活动和策略都能在这5个基本模式的基础上生成。语料分析也揭示了受试者运用翻译单位的情况。数据统计的结果显示,本研究中受试译者较常用的翻译单位包括小句(34%),词(26%)和短语(18%),而在词素、句子和话语层面的翻译单位则比例很小。此外,笔者还发现了翻译策略的模式和翻译单位大小之间的一个关联:“回顾性”越明显的译者,由于经常性的重复和检查已得译文的片断,其翻译策略的模式就越复杂,其翻译的单位在数量上就越多且长度上越小。研究最后提出,译者翻译策略的模式和翻译单位的大小与其对译入语的掌握程度和翻译经验有关系。这个假设有待今后更大规模的研究来验证。
高丽[3]2013年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翻译研究注重译本研究,没有充分重视翻译过程的研究。近年来,不少翻译界的专家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运用各种理论来描述和解释翻译过程。但是,由于人脑内部机制的复杂并且缺乏可靠的研究方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尚无从确知。然而,没有过程研究的翻译学是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借助其研究方法,是探究翻译的“黑匣子”之谜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本文采用目前比较热门的叁元数据分析模式(Triangulation module),将Taps与后期采访,问卷调查和译语文本相结合,减少单方面数据的不足和偏误。笔者先以3名高水平译者和3名低水平译者为实验参与者进行试验,用有声思维记录实验参与者在完成科技,散文语篇汉译时的思维过程,对收集到的Taps语料进行分析,以提取包含在实验参与者者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最后对收集到的材料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所有数据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通过分析对比,本实验结果显示：高水平译者与低水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不尽相同。实验结果经过分析整理,得出以下结论：从总体上看,翻译过程并非线性而是往复的；在翻译策略使用方面,所有的翻译策略在实验参与者翻译过程操作中均有所涉及。两组实验参与者体现出一些共同特点：认知策略的使用频次远远大于元认知策略的使用频次。然而,二者在量上存在差异：低水平译者应用更多的翻译策略,实验表明,译者的水平越高,经验越丰富,使用策略的次数越少。高低水平的实验参与者在具体翻译策略的使用上也具有区别性特征；翻译的叁个阶段中,以中间加工阶段使用的翻译策略最为密集；从文体来看,散文文体翻译比科技文体翻译所使用的翻译策略频次多。在翻译单位使用方面,高水平实验参与者使用单位以句子偏多,低水平实验参与者以单词偏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译者语言水平越高,经验越丰富。使用翻译单位往往越大。但总体来说,二者使用的都比较小；大多数的翻译单位集中在中间加工阶段；无论是高水平译者还是低水平译者,在翻译不同文体的语篇时,表现为实验参与者在翻译散文时,使用较高层次的语言单位。由于参与实验的人数较少,使用软件的匮乏,翻译文体和语言有限,所得结果只是为今后的大样本研究提供假设,本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翻译教学理论,指导翻译操作实践。
王少爽[4]2012年在《译者术语能力探索》文中指出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翻译活动发生了深刻变化，翻译行业对翻译人才的职业能力要求也随之更新。近年来，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巨大翻译市场需求，我国部分高校开始设置翻译专业，以前的“译者培训”升级为当今的“翻译教育”。术语是知识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载体，代表了一个学科领域的概念体系，在知识交流和技术传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翻译行业非常重视术语的翻译，翻译项目工作流程的每个环节几乎都会涉及术语问题。可见，术语能力已成为应用型翻译人才所必备的一项职业素质。译者术语能力即译者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术语问题所需具备的知识与技能系统。本研究旨在探索新形势下翻译行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状况，将译者术语能力置于翻译能力的研究框架之下，对其进行重点研究。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是当前翻译能力研究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繁荣期四个阶段，其研究模式日益完善，形成了以内省法为主、多种其他方法为辅的研究方法体系，为译者术语能力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持。近年来，翻译研究的认知视角兴起，主要包括翻译专业技能、翻译信息加工、翻译策略研究。本研究将译者术语能力看作一种专业技能，通过实证研究比较具有不同翻译经验的译者，发现术语能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研究将术语翻译看作一种信息处理过程，通过分析实证研究中术语翻译过程，构建术语翻译的工作模型。借鉴翻译策略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关注译者术语翻译所选用的认知支持类型。从术语翻译原则与方法、面向翻译的术语管理、面向翻译的术语教育叁个方面，总结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的进展，为本研究提供术语学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对译者术语能力进行研究定位，阐释译者术语能力的理念，初步构建译者术语能力的构成模型，为下一步进行译者术语能力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参照。在实施译者术语能力实证研究之前，本研究针对翻译行业的职业趋势进行了两次社会调查：翻译企业网站调查和翻译能力认知情况问卷调查。网站调查主要发现：当前翻译行业主要需要笔译、口译、译审、资深翻译、翻译项目经理、口笔译兼备、翻译质量控制、本地化翻译等八类翻译人才。翻译人员应具备中外文语言及互译能力、文本审校及质量控制能力、专业领域知识、计算机操作技能、翻译技术应用、本地化能力、项目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职业道德、良好的心理素质等十项基本素质。翻译企业非常重视术语的翻译，并将其在术语翻译方面的特色作为企业宣传的资质优势。问卷调查主要发现：各组人员认为最为重要的四项素质依次为：双语交际能力、专业领域知识、质量控制技能、职业道德。各组人员对译者各项素质的认知的主要差别在于计算机操作技能、文献管理与信息检索技能、翻译技术的应用技能、工作压力承受能力等四项。在校学生对这四项素质的认知度低于职业译者。在校学生对译者术语能力的认知度也较低，尤其反映为对文献能力、管理能力、专题能力、技术能力的认知度较低。本研究选取具有不同翻译经验的叁组被试（本科组、硕士组、职业组，每组五名）进行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使用多种方法引发和收集相关数据，并通过多元数据定位分析方法，汇总实验所得各种来源的数据。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术语翻译效率、术语翻译决策、工具资源使用、术语翻译认知四个维度考察各组被试的术语能力特征差异。叁组被试的术语能力特征的主要差异表现为：术语翻译效率：本科组被试的术语翻译用时最少，术语翻译质量最低；硕士组被试的术语翻译用时最多，术语翻译质量居中；职业组被试的术语翻译用时较多，术语翻译质量最高。从总体上来看，术语翻译时间会随着翻译经验的增加而先大幅增加而后略减，术语翻译质量会随着翻译经验的增加而逐渐提升。在译者对所涉领域不熟悉的情况下，术语翻译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用于文献检索。术语翻译决策：本科组所采取的主要认知支持类型为简单型，即SES和SIS。职业组和硕士组对IS-ES型认知支持的选用次数远多于本科组，说明职业组和硕士组在进行术语翻译时更擅于将内部知识和文献检索提供的外部知识相结合，职业组在这方面表现最好。硕士组对DES类型的选用最多，职业组次之，本科组最少。硕士组对DES型的选用次数最多，复杂度最高，说明硕士组对外部主导型支持的依赖度要高于另外两组。简单型认知支持是术语翻译错误的主要原因。工具资源使用：本科组所用工具资源较为单一，以词典为主，较少使用网络资源；本科组倾向于简单地接受词典查询所提供的译名结果，且不擅长使用网络资源进行文献检索。硕士组所用工具资源较为丰富，涉及词典和多种网络资源；硕士组能够使用词典软件提供的多种资源，但不注重专业词典的使用；硕士组所用网络资源检索词的有效性低于职业组，他们不擅于使用策略从搜索结果中快速定位相关信息。职业组所用工具资源较为丰富，涉及词典和多种网络资源；职业组较为注重专业词典的使用，将专业词典提供的译名作为术语翻译决策的重要依据；职业组对网络资源检索的使用次数多于硕士组，所用检索词的有效性较高，擅于从搜索结果中快速定位相关信息，且对文献检索结果的权威性具有较高的辨别能力。术语翻译认知：各组被试皆指出术语翻译为翻译任务的主要难点，但职业组对术语翻译的认识最为深入，硕士组次之。本科组没有术语管理习惯，对术语翻译的认知较为简单和笼统，且存在实际表现和其术语翻译知识不相符的现象。硕士组基本没有术语管理习惯，其术语翻译知识比本科组更为丰富、具体。职业组大都具有术语管理习惯，其术语翻译知识最为丰富、具体。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本研究对译者术语能力的初步模型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并构建了术语翻译的工作模型。基于此，对翻译专业的术语能力培养提出教学建议：建议翻译专业术语教学应实现理论能力、语言能力、专题知识、信息素养、心理素质、应用能力六个具体教学目标；建议翻译专业实施阶段式模块化术语课程设置，逐步培养译者术语能力的修订模型中的六种素质，侧重信息素养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建议翻译专业的术语教学实施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包括课堂讲授、翻译工作坊、翻译案例教学、翻译项目教学、企业实习、论文写作等形式；建议翻译专业建立信息化术语教学资源体系，其中包括各种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和信息化教学平台的实施，加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发展。本论文是针对译者术语能力的一次探索性研究，虽然所得研究结果与理论发现尚需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予以检验，但本研究对于加深我们对翻译能力的认识，推动翻译能力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所提出的教学建议，有助于促进我国翻译教育迎合翻译行业的实际需求，培养社会急需的应用型翻译人才。
钱敏娟[5]2009年在《药品说明翻译过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翻译过程研究在传统翻译研究中未得到足够重视。随着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有声思维法被用于描述和解释翻译的思维活动,促进了翻译过程实验研究的开展。本研究以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以药品说明为翻译文本,以有声思维作为实验方法,观察受试者的翻译过程。重点研究英译汉、汉译英中翻译单位、翻译策略的运用状况,考察受试者进行不同方向翻译时的异同。通过对有声思维数据的采集、转换、编码和定性、定量分析,探讨了翻译过程的特点以及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分析结果显示:翻译时所依据的翻译单位其实是一种动态的语言实体。翻译单位多分布在词、词组、从句(小句)和句子层面,受试者关注最多的是词语的翻译。翻译过程中常常出现主观把握的语言单位和实际操作的语言单位有所不同。汉译英中以词为翻译单位的比例较英译汉高,说明不同方向的翻译单位分布有差异。整个翻译过程中受试者最为关注的翻译步骤是复读原文。无论是汉译英还是英译汉,复读较多的均为第二语言的文本。此外,研究还发现策略的频次与译文的质量有一定的相关性。在药品说明翻译过程中,汉译英表达问题超过了英译汉,英译汉理解问题超过了汉译英。结果再次证明了不同方向翻译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受试者在进行药品说明翻译时意识到的主要问题是词汇问题,而对于语篇层次的问题关注较少。
王育伟[6]2014年在《中翻英过程中查证行为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翻译能力要素作为翻译研究的一大重要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虽然译界学者对翻译能力的定义和构成要素众说纷纭，但都不否认译者的策略能力、双语能力、使用工具进行信息检索的能力及策略能力在翻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格的译者必须能有策略地调动自己的内部资源（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和外部资源。实际上，迄今为止的翻译过程研究确实证明，在具备双语能力的基础上，译者如能有策略地使用字典、百科全书、搜索引擎、语料库等辅助工具进行资料查证，则能极大地提高译文质量。然而，这种能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得而知，这对于中文母语译者的中英翻译尤其如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对比研究翻译新手、半专业译者和专业译者在中翻英过程中查证资料的行为，探究译者策略子能力和查证子能力表现形式，以及这些形式与最终结果的可能关联，为填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贡献一份力量。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叁个问题：（1）译者的资料查证行为与译者的问题意识、和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制定的查证策略是否存在规律性的联系？（2）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资料查证行为与最终的翻译质量是否存在规律性的联系？（3）译者检索查证资料的时间越多，其最终译文的质量是否会越高？为了尽量控制可能影响译者查证资料行为的因素，本研究的实验部分选取的测试稿件为一般性商业评论文章。同时筛选出了12名语言能力大致相当、经验各不相同的叁组受试者，分别为4名MTI一年级学生、4名MTI二年级学生，以及4名有着5年从业经验的专业译者。本研究以译前和译后问卷调查、翻译过程屏幕录制以及译后过程回述的“叁角测定法”收集了数据；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了筛选；请外部独立审校对受试者的译文进行了评定；并对视频录制及音频回述数据进行了转录、描述，及定量定性分析。本研究最后获得了有关译者翻译过程中资料查证行为的若干发现，包括：受试者遇到的翻译问题类型；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使用的辅助工具；译者使用翻译辅助工具的策略和偏好。最后的结果表明，译者的资料查证活动的强度、复杂程度、以及对辅助工具的使用策略，与最终翻译质量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陈怡[7]2010年在《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汉译英能力与文本测试评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翻译是我国高等学校外语院系高年级的一门必修课,是专业外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无论是在教学测试的领域还是在翻译学的领域,作为翻译教学过程一个重要环节的翻译测试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大大滞后于听说读写等测试领域以及翻译理论、翻译批评等翻译学的其他方面。中国学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近来如穆雷(2006a:468)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目前对各种翻译测试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现行翻译测试中客观性试题的运用还处于逐步摸索阶段,主观性试题仍是主要的题型,其评分方法多种多样,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没有进行过理论论证、分析或说明,整个翻译测试特别是文本翻译测试具有相当的盲目性和随意性。Campbell(1998:8)认为,构念效度是翻译测试面临的问题之一,即翻译测试在何种程度上是基于恰当的能力模式或学习模式,而目前大多数的翻译测试体系都缺乏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国内外对于翻译测试构念效度密切相关的翻译能力(translation competence)的探讨则层出不穷,提倡多因素构成、强调双语转换、注重翻译策略等是这些翻译能力模式的主要特点和共同之处。尽管如此,学者们提出的大多数翻译能力模式是以理论而不是翻译教学和测试为中心的,体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专家系统能力,因此并不适用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翻译测试,有些模式虽然直接针对学习者,但其依据和对翻译测试的实际有用性还需要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支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论文试图对翻译测试这一议题有所贡献。为了便于更深入的探讨,本次研究着眼于我国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以及专业八级考试汉译英文本测试,在对他们汉英翻译表现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针对这一特定对象和特定背景的汉英翻译能力模式,并由此拟定出八级考试汉英翻译评分的修订方案,再通过对这一评分方案信度和效度的验证,初步证实了它的有用性。从理论框架上来看,本次研究主要借鉴的是以构念和构念效度为核心的当代语言测试理论,尤其是构念与行为测试命题与评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富有效度的行为测试的开发与应用必须建立在牢固的、明确的构念基础上,因为行为测试的评估量表和评分标准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测试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即代表了测试开发者对测试所要衡量哪些语言技巧或能力的观念;另一方面,构念的确定又离不开特定的使用背景,因为“构念并不是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心理实体,而是为某一特定测试目的而作出的抽象界定”(Alderson 2000:118)。从研究方法来看,本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证主义方法(empirically-based),具体有语料库、有声思维、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等。因为近年来翻译研究这门学科除了传统的理论性、规定性的研究外,描述性、实证性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它们与传统的“思辨、内省”方法互为补充,促进了翻译研究的应用分支的最新发展(苗菊,2006;许均、穆雷,2009)。从结构上看,文章首先回顾了以构念效度为核心的现代语言测试理论,学术界现有对翻译能力的探讨,以及国内外翻译测试的现状尤其是现有的不同评分方法。文章认为,构念理据是包括翻译测试在内的一切行为测试合理存在的基础,虽然学术界对翻译能力有众多的探讨,但遗憾的是这些能力模式多为纯理论性的探讨,并未能直接应用于翻译测试的实践,而这正是提高翻译测试科学性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虽然对不同评分方法的评析表明分析性评分法对于整体评分法有固有的优势,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分项评分标准,其优势并不能充分发挥。对八级考试汉译英现有评分标准与命题现状的回顾与问卷调查是本次研究的实际起点。从问卷调查的结果看,参加八级考试汉译英阅卷的有关教师总体认为,目前八级考试汉英翻译的整体评分量表具有一定的区分度,但在解释性和操作性上还显不足,这一情况下评分者的评分较易受到学生译文中语法错误、局部翻译质量、以及评分者主观好恶的影响,这就突显了寻找有实证翻译能力模式支持的新评分标准的重要性,而这一能力模式和评分标准必须抓住不同汉英翻译能力学生的关键区别性特征。正如Hamp-Lyons所言(1990:69-87),评分者在评分时应当聚焦于最为显着的判断标准(the most salient criteria),而这一标准必须在审慎的测试开发中得到确立,也必须深深扎根于实际的数据和测量所实施的环境。文章接下来着手从大量的实际数据中寻求不同汉英翻译能力的中国英语专业学生的区别性特征。作者通过学习者语料库对相当数量的2004-2006年八级考试汉英翻译文本进行了整体综合性分析与抽样判别式分析,初步得出除了译入语语法失误外,中国英语专业学生在八级考试汉译英时的翻译错误主要集中在译词不准确、表达累赘、句式中式化、语篇衔接意识薄弱这几个方面,而归纳起来词和句这两个层面的整体翻译转换处理很可能是不同汉译英等级文本(不同汉译英能力学生)的重要区别性特征,在某一个词或句的观察点上高汉译英能力的学生并不一定会比低汉译英能力的学生翻译处理得更好,但是综合尽可能多的观察点总体来看,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十分显着的。随后文章对十二位不同能力水平的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在两篇汉英翻译时有声思维进行了深入探析,基本洞察了他们在进行汉英翻译转化时的实际心理活动,进一步发现这些学生在对原文的解码、翻译单位的处理、补添逻辑关联、精简冗余繁琐、对句子进行深层组构、寻找在指称、语体、搭配等方面全方位对等的译词等诸多方面(大致对应于词、句两个层级的翻译转换)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无论从他们的译文还是从思维过程中都已可以看见高能力学生突破原文表面束缚、对译文进行重构的痕迹,而在低能力学生中这一点是基本缺失的。在此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尝试构建针对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主要在八级考试背景下的汉译英能力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学生译者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意义的传递和双语概念结构转换的意识,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跳出原文字句的简单机械对应,从而对原文进行深入的解构和重构;从具体操作角度看,它由汉英语言能力、汉英词汇转换能力、汉英句级转换能力叁个方面构成。由此文章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八级考试汉英翻译评分方案,与传统评分方法不同,这一评分方案由等级概括性描述、等级操作性描述和结合具体文本的观察指标体系叁个部分组成,是一个动态的分析性评分模式。等级概括性描述基本与现行的八级考试汉英评分标准相吻合,围绕着译文是否忠实原文、表达是否地道自然流畅、以及是否有语言上的失误展开,起到一个宏观统摄的作用;等级操作性描述对等级概括性描述中的忠实原文、表达地道自然以及语言失误等特征给予进一步清晰的、分等级的可操作性定义,它直接对应于前面的汉译英能力模式;而结合具体文本的观察点体系则可以根据每年命题文本的不同而进行调节,使实际的评分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文章最后以五篇2005、2006的八级考试汉英翻译文本为例,初步展示了这一新评分方案的可行性。同时通过对两位评分员按照新评分方案分别就2005和2006年75篇抽样文本评分的相关度比较,初步证实了这一评分方案的信度;而这两位评分员的打分、这些文本八级考试原得分,以及另外两位评分员按照原评分标准对这些文本打分的平均分(视为每篇文本的实际应有得分)叁者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又初步证实了新评分方案的效度。此外,文章还简要探讨了基于汉英能力模式的新评分方案对八级考试汉英翻译命题以及本科汉英翻译教学的可能影响。综上,本次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能使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英语专业学生的汉英翻译能力,为汉英翻译教学与能力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对汉英文本翻译评分的探索有助于推进专业八级考试汉译英的效度和权威性,使其发挥更好的反拨作用。同时包括语料库、统计、有声思维等诸多方法的使用也使该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一定的意义,因为翻译研究是一门既包含艺术又包含科学特性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需要人文思辨和科学分析的结合。从长远来看,该研究的方法可能可以推广到英译汉乃至翻译测试研究的其他更广阔方面。
轩慧芳[8]2010年在《英语专业本科生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研究：高-低分组的对比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翻译研究只关注对翻译产品的研究,而忽视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而完整的翻译研究应该包括对翻译产品(即译文)和翻译过程的研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翻译界开始了对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借助认知心理学实验手段有声思维法,许多学者对翻译过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假设。本研究采用有声思维实验方法来探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的使用情况。该研究以新疆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四年级的叁十名学生为受试对象,根据有声思维要求,受试者边翻译边报告其思维过程。根据他们的译文和有声思维报告,最后取十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该研究对收集到的TAPS语料进行编码,以提取包含在受试者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成分和翻译单位。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TAPs语料进行定量分析,以获取高低分组在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使用上的异同。本研究结果如下:1在翻译策略的使用方面,两组学生都使用了Gerloff所提出七种翻译策略。2.这两组学生最常用的翻译策略为:全面搜索和选择,确认问题,译文监控。这表明无论是高分组还是低分组学生都将最多的精力投入于对源文的理解和译文的产出方面。3.尽管这两组学生在策略的使用体现出一些共同特点,然而二者在量上存在差异。低分组使用更多的翻译策略,表明该组学生在翻译过程中遇到更多的困难,并且该组学生在词汇层面存在的问题较多。因此该组学生使用较多的局部策略,比如局部搜索与选择等。高分组学生更多使用推理和论证,文本语境化等总体策略。他们并不局限于某个问题,而是倾向于使用更大的语境,通过找出源语之间的逻辑与连贯,还有百科知识来解决遇到的问题。4.在翻译单位的使用方面,低分组学生更多的以词为翻译单位。高分组学生更多以词组和句子为翻译单位。这说明两组学生采用的翻译单位都比较小。
余承法[9]2013年在《全译求化机制论》文中研究说明全译求化机制论,以考察全译及其属性为起点,以解读钱钟书的“化(境)”为切入点,以小句中枢说和小句中枢全译说为理论基点,以汉英对比为参照点,以几个大型语料库和自建的全译语料库中为支撑点,尝试建立完整、客观、可操作、能验证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全文遵循“叁个充分”(观察充分、描述充分、解释充分)的研究要求,按照两个叁角(“表—里—值”小叁角和“语—思—文”大叁角)的研究思路,通过论证全译的本质——化,揭示全译的核心——求化,探究全译求化的关键——求化机制,着重阐述7种单一机制的内涵、外延、理据、类型及其组合能力和概率,挖掘57种组合机制在实际运用中的倾向性规律。全译求化机制体系的建立,将丰富钱钟书的“化境”翻译思想,推动全译理论的深入研究,深化翻译共性问题的探讨,指导译学方法论建设,为全译实践、全译教学(包括外语专业的汉外互译教学和对外汉语专业的翻译教学)、译文评估、机器翻译提供理论帮助和语料支撑。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至四章为正文,第二章为第叁、四章作铺垫,第叁章为全文的核心,第四章为次重点,第五章为结论。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研究的选题缘由,对国内“化(境)”研究、国内外全译转换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指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意义,并对整个研究框架作出说明。第二章阐述全译的本质及核心。先从全译的定义入手,在阐明全译活动的主体、客体、工具、目的和属性之后,指出全译求似律决定全译行为必须遵循的叁大原则,即：语用价值第一、语里意义第二、语表形式第叁。然后考察全译微观活动的叁个阶段,即：原语理解、语际转化、译语表达,提出全译活动操作于以小句为中轴,语素、词、短语、复句、句群和语篇为脉络的全译单位体系。通过“化”的文字学原解、哲学通解、美学专解和钱钟书自解,赋予译学新解,详论“化”体现为全译本质的五大特征,进而指出全译的核心是求化,求化的关键是建立求化机制体系。第叁章考察全译求化7种单一机制。全译求化单一机制的建立和运用必须遵循全译的叁大原则,以完整再现原文的语用价值和准确传达其语里意义为目的,力图改变或保留原文的语表形式。全章七节在逐一考察7种求化单一机制的内涵、外延、理据之后,以语料库中的全译事实为依据,着重阐述每种机制及其次类的操作过程和方式。等化机制的运用理据主要是：原语和译语具有极强的文化互文性和兼容性,原语和译语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思维方式,原语和译语的表达顺序与思维顺序同构,符合语言表达中的像似性规律。其操作原则是对形等义同值,多操作于小句及以下语言单位,主要包括五种类型：词等化、短语等化、小句等化、复句等化和句群等化。繁化机制的理据在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汉英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后者又体现在：运用语言形式的差异,传达语里意义的差异,反映语用价值的差异。等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繁形不添义不增值,主要操作手段是增添,倾向多用于汉译英,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和小句繁化。简化机制的理据跟繁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方式相反,其操作原则是简形不损义不贬值,主要操作手段是删减,倾向多用于英译汉,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语素简化、词简化、短语简化和小句简化。移化机制是因译语结构和表达规范之需而对原语单位进行位置移动,其操作原则是移形不易意不变值,主要包括叁种类型：原形移化即零翻译,主要是指原语中词和缩略语的移化；有形移化即移位,其理据是中西不同的思维认知方式导致两种语言在语序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包括语素移位、词移位、成分移位、复句的分句移位四个次类；无形移化即引中,运用理据在于：人类思维的相通,人类语言的共性,原语和译语的词语处于相同或近似的语言环境,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包括四个次类：专业化引申、普通化引申、具体化引申和抽象化引中。换化机制是应语值再现和语里传达之需而进行的双语语表形式的互相交换,操作原则是换形不改意不动值,按照双语单位互换的不同角度和层面,可分为六种类型：词类换化、成分换化、句类换化、动静换化、正反换化和主被换化。每种换化类型的内涵、外延和理据不同,在次级类型上有所不同,有时存在交叉或重迭,如词类换化和成分换化、动静换化和主被换化。分化机制的理据在于：汉英两种语言类型的差异及其体现在句法结构上的区别、汉民族与英美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转换的规律,其操作原则是分形不断义不损值,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和拆分的策略,倾向多用于英译汉,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词分化、短语分化、小句分化和复句分化。合化机制的理据与分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手段相反,原则是合形不漏义不变值,采取化零为整的手段和融合的策略,倾向多用于汉译英,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短语合化、小句合化、复句合化和句群合化。第四章考察全译求化组合机制。采用个案研究的形式,通过对四篇公共演讲稿口译实例的调查和统计,逐一阐述57种组合机制的具体操作。通过统计与分析发现：1)五类组合机制按照类型数量依次排序为：叁合机制(20种)>二合机制=四合机制(15种)>五合机制(6种)>六合机制(1种),按照运用频率依次排序为：叁合机制(148例)>四合机制(122例)>二合机制(73例)>五合机制(53例)>六合机制(18例)。可见,机制组合的数量越多,要求越高,难度越大,频率就低；2)由于每种单一机制的运用频率和组合能力不同,相互之间的组合关系有别,各种组合机制在相应类别中的运用频率呈现不平衡性。第五章为结论,总结全文的五个基本观点,指出现存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
谢婧[10]2017年在《翻译单位研究：机器翻译路径》文中提出翻译单位研究一直是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中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者对其关注由来已久,学者们围绕翻译单位的本质和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单位这两个话题开展了激烈的探讨。综述以往研究发现针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呈现的结论纷呈不一,至今仍旧争议不断。机器翻译旨在利用计算机及其软件系统实现从一种自然语言(源语言)的文本或语音到另一种自然语言(目标语言)的文本或语音的翻译。作为翻译的重要研究领域,特别是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机器翻译与翻译理论的结合成为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翻译单位理念源于翻译理论,同时需要用于指导真实翻译文本操作,机器翻译视角的考察能够为翻译单位的研究提供相对真实而客观的验证平台。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试图以机器翻译路径作为研究切入点,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134个机器翻译系统的翻译单位进行统计和分析。首先,通过介绍已有的研究成果和适用的理论框架,本研究指出真实翻译情境下的翻译单位应该建立在语言单位层级。其次,通过收集参与翻译评测竞赛的机器翻译系统,本研究初步描述出翻译系统的翻译单位在各语言单位层面的数量分布。最后,通过强调人工翻译中不同层级翻译单位的可取性和局限性,本研究确定了译者在翻译单位选择方面的不足,侧面证实了机器翻译中翻译单位选择的相对合理性。本文的研究设计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理论上,翻译单位可以借助任何语言单位形式出现;实践上,机器翻译系统的翻译操作单位的分布趋势?2)机器翻译系统的翻译单位选择是否存在集中性?如果存在的话,翻译单位的选择可能具体到什么语言层面?3)机器翻译视角下,翻译单位选择的理据和优势如何?对比人工翻译中翻译单位的研究,本研究能够提供什么启示?本文基于理论论述和数据分析获得了如下发现:1)机器翻译系统的翻译操作单位分布在句子层及其以下语言单位层面。2)机器翻译系统的常见翻译基本单位确定在短语层。3)短语层作为翻译基本单位具有两大方面的优势:第一,词层单位意义丰富,形式灵活,短语单位为其提供了具体的翻译语境,有益于词层单位的消歧;第二,句子及以上层级单位结构复杂,在机器翻译系统中的复现率和识别度低,翻译效果差,短语单位的长度适中,词语的反复共现为短语整体作为翻译单位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此项研究将翻译单位理论和机器翻译系统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开启了翻译单位研究的崭新尝试。未来,本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在于:第一,当前作为研究样本的机器翻译系统来源渠道比较狭窄,收集数量十分有限,以后需要扩大研究样本范围和数量,以期增强统计结果的说服力。第二,当前研究主要回答了如何确定短语作为机器翻译系统的翻译单位和为什么将短语确定为机器翻译系统的翻译单位问题。以后可以深入探究怎样利用机器翻译系统获取各种类型的、有效的短语翻译单位,从而建立更为庞大的翻译数据库,服务于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 地学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的TAPs语料研究[D]. 刘文超. 中国地质大学. 2012
[2]. 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的TAPs语料研究[D]. 张健. 清华大学. 2004
[3]. 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单位的实证研究[D]. 高丽. 太原理工大学. 2013
[4]. 译者术语能力探索[D]. 王少爽. 南开大学. 2012
[5]. 药品说明翻译过程研究[D]. 钱敏娟.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09
[6]. 中翻英过程中查证行为实证研究[D]. 王育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7]. 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汉译英能力与文本测试评分研究[D]. 陈怡.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8]. 英语专业本科生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研究：高-低分组的对比个案[D]. 轩慧芳. 新疆师范大学. 2010
[9]. 全译求化机制论[D]. 余承法.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10]. 翻译单位研究：机器翻译路径[D]. 谢婧. 江南大学. 2017
标签：中国语言文字论文; 自然语言处理论文; 翻译专业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翻译硕士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教学理论论文; 系统思维论文; 机器翻译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语言描述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