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李红[1]2003年在《重庆市区居民原发性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研究》文中认为为探索影响重庆地区人群原发性高血压(Essential Hypertension，EH)的危险因素，特别是生活方式对该病的影响，并探讨血管紧张素原基因多态性(Polymorphism of agiontensinogen gene)与EH的关系，我们分别于2000年10月及2002年1～5月对重庆某厂177例45～55岁男性职工、250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门诊病人及重庆大学45～65岁的职工做流行病学调查(包括问卷、体检及血尿生化)，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酶切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方法，检测血管紧张素原AGT基因的M235T多态性频率分布。 结果显示：(1)重庆某厂45～55岁男性职工，高血压现患率为20.34％，高胆固醇血症现患率为16.67％；人群舒张压水平高于贵阳、广州人群，与北方城市石家庄人群相接近。(2)本次被调查人群超重现象较严重。超重率(BMI≥25kg/m~2)为42.62％。超重者其SBP、DBP、TC、TC/HDL值均较体重指数正常者高。单因素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均显示超重是人群患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OR＞2，P＜0.05)。(3)文化程度高者(受教育年数≥10年)，高血压现患率较低(11.6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其收缩压和舒张压比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分别高9mmHg与10mmHg(P＜0.05)，提示教育在血压控制中 重庆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一半以上的人业余时间从不或很少参加体育锻炼，在职是合理锻炼的阻碍因素。(5)某厂抽样人群24h尿钠排出量与血压(SBP/DBP)呈弱的正相关(二0.23/0.22，P<0.05)，尿钾与血压未见相关;门诊人群，病例组的尿钠、尿钾分别与收缩压呈弱的正相关和负相关仓=0.25，。0.32，尸<0.05);88.59%的人其24h尿钠/尿钾比值高于建议值范围(比值<3)，说明重庆地区人群膳食结构不合理，存在高盐膳食。(6)结果虽显示吸烟及饮酒与高血压患病无统计学关联(xZ=0.41，xZ=0.29，P>o.os)，但常饮酒(每周喝3一6次酒)的人比不饮酒的人收缩压平均高6mmHg(尸<0.05)。(7)对52例高血压患者及73例血压正常者检测血管紧张素原AGT基因的M235T多态性频率分布，结果显示高血压患者中TT基因型的频率高于对照组(55.77%比31.51%)。与MM基因型比，暴露于TT基因型的OR值为2.7。病例组中T等位基因的频率也高于对照组(73%比59%)，随着等位基因T的增加，患高血压的危险性也增加，趋势x“检验尸丈0.001，提示AGT的235T等位基因可能是重庆地区人群原发性高血压的遗传易感标记。. 建议:1.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群众自我保健意识;2.改善饮食结构，如限盐，增加豆类食品、鱼类食品，足量新鲜蔬菜、水果;3.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有规律的体育锻炼:散步、打太极拳、跳操等，控制体重，保持心理平衡，戒烟限酒;4.定期体检、按时服药。
方菁嶷[2]2007年在《苏州市区老住宅小区居民高血压的流行病学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1．描述苏州市区老住宅小区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和分布特点。2．分析其主要的危险因素。3．探讨高血压患者血液生化指标的变化规律。方法1．采用二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在苏州市区1994年前建造的老住宅小区里随机抽取2个社区，在每个社区的若干个居委会里再随机抽取两个居委会，以该居委会的所有20周岁以上居民作为调查对象。由受过专业培训的调查员采用统一的调查表上门对居民进行调查，并采集血样进行生化检测。所有数据由Epidata3.0建立数据库，整理后由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2．以江苏省苏州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年龄构成标化疾病患病率，不同率之间的比较用Pearson X~2检验、Linear by linear X~2检验，计量资料用T检验、Spearman秩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危险因素研究中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1：1配对Logistic回归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拟和。结果1．高血压的现患率男性是54.50％、女性43.65％、合计48.73％；标化后男性患病率是20.95％、女性患病率是16.30％、合计18.16％。2．职业体力、饮酒、吸烟、家务、锻炼、BMI、WC、脉压差、打鼾、脾气均与高血压有统计学意义。3．血液生化指标除TP、ALB外均随血压的变化而变化，但大都处于亚临床阶段，这种变化与血压级别、脉压密切相关，与血压类型关系不大。结论1．苏州市区老住宅小区居民老龄化明显，高血压患病率很高。2．职业体力、吸烟、BMI、WC、脉压差、打鼾、脾气差可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少量饮酒、家务、锻炼可能是高血压的保护因素。3．高血压患者应该关注自己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的变化。
王媛[3]2011年在《天津市市区成人高血压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天津市市区18-80岁居民高血压患者情况、血压水平和血压分期,以及对高血压的知晓、治疗、控制和治疗者高血压的控制情况,以及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天津市市内6个行政区内随机抽取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随机选取每个中心下辖的2-3个小区,对小区内居民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天津市市区常住人口,年龄18-80岁,共24828名符合条件者纳入分析。采用自制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社区医生和医学生组成调查小组,使用统一印制的自制调查表,按方案要求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应用SPSS15.0进行数据分析,Amos7.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拟合男性和女性高血压相应影响因素的模型。结果：本次共调查24828人,其中男性11812人,占47.6%,女性13016人,占52.4%,男女性别比例为0.91：1；平均年龄为48.22±16.28(岁)；平均收缩压为125.05±15.39mm Hg,平均舒张压为79.48±8.84mm Hg,男性均高于女性,且随年龄的增加而上升；高血压患病率为26.2%,男性(26.4%)与女性(26.0%)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按照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标准化后,总高血压标化患病率为16.4%,男性17.4%、女性15.5%；按照2008年天津市人口构成标准化后,总高血压标化患病率为21.2%,男性21.6%、女性20.9%。；调查对象的高血压前期患病率为55.7%,男性(62.4%)高于女性(49.7%)；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患病率为7.3%,男性(6.8%)低于女性(7.7%)；高血压知晓率为66.8%,高血压治疗率为61.7%,高血压控制率为13.8%,高血压治疗者控制率为26.7%,以上各率均为女性高于男性,且均有随年龄升高而升高的趋势。按性别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在男性模型中,高社会经济背景水平(SES)是吸烟、饮酒、高血压的保护因素,是积极运动、血脂异常的危险因素；个人所处地区的高GDP水平是吸烟、高血压、血脂异常的保护因素,是积极运动的危险因素；SES与GDP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吸烟是血脂异常的危险因素；饮酒是超重、血脂异常的危险因素,是糖尿病的保护因素；盐摄入是超重的保护因素,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吸烟与饮酒存在正相关关系。超重是糖尿病、血脂异常和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糖尿病、血脂异常和高血压家族史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糖尿病与血脂异常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标准化总效应显示,高血压各危险因素的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高血压家族史、超重、血脂异常、糖尿病、盐摄入、饮酒、积极运动。高血压各保护因素的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高GDP水平、高SES水平。在女性模型中,高SES水平是吸烟、超重、高血压的保护因素,是血脂异常的危险因素；高GDP水平是吸烟、高血压、血脂异常的保护因素,是积极运动的危险因素；SES与GDP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吸烟是超重的保护因素；饮酒对四种健康状况均无影响；盐摄入是血脂异常、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吸烟与饮酒存在正相关关系；超重是糖尿病、血脂异常和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糖尿病、血脂异常和高血压家族史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糖尿病与血脂异常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标准化总效应显示,高血压各危险因素的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高血压家族史、超重、血脂异常、糖尿病、盐摄入、积极运动、吸烟。高血压各保护因素的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高GDP水平、高SES水平、饮酒。结论：天津市市区18-80岁居民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调查对象高血压患病率低于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调查对象的高血压认知、治疗和控制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仍不理想。高血压家族史、超重、血脂异常、糖尿病、生活行为方式(盐摄入量、积极运动与否、饮酒、吸烟)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模型在男性、女性两组间有一致的外形,但路径系数不一致。SES、GDP通过行为方式、健康状况间接作用于高血压,同时也对高血压的分布产生直接影响,提示外在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李庆奎[4]2017年在《天津市城乡居民心脑血管病患病率调查及高血压发病风险评估》文中提出目的通过对天津市城区和农村地区心脑血管病患病率调查,了解天津市15岁及以上城乡居民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的流行现状并对调查对象的高血压发病风险进行评估,为心脑血管病的管理与预防提供依据。方法本调查研究是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国重要心血管病患病率调查及关键技术研究”的子课题。于2015年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天津市抽取的3个城区和3个郊区共6个区(县)中各随机抽取2个街道或乡镇,在所抽取的各街道或乡镇中再随机抽取3个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对被抽中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内≥15岁的常住居民进行抽样调查,符合条件纳入分析者12474人。此次调查包括现场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两个部分,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及疾病史等信息,并测量身高、腰围、体重、血压以及体脂。应用SPSS20.0进行数据分析,参照哈佛癌症指数法风险评估模型建立方法构建本调查对象高血压风险等级评估模型。结果⒈本次调查符合条件纳入分析者12474人,年龄15~97岁,平均年龄(45.9±19.8)岁,其中男性6 126人(49.1%),女性6 348人(50.9%),性别比为0.965:1;城市6 290人(50.4%),农村6 184人(49.6%),城乡比为1.017:1。⒉平均收缩压为127.5±17.3mm Hg,平均舒张压为77.5±9.1mmHg,男性均高于女性。高血压粗患病率为28.97%,其中男性(29.84%)与女性(28.13%)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2.425,P=0.119);农村(30.53%)大于城市(27.44%),城乡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2=7.968,P<0.01);随着体质指数、文化程度的升高,高血压患病率逐渐升高;吸烟、饮酒者的高血压患病率要大于非吸烟饮酒者。⒊冠心病粗患病率为5.61‰,男性(8.00‰)高于女性(3.31‰),性别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2=12.154,P<0.01);城市(8.74‰)高于农村(2.43‰),城乡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2=20.062,P<0.01);随着体质指数增加,冠心病患病率逐渐升高;高血压人群中冠心病患病率要大于未患高血压人群冠心病患病率。⒋脑卒中粗患病率为7.05‰,其中男性(9.47‰)高于女性(4.7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2=9.866,P<0.01);城市居民脑卒中患病率(9.86‰)高于农村地区(4.2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2=14.025,P<0.01);随着体质指数增加,脑卒中患病率逐渐升高;高血压人群中脑卒中患病率要大于未患高血压人群脑卒中患病率。⒌采用哈佛癌症指数法建立高血压风险等级评估模型,结果显示随着高血压风险等级的增加,高血压的发病人数逐渐增加,验证组高血压风险等级评估模型ROC曲线下面积(AUC)及其95%confidence interval(CI)为0.863(0.852~0.875),R=1.285可作为个体易患高血压的最佳阳性临界点(灵敏度为0.852,特异度为0.729)。结论⒈天津市15岁及以上城乡居民高血压、冠心病及脑卒中的患病率均低于全国水平,并且随着年龄、体质指数的增加而增加;吸烟、饮酒者叁种疾病的患病率高于非吸烟、饮酒者。⒉高血压者冠心病及脑卒中的患病率均高于非高血压患者。3.构建的高血压风险等级评估模型预测和判别能力较好,能有效的对居民高血压发病风险进行量化与分级,为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个性化健康管理提供依据。
张晴晴[5]2015年在《长春市成年居民高血压患病情况及影响因素城乡对比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对长春市成年居民高血压的患病现状及分布情况的分析，描述长春市城乡居民高血压的不同流行特征，并对城乡居民高血压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为城乡制定有针对性的高血压防制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在长春市累计居住6个月及以上的18~79岁常住社区居民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资料、行为习惯、饮食习惯和循环系统疾病家族史。体格检查主要包括身高、体重、腰围和血压等。使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录入，使用SPSS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全部统计分析均在复杂加权的基础上进行。城乡间比较患病率时，参考总体人群结构，采用“直接标化法”进行标化，不同人群构成比和患病率的比较采用经校正的Rao-Scottχ2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1）长春市成年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8.8%；其中共调查城镇居民2820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7.5%，标化患病率为25.8%；共调查农村居民2842人，高血压患病率为30.4%，标化患病率为29.5%；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率高于城镇。（2）各年龄段城乡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城镇：χ2=110.044，P<0.001；农村：χ2=53.338，P<0.001），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城镇男性和女性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32.5%和22.5%，农村男性和女性分别为33.9%和27.0%，差异均有显着性（城镇：χ2=36.064，P<0.001；农村：χ2=13.028，P<0.001）。（3）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在城镇和农村居民中，年龄35~44岁（城镇：OR=4.332,95%CI：2.410~7.790；农村：OR=3.687，95%CI：1.761~7.721）、45~54岁（城镇：OR=9.918,95%CI：5.636~17.453；农村：OR=6.761，95%CI：3.262~14.014）、55~64岁（城镇：OR=16.504,95%CI：9.301~29.284；农村：OR=14.021，95%CI：6.820~28.825）、65~79岁（城镇：OR=31.002,95%CI：16.737~57.425；农村：OR=26.168，95%CI：12.367~55.370）、男性（城镇：OR=1.946,95%CI：1.600~2.368；农村：OR=1.358，95%CI：1.113~1.657）、有循环系统疾病家族史（城镇：OR=1.788，95%CI：1.465~2.181；农村：OR=1.431，95%CI：1.166~1.755）、超重（城镇：OR=1.809，95%CI：1.414~2.313；农村：OR=1.759，95%CI：1.390~1.225）、肥胖（城镇：OR=2.862，95%CI：2.003~4.088；农村：OR=4.022，95%CI：2.765~5.852）和腹型肥胖（城镇：OR=1.760，95%CI：1.368~2.265；农村：OR=1.945，95%CI：1.529~2.474）均可增加高血压发生风险；非汉族居民（OR=0.585，95%CI：0.348~0.983）、偶尔参加体育锻炼（OR=0.710，95%CI：0.548~0.921）、有时食用奶类及奶制品（OR=0.556，95%CI：0.410~0.754）对城镇居民具有保护作用；高中以上文化程度（OR=1.438，95%CI：1.091~1.895）和很少食用水果（OR=1.701，95%CI：1.344~2.151）也增加了农村居民高血压的患病风险。结论2012年长春市成年居民高血压患病率高于2002年全国水平，但低于同期全省水平，且农村高于城镇。城乡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在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间分布均存在差异。城镇居民在不同民族、婚姻状况、职业类型间分布存在差异，而农村无差异。长春市城乡居民高血压的共同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增长、男性、有循环系统疾病家族史、超重、肥胖和腹型肥胖。此外，非汉族居民、偶尔参加体育锻炼以及有时食用奶类及奶制品是城镇居民高血压患病的保护因素；而农村居民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很少食用水果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长春市城乡居民在高血压的患病率和危险因素上存在明显差异，提示高血压的防制应结合城镇和农村高血压及其危险因素的流行特征，有针对性的制定防制策略和措施。
李慧[6]2009年在《山东省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与血压控制的性别差异分析》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以高血压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威胁我国人群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病。近年来,农村高血压患病率增长迅速,已与城市相当;农村高血压人群知晓率低、服药率低、控制率低的现象严重;高血压并发症严重,致残率、致死率高。因此目前农村高血压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事件,加强农村高血压的预防、治疗、控制工作已经迫在眉睫。社会性别是一种由社会构成的特征,而不是由生理决定的。社会规定女性和男性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女性和男性可获得的机会和资源以及他们做出决定和履行自身人权(包括与保持健康以及在健康不良情况下求医相关的人权)的能力也有差别。性别角色及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与其它社会和经济变量发生相互作用,可以造成两性对疾病的易感性、健康状况、对预防服务和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疾病负担及治疗质量等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因此男性和女性对高血压的预防知识、诊断机会的获得、治疗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上必然存在着差别,同时两性还存在不同的生理特点,这些差别必然会造成男性和女性高血压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及血压控制率及相关因素上的差异。因此要有效的进行农村人群的高血压防治管理,我们有必要了解不同性别人群的高血压流行与控制特点、高血压的影响因素、血压治疗和控制的差异及各自的特点,但目前的国内尚缺乏该方面的系统研究。本研究的研究目标是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分析男性和女性高血压患病与血压控制的连续过程,发现男性和女性高血压患病与血压控制的差异,并分析男性和女性各自患病与控制的影响因素及各种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具体的研究目的包括:比较高血压患病率的性别差异、高血压患病相关因素的性别差异状况、影响男性和女性高血压患病的因素;比较高血压知晓率的性别差异及分析各自的影响因素,比较高血压治疗率和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状况的性别差异及分析各自的影响因素,比较血压控制率的性别差异及分析各自的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取定量研究的方法。数据资料来自《山东省农村卫生人员培训与慢病控制项目》基线调查数据。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在山东省西部和中部抽取8个县(市、区),每县(市、区)按照随机抽样原则,随机抽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2个村,每村按户主花名册进行系统抽样,被抽取家庭内所有的25岁以上常住人口均为调查对象。采用家庭问卷调查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个人生活和行为方式、健康意识和健康知识知晓情况、健康状况以及高血压患者的卫生服务利用情况等;医学体检主要测量居民的血压水平、身高、体重、腰围等指标。2007年4月进行现场调查,家庭问卷调查和医学体检由各个县CDC和医院的医务工作者经过统一培训后来完成。高血压定义为:收缩压≥140mmHg或舒张压≥90mmHg(体检中2次血压值或3次血压值的平均数)的患者或既往有高血压史,目前正服抗高血压药,血压虽已低于140mmHg/90mmHg,亦诊断为高血压。资料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统计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对定量资料进行分析。主要研究结果(1)社会经济及一般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女性与健康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各项指标明显低于男性,主要表现在:女性的文化程度低于男性,文盲半文盲的比例比男性高30%,尤其是有近90%的老年女性调查对象属于文盲半文盲;与女性相比,男性从事有报酬的工作的比例较高,如管理与技术性工作、务工,而女性大多是从事农业和家务劳动;男性对自我社会地位的评价好于女性,同时女性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略差于男性,在生病后首选的就诊机构上,男性选择级别稍高医疗机构的可能性略高于女性,而且男性生病后对卫生支出的经济支配权比女性大。(2)高血压患病状况及相关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男性高血压患病率高于女性(男:47.8%,女:40.8%),经过年龄标化,男性患病率为41.2%,女性患病率为34.3%。在成年早期和中年期,男性的高血压患病率高于同年龄组的女性,但是由于女性的高血压患病率随年龄增长的幅度大于男性,在55～64岁时女性高血压患病率与男性基本一致,进入老年后,女性的高血压患病率高于男性。虽然女性的高血压患病率低于男性,但是女性高血压患者的高血压分级却呈现高于男性的趋势,而且女性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的患病率高于男性,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性别差异逐渐增大。男性和女性在个人行为生活方式、健康意识、知识水平、预防性行为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男性和女性面临着不同的威胁:男性吸烟率和中度及重度饮酒率远远大于女性,女性超重及肥胖率、被动吸烟率高,相对缺乏锻炼,静态活动时间过多等行为危险因素的水平更高,女性自报睡眠状况比男性差;更多的男性会主动的获取卫生保健知识,并且更多的男性表示想获取高血压相关的健康知识,而与此相对应,男性对高血压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好于女性。女性的预防性行为好于男性,如监测血压、有意识的控制体重。(3)高血压知晓状况及其相关因素的性别差异:总体上,男性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低于女性(男:24.3%,女:27.9%),中年组知晓率的性别差异最大,而年轻组和老年组不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患者由于健康查体或因其他疾病就诊时发现患有高血压病的比例高于女性。知晓自身患有高血压病后,男性患者对自己的病情的了解情况好于女性(包括自己曾达到的最高血压、目前血压控制水平),并且高血压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好于女性。(4)高血压治疗状况及其相关因素的性别差异:虽然男性高血压患者的高血压治疗率比女性低2.8%(男20.5%、女23.3%),但是在知晓自身患有高血压的人群中,男性的知晓治疗率与女性基本相同(男84.5%、女83.7%)。医生对患者的非药物治疗的指导不足,医生更倾向于对男性患者进行相应的非药物治疗。总体上,男性非药物治疗的依从性比女性差,非药物治疗依从性差的原因存在差异,男性认为“生活习惯很难于改变”的比例比女性高,而女性由于高血压相关知识的缺乏的原因而未有效的遵从非药物治疗的比例高于男性。在进行药物治疗的患者中,男性用药的种类多于女性;男性和女性自报遵医嘱服药的比例没有差异;不遵医嘱服药的主要形式是间断服药,女性该形式的比例高于男性;男女在不遵医嘱服药的原因选择上没有太大差异,药物治疗的花费不存在性别差异。平时因高血压就诊时候,女性更倾向于去村卫生室及私人诊所就诊。(5)高血压控制状况的性别差异:虽然女性高血压控制率略高于男性(男:3.3%,女4.4%),但是整体的高血压控制状况极不理想,亟待提高。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仅有不到20%的患者血压得到了有效控制(男:16.3%,女:18.7%),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和政策建议山东省农村常住居民的高血压特点是患病率高、知晓率、治疗率及血压控制率低。高血压已经成为威胁山东农村常住居民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加强山东省农村地区高血压的防治能力刻不容缓。55岁前男性高血压患病率高于女性,65岁后女性患病率迅速增加并且超过男性,由于女性的高血压知晓率高于男性,女性的高血压治疗率和控制率也高于男性,但其中知晓治疗率和治疗控制率均不存在性别差异。因此高血压治疗控制性别平等的关键点是减少知晓率的性别差异,即提高男性的知晓率。男性和女性在高血压患病及控制的相关因素上存在不同的暴露水平及不同的敏感水平,因此在制定高血压预防与控制策略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不同性别人群的特点,有的放矢,才能更有效的提高山东农村地区高血压防治工作,减少男性和女性高血压患病与控制的差异。我们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农村地区居民的教育,减少成年人群的文盲半文盲率,尤其是将女性的教育水平补齐;2)普及以高血压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相关知识,针对普通人群和高危人群开展不同内容的健康教育;3)将女性作为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一是发挥女性在家庭中食物准备者和家人健康的维护者的作用,二是发挥农村女性的同伴教育作用;4)倡导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针对不同人群有主题的开展教育:针对男性重点开展戒烟、限酒教育;针对女性重点开展健康饮食、增加体力活动、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平衡心理教育;5)建立首诊测血压制度,保证在县、乡、村卫生机构初次就诊的成年人都接受血压测量,提高高血压的早诊断水平。
金银花[7]2012年在《延边地区朝鲜族和汉族青少年不同类型肥胖与代谢综合征及其组分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重庆市区居民原发性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研究
肖南梓[8]2016年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下农村高血压及糖尿病患者疾病经济风险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由于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变化、环境恶化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等诸多原因使得我国的疾病谱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年来各方面的研究表明,影响人群健康的主要疾病已从传染病和围生期疾病为主转变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按2004年世界卫生报告,世界60%的死亡和47%的疾病负担可归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其中75%的慢性病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Wang longed在2005年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死亡率中约有80%是由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而失能调整生命年(DALYs)的健康丧失有70%归因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从众多对包括高血压和糖尿病在内的慢性病研究发现,其患病率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到2010年有关研究表明,中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33.5%,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在2010年为11.6%,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上升。由于患病率高、并发症多、易复发、治疗周期长和预后差等特点,慢性疾病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步损害患者的劳动能力,逐渐消耗患者家庭的资源,从而使患者家庭的生活水平和创造财富的能力降低。慢性病患者面临的累积门诊及购药费用负担,与普通人群就医费用相比更加沉重。作为缓解疾病经济负担和控制疾病经济风险的医疗保险,在我国已形成了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bmiue)、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bmiur)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ncms)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bmiue)是对原有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的重大变革,于1998年开始正式实施,是针对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和职工的一项强制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bmiur)于2007年开始启动试点,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它是以大病统筹为主,针对城镇非从业居民,覆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未覆盖的城镇人群的一种自愿保险;2003年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以农村家庭户为参保单位,一般采取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实行大病统筹为主的办法,并于2007年起在全国绝大多数统筹地区都陆续出台了特殊疾病门诊费用的补偿办法。重庆市于2012年7月,则将全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合二为一,城乡居民参加医疗保险不以户籍划分,统一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了城乡统筹。实行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后,被纳入门诊报销和住院费用补助的慢性病种类比2003年增加了5种,已达到13种,并且报销和补助比例以及限额皆有所增加。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在慢性病患病率不断增加的状态下,重庆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从筹资范围、筹资水平、支付范围和支付水平等一系列的政策安排为控制慢性病患者的疾病经济风险起到多大的作用?该制度的设计是否使慢性病患者所面对的疾病经济负担有明显缓解?研究目标本研究旨在分析重庆市农村地区以高血压病及糖尿病患者为代表的慢性病患者在居民的基本医保险制度安排下的疾病经济风险状况。从他们的医疗服务利用水平、疾病经济负担水平和疾病经济风险在2008和2013年间的变化入手,分析目前实施的针对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患者疾病经济风险的控制能力,并为完善该制度在筹资和支付方面的设计提出适当的建议。具体分为以下4个分目标:(1)描述重庆农村地区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患病情况(2)比较近两次nhss中重庆农村地区患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医疗服务利用情况的变化,并以2013年nhss数据和2014年定性访谈资料分析影响患者医疗服务利用的各因素(3)比较近两次nhss中重庆农村地区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就医自付费用情况并分析2013年nhss中影响患者就医费用的各因素(4)通过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分析重庆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地区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疾病经济风险控制情况研究方法(1)研究对象以参加农村基本医疗保险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国家卫生服务调查问卷的设计,高血压的并发症(或伴发症)主要考虑:糖尿病、血脂异常症、脑血管病、心脏病、肾病;糖尿病的并发症(或伴发症)主要考虑:高血压、血脂异常、脑血管病、心脏病、视网膜病变、肾病。(2)资料来源及收集方法采集重庆地区国家卫生服务调查问卷中回答有高血压及糖尿病的患者的有关信息,包括患者的社会经济特征、患者为治疗该慢性病及其并发症(或伴发症)的门诊和住院服务利用情况、医疗费用等。以及统计年鉴和医疗保险政策文件中的相关信息。访谈资料来自对重庆两样本县(区)不同类别关键信息知情人的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组访谈。访谈对象共分四类,其中,个别访谈对象有:卫生管理部门分管领导、医疗服务机构相关科室负责人、医疗保险中心相关政策负责人,焦点组访谈对象为糖尿病患者。访谈前,先通过样本地区联络人与当地各相关机构负责人取得联系,告知访谈目的后由其推荐关键知情人接受个人访谈。患者的焦点组访谈由乡村医生或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从慢性病管理花名册中随机抽取6~10名患者来实现。(3)分析方法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的有关定量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多元回归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两部模型法和卫生服务利用的间接标准化模型。定性资料采用主题框架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与结论1.重庆农村地区高血压和糖尿病患病率增加但门诊服务利用率下降,糖尿病患者对住院服务的利用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大两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重庆农村地区的高血压患病率和糖尿病患病率分别增加了3.3%和6.3%。两类疾病患者中女性更多,年龄在60岁以上。用两周就诊率来衡量两类疾病患者的门诊服务利用情况时,该指标在这两类疾病患者中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因“经济困难”而放弃就医的两类疾病患者比例2013年都比2008年有所下降。但是,不同经济条件的糖尿病患者的住院服务利用则表现为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高收入组患者更多地利用了住院服务,其水平公平性较差。2.需提高慢性病管理中对健康知识的有效宣传来树立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和健康意识,基层医疗机构的人力资源建设滞后成为构筑慢性病健康管理防线的障碍患者对疾病的科学认知不足、缺乏预防意识、以及经济条件的限制和人口流动性使慢性病管理的各项措施在实施时遇到困难,造成规定的规范管理率标准难以实现。因此,需要通过适宜的健康教育来增加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提高农村居民的预防与健康意识。造成规定的规范管理率标准难以实现还有来自于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原因,尤其是作为慢性病管理的第一道防线的基层医疗机构(乡镇和村级)的人力资源缺乏、医技水平落后。因此,建立系统的基层医生培训制度,探索乡村医生的退出机制,都是使慢性病管理策略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3.医疗保险的补偿水平使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有所减缓但对慢性病患者的门诊费用补偿尚显不足;较贫困和病情严重的患者也需要更多的经济支持与2008年相比,2013年调查的两类疾病的门诊次均自付费用都显着地减少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的补偿政策对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起到了明显的减缓作用。但是,对于贫困患者而言,基本医疗保险还需在起付线、共付率等方面给予更多优惠来切实减少患者的自付费用。而且,倘若要满足所有慢性病患者门诊上的规范治疗,还需要加大医保基金的筹资水平和补偿水平。同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按医疗机构层级制订的住院差别报销比例的政策,只有建立在基层医疗机构的设施完善、人力资源数量充足和素质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引导患者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和减轻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的目的。4.不同经济水平患者的疾病相对风险度高低显示了低收入组患者需要更多经济支持家庭中慢性病人数、家庭中住院人次数、家庭的经济条件等仍是造成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显着性因素。而低收入组的患者无论是门诊治疗还是住院治疗都比其他收入组的患者疾病经济风险高,因此,基本医疗保险对于低收入组的保障仍然是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受到医保基金收入的限制,如何控制医疗费用成为医保部门考虑得更多的问题,在支付方式上的各种设计都是为了使有限的医保基金收支平衡,而所有这些手段无疑都影响着该政策对慢性病患者疾病经济风险的抵御能力。因此,患者得到的经济支持只能维持其基本的医疗服务。对众多中低收入的农村慢性病患者而言,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部分需要不能转化为需求,或者其疾病经济负担沉重。政策建议1.提高慢性病患者的门诊报销比例及封顶线,并将药店购药费用纳入福利包。2.增加对低收入患者的保障,减免低收入者的参保费或实施累进缴费来提高该项医疗保险政策的公平性3.提高慢性病预防管理效率,特别是找到农村居民喜闻乐见的健康教育方式;并且加快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尤其是人力资源方面的建设4.增加政府财政资助在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上的筹资份额,增加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来促进公立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的改革。
邵爽[9]2016年在《永福和柳江县农村居民重要心血管病患病率及危险因素调查》文中提出目的调查永福和柳江县农村居民高血压、冠心病和(或)脑卒中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情况,为当地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桂林市的永福县共677名和柳州市的柳江县共870名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血压和内脏脂肪指数,抽血样检测生化指标、留尿样测定微量白蛋白并进行ABI的测定,对两地调查结果进行对比研究。结果①两县共调查1547名居民,其中柳江县870名,平均年龄56.91±11.31岁,其中男性267名(30.7%),平均年龄57.55±11.08岁,女性603名(69.3%),平均年龄56.62±11.41岁；永福县677名,平均年龄60.07±12.20岁,其中男性208名(30.7%),平均年龄62.69±11.00岁,女性469名(69.3%),平均年龄58.90±12.54岁(表3、4)；与永福县农村居民相比,柳江县居民平均年龄较低(60.07±12.20岁 VS 56.91±11.31岁,男性：62.69±11.00岁 VS 57.55±11.08岁,女性：58.90±12.54岁 VS 56.62±11.41岁,均P<0.01),65岁以上年龄段人口占所百分率较低(39.44% VS 25.17%,P<0.01),有高血压家族史的百分率较高(10.49% VS 16.44%,P<0.01),但两县之间的性别构成比、吸烟人数百分率无明显差异(均P>0.05)(表1、2)。②与永福县农村男性居民相比,柳江县农村男性居民的身高(1.61±0.57m VS 1.63±0.62m)、体重(56.52±9.53Kg VS 63.19±9.66Kg)、BMI(21.83±3.10Kg/M2 VS 23.68±3.08Kg/M2)、腰围(76.97±9.71 cm VS84.19±9.24cm)及内脏脂肪指数(8.18±4.31 VS 10.48±4.45)、TC(4.94±0.85mmol/L VS 5.23±1.03mmol/L)、LDL-c (2.95±0.72mmol/L VS 3.17 ±0.84 mmol/L)、空腹血糖(5.05±1.22mmol/L VS 5.42±1.08mmol/L)、血钾(4.11±0.35mmol/L VS 4. 80±0.44 mmol/L)均显着高于永福县居民(均P<0.01,表3),但两地男性居民的TG、HDL-c、Cr和尿微量白蛋白均无显着差异(均P>0.05)(表3)。③与永福县农村女性居民相比,柳江县农村女性居民的身高(1.49±0.60m VS 1.52±0.62m)、体重(47.88±8.64Kg VS 55.12±9.47Kg)、BMI(21.58±3.31Kg/M2 VS 23.91±3.57Kg/M2)、腰围(73.97±8.83cm VS 81.80±9.71cm)、内脏脂肪指数(5.12±3.08 VS 7.39±3.67)、TC (5.08±0.95mmol/L VS 5.24±0.97mmol/L)、 HDL-c(1.38±0.31mmol/L VS 1.47 ±0.32mmol/L)、LDL-c (3.03± 0.81mmol/L VS 3.16±0.4mmol/L)、空腹血糖(4.78 ± 0.89mmol/L VS 5.37 ± 1.26mmol/L)、血钾(4.10±0.36mmol/L VS 4.58±0.41mmol/L)均显着高于永福县农村女性居民(均P<0.01),柳江县女性居民TG(1.46± 0.93mmol/L VS 1.33±0.78mmol/L)、Cr (87.61±20.45μmol/L VS 84.90 ±19.26μmol/L)低于永福县女性居民(均P<0.05),而两地尿微量白蛋白无显着差异(P>0.05)(表4)。④柳江县农村居民高血压粗患病率为35.40%(标化后为20.68%),永福县农村居民粗患病率为39.88%(标化后为20.26%),两地无明显差异(P>0.05)；两地男性患病率均高于女性,永福县的为49.04%和35.82%(均P<0.05),柳江县的为43.45%和31.84%(均P<0.05),两地男女性间高血压患病率、两地间各年龄段患病率无显着差异(表5)；经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发现,永福县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与年龄和腰围有关；而柳江县的患病与年龄、腰围、TC和血糖呈正相关,与女性呈负相关(表7)。⑤与永福县农村居民相比,柳江县农村居民的高胆固醇血症、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尿微量白蛋白增高、肥胖或腹型肥胖和PAD的患病率显着增高(均P<0.05),而冠心病和(或)脑卒中、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病率无显着差异(均P>0.05)；经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发现,永福县农村居民冠心病和(或)脑卒中患病与年龄有关,而柳江县的患病与血糖和是否患有高血压有关,且高血压患者冠心病和(或)脑卒中的风险增高3.6倍(95%CI：1.234-10.597),而糖尿病患者冠心病和(或)脑卒中的风险增高1.2倍(表8)。⑥经调查发现永福县和柳江县农村居民糖尿病的患病率无显着差异(4.43% VS 5.98%,P>0.05)；永福县居民糖尿病患病与年龄有关,而柳江县的与年龄、腰围、TG及是否患高血压有关,高血压者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3倍(95%CI：1.407-6.478)(表12)。结论通过对永福和柳江县农村居民抽样调查发现：永福县65岁及以上居民所占人口比重显着高于柳江县居民。柳江县居民的身高、体重、BMI、腰围、内脏脂肪指数和超重、中心性肥胖、血脂水平及血脂异常率均显着高于永福县居民。两县农村居民的高血压患病率、冠心病和(或)脑卒中患病率无显着差异,但两地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素不同：永福县的与年龄、腰围有关,而柳江县的与年龄、腰围、总胆固醇和血糖有关；冠心病和(或)脑卒中患病因素也不一致：永福县的与年龄有关,而柳江县的与血糖和高血压有关,糖尿病者患冠心病和(或)脑卒中的风险增高1.2倍,而高血压者患冠心病和(或)脑卒中的风险增高3.6倍。柳江县居民糖尿病患病率为5.98%与永福县的4.43%无显着差异,永福县的患病与年龄相关,而柳江县的与年龄、腰围、甘油叁酯和高血压相关,高血压者患糖尿病的风险增高3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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