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书华[1]2016年在《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与泰勒规则的适用性分析》文中提出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连续几次扩大存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加快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各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更大范围内自主确定其存款利率,表明金融主体自主定价进一步放开。然而,这不能表明中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完成。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市场上的主体机构在政策基准利率的指导下,根据市场的需求状况完全自主定价,自负盈亏。如今,中国的政策基准利率仍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且不同利率之间的关联并不显着,人民银行执行的是“双轨制”利率政策,没有根据市场化利率的行为特征来确定基准利率。调控行为还保留较多的行政成分。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只是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重要的一步,不能代表利率市场化的结束。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仍然任重而道远。利率市场化改革仍然是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在此形势下,进一步研究中国市场化利率的行为规则,可以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自中国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来,对于中国利率泰勒规则形式的研究相继展开。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学者对泰勒规则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但研究结论仍然存在矛盾。文献研究主要是采用中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同业拆借利率做为研究对象,讨论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谢平、罗雄(2002),陆军、钟丹(2003)和王建国(2006)认为,中国市场化的同业拆借利率虽然满足泰勒规则的形式,但是对中国经济而言,它是不稳定的政策规则。卞志村(2006),赵进文、范继涛(2007),杨国中(2009),徐亚平(2009),石柱鲜(2009),万晓莉(2013),袁野(2014)的研究认为,中国市场化的同业拆借利率,不仅满足泰勒规则形式,而且是一个稳定的政策规则。杨柳(2013)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不满足泰勒规则而满足麦克劳林规则。本文主要针对以前文献研究结论中表现出的相互矛盾的问题提出合理解释,并对中国现行“双轨制”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提出评价观点。泰勒规则在中国适用性问题的研究结论出现矛盾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文献研究中对产出缺口的计量与数据的处理方法。另一个原因是文献研究的对象采用的是市场化的同业拆借利率,但是同业拆借利率是经济的内生变量,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政策基准利率,先前文献研究的结论并不能真实评价中国现阶段实际中实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文献研究中互相矛盾的结论反映出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就是中国市场均衡利率是否可以被描述成稳定的泰勒规则形式。其次,如何来评价中国现阶段的“双轨制”利率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泰勒规则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质,如果中国政策基准利率不符合泰勒规则的某种形式,那么中国现阶段的利率政策可能不是最优的,或不是有效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利率政策是否必须符合泰勒规则?事实上,文献研究中互相矛盾的结论表明以往的文献研究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因此,通过对政策规则演进脉落的梳理发现泰勒规则是总结以往政策的优点后形成的一个兼顾长、短期调节作用的可操作的政策规则。文章在Clarda et al. (1999)和Woodford(2003)的研究基础上,将货币效用函数、垄断竞争商品市场假设和价格粘性结合起来,形成简单的线性新凯恩斯模型,用最优化方法证明最优的政策规则是泰勒规则,并用中国实际数据实证比较泰勒规则和其他政策规则对中国经济的稳定效果。然后,针对文献研究中突显的产出缺口计量与数据处理方法的问题,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理性预期的方法,重新检验了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但是,所得的结论仍然受到采用同业拆借利率的影响,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根据这个问题,选择了中国的政策基准利率——信贷利率,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的“双轨制”利率政策进行有效的评价。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泰勒规则是货币政策在实践中逐渐演化形成,能兼顾长,短期调整的政策规则,并且该规则能有效缓冲随机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如果实证检验表明政策基准利率满足泰勒规则形式,则表明该货币政策有效。这个结论可以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有意义的参考。2.中国执行的是“双轨制”利率政策。评价中国利率政策效果应该以中国实际信贷利率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同业拆借利率为研究对象。文献研究中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论的原因在于研究对象的混淆。3.实证检验泰勒规则形式时,通常受到产出缺口计量问题的困扰。用趋势分解意义上的产出缺口代替理论上产出缺口来检验泰勒规则形式时存在一个理论“陷阱”。这个问题以往文献没有注意到。趋势分解意义上的产出缺口实际上是经济随即冲击形成的,理论上与利率不相关。因此,应该谨慎的对待,使用趋势分解意义上的产出缺口检验泰勒规则得出的结论。4.受产出缺口计量问题影响,本文认为,无法得出中国实际信贷的泰勒规则形式。由计量检验得到的中国实际信贷利率的泰勒规则形式,从理论上,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实际信贷的是否遵循泰勒规则形式,同理,实证检验否定中国实际信贷利率的泰勒规则形式,也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实际信贷可能遵循泰勒规则形式。所以评价中国“双轨制”的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不能采用泰勒规则的标准。5.评价中国的货币政策(包含“双轨制”的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最简洁的方式,就是实证检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本文用脉冲响应分析实证地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稳定的增长,是满足现阶段中国经济目标要求的有效经济政策。
谢平, 刘斌[2]2004年在《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新进展》文中提出本文介绍近年来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进展状况,主要从模型框架、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和设计、货币政策规则的一致性、最优性、前瞻性、稳健性及操作性等方面对货币政策规则的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及实际应用进行综述。
周波[3]2009年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最新进展》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规则"方式制定、执行财政和货币政策并评价其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一方面,与线性对称货币政策规则相比,因为能更准确捕捉经济现实和各国货币当局政策行为,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成为未来很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源于Hamilton的贡献,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设计和绩效评价实证研究也出现应用体制转换模型方法的趋势。因此,本文从采用预防性扩张需求和预防性价格稳定性需求框架的非线性货币政策研究和应用体制转换模型方法研究财政货币政策规则两方面综述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近期最新进展。
徐琛卓[4]2018年在《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规则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后危机时期,学术界反思了以通货膨胀目标规则为代表的政策规则在危机期间暴露的缺陷,并就新时期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探索。然而,美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分别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不同的政策规则。在美国,学术界讨论的主要是名义GDP规则;在新兴市场经济体,重点关注的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鉴于此,本文对后危机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整理,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朱培金[5]2013年在《扩展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分析当前国内外货币政策规则的设计、选择和操作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泰勒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对泰勒规则的扩展，利用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判断和经验证据。本文从泰勒规则总体特征、汇率管制下的泰勒规则、非线性的泰勒规则、在粘性信息框架内的泰勒规则、泰勒规则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以及具有太阳黑子冲击的泰勒规则等六个方面的分析，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一、鉴于泰勒规则作为货币政策规则所因具备的条件，我们研究了泰勒规则的八个总体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中国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泰勒规则并不具有稳定经济的能力，但是利率传导机制的作用正在增强，可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参考。于此同时，加入货币供应量因素的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反映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有效性。二、在开放条件下动态宏观经济模型中引入具有管制的汇率因素，通过央行的损失函数获得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函数——泰勒规则，并对汇率管制对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计量分析，试图检验汇率对货币政策规则的效应。我们对最优泰勒规则进行拟合估计，结果表明，在汇率管制下，汇率传导机制对泰勒规则作用并不显着，利率主要还是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分析利率冲击对经济的影响，通过DSGE模拟分析得到，具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能有效地隔离国内外冲击，从而印证了泰勒规则中利率对汇率反应不足的现实。叁、研究对货币政策规则的非线性传导机制重视不足，央行可能会对目标变量的偏离具有不同的反应。我们通过在一般均衡框架中适当修改央行的损失函数或是在约束条件中引入非线性菲利普斯限制，考察非线性最优泰勒规则。同时利用对数平滑转换自回归(LSTAR)模型对非线性泰勒规则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表明我国泰勒规则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而且在非线性泰勒规则中，无论名义利率、货币供应量变动还是汇率变动作为非线性转换变量，利率对通货膨胀反应均不足，可能引发经济不稳定困境。中国泰勒规则有效性不足，说明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可能还存在诸多障碍。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使我们重新开始审视货币政策规则在粘性信息条件下的作用效果。我们在包括产品、劳动和债券叁个均衡市场的粘性信息一般均衡(SIGE)框架下研究中国经济。通过引入厂商、劳动者和消费者叁种信息更新概率，并假设货币当局以利率规则作为操作工具，经过校准处理，并在SIGE(粘性信息一般均衡框架)模型下分析了各种冲击下的脉冲相应函数。研究得出，(1)生产率变化最为敏感；(2)货币政策松紧随着不同的冲击呈现不同状态；(3)劳动供给和产出(缺口)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影响是相似的，但是幅度大小不同；(4)产品价格和工资在各种因素冲击下影响不大；(5)各变量的波动主要来自总生产率冲击。五、研究泰勒规则对宏观经济系统稳定性均衡问题时，利率与非政策经济变量的长期关系并不是研究的焦点，它们的短期关系才是重要的。因此，我们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内，分别研究了泰勒规则和具有平滑效应泰勒规则对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性问题，通过简单的脉冲反应图，发现具有平滑的泰勒规则在降低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外，还具有使经济变量回归稳态放缓的可能。并在DSGE中讨论了货币内生性问题，只要央行按照利率政策调控经济，并且经济是满足跨期最优的，那么货币供应量就具有内生性。同时适当增加其他经济扰动项，可以提高模型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六、为了研究中国泰勒规则对宏观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均衡，我们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均衡模型基础上引入太阳黑子冲击，运用贝叶斯统计推断方法估计DSGE模型，考察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均衡和不确定性均衡。通过引入货币政策冲击、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以及太阳黑子冲击，利用1996—2012年的数据，检验了我国泰勒规则的不确定性均衡。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泰勒规则具有不确定性，太阳黑子冲击能导致“自我实现”均衡，虽然太阳黑子冲击能对内生变量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对基本冲击的传导作用有限，因此，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主要还是受基本冲击的影响。
王倩云[6]2014年在《我国货币政策规则非对称性与时变性》文中指出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向带有浓重的相机抉择色彩，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前，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较大，经济波动也比较剧烈。但是近几年来，很多研究证明货币政策工具规则在我国有一定的适用性。尤其是泰勒规则，在我国被进行了广泛地研究，然而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局限于传统线性的泰勒规则研究。这和宏观经济情况也许并不符合，一些学者也认为货币政策规则存在非对称性和时变性。本文突破传统线性泰勒规则研究的局限性，综合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和时变性。通过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研究，可以探索出我国货币政策规则是否存在非对称性的产出缺口偏好或通胀缺口偏好。通过货币政策规则的时变性分析，可以研究出货币当局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是否有不同的调控力度。综合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和时变性，将弥补目前研究主要针对货币政策规则线性模型的不足，赋予货币政策规则研究更加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泰勒规则的理论依据是在线性的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基础上使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最小化，而福利损失函数是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平方项的线性组合。但是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福利损失函数中中央银行赋予产出（或通胀）对其目标值正的偏离或负的偏离的权重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中央银行不仅关注通胀和产出对其目标值偏离的大小，还关注偏离的方向，这种观点就引申到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偏好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中将样本区间进行划分，然后分阶段进行反应函数法研究，说明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是存在结构性变化的，由此引申到货币政策规则的时变性特征。本文首先在考虑利率平滑性的基础上研究泰勒规则，实证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简单地刻画我国宏观经济的状况，但是在进一步以2002Q1为结构性断点对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邹氏断点检验时接受2002Q1处存在断点的假设。于是本文继续研究了2002年前后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同时考虑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实证结果表明2002年以后我国货币当局存在非对称性的产出缺口偏好，对负的产出偏离反应更加强烈，这一点和2007—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背景是相符的。邹氏断点检验只简单地研究了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结构性变化，为了全面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时变性特征，本文构建了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时变参数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末参数的波动性较大，但是进入本世纪以后参数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对泰勒规则进行简单的修正，比如考虑利率的平滑性，引入资本市场因素和外汇市场因素等。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研究或时变性研究有一些，但是较少。本文突破传统线性泰勒规则研究的不足，综合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非对称性和时变性。（2）现在有一些研究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资产价格等因素加入到模型中，试图研究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波动对短期名义利率的影响，而鲜有研究考虑国际利率对我国短期名义利率所造成的影响。本文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国际利率的代理变量而加入到模型中，试图研究我国的短期名义利率是否受到国际利率的影响。而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本文主要研究央行针对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调整利率的情况，没有对泰勒规则中的长期均衡实际利率和通胀目标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2）本文对货币政策规则的时变性研究主要体现在时变参数。而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时变性也许不仅仅局限于时变参数，有可能是不同的时间段采取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规则，即某个区制以基础货币增长率为操作目标，主要按照麦克勒姆规则行事，但是另一个区制则以利率作为操作目标，主要按照泰勒规则行事。
徐国祥, 郭建娜[7]2017年在《金融稳定目标下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研究》文中认为未考虑金融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会忽视物价稳定下金融过度繁荣累积的潜在风险。文章在通货膨胀和产出两个目标变量的基础上,将金融稳定以指数的形式加入货币政策目标中,对包含金融稳定目标的泰勒规则所具有的特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金融稳定和产出在货币政策中可以平稳地传导,通货膨胀在货币政策中的传导不平稳。(2)央行在高通胀时会增加对金融稳定目标的关注,高通胀时产出缺口的扩大对利率的影响比低通胀时要大,利率需对通货紧缩做出更大的反应。(3)如果参照未包含金融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宏观调控,则调控力度会被低估。(4)我国在货币政策调控中显着关注了金融稳定目标,逐渐趋于按照含有金融稳定目标的泰勒规则进行操作,因此将金融稳定目标加入货币政策规则中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是有效的。
孙晶[8]2017年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我国央行利率决策模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2013年央行确定贷款利率全面放开,2012年至2015年四次扩大金融机构存款利率的浮动范围至对于利率的管制取消,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相关配套也更趋完善,最明显的是存款保险制度于2015年5月1日正式推出,Shibor、贷款基础利率、国债收益率等市场基准利率逐步成为定价的重要参考。利率市场化后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市场手段来改变金融市场的供求状况,以此调控整个市场的利率水平。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使用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操作性不断增强,这为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以利率为主要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提供了可能。在此过程中,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利率决策模型有助于央行的预期管理,从而做出政策调整。货币政策规则研究是近年经济学热点问题,关于利率决策的经典理论是泰勒规则。早期的泰勒规则是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经验分析,我国中央银行不能完全照搬。虽然我国的学者已经对泰勒规则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多数都是对不同形式的泰勒规则进行实证,对货币反应函数进行估计。多数的研究都表明泰勒规则适用于我国货币政策。虽然泰勒规则及其扩展形式也有很好的适用性,但是缺乏严格的理论基础。国内关于最优利率规则的研究还较少,大多停留在理论研究和模拟测算阶段,未充分结合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利率决策的特点,研究出适合我国实际的中央银行利率决策模型。本文借鉴Giannoni和Woodford(2003)最优利率规则的理念和社会损失函数概念,将央行视为经济代理人,具有社会损失效用函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使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保持在稳定水平,尽量接近目标预期,避免经济产生大的波动。设定最优利率决策模型的优化目标是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约束下,使得产出缺口同通胀缺口的平方和最小。借鉴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动态经济模型,约束条件设定为考虑汇率波动、资产价格波动和货币供应增速的总需求方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菲利普斯曲线,资产价格、汇率的变动方程。将约束方程整理后代入目标函数,通过极值求导方式得到最优利率规则反应函数。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综合考虑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平滑性、非对称性和时变性等特征,通过协整检验、最小二乘估计、HP滤波、卡尔曼滤波以及状态空间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最优利率决策模型的具体形式,得出了最优利率决策模型的一般形式、非对称模型形式和时变参数模型形式,分析比较了叁种模型的适用性,并就最优利率模型的实施、完善利率调控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基于最优利率规则的有关理论模型,实证研究了符合我国实际的最优利率决策模型形式。主要有以下结论:一是汇率、国外利率和资本价格对短期名义利率的影响不显着。二是通过逐步回归,选定了影响利率决策的四个主要变量,即上期名义利率、本期通胀缺口、上期产出缺口和本期M2增速,得出了利率决策模型的一般形式。叁是在一般线性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虑了利率政策的非对称性和时变性,估计出了非对称性模型和时变参数模型。非对称性模型显示,我国中央银行对通货紧缩的反应程度略大于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程度,对经济过热和经济衰退的反应程度基本一样。时变参数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经济波动较大时,利率平滑系数会大幅降低,市场利率变动较大。2008年金融危机后,利率对一国的通胀缺口、产出缺口、货币供应量增速的反应系数呈逐步上升趋势。四是通过比较叁种模型的预测效果,认为时变参数模型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更加迎合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有利于增强利率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阳浪[9]2017年在《基于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货币政策框架研究》文中认为货币政策在实现经济增长、控制通胀目标时,是否应该考虑金融失衡和金融系统性风险,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和政策界讨论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货币政策制定不应考虑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因素,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满足通胀稳定和金融稳定双重目标。本轮金融危机过后,人们认识到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并不能维护金融稳定,单个金融机构的倒闭因相互关联和危机传染效应可以扩张整个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制定中考虑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因素不容忽视。我国经济正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速下行等诸多挑战,系统性风险的扩散与传导更加频繁,货币政策制定的科学与否对此产生重大影响,研究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制定中是否需要考虑系统性风险因素对于解决现实问题起到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从货币政策的风险传导与风险承担机制出发,构建宏观审慎视角下基于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货币政策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宏观审慎视角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我国今后货币政策决策和实施提供参考建议。本文在货币政策分析框架中植入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从理论、模型和实证全面分析了基于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货币政策框架。首先,文章理论上阐述了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相互影响机制,从货币政策风险承担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对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机理,并从货币政策风险传导角度分析系统性风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理。其次,本文将系统性风险指标引入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利用CCA方法建立金融稳定性模型,并将其整合到考虑系统性风险因素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构建宏观审慎视角下考虑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因素的货币政策分析模型。第叁,利用广义矩估计实证检验系统性风险对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效应,分析系统性风险对产出缺口、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等指标的影响。第四,为了分析考虑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因素的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在不同冲击下,货币政策分析模型中考虑系统性风险与不考虑系统性风险时主要经济变量的波动程度。文章最后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效应和传导效应丰富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使得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因素对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产生影响;第二,我国产出缺口与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金融部门不稳定性增加,会对产出缺口造成一定影响,进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第叁,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对产出缺口和利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因素后,能够减少主要经济金融变量的波动程度。并提出以下建议:央行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关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和风险传导渠道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央行加强金融部门的监管、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完善风险披露和预警机制防控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央行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水平,扩大货币政策调控范围,实现货币政策经济目标与金融稳定的统一。
印重[10]2014年在《金融稳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意识到通过控制通货膨胀实现的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不足以保证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作为金融系统关键功能有效执行，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资源配置、风险管理、支付结算等重要功能在金融市场以及各个机构中能够平稳运行，具有应对冲击的能力且在外部冲击的干扰下不受影响的一种平稳状态，维护和促进金融稳定已经逐渐成为各国央行的首要政策目标。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巨大的风险与挑战，维护金融稳定已经成为维持物价稳定、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加强我国金融稳定性建设已经刻不容缓。《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开展对我国金融稳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将为我国经济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参考。另外，在当前形势下，我国“金融稳定”理论体系的构建刚刚起步，许多领域有待探索，尚未形成完善的框架结构。因此，开展基于金融稳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是对我国金融稳定理论体系的有益补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梳理了金融稳定的基本理论，在IMF金融稳健性指数评价体系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金融稳定性指数，并基于这一合成指数，对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的关联性、包含金融稳定因素的货币政策规则、金融稳定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联性以及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等方面，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究。第一，本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中国金融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了中国金融稳定性指数FSI，分析了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状况与走势。从整体趋势来看，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呈平稳改善的趋势，从2004年开始逐渐上升的状态；从波动性来看，在2005年至2006年中期期间以及2007年至2009年末期期间，中国金融稳定性的波动幅度很大；从水平值来看，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状态分为如下叁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4年初期至2007年中期，中国金融稳定性呈现整体向好的趋势；第二阶段从2007年中期至2010年初期，中国金融稳定状况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出现了2007年底的波谷和2009年中期的波峰；第叁阶段从2010年至2013年末期间，中国金融稳定性持续平稳的提高，波动率较小。第二，本文基于中国金融稳定性指数，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分析了中国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的关联性。研究表明，我国金融稳定不仅有助于物价稳定，金融稳定也可以解释物价稳定，而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的适度负相关是一种常态，即通货膨胀的较低的水平，金融稳定容易发生；与此同时，我国金融稳定对物价影响具有显着地降低作用，不仅有助于通货膨胀水平值的降低，还有助于其波动的下降。第叁，本文在线性利率规则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金融稳定缺口项，用以考察我国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是否关注金融稳定因素。通过对引入金融稳定因素的利率规则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结果发现利率对金融稳定缺口的调整参数不显着，这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对金融稳定缺口的关注度不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还不高，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影响的传导渠道还不够畅通，因此在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时，中央银行更多地是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市场化利率对金融市场的调控机制还不健全，是今后需要加强和改进的重点所在。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和监管是未来金融市场稳定机制的关键。第四，本文运用VAR模型和TVP-VAR模型对包含金融稳定，通货膨胀率和广义货币供给的简单经济系统进行了估计，用以分析金融稳定与通货膨胀率和广义货币供给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表明，在对经济系统进行估计时，TVP-VAR模型相对于VAR模型更具稳健性；在样本期间内，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的冲击虽然并没有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产生结构性变化，但在金融危机过后，货币供给正向冲击对金融稳定指数的负向影响期间显着缩短，金融稳定与通货膨胀的依存性也在不断减弱，这有利于政府和货币当局在宏观调控时把二者区分对待，以便实现多重宏观调控目标。第五，本文运用固定参数模型和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并结合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固定参数模型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金融稳定有显着地抑制效应；而时变系数模型提高了模型的拟合效果，并指出，经济增长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变特质。在样本期间内，经济增长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在2004年至2007年期间，这种影响体现为抑制效应的不断减小，而在2007年至2012年前后，经济增长对金融稳定的影响首次由负转正，而后又迅速变为负向影响；在进入2012年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率开始降低，经济增长对金融稳定开始体现出明显的拉动效应。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之前得到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与泰勒规则的适用性分析[D]. 顾书华. 辽宁大学. 2016
[2]. 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新进展[J]. 谢平, 刘斌. 金融研究. 2004
[3]. 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最新进展[J]. 周波. 经济学动态. 2009
[4]. 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规则研究述评[J]. 徐琛卓. 武汉金融. 2018
[5]. 扩展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D]. 朱培金. 吉林大学. 2013
[6]. 我国货币政策规则非对称性与时变性[D]. 王倩云. 浙江财经大学. 2014
[7]. 金融稳定目标下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研究[J]. 徐国祥, 郭建娜. 财经研究. 2017
[8]. 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我国央行利率决策模型研究[D]. 孙晶. 山西财经大学. 2017
[9]. 基于金融部门系统性风险的货币政策框架研究[D]. 阳浪. 武汉大学. 2017
[10]. 金融稳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D]. 印重. 吉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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