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凯龙[1]2005年在《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及其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货币金融因素以及由此构成的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与此相适应,金融发展及其效率已成为当前宏观金融研究最令人神往的领域之一。作为本文研究的主旨,金融发展效率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作者自己的体会,它指的是在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是否通畅有效。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理论为基础,形成了本文对于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效率研究的基点。本论文致力于转轨时期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及其效率(1978-2002)研究。首先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进行了梳理,指出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其次将这种理论关系分解,借助当前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方法和工具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验证转轨时期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效果,即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各地区人均产值的增加、储蓄的积累、资本的形成、生产力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企业的成长;最后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金融发展悖论”,并在“最优制度安排的动态一致性与制度耦合”假说的框架内来分析中国金融发展悖论的真实内涵以及中国金融发展路径形成的原因,审慎评价转轨时期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效率,初步探讨了中国金融体系走向“推动经济增长”金融发展道路,指出实现金融对现代经济的“第一推动力”作用所应努力的方向。论文共分五章,主要内容由叁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由导论和第一章构成。导论部分对本文研究中的基础概念和支撑理论做出了界定与说明。第一章首先对“金融-经济”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归纳,为后文分析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奠定基础;随后回顾了金融发展的指标构建问题,金融指标的构建是以宏观金融理论为基础的,指标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货币金融理论的演进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指标的构建是否合理,是否能够尽可能多地体现金融功能将从根本上影响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可信性与合理性;最后探讨了金融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以及实证建模依据,在充分梳理了实证领域的文献后,比较与甄别了主要的实证模型与估计方法,为文章的后续部分从理论和方法上以中国区域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部分,由第二、叁章构成。本部分将分析视角转向了中国各省的金融与增长状况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实际效果上。第二章,在回顾和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主要问题后,进一步对各省金融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统计分析,计算了主要的金融发展指标以及经济增长指标。第叁章对中国各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宏观影响机制的实证模型以Levine等人(1993,1997,2000,2002,2003)估计方程为基础,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部分构成作了调整;微观机制的模型主要以Rajan和Zingales(1998,产业层面影响机制)的分析方法以及Demirgü?-Kunt和Maksimovic(1998,企业层面影响机制)的分析方法为主;从实证方法上,主要使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仅针对宏观机制的分析)。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与增长的因果关系方向进行实证检验。最后,依据实证检验的结果,初步提出“中国金融发展悖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机制有效与微观机制失效。第叁部分,由第四章和第五章构成。根据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结论和以中国分省数据为基础的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将中国金融发展的“麦金农之谜”进一步扩展为中国金融发展悖论,提出了制度演进与改革的“最优制度安排的动态一致性与制度耦合”假说,并依此对这一悖论展开了演绎分析,指出这一悖论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期间中国金融体系社会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均衡,这种均衡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与发展内在逻辑的体现,体现了制度安排的动态一致性和制度耦合。依据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本文对中国未来的金融体系改革与发展作了前瞻性分析,提出从叁个方面入手引导中国金融体系走向“推动经济增长”型的金融发展道路,实现金融对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金融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金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经济越发达,这种推动作用就越强。具体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在宏观层面,金融发展有助于储蓄率的提高、资本的形成、生产力进步和经济结构变迁;在微观层面,金融发展有助于产业扩张和企业成长。2.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宏观传导机方面存在相关性,但是在微观机制方面(金融发展与企业成长)没有任何相关关系。3.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整体上不存在显着的因果关系。4.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宏观传导机制与微观传导机制的矛盾,本文将这种矛盾扩展为“中国金融发展悖论”,指出中国金融发展悖论是中国金融发展道路中一种特有的“稳定与效率”的均衡。5.中国金融发展效率的改进方向取决于以下条件:能否构建有效促进金融发展的外部制度;能否推动金融体系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能否构建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体系。
李延军[2]2007年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围绕“金融与经济增长”这一主题,针对理论研究倾向于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分析上偏向于一方的不足,立足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互动发展的新视角,旨在研究不同金融结构——以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与以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结构,履行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具体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和文献评述,包括第1、2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等,并从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结构理论等视角介绍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机理相关理论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当前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对本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包括第3、4、5、6章。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金融交易的特征,说明金融交易是一种“关系性交易”并具有不完全的特性;接着在分析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从节约成本、金融功能等方面分析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比较优势和局限性,彼此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决定了金融体系的均衡结构;然后,结合内生增长模型,从金融功能角度探讨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发展中国家应基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融资方式作合理选择;最后,通过对金融创新的功能及动因的分析,说明金融创新是实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第叁部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包括第7、8章。这部分论文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简要回顾和评价了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环境下,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演进与互动发展推动金融深化的历史逻辑;第二,转轨时期我国金融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第叁,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第四,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第叁和第四点内容研究过程中,论文利用1993年1季度至2007年1季度有关数据,对叁者关系做了详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金融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中介与市场相比较而言,金融中介的作用更大一些,我国目前仍属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着多个单向和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整体上,经济增长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较大。第四部分:结论与展望,包括第9章。这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作了总结,并基于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探讨了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途径及政策建议。最后本文还对后续研究作了展望。
陈华[3]2004年在《转轨时期国有银行脆弱性的分析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转轨时期国有银行脆弱性是金融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有银行脆弱性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国有银行脆弱性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制度根源何在,如何预防和化解,中国目前仍缺乏系统、全面的深入研究。因此,转轨时期国有银行脆弱性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银行脆弱性引发的银行危机越来越频繁,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处置难度越来越大,处置成本也越来越高。银行脆弱性具有马太效应的负外部性,造成金融市场失灵,资源配置效率受损,难以实现帕累托优化配置。中国目前经济金融处于大幅度变革阶段,不确定因素增加,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体制性风险加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成为关系到今后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稳定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必须站在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银行脆弱性,无论怎样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银行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研究银行脆弱性,是为了预防银行危机的发生,提高银行配置资金的效率;提倡正视银行脆弱性,是为了解决中国银行面临的困难,帮助其早日走出困境,因此,研究银行脆弱性,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的“助推器”等能动作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银行脆弱性理论是新兴的解释银行危机理论,这种理论不同于从经济基本面来解释银行危机的传统观点。它强调银行体系内在的脆弱性,从银行体系自身寻找银行危机的原因,认为银行业的特点决定了银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市场的不完善性。本文的出发点是论证银行脆弱性,首先对银行脆弱性理论进行梳理,以期从转轨时期和制度合约角度找出其原因,然后对银行脆弱性进行量化和实证分析。本文的落脚点是国有银行脆弱性预警模型及其分散化解路径选择。提出了多重制度缺损假说来解释我国银行体系异常脆弱的原因,不仅重视对影响银行脆弱性的共同的一般因素的分析,而且特别重视我国经济转轨过程影响银行脆弱性的产权制度和政府行为等特殊因素的分析。最后为提高我国银行稳健性,提出了一些建议。
范德胜[4]2003年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文中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近年来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这一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要回答以下问题：一定时期内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是金融发展决定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跟随经济增长；在明确上述关系的前提下，需要回答金融发展是通过什么途径(机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在明确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后，要解决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问题；最后，需要明确在不同国家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中介体发展和服票市场发展是相互替代还是互补的。在这样的一个理论背景下，本文对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结论。 理论模型表明，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比率和资本边际效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国外的经济学家在探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时候，没有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考虑进去，这是一个缺陷；而且，国外学者在探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时候，很少将金融发展和微观经济主体联系起来；再者，各个国家的经济条件不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会有所不同。在中国的渐进转轨过程中，金融因素支持了体制内产出的增长，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但金融改革的滞后也为未来的深化改革带来了困境。针对上面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缺陷，本文主要回答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出现象前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经历的经济衰退，金融因素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金融因素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带来了哪些困境?中国金融中介的发展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到底有没有像国外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的积极作用?在中国，金融中介发展排不排斥股票市场的发展?在回答了上述的问题后，本文得出了政策结论。
文豪[5]2013年在《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中国经济正朝着现代市场经济方向前进。面对来自国内外的一系列挑战，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需要转变金融发展方式。本文以中国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研究主题，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直接目标，围绕着对中国模式的成绩与挑战、特点与成因、现状与发展前景的分析研究展开，根本宗旨在于使中国走上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强国之路，建设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强国，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文明富强和谐之国，实现中国和平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本文共分为7章，第1章为绪论，其余5章为正文，分别解决“转变”是何含义、为何而转、向何处转、转什么、如何转这五个问题，第7章以政策建议与发展展望作结收束。7章共同构成一个层次清晰、逻辑严谨的论述框架。第1章，交代研究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研究该主题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在厘定了金融、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方式转变含义的基础上，梳理与本主题研究相关的理论文献。确立了研究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前提，提出了环境-文化-制度-结构-功能的新分析框架，为研究的展开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第2章，结合对中国模式的梳理来探讨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首先探讨了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发展模式遭遇到的重大挑战，继而探讨了转变中国金融发展方式的内涵：金融发展方式转变要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金融发展方式转变要改变金融结构的失衡；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变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进行。最后探讨了政府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第3章论述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何以必要。结合中国现实中的重大金融问题的产生机理，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历程；结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论述，阐发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金融发展方式转变提出的要求；并进而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论述了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最后论证建立金融发展方式也是建立生态美好的和谐中国的需要。第4章，探讨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方法论、理念与原则。基于对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金融发展过程中经验教训的分析，利用战略管理方法建立起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规划框架。通过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内外环境的分析，提出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建立起一个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和民生幸福的功能强大的金融服务体系，并进而提出了以和谐看待发展、以自由看待发展、以仁爱看待发展的发展理念更新，并在金融领域里落实为金融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金融方式转变应遵循的一系列原则。第5章，探讨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由行政为主导转向以市场为基础注重法治的发展方式；由强调金融自身利益转向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式；由注重外延扩张的量性发展转向强调内涵提升的质性发展方式；由强调金融安全转向以公平带动效率提升的发展方式；由主要强调商业性金融转向强调叁维金融合作互补的发展方式；由主要强调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转向大小均衡的发展方式；由强调全国性机构扩张转向强调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方式；由强调国家金融转向充分发挥民间金融活力的发展方式；由强调对外开放优惠转向统一内外国民待遇的发展方式。核心是从精英金融转为普惠金融，从技术金融工程金融转为人文金融人本金融。第6章，为中国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变设计改革蓝图。提出了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想道路与前提假设：在重建改革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理论创新；政府从全民利益出发约束自己的权利，依法建立权力的边界，自觉建立金融制度变革的法治基础；金融界主动放弃依靠政府保护获利的旧盈利模式；国民对于金融制度变革带来的金融风险和选择难题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然后，结合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与现实，分析了制约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各项现实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出了促进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金融改革方案的总体设计与实施规划；要重视金融教育与文化建设；要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经济金融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收束，我们以第7章的政策建议与发展展望结束本文。在本章中提出了整体设计、上下互动、内外协力推进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即：在思想理论准备方面建立起自由探讨学术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与价值观重建的舆论和出版基础；转变政府角色定位，建立金融体制重构的法治基础。提出了转变金融发展方式的具体政策建议，即：建立叁维一体的新金融架构；改变金融行业的准入方式，实现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均衡；充分重视社保金融；塑造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财政环境；建立金融发展方式转变的法治框架。最后，提出只要认真扎实地推进中国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金融强国的建设是可以期待的，而金融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良风美俗，服务于民生幸福。
赵建[6]2010年在《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控制与货币扩张》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在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特有的货币金融现象,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广义货币经历了一个高速扩张时期。从1993年开始,我国的M2/GDP开始超过100%,到2007年末,我国广义货币余额为40.3万亿元,GDP为24.6万亿元,比率达到164%。这一指标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被经济学界称为“货币高差”(张杰,2006)。然而,除了80年代末两年的比较严重通货膨胀外,在转轨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保持着良好的价格稳定状态,并没有发生类似于南美一些国家的货币动荡和货币危机。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制度逆行”过程,即在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稳固的货币市场的条件下,建立了资本市场并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人们常常用“10年时间走了西方股票市场200多年走过的历程”来形容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之快。从量上来看,中国转轨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飞速的货币和金融扩张过程(彭兴运,2002)。然而,另一个现象是,在货币和金融飞速扩张的过程中,中国的货币金融系统存在着强大的政府控制,中央银行基本上没有独立性,银行系统中90%以上为国有商业银行,股票市场上市公司70%左右为国有资本所控制(参见第八章的有关内容),债券市场大部分也是国债。这一金融控制的后果是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货币化和坏账货币化以及国有商业银行预算软约束等问题。这就出现了在计量上中国货币化指数和金融相关指数快速扩张,但货币、金融市场上市场化严重滞后、货币扩张与金融控制并存的特有现象,使得中国出现的诸多货币问题没有用传统的货币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比如,根据货币数量范式,高的货币存量下的价格稳定意味着“货币的消失”,那么这些消失的货币哪里去了?比如按照资本积累原理,资本市场应该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工业化非常完善的经济系统内建立(Bose,2005)。但中国在工业化初期就建立了资本市场,并获得飞速发展。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追问,中国强大的金融控制下的货币扩张遵循什么样的扩张路径?货币扩张是外生推进的还是内生诱导的?中国的货币扩张的内在机理是什么?是否存在路径依赖,其后果是什么?中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次序。。。等等。本文就是基于中国强大金融控制下的货币扩张这一特有现象,试图在转轨经济系统内构建一个统一的框架对这一问题的原因以及后果进行剖析。本文的特点是将政府作为分析的起点,认为理解中国的货币扩张路径,就必须理解政府兼转轨主体和货币、财政当局于一体所承担的角色及其目标和行为,这是货币扩张的根源,而金融控制则是货币扩张的手段。在这个逻辑上,转轨路径与货币扩张路径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果在制度变迁收益较高的转轨初期的货币扩张提升了经济的货币化与金融化水平,那么在制度变迁收益递减的路径阶段,粗放式的货币数量扩张则会可能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而这时,政府则很可能沉溺在货币推动型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上不能自拔。本文就是从转轨初期开始描述转轨经济特有的货币化进程和金融控制下的货币扩张路径,以及由此引起的福利改进或者损失。第一章做的工作是,综述和梳理货币经济学的叁个基本研究模式,并从中抽取出与本文研究有关的方法和观点,为整个论文打下理论基础。这一梳理过程并不是仅仅对当前货币经济学研究现状的一种简单叙述,而是对不同货币经济的基本模式,以及不同模式内的不同学派进行“追根溯源”。因为货币经济学从观点和方法,充满了争议和悬而未定的结论：交易媒介还是价值贮藏的资产,中性还是非中性,自然利率还是货币利率,适应性预期还是理性预期等等一系列争论占据了整个货币学说史。之所以存在争论,是因为不同的方法和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存在的理由和现实根据。从菲利普斯曲线到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再到理性预期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彻底否定,这一学说演化历程一方面反应了现实的多变以及经济学从统计到理论,从经验到理性的沉思路程。同样的例子还有,古典货币数量论的衰落,与货币主义对其“旧事重提”；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货币传统的方法尴尬,与新货币经济学重新走在货币经济学前沿,等等。货币经济学从来不缺乏学派和主义之争。当货币主义走向衰落,新凯恩斯主义成为货币当局所信奉的所谓“政府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发现货币经济仍然是那么高深莫测,货币政策或多或少的仍然带有货币主义哲学所预测的后果。所以,我们相信,仅仅一种货币理论和方法,无法解释货币经济问题的全部。凯恩斯主义的坚守者和货币主义的坚守者们,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上的坚持,不如说是世界观上的哲学固执。而如果忽略和误解马克思主义货币经济学,对货币问题的研究不仅仅缺乏逻辑深度,更会缺乏历史感和人文关怀。所以,本文一开始所作的工作,就是对货币经济学的叁个基本范式进行梳理和“追根溯源”,综述以前的货币经济学大师们对各种货币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和见解。因为,中国的货币经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演化历程,所以对其问题的研究更加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任何经验型的分析都可能导致不应该的错误。第二章、第叁章和第四章旨在从理论上探讨严格的金融控制下高速货币扩张的原因。为了揭示这一原因,我们从转轨初期开始,描述转轨初期经济系统的货币金融方面,这是第二章的主要内容。在这个经济系统中,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推动下刚刚萌芽,经济转轨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局部式的制度变迁模式。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推动了国民收入的增加。伴随着企业和消费者私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货币和金融资产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但此时的资本积累低下和产出落后的经济系统并没有内生出一个满足私人金融服务需求的私人金融市场,政府对货币金融系统拥有绝对的控制力,在宏观上造成了货币分割并占有大量的“货币剩余”。这种宏观金融格局的后果是,微观主体的经济决策在金融约束下无法实现费雪分离,使得社会生产力边界不能更加充分的扩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外生供给的货币资产供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由于经济条件和储蓄规模有限,更重要的是缺乏金融资产增长的金融市场体系,货币成为政府进行金融调节的一个重要手段,并在转轨初期承担了重要的资产性功能。第叁章从政府铸币税最大化的视角,探讨了严格的金融控制与高速的货币扩张这一结构——数量之间的矛盾。主要介绍了叁个模型,Bailey模型、Fry-Dwyer模型和本文所构建的政府投资与铸币税的动态模型。Bailey模型考察了以铸币税最大化为最优目标的政府所采取的外部货币扩张行为,在这个模型中,政府为了增加居民的货币需求,会对货币金融系统采取一系列排挤私大货币替代物的措施,从而造成金融压抑；Fry-Dwyer模型考虑了银行所有权结构和银行经营行为对铸币税的影响,将Bailey模型的外部货币铸币税扩展到一个内部货币和外部货币相结合的铸币税组合政策模型上,银行所有权结构、产业结构与货币需求结构都影响政府的货币扩张行为；而本文所构建的政府投资与铸币税模型,则在-个扩展的效用函数框架内,考虑具有私人目标和政治声望目标的政府投资——包括制度生产和其他公共产品的投资——与货币扩张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铸币税不再是政府的最大化目标,而仅仅是其财政收入手段的一种。我们的扩展模型是一个动态模型,更加贴近转轨政府的行为和目标特点。以第二章和第叁章为微观基础,我们在第四章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将转轨经济中政府制度变迁主体和货币当局的双重角色纳入GSM范式的货币经济系统,探讨政府在促进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货币扩张行为、后果以及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我们的模型分析发现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最优融资方式是发行货币,其不仅能够为政府推动转轨提供财政基础,而且还作为一项重要的资产注入私人经济满足货币需求。但在转轨完成以后,如果存在路径依赖,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外生的“制度拉动”,经济的长期均衡是不稳定的。并且经济的稳定性以及货币扩张对稳态经济的影响取决于政府的货币控制能力,而这又对金融改革提出了难题。第五章和第六章则是从理论上探讨金融控制下的货币扩张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第六章我们进一步深入到转轨经济的产权层面,分析金融市场化改革滞后、金融产权国有化对整个经济系统市场化进程的影响。进一步来说,我们将在一个制度变迁已经进行到某一暂时均衡的时间点上,探析在货币系统存在“所有制歧视”的情况下,缺乏生产效率的国有资产没有被市场经济剔除去,反而随着货币数量的扩张而不断增长的货币金融方面的原因。为了考察这一原因,我们按照产权关系进行部门分类,并对各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合并,从而理清国有资产形成的产权脉络与货币脉络,从而探讨出经济市场化程度与金融产权结构以及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本章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存在所有制歧视的信贷环境中,按照政府产权偏好形成路径依赖的货币扩张路径,是不利于私有经济成长的。而形成所有制歧视的根本原因,便是改革滞后的金融产权结构。第七章沿着转轨路径和经济增长路径继续前行,探索在转轨经济强大的金融控制下政府是如何安排金融制度,货币数量扩张是如何影响这一外生金融增长路径的,以及相关的宏观经济后果。按照内生金融演化理论,如果经济增长所积累的资本存量达到一定程度,大量具有规模经济的生产技术开始出现,货币等期限短、风险收益匹配单调的低级资产就不再满足社会经济中的内生金融需求,此时对收益-风险特征具有更高要求的金融资产需求就会扩大。这时候会存在一个潜在的内生力量来拉动金融市场发展。但是,在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系统中,政府合意的金融发展路径不一定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金融发展路径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转轨经济就会出现有别于主流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描述的金融增长次序。在这一章里我们也探讨了金融控制下的货币扩张与金融增长对转轨经济稳定性的影响。第七章和第八章则是以前面各章的模型为理论基础,对中国进入市场化改革以来的相关货币金融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第七章证明并阐述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包括要素市场的货币化和资本市场的货币化。然后运用第四章的铸币税理论对我国的铸币税进行了测算,并通过观察银行概览数据来分析我国的铸币税运用。从数据上来看,由于货币银行系统的国有化,我国政府控制着非常广泛的铸币税基础——既包含外部货币又包含内部货币。而在铸币税运用上,大量的货币资源配置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项目投资上。第八章则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控制下的货币扩张的某些宏观后果,结果发现由于金融控制的存在,较高的货币存量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产生潜在的威胁,或者会造成通货膨胀或者会引致资本品泡沫；而货币增长波动同样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这一且都为政策当局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提出了挑战。第九章则是对整篇论文的总结以及研究展望。一句话概括本文的基本内容,那就是研究转轨经济中“严格金融控制下的高速货币扩张”所产生的原因及其对转轨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并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蔡则祥[7]2005年在《中国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总量迅猛增加，地位作用显着提升，金融真正成了现代经济的核心!然而，在中国金融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金融结构却没有得到同步优化，积累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地制约了金融功能的发挥和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结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金融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金融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同时，必须对金融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使其适应和促进经济发展。 要调整金融结构，就要对金融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结构调整与优化之路。而要从根本上改善中国金融结构，实现金融结构优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现实分析和对策研究的层面上，而要从理论上构建金融结构优化的理论模型，深入研究金融结构的决定机制、调节机制和优化机制，提出金融结构优化的判断标准和评价指标，探索优化金融结构的根本措施和途径，从而为主动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加强对中国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企图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金融结构优化分析的理论框架，对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优化做出较为系统的经济学分析和理论探讨。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通过对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的提出和分析，促进我国金融理论界对金融结构问题的系统研究，推动金融理论发展；二是把金融结构优化分析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国金融发展的实践，通过对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的考察，分析金融结构存在的缺陷，为促进中国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出理论依据和操作思路。 本文以金融结构优化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主要是指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为现实依据，以“经济结构→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优化→金融发展→经济发展”为分析主线，以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结构层次，提高金融效率和金融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构建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的分析框架，探索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的基本路径。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概述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寻求研究中国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的切入点；其次，从金融与经济关系分析入手，探讨金融结构决定机制、调节机制和优化机制，构建金融结构优化分析的理论模型；第叁，建立金融结构优化的判断标准和分析指标，为考察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提供理论依据；第四，通过对中国金融结构的现实考察，以金融结构优化的判断标准为依据，对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状况进行深
刘建莉[8]2015年在《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进一步凸显。因此,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中国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众多的文献研究分别从整体和区域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但是现有文献却对中国转轨经济的体制背景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上所产生的影响关注较少,尤其忽视了对中国目前仍然存在着的金融控制对二者关系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影响的分析。这样,会使得理论研究与中国的实际相脱离,从而也就难以得出合理的政策性建议。尤其在我国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今天,我们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打造创新资源高度积聚区的工作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离不开来自金融部门向新兴产业和创新研究的大量投资和支持,金融部门现在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无法适应今天经济转型的需要,金融改革势在必行。那么,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于今天我们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979年至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转轨进程中众多的体制设计的支持。而金融控制制度就是其中的设计之一。正是由于金融控制这一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的存在才使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获得了足够数量且成本较低的货币供给。但是长期以来,金融控制下资源配置低效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尤其是在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开始介入对金融机构的控制后,负面效应就更加明显。随着金融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中国的金融控制正在逐步放松但却依然存在。经济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也使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金融控制增加了新的内涵,这其中不仅有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活动的干预,也有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改善。因此,金融控制对区域经济发展及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强制干预和控制手段扭曲了资本在生产主体之间的配置而产生了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金融生态的完善产生了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展开对转轨背景下的地方政府金融控制对区域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的。首先,本文对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在理论层面上,通过对理论模型的分析,考察政府控制对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政府干预加入后,由于隐性担保的作用,会使银行机构对贷款者的风险预期降低,另一方面,通过其提供的公共服务,也降低了银行管理贷款的成本,使得能够进入贷款机制渠道的资金需求主体数量增加,从而部分缓解了金融歧视现象,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证层面上,首先对目前地方政府金融控制进行了存在性检验,提出了两个假设命题。在此基础上按照金融控制程度对全国29个样本地区进行分组,针对假设命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从促进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地方政府金融控制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确实产生了负向的效应。加入虚拟变量后,负向系数有所减小,说明1998年银行业所实施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发挥了效力,确实影响了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源的控制力,从而降低了其负面影响。但即使在地方政府的金融控制程度得到了收缩,金融控制对区域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仍然产生了负面的影响。(2)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效果来看,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控制的放松确实改善了中国的依靠资本积累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在金融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降低资本积累速度和提高tfp增长率的正面效应的矫正下,整体上,目前金融控制下的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的,但地方政府对依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偏好将会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上产生不利的影响。分组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而且在金融控制程度相对较强的地区,区域金融发展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的负效也较大。因此,从长期来看,金融干预和控制的地区差异是不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其次,本文使用资本边际效率icor作为资本配置效率的衡量指标,利用中国省级层面的1994-2013年的面板数据,基于gls方法对我国金融控制下的金融发展的资本配置优化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目前的区域金融发展(规模)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了显着为正的影响,这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阻碍资本配置效率的优化。而在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干预和控制下,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为负,尤其是2002年中国为了履行开放金融业的承诺,明显加快了金融市场化的步伐后,地方政府的金融干预和控制行为明显弱化,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得到优化。分组的计量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且金融控制程度较弱的区域其资本配置效率的优化更为明显。因此,市场化的改革对于放松地方政府的金融控制形成了有效的冲击。基于上述分析的结论,本文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符合整体的发展战略,我们应该坚持宏观监管下的渐进式的金融改革,通过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以金融市场化的积极效应的发挥来收缩地方政府金融控制的空间,尤其是在实施金融控制的各方面条件已经改变的今天。同时,还要配合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体制的改革,这样才能完全将金融的财政功能去除,使金融体系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财政、金融和市场共同协调发挥作用。
袁东阳[9]2014年在《金融抑制背景下中国金融发展道路：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寻找中国经济转轨中的金融发展道路。首先,在对双轨制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对现有文献在解释中国金融发展问题上的不适用性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本文描绘了中国金融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即中国的金融发展是在政府通过抑制性政策控制银行体系,并采用数量型的信贷配给手段对信贷资金进行配置,以确保体制内部门获得补贴性质的政策性贷款而得到优先发展,从而以体制内部门为基础促进体制外部门主导的经济实现增长的过程中进行的。接着,为了证实具有以上特征的金融发展道路确实能够实现金融发展,本文找到了与经济转轨非常契合的两种因素——分权化改革以及作为分权化改革的推动者的地方政府干预,作为影响金融发展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并在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考察了这两种因素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关于这两种因素影响金融发展的具体方式,本文认为,分权化改革和地方政府干预,通过推动实体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改变实体经济对信贷资金的需求结构,从而推动货币当局改变资金配给方式,即以更多的市场化贷款取代政策性贷款,从而推动银行市场化程度提高。理论和实证都证实了分权化改革和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因而,具有以上特征的金融发展道路确实能够实现金融发展。由于在中国的金融发展中政府起主导作用,而政府配置资源存在着政府失败问题。因此,这样一种金融发展道路必然也存在着缺陷,而对金融发展道路的缺陷的分析自然也是金融发展道路研究的题中之义。本文找到了中国金融发展中两类由政府主导作用而产生的负作用——因对信贷资金的配给而引起的不良贷款问题以及由政府采取抑制性政策而引起的银行业垄断问题。本人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这两种问题进行了考察。在第五章中,本文着重分析了金融发展程度(反映承担的政策性贷款规模)、政府因素(反映政策性贷款引起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以及金融抑制程度和信贷供给规模对不良贷款的影响；在第六章中,本文着重分析了银行业垄断通过产生“逆金融发展”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但同时,本文也讨论了与金融支持相适应的银行业垄断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发现,只有超过了金融支持要求的银行业垄断才会产生“逆金融发展”效应。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到以下结论：一是,金融抑制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前提条件,并对减少银行不良贷款有后续正向影响；二是,“适应性效率”或“动态效率”是评价金融发展的更合适标准,从而适度金融发展,还有类似的适度不良贷款和适度银行业垄断分别是能确保经济转轨顺利进行的最优的金融发展水平、不良贷款规模和银行业垄断程度。这些结论为我们考察金融体系改革的成效提供了重要指导,这意味着,成功的金融改革必须在实体经济改革之后才能实现。
徐云松[10]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叁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叁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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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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