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涛[1]2004年在《军队医学院校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文中提出对于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出站综合评价,目前国家出台的政策中也没有明确具体的考核指标和完整的考核体系。博士毕业后在申请进站时要经过一系列考核,但出站时的工作情况则缺乏一套规范管理和评价的办法,以至于博士后能够进站就表明其两年后能出站。因此建立出站评价机制,保证博士后研究人员培养质量,势在必行。本文借鉴国外博士后制度的经验,根据我国建立博士后制度19年来国家人事部、博士后管委会制定颁发的相关文件精神,以加强博士后培养质量、促进精英人才成长为标准,建立军队医学院校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除了具备其它高等教育评价的鉴别、诊断、激励、监督、决策、反馈等功能外,还有其特点,例如:通过评价以完善博士后制度,提高博士后流动站培养、使用博士后的水平;引导各流动站因地制宜、发挥相应的强势学科的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科研领域,同时找出与别的流动站之间的差距,并扶持弱势学科提高层次;对未出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就业参考,并为其未来科研工作确定方向、合理定位,具有导向作用;向国际科技界展示人才质量,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确定方向,等等。第一部分 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基础及国内外博士后制度概况、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综合评价的研究现状。对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通过对国内外博士后制度建立和发展概况的分析探讨,同时对国内几所医学院校对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评价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评价目前存在的问题,阐明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评价制度建立的必要性、紧迫性。第二部分 军队医学院校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基本素质进行探讨并根据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培养目标,确立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对一级指标进行分解,建立二、叁级指标体系,运用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筛选、确定指标权重,从而构建军队医学院校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数学模型。对6名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了实测分析,计算出综合评价总得分并对总得分及一级指标得分进行排序。运用相关分析、信度分析、区分度分析对评价结果进行检验。
许士荣[2]2009年在《中国博士后政策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博士后政策起源于美国,发端于1876的霍普金斯大学。1985年,中国博士后政策在李政道先生的倡议下,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创立。20多年来,博士后政策在中国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吸引许多留学生归国,培养大批高层次人才,很多已成为科技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产生许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今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是科学的竞争,同时也是教育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博士后作为高层次人才,是最稀缺的资源,世界范围内各种人才争夺战都是围绕争夺高层次人才展开的。目前我国非常缺少能够跻身国际学术前沿的战略科学家和首席科学家,作为科技排头兵和生力军的精英人才,博士后任重而道远,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我国博士后政策自创立以来,走的是一条政策特区式的“绿色通道”,在人事调动、户籍迁移、人员编制、待遇落实、配偶和子女安置、资金支持、项目落实、科研环境、留学生照顾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利用特殊政策为博士后发展保驾护航。政策主导是中国博士后事业的特色,政策质量的好坏及政策体系的有效运转对博士后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政策分析作为一种专门政策研究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中国,以理性分析、科学决策为核心,形成比较规范的研究范式。目前已应用于国家和社会的许多重要决策领域,在提高决策质量、规范政策执行和增进政策效果等方面卓有成效。在我国博士后政策过程中,运用政策分析的方法,不仅有助于决策者决策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促进政策质量的稳步提升,还有助于推动整个政策过程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阶段模型是研究我国博士后政策采用的主导模型,本文采用政策分析的视角,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和政策终结等方面对我国博士后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博士后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过程,是多种价值、利益和权力相瓦作用的结果,运用理性分析、渐进主义分析、多源流分析和精英理论等多种理论模型进行多层面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我国博士后政策制定的内涵和本质。制定出来的政策必须加以落实,才能体现政策的效果。我国博士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诸多梗阻现象,政策的执行力受到影响,分析其原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有利于梗阻的消解。政策评估和和政策监控是我国博士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保障措施。政策评估是政治性和技术性的结合,应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正确处理我国博士后政策评估中出现的问题。由于我国博士后政策过程中渗透多种利益群体,涉及多种权力运用,常发生局部利益和权力联姻,如不加以监督和控制,容易使公共利益受损,权力运行过程发生异化。政策终结是新旧博士后政策的交替,预示着新一轮政策过程的轮回。在对我国博士后政策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博士后政策未来发展提出五点建议。一是我国博士后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决策民主化是手段,决策科学化是目的;决策民主化有相对独立性,脱离民主化的纯粹“科学化”是危险的,两者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张力。二是我国博士后政策执行的规范化。“徒法不能以自行”。权力的行使必须控制在制度的范围内,与职责相匹配,权力“越位”、“缺位”、“错位”都是权力运行不规范的表现。叁是我国博士后政策评估的多元化。我国博士后政策评估的单一性使得评估结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多元化政策评估有利于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四是我国博士后政策终结的制度化。如同政策制定需要专业机构通过特定程序才能进行,博士后政策终结也要制度化,这有利于提高政策权威、降低政策成本和加速新旧政策更替。五是我国博士后政策的国际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博士后政策的国际化提上日程。应加大改革我国现行博士后政策体系的力度,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注重国家资源的投入效益,有效控制中外高层次人才流动逆差,实现国家的人才安全战略。
参考文献：
[1]. 军队医学院校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D]. 何勇涛. 第叁军医大学. 2004
[2]. 中国博士后政策分析[D]. 许士荣. 华东师范大学.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