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坤[1]2016年在《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内部产能过剩和资本趋于饱和的情况下,加大对东亚、东南亚、中亚、拉美等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趋势,美国在提出实施"新丝绸经济带"计划后,又主导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俄罗斯提出实施"欧亚经济联盟"战略。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战略,作为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利用国际要素资源,转移优势产能和成熟产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分工与合作,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动力,通过投资带动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随着中国产业整体竞争力和对外投资能力提升,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表明中国对外直接进入了新的阶段,面临新的形势;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国家在地理特征、资源禀赋、经济实力、收入水平、产业基础、投资环境等方面差异明显,直接投资面临诸多挑战。因此,面对诸多因素,如何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实现既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又符合东道国产业发展需求,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切入点。论文围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这一主题,在结构安排上分为七章。第一章是导论,首先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背景及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形势,明确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的研究价值在于深入分析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拓展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不足之处在于涉及国家众多,数据获得有限,影响到部分研究结论的精确性;其次是文献研究,详细评述了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产业升级及对"带一路" 一路投资的研究,提出论文研究的切入点;之后提出论文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及实现路径。第二章首先对"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产业选择等研究对象进行明确的界定,其次是介绍了对外直接投资及产业选择相关理论;而后是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选择影响因素及机理的分析,为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叁章是现状研究,从地区分布、产业结构、投资环境等方面对对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现状、产业基础、投资环境等因素进行分析,并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核心区"、"扩展区"、"辐射区",分析每个区域内产业发展特征及投资产业需求。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实证研究,根据实证研究基本逻辑和思路,第四章检验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选择",基于2003-2014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和钱纳里提出的"世界发展模型",检验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对" 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规模扩张、对区域内重点国家的投资增长及投资国家区域内地位的提升都将有利于内部产业转移,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的作用显着,但是这种影响效应还受到国内人口、收入水平、吸引外资量、进出口等因素的影响。第五章基于2003-2014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与东道国市场要素、资源要素、技术要素和战略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市场要素、技术要素和战略要素与母国产业结构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从影响程度看,战略要素>技术要素>市场要素,资源要素则不显着。第六章是定性分析,首先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一带一路"投资产业选择的基准和原则,其次结合"一带一路"沿线收入因素,建立"收入水平——产业选择"机制,判断东道国投资发展阶段,从而提出投资产业选择的思路。第七章是对策分析,基于实证和定性分析的结论,针对不同的区域的国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思路和建议。
王书杰[2]2016年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研究》文中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促使各个国家和地区主动或者被动地加入到国际分工和交换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以及人才的加速流动,推动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跨国直接投资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任何一个国家仅依靠自身的资源、市场、资金、技术已无法获得持续良好的发展,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走国际化经营的道路己成为各国的必然抉择。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各国在鼓励境外资本流入的同时,逐步减少对本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管制,并采取措施鼓励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活动,这一方面对跨国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要求。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熟和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规模进入加速增长的通道。2004年至2014年的十年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从55亿美元增至1231.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41.7%,已稳居世界第叁。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已经从以“引进来”为主,逐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展转变,海外直接投资业已成为中国企业积极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巨大,这些“走出去”的资本是否实现了保值增值,是否达到了它们投资到境外的初衷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虽然传统的和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海外直接投资具有相对独立性,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予以解释。本文力图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并以绩效期望为出发点侧重对投资绩效的评价。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和推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为相关学者提供理论参考,为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为中国企业提供实践指导。本文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已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首先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对现阶段的特征进行归纳,并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进行界定。接下来,在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微观绩效期望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绩效评价的准则和体系、结合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企业叁十多年来海外直接投资绩效不理想的结论,并对不理想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结合部分发达国家提高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经验,提出提升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对策。论文的基本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历史阶段和现状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中国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海外直接投资,随后经历了起步探索阶段、学习调整阶段、顺势迈进阶段、稳步增长阶段等四个阶段的发展,并经历了投资总额不断增长,国有部分逐渐减少、地方投资逐渐增多,并购方式逐渐增多但占比偏低,发达经济体投资逐渐增多,第叁产业比重提升的过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界定出中国目前正处在海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第叁阶段,并且根据总体走势来看,中国处在第叁阶段的末期,滞后于一般国家的发展。这是由于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不足以及政府的支持、引导不足导致的,同时考虑到资本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还要优化利用外资的质量。2、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期望方面。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既有企业本身扩充市场、弥补要素短缺、提升品牌价值、寻求效率的微观期望,更期望在宏观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外汇储备收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应对贸易保护以及增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3、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评价体系及评价结果方面。本着求同存异、全面统筹、长短期结合、宏观微观结合的原则,设计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和微观绩效评价体系,并结合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宏观方面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对各项考核指标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长期绩效综合结果为0.0464、短期绩效综合结果为0.0081,说明促进作用不明显,宏观绩效结果不理想;微观方面,根据相关调查材料和实证分析,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绩效结果也不理想。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宏观方面包括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政府指导不到位、政治外交辅助不足、境外负面因素的影响,微观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企业的投资规模偏小、融资渠道不足、风险防控较弱、缺乏投资经验和核心技术。4、对策方面。师夷长技,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发展先行国家提高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历程、特点及经验的借鉴,文章认为可以从叁个方面提升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首先,通过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加强与对外援助项目的协同布局和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来完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布局;其次通过提升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培育中间性组织、利用集群发展的方式提升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最后,从推进制度改革,进一步改革管理和审批制度,完善投资保障制度、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及社会配套服务体系等方面优化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政策。
周茂[3]2016年在《中国企业生产率与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02年国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各类优势企业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呈现快速的发展态势。尤其是近年来,在双向投资中对外投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14年OFDI和FDI流入首次接近平衡。并且在未来“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下,中国企业OFDI将迎来新的机遇期。但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中国对外投资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体现在一方面整个国际形势复杂多变,2014年全球外国对外投资总的流量有所下降,表明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依旧艰难；另一方面对于我国投资主体企业而言,自2002年国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起,中国企业开展OFDI也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企业在面临国际市场风险时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作为海外投资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甚至企业事前的进入模式选择行为都会决定整个“走出去”的成败。那么企业根据自身特征到底该如何最优地选择投资模式呢?同时,总结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依靠入口红利,但随着人口增长率逐年降低,工资水平不断攀升,致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传统的比较优势开始弱化,中国由此面临陷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风险。如何避免这一问题,即如何继续创造经济增长的新奇迹呢?关键出路在于实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而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是产业升级中的核心内容。因此,如何利用企业“走出去”的契机提升本土企业的生产率进而实现整体产业的升级,显得极具现实意义。在上述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构建的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全新数据库,结合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重点探讨如下叁个问题：(1)企业生产率如何决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2)生产率分解后的企业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进一步如何决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3)在不同投资模式下企业海外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有何差异。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本文得出了比较丰富的结论,基本结论可概括为如下叁方面：第一,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并购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越大,同时母公司上游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差异会一定程度影响生产率的选择效应。第二,进一步寻找企业异质性的来源,从生产率的分解来看,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进行海外投资且这种选择效应是显着的,技术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新建模式,但该选择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着。第叁,无论是在新建模式还是并购模式下,企业海外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都是显着存在的,但在两种差异性的投资模式下效应大小、效应发生时间以及效应发生机制都是不同的。本文的研究发现能够在“走出去”企业如何选择最优的投资模式、政府如何对投资企业开展有效引导以及企业采取不同模式“走出去”的事后效率评估工作等方面提供一定有益的理论借鉴和参考。全文共分为八个章节。研究思路为：首先对现实背景和已有文献进行剖析,从对该问题研究的现实性、迫切性以及已有研究的不足出发,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再结合理论和实证的方法深入分析问题；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根据现实背景和已有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当前该研究所处的现实背景可概括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中国企业OFDI新机遇、中国企业OFDI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及投资模式选择经验缺乏等问题、产业升级中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性叁个方面。已有研究的不足同时体现在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两方面的相关研究上。第二章使用宏观和微观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特征和企业投资模式特征进行多方位的统计描述。其目的在于对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有一个感性直观的认识,以便能够更好地通过下文的具体研究理性地认识本文的研究问题。第叁章回顾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细致梳理,总结出已有研究的不足,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的问题和研究价值。首先,本章回顾了在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中生产率对于出口和OFDI的选择效应的相关文献,同时这部分还简要地评述了在研究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中普遍关注的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之间的相互融合问题。其次,主要从跨国公司理论出发归纳整理了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的理论研究视角和影响因素。最后,回顾了企业OFDI的生产率“学习效应”相关文献,这部分具体从内向型FDI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外向型FDI对母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两方面梳理了其效应大小和效应发生机制。上述叁部分文献梳理分别对应本文研究的叁个问题,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第四章介绍本研究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基础处理过程,以及本文核心变量的定义和核算。由于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于手动构建的全新数据库,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因而在介绍本文数据前,有必要先对中国OFDI已有研究数据进行简要回顾,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对旧数据不足的认识,明确本文新数据整理的动机和贡献所在。核心变量部分主要介绍对本文两个核心变量,即企业投资进入模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和核算。第五章集中探讨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即企业生产率如何决定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本章首先通过文献归纳提出该问题的理论假说,再利用本文构建的全新数据库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越高生产率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这一结论具有理论与实际数据高度的一致性。同时还考察了母公司上游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对生产率选择效应的影响。第六章重在探讨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问题,进一步将生产率分解为企业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后,企业能力如何决定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本章首先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对该问题做出了预测,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实际数据反映出的企业能力的选择效应与理论预测基本上是一致的。结论认为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且这种选择效应是显着的,技术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新建模式,但该选择效应并不显着。同时还从投资前不同年份企业特征、投资行业要素密集度、母公司与投资子公司所属行业的关联性、企业所处的区域方面的差异出发考察了企业能力选择效应的异质性表现。第七章关注本文研究的第叁个问题,重在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实证评估在不同投资模式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本章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新建模式还是并购模式下OFDI都显着促进了中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但在两种不同投资模式下提升效果和效果发生的时间都是存在显着差异的。对此,我们尝试从技术逆向溢出、规模效应、经验曲线效应和企业盈利能力变化这些渠道进一步探讨两种投资模式下企业OFDI生产率效应产生差异的原因。此外,本章还进一步讨论了生产率“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的因果识别问题。第八章对本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最后针对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明确未来进一步可能研究的方向。围绕本文研究的叁个问题,本文在研究视角、数据使用和研究方法叁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具体体现为：(1)在研究视角上,首先,本文从企业生产率选择效应的视角将企业国际扩张方式由出口、OFDI进一步扩展到OFDI投资模式的分析层面,是对已有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的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研究的一个有力补充。其次,从跨国公司投资理论视角出发,在对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广泛探讨中,也较少地直接涉及到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这些表征企业异质性的重要因素,本文对此是一个有益补充。最后,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限于企业层面OFDI数据的难以获得,相关研究迟迟未有新的进展。仅有的文献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探讨中国企业是否实施OFDI决策和投资额的影响因素、投资的区位选择、出口向投资的转变、投资股权结构、是否开展投资“学习效应”的简单评估等方面。对此,本文基于构建的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全新数据库,能够实现对大样本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机制和不同投资模式下差异性生产率“学习效应”的细致考察,这是对已有相关研究视角的一定丰富,本文的发现能够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借鉴。(2)在数据使用上,为了实现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企业的官方网站、上市公司年报、企业所在地的官方统计和报告、媒体的公开新闻报道等途径手动收集和整理了企业投资模式以及其他重要的企业对外投资信息。和已有文献使用的数据相比,本文构建的数据库是比较新颖的。未来对于该数据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公开化将有助于启发中国企业OFDI更多相关问题的研究。(3)本文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首先,在理论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在第二个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拓展了Nocke and Yeaple(2007)的一般均衡模型,新建模型能够用于解释企业能力如何决定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其次,在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对于实证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即生产率“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混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大量以往文献的做法,主要采用样本分期、Heckman两步法和“准自然实验”方法等多种方法去尽可能地处理。其中,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准自然实验”方法早期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出口相关研究中以控制出口前企业生产率的自选择效应,但将其应用在评估不同投资模式下企业海外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还非常少见。同时,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在采用基准实证模型估计之外,还综合采用了多种统计描述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前的初步检验。其中,涉及到的Kolmogorov-Smirnov一阶随机占优方法作为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实际比较的是两组分布的差异,即该方法在比较时考虑到了分布区间所有的时点,而不仅仅是两组的中位数或者均值两个时点,因而该方法作为描述性统计方法和以往文献通常使用的简单中位数或者均值比较而言显得更稳健。但KS方法较广泛地应用于金融学中用以分析投资者对于资产风险性的偏好选择问题,引入到国际经济学领域,该方法更多的被用于分析企业“生产率一出口”关系,对此本文将其应用到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决策中来是比较新颖的。
刘苇[4]2015年在《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一些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伴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此次全球经济布局调整的机会拟定对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更大的国内民生压力。在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通过加入WTO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迅速将建国以来积攒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必然需要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产业结构,实现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从国际政治层面考量,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不同层次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间具有微妙差异,唯有以发展为导向,强调长期利益和长远布局的战略性安排方可弥合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预期的多重需求。脱胎于“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中“共同规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性权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促进和实现,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法律构建的研究和制定,规则化地表达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健全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国际法律体制和实施机制,开拓中国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维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单纯利益考量到立体性战略设计的历史回溯,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规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关系,指出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比较分析法,以战略视角审视海外投资法律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之间的立场、优劣等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构建与国际投资法律规制寻找衔接点或趋同性方向。最终通过规范分析法,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建构角度,对中国国内法、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研读,分析现行法律与我国海外投资现状的吻合度,提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建构意见。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是“走出去”战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发展的具体演化。通过区分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初步发展、逐步增长、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五个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与践行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第二章“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研究了海外投资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预测了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对应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横向、纵向多层次展开,法律构建应设定多维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战略层次,在成熟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积极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机制的规则和理念,但应明确表达自身意愿;在处于磋商建设阶段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理性的建设者,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让渡某些利益,一方面协调机制运作,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的规则建设;在区域性和双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当扮演活跃的倡导者,对投资规则的倡议、条文的草拟、谈判的推动与相关辅助机制起全面主导的作用。提出了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及其重点与主要任务。第叁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国内法构建”,研究了中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内国法规范,针对性地分析了促进、管理和保障叁个法律体系的功能实现和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应该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技术援助、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应该通过强化事后监督加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通过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完善。第四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以国际投资法体系中bits的重要性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中bits具有承前启后、平衡权重的作用。对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国家bits签订情况后,提出了用更开放的态度签订bits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用更灵活的方式使用bits以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的制度设计理念。第五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研究了自贸区、非自贸区、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发展,提出:应当基于中国地缘性经济贸易地位突出的特点,优先参与制定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基于中国参与自由贸易投资条约制定的成功实践,重点参与制定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的制定;基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必要性,主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于“同类国家”角度制定多边投资条约。对普遍性投资条约晚近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王阳[5]2016年在《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就已成为理论和实证分析的主题之一,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从理论和实证对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但由于研究样本及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学者们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关系尚未取得一致。欧盟作为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边投资与贸易的发展,无论对于双方自身,还是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都至关重要。目前,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及第四大境外直接投资目的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不断加深,中欧双方互为重要经贸伙伴地位作用日益巩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乏力、欧元区尚未摆脱债务危机困扰的大背景下,中欧双方努力打造“升级版”的中欧关系,不仅符合中欧双方的共同利益,对世界经济的走势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沿着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二者关系的思路出发,准确研判中国对欧盟投资与贸易的现状及特点,从贸易规模、国别差异以及贸易结构叁个层面考察我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影响效应,探讨中国对欧盟投资与贸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维护良好的中欧贸易关系提供政策参考,全文主要内容包括七章：第一章引言。在阐述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的基础上,综合了国内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并对这些相关文献加以述评,然后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相关理论的引述。本章在回顾传统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概括为替代、互补与不确定叁种,为本文后续的实证研究建立相应的理论基础。第叁章研判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发展。本章主要对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发展历程进行剖析,基于总量、国别以及产品叁个视角,投资与贸易两个维度,对中国对欧盟投资与贸易的发展予以阐释。第四章研究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对中国对欧盟贸易规模的影响。本章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从进出口总量、出口及进口叁个层面对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规模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不同影响因素在出口与进口方面的影响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对中欧贸易规模均产生正向的作用,且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规模在长期内的影响要大于在短期内的影响。从短期来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反向进口效应要大于出口引致效应,而从长期来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出口创引致效应又大于反向进口效应。第五章研究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我们通过构建中国对欧盟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贸易引力模型,将中欧贸易产品划分为初级产品及工业制成品两大类,进一步将工业制成品分解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出口以及进口两方面检验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总体来看,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对中欧(盟)间的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的产品类别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且对该类产品在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方面的促进效应大于进口方面；此外,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对欧盟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以及中国自欧盟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也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六章研究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本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对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进行测度。首先我们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然后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产生的机理进行阐释,随后运用面板数据建立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欧盟整体来看,中国对主要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创造效应、进口创造效应及进出口总贸易创造效应,我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出口创造效应与进口创造效应在不同国家有所差异,中国与欧盟各国原有的贸易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第七章 全文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本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调整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与协调中欧(盟)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为促进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和增强中国与欧盟的相互贸易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与建议,同时,也对本课题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通过探讨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对中欧(盟)贸易的影响,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与中国对欧盟贸易的扩大、效应的增强呈正发展趋势,这些现象主要体现在贸易规模、贸易国别及贸易结构叁个方面。我们应在“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通过调整对欧盟直接投资与贸易政策,增强中国对外投资的效益,进而提升中国对外经济与文化的软实力,营造投资与贸易相互促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中欧经贸关系向更高、更深层次推进。
敦忆岚[6]2014年在《新时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几十年来获得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我国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但是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及投资规模呈现出高端化和扩大化的发展趋势，在新时期世界宏观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新老问题的交织和愈加严峻的挑战，较之以往更具复杂性和风险性。通过不断提升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作为实施我国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工作，需要包括政府、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尤其是各类企业的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努力。本论文旨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按照系统综合分析框架，从五个不同方面分析新时期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本论文初步提出全面系统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竞争力提升理论模型-WEPFCL六力分析模型雏形，研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和经验，尤其是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借鉴美国、日本、欧洲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有益实践和对我们的启示，并以加拿大特大型钾矿资源投资开发项目具体案例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思考，最后上升到普遍性，对未来5～15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和模式进行预测，并提出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使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业能够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其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时期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内整体环境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强国战略缺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占比低、区域选择不合理、投资领域层次低等。（2）政府和社会支持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缺少统一权威的国家级管理机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长期规划缺失、政府管理体制不能完全满足企业要求、缺乏对民营企业的相关支持政策、外交保护和国际双多边和区域合作协调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社会服务体系缺失、行业组织协调机制缺位造成我国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时有发生。（3）国内财税金融体系保障方面：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有待加强、金融机构相关产品和服务尚未满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需求、民间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缺少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方面更加优惠的政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不够健全。（4）世界外部环境方面：世界经济复苏基础脆弱、全球投资保护主义升温，“中国因素”引发独特的政治风险、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政策调整设置投资障碍、国际安全形势复杂、法律规则和劳资纠纷等社会风险制约。（5）企业自身实力方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不明确决策盲目、竞争实力不强议价能力较弱、企业管理机制尚不健全；缺乏核心技术和优秀人才、民营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中小企业投融资能力建设不足。本论文通过对美国、日本、欧洲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和地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经验的分析，得出其成功经验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确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在国家经济强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放松管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设立专门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管理机构；完善财税、金融等支持体系和保险制度以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把握国际机遇和国际双多边协调政策主动权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护；企业重视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基础。本论文又对未来5～15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和模式进行了初步的预测。我国必将实现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直接投资强国、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目标，形成全球投资体系和国际宏观形势利好局面，建成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和保障体系，形成多元化、全方位、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体系，培育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集团。最后，提出了新时期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和对策：（1）要持续保持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内生动力、完善顶层设计和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2）成立国家级统一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管理机构、建立以出台《对外直接投资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3）制定《国家中长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4）建立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服务和监管体系；（5）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建立与国际市场竞争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保险体系、创设对外直接投资专项基金、建立民营企业控股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优惠和便利的金融服务；（6）企业明确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改善投资环境、增强防控风险能力和注重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本论文在尽可能广泛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选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由于受个人学识水平、时间和研究条件等的限制，论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对以全球视野看待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得还很不够深入，虽然在分析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法框架和WEPFCL国际竞争力理论模型的雏形，但没能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需要今后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完善。
王志民[7]2003年在《论“走出去”战略与制度创新》文中指出本文以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全球生产”理论，列宁、毛泽东的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联系理论和邓小平、江泽民的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开放水平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本研究方法，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经营中的一些主要理论，紧密结合当前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与国际化经营发展迅速，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上仍处于国际化经营的初级阶段，且存在不少问题。本文把“走出去”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开放改革互动不断加强的总体趋势中加以考察，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经营的比较和对中国企业最先与最大的“走出去”群体——香港中资企业的实证分析，深刻地阐明了实施“走出去”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揭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强调了必须以制度创新为突破点，抓住当前契机，全面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和企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重大变革，完善各种支持、服务措施，才能保障“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取得更大的发展。
张兵[8]2013年在《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绩效》文中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早,到目前为止有众多的跨国公司,对世界各地进行跨国直接投资,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形成了一定的特点,这些都值得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时研究和借鉴。文章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进行了归纳整理。作为新兴的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都有了快速的发展。不仅有量的提高,还有质的飞跃,并在某些特定领域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如采矿业、石油、天然气等。其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获取自然资源、获取知名品牌与先进技术、维持和扩大出口市场的目的。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仍然有许多的不同的地方,值得我们去比较和研究,以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主要选取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四国”成员国为样本,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方面,着重就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特点进行分析。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比较方面,重点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目标等进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经济,中国最先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引进来”。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全球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以及国家贸易争端困扰、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等一系列的原因,中国政府对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态度,逐渐由“量力而行”到“鼓励”和“支持”,并适时提出“走出去”的战略决策。文章首先对“走出去”战略的形成背景、重要意义、主要政策等进行归纳。其次,对“走出去”战略的实践历程进行回顾,主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特征及国别(区域)结构、企业所有制结构、国内区域结构、行业(部门)结构的主要特点。再次,对租赁与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制造业等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状况进行了归纳分析。最后,聚焦到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上,归纳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规模不断扩大、行业分布越来越广、境内投资主体分布最多、以香港、东南亚为主要投资地区、投资方式日益多元化等主要特点,以及存在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不高、处于产业链低端、投资区位分布不合理等问题。文章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较低,价格贸易条件长期趋势下降,波动性较大,反映为我国在大量出口工业品的同时,从国外大量进口工业品,贸易结构严重不合理,政府出台政策推动企业到境外投资。由于引进外资并未有效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推动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采用贝叶斯均衡证明了对以市场份额最大化的企业,在具有成本优势和产能扩张的条件下,将积极扩张市场,直至淘汰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具有领先优势的厂商,最终完全掌握市场主动权。另外,国内企业劳动边际成本趋于饱和,也推动国内制造业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文章研究了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表明,对于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一般是高技术聚集地区,区位选择主要受东道国技术领先程度影响较大,受地理距离、东道国市场总量、工资水平的影响较小。对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受心理距离的影响较大,而受地理距离的影响较小。对于拥有大量资源的企业,在经过较少的海外投资经历后,将直接进入更高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在西方发达国家收购大型跨国公司。最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受国家关系的影响,中美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对美投资。文章最后认为,在2002年我国政府推动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活动以后,我国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下降趋势得到控制,并略有上升,说明对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制造业的价格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加大,反应出对外直接投资对行业发展的正面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出来。同时,我国工业制成品净出口额快速增长,初级产品净进口额也快速增长,说明对外投资的开展促进了我国贸易结构的调整,我国促进对外投资的政策效果开始显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提高了技术寻求型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对于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的机床、汽车制造业,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使这些行业跟得上国际技术变化的步伐,不至于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越落越远。对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电视机行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企业保持其国际竞争力。在进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时,我国大型企业倾向于收购发达国家已有的大型跨国公司,效果不一,有的并购扩大了企业的市场规模,但有些并购项目未能实现目的。
刘[9]2008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来看,当前的时代背景都为中国各领域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从国内来看,人民币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持续升值,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日益增长的贸易摩擦使我国出口受到严峻挑战,我们迫切需要在“引进来”的基础上提高“走出去”的水平;从国际上来看,跨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全球产业结构进入新一轮调整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投资迅猛发展并成为体现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中国企业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适时适度地选择合适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提高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质量。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真正起步于1979年。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一定成就,进入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中的第叁阶段,即快速发展阶段。这预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并且随着以往投资经验的增多和国际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各个产业领域做出境外投资尝试,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层次越来越优化。但是,我们在看到成就和希望的同时,也应当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各产业存在的问题:对于制造业来说,投资项目的科技含量有待提高,对外投资蕴藏着巨大政治和技术风险,海外投资企业之间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协调机制;对于资源开发类行业来说,国内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企业机制不灵活,投资成本过高,资金不足,未建立健全的风险防范体系;对于服务业来说,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国际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大,服务业海外投资的资本和技术水平不高,而且当前次贷危机的爆发及蔓延也对金融等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严峻挑战。上述问题或在各海外投资产业中普遍存在,或在某个产业中比较突出。我们迫切需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上尤其是产业选择理论方面的创新,使理论跟上实践发展的步伐,更好地指导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其产业投资的水平。基于各产业海外投资实践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及其对国际投资产业选择理论创新的要求,笔者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鉴邻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经验,仿照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的新兴工业化道路,主张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应该仅仅依靠“边际产业”的扩张,而应该结合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走一条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投资产业选择之路。为此,我们应当结合中国实际,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入手,采取有效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全文共分六章,其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引言。本章阐述论文的研究意义,从国外国内两方面论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理论的发展,并介绍文章的主要思路、写作方法及大体框架。第二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背景分析。首先,论述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国际背景。其次,介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背景:当前中国贸易顺差不断加大,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愈来愈大,中国面临的贸易争端越来越多;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正在逐渐丧失优势地位,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第叁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述。首先,笔者回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阐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总体发展水平及所处阶段;其次,利用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分析。本章分析制造业、资源开发业及服务业海外投资的发展概况,论证他们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并剖析其存在的问题。第五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本章主要选择日本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论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分析日本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产业选择的变化及对我国的启示。第六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方向及政策建议。本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战略,即要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的全方位、多层次格局,并结合此目标及中国实际,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出发,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尹德先[10]2012年在《加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潮流,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强国必须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必须顺应潮流,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已将加快实施“走出去”列为国家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走出去”的最主要部分。近些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体上还有待于深化,且“战略”一词在研究中也有被泛化之嫌。因此,吸取国内外研究的优秀成果,借鉴对外直接投资先行国的先进经验,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理论基础,制定切合实际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对于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动态环境下的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介绍选题背景与意义,界定了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综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主要研究方法,提出主要创新点和研究展望。第二章“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在梳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新成果的基础,提出动态环境下中国企业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动态广义优势理论,并以此构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分析框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宗旨确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措施抉择。第叁章“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中国作为国际直接投资历史上的后起者,为了学习先行者的经验,重点解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口韩叁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中引出规范性的启示第四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和决定因素”：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现实的把握、未米的抉择。为了研究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在这里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通过实证分析,判断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从中发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加快’的紧迫性;最后,再次通过实证分析,从推动力和吸引力两方面找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为战略环境分析、战略宗旨确立、战略目标确定和战略各措施抉择提供了依据。第五章“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环境分析”：根据第二章设计的“战略分析框架”、第叁章的“启示”和第四章分析的“决定因素”,综合运用SWOT、PEST这两个战略管理工具,对后危机时期我国复杂多变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形成了相应的决策方案。第六章“加快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综合前几章的分析,确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宗旨是“互利共赢”。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是：培育具有动态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促进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东道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定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抉择是：产业抉择、区位抉择、方式抉择、主体培育和政府服务。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动态广义优势理论”。2.试图将动态环境下的战略管理理论运用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中,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分析框架”,并用此框架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3.在国际经验的研究中,以动态环境战略管理的视角归纳出规范性启示。4.用SWOT-PEST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
参考文献：
[1].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D]. 李坤. 湖北大学. 2016
[2].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研究[D]. 王书杰.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3]. 中国企业生产率与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关系研究[D]. 周茂.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4].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D]. 刘苇.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5].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D]. 王阳. 武汉大学. 2016
[6]. 新时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问题及对策研究[D]. 敦忆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
[7]. 论“走出去”战略与制度创新[D]. 王志民.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8].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绩效[D]. 张兵. 南开大学. 2013
[9].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研究[D]. 刘.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10]. 加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D]. 尹德先.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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