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领[1]2007年在《泛珠叁角九省区农业投入产出比较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泛珠叁角九省区指泛珠叁角区域除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外的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云南和海南九个省级行政区。由于其范围横跨东、中、西叁大经济板块,区内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分明,资源互补性强。2005年该地区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8004.13亿元,占全国34.80%,农业经济地位十分突出。早在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就为泛珠叁角地区对外扩大农产品贸易量提供了有利的市场条件。此后,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农业生产布局”;“要坚持把解决好‘叁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都为促进泛珠叁角九省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为此,本文首先利用C-D生产函数Y = Ae~(λt)K~αL~βe~ε,建立各省区的农业投入产出模型,然后结合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对泛珠叁角九省区农业投入产出进行比较分析,为泛珠叁角九省区优化资源配置提供理论依据,并为九省区制定农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对泛珠叁角九省区农业投入产出的比较,主要分析了各省区劳动力投入产出弹性(β)、固定资产投资产出弹性(α)、规模报酬(α+β)和技术进步速度(λ)等指标的比较优势。结果发现:第一,泛珠叁角九省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产出弹性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在叁大经济板块间的梯度分布表现并不明显。第二,各省区受农业产业内部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力投入产出弹性存在明显差异。第叁,泛珠叁角九省区农业仍属于“粗放”的劳动型经济。第四,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在泛珠叁角九省区中并没有与各省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直接挂钩。第五,四川对成为泛珠叁角九省区中唯一年均技术进步率为正的省份,而其他八省区年均技术进步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下降。
孔朝莉[2]2004年在《农业投入产出统计模型建模方法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引入多元统计方法中的两组变量之间的典型相关分析、逐步回归分析、因子回归分析、主成分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建立了农业投入产出模型.对模型进行了综合比较与评价,对我国农业投入产出状况做了定量分析.首先运用两组变量之间的典型相关分析确立了3对典型相关变量,分别选出投入、产出两组变量中起主要作用的变量.在此基础之上,以投入组中的变量为自变量,产出组中的变量为因变量做逐步回归分析,但回归分析的结果不理想,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十分严重,即某些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与因变量呈负相关,在经济学意义上有悖常理.为此第一次采用了因子回归分析、主成分回归分析,综合比较了所得回归方程的回归效果.得出了最佳的回归模型,而且完全消除了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客观、合理地透析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现状.得出结论:我国农业仍属于高耗、低效型农业,农田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很低,政府的财政投入对农业的影响作用不大,说明资金的利用效率不高.
严斌剑[3]2011年在《涉农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农业的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正在缩小,这引起了对上世纪中期以来提出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可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这一判断的质疑。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农业产前和产后部门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小；而在农业产前和产后部门不发达的国家,如印度、拉美等国家,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大。那么,涉农产业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是否存在联系?围绕这一问题,本文将从以下叁个方面去回答：现实经济数据是否已经反映了涉农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涉农产业发展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机理是什么?涉农产业发展政策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本文首先把农业的概念和农业生产部门拓展到包括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在内的涉农产业,这是因为农业是一个体系,不能仅从其中农业生产这一个部门去考察其发展的好坏。同时,也把农业的经济规模从农业生产部门拓宽到涉农产业,从增加值占GDP比重来看,中国涉农产业为27.1%,而农业生产部门只占10.5%(2005年数据),可见涉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是举足轻重的。然后,本文分别从统计、理论和政策模拟叁个方面研究涉农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本研究从国际层面和中国省级层面对涉农产业发展与居民收入差距的统计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在涉农产业理论和增加值核算方法的指导下,本研究选取了涉农产业发展程度指标,核算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和中国省级的涉农产业增加值及其构成。同时,根据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经济状况,选择了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指标和城乡人均居民收入比指标,从国际上主要的几个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库和中国统计数据搜集得到世界主要经济体和中国省级居民收入差距数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国际层面和中国省级层面的涉农产业发展程度指标与居民收入差距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不管是国际层面还是中国省级层面,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研究从基于非位似效用的结构增长理论和考虑产业关联与居民异质性的社会核算矩阵的理论研究表明,在分别考虑消费的恩格尔效应、产业关联性、居民异质性的情况下,涉农产业发展程度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长的,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经验事实可以得到解释。基于两个理论的研究发现,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涉农产业发展程度也会随之提高。第二,在劳动力同质且在行业间无法流动或者存在流动成本时,涉农产业的发展可以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第叁,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当劳动类型存在差异,不同行业对不同类型劳动的需求存在差异,不同类型劳动的报酬存在差异,那么,涉农产业(不包括农业生产部门)的发展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第四,当居民异质性程度较高,涉农产业发展虽然能够缩小整个经济体中的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可能会拉大某些群体内的居民收入差距。本研究从基于非位似效用、产业关联性、居民异质性特征构建的可计算一般均衡微观模拟模型的政策模拟研究表明,以减免生产税为主的涉农产业发展政策可以缩小经济体的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可能会使得经济体中某些群体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考虑了宏观闭合和随机性之后,结论是稳健的。具体看：第一,农产品加工制造业的生产税减免政策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在五部门中最有效。第二,城镇和农村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受涉农产业发展政策的影响有差异,城镇的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第叁,经济发达区域内部与经济欠发达区域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受涉农产业发展政策的影响有差异,经济发达区域的居民收入差距在缩小,而经济欠发达区域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第四,结论在不同的宏观闭合选择和随机性设定下都是稳健的。本研究是对已有文献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继承和拓展。第一,已有的涉农产业概念和核算研究,为本文的涉农产业发展的定义提供理论支撑,为涉农产业发展的核算提供了方法指导。在已有研究的通过涉农产业核算来体现涉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核算经济贸易合作组织成员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涉农产业增加值和中国省级的涉农产业增加值,找出了涉农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计量模型发现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第二,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和农业发展政策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些研究佐证了对涉农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对农业的关注,除了农业生产环节,也要关注农业投入部门的发展,要关注农产品加工制造部门的发展,要关注农产品流通服务部门的发展。第叁,已有的研究已经在局部均衡框架下分析了涉农产业发展对相关利益群体的影响,这类文献为本研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分析提供了直观的认识,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对间接群体的影响,这类研究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从涉农产业发展对整个经济体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来看,采用一般均衡框架是有必要的。第四,已有的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社会核算矩阵研究为本研究的一般均衡框架提供了产业关联和居民异质性分析的启示,并且也得到对本研究有启发的观点。但是,这类研究并没有考虑到居民消费的恩格尔效应对涉农产业发展的影响,同时,此类研究对居民的划分比较粗略,这使得其在研究涉农产业发展和居民收入分配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缺陷。第五,已有的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研究为本研究在构建居民消费和影响机制分析提供了指导。此类模型已经考虑了居民消费的恩格尔效应对涉农产业发展的影响,但是,由于对居民采用代表性居民来设定,使得模型在分析居民收入差异的环节存在不足。第六,已有的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微观模拟模型的研究为本研究在考虑居民异质性方面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是,此类研究并没有考虑模型本身的宏观闭合设定和随机性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关系到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模型本身的可靠性。本研究则全面地考虑了这些问题。本研究为支持涉农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本文统计、理论和政策模拟叁个层面揭示和解释了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作用。本文使用国际层面和中国省级层面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涉农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发现涉农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本文从基于非位似效用函数的结构增长理论和包含产业关联与居民异质性的社会核算矩阵理论,在理论上阐述了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本文也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微观模拟模型模拟了涉农产业发展政策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支持涉农产业发展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较为适用的政策分析框架。本研究对CGE模型的宏观数据与微观模拟模型中的微观住户调查数据的结合方法的应用做了一次探索性的尝试研究。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注重微观数据及微观行为与宏观数据和宏观条件相结合,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关注政策的不同群体的差别效应。中国政府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分享式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关注平均居民收入的同时,更关注不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并希望让所有的居民都能在增长发展中获得福利的提高。虽然传统的CGE模型也可以对微观主体进行分析,但是这种分类仍然是采用代表性微观主体假设,因此无法真正反映微观主体间的差异,这样导致很多重要的信息被遗漏。CGE模型微观模拟技术可以将微观住户调查数据引入CGE模型中,这样就可以反映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综合利用宏观和微观数据提供一个视角。此外,由于微观住户调查数据中提供了每个家庭的所在区域,因此,可以模拟外生冲击对不同区域家庭的收入分布的影响。这一尝试为政策制定者考虑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政策分析工具。本研究为涉农产业和居民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处理方法。本文拓展了涉农产业增加值的核算方法。Furtuoso et al.(1998)虽然完善了Davis and Goldberg (1957)和Schluter et al.(1986)对涉农产业增加值的核算方法,但是,他们对农产品流通服务部门的计算时忽略了这个部门作为农业投入部门对农业生产部门的部分,因此,高估了农产品流通服务部门的增加值。本文则将这一部分从农产品流通服务部门中扣除。在已有社会核算矩阵编制方法的基础上,编制了中国涉农产业社会核算矩阵。本文根据国际产业分类标准和国际商品分类标准,先编制得到涉农产业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涉农产业社会核算矩阵。在中国涉农产业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了中国住户调查数据中的微观家庭数据,并通过交叉熵方法,平衡得到了包括18035个家庭的中国涉农产业家庭细分社会核算矩阵。这一数据的编制为今后研究相关宏微观结合的问题提供了启发。本研究深化了对农业对国民经济中重要性的理解。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更多的是关注农业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但是忽视了农业产前、产后环节的发展质量对农业重要性发挥的影响。本文认为只有一个农业产前、产后环节都有良性发展的涉农产业才能发挥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何剑[4]2007年在《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调控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是新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增长对于提高新疆经济的发展水平,有效解决“叁农”问题,有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持续是有关长期性问题,稳定是有关波动性问题,健康是有关质量和效果问题。本研究围绕“实现新疆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展开,探究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探索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尝试建立农业经济增长的预测预警系统,实现对农业经济的有效调控。在对农业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评述以及新疆农业经济增长历史和现状对比分析中发现:经济增长理论具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农业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从“动力源”探究农业增长的根本;经济增长不能以过高的消耗为代价,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研究是发展特色农业经济、实现高效农业的核心问题;动力因子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实现新疆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的关键,基于动力机制的调控策略是必需的。结合多种统计和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农业经济结构变化、投入要素、制度变革、技术进步、市场机制、农村教育等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体系的研究发现:新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间上有减缓趋势,地域空间上的差距不断扩大。新疆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区域差异扩大、制度、资源、环境、市场约束和规模效益等是关键影响因素,应采用因地制宜的调控对策。当前新疆适宜的农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可概括为:在农业区域经济统筹发展和技术、制度助推的保证下,以农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为重点,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效益,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同时,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健全农村服务体系应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乏力的矛盾。本研究探讨了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形成的农业增长波动机制,明确警义、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尝试性地建立预警系统对新疆棉花和农业经济总量增长波动进行了预测和预警。根据主要警情,适时建立和完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和农业经济增长波动的调控对策,防止农业的巨幅振荡,达到防警和排警的目的。通过多视角、联动(区域差异、内部结构、内生模型、市场条件、农村教育、评价系统、预警系统)地研究,主要回答了叁个问题:现阶段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适宜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如何评价新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加快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建立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预警系统并实施有效的调控?研究中的实证部分均进行了多次模拟试算,并结合实际对已有方法的不足进行了修正;同时在研究视角、评价指标的建立、预警系统构建等方面有一定的应用创新。
朱晓明[5]2013年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实证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针对农业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不仅重塑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带动了农业的快速发展,然后,30年后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已经到达一个阶段，针对农业现代化配套设置和政策的支持,在农业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业现代化的有效发展会给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长期的可持续性的效益。中国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这也是国家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调的重点。工业革命的兴盛和科技的进步启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模式和方向,是和各自的社会经济基础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是相关的。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研究学者农业现代化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利用联立方程组模型来构建中国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首先,确立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九大评选原则,分别是系统性和完整性原则,充分考虑到现代农业所涉及的各方面内容及其内在联系；重点性原则,选取的指标能够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点要点进行关键性解读；代表性原则,能够现代农业的本质特征；可比性原则,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是相比较而言的具有相对可比性：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取,定义,分析,计算和解释合成都要以科学理论作为基础；透明性原则,具有明确的定义,易操作性原则,指标具有信息基础,实事求是原则,指标符合中国国情；阶段性原则,指标能够明确的区分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前期,中期,后期发展的叁个阶段。其次,通过农业现代化评价的遴选的九大原则,确定出农业现代化评价模型所需要的7个评价指标,他们分别是农业生产能力(农业劳动生产率(ALP))、农业投入水平(农业投入产出比(AIR))、农业生态环境(旱涝保收率(PAU))、农业商品贸易(人均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PCS))、农业经济结构(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AOV))、农村经济发展(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RPC))、农村人口素质(劳动力文化程度(QLF))。同时确定出影响以上7个指标的其他影响因素,分别是城镇化水平,财政对于农业的投入,农业成灾率,治理水土流失率,对外贸易开放程度。通过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可知,7个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农业劳动生产率ALP、农业投入产出比AIR、旱涝保收率PAU、人均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PCS、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RPC和劳动力素质QLF这六个评价指标之间具有完全的正向趋同,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AOV与其他六个评价指标之间具有完全的反向趋同。对于5个影响因素指标,除了农业成灾率AHR与7个评价指标之间没有显着性的相关关系外,其他四个指标与评价指标之间都具有显着的相关关系。接着,在前面Granger因果显着性水平检验的基础之上,确定了影响因素和其他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确定了每个评价指标的解释变量和滞后变量,从而建立了联立方程模型,通过Eviews软件估计出联立方程模型的各项系数,并利用估计出来的联立方程模型对7个评价指标进行模拟,从决定系数和校正后的决定系数来看,7个方程的决定系数和校正后的决定系数都在0.95以上,整个模型通过了显着性检验,并且拟合效果较好。最后,参考国际上其他农业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以及国内对于农业现代化研究的阶段评价标准设计,设定出中国农业发展的前期,中期,后期叁个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标准。将影响7大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的5个影响因素进行通过滑动平均计算出2012-2050年的基准值,通过联立方程模型预测出7大农业现代化指标的2012-2050年的基准值。解读预测数据发现：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现代化前期,正在稳步向农业现代化中期过度,在2019年左右进入农业现代化中期,在2040年进入农业现代化后期,同时值得注意的劳动力素质QLF指标是所有指标中成长最缓慢的指标,优化农业人才结构,提高未来农民教育水平是水平有效提升QLF的方法。同时国家应该注意城镇化水平,应对农业的投资信贷和补贴的财政政策,以及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给予更多的关注。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数学模型上的创新：之前的评价指标体系都是通过各种模型或者方法达到降维的目的,最后形成一个单一的指数,来验证农业现代化所处的阶段。而本研究中联系方程组模型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农业现代化作出了解析,该模型并不追求降维来已达到最后来做评价的途径,而是通过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联立方程模型来做评价,对内生变量的对应对数向量指标做相应的指标范围约束,客观的将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分为农业现代化前期,农业现代化中期和农业现代化后期,通过外生变量的扰动来仿真和估计国家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农业现代化中期,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农业现代化后期。
邵昱晔[6]2012年在《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派兴起以来，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内部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成为各国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以及对外投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国内产业分布格局不断调整变化，产业集聚程度日益显着。当前，高度依赖外贸和依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理清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作用，对于今后中国贸易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现有与本命题相关的研究，基本肯定了对外开放对中国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但缺乏专门针对对外贸易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细致研究。本文从实际需要出发，集中对对外贸易与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并实证分析对外贸易促进中国制造业集聚的作用与方式，以为相关决策者提供政策参考。首先，本文梳理了国际贸易与制造业集聚的基本理论及相关文献，在对二者的理论关系进行初步探讨基础上，提出对外贸易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机制。对外贸易通过市场扩张、技术溢出、要素积累、贸易成本、垂直关联、制度变迁六大效应促进了产业集聚，将全球化因素传导入本地经济。与此同时，产业集聚又通过集聚经济效应、贸易选择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增进区域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与制造业集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可见，对外贸易对制造业集聚的促进机制存在自增强特征，在集聚向心力占主导的区间内，一旦作用通道被打通，将形成良性循环。其次，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分布与结构特征、中国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动态变化和专业化特征进行了回顾与总结，探讨了对外贸易与制造业集聚的相关性，进而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从宏观和与国际分割生产关联性两个角度，对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逐步发展，日渐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在时间趋势上，对外贸易与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发展体现出同步性。制造业集聚与地区专业化水平提升的时期，往往是对外贸易加速发展的时期；在区域分布上，对外贸易与制造业集聚表现出同状性。制造业对外贸易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阶梯状态势，东部沿海地区一直占据绝对优势，中西部地区近年来份额虽有提升，但总体上相对落后的态势没有改变。与对外贸易的区域分布相一致，中国制造业集聚现象突出，同样呈现出东高西低的中心—外围格局，东部地区集聚水平总体较强并呈现不断强化的长期趋势；在行业层面上，对外贸易与制造业集聚程度基本表现出了同构性，外向程度较高的出口密集型行业，其产业集聚水平普遍高于制造业整体平均水平；在贸易方式上，中国制造业主要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割生产，产业参与国际分割生产程度与其集聚水平表现为正向相关的关系。在对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与制造业集聚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在传统贸易理论、马歇尔外部性思想、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假说，建立一个包含众多变量、产业特征与地区特征交互作用的计量模型，选取涵盖1985-2008四个典型年份和几乎所有流动性较强的“松脚型”两位数制造业的数据，按时间线的纵向和不同产业类别的横向两条线索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外贸易与地理优势的交互组合对中国制造业的集聚产生了确定性的正向推动作用。在国外市场的拉动下，出口贸易强度越大的产业越倾向于集聚在对外贸易成本较低的东部沿海省区。而且，这种作用在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中体现得更为突出。此外，对外贸易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主要在出口贸易中体现，进口贸易的作用相对较小。本文在国际分割生产框架下，进一步验证了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途径。基于2002—2008年31个省区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中国利用其比较优势，主要承担国际垂直分工中的劳动密集和一般技术组装区段的生产环节，地区参与的国际分割生产促进了制造业总体的集聚，但其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其对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推动作用较为显着。基于2001—2008年27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显示，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主要通过以跨国公司主导下的FDI和国际外包为形式发展的加工贸易来推动，产业参与国际分割生产是其地理集聚的重要促进因素。最后，本文在理论及实证分析基础之上，结合当前背景，对中国如何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制造业集聚提出了叁点政策建议。第一，疏导外贸增益机制，提高产业集聚的层级；第二，调整贸易地理结构，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第叁，嵌入新型国际分工，防止产业链条低端锁定。
付永虎[7]2016年在《高集约化农区投入减量化与低环境风险的土地利用系统设计--理论与模式》文中研究指明过去叁十多年来,中国普遍实行的高投入产出、高利用强度的集约化农业土地利用模式,在提高了土地收益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农业环境问题。因此,高集约化农区同时也是高环境风险的区域。未来十年,高集约化的农业土地利用方式既面临着粮食不断增产的客观需求,又面临着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的现实挑战。探讨立足于高投入产出条件下如何减少过量投入及降低环境风险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可持续土地利用领域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土地利用系统的角度出发,系统解析集约农业土地利用过程中物质输入。输出特征、迁移转化规律,以及由此引发的农业环境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探索高集约化农区土地利用系统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结合上海市青浦区的案例研究,尝试构建投入减量化的、良性循环的、低环境风险的可持续土地利用模式。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初步提出了基于物质流调控理论的农业土地利用系统设计的理论框架。本研究依据物质流分析(material flow analysis, MFA),以投入减量化与低环境风险为目标,构建了物质流调控理论,详细阐释了该理论的内涵、设计原则与目标、设计内容与评价准则、设计模式及其图式和设计方法,并以青浦区开展了应用研究,从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分析与效应评价,农户土地利用模式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与空间分区防控和高集约化农区可持续农业土地利用模式的耦合集成4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调控与设计。结果表明,基于物质流调控理论,可满足构建投入减量化的、良性循环的、低环境风险的可持续土地利用模式的实践要求。(2)农业土地利用系统分析与效应评价结果对青浦区农业土地利用系统进行了全面分析,首先分析了不同投入要素对农业产值增长的影响及其环境的潜在危害,然后分别从氮足迹与灰水足迹、土地利用效率、环境效率的角度评估农业土地利用过程的投入产出效率及其环境效应,在此基础上评估了物质减量化及环境风险降低潜势。结果表明：①农业播种面积和化肥对农业产值的灰色关联度为最显着的两个因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成为缓解青浦区耕地资源紧缺的重要途径。②青浦区活性氮排放和灰水足迹存在显着的时空差异性,以高氮肥投入为特征的农业土地利用模式,严重影响了农业环境质量。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科学适量的氮肥投入模式和增加技术投入,提高氮素利用效率应成为青浦区农业土地利用系统优化与调整的重点途径。③基于经典DEA分析,青浦区各乡镇(街道)土地利用综合效率、土地利用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呈空间分异性和随时间波动的态势,青浦区农业土地利用纯技术效率的提升,是青浦区农业土地利用综合效率提高的关键。青浦区需要在保持和稳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重点提升农业土地利用管理水平,推广和普及农业新技术,严格控制土地的粗放和低效使用,以提高纯技术效率。④结合氮足迹、灰水足迹指标,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窗式分析方法,构建物质减量化潜力与污染物减排潜力、物质的潜在缩减规模和污染物的潜在缩减规模模型。2006-2013年,青浦区劳动力、肥料和机械动力的物质减量化潜力的年均值分别为32.21%,25.70%和38.21%；灰水足迹和污染氮足迹的年均减排潜力分别为32.18%12.32%。全区年均人力、肥料和机械动力的潜在缩减总量分别为8104人,4501.59t,27928.44kw：污染氮足迹和灰水足迹的潜在减排总量分别为381.04t,52046.88万m3。(3)农户土地利用模式优化以青浦区稻麦典型种植模式为例,采用TechnoGIN模型,对当前的农户土地利用情景进行经济-环境效应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氮效率和土地利用综合收益指标,确定土地利用优化方案及匹配政策与管理措施。结果表明,推广应用精细养分管理的适度规模经营模式是青浦区构建农户尺度投入减量化与低环境风险的可持续土地利用模式的关键。农业政策的制定需向适度规模经营农户中采取增加补贴的方式,弥补因人力和资源要素投入成本过高而产生的经济收益不足。(4)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与空间分区防控①以水资源保护和非点源污染控制为目标,采用灰色线性规划模型对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优化,2020年青浦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下经济效益可比2012年增加28.12%,同时减少了总氮、总磷的输出169.08t/a和79.83-a,降幅分别为10.96%、41.33%,有效降低了非点源污染风险。②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区域空间分区防控模型,依据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非点源污染输出负荷,构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阻力系数,在此基础上,划设水资源保育区、水资源重点防护区、非点源污染一般阻控区、非点源污染中等阻控区及非点源污染重点阻控区,并针对不同分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从土地利用结构和景观格局进行了土地利用系统的设计与调控。研究表明,基于水资源保护和非点源污染阻控的区域分区调控机制是有效解决非点源污染迁移和保护水资源的途径之一。(5)高集约化农区可持续农业土地利用模式的耦合集成运用物质流分析和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集约农业土地利用耦合系统动力学模型。量化分析农出、畜牧及水产等子系统的物质流动过程；以氮素为主线,模拟氮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效应,预测未来的演化趋势,进而制定优化调控方案。2020年,基准情景下青浦区农业生产能力已不能满足当地人口对肉类及水产品氮的需求。优化情景下,化肥氮投入减少了53.75%,且系统氮生产满足了当地常住人口的消费需要,减少产品氮区外进口量2245.16t,优化情景下系统氮综合循环效率提高至25.54%,通过淋溶和径流分析,系统对水环境的影响进一步降低。该优化耦合方案在保证农业生产目标的同时较好地保护了当地生态环境。
钟鑫[8]2016年在《不同规模农户粮食生产行为及效率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农户是最主要的粮食生产主体,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抬高、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大、面临的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下,研究种粮农户的要素投入、技术选择等生产行为,分析种粮农户的技术效率,对于加深对种粮农户的了解,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增强我国粮食产业竞争力、提高产业效益、实现产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辽宁、河南2个粮食主产省的大洼、新民和新乡3个粮食主产县为样本区,对种粮农户的粮食生产情况进行调研,收集有效问卷756份。通过对问卷的分析整理,发现两个地区40岁以上的农民是从事粮食种植的中坚力量,种粮农户的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辽宁地区的水稻和玉米种植户经营规模较大,但土地的细碎化程度也较高,河南小麦种植户经营规模小,但细碎化程度较低。此外,大部分种粮农户的家庭收入较低。农药、化肥、种子等投入品、劳动力和机械要素是粮食生产的基础,投入行为是给粮食种植带来最直接影响的生产行为。不同规模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品和机械等要素投入行为存在较大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因素有性别、家庭收入、兼业情况、耕地细碎化情况以及上年粮食销售价格等,其中:性别对小规模、大规模玉米种植户的投入有显着影响,受教育程度对水稻小规模户、玉米和水稻大规模户有显着影响;家庭收入对水稻和玉米大规模户、小麦小规模户有显着影响;兼业情况对水稻中小规模户、玉米大规模户有显着影响,播种面积对水稻大中规模户、玉米小大规模户、小麦大规模户有显着影响;耕地细碎化对水稻大中规模户、玉米中规模户、小麦大规模户有显着影响,上年粮食价格对各个作物品种种植户均有显着影响。科技是粮食产业效率和效益提升的重要动力,农户的技术选择行为直接影响到粮食产业的科技水平。由于农民性别、教育程度、兼业程度、家庭收入、耕地细碎化程度、技术服务的可得性和农业培训等因素的存在,不同规模农户的技术选择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中等经营规模农户对新技术的需求意愿最强烈,中小规模农户获取技术的途径以公益性的农技推广部门为主,大规模农户的途径更加多元化。不同规模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也有较大差异,性别和年龄对水稻和玉米大规模种植户技术选择行为影响不大,耕地细碎化情况对粮食生产农户两种类型的农业技术选择均有显着影响,对小规模农户技术选择情况影响不大。在对农户生产行为和技术效率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要通过完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创新规模经营模式、培育扶持新型经营主体等方式,促进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要通过加快关键适用技术创新和应用、完善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和能力条件建设、创新农业科技推广机制和模式、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方式,促进农技推广精准化;要通过实施化肥零增长行动、加快推进种养结合、推进商品化有机肥生产和施用、加强科学施肥示范等方式,合理控制农业投入品施用量;要通过完善农业公益性社会化服务、发展营利性社会化服务,提高种粮社会化服务水平;要推进一产内部融合、一产与二产融合、一产与叁产融合,实现粮食产业融合发展。
李楠[9]2014年在《中国农业能源消费及温室气体排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些年传统化石能源的有限供给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消费限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十二五”规划制定的约束性节能目标和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所做的减排承诺,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农业部门能否和其他产业一样,在有效控制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继续保持农业经济的发展,是本研究关注的要点。本研究基于自下而上的建模思想,首次建立了一个中国农业能源消费仿真与分析模型(SECA模型),以分析1996年至2010年的中国农业柴油和电力的消费特征,模拟能源在农业七个子部门的消费流向。通过中国农业狭义能量投入分析,本研究核算了中国农业消费的能源在一次能源、终端能源和终端功输出量叁个层次的流动量和效率,然后借助农业生态学的方法推广到广义的能量投入和产出,建立了农机动力对人力、畜力的替代关系函数和农业经济的产出函数。同时本研究还建立了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模型(GEMA模型),核算了1996年至2010年中国农业由能源活动和生产活动引起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量。能源消费特征和狭义能量投入的研究使得本研究从功输出量和热输出量的角度建立能源需求预测模型成为可能。同时广义能量产投比研究使得能源消费活动、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产出量这叁者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结合GEMA模型可以定量预测出这叁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本研究建立了基于4E视角的中国农业能源需求及温室气体排放的预测模型(FEFA模型)。所谓4E,即Energy、Environment、 Economy和Efficiency四个建模关键词的英文首字母。本研究应用FEFA模型预测了至2030年的中国农业的能源需求、温室气体排放、农业增加值产出和相关效率指标的最可能值、上限值和下限值。然后在FEFA模型基准情景的基础上,分别分析了人口政策、土地政策、农业机械化政策、粮食安全供给政策和能源产业政策的重要外部参数变化和可替代能源技术对中国农业4E体系的影响,从而给出中国农业实现节能减排的宏观政策路径和能源技术路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农业机械化进程、农业节能减排和农业劳动力释放潜力等政策具有积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我国实现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张红[10]2008年在《化工流程企业运营计划管理一体化优化研究》文中指出石油和化学工业是典型的流程企业,也是国家重要的基础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入世后,石化企业的经营环境更为复杂,竞争日趋激烈,转变与趋势相符的现代运营管理思路,建立现代运营管理理念,引进现代运营管理决策机制,提高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企业最迫切的要求和机遇所在。而管理信息化、决策智能化成为新时代石化企业提高运营管理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流程企业运营管理的发展和计划管理是密不可分的,从MRP、MRPⅡ、JIT等到ERP,均是从企业的计划作为出发点进行改造的,由此可见,计划管理在企业运营管理中的地位。石化流程企业的计划是有层次性的,整个计划体系存在内在的平衡机制和递阶控制机制,如何基于计划体系的这种内在的平衡机制和递阶控制机制进行计划的一体化优化管理,并能进行决策支持,是企业计划管理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从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多年来的研究重点是针对石油化工企业计划的优化工作,其原因是石油化工企业一般均以石油炼制作为“前导”,整个石油化工生产流程具有“模块式”特点,从而其生产系统的结构清晰规范,因此便于分析研究。然而对于石化工业中另一重要的组成“化学工业”而言,由于化学工业产品众多,生产流程多样化,不具备石油化工这种比较规范的“模块式”特点。因此,针对化学工业(简称化工企业)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是针对具体个案。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生产计划与企业的销售计划、采购计划、库存等是紧密联系的,也因此研究了针对具体个案的生产计划优化,然而从理论到实践均缺乏对运营管理计划一体化优化的研究。深究其原因,主要是化工流程企业生产过程多样化的特殊性导致缺乏相应的模型体系支持优化。因此,本论文将重点针对化工流程企业,对企业运营计划一体化优化技术体系进行了研究,深入研究了具有递阶控制性的一体化优化模型系列并给出了模型的求解,对支持流程企业一体化优化管理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进行了分析和设计,并给出了系统原型。第一章对国内外石化流程企业的运营管理现状和发展、化工流程企业运营管理计划及运营管理计划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概述,简要介绍了论文选题的行业背景、理论背景和实践背景。第二章系统地回顾了边际理论与最优化理论、投入产出技术与预测技术、数据仓库、决策支持系统以及专家系统等相关理论知识和技术的发展与现状,以及这些理论与技术在化工流程企业中的应用情况。由于流程企业非常强调物料平衡和热量平衡,因此投入产出模型是研究建立流程企业运营计划优化模型系列的基础,而销售市场预测结果是进行计划优化的基准,因此,论文在第叁章对流程企业投入产出分析及销售市场预测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第四章是本论文的核心。针对流程企业研究了其运营计划管理一体化优化模型的体系结构,从产品销售市场预测、销售结构和销售计划优化、生产计划优化、采购计划优化最终到一体化计划优化评价,通过评价结果,可以反过来指导计划优化,形成了一个递阶控制的模型体系。围绕模型体系,深入研究并建立了具有创新性、实用的模型系列和模型求解方法和各种计划的生成方法。本章的研究结果,为研究支持运营计划管理一体化优化的DSS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运营计划管理一体优化的目的是提高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效益,当然,这和管理者的决策分不开的,因此,也可以说研究的目的是为管理者的决策服务。如何有效地把研究的成果用于决策呢?论文第五章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支持流程企业运营计划管理一体化优化的DSS的研究。首先进行了运营计划管理一体化优化DSS总体架构的研究,围绕总体架构分别研究了决策支持数据仓库的建立、DSS运行系统功能模型、“人机对话总控界面”的设计等。在DSS的运行过程中,还涉及模型方法库和知识库的调用,如何适应决策流程选择的动态性,有效调用“决策支持数据库”、“模型方法库”和“知识库”中相关的“DS表”、“模型(方法)”和“知识”就十分重要。因此,论文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对“模型库、知识库管理系统”的构建进行了研究。第叁章～第五章的研究是针对流程企业运营计划一体化优化管理的“共性”进行的。研究的成果是否真正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还需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论文的第六章结合一具体的化工流程企业,并针对该公司的特点,将这些研究成果有效地应用到该DSS系统的总体设计中。通过个性化研究,简化和改进了“模型库、知识库管理系统”,提高DSS的运行效率。应用研究的内容能否真正对DSS的总体设计提供理论和技术的支持,本章的最后通过研制系统核心的软件原型并通过软件原型的运行,对这一支持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论文第七章对整个博士论文的研究作了一个总结,分析了论文研究的不足和以后的继续研究方向,从供应链管理的视角对后续研究作了一个展望。
参考文献：
[1]. 泛珠叁角九省区农业投入产出比较分析[D]. 张领.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2007
[2]. 农业投入产出统计模型建模方法的研究[D]. 孔朝莉. 辽宁师范大学. 2004
[3]. 涉农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D]. 严斌剑.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4]. 新疆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调控策略研究[D]. 何剑. 新疆农业大学. 2007
[5]. 中国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实证研究[D]. 朱晓明. 华中农业大学. 2013
[6]. 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D]. 邵昱晔. 吉林大学. 2012
[7]. 高集约化农区投入减量化与低环境风险的土地利用系统设计--理论与模式[D]. 付永虎. 中国农业大学. 2016
[8]. 不同规模农户粮食生产行为及效率的实证研究[D]. 钟鑫.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6
[9]. 中国农业能源消费及温室气体排放研究[D]. 李楠. 大连理工大学. 2014
[10]. 化工流程企业运营计划管理一体化优化研究[D]. 张红. 浙江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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