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士国[1]2003年在《希腊哲学原始结构的生成》文中研究表明作为萌芽或开端的思想，希腊哲学内在地包含了了解整个西方文化的基本原则，西方哲学未来的发展大部分可以从这里找到理论的源头或解释的根据。因此，希腊哲学长期作为理论研究的热点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希腊哲学的发展呈现出结构化的趋势和结构性的特征，因此从结构或系统的角度研究古希腊哲学构成理论研究的重要维度，例如S.A.拜克研究了前苏格拉底希腊哲学的组织结构，文德尔班则重点研究了希腊早期哲学的问题－概念结构，还有学者尝试着研究希腊哲学的自然结构或本能结构。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开展一些澄清、梳理性工作，以期在某些方面获得力所能及的突破。陈述与表达希腊早期哲学的结构性特征和结构化过程，了解西方哲学的原始渊源和未来发展，构成本文的主旨和任务；同时领略古希腊人的哲学气质，感受希腊文化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构成研究者研究希腊哲学的内驱力和心灵的激情。本文认为希腊早期哲学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化趋向即结构要素的增加和结构模式的形成。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关注中心的确立和更换：自然――人――意识（或客体――主体――主客体的统一），哲学主题的结构化；第二，抽象形态的运动：感性概念――纯粹范畴――范畴系统，哲学概念和理论的结构化；第叁，思维方式的迭加：神话“幻化”方式――感性的直观――理性的思辩，哲学认知方式的结构化。本文的特色在于：将希腊哲学的原始结构分割为问题结构、概念结构（或系统）和思维结构叁个方面，并对上述叁种结构的生成过程展开哲学的反思；自觉运用辩证的思维原则和方法（如历史的方法、时空的统一、从抽象到具体等）展开对上述叁方面的考察，从而揭示问题－概念－思维方式叁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内部的结构关系。全文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问题的过渡。阐述了具有内在关联的自然、人、意识作为希腊人的求解对象而构成希腊哲学的问题结构或问题系统。在该系统内可以看出：关于自然的“一与多、变与不变”认识框架的形成、德性主义的人性理论和人性模型<WP=4>的提出以及意识结构的确立。第二部分：抽象形态的运动。阐述了希腊哲学概念金字塔的搭建过程即感性概念的提纯、纯粹范畴的提出以及范畴系统的成型。这一过程表明希腊哲学思想的开始，直到哲学的发展，以及哲学之完成为一个自足的科学整体。第叁部分：思维方式的迭加。阐述了希腊哲学的发展表现出思维方式的增长与转换，指明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思维方式的变革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
孙琳[2]2012年在《场域—出场意义的形塑、传播与解码》文中提出出场学是关于场域研究的学说,指涉历史出场者所处的历史语境与思想符号之间辩证关系,囊括了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哲学、行动哲学、道德哲学、竞争哲学等方面。我们须从出场意义的形塑、传播与解码的叁个过程及其重新出场与循环着手,才能对场域的“打开”方式和“反思”意识进行合理性透视。叁个“打开”方式和循环的“反思”意识带来了出场学场域对思与史的辩证关系的双重梳理,因而出场学场域摒弃了以往所有在场的形而上学观念缺陷,是交往实践视阂中的具有“正在生成”特征的,通过“不断出场”来秉持“永恒在场”的,在现实基础上对面向未来的生命律动与价值取向进行深入探索的历史建构论。出场学的意义论与方法论密切相关,在诸多方法论中,笔者选取认识论方法和现象学方法两种对立的却对现代西方哲学有着深远影响的方法论,对认识论的批判反思论与现象学的生命意义论进行了深入探索与分析,用扬弃的方法提取两种原本对立的方法论的精华,从而在广义认识论原理的方法论基础上对出场学场域论的轮廓进行架构。因此在两大场域的叁个“打开”过程中需以此两种基础方法论为红线,才能顺利打破学科壁垒,开启文史哲的场域对话,准确把握历史语境与符号思想的辩证关系。本论文共分为四篇来详述场域问题,前叁篇是对两种场域的叁个“打开”过程的分析,第一篇主要分析的是两种场域的形塑问题,选取了在符号学与历史哲学方面具有“正在生成”特色的形塑观念的两个代表人物：关于符号实践场域的形塑环节以早期罗兰·巴特为代表；关于历史实践场域的形塑环节以伽达默尔为代表,并说明他们还只是形塑过程,未到达历史建构的原因。其中也要意识到认识论方法与现象学方法在两大场域形塑过程中如何被运用的问题。此外,本篇还用出场学场域的视角对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进行分析,指出历史场域与符号场域的一种交叉关系。第二篇是关于场域传播-社会化过程的探索。由于历史建构包括了人们活动的真实舞台的全部内容的结构,因而场域传播-社会化不如说历史传承和横向传播两个向度。历史传承向度侧重历时空性,即时间传播；横向传播侧重共时空性,即空间传播。在时间传播-异化批判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法国学者鲍德里亚；在空间传播-异化批判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列斐伏尔。因此在此篇中选取鲍德里亚作为历史传承的切入点,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作为横向传播的切入点,结合认识论方法与现象学方法来对社会化与异化问题予以阐明。在第叁篇中,笔者对场域的解码环节进行梳理。笔者梳理了解释学的发展历史及其研究对象的变革,并梳理符号场域与历史场域解码的各自的意义论走向及其相互缠绕与相互交织性。为了厘清叙述脉络,笔者分别对符号场域的解码与历史场域的解码进行分析,指明解释学由于共同缺点——在场的形而上学性、内主观意识性、唯心史观等,以表明解释学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原因,其间仍要注意两大方法论在解码篇中起作用的方式。最后一篇以马克思与布尔迪厄的场域观为参照点,得出了出场学场域的十大要义,在前叁篇形塑、传播、解码的基础上厘清了出场学场域的深层意义。在此篇章中,我首先以出场学场域的视阂重新解读了马克思的五部具有代表性的着作；而后以微观社会学视角透视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场域理论；最后以微观补充宏观,在叁种场域观念的比较对话中将出场学场域十论提取出来。此十论也具有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的研究成果在于：填补了国内符号实践意义论与历史实践意义论研究的空白,在思与史的辩证关系上对实践的意义论与历史的建构论进行了系统性整理与探索；厘清了两种场域的交往实践的“打开”本质；阐明了广义认识论原理指导下正确地进入思与史的辩证循环的重要性；分析了场域“打开”的叁个阶段——形塑、传播、解码及其反思循环过程；区分了两种对立的方法论——认识论方法与现象学方法在两种不同场域和叁个“打开”阶段的不同作用；挖掘了在叁个“打开”过程中蕴藏着的出场意义的“显隐互转”、权力话语的“敞开”与“遮蔽”、社会道德炼金术等现象的发生机制所在；阐述了在叁个“打开”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学科,如符号学、语言学、历史(哲)学、解释学、社会学等,指明了这些学科走向马克思出场学的必然性；揭露了社会化过程中的意义发生机制及异化的原因所在；开启了文史哲的场域对话。
魏明勤[3]2017年在《古希腊学园研究》文中认为学园,是希腊、罗马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学术机构,它以高深学问的教学和科研为特征。从公元前387年被创立,到公元529年被关闭,在916年的演进过程中,学园应对社会和国家需求,借助宗教仪式,最终形成了标志自身的精神实体,即学术传统。学术传统的灵魂是学术精神,学术精神是人类知识精英对建构社会秩序的一种表达,它与国家精神和宗教精神一样,一旦生成,就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现代世界中,标识人类高等智力活动的“学术”、以及大学的“学院”都是以古希腊第一座学园的名字“Academy”命名,由此可见学园对“大学”和“学术”的影响。从大学的理念中,我们辨识出学园和大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都以追求自由和真理为目的,都有百科全书式的教学和以明辨真理为目的的科研。“大学”之名得之晚矣,而其精神理念,在学园时代俨然已铸定完毕。学园的理念确定了学园的形式,大学的理念规定了大学的形式。就像人的本质规定性取决于人的精神而非人的肉体一样,任何社会组织,其本质规定性由其无形的精神理念决定,其展现出的具体形态不过是对其理念的表达与诠释而已。鉴于学园在人类文明史和人类高等教育史上的独特地位,有必要追溯学园从那个时代的混沌中获取自我意识的相关机制,最大限度还原学园的理念和实践,从中概括提炼影响深远的学园精神实体,呈现学术生活的要素——此谓本文的具体目标。本文的第二层目标是,通过分析学园中仪式传统对学园实践群体精神塑造的作用,分析学术传统生成过程中,宗教与国家的协同作用,探讨宗教、国家和学园各自的权力边界,总结学术精神得以稳定传承的外在机制。本文的第叁层目标是,分析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区别与联系,分析国家在人文精神培育机制建构中的作用。基于以上目标,本文着力于探查学园的有形实体和无形精神实体的形成机制,厘清国家与社会在其中的作用,以期关照当前大学教育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应战。因此,综合前人对学园研究的相关成果,本研究借助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首次对学园作整体考察,以呈现其有形与无形实体演进的整体状况。首先,对涉及本主题的相关核心概念:希腊的Paideia、Humanism(人文主义)的源起、“学术”(Scholarship)的演变、古希腊、罗马的高等教育,一一进行溯本追源式的界定;对学园兴起的直接相关的历史背景,一一进行考察。研究伊始,主要从宏观层面考察学园发展,以期呈现学园演进的整体脉络。开篇点题,确立本文研究对象“古希腊学园”的概念,确定研究对象的时空边界、研究切入角度,以及本研究的理论定位。学园研究的宏观脉络历时性呈现为:兴起、发展、兴盛、衰落四个阶段。学园的兴起(387BC-338BC),处于古典末期。分析学园之母“阿卡德米学园”生成的社会基础。着重分析以下两点外在机制:哲学思潮与雅典城邦,前者促使学园理念的生成,后者提供了学园实践所需的一切社会条件。总结这一时期学园宏观层面呈现出单一中心的特点,即学园仅在雅典城邦出现;微观层面呈现为私学和哲学教学为主的特征。学园在理念和实践层面,形成了自我意识。学园的发展(335BC-30BC),处于希腊化阶段。以吕克昂学园和亚历山大里亚缪斯学宫为主要对象,分析呈现学园的最新发展。这一时期的学园特点,宏观层面:学园的发展呈现多个中心: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帕加马、罗德岛等;学园从私立走向公、私学兼备。微观层面:科学研究从教学中分离,纯正的“学术生活出现”;分门别类的科学兴起;享受国家薪俸的学者群体崛起。国立学术中心是学园在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学术的分化和科学专门化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了。学园的兴盛(29BC-337AD),处于罗马帝国盛期。这一时期罗马统治阶层逐步介入学园管理,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影响了学园的运行。国家介入学园运行后,学术分化更趋明显,学术呈现实用主义的转向;专科技术学园出现,主要有:建筑、医学、法律学园。由于帝国发展的需要,以法律保障实施的教育体系确立起来了,同时也为学术精神向人文精神的发展垫定了基础。学园的衰亡(338AD-529AD),处于神权崛起阶段。这一时期学园发展处于停滞阶段,并未有新的推进。这一时期,宗教与国家进一步加强对学园的限制,体现在经济的打击、自由授课的限制乃至取缔。当学术自由的社会土壤和学术研究的国家支持机制不在,学园的有形实体随即坍塌。以上内容主要采用历史文献考察法,借鉴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观,从宏观层面呈现学园的发展脉络,目的是突出国家、社会和学园间的交互影响。具体而言,分析宗教、国家和社会等外在机制对学园生成、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影响。宏观审视学园的演进脉络之后,进入中观考察,目的首先是呈现学园培育自由灵魂的理念。具体而言即:培育实现灵魂实现真理转向的人,他们会自觉以真理为目标展开自己的一切行动。本章重点考察第一座学园,也即“学园之母”阿卡德米学园的理念。探究作为哲学学园的阿卡德米学园理念生成的哲学根源,分析得出,学园理念的生成,是基于知识精英对建构良善社会秩序构想的需要。中观考察的展开主要沿着叁个问题展开:为什么要创建学园?学园实践如何可能?学园目标如何达成?针对叁个问题的相应答案是:学园培育的是自由灵魂,也即德性的人;学园通过系统的知识教育促使灵魂转向真理;学园通过培育出哲学家家来,从中挑选合适的人培养成哲学王,实现国家正义,进而实现国家之内公民的普遍正义。最后的目的是学园追求的终极目的:即实现公平正义国家之下所有公民最大化的自由发展。中观考察之后进入学园内部,作微观考察,目的是还原学园实践的主要内容:高深知识的教学和真理导向的科研。随后总结学园实践带来秩序建构的成果: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的生成。微观考察之第一,从已有知识的传授入手,呈现以灵魂转向为目的教化所需的外在条件以及具体方法。这部分以雅典四大学园的相关史料为主。第二:从新知识的开拓入手,呈现以穷究万物之理为目的科研。本节从吕克昂学园入手,分析科研活动的兴起及其表现;以亚历山大里亚缪斯学宫的科研活动为例,呈现科研活动的迁移、分化、专门化的表现。第叁:总结学园的教学和科研实践活动,在社会和国家的介入下,从中逐步生成的秩序:理论层面,知识分类和科学方法论得以确立,实践层面:教育体系形成。这是学术生活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在已经呈现学园的理念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宏观和微观结合考察的研究方法,分析学园理念引导下的实践活动在宗教和国家的参与作用下,呈现出的学术传统的生成机制。具体而言,该部分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出发,考察学园自身意识的生成中,仪式对师生个体学术精神的形塑,以及仪式对学术共同体精神的形塑。具体分为对学生、老师和师生的一些仪式,分析其对师生群体的精神塑造作用。第一,对学生:其目的是在学生中确立人格卓越的理想;第二,对教师:其目的是为树立真理志业的模范;第叁,对师生:其目的是为塑造学术团体的精神。最后总结,学园的仪式传统,是学园在宗教和国家的帮助下,逐步生成自身意识的一种表现。学园中的仪式,其目的是:通过对师生群体意识的塑造,使学园的理念在实践中得到执行,使学园的学术生活得以延续,最终形成可以同学园分离的学园精神实体,也即:学术传统。在此基础上,总结学术传统得以传承的外在机制。最后部分,观古照今,考察学园的当代价值。从学园的精神实体,即学术传统的生成中,考察学园延续千年发展的内在和外在机制。提炼学术传统背后的超稳定结构为:学术精神、教学、科研、仪式,它们是标志学园之为学园的本质,是学园的精神实体。回溯西欧历史上的叁次文艺复兴,其实最终都是对由学园开创的学术传统的回归。每一次回归都为社会注入了活力,带来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并有所行动。尤其是我们的“大学”体制也是借自西方,更应该理清楚大学之为大学的内在规定性,以便于大学及时规制自己的行动。具体而言,学园留给我们的启示有如下叁点:第一,在“人本主义”的公民教育中,强调“自由”,真正兼顾公民个体对自我意识觉醒的关照,而非仅强调其国民性的一面;第二,大学运行的理念中,坚守“真理导向”,强调“理性”。主要是从教学和科研两个层面,倡导对自由和真理的真正回归;第叁节,论述在社会中培育“人文精神”所需的外在机制,也即国家和社会如何行动的问题,强调“秩序”。最后对学园的当代启示进行总结,它体现了这样一种理想:对自由、理性和秩序的构想:具体而言从少数个体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带动公民普遍的自由发展。余论,再次回顾希腊文化理想下的学园,反思学园与宗教、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反思文明生成过程中复杂的社会联动机制,以期关照当下。
汤婕[4]2015年在《东西方古代建筑中关于数的观念之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试图探索重拾建筑“场所精神”的问题,即尝试从东西方“数”的观念发展史中所形成的世界观,宇宙观来溯源其各自美学观念以及人文精神的脉络:西方主要是古希腊的科学理性与希伯来传统;而东方则是以河图洛书为肇始的《易经》传统,以及这些传统与思维方式在建筑上的反应,比如特定比例以及图形的运用与符号意涵数理哲学,以及音乐中所包含的“数”等等的运用以及他们使用这些设计方法所尝试达到的目的。试图还原并将现代人代入古人全息复杂的世界中去,解释其相应方法论的生成机制,并从中探求其对于今日设计以及处理建筑与周边环境以及宇宙关系的启发意义的可能性。其次,本研究在建筑案例部分涉及了一些有资料可查考的如东方明清建筑与西方哥特、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中的数字、几何、比例分析以及相关理论着述对其形式的解释,这些包括了天文,宗教,政治,哲学,美学的因素,其中最重要并且在东西方都不约而同所强调的就是“音乐”的要素,但是在建筑中的表达却是完全迥异的。这本质上是由于东西方对于“数”的基本概念理解各异而导致思维层次不同所致。
卜祥记[5]2004年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文中研究表明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所在的探索本质地要求着“让历史出场”。然而,纵观对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的历史,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并未真正出场。由于作为诠释者和接受者之理论前见的特定的近代哲学境域,在这里出现的并不是作为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不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本身的历史,而是思辨哲学境域中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近代形而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由此一来,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不仅再度被强制性地推回到他所本质超出的近代形而上学的境域中去,而且由于思辨理性的当代意义,即科技理性的霸权地位,这种近代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境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巩固的形式不断地被建构起来;由此一来,“让历史出场”的必要性就空前强烈地凸现出来,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过程历史地呈现出来,就成为最具当代性的研究课题。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过程历史地呈现出来,就是依托于整个欧洲哲学历史的宏观背景,把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置归于它本源于并本质地超出于其中的近代形而上学、思辨哲学的境域中,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放置于近代欧洲哲学的历史进展中给予历史地诠释,通过历史地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动态地呈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历程和哲学革命的本质所在。由于马克思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经历,由于青年黑格尔派直接构成马克思展开哲学批判的直接针对性和进行哲学革命的理论参照系,也由于马克思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本质的整个思辨哲学的批判必得首先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性反思开始,并不断地由对整个哲学的批判再度回到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因而,青年黑格尔派就成为我们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的直接切入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研究是历史地再现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即“让历史出场”,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自己说话的必经途径;或者说,是客观地、历史地展示马克思在哲学根基上本质地超越思辨哲学、构建全新的哲学根基、草创新世界观、实现哲学革命的历史原貌的根本途径。
王汉熙[6]2010年在《面向科学出版的科学信息本体结构及其生成与发布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旨在建立基于科技创新内生机理及运行机制(STIEM)的科学出版理论框架。通过希腊哲学发展轨迹,希腊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4部经典科学着作,认识论发展轨迹,考察世界本原结构、知识框架结构、知识本原结构,建立科学存在原型结构(PSSB)。通过PSSB行为解析,构建起科学研究能力体系(SRAS),以科学发现逻辑逐层逐点争取科学优先权(SP),提出科学优先权结构起点效应(SSPESP)。在SSPESP驱动下,SRAS基于PSSB,自主发起科学实践行为,自主导构SP,提出STIEM。通过基于PSSB的STIEM计数语言、交流语言与记录语言(CL-STIEM-PSSB, IL-STIEM-PSSB, NL-STIEM-PSSB)的联构,建立基于PSSB的科技创新分类模型(CM-STI-PSSB),实现基于PSSB的科技创新行为表征。通过基于PSSB的STIEM传播语言(TL-STIEM-PSSB)组建基于STIEM的SP表征模型(SP-DM-STIEM)。通过面向科学创新的SRAS可视化模型(SARS-VM-STI)和面向科技创新的SRAS绩效评估模型(SARS-PEM-STI),实现STIEM和SRAS可视化。通过NSFC机械学科SRAS的绩效考察,证明STIEM和SRAS客观存在。认为科学信息本体结构(OSSI)是STIEM的运行机制,提出其结构划分。研究科学信息生成模块,通过引导结构及复合运行机制,以及面向PSSB的科技创新筛选模型(SM-STIEM-PSSB),实现科学结构数据变构及创新数据筛选。讨论科学信息发布模块功能及结构。通过科学期刊出版史和历史上上3次大规模科学翻译运动实证了科学信息发布机制客体存在,归纳出科学信息发布机制的两种工作模式。通过科学优先权标志载体模型构形模板(CT-SPICM)和基于PSSB的STIEM科学优先权传播语言(TL-SP-STIEM-PSSB),建立科学优先权标志载体模型(SPICM)。通过科学话语权标志行为分层和科学话语权标志行为空间(SDPIBS),建立科学话语权标志载体模型(SDPICM)。通过科学优先权标志数据分形置位机制(M-FP-SPID)实现科学优先权标志数据向SDPIBS抛射,构建起科学信息标志平台(SIIP)。通过基于OSSI的科学信息传递路径模型(SITPM)分析,发现在寻找科学研究对象时,存在科学话语外溢通道(ASDS),可以形成科学话语外溢现象(PSDS)。通过对于基于科学话语外溢现象的国际贸易规则(ITR-PSDS)对于“中国制造”损害的考察,确认PSDS的存在,证明OSSI对于SRAS运行机制的不可动摇性。基于OSSI变构路径(TP-OSSI),通过基于PSSB的STIEM科学优先权传播语言(TL-SP-STIEM-PSSB)和基于PSSB的STIEM科学话语权传播语言(TL-SDP-STIEM-PSSB),在科学信息标志载体(SIIC)上建立面向科学优先权标志的科学信息标志体制(SIIS-SPI),证明科学出版是OSSI的工作体制。通过希腊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4部经典科学着作,实证了科学优先权标志载体构形模板的历史存在；通过科学着作《机器人操作》和科学期刊《数字制造科学》,实证了科学着作构形模板和正式论文构形模板的现实存在,发现CT-SPIDM就是PSSD。基于PSSB的STIEM科学优先权快速标志传播语言(TL-SP-CI-STIEM-PSSB)分类,建立科学话语权快速标志行为空间(SDP-CIBS),通过matlab.模拟出SDP-CIBS的4种形式。认为科学期刊是SDP-CIBS的物理实现形式,通过matlab.模拟,找到了科学期刊的15种形式。通过《数字制造科学》创刊,实验了科学信息标志载体目标定位行为(PWB-SIIC)的实现方法。以《数字制造科学》传播语言为核心,实验证了科学信息标志载体发布作业行为(GSB-SIIC)方法。证明科学出版可以通过构建CT-SPICM、TL-SP-STIEM-PSSB、SDP-CIBS得以工程化实现。围绕以上研究展开科学实验,创办了科学期刊《数字制造科学》、着作了科学着作《NSFC机械科学基础研究20年》、编辑出版了科学着作《机器人操作》。((NSFC机械科学基础研究20年》荣获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机器人操作》荣获第二届湖北图书奖,《数字制造科学》荣获湖北省第五届优秀期刊奖,并进入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建立基于STIEM的科学出版科学存在原型结构。
操奇[7]2011年在《主体视界中的文化发展论》文中指出本文以“文化如何发展和为何发展的主体论求证”为研究对象,力图从马克思哲学视界出发,对文化发展进行主体存在论的哲学探究。这个探究首先界定马克思哲学的“文化”“文化发展”“主体”概念,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客体自然与文化发展和主体的生产实践、交往活动、解释行为与文化发展的复杂关系,而对这四对关系的探讨是以主体(性)的生成、文化结构的优化、文化模式的改良为逻辑节点来展开。文章最后探讨了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标准和主体目的。马克思式的“文化”概念表征了一种对象性活动,是人类改变、理解人、世界及二者关系的总和。包括文化的双螺旋体(改变人、世界和理解人、世界)和叁个向度：生产实践(文化壹)、交往活动(文化贰)、解释行为(文化叁)。“文化发展”即是主体在这叁个向度上重新筹划并在更高形态上优化其总体生活方式,具体是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文化共同体在主体生成、文化结构优化与协调以及文化模式改良与升级叁个方面的辩证否定变革,文化发展最终表征为人的主体性的提升。客体自然是文化发展的物质根基,主体自然(人)既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又是其主体性前提。主体的生产实践本源地构成文化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了一定的交往方式、解释模式,最终形成了一定的文化模式。后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与此前的生产方式大为不同,在这个生产方式上形成了人本生态型后工业文化模式。主体的交往活动是与生产实践同步发生的,同样具有原初的意义。这表现在生产实践的扩展依赖人类交往的扩大,多样性交往是人类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途经,解释系统的发展依赖于主体之间的广泛、多层次交往,创造新的历史主体以及主体的全面、自由发展取决于主体的交往形式和方式等等方面。文化共同体的交往方式常常制约其生产力、交往力、解释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文化模式。以马克思“普遍交往”理论为依据的自由民主全球互惠交往型文化模式,是一种向共产主义大同文明的过渡形态。生产实践和交往活动先验地内化为主体的解释系统,反思与批判这一解释系统构成了主体发展文化的内在前提。这种先验批判是文化发展的灵魂,它的实现必然需要现实的独立人格主体作为保障。不同的解释方式对人格主体有不同的设计和理性思维特征,在独立型自否性主体文化模式中,现实的独立人格在场,有较为健全的人格主体理论,自否性批判思维方式相对发达。主体是一种多元二重性矛盾结构,是一种生成性的辩证存在,正是这种生成性源初地构成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人对自然的生态互动程度、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理性交往程度、人与自我之间的自否性程度和个人全面发展及自由个性的发达程度,是检验人类文化进步状况的具体标准。“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是文化发展的主体目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预告了世界文化的新轴心时期正在酝酿中,也提醒我们在谋划这种新生的文化模式时,应该超越适者生存的丛林规则(Maxime),代之以富者福存,法者尊存,德者善存,美者良存,信者敬存,思者慧存,合之则优存全存的发展法则(Gesetz)。
董修元[8]2014年在《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宇宙生成论是关于世界起源的一套系统话语,既能以神话的形式展开,也可成为哲学探讨的主题。宇宙生成论问题上的争论,是贯穿古代晚期与中世纪的一条思想史线索。异教或世俗哲学家和叁大启示宗教社群(基督徒、犹太教徒与穆斯林)的神学家都参与其中。这一争论所反映出的是各种思想派别对宇宙的存在秩序与神性界定的根本理解差异。这场争论构成希腊化哲学与一神教神学对话的一个主要平台：哲学思想通过这一中介环节渗入宗教经典解释和信条建构-表述的领域,而一神教神学所带来的新的思想视野也经由这一渠道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哲学的基本框架和预设。作为中世纪犹太哲学与神学集大成者的迈蒙尼德,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提出一种独特且影响深远的解决思路。而且,他的宇宙生成论立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犹太教在这一所有一神教社群共同关注的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本文的核心关注不仅局限于迈蒙尼德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立场,更重要的是他是如何达到这一立场的,以及他为何以这样一种隐微曲折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立场。迈蒙尼德追随亚里士多德和阿弗罗迪西亚的亚历山大的先例,将宇宙生成论问题视为一个辨证论题。这种问题定位使他区别于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学派的主流。他认为,由于问题本身的认识论特征,无论世界永恒论者还是有始论者都没有提供证明性论证,从人类现有的知识视野来看亦无法提供此种必真的论证。因此,对于宇宙生成论问题,只能在考察各种现有思路的基础上选择或提出一种疑难最少、解释力最强的意见。迈蒙尼德处理宇宙生成论问题所依托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圣经创世叙述和希腊化哲学对于始基与世界起源问题的探讨。在古代世界,这两条思想脉络有各自独立的发展；而在古代晚期,二者在一神教神学的建构过程中汇流,其成果就是从虚无创世教义的产生。从此,世界必然-永恒与神从虚无创世就成为宇宙生成论系列论战中异教及世俗哲学家与一神教神学家两大阵营各自所持的鲜明立场。犹太教思想者从古代晚期开始逐渐接受从虚无创世教义。中世纪前期试图参照伊斯兰凯拉姆建构犹太神学的萨阿迪高恩强力支持这一教义,同时受到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影响的犹太哲学家们则倾向于世界永恒论。迈蒙尼德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进入到宇宙生成论问题的探讨。迈蒙尼德面对五种既成的宇宙生成论思路：亚里士多德主义版本的宇宙永恒论、柏拉图的从原初质料创世论、凯拉姆建基于原子-偶因论的世界有始论(从虚无或在虚无之后创世论)、伊壁鸠鲁的自发生成论和萨比教版本的宇宙永恒论。他的辩证探讨主要聚焦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宇宙永恒论和凯拉姆的世界有始论,这是当时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最具影响力也是论证形式最为严密的两种宇宙生成论思路。对于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宇宙永恒论,迈蒙尼德总结出其论证世界永恒的八种方法,前四种是亚里士多德从世界本性出发的论证,后叁种是亚里士多德后学从神之本性出发的思路,最后一种是对古代各民族神话共识的援引。迈蒙尼德首先从认识论上对前两类论证提出质疑,推翻哲学家对世界永恒的证明宣称,进而利用天体运动及分布的偶然性来揭示哲学家们的宇宙永恒-必然论在解释各种存在事实时遭遇的困难。最后一种论证实质上代表萨比教版本的世界永恒论,迈蒙尼德对待此种理论时显现出一种微妙态度,他有意识的遮蔽萨比教内知识精英群体的存在以及萨比教教义-实践与希腊化哲学的亲缘关系；这种修辞策略源于迈蒙尼德援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以改革犹太教的计划。本文在还原迈蒙尼德对萨比教宇宙永恒论的批评时依据伊本·瓦赫西亚的《拿巴迪农业》——这部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语境下巫术-神话百科全书式的着作是迈蒙尼德了解萨比教的主要来源——从中发掘出一系列原始材料,将迈蒙尼德反萨比教的斗争置于一个更为深广的思想脉络之中。在对凯拉姆世界有始论证的述评中,迈蒙尼德还原了凯拉姆原子-偶因论体系的十二前提以及建基其上的七种宇宙有始论证,然后逐条予以解释和批驳,说明凯拉姆的世界有始论证不具备科学上的有效性,但他并未完全否定凯拉姆的特殊决定论证。通过比较凯拉姆学家们对其前提及论证的原始表述和迈蒙尼德对这些内容的复述,就会发现迈蒙尼德于其间执行了一种尽可能放大凯拉姆谬误的操作,旨在使犹太律法学徒远离此种当世显学所提供的调和启示与理性的备选方案。同时,本文在比对相关汉语佛教文献与伊斯兰早期神学文献的基础上补充和修正了以色列学者皮纳斯提出的凯拉姆原子-偶因论印度起源说,将中亚的说一切有部佛学建立为连接伊斯兰原子论和印度极微说的桥梁。由此视野出发,迈蒙尼德所引入辩证探讨以及稍后通过迈蒙尼德着作引入拉丁世界的,就不仅仅是希腊化哲学和犹太-阿拉伯智力成就,更包括超出地中海世界范围的印度-中亚思想资源,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基于对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宇宙永恒论证和凯拉姆世界有始论证思路的还原与批评,迈蒙尼德提出了自己的世界有始论证。他改造了凯拉姆的特殊决定论证,将其从原子-偶因论体系嫁接入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物理学-形而上学框架之中。这本质上是一个目的-设计论论证,通过世界的合目的性的偶在秩序来推出世界有始,即神在虚无之后选择创世。迈蒙尼德认为这种世界有始论在理论解释力上优于永恒-必然论,因为它既保留了现有世界事物的自然本性,又能够克服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所遭遇的“特殊决定”难题,为自然秩序之外以及自然秩序内部存在的偶然性现象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迈蒙尼德的世界有始论证中坚持亚里士多德的可能性观念,即一种可能性在无限时间中必会实现。在迈蒙尼德这里,这种可能性观念排除了神选择一个无始永恒存在的世界的可能,也就是说,从虚无创世和在虚无之后创世是逻辑等值的：这也将他对从虚无创世信条的理解与阿维森纳及后世托马斯·阿奎那的相关立场区分开来。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思想的意义应从哲学和宗教两方面考虑。在哲学史上,其价值主要在于奠定后世宇宙生成论问题探讨的格局,推进阿维森纳模态形而上学道路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框架及形而上学预设的深度整合、预示出拉丁经院哲学的发展方向,并且向基督教欧洲系统介绍了凯拉姆原子-偶因论,埋下新科学范式萌发的种子。其对于犹太宗教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立从虚无创世以及与之相互勾连的神圣意志、特选启示、死者复活等对犹太教至关重要的信条,更在于树立对神学问题作科学探讨的样板。迈蒙尼德进行宇宙生成论探讨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律法科学。所谓真正的律法科学是指区别于研究具体诫命的犹太律法学而致力于论证作为律法根基的以及律法书所要传达的知识信念的科学。结合他的《第二律法书》写作计划来看,建立律法科学不仅是《迷途指津》这部着作的宗旨,也是他毕生致力的一个理想目标。他理想中的律法科学,在建制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物理学为典范,其研究必须从现实存在事物的可观察本性出发,以已被证明的科学真理为基础,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则,对最艰深、也是最崇高的问题作开放性的理智探讨。宇宙生成论问题的辨证探讨,属于律法科学的高端部分。在迈蒙尼德看来,这种律法科学将使犹太教在与业已完成学科化的伊斯兰教的对话-竞争中获得某种规范性优势。换言之,迈蒙尼德的宇宙生成论思想体现出他改革、重建犹太教的一整套理性化方案,后者旨在应对12世纪以降地中海世界的犹太生存危机。尽管迈蒙尼德的路线方案在中世纪后期被神秘主义潮流所阻断,但它却代表了一神宗教的总体发展趋向并为解决犹太生存问题提供了一条真正可行的长远之道。
蒋红霞[9]2017年在《体育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受缺乏“体育”概念共识、体育价值研究与体育功能研究边界不清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体育价值研究在为人们提供体育价值认识、判断、选择、评价等理论解释方面还有待提升。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体育实践的深层次转型也亟待体育价值研究在理论上作出更为全面的阐释。因此,在确立体育的本体价值是育人价值、育体是其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沿着“历时形态——现存困境——理论探析——重构反思”这一思路展开研究,将有可能作出新的理论性探索。体育价值形态是体育价值较为稳定的具体表现形式,从价值预设的维度加以考察,把某种悬设的理想人格设定为体育的价值目标是已有体育价值形态的共同特征。其中,分别以德性、理性与心性为体育价值目标的古希腊体育、西方现代体育与中国古代体育表现得尤为典型。它们从不同侧面丰富了体育价值的内容,开拓出了不同的体育价值路径。我国体育价值的现存困境是,自进入现代体育历史进程以来,体育价值实践中的古与今、身与心、“我”与“他”等叁对关系的共存与博弈,与体育价值认识中由“健康论”与“技能论”主导的争辩共同构成了我国体育价值冲突的内容。这既是对已有体育价值观的集中反思,也是对一种新的体育价值观的呼唤。进一步探析体育价值生成这一理论问题,将更有助于理解体育价值形态的多样性与我国体育价值冲突的复杂性。体育价值生成是一个系统性、多因素合力的过程,体育过程的简单要素与环境要素是体育价值生成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体育来源的多样性与体育的制度化是体育价值生成的实践基础与保障机制。究其根本,人的主体性是体育价值生成的根本动力。因此,在理论上构建主体性体育价值这一基本框架,其意蕴为人之主体是体育价值的创造者、实现者和享有者,人之主体性的根本在于使价值的创造回归主体。在实践中,把体育界定为“以身体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活动”,将是我国体育在经历了“以学校体育为主力”、“以竞技运动为统领”两个历史阶段,其内涵从身体教育被竞技运动遮蔽后的一次新的飞跃。当前,重塑体育价值认识、修改相关法律与制度,通过以学校体育为主体、以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为两翼的阶段性策略来培育人的主体性的“新体育观”将是我国体育价值的重建理路。
张福海[10]2011年在《论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文中提出“本源之思”说的是对本源的思考,由于本源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境域生成性的,所以人们思考本源的方式也必须是境域生成性的。“诗性突围”说的就是海德格尔用境域生成性的思维来思考本源。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比较中来进行说明。传统形而上学是用理性逻辑的方法来通达“本源”(即本体)的。他们认为的本体是固定的,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不具有境域生成性。而海德格尔则改变了表象思维的固化模式,而转变为一种非对象化的诗性思维,强调思维的境域生成性。思与境偕,思归属于境域。思要从境域之音中获得音信,思是对境域之音的回应。而最本源的境域是天地人神源初的相互归属性,是作为“之间”的命运。我们所说的境域不是一块由边界而来的区域,而是一种无边界的边界,它是我们所看到的边界的本源,是一种不可被表象的“广袤”,是一种生成,境域即生成之域,生成也即境域生成。“境域生成”命名的是一股聚集着的源初统一着的生成着的强力。而这种境域生成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作为“之间”的“命运”。境域生成就是命运的运作,就是亲密性,聚集性、归属性的运作,也是“一着一切”的运作。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的研究将最终通往对“命运之诗”的思考。“命运之诗”说的是命运本源的诗性生成,也就是说本源的发生是命运性的,而此一命运性的发生也就是诗性的生成。本论文主要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其存在之思的诗性方法以及由此而最终导向命运本源的诗性生成思想进行研究。其主要的研究路向就是以本源即诗性,以及命运即本源(也即本源的生成是命运性的、诗性的)为指针。将海德格尔的诗性突围界定为“境域生成”之指引,也即命运之指引。本文将海德格尔的研究分为上下两编,分别研究海德格尔的前后两个时期,在上编中主要研究其前期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其中主要以“境域指引”为路向进行研究。在后期主要以“境域间性生成”(即“中-道”)为研究路向,最终通向“命运之诗”的研究。其实这叁者都可以在“命运之诗”的层面上达成一致。具体说来,在引论中主要介绍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再就是研究所用的方法和本论文的创新特色。在上编中主要对海德格尔的前期的思想及思维方式进行研究。而要研究海德格尔就必须明确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发展史”。为此,在第一章中,首先介绍了海德格尔的本源与传统的本体的差异,以及海德格尔的最重要的发现“本体论差异”。同时对海德格尔的本源的道境性与本源的诗性进行大体阐释,具有引领作用。在前期的研究中主要以境域指引与意义生成为主题,集中于《存在与时间》及其弗赖堡、马堡时期的讲座中。海德格尔在前期主要是用的境域指引的方法。而境域指引是海德格尔从现象学中结合解释学而发展起来的方法。因此,我们首先对境域指引进行了大概的介绍。由此,导入对时间与存在的关系的研究。海德格尔对存在与时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此在开始的,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而此在的基本的组建结构就是操心,而操心的本真存在是决心,海德格尔通过对决心的分析便触及到了将在的时间之维,从而进入了时间性的阐释。而这一切都首先是开端于境域指引的方法。境域指引在海德格尔的世界分析,以及工具的使用分析,以及标志等等的分析中有极为明显的体现。境域指引以指向为牵引,因此已经是一种在有无之间的方法,具有了诗性。但由于前期过于单线化,所以境域指引的实行反而被从时间来阐释此在的线路所消弭。所以海德格尔便转向了后期的“境域间性生成”即“中-道”。而在海德格尔的叁十年代有了转向,其实是对存在的进一步思考,有无之辩通向了对存在论差异的深化的道路。而海德格尔的思维是在与古希腊的对话之中进行的,因此,我们对海德格尔后期思维的关键词进行了指明。“自然”、“逻各斯”、“无蔽”、“命运”、“一”都是海德格尔后期思维中极为关键的用词,当然前期也有所涉及,但在后期的诗性思路中显得尤为明显。而要研究后期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我们自然离不开文学艺术。海德格尔结合文学艺术思考了存在之真理。海德格尔又结合存在之真理思考了文学艺术的本质,因此在文学艺术的本源的思考中,无疑可以说海德格尔是实现了原诗的转向。而要思考艺术就离不开真理,因此需要对真理的境域间性的发生方式进行介绍。在此思路上从境域间性的发生对海德格尔的艺术以及诗的本质进行研究。同时还涉及到其它一些与诗及艺术有关的问题,一并研究之。对于语言的研究除了本源的研究之外,特别对语言的方言的研究较为详细。海德格尔的思由追问存在变成了后期的倾听道说。由前期的紧迫,变为了后期的泰然任之与虚怀倾听,这都是诗性思维进一步诗性化的表现。海德格尔最终的思考是回到了存在的命运,这自然与荷尔德林的诗歌发生了共鸣。在对荷尔德林的诗歌的阐释中海德格尔在命运层面对存在进行了思考,同时把命运定位为存在的本源。因此,最后我们对海德格尔的命运之诗进行了研究。我们可以将海德格尔的后期有关从中-道的对诗学的研究更详细的介绍一下,因为这是海德格尔后期诗性思维的关键部分。关于海德格尔诗学方面的研究很多,各研究者从自己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解和阐释的不同角度对海德格尔哲学及其艺术、诗、语言等的本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存在者的存在间性凸显。存在者的存在间性我们也称之为境域间性。境域间性是境域一体性的呈现方式。正像“隔”是为了“不隔”。我们把这种境域间性称之为“中-道”,中-道是实现大道一体性的运作方式。存在就是显现,但存在者的存在,也即存在者的显现是以“遮蔽”为前提的。存在就是从“隐”中走出来,而进入“敞开”之境,因此,本质的存在也即存在的存在是隐而不显的,存在的本性是“遮蔽”,真理的本质是非真理。“隐”之处在本文中将其读解为“境域”,可以引申出“存在整体”的意思。但海德格尔后来进一步从大道思了存在,他认为,存在具有有限性,人的存在是有限的,有限的存在使原本处于世界无限因缘整体中的此在极易“沉沦”于眼前的有限的境域,而遗失了无限的超越的“境界”。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之思或真理之思应该从大道获得规定。“大道”实际也就是存在的混沌一体的“源境”。为了实现言说存在之不可言说的性质,海德格尔提出了“道说”的理论。海德格尔的道说实即“中-道”。又因为道说也就是大道的运作方式,而与大道是一体而不可分的,因此,大道其实也可以读解为“中-道”。中-道也就是“之间”的运作,也即”境生‘之间’”。“在场”的存在实际上是与无限的“不在场”也即“隐”的相互牵引中生成的,也就是在“中-道”中形成的。本文的“艺术中-道论”是沿海德格尔的思路进行观点论述及阐明的。其中以海德格尔的“艺术是真理在作品中的自行置入”为核心命题。主要以对物、作品、艺术、真理、人(创作者与保藏者)等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阐发其中的关于艺术、诗、语言在存在真理底部的一体关系。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主要围绕真理。在某种意义上,艺术之思也就是真理之思,它是以“在作品之中”为“缘在世界”的真理之思。与之相关的自然是“真理的中-道”(“真理的间性”)在作品中的“艺术中-道”(“艺术间性”)的发生。对存在之“非真理”,也即存在之“隐”的发现使海德格尔的艺术论中有了“大地”之维,从而使真理的发生有了“世界”与“大地”“之间”的“对生之维”。在“诗的本质论”部分,本文将结合其五个中心诗句以“中-道”思想对之进行论述阐明。点明诗是存在之真的词语性创建,是对真理中-道的创建。并对“人,诗意的栖居……”进行着重的论述,点明人类栖居“诗意”来自处于人神“之间”的诗人的对“神”之意的倾听,与对“民族之音”的解释的“词语性创建”。在其中也要涉及语言、诗、真理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会突出其民族和历史色彩。并结合当代人的生存状况点明其“人,诗意的栖居……”对于现代人形成诗意生存方式及追求诗意生存状态的启发。语言的本质即本质的语言,即“道说”。道说也就是“之间”之运作,也就是“中-道”。诗思近邻,同为道说的方式;海德格尔对存在之“隐”的发现使其极为重视语言的“大地性”;存在离不开,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生成着的“关系域”,因此海德格尔极为重视“语言的关系性”。同时在其语言论中,我们将揭示其极富诗意色彩的结论“语言是存在之家”并对之从“中-道”存在论进行阐明。同时在其中又简略地总括了诗、语言、思叁者之间的关系:诗与思是近邻关系,它们是亲密一体的,都是“语言之家”的“看家人”。“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在敞开澄明的同时,又对存在进行了遮蔽,这就形成了“说不可说”的具有佛学意味的话语方式。“本真的语言即道说”,大道之音原本就是在不可说与可说“之间”;“诗思近邻同为道说的方式”,诗使存在之思澄明,思使存在之诗超越,思诗合一才能达到倾听大道,付诸诗言的“境界”。大道的神秘运作即“道说”,道说也就是“显隐两重性”也就是“中-道”。“道说”乃本质的语言,道说作为切近与显示,要发为人言,从“不可说”变为“可说”,这就需要诗人与思者。诗人与思者处于“可说”与“不可说”的生存界面上。道说以诗思方式发为人言。因此,诗、语言、思在大道显隐一体运作的意义上是一体的,这就是海德格尔诗性之思的秘密——“中-道”,它是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及诗思二离的思维及言说方式所无法澄明的。诗与语言及思息息相关,故而,在文中一并论之。除此之外,本文还以“境域生成”为“路标”追思了物的本源与诗性突围,以及技术与艺术的本源一体关系,并且对神学之神圣的本源及其诗性的追思进行了研究,最终通向命运之诗的道路。而命运之诗实即言说的是作为境域生成的命运境域的创生性。总之,本文通过对海德格尔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的研究力求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进一步接近,并最终在命运本源的层面上对海德格尔的诗性思维进行研究。本源之思说的是要听从本源而思,以本源的创生性方式来思,也即要听从命运之音而思;而诗性突围说的是命运自身对一切固定化、形式性的外在和内在僵化形态的自身解构以及自性化解。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实际上是对将自身化入了命运之境,其实也就是命运之境借助于海德格尔之思与其诗性的思路与言路来获得自身的显现与发生。当然,任何研究都是一种阐释,都是一种解蔽,本论文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 希腊哲学原始结构的生成[D]. 戈士国. 河南大学. 2003
[2]. 场域—出场意义的形塑、传播与解码[D]. 孙琳. 苏州大学. 2012
[3]. 古希腊学园研究[D]. 魏明勤. 西南大学. 2017
[4]. 东西方古代建筑中关于数的观念之比较研究[D]. 汤婕. 湖南大学. 2015
[5].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D]. 卜祥记. 复旦大学. 2004
[6]. 面向科学出版的科学信息本体结构及其生成与发布机制研究[D]. 王汉熙. 武汉理工大学. 2010
[7]. 主体视界中的文化发展论[D]. 操奇. 武汉理工大学. 2011
[8]. 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思想研究[D]. 董修元. 山东大学. 2014
[9]. 体育价值研究[D]. 蒋红霞. 浙江大学. 2017
[10]. 论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D]. 张福海.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标签：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宇宙起源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宇宙结构论文; 哲学家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