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山[1]2003年在《蔡邕文学活动综论》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蔡邕的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主体部分共四章。 第一章论述蔡邕和东汉文坛的因缘，他对文人奇才的推荐奖掖和对奇书异文的欣赏认可。得到蔡邕推荐奖掖的文人奇才有边让、王粲，他们都富有才气和个性，代表了新的文坛风尚。在推荐奖掖文人奇才方面，蔡邕和孔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无论蔡邕、孔融本人，还是他们所推荐的边让、祢衡，最后的命运都很悲惨，全都招致杀身之祸。蔡邕对王粲的赏识，显示出和传统腐儒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胸襟目光，他所赠给王粲的图书，成为沾溉魏晋玄学重要人物王弼的精神营养。蔡邕对东汉中期文人王延寿、王充、赵晔的作品和着作非常欣赏，持认同态度，他们反映的是尚奇求异的文学思潮，体现出文学变革的特征，是魏晋文学的先声。蔡邕对同时代文人高彪的箴体作品大加赞扬，其原因在于这篇作品不是随声附和，而是具有独立的品格，是作者个性的投射。蔡邕既推举文学奇才，又欣赏奇文异书，这两者是一致的，奇文异书的作者往往本身就是文学奇才。 第二章把刘劭的《人物志》和蔡邕撰写的碑文加以比较，指出它们分别是人物品鉴的理论总结和文学显现，蔡邕的碑文和魏晋时期人物品鉴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二者一脉相承。刘劭和蔡邕都充分肯定人的美好禀赋和天性，注重的是才性，这也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只是在追溯才性的来源时，两人有同有异。在涉及到人的才性的表现时，两人或注重声调、目光，或注重骨相。刘劭、蔡邕都推崇人物的聪睿智慧、明达清朗之美，蔡邕对早熟型神童尤为欣赏。对于聪明和智慧的关系、怎样才算聪明和智慧，两人都给出了答案。他们在提到这个问题时，对于礼有亲近和疏远之别。刘劭是用传统哲学来解说人的聪明和智慧，蔡邕则是通过具体的物象加以显现。刘劭和蔡邕还对人物的中庸之德予以充分肯定，但强调其素淡和兼有多种美德。他们都是把素淡的中庸之德与人的自然天性等同，与先秦儒家学说存在很大差异。刘助和蔡邑强调人的多种美德兼于一身的重要性，虽然在具体表达过程中两人的观点似乎有矛盾，其实是立论的角度不同，没有根本的分歧。 第叁章论述蔡邑兼有作家和琴师的双重身份及其相关的文学活动。蔡邑和琴的缘分很深，这种乐器既给他带来荣誉，同时也造成他的人生不幸和污点。蔡邑一方面把琴和现实政治相联系，同时又把它视为遣情娱兴的工具。蔡邑的琴艺传给阮璃，又由阮镭传给阮籍，弹琴成为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蔡邑的琴艺显示的是作家艺术才能的多样化，人的丰富性的展开。蔡邑的《弹琴赋》是以琴师的目光观照这种表演，不再采用前代同类作品的固定模式，运用的是写实笔法、专门的音乐术语，对琴师动作的描写也很内行。他的这篇作品对魏晋文人有启示作用，开一代新风。蔡邑所整理的《琴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琴曲定性，界定他的审美特征。琴曲歌词主要是四言和骚体，采用的是古老的诗歌形式，因此，对乐府诗与诗体演变的关系必须全面审视，不能片面强调它对五言诗生成的推动作用。琴曲歌词重在抒情，篇幅短小，这也是它和其他乐府诗的重要区别。蔡章是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整理琴曲歌词，流露出对旧诗体的依恋。 第四章论述蔡邑扮演学者和才子双重角色而从事的文学实践。由于他的这种双重角色，使得他在题材和文体上定向选择，作品的表现对象有自然存在物，也有精神文化产品。他所选择的文体有辞赋，也有碑文、颂、赞等，必须兼有学者气和才子气才能胜任。他的作品穿行于才子风情和历史故实中间，有水乳交融型，有前后相承型。他的作品还徘徊在文化的中心和边缘之际，对传统思想和主流话语既趋近又疏远，各类作品呈现出不同的走势。这里涉及到他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有时注重现实功利目的，有时又有纯粹的审美观照。他的作品还兼有雅俗两种风格，亦庄亦滤，由此构成了他文学创作倾向的复杂性。 附录部分论述蔡邑的书法理论，揭示其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书法理论史上的意义。
朱秀敏[2]2011年在《建安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史的一大重镇,关于此时的诗歌、辞赋,学界创获颇多,对建安散文致力相对较少,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文学风格和表现形式,建安散文皆呈现出了新的风貌。本文以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全叁国文》中的建安单篇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本出发,结合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细致、深入地梳理和探讨建安时期各体文章的创作状况,探究其中的文学思想和时代风尚,力求对其文学史地位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本文由绪论部分和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叁个问题:一是本文选题的意义及研究范围,确定了建安散文的起止年代和本文研究的文本内容。二是以时间为序,将建安散文的研究状况作了回顾和反思,分为叁个阶段,着力论述第叁阶段,即50年代初至今,认为建安散文在文本整理及校注、作家生平、思想及创作等方面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对建安散文的研究,或局限在叁曹、七子等代表作家作品,较少关注其他二叁流的作家作品;或从内容角度,专论某家散文抑或综论建安散文;或从文体角度,单论某种或某类文体,研究视角和方法还需进一步拓展和开掘。叁是确定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以及在考察建安散文的发展及特点的时候,努力遵循的几条原则。第一章介绍了建安散文的创作背景,主要分叁个方面论述:一是社会政治背景,建安时期以建安十叁年(208)赤壁之战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政局动荡不安,后期“区宇方辑”,叁国分立基本形成,社会秩序较为安定。二是思想文化背景,与政治形势的多变相适应,此时的思想文化也相当活跃。叁是建安士风与士人心态,在建安士人身上,既有汉末名士的风流,亦有建安时代造就的通脱。第二、叁、四章从文体角度对建安散文进行了分类论述。第二章论及两种目的性、实用性和功利性较强的文体,即下行公文诏令和上行公文奏议。建安时期的诏令风貌多样,曹操的教令清峻通脱,曹丕的诏令典雅清丽,曹睿、孔融、曹植之作也各有特色。章表奏议等文章陈言务实,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或陈政言事,或荐才论人,或劝进辞让谢恩请功,或谈论军事外交,或品文论学,是建安士人积极参政议政的重要体现。此外,建安奏议个性鲜明,理、情并胜,行文严谨,结构严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第叁章论述了书牍、论说文和序体文。建安书牍情文并胜,既有很强的公文实用性的军政书牍,也有日渐兴盛的披心露性的私人书牍。从题材内容上,军政书牍可分为公务政事类、劝仕荐贤类、劝谏陈请类、外交辞令类、军事檄移类等,私人书牍可分为抒怀写志类、叙事类、品评论议类、状物描景类、戒书类、临终书信等。本文所论建安论说文有以“论”名篇的论文,有以“说”冠名的“说”文,还有以“难”、“答”、“对”名篇的对问体和以“释”、“辩”、“应”为题的设论体等问难类的文章,几乎涵盖了后世文章选集或文体学中罗列的各种论说文体。建安论说文承继两汉,在文学性和论辩技巧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它的前后相继促进了正始时期和晋代论说文的繁盛。建安序体文创作大盛,有典籍序、诗序、赋序、碑序、颂序、铭序、哀辞序、诔序、赞序、七序、俳谐文序、关于人物品评的序等十余种。建安时期序体文的大量涌现,既是文章辨体的产物,又是文学自觉意识增强的体现。第四章主要论述了碑诔哀吊、颂赞铭箴等一般以四言韵语为规范体式的文体、杂文以及其他文体。碑文在经历了桓灵之际的兴盛之后渐衰,在内容和功用上,可分为墓葬之碑和纪事铭功之碑,不管是哪一类碑文,作为一种以褒扬功能为主的饰终礼文,在文辞、句式等方面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学化色彩。东汉以来,私谥的盛行和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建安士人们开始重视诔文中个体哀情的抒发,曹植的诔文堪称其中的代表,他的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私人化和抒情化的特征,亲友的密切关系和叙咏中的骋才抒情使曹植诔文成为寄托个人情感的文人之文。伤悼弱子的哀辞、品今吊古的吊文以及哀策、祭文等伤悼文体,在庄重的述德以外,也开始注重自我哀情的抒发。建安颂文在颂美传统的影响下,虽然仍是“廊庙文学”中政治话语的一部分,但也出现了一些美细物和托物言志的平民化、日常化的作品。作为一种四言为主的韵文形式,建安颂文仍有较强的拟古、崇古风尚,但其语言上的骈俪化和颂序的大量出现,体现了颂文文体的发展变化和各种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影响。汉末至建安时期,文体的繁富和辨体意识的薄弱造成了一些文体,如赞颂二体的混用。赞美或颂美是赞的后起之意,赞颂二体在形式和功用上的相近造成了它们的混同使用,但二体在文章篇幅、语言风格、内容和文体功能、作者的情感态度等方面仍有不同之处。曹植的《画赞》是严可均《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中可见的最早的画赞作品。建安赞文在语言形式上皆为四言韵文,且一韵到底,两句为一节奏和停顿,篇幅一般较短,大多为八句,也有六句或十二句者。建安铭文沿承两汉,内容上仍以祝颂和警戒为主,既有诫谏之辞,亦有自警之言。但这一时期的铭文也发生了新变,出现了咏物铭、颂铭、碑铭等一些新的铭文形式,有的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有的与其他文体混合使用,不少铭文呈现出了明显的赋化特征。沿袭两汉,根据箴诫对象的不同,建安时期的箴文仍分为官箴和私箴,此外张紘作有一篇纯粹的咏物箴《瑰材枕箴》,已经完全偏离了箴体劝诫的功用。在杂文及其他文体这部分内容中,论及七体、连珠、俳谐文与“势”文等。第五章论述了建安散文的整体风貌。从叁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文体发展与各体皆工,单篇文章创作日繁,无论从作者人数还是单篇作品的总数,建安文章都较两汉有了很大发展,在出现的40余种文体中,几乎每种文体都出现了较为纯熟的作者和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二是建安散文所体现的时代风尚,包括悲美意识、通过山水之乐传达的自然观与俳谐风尚等。叁是人的觉醒下的文的自觉。在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建安文士视野更加开阔,生活内容更加丰富,情感体验更加细腻,文章创作追求实用与审美的统一,艺术技巧讲求多样化,个体抒情性逐渐增强。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建安散文中的文学思想。建安时期论文的文章已经较为繁富,虽还未出现系统性的文学评论,但以曹丕《典论·论文》为代表,同两汉相比,建安士人的品藻、评赏已是主动的互相交流、沟通,他们畅谈各体文章,在单篇文章文体大备及各体发展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辨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或评论文章的功用、价值,或提出一些文学批评的原则,或品评古代及当时的某些文学作品。他们将文学批评当作文学创作的一部分,也是个体生命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第七章基于前文论述,确定了建安散文的文学史地位。建安散文相对先秦两汉散文,既有承续,又有新变和发展,既“收束汉音”、“兼笼前美”,又“振发魏响”、“作范后来”,开启了魏晋六朝散文新的审美风尚。建安堪称改造文章的时代。
刘德杰[3]2011年在《蔡邕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一在东汉后期文坛上,蔡邕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而且,蔡邕是汉魏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然而,近百年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蔡邕一直被边缘化,研究相当沉寂。直到近叁十年,他才逐步迈入学界视野,成为当今研究热点之一。实际上,与蔡邕研究一样,大多数东汉文学家研究在20世纪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蔡邕研究正是东
李路[4]2011年在《汉末士人心态与汉赋创作流变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第一章内容为汉代士人心态论。本章中提出了“大我”心态与“小我”心态两个概念,对之的解释说明以及对“大我”心态向“小我”心态转变过程的论述是在对历史文献细致阅读的基础之上,进行综合归纳分析而进行的。这一章中提出的“大我”心态与“小我”心态都是就士人阶层的宏观心态而论。第二章的内容为对在士人心态影响下的汉代散体大赋特征进行的探讨。在这一章中,首先从散体大赋的讽颂铺陈特征和“美刺”赋观等方面讨论了汉代士人心态对散体大赋的影响,然后讨论了在“大我”心态影响下东汉散体大赋的具体特征。第叁章是探讨在士人心态的变化过程中,在汉赋创作领域发生的促成了汉赋创作转型的具体实践。在时代背景之下,张衡的心态变化促进了其汉赋创作的变化,赋的自觉是从张衡开始的。同时,赵壹、蔡邕的抒情赋创作对汉赋转型亦有影响。第四章所讨论的是在士人心态影响下的汉赋审美嬗变。本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就文学观念与文学功用变化的讨论,也就是在士人心态影响下的汉赋自觉问题;第二部分是对汉赋主题变化的讨论,分为批判与逃离主题、咏物赋主题、艳情主题、伤感主题、隐逸主题五点;第叁部分是针对汉赋体制变化问题进行的探讨,主要从篇幅变化与篇章结构变化两方面来进行讨论;第四部分是探讨汉赋语言艺术风格的变化,主要从抒情小赋语言的通俗化和抒情化两方面进行。
郭铁娜[5]2009年在《汉代非主流文学与汉代社会》文中研究说明汉代文学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往往停留于或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角度出发,着眼于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或从文体学角度,探讨某一类文体自身的发展流变规律。文学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尤其是上古段的文学,基本上处于文史哲不分的状态,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学问,故需对汉代文学的总体情况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或者说立体交叉研究。而在阶级国家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自然地,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臣服于主流话语权、为主流意识言说的主流文学和背离主流意识、不受主流话语权控制的非主流文学也是共存的。这就为文学史的撰写者与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审视视角的要求。从考古出土文物及文献来看,汉代社会的非主流文学是丰富多彩的,且在民间拥有较为广大的活动空间,不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是具有自己的个性与特质的。长期忽视这种“暗流”,不是科学的态度,是会阻碍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的。本论文正是根据以上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将汉代疏离主流意识、权力话语的非主流文学与汉代社会相结合,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立体视野中对汉代非主流文学这一“暗流”加以较全方位的观照与研究,力求能够提供一个全面而客观的、社会性的文学事实。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论、附录共四部分组成。在绪论中主要对汉代文学的研究情况作了简要梳理,并对本文的选题依据等相关问题作以交代。正文共分五章,此部分又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汉代社会与汉代非主流文学综论,主要从汉代社会思潮和汉代社会风俗文化两个方面探讨汉代社会对汉代非主流文学的影响。第二章到第五章是第二部分。这部分主要是分文体对汉代非主流文学作具体的研究。第二章:汉代非主流叙事散文。本章主要对作为汉代非主流叙事散文代表的《史记》作以考察,从非主流视阈、非主流话语分析了《史记》非主流特质的表现。第叁章、第四章:汉代非主流诗歌。此部分分为汉代非主流乐府歌诗、汉代民间歌谣、汉代文人五言诗、汉代铜镜铭文四部分。汉代非主流乐府歌诗部分,分析了汉代乐府与乐府歌诗的关系、汉代乐府歌诗世俗化的原因,进而从“战争咏叹与兵役惆怅”、“政治批判与道德控诉”、“爱情追寻与婚姻诉求”、“祸福无常与行乐长生”等几个方面归纳了汉代乐府歌诗的主题,考察了汉代乐府歌诗的非主流表现。汉代民间歌谣则在内容上分类并加以展开。汉代文人五言诗部分主要从本文界定的范畴内探讨了汉代非主流文人五言诗的主题、非主流表现和原因。此外,还对作为出土文献的汉代铜镜铭文作了粗略观照。第五章:汉代民间故事与小说。本章主要是对以韩朋故事与《焦仲卿妻》、《神乌赋》为代表的汉代民间故事进行叙事学研究,以及对汉代小说的一点说明。第叁部分是结语。通过对汉代各种文体非主流文学的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当主流的正统的经学文化及以汉大赋为代表的主流文学陷入困顿之时,正是非主流文学与其反映的非主流文化的活跃才保持社会不再萎顿,各阶层人士的生活不再困乏。长久以来的文学史往往着重记述主流文学,以主流文学的发展流变作为文学的发展流变,对于汉代非主流文学仅仅关注汉代民间乐府歌诗,都是不够客观和科学的。最后是附录部分,包括:1.《史记》与《尚书》相关章节对照表2.《饮马长城窟行》“蔡邕作”献疑3.已出土汉代常见铜镜类型与铭文简表
佘红云[6]2005年在《蔡邕思想及其辞赋碑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东汉末年的蔡邕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因其晚年仕董卓,后人讥为“无守”,卓死惊叹,“无识”,又因其多作碑铭,被人视为“滥作碑颂”,故虽“文章盛”却“节义衰”(《日知录》卷十叁),其人品倍受后世诟病,并因此祸及对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与评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蔡邕的辞赋与碑铭创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蔡邕思想追求及人生形态为切入点,力图在准确把握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和他思想性格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蔡邕的辞赋与碑铭进行具体地分析。从对蔡邕的个案研究中,可以看出汉魏之际士人思想及人生追求的巨大变化,也可以从中窥探出汉魏之际文学发展的新动向。 全文共分叁章: 第一章:蔡邕思想研究,分为叁节:一、通过对蔡邕行为实践的具体分析,指出他具有浓郁的儒家忠孝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蔡邕期以道德学问作用于当时的政治追求:二、蔡邕在汉末时事衰败之中,对道家思想也多有汲取:叁、通过分析蔡邕对鸿都门学的态度,指出他对鸿都门学的抵斥之中包含着进步的文艺观念。 第二章:蔡邕的辞赋研究,分为二节:一、通过对蔡邕辞赋创作的题材、情感抒发等方面的研究,指出蔡邕在辞赋思想内容上有着时代的开掘和发展;二、重点分析蔡邕辞赋的描写艺术、语言艺术以及在境界塑造方面的尝试与成就。 第叁章:蔡邕的碑铭文研究,分为二节:一、研究蔡邕碑铭文的类别和基本内容;二、分析蔡邕碑铭文在布局谋篇、选材叙事、语言上的特色与成就,并指出诗赋等纯文学体裁对其的影响。
吕辛福[7]2017年在《魏晋文人理想人格新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魏晋文人理想人格的研究,本文以接受理论视角下的人格接受史研究为主要思路,以魏晋时期主要文人对高士人物的文学接受为中心,通过对主要文人作品中高士人格形象、高士人格内涵的分析,在深入剖析个案的基础上,指出魏晋文人在理想人格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并在人格发展的纵向梳理过程中分析其中蕴涵的新变特征。本文除绪论、余论外,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梳理学界有关魏晋理想人格的研究情况,重点围绕已有的研究思路展开分析。学界主要从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研究魏晋理想人格,文学层面的理想人格研究,主要结合作家作品、历史背景,采取了精神史、心态史、人格心理学、民族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思路;哲学层面的理想人格研究,主要是对魏晋文人理想人格宗儒还是宗道的方面进行分析。二是提出了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以魏晋文人对高士人物的文学接受为中心,依据时间顺序,纵向以高士人格形象的变化、高士人格内涵的变化作为主要线索,结合横向上对主要文人社会交往关系、思想文化背景的分析,选取典型个案,勾勒魏晋文人理想人格的演进轨迹,分析其中的新变特征,加深对作家主体和作品精神的理解。第一章主要论述建安时期曹丕对高士人物的接受与贡献。在对待文人关系上,从曹操的"得而用之"到曹丕的"得而友之",虽是一字之差,反映出的却是曹丕对文人人格的尊重。在理想人格方面,曹丕彰显历史上的高士人物品行,代表高士人格的"箕山之志"与"栾布之节"因曹丕的推崇而广为人知,曹丕在准确概括提炼高士人格内涵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第二章主要论述曹植在高士人物商山四皓接受中的作用。在历史上四皓人格形象的确立阶段,曹植《商山四皓赞》对于四皓接受主题的改变和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后世的接受基础。后世对四皓的接受最终落脚在"商山四皓",而不是"南山四皓"、"楚山四皓"、"高车山四皓",这与曹植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第叁章是本论文重点之一,分析正始时期的文人理想人格。结合对阮籍作品中高士人物形象的分析,评述阮籍在魏晋理想人格构建过程中的作用。阮籍作品中塑造了新的人格形象,承载了新的人格理想。首先从阮瑀生平经历、对高士人物的看法、人格精神的传承等方面剖析阮瑀对阮籍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阮籍笔下新高士人格形象"大人先生"的人格主张及意义。第四章也是本论文重点,主要分析嵇康在魏晋文人理想人格发展中的作用。不同于阮籍,嵇康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创作《高士传》,为历史上的高士人物巢父、许由等赋予了一种新的人格内涵,体现了嵇康"欲友其人于千古"的写作目的。文中着重分析了 "友情"和"知音"内涵如何通过嵇康的叙述呈现出来,同时结合横向上对嵇康与友人交往关系的分析,深化对嵇康人格内涵的理解。另外通过比较嵇康《高士传》与皇甫谧《高士传》创作目的的差异,指出嵇康为高士作传的目的在于"立心"而非"存史"。第五章是对西晋文人人格特征的综合分析。不同于正始时期文人的个性张扬,西晋文人人格体现出更多的群体性特征,本章所勾勒的西晋文人人格具有世俗、重情、自适的典型特征,论述中凸显了向秀哲学主张对西晋文人人格带来的影响,并比较分析了西晋文人对主要高士人物接受态度的变化,最后对左思人格进行了单独分析,左思诗文中的独立批判精神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第六章主要论述东晋文人理想人格的新变特征。主要从思想领域、文艺领域以及文人社会关系交往的角度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选取的代表文人是孙绰、王羲之和陶渊明。孙绰身上体现出东晋时期佛教影响下的士人人格内涵的变化;针对王羲之,结合对其帖书内容中有关高士人物的分析,指出王羲之为人方面不曾被人重视的高远志趣,他的书法艺术风格,是其人格精神在艺术领域中的自然体现;对于陶渊明,他对理想人格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从劳动关系中发现了以往文人不曾注意到的人际关系的新内涵,他对高士人物的选择性接受,也体现出他独特的欣赏标准和价值主张。余论部分主要回顾整理了学界有关接受史研究的发展演变情况,这是本论文写作思路的宏观理论背景。主要涉及接受理论传入中国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哪些代表性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以及存在哪些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在未来如何做出改进研究等。
于国华[8]2016年在《曹植诗赋缘情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曹植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建安风骨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文学由汉代压抑个性至魏晋张扬自我的重要转换力量。曹植诗赋突破了言志的藩篱,由言志或者志不获遂的忧伤转而为缘多种情感而发,且在爱情、友情、亲情诗赋创作上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具有典范意义。本文力图通过对曹植的感情世界,以及情感在诗赋中的表达进行论述和总结,揭示曹植在诗赋缘情方面的贡献。本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明确了感情的概念,明确了情对于中国文学的特殊意义。其次概述了曹植缘情研究的现状与不足。第一章按照先秦、西汉初期、汉武帝至汉桓帝时期叁个阶段时间顺序,对曹植之前文学中的情感表达状况以爱情、友情、亲情、自我实现为线索进行细致梳理,明确曹植感情世界与文学表达的渊源与基础。概括而言,先秦时期言志与缘情并举,但其情多为与志相关之情或群体性之情,汉代文人创作并未沿着缘情之路发展,“独尊儒术”限制了文人个性化情感表达,使文学缘情之路变得异常曲折。第二章重点分析曹植情感世界得以拓展的直接原因与诗赋缘情发展的时代基础。汉末社会动荡,鸿都门学的设置、人物品评的转向对儒学的统治地位造成了冲击;纸张的渐次应用促进了文学对即时情感的表达;曹操求才叁令、曹丕对平等的提倡有助于曹植情感世界的开拓;曹操、曹丕对文学的重视与对文学活动的组织,时人的缘情之作对曹植的情感文学创作均有促进作用。第叁章专论曹植的亲情世界与文学表达。首先破解对曹植亲情判断有影响的重要问题——夺宗,认为曹植是短时期以被动、顺承的方式参与夺宗,在后期主动退出了太子之争。其次论述了曹植的亲情世界与文学表达。探讨了曹植与父亲、母亲、兄长、子侄之间的亲情特征。论文将曹植的亲情文学进行了分类,并从亲情世界的建构、真诚与矛盾结合、隐喻特征、体裁选择四个方面论述了曹植亲情表达的特点。第四章探讨曹植的爱情世界与文学表达。首先,补充论证了曹植与甄后之间存在爱情的可能性与合理性。继而暂退一步,抛开植甄之恋分析曹植爱情文学的内容与特征。曹植爱情诗赋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相聚的欢乐、无法结合的忧伤、离别与相思、女子被抛弃的忧伤四个方面,其特征为平等的知音之恋,与礼相对立的爱恋。爱情表达方面也具有抒情人称转换与充满张力的特征。最后,论析了情类赋代表《洛神赋》在情感表达方面取得的成就。第五章论述曹植的友情世界与文学表达。首先,论析了曹植的友人构成与友情世界特征。其中重点论析了曹植与丁氏兄弟、杨修的关系,得出曹植择友标准:同调才情、不拘小节,与政治利益无关;曹植与朋友为平等交往。其次,将曹植友情诗赋的主要内容分为欢宴与游赏、留别与赠别、恤友叁类加以论析。曹植的友情诗赋创作相比他人数量最多。从文体发展角度看,曹植的五言游宴诗创作时间较早,对声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赠答诗方面曹植的创作使五言答诗走向了成熟,以组诗的形式祖饯也是一种创新。第六章综论曹植诗赋的情绪特征,从曹植的需求是否满足所引发的快乐、恐惧、忧伤、焦虑等情绪表达特征,探讨曹植文学中的情绪特征以及曹植特殊的人生经历对情绪表达的影响。曹植开始在诗文中抒发单纯的快乐;他诗赋中寓言的形式,以褒写贬、指桑骂槐的抒情方式无不透露出恐惧的情绪;漂泊的人生使曹植钟情于离乡与游仙的描写,并营铸出蓬草意象以抒忧伤;曹植无法达成自我的功业目标,充满了焦虑,对此,曹植或塑造英雄形象表达内心的渴望,或直抒胸臆展现深郁之思。第七章综论曹植在诗赋情志分离过程中的贡献。曹植文学创作完成了对文人情感世界的整体性建构,其诗赋情感表达的质量亦首屈一指。曹植特别重视情绪的表达,曹植情感基调仍以忧伤为主,但他为单纯快乐情感的抒发找到了根据,曹植认为人的情思皆有价值,辞赋创作并非为了“揄扬大义”,提倡慷慨抒情,总之,曹植的创作是从诗言志、赋体物转向诗赋缘情的最为重要的体现,同时,在理论上也为诗赋缘情开辟了道路。
张润平[9]2010年在《元嘉叁大家研究》文中提出刘宋时期,门阀政治逐渐被削弱,皇权政治得到了恢复和加强,在佛学和道学迅速发展的元嘉思想界,刘宋帝王同时推崇正统的儒学。元嘉叁大家以儒学为基础,兼及佛学和道学,不重玄谈,由于不同的家族地位和出生,元嘉叁大作家身上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和思想特色,山水诗人谢灵运个性褊急,多愆礼度,思想上儒道佛皆融,诗人颜延之秉持儒家入世思想,个性耿介傲岸,狂放不羁;诗人鲍照一生仕宦坎坷,位居下僚,在思想上信奉儒、道,表现出孤傲脱俗的个性。谢灵运山水诗诞育的文化因子是素退家风、慧远“法性”说、游仙诗的山水描写。在他的山水诗中包含着丰富的佛、道、儒意蕴;他承袭汉大赋的体制,融通前代山水纪行赋的范式,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赋体的创变,大胆摒弃了散体大赋虚拟夸饰的弊端,走进了山水真境,抒发心灵深处的感怀,用心描绘山水美景,达到了山水纪行赋新的境界;谢灵运以“会性通神”的创作理念和对灵感诗学的不懈追求,在他的山水诗中形成了“初发芙蓉”的灵感诗学境界。鲍照诗中也蕴含着深刻的儒、道、佛意蕴;他的山水行役诗是玄言诗向山水诗过渡的桥梁,鲍照通过“善制形状写物之词”的方式实现了对玄言诗的全面改制,他和汤惠休还大量吸收“吴歌”和“西曲”的营养,形成了具有民歌味道和鲜活意象的新诗体,为元嘉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由于江淹“穷力追鲍照”,在诗歌意象、语言、结构、诗风、精神追求方面对鲍照的模拟,使鲍照这位在当时并不出名的诗人,在后世获得了新生;鲍照对赋体表达方式的突破,使他的赋作形成了“凄艳悲绝”的美学风貌。颜延之精通儒学,爱好玄学,曾经深入研究佛学,在他的诗文中也蕴含着独特的儒、道、佛学意蕴;颜延之的公牍文在主题思想、情感表达、表现手法方面和前代公牍文相比具有鲜明的新变特点,他在用典、偶句、字词方面探索和创新,从而使他的诗文形成了“错彩镂金”的形式之美。本课题在元嘉叁大家学术疑案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认为谢灵运被劾的主要原因是谢灵运和刘宋王朝的矛盾,个中诱因是“益州民变”;谢灵运的《拟邺中集》基本上是模拟《邺中集》而成的,通过对谢灵运《拟邺中集》和《邺中集》全方位的比较和分析,可以肯定《拟邺中集》在艺术上确实超过了《邺中集》本身,并且蕴含了谢灵运自身的思想和情感。鲍照出生寒门士族,其祖籍渤海高城,汉哀帝初年迁居上党,东汉肃宗后期迁到东海剡县,晋怀帝永嘉七年以后迁往丹阳。其籍贯应为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县);虞炎收集编订了《鲍照集》,《钦定四库全书》所收《鲍参军集》十卷通行本,散佚并不明显,我们根据《钦定四库全书》中收录的《汉魏六朝百叁家集》巻六十八和卷六十九收录的《鲍照集》可以了解《鲍照集》中的具体作品。颜延之第二次被贬的内因是颜延之得罪了刘义康集团,诱因是颜延之《应诏宴曲水作诗》提出警告;颜延之《论语说》的成书和颜延之讲《论语》有关,因皇侃《论语义疏》的流传和散佚,导致《论语说》也一度流失海外;因沈约收入《宋书》时作了删改,颜延之的《庭诰》在当时散佚明显,许多段落和句子散落在不同的古籍当中,笔者在现有的资料上做了辑佚,以图恢复原貌,经过考订认为颜延之以《庭诰》命名的文章有两篇。
曾伟伟[10]2007年在《论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文中研究说明蔡邕是汉末魏初重要的文学家、音乐家、书法家和历史学家。他思想通脱,行为放达,超拔时代。蔡邕博涉多通的新型人格,是他文学创作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新型文人性格的形成以打破经学的禁锢、情感解放为前提。打破经学的禁锢,使作家创作的视野由宫廷庙宇延伸到世俗社会;文人情感复苏,使文学创作理性成分减少,情感趋于丰富细腻。这两点在蔡邕赋作与饰终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本论文以分析蔡邕的思想为切入口,以赋与饰终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蔡邕文学创作的特点、成因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统一考察。文章由绪论、主体、结语、附录四个部分组成。绪论包括本研究课题的学术背景及理论与实际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本研究课题的来源及主要研究内容。第一章通过对东汉末年时势变化的历史考察,分析蔡邕身上所体现的新型文人人格以及他对文学的看法。内容涉及人的自觉与文学自觉的关系、蔡邕文坛盟主的身份对建安文人集团形成产生的作用等。第二章将蔡邕赋放在赋史发展的座标上,以历史的眼光厘清蔡邕赋作在题材、形式上的变迁。两汉以赋为代表的贵族文学经过几百年的酝酿,至东汉末年已日臻华美。蔡邕在继承两汉以来华美赋风的同时,也使赋作题材得到了扩张,小赋成为创作的主流。他的赋用典繁多、语皆骈对,是骈赋形成的重要阶梯。第叁章从分析东汉末年个体觉醒、生命意识的变化入手,考察饰终文盛行的内因外缘,蔡邕所作饰终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征、意蕴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地位。结语部分是对整个论文主要研究成果的总结,概述蔡邕在诗、颂、连珠体等其它文学创作领域所作的贡献。附录包括本人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蔡邕年表、徐本序跋和欧本原序。
参考文献：
[1]. 蔡邕文学活动综论[D]. 高长山.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2]. 建安散文研究[D]. 朱秀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3]. 蔡邕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J]. 刘德杰. 文学遗产. 2011
[4]. 汉末士人心态与汉赋创作流变研究[D]. 李路.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5]. 汉代非主流文学与汉代社会[D]. 郭铁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6]. 蔡邕思想及其辞赋碑铭研究[D]. 佘红云.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7]. 魏晋文人理想人格新变研究[D]. 吕辛福. 山东大学. 2017
[8]. 曹植诗赋缘情研究[D]. 于国华. 吉林大学. 2016
[9]. 元嘉叁大家研究[D]. 张润平. 河北大学. 2010
[10]. 论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D]. 曾伟伟. 湖南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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