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曦[1]2001年在《中国西北地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水是最基本的农业资源，是实现农业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保障。在我国西北地区，水资源的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没有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就没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综合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水资源管理的角度对我国西北地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全文的主体结构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言，阐述了西北地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及重大意义，并对国内外在相关领域所开展的研究工作进行概要评述。第二章对西北地区农业水资源供需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缺水程度做出了估算，得出了“沿用现有的用水方式无法实现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结论。第叁章在确定西北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西北地区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思路与框架。第四、五、六、七、八和九章则为具体的对策研究，分别从不同方面研究了确保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的对策措施。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本质要求看，合理开发与有效保护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和基础；在水量一定的情况下，节约用水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出路；农业结构调整是农业节水的重要环节；水价是促进节水最基本的经济手段；作为影响和约束涉水行为主体供用水行为的规章或准则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对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决定意义；水权管理是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水权明晰是水资源市场配置的先决条件。基于以上考虑，在论文的4～9章分别阐述了上述相关因子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寻了问题根源，综合运用定性、定量、实证、规范分析方法，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本项研究主要有以下创新： 其一，运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了节水补偿机制的数学模型，确定了节水补偿的数量界限，揭示了节水补偿投入与节水效果之间的数量关系。其二，运用非线性规划的方法，建立了水价及农产品价格与农民利润最大化关系的数学模型，揭示了明晰水权与水价政策效果之间的内在关系，明确指出了在不同的水权状况下，应采取的水价政策。其叁，针对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构造了分阶段实施的水价模型以及农业水权初始分配模型。其四，针对水资源保护中“总量控制”下排污许可制度实施的障碍，提出了由流域分配取水和排污权，并对取水口和排污口进行监控的对策思路。其五，提出了适应自然资源和环境间的内在规律，成立国家自然资源和环境委员会，在国家层次上保障各种资源政策和环境政策的统一性，改组现有流域管理机构为流域决策机构的执行机构，改组区域水管理部门为区域水务管理部门，实行灌区服务市场化，将灌区作为特许经营的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构造灌区产权结构，运营灌区资产和提供供水服务的一整套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构想。
李全新[2]2009年在《西北农业节水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水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水资源稀缺制约着西北农业经济发展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水资源的不平衡性使得西北地区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难以形成,从而制约了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空间。水资源状况、节水技术与管理制度这叁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着水资源配置效率。通常水资源具有自然禀赋性质,而节水技术进步则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配置效率。然而农业节水技术,通常要经过一定研究时间的积累才会有重大突破。因此,在资源与技术既定前提下,影响人们经济行为的外部条件主要是制度,在于制度安排形成怎样的约束与激励。立足长远,通过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制度的创新来克服水资源的稀缺,促进西北地区农业节水的长足发展,从而推动西北地区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论文论证了建立农业节水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提出水资源的经济属性是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水资源的公共物品特性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外部成本内部化特性是实施农业节水生态补偿理论依据,初步建立农业节水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框架,研究了设计农业节水微观主体农户激励机制、研究设计农业节水宏观主体政府绿色GDP核算的体系。论文以西北地区农业节水的微观主体、宏观主体为研究对象,提出西北地区农业节水的关键在于：调动农民节水的积极性,激励农民节水行为,用经济的手段推行农业节水生态补偿机制用于调动农民节水的积极性；研究设计符合当地政府实现经济增长和节水型生态保护的生态补偿激励机制,实施绿色GDP的核算体制,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不仅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生态和谐统一的程度,有利于当地政府、行政官员的节水意识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达到节约用水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结合西北内陆河流域张掖市研究,应用生态补偿、绿色GDP核算理论与方法,提出构建西北内陆河流域——张掖市生态经济特区的设想,从农业节水生态补偿机制的经济、制度政策角度分析,采取必要的价值补偿,组建特区运行机制和管理办法,保证节水制度的顺利实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以生态补偿和农业节水绿色GDP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和实践。
王学渊[3]2008年在《基于前沿面理论的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研究》文中提出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目前无论在全国范围还是省区层面上,水资源短缺已经限制了我国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提高,这一情况在粮食主产区尤为突出。因此,提高农业水资源生产效率,已成为保持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然而,对于农业水资源的生产效率问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尚缺乏明确的认识。本文从“生产资源配置”视角出发,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生产前沿面理论,分别针对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农业生产主体,综合运用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生产配置效率测算方法,并辅以趋同检验、回归分析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全面准确地衡量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实际状态与有效配置理想状态的差距。在此基础上,对效率测算结果进行分解和深入分析,衡量各主体间的效率差异,探讨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低效或无效的主要原因,重点考察水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对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的影响,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启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叁个方面:第一,中国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考虑农业生产和水资源分布的地区差异,选择中国31个省区作为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的宏观决策单元,根据1997—2006年面板数据集,首先利用随机前沿分析(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评价宏观层面的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然后进行效率的聚类区划,并运用趋同检验方法深入考察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的地区间差异;另外,本章还将效率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可处置效率和技术效率,并利用Tobit回归模型探求各省区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及关键影响因素。第二,农户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根据西北地区432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利用SFA和DEA方法评价农户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进一步将测算结果分解为:规模效率、可处置效率和技术效率,并估计农户的水资源生产成本效率,最后利用Tobit回归模型考察水短缺条件下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的微观层面影响因素。第叁,水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对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基于产权和价格理论,分析水权制度、水价机制与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的关系,根据农户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测算与分解结果,对理论分析得出的研究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来具体考察水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对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省区和农户层面的农业用水均处于低效生产配置状态,水资源过度使用问题严重,在产出及其它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我国农业生产年均最大可能节约的用水量为1123.75亿m~3,综合来看,31个省区的单位面积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均值不足0.6,被调查农户的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均值约为0.3;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的地区差异随时间变化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转折点为2002年,其最终会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但不会无条件地缩小,区域性特定条件是影响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趋同与否的重要因素;较之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改进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增强水投入的自由处置性可以更大程度地节约有限的水资源:自然地理条件、水资源禀赋、种植结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供水方式、水价和农民收入等因素会显着影响农业水资源的生产配置效率水平;水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推动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的提高,排他性较强的水权安排促进水市场的发育,使水价由行政控制逐步向市场调解转变,竞争性的水价机制通过成本的变化可有效地激励农户的节水行为。因此,在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战略背景下,政府必须加强统筹调控,增加农业节水的制度与资金支持,促进农户参与灌溉管理,优化农业水资源管理体制,扩大市场在农业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而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共同实现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的提高。论文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对生产领域的水资源利用效率给予明确定义,采用在系统描述水资源生产效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生产配置效率”指标;(2)从省区和农户两个层面对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进行深入考察,并重点分析水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对农业水资源生产配置效率的影响,为政府宏观调控、节水激励措施选择与水市场的良好运作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3)采用各具优劣势的SFA和DEA方法,并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Spearman相关检验比较分析两类方法的研究结果,得出的研究结论与实际情况更加吻合。
王晓玲[4]2009年在《潍坊市农业水资源的利用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水资源是一个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潍坊是山东省农业大市,是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而其水资源面临着总量不足、区域性与季节性缺水严重等严重危机,因此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优化配置是该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所以亟需通过科学的措施将潍坊市“闲置”的农业水资源调配至缺水地域高效利用,发挥其最大效益,实现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本文在介绍农业水资源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分析了潍坊市农业水资源的利用状况。根据该市地形将其分为叁个典型区域,每个区域选取一个县市区作为代表,通过对叁个代表县市区水资源的分析,得出叁个区域农业水资源的差别和自身特点,并提出了农业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相应措施。本文从区域调水的宏观方面,结合区域农业水资源时空分布及供需特点,对受益区域农业水资源合理配置进行分析,为提高区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提供参考,对进一步加强水资源合理配置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在技术、政策和制度建设方面对潍坊市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利用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张秀琴[5]2013年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农业水资源管理的适应对策》文中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转变，综合经济实力及人均收入均有显着提高。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资源，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过度开发水资源、以粗放方式发展经济的后果不断显现。而全球变暖的态势更加剧了上述问题的严重程度，增加了未来水资源利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面对严重的水资源形势，我国政府把解决水资源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强调水是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把建设节水型社会作为解决中国水资源问题最根本的战略举措，积极采取行动进行一系列相关政策改革。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种植业用水的效益最低，可恰恰使用了最多的水量，高开采成本的深层地下水被大量用于低价值的作物灌溉，这与水价值理念反差甚大。解决公共河流资源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管理和保护好水资源，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水资源的保护问题，从供给取向转向供给与需求相结合的取向，即在关注供给短缺的同时也要注意节制需求，建立水资源需求管理，建构节水型的社会；在运用工程技术解决问题时，要结合社会学和环境影响的评价。水环境的状况关系到气候的变化。自然的蒸发和气候的变化虽然可能影响河流的流量，但绝对不会在一个较短的历史阶段内直接导致河流的干涸和断流，因为如果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能根据降雨量和河流流量的大小来限制自己从河流中的取水量，如果没有人类行为的介入和影响，那么河流总可以保持有最低限度的或安全线内的流水。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所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环境保护成为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的公共事务。同样，环境保护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而在环境保护问题中，最为突出的和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水资源危机以及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问题。水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资源，水资源是否得以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直接关系到水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利与害：清洁的水有利于人类生活，而污染的水则给人类带来灾难；水量过多或过少，就会相应地带来洪涝或干旱等灾害。因此，这就要求人类能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利用水资源。在以往关于水资源问题或水利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中，人们把较多的注意力停留在工程技术的层面上，这是受那种“人定胜天”或科学主义观念支配和影响的结果。在对待水利问题和水资源保护问题上，人们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中所包含的人文主义精神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具体表现就是对水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对滞后，对重大水利工程和水资源管理的制度供给存在严重不足现象，工程解决机制与社会解决机制存在不协调的现象。以往侧重以工程技术解决水资源问题的策略，某种意义上仍是通过再分配的机制来缓解资源稀缺问题，然而这一途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短缺和生态的平衡问题，相反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生态的危机。由此表明，水环境问题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探讨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需要从技术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中寻找合适的路径和策略。中国的水资源危机不仅十分突出，而且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性制约因素。由于水资源观念落后，涉水行为失当，水资源管理效率低下，造成水资源的巨大浪费，更加重了我国的水资源危机。制度因素是造成水资源危机的根本性原因，政府缺位造成水资源产权模糊，市场缺失造成水资源滥用，计划失效造成水资源配置混乱。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缺少工程技术措施，而是没有建立起促进节水和治污等先进、高效、优良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制度框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为人们在水资源利用与合作方面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以此规范人们的经济关系并对人们的用水行为进行监督，引导经济主体的外部利益内在化，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保护水环境。设计水资源安全性制度的基本思路是要组成一个以水资源产权制度为核心，水资源统一管理制度为前提，水权交易与水资源市场制度为基础，水资源价格制度为手段，水资源法律监督制度为保障，水资源文化制度为条件的完整的水资源制度体系。
刘渝[6]2006年在《中西部地区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中西部地区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农业用水过多地挤占了工业用水和生态用水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不仅影响了粮食生产过程中水资源的生物转化效率，而且波及到了生态系统的循环效率，并且水资源的配置失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水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率，以至于水资源数量短缺和质量下降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客观准确地评价中西部地区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剖析影响利用效率的相关因素便成为本文的主要目标。 本文首先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影响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制度等相关因素进行了探讨，然后利用实证的分析方法，评价了中西部地区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并提出了提高利用效率的政策建议。全文共包括六章内容。前言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对相关研究的国内外动态进行了综述，并概括了本论文中将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第二章首先总结了众多学者对水资源利用效率所下的定义，并作了进一步的拓展，然后阐释与资源利用效率相关的理论基础，为后续章节的分析作好铺垫。第叁章主要评价了中西部地区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现状，剖析了目前在利用过程中主要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中，考察影响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主要因素，它们分别是灌溉节水技术、工程节水技术、水权制度、水价制度、水资源管理体系等主要因素。第五章，首先运用相关数据资料，对中西部地区的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计算水资源消耗系数、水资源经济效率等指标，将中西部地区各省的利用效率进行对比分析：并以湖北省为例，选取了一系列与生物转化效率、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相关的指标，对湖北省各市、州的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排序。第六章主要针对前文的分析结论，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建议。
刘伟[7]2008年在《天津市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文中提出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水利是国民经济和农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建国以来，天津市开展了大规模水利建设，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短缺、洪涝灾害、水环境恶化和水土流失、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农业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天津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本文利用可持续理论和系统工程方法，对天津市的农业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实现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建议，可为保障天津农村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提供了决策性依据。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叙述了天津发展与水的关系，指明了研究的必要性；阐述了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论内涵和机理以及国内外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典型经验，简要介绍了天津市农业水资源现状和开发利用状况，剖析了天津市农业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阻碍因素，如水资源短缺、洪涝灾害、水生态环境恶化、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水资源管理体制未理顺、农业节水投融资机制不完善以及农业节水管理体制改革不彻底等。同时，采取层次分析法（AHP）从水资源、供水、用水、环境与效益等四方面对天津市农业水资源进行了可持续评价和分析。最后，结合天津实际，参考国内外实践经验，提出了天津市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建议：（1）开展农业多水源调配与利用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用水保障能力。（2）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实现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3）加强农业水环境治理，提高农业水资源用水安全。（4）推进农业水价改革，建设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经济调控体系。（5）做好组织、资金、政策、机制和科技等方面的保障。
罗朝[8]2013年在《秦皇岛市农业水资源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文中提出农业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命脉，是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支撑秦皇岛市农业生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秦皇岛市本就属于严重资源性缺水城市，并且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城市进程的加快、经济的飞速发展，用水量和污水排放量也相应的迅速增加，致使秦皇岛市水资源越加匮乏、农业水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现象进一步凸显，目前，农业水资源已经成为制约秦皇岛市农业、经济及社会持续发展道路上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障碍。因此，在秦皇岛市未来的农业发展中，如何解决农业水资源短缺和供需矛盾的问题，寻求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途径成为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利用可持续理论和系统分析的方法，通过调查秦皇岛市水资源总量、可供给水量以及农业水资源的现状，得出了秦皇岛市农业水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阻碍因素有：（1）秦皇岛市属于资源性缺水城市，水资源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人均水资源紧张，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用水和农业用水的矛盾越发突出，同时各种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量逐年增加，加之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化肥、农药不加控制的流入自然水体，造成了秦皇岛市农业水资源环境的不断恶化。（2）秦皇岛市农业灌溉设施由于使用年限过长，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的管理和维护，水利工程运行效率低下难以发挥效益。加之秦皇岛市农业水资源的管理体制和技术落后，农村水利管理机制和农业节水机制还不够健全，亟待加快水务管理一体化体制进程。（3）政府没有充分利用水价这一节水经济杠杆，过低的水价导致了农民的水商品意识十分淡薄，浪费现象严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外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典型经验和结合秦皇岛市农业生产区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如下适合秦皇岛市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对策和建议：（1）积极开发非常规性水资源，增加农业用水的灌溉量。积极开发利秦皇岛地下分布的微咸水资源、采用微咸水灌溉可以缓解农业水资源供需矛盾。（2）加强水环境的治理，保证农业水资源的和水质和水量。既要从水污染的产生、发展到形成的全过程加以一体化控制，严格切断水污染的源头，又要加强污水资源化工程的建设，使污水变为可用的水资源，提高农业水资源的数量。（3）以先进的科技力量为支撑，先进的管理方法为手段，大力开发农业节水的潜在能力，发挥农业水资源的最大效益。政府要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管理和引导入手，提高农民的节水认识，大力发展和修建节水灌溉工程，广泛推广先进的输水灌水技术，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灌溉用水的效率，指导农民适当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提高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成果的应用率，改变现有的低效、低产和高耗的落后农业结构，通过科学灌溉和农业节水增产的技术措施，实现农业生产高效、高产和高质的目的。（4）针对水价制定和收费政策不合理的问题，相关单位可以借鉴国内外水价水权管理的先进经验，根据本市企事业单位和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科学合理地制定水价，提高公众节水意识，减少不必要的灌溉浪费。
刘渝[9]2009年在《基于生态安全与农业安全目标下的农业水资源利用与管理研究》文中提出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有30年。虽然这种高速增长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十分必要,但无可否认的是,它是建立在过量消耗资源的基础之上的。水资源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特殊资源,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水资源承载力问题。现阶段,我国农业用水占社会总用水量的70%以上,农业用水过多地挤占了工业用水和生态用水,成为制约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转型时期,水资源数量短缺和质量下降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水资源的利用与配置失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且波及到了生态系统的循环效率。如何高效管理农业用水,提高其利用效率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论文着眼于生态安全和农业安全双重目标,用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想来研究农业水资源管理问题。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农业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理论基础,对中国农业水资源利用与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生态安全和农业安全状态评价,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农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Kuznets关系拟合,微观主体水资源利用分析和农业用水管理政策等。论文主要从农户的节水决策、农户降低化肥施用决策、用水管理组织模式变革绩效、灌溉投资节水替代作用和水价补贴的角度深入探讨提升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增进农民乃至社会福利的具体政策和实施路径,确保在生态和农业双重安全目标下,农业水资源向工业和生活用水转移。论文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 1997-2006年的10年间,中国农业安全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农业水资源生态安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截至2006年,中国农业水资源利用状态离双重安全目标的实现距离有所拉大。(2) 1999年以来,中国农业水资源利用整体上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技术效率水平,前沿面省份和其他省份之间效率的差距相对较大,大多数省份的效率水平较低,目前的低效率水平保障了农业安全,而损害了生态安全。同一时间跨度内水资源利用的低效率、下降的生态安全和上升的农业安全同时存在,证实了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发展生态农业,减少农业生产对水资源面源污染是调整农业安全和生态安全目标冲突的重要模式。(3)产业比重、人口密度、城市化都是影响农业用水总量的重要外生变量。农业用水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稳定性的N型曲线关系,全国大部分省份区目前处于N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但也要警惕农业用水量出现反弹趋势。要遏制农业用水量的上升趋势,则进一步推进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深化以及大力普及节水技术便显得十分必要,并迫在眉睫。(4)从农户的技术采纳和持续使用决策来看,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农户所处的外部环境特征、技术自身特征都是重要的影响变量。论文通过分析还得出户主年龄、科学施肥意愿、经营规模、耕地细碎化程度、耕地离家距离、农业劳动力比例和技术培训均对农户化肥施用量构成显着的影响。(5)论文还认为,管理制度是提升用水效率不可或缺的手段,变革灌溉管理模式,参与式灌溉管理使灌溉水资源管理更有效率和持续性;灌溉投资与灌溉用水之间存在较大的替代弹性,增加灌溉资金的财政支持力度可起到节约灌溉用水的作用;两部制水价情况下“暗补改明补”的补贴制度目前具有节水激励作用。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论文共同关注生态安全和农业安全双重目标研究农业水资源利用与管理问题。目前关于生态安全和农业安全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从同一角度,关联并整合研究生态安全和农业安全的文献却很鲜见,即使存在,也大多是在文章之中零散地提及。本文从理论上探寻生态安全、农业安全和农业水资源利用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实证评价中国生态安全和农业安全的状态,拟合双安全的压力、状态和响应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而对微观主体的用水行为和农业水资源管理的经济政策进行实证分析,构建了一个生态安全和农业安全双重目标下农业水资源利用与管理的系统分析框架。(2)扩展了实证方法的应用范围,论文以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为理论框架,引入DEA方法,在省际层面上评价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并沿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假说,验证中国农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Kuznets假说。已有文献多用比值分析法来评价水资源效率,计算的是单要素生产率,忽视了区域内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相互替代和对生产率的贡献作用,DEA方法允许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考虑了实际生产中所投入的其他生产要素。农业用水Kuznets假说验证是在经济增长的框架下考察农业用水量变动的阶段性趋势,虽然对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近年来学者探讨的热点,但针对农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Kuznets假说开展实证研究,却较少发现有价值的研究文献。(3)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结论。通过理论和实证的系统分析得出了“我国农业安全呈逐年上升趋势,生态安全程度有所降低,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整体偏低;未来应考虑如何更有效地改革农业用水管理机制,普及节水技术;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禀赋特征、外部环境特征是影响其节水决策的重要因素;灌溉投资和水价‘暗补改明补'等经济手段具有明显的节水激励效应”的系列结论,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多项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这对提升农业用水效率以保障生态与农业双重安全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夏建国[10]2005年在《四川农业水资源评价及优化配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资源的永续利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农业水资源的持续利用,将会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采取科学合理的技术措施和配套措施,才能使区域农业经济得到更好的持续发展。目前国内外对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在灌区的研究较为完善、系统,但对大区域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仍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方法。为此,本研究拟从宏观角度出发,对四川农业水资源利用过程存在的问题:农业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缺少大型骨干调蓄工程;农业水资源短缺,水资源浪费严重;灌溉工程老化失修;农业水环境日益恶化;水资源“农转非”趋势日趋明显;农业水资源分割管理,难以更好发挥综合效益等,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以期为区域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系统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同时也为解决四川农业水资源问题提供决策依据。 本研究通过专家咨询和典型调查,分别构建了四川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和节水农业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对四川农业水资源状况进行了评价,并针对农业水资源短缺问题,运用用水定额法、回归分析和灰色系统模型对2010和2020年农业需水量进行了预测,从大系统分解协调理论和水权制度角度探讨了农业水资源的分配,提出相应的配置模式,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以2003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为基础,计算出了四川农业水资源量。全省农业水资源量为4005.36亿m~3,其中土壤水资源量为1457.79亿m~3,占全省农业水资源的35.80%,各类农业用地和各市州之间土壤水资源量差别较大。2003年全省包括土壤水资源量在内的农业耗水总量为1584.57亿m~3,由土壤提供的非重力水资源占其92.00%,表明土壤水资源也是农业用水的供给者,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必须高度重视土壤水资源对农业的贡献。 (2)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角度出发,建立了四川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个目标层、4个准则层、17项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分别对四川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了评价,并分别按准则层和目标层探讨了四川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四川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隶属度为0.3210,总体上处于较低可持续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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