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凡河[1]2004年在《冷战后中国新安全观论析》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谐并存的局面不断扩大，大国关系越发呈现出彼此借重，竞争共处的态势。各国均把发展经济、提高自身综合国力放在首位，把对话合作、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叁代领导集体，顺应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共同的安全利益出发，在邓小平安全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打破“冷战思维”的束缚，积极倡导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本文拟从新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的关系这一视角，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就冷战后中国新安全观产生的必要性、新安全观的内容、特点以及新安全观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意义等进行探讨。 本文正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传统安全观的理论困境及其现实挑战。本文从安全的相关概念入手，首先阐明了传统安全观的基本内容、特点以及传统安全观的两种主要安全模式：均势安全和集体安全。然后分析传统安全观的理论困境及现实挑战，指出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安全观与冷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趋势是不相吻合的。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安全观应运而生。 第二部分，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理论基础和国际背景。这一部分首先探究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理论基础。认为世界多样性思想、相互依存的国际观以及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哲学构成新安全观的理论基础，而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安全观念也是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理论来源之一。接着，具体分析新安全观形成的国际背景。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即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以及中国安全环境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为了实现中国的安全利益，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安全观。 第叁部分，中国新安全观的科学内涵与本质特征。这一部分首先阐明新安全观形成过程。然后通过与传统安全观进行对照，着重探讨新安全观“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科学内涵。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新安全观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的实质。最后从新安全观和新秩序观二者关系的角度，揭示出新安全观在国际新秩序观中的核心地位。 第四部分，新安全观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意义。该部分主要研究新安全观作为中国的国际战略抉择付诸实践后，为中国带来的实际利益。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显着改善，「}一，国与世界人国的关系形成良性互动，中国的战略回旋余地和国际合作空间进一步拓宽。这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创造了重要战略机遇。 ，通过一上述研究，本文认为，新安全观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国际战略新理念。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走的是·条一与众不同的“和平崛起”之路。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和平联为一体，相辅相成，中国发展是对[}上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贡献。所谓“中国威胁论”是站不住脚的。
荆昕会[2]2007年在《中国新国家安全观论析》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威胁全人类安全的全球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中国新国家安全观在继承传统安全思想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运用和发展。中国新国家安全观摒弃了冷战思维模式，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理念，其内容既包括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因素，又包括经济、文化、生态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呈现出综合性、协作性和共同性的特点，是中国当代主流政治理论的重要组织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阐述了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主要特点，并根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探讨了新国家安全观在区域组织和大国关系中的成功实践。本文认为，尽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关于国家安全观的专门论述，但是他们的治国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治主张，并且其中的基本思想至今尚未过时，因而是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直接理论来源。同时，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又给中国政府与时俱进地进行关于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基础。
陈建光[3]2015年在《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南亚与中国山水相连,文化相似,血脉相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东盟是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在亚洲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亚洲是我国周边外交的重点区域,因此,与东盟的关系如何,决定中国与亚洲关系的全局。从我国外交战略布局来看,东南亚是中国得以施展全面外交战略的唯一区域,东盟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安全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核心。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安全问题既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因为,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期待已久的安全。相反,一些冷战对峙时期被掩盖的安全问题在冷战后逐渐凸现出来,给世界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带来诸多新的安全威胁。如：1997年发端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其严重后果不亚于一场战争；2001年发生于美国的“9·11事件”,是其建国以来本土遭受的最严重袭击；2002年成立于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组织,受到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2003年始于中国的“非典疫情”,让整个世界陷入难以承受的心理恐慌；2014年“兴起”于中东的“伊斯兰国”,激起整个世界的担忧……。所有这些安全威胁不同于冷战时以政治、军事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已发生变化。理论与现实要求进一步拓展对安全的研究。为此,我国确立了新的安全观念。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传统安全威胁有所降低,但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稳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越发增多,例如：南中国海的海盗、经济金融危机、传染病的传播、生态环境问题等等。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已是必然。因此,本文探讨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理论基础,区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异同,探究非传统安全的主要领域,归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经验,理清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与安全合作历程,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间非传统安全合作重点领域,并且,构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与路径。
王发龙[4]2016年在《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海外利益久已有之而非新生事物,它随着国际交往进程的开启而逐渐产生,随着国际交往密度的提升而不断发展。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在各个问题领域和不同地理区域迅速拓展开来,已然成为国家利益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相较中国而言,西方大国有着更为久远的海外利益发展历史和更为丰富的海外利益维护经验。整体看来,尽管中国自建国伊始即萌生出些许海外利益,但是中国海外利益的真正发展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外利益进入了全面、快速、持续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近年来,中国海外利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源自体系、地区、国家等层面的多重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在此形势下,党和国家逐渐将海外利益维护问题提至国家战略高度,不仅在宏观层面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还在微观层面提出了具体的因应之策。与此同时,学界加大了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研究力度,进行了颇有特色的理论探索。遗憾的是,学者大多就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现状、威胁因素、具体损失等问题进行相对孤立、就事论事的分析,而未将中国海外利益发展与维护问题置于宏大的历史视野下和高远的战略层面上进行研究。换言之,学界缺乏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历史考察、比较分析和战略研究。作为海外利益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如果要进一步提升海外利益维护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必须首先回答下述问题,即中国海外利益发展经历了何种演变进程?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遵循了何种主导逻辑?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积累了哪些历史经验、存在着哪些现实问题、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本文基于国际制度的理论视角,遵循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路径,就上述问题试做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叁大流派尽管均就国际制度理论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理论研究,但是皆固守各自的理论假定、逻辑推理、因果机制,形成并固化了彼此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和范式隔阂问题。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学者对国际制度理论的运用亦大多限于某一流派,主要囿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狭小视野”,缺乏打破范式隔阂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尝试。本文试着遵循分析折中主义对接现实、还原复杂的研究路径,统合叁大理论流派关于国际制度功能的合理成分,研究颇具现实性、前瞻性、复杂性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问题。首先,本文基于对海外利益与国际制度逻辑关系的分析,搭设了全文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国际制度对海外利益具有因果作用和建构作用,即从权力、规范、认同叁大维度,共时性地影响着海外利益的生成、发展、维护。其次,本文以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关系为研究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生成机制、基本发展状况、主导演变逻辑等问题。再次,本文统合权力、规范、认同叁大维度,通过运用理论分析、经验考察、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主要举措和主导逻辑。最后,本文基于对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的理论研究、历史考察、现实分析,阐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存在的现实问题、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本文得出下述基本结论。第一,国际制度与国家之间存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双向互动关系。作为国际社会的规范性结构,国际制度不仅能够外在地影响着海外利益所属国对海外利益的主观认知和客观实践,还可以内在地建构着海外利益所属国与海外利益所在国之间的观念认同、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在以制度为本位的国际社会,国际制度不仅是各国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有效工具,还是各国(尤其是大国)竞相追求的重要海外利益本身。第二,中国海外利益发展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变动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的范畴、主体、领域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阶段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即整体上实现了从偏重国内利益到兼重国内利益与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整体性海外利益到兼重整体性海外利益与个体性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到兼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与低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的转变。第叁,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基本理念、主导战略、具体手段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等叁大历史阶段内,相对应地遵循了从权力主导到规范嵌入再到认同建构的基本演变逻辑。建国以来,中国在海外利益维护的实践进程中既积累了合理确立战略目标、适时调整重点任务、灵活变换具体手段等历史经验,又存在着理念落后、路径狭窄、战略缺失等现实问题。第四,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身陷多重现实困境,同时面临着体系性威胁因素、区域性威胁因素、领域性威胁因素所带来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作为快速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不可将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重心和长远目标,止于中微观层面上如何保障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具体物质利益,而应置于宏观层面上如何消减在国际体系层面所面临的权力掣肘、制度约束、文化差异。第五,中国应该借鉴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模式,更应该探索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符合自身国情国力的海外利益维护路径,即应该秉持“提升自己、塑造世界”的战略思维,遵循国家融入国际制度体系的一般逻辑,在国际制度的参与、改革、创建等环节更加奋发有为,不断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国际制度路径。
徐艳玲, 陈明琨[5]2016年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新全球化观论析》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全球化语境,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宏阔的全球视野进行一系列的战略思考,提出一系列中国式的新倡议、新主张、新理念、新战略,包括新世界观、新文明观、新义利观、新安全观、新应对观等。其中,新世界观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新文明观是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新视角,新义利观是新全球化语境下的外交价值观,新安全观是国家安全的全球考量,新应对观是新全球化语境下的战略举措。这就为中国探求在新全球化语境下面临的重大机遇与挑战、为中国全面、深入、审慎地融入全球经济以加快自己的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指针。
王柏松[6]2013年在《中国新安全观及其安全战略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威胁国家安全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与此相适应，中国对安全威胁来源、安全内涵、安全主体、安全维护手段、安全理想追求等问题做了新的回答和阐述。以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就是对这些新的安全威胁最新阐释的思想结晶。中国新安全观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意蕴，不仅继承了建国以来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而且也吸收了国际流行的“新安全观”的合理内核，是维护中国自身、地区乃至世界安全的重要安全指导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国新安全观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的成功实践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安全观在中亚和东盟的安全实践充分证实，大小国家间可以在国家间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合作，以实现共荣共存与共同安全的目标。由此，中国新安全观也极具重要的实践价值。新世纪初，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新安全观的深化和发展，是中国新安全观对实现理想安全追求的最新升华。二者是实现持久和平，促进共同繁荣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国新安全观是国家安全观的具体原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缺乏可操作性。为弥补其不足，需要在新安全观指导下筹划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具有一定动态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根据国内外安全形势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以对国家安全起到更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新安全观指导下，并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历史传统、战略文化及其社会制度等方面基础上，中国选择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发展由此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本文在对国家安全相关理论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两代领导集体的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采取将政治学、军事战略学、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共党史等多学科视域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新安全观的确立、实践、追求及其指导下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新安全观的发展及其和平发展安全战略的完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性思考。本文包括引言和六章正文内容。引言是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问题的提出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思路、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正文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框架：对安全、国家安全及其安全战略相关概念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比较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叁种经典安全范式，为中国新安全观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历程。笔者以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及其主要内容叁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进行了梳理分析。尽管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形成系统的国家安全观的专门论述，但是他们关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治思想至今仍有宝贵的理论价值，是中国新安全观的直接理论来源。第叁章是本文的重点。着重分析了中国新安全观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核心内涵、理论意蕴以及理论创新价值。与国际流行的“新安全观”比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安全观是实现国家间“相互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为目标的新时期国际关系安全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当前解决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而形成的有效可行的安全新理论。第四章应用具体案例分析了中国新安全观的实践过程。中国新安全观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的发展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地区多边合作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路径和面临的机遇也进行了探讨。第五章着重对中国新安全观关于实现理想安全目标追求进行了中国式的探索。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新安全观的深化与升华，符合人类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需要。笔者主要侧重于对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的关系及其对和谐世界建设面临的挑战探索相关的解决措施进行分析与思考。第六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中国新安全观是具体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了使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应在其指导下制定可行的具有动态性的国家安全战略。笔者沿着这个逻辑思路，对世界强国崛起的启示价值进行深刻总结，从国家安全战略整体构建的视角论述了和平发展作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的必然性，并针对中国外部安全面临的挑战实际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思考。
邹宏[7]2004年在《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应对策略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人类活动中所追求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面临的永恒的课题，是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冷战以前，在西方的国际安全理论研究中，军事安全始终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最重要、最突出的安全课题，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始终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冷战结束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国际社会并非风平浪静，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不断增多，对世界乃至中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军事威胁为重心，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所谓“传统安全”观已经不能解释人类面临的多种威胁来源。于是，国家安全的研究不再仅仅局限在军事、政治和外交领域，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恐怖主义、走私贩毒、疾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选择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探讨方向，目的是想通过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世纪中国存在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全面的论述，进而寻找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思路与策略，为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服务。 文章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辨析。一、首先从安全的概念入手，通过对二战后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安全理论的论述的梳理，进一步理解西方学者对安全问题不同的思考和见解，明确各自理论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二、通过对当今世界现实状况的分析，明确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区别与联系，得出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初步界定。 第二部分：非传统安全的主要类型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一、非传统安全类型分析，主要针对当今威胁各国安全的主要因素，从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民族宗教、跨国犯罪、疾病蔓延等方面展开。二、非传统安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本文分四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促使一些国家调整本国安全战略；促成了当代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给国家间关系带来新的课题;使国家主权观念面临新的挑战。 第叁部分:分别从我国的经济安全方面(包括金融、能源等)、环境安全方面、信息安全方面、恐怖主义、贩毒等跨国犯罪方面以及传染性疾病蔓延方面进一步分析我国目前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面临的现状、机遇与挑战。 第四部分:我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应持的立场与应对策略。本文分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必须坚持新的国家安全观。主要阐述中国的新安全观及其在中国外交实践领域中的贯彻。其次，大力发展经济，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再次，借鉴发达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实行的危机管理措施，建立自己的危机管理机制。最后，本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原则，采取多种合作方式，加强与各国或国际组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
傅勇[8]2005年在《非传统安全研究与中国》文中研究说明以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和2003年袭击中国和亚洲部分国家(地区)的SARS为标志,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新威胁。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发生变化。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安全威胁的来源、安全主体以及维护安全的手段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修正。本文根据试图对这个重大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探索,进而对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完善和改进提出建议。 本文认为,所谓非传统安全是指非国家行为体采用非军事手段对主权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国民人身安全、社会稳定形成的威胁。非传统安全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非对称性。相对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体和来源一般处于隐蔽的、未知的状态;其行为发生方式也具有突然爆发的危机特点。非传统安全行为体的总体能量与国家行为体不可相比,但是它们在某个局部、某个时点产生的破坏性却超过许多国家行为体,甚至使一般的传统安全手段成为无效。这种非对称性构成对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 二是多元性。它包括安全领域的多元性、安全主体的多元性和治理手段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特点决定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和关联性。非传统安全的各领域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关联的,某一领域的问题会引发其他领域的危机和破坏效应的扩大与加剧。因此,防止和对应非传统威胁必须运用多种综合手段,依赖单一机制,过分强调单一机制是难以奏效的。 叁是社会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大多数产生于某些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性根源。它们首先威胁的不是主权国家的外部安全,而是威胁到国家内部的公民个体和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安全,具有很强的社会破坏性。当非传统安全威胁溢出国界时,直接的受害者仍然是外国的公民个体和社会群体,间接威胁到相关国家的安全。因此,非传统安全直接反映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安全问题,间接反映或影响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 四是跨国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来源和影响都是跨国界的,一般涉及到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以至自然环境。国内安全、国际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界限由此出现交叉和模糊的趋势。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预警和防范、对应及遏制也只能是多国的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深刻联系。首先,非传统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由传统安全概念扩展而来的,也是对传统安全概念的修正和补充。其次,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两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激化可能会演化为国家间冲突和局部战争,某些大
李学保[9]2006年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安全合作:理论争鸣与实践探索》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日益凸现出来，国际安全关注的主体、目标、要素和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安全观念也应运而生。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维护国家安全、谋求共同安全的有效途径，国际安全合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重视，并被纳入各国安全战略的轨道。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双方对现实威胁的感受和安全利益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对新安全观的不同理解上，也反映在对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安全合作理论的争鸣中。本文从中国的视角出发，以新安全观及其不同理解为切入点，以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安全合作的内涵演变为中心，以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当代国际安全合作的理论争鸣为重点，着重分析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以及被纳入安全视野的新的安全因素对当代国际安全合作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结合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实践，分析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所面临的问题。全文共分六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论文第一章考察了学术界对传统安全观的反思与批判、新安全观的基本内涵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对新安全观的不同理解。安全是时代矛盾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内涵。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凸现，人们对以国家为中心、以军事为内容和以“自助”为手段的传统安全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新的安全观念应运而生。然而，由于政治文化、现实威胁和利益认知等方面的不同，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对安全的主体(国家的安全还是人的安全?)、安全的要素(如何看待主权的安全?)和安全的手段(如何理解安全合作?)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的争论，这种不同的理解是当代国际安全合作中理论和实践出现矛盾和分歧的根本原因。 论文第二章主要阐述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基本理论及其争论、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安全合作的内涵变化、以及当代国际安全合作实践的基本特点。论文分析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基本概念、分类、动力和影响因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叁大主流学派对国际安全合作的不同见解和争论、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安全合作在主体、领域、模式和性质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当代国际安全合作实践的特点。这一部分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国际安全合作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 论文第叁章主要考察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安全合作中的主权和主权安全问题。主权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具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功能。然而，冷战后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坚持国家主权和主权安全的立场进行了批评，引起了双方对全球化条件下主权安全问题的争论。本文从国际安全合作的视角出发，在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主权、主权安全和主权安全观的基础上，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安全合作中的主权安全问题，并对当
朱丽[10]2007年在《中美安全观：差异及影响》文中认为本文在对安全观的概念、特性、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安全观等基本概念和理论的介绍和界定的基础上，回顾了中美两国安全观发展的历史以及存在的差异，并总结出影响两国安全观形成的各种因素。本文通过以台湾问题为例进行分析，得出两国安全观的差异对两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有一定影响作用的结论。另外，还通过对中日关系、中国与东盟关系、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以及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中美国因素的分析，总结出两国安全观的差异对东亚地区的安全也有直接的影响。尽管中国和美国的安全观有着一定的差异，但两国安全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大。为了推动中美合作的发展，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冷战后中国新安全观论析[D]. 孔凡河.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中国新国家安全观论析[D]. 荆昕会.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7
[3]. 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问题研究[D]. 陈建光. 广西师范大学. 2015
[4]. 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D]. 王发龙. 山东大学. 2016
[5].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新全球化观论析[J]. 徐艳玲, 陈明琨. 理论探讨. 2016
[6]. 中国新安全观及其安全战略选择研究[D]. 王柏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7].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应对策略思考[D]. 邹宏. 河南大学. 2004
[8]. 非传统安全研究与中国[D]. 傅勇. 复旦大学. 2005
[9].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安全合作:理论争鸣与实践探索[D]. 李学保.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10]. 中美安全观：差异及影响[D]. 朱丽. 暨南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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